第16节
游泳更衣室，1992年6月9日，下午3:30
亲爱的吉尔：
昨天吃早饭的时候，弗洛拉对娜恩说她周五不想去上学了。
“学校的游泳馆闭馆了，”她说，“那还去上什么学？”
“去学习呗。”娜恩摇着头说。
“我得训练。我就待在这儿，下海去练。”
“弗洛拉，”我只觉得胃部开始隐隐抽搐，喉咙里也像有只手紧紧地掐着咽喉，“你必须去学校，你不能一个人在海里练，太危险了。”
弗洛拉拾起勺子小心翼翼地伸进碗里，避开麦片，舀起一勺巧克力牛奶，就像喝汤一样吸溜进嘴里。
“你不也一个人去游泳吗？”她说。
*
那次派对结束后，我们成天腻在一起，几乎过了整整一个月的二人世界。我们开着窗，听着海浪的声响，躺在床上睡觉、聊天、吃吐司，然后枕着面包屑做爱。激情过后，你总喜欢躺到床头，撑起半个身子看着我熟睡的样子。天气热得盖不上毯子，而我也没想刻意遮掩。你说过，我浑身上下无一不美。有时候我睡到一半醒来，看见你正在书页的空白处画着我身体上的某个部位（毛头小伙子喜欢的旁注）。无一不美。
我们面对面紧紧地贴着，身上的每一处都与对方契合，不留一丝空隙，任凭汗水肆意流淌。“答应我不要死在我前头，”你把脸埋进我的头发里，“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不会的，”我在你耳边低语，“就算我比你先走，我的灵魂也会回来纠缠你，每天清晨我会在另一个世界给你打电话，铃声把你吵醒，然后我的声音会沿着电话线爬进你的耳朵，告诉你我爱你。”你大笑起来。
起床后，我们满身都是褶皱的床单留下的印子，这里那里还沾着不少面包屑。我们一起冲澡，我往后靠在你的胸膛上，你低下头耳语：“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你第一次说这话的时候我并不明白你的意思。然后，我们躺在花园的草地上，就像你在那封信里描述的那样，周围散落着书，昆虫在我们周身飞舞。那儿原先是一片草场，你母亲豢养的马匹曾在那里悠然漫步；山坡南边长着一簇簇金雀花、莎草、花楸、山楂、榛子，一大片荨麻丛自山腰绵延而下直至海边。
我们翻开书，为对方朗读其中的片段：芭芭拉·科明斯的一个章节，《我弥留之际》中的某个段落，抑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一两行文字。
“眼睛看不到的以及思想不曾触及的便是不存在的。”我大声念道。
你把手搁在我的大腿上，示意我不要再往下读。“这话不对，”你说，“在我的眼睛还没有落在你身上之前，你就一直存在着。我知道你存在，我也知道我一定会找到你，而在此之前我要做的就是等待。”
“可我觉得劳伦斯并不是这个意思，对吗？”我放下书，从太阳镜的上端看着你。
“管他呢，”你说，“反正我是这个意思。”
我们拔掉了电话线，冷落了收音机，任凭走廊里的报纸越积越厚。要是有人上门，你会隔着门大叫我们得了天花正在隔离，把访客吓得落荒而逃。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用口红在我身上点了许多红点，让我装作病恹恹的样子出去应门。
我们放唱片听音乐，喝着红酒，在客厅里跳着舞直至暮色四合。我们在海滩上野餐，夜色降临后我们便在沙丘上做爱，那时你又一次对我说：“告诉我，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这一次，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可是我没有回答，因为我想要的已经全都实现了。只要不出门，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身无寸缕，你还记得那个邮差吗？他送来一封需要签收的邮件，看到我就这么大大咧咧地光着身子开门签字，惊得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回到床上后我绘声绘色地告诉你他当时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不料脚底一滑直接从门廊的台阶上摔了下去，一对扬起的眉毛都来不及回到原来的位置。你调侃地问我是不是觉得他的表情十分受用。
那封信你没有拆，随手扔在一边，还有一份文件也丢在那里，留在上面的咖啡杯底圆印倒是越来越多。（后来我在荨麻丛中的一堆余烬中发现了这封几乎被烧毁的信纸碎片，多年后我才明白这封信有多重要。）我觉得乔纳森劝我想清楚时的那些话都说错了，我是对的，当你遇见了我，你就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你了。
几乎整整四个礼拜你都没有写过一个字，甚至都没有去过你的写作室。草坪上——称其为草坪实在有过誉之嫌——那条蜿蜒的小径开始长满绿色的杂草，即便它在阳光的照射下泛出黄色，但已经快消失不见了。这段日子里你没有写作，我反倒是有点笔耕不辍的架势：先是给露易丝写信，告诉她我和一个朋友正在南海岸度假，让她不要担心；接着又给我姑妈写信，告诉她伦敦酷热难当，我正在勤奋学习。我只顾得上眼前的良辰美景，至于接下来的十月和新学期已经完全被我抛在脑后了。
有一天，正当我枕着你的大腿悠闲地躺在花园里，耳边突然传来爱尔兰口音的招呼声。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那声音说。
是乔纳森。
你一下子站起来，我的脑袋猝不及防地磕在地上，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心里噌的一下冒出了一股火气：好好的一天被你的朋友破坏了。你给他打开花园大门，等我站起来的时候，看到你们两个抱在一起。
“英格丽德，”乔纳森说，“我不知道你也在这里。”
“英格丽德一直在这里教我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你边说边转向我，“你知道她有一半挪威血统吗？这就是瑞式大杂烩带来的乐趣。”你拍着乔纳森的肩膀说，“要不要喝点什么？”说着你便带着你的朋友走进屋里。
“那个不叫大杂烩，”我对着空气说，“那叫什锦菜。”
*
乔纳森来的第一个晚上你们一直坐在门廊里喝酒，我跟不上你俩你一口、我一口的节奏，便早早地上床休息了。第二天清晨，我经过一间空置的客房时，看到里面五斗橱的抽屉没合上，乔纳森的箱子打开着放在其中一张床上，里面的衣物都已经搬空了。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只有你和我）已经结束了。
我故意冷落乔纳森，不到万不得已非得开口的时候尽量不和他说话，他一走进屋子我就转身离开，你们要去海滩我就推说太阳太晒想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收拾行李回伦敦了。
一周后的一个早晨，你起床后我拉开窗帘，窗外的世界也和从前不一样了，昨夜从海上飘来的大雾把周遭的一切都隐藏起来。我打开卧室里的一扇窗，远远传来打字机敲击的声响，枯燥、单调。我心想，也许之前我都想错了，和我争夺你的从来都不是另外一个女人，也不是乔纳森，而是你的写作生涯。我又忍不住思忖，也许在我们独处的一个月里你一直在等待有人来招呼我、接管我，好让你重新回到写作室里，重新回到你头脑里创造的那些人的生活中去。
我在床底下找到了一口蓝色小箱子，把随身衣物都塞了进去，东西倒是不多——几件你在哈德利给我买的衣服，一顶太阳帽和一支牙刷。浓雾把屋外变成了曝光后的宝丽来相片，所有一切都迷迷蒙蒙、影影绰绰的。我像一个盲人一样摸索着走出私家车道，又一脚实、一脚虚地踏上了小路。寂静如同一条厚重的毯子，严严实实地捂住了周围的声响，当我经过酒吧的时候，就连平日里准点响起的器皿碰撞声和侍者的叫嚷声也像隔着什么东西似的显得无比沉闷、喑哑。等我摸到大路边的公交车站时，衣服和头发上已经挂满了细密的水珠。
远处先是亮起了两团朦胧的光晕，那是公交车的车头灯，过了一会儿才看到车身吃力地钻出浓雾，从我身边开过一小段后终于停了下来。车门开了，酒吧的清洁工艾伦太太走下车。她看了我一眼，我身上穿着单薄的夏装，脚上踩着凉鞋，整个人冻得瑟瑟发抖。
“不消一两个小时，大雾就会散开的，”她拍拍我的胳膊说，“待会儿太阳就出来了，等着瞧吧，别着急走。”
“上车吗，小姐？”司机探出车门问，“门要是一直开着，玻璃窗上会沾满雾气的。”
我拎起箱子准备上车，就在这时从身后的小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是乔纳森。“她不上车。”他喘着气对司机说。
“是吉尔让你来的？”我问他。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跑腿的？他还在写东西，是我希望你能留下来。”乔纳森从我手里拿过箱子。“回去吧，好吗？”
我看着司机，踌躇不定。
“不见得每次都会有人像我这样等你的。”司机咕哝着坐回到驾驶座上，在他身后关上了车门。
正如艾伦太太所言，当我和乔纳森沿着小路往回走时，太阳在空中露出了微光，等我们走上了私家车道，浓雾已经完全散开，我觉得自己回家了。
那天过后，我和乔纳森天天混在一起，有时候一块儿下海游泳，有时候穿过石楠丛生的原野去小海塘玩。他时不时会收到一些旅行短文的邀稿函，每次都见他满口应承下来却又迟迟不动笔，一个礼拜后就有电话打过来催讨稿件。早上，我们比度假者早出门，黄昏时，等人群散去我们便与蝙蝠做伴。有时候我们会说服你一起去游泳、野餐，到了晚上你会出现在饭桌前，吃我煮的饭，喝乔纳森用来抵扣膳宿费的葡萄酒。当我们徒步穿越荒野，在艾格尔巨石附近散步时，乔纳森告诉我你在附近的一栋大房子里长大，有一个强势而体弱的父亲和一个信奉天主教、美丽贤惠的母亲。你从小目睹着他们的婚姻日渐衰亡、腐朽，所以一等成年便逃离家庭去往伦敦，并且发誓日后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也是乔纳森告诉我你在创意写作课上提到的那个故事的真实版本：你的父亲并没有告诉你母亲病重的消息，等到一切为时已晚才给你发了一封类似“汝母病逝，周五葬礼”的电报。他让你去瞻仰遗容，而死亡令人容颜大变，以至于你一见之下竟无法想起她在世时的模样。他还告诉我，你母亲以信托基金的方式给你留下一小笔钱，可当你父亲因肺癌去世时，家里早已债台高筑，所以不得不将老宅出售。我总爱想象当年游泳更衣室是如何被搁在圆木上，沿着山路一直滚到斯帕尼什格林村的，想象人们如何用粗木杆撬、用马匹拉，最后让它在如今的位置上安身立命，俯瞰着脚下的一片汪洋。
要是乔纳森去伦敦，回来总会捎上一大帮在旅途中萍水相逢的朋友：背着吉他、搭便车的旅人，风尘仆仆的荷兰姑娘。你把他们称为流浪汉或不请自来的食客，但我知道其实你并不介意。他们在草地上露营，连帐篷都省了，我也慢慢习惯了在厨房里看到陌生人往维他麦上倒果酱，或是反客为主地坐在餐桌旁。我喜欢屋子里到处都是人声、音乐声。酒吧里经常会举行即兴派对，玩到一半，人们便会来游泳更衣室里坐一坐、闹一闹，最后凌晨时分在沙丘的篝火边散场。我和其中的一两个女孩成了朋友，可是过不了几天，她们便离开了。当这些人在你的花园里安营扎寨，在你的浴室里冲凉梳洗，在你的厨房里做饭喝酒，你还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如既往地把自己关在写作室里。有时候你也会出来找些吃的、喝的，很偶尔的也会和我一起在那张立着四根柱子的大床上度过一夜。
到了九月，当海上的浓雾再次席卷而来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你的
英格丽德
（信夹在斯派克·米利根所著、1972年出版的《一只蝎子的逸梦》中。）
游泳更衣室，1992年6月9日，下午3:30
亲爱的吉尔：
昨天吃早饭的时候，弗洛拉对娜恩说她周五不想去上学了。
“学校的游泳馆闭馆了，”她说，“那还去上什么学？”
“去学习呗。”娜恩摇着头说。
“我得训练。我就待在这儿，下海去练。”
“弗洛拉，”我只觉得胃部开始隐隐抽搐，喉咙里也像有只手紧紧地掐着咽喉，“你必须去学校，你不能一个人在海里练，太危险了。”
弗洛拉拾起勺子小心翼翼地伸进碗里，避开麦片，舀起一勺巧克力牛奶，就像喝汤一样吸溜进嘴里。
“你不也一个人去游泳吗？”她说。
*
那次派对结束后，我们成天腻在一起，几乎过了整整一个月的二人世界。我们开着窗，听着海浪的声响，躺在床上睡觉、聊天、吃吐司，然后枕着面包屑做爱。激情过后，你总喜欢躺到床头，撑起半个身子看着我熟睡的样子。天气热得盖不上毯子，而我也没想刻意遮掩。你说过，我浑身上下无一不美。有时候我睡到一半醒来，看见你正在书页的空白处画着我身体上的某个部位（毛头小伙子喜欢的旁注）。无一不美。
我们面对面紧紧地贴着，身上的每一处都与对方契合，不留一丝空隙，任凭汗水肆意流淌。“答应我不要死在我前头，”你把脸埋进我的头发里，“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不会的，”我在你耳边低语，“就算我比你先走，我的灵魂也会回来纠缠你，每天清晨我会在另一个世界给你打电话，铃声把你吵醒，然后我的声音会沿着电话线爬进你的耳朵，告诉你我爱你。”你大笑起来。
起床后，我们满身都是褶皱的床单留下的印子，这里那里还沾着不少面包屑。我们一起冲澡，我往后靠在你的胸膛上，你低下头耳语：“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你第一次说这话的时候我并不明白你的意思。然后，我们躺在花园的草地上，就像你在那封信里描述的那样，周围散落着书，昆虫在我们周身飞舞。那儿原先是一片草场，你母亲豢养的马匹曾在那里悠然漫步；山坡南边长着一簇簇金雀花、莎草、花楸、山楂、榛子，一大片荨麻丛自山腰绵延而下直至海边。
我们翻开书，为对方朗读其中的片段：芭芭拉·科明斯的一个章节，《我弥留之际》中的某个段落，抑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一两行文字。
“眼睛看不到的以及思想不曾触及的便是不存在的。”我大声念道。
你把手搁在我的大腿上，示意我不要再往下读。“这话不对，”你说，“在我的眼睛还没有落在你身上之前，你就一直存在着。我知道你存在，我也知道我一定会找到你，而在此之前我要做的就是等待。”
“可我觉得劳伦斯并不是这个意思，对吗？”我放下书，从太阳镜的上端看着你。
“管他呢，”你说，“反正我是这个意思。”
我们拔掉了电话线，冷落了收音机，任凭走廊里的报纸越积越厚。要是有人上门，你会隔着门大叫我们得了天花正在隔离，把访客吓得落荒而逃。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用口红在我身上点了许多红点，让我装作病恹恹的样子出去应门。
我们放唱片听音乐，喝着红酒，在客厅里跳着舞直至暮色四合。我们在海滩上野餐，夜色降临后我们便在沙丘上做爱，那时你又一次对我说：“告诉我，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这一次，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可是我没有回答，因为我想要的已经全都实现了。只要不出门，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身无寸缕，你还记得那个邮差吗？他送来一封需要签收的邮件，看到我就这么大大咧咧地光着身子开门签字，惊得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回到床上后我绘声绘色地告诉你他当时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不料脚底一滑直接从门廊的台阶上摔了下去，一对扬起的眉毛都来不及回到原来的位置。你调侃地问我是不是觉得他的表情十分受用。
那封信你没有拆，随手扔在一边，还有一份文件也丢在那里，留在上面的咖啡杯底圆印倒是越来越多。（后来我在荨麻丛中的一堆余烬中发现了这封几乎被烧毁的信纸碎片，多年后我才明白这封信有多重要。）我觉得乔纳森劝我想清楚时的那些话都说错了，我是对的，当你遇见了我，你就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你了。
几乎整整四个礼拜你都没有写过一个字，甚至都没有去过你的写作室。草坪上——称其为草坪实在有过誉之嫌——那条蜿蜒的小径开始长满绿色的杂草，即便它在阳光的照射下泛出黄色，但已经快消失不见了。这段日子里你没有写作，我反倒是有点笔耕不辍的架势：先是给露易丝写信，告诉她我和一个朋友正在南海岸度假，让她不要担心；接着又给我姑妈写信，告诉她伦敦酷热难当，我正在勤奋学习。我只顾得上眼前的良辰美景，至于接下来的十月和新学期已经完全被我抛在脑后了。
有一天，正当我枕着你的大腿悠闲地躺在花园里，耳边突然传来爱尔兰口音的招呼声。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那声音说。
是乔纳森。
你一下子站起来，我的脑袋猝不及防地磕在地上，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心里噌的一下冒出了一股火气：好好的一天被你的朋友破坏了。你给他打开花园大门，等我站起来的时候，看到你们两个抱在一起。
“英格丽德，”乔纳森说，“我不知道你也在这里。”
“英格丽德一直在这里教我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你边说边转向我，“你知道她有一半挪威血统吗？这就是瑞式大杂烩带来的乐趣。”你拍着乔纳森的肩膀说，“要不要喝点什么？”说着你便带着你的朋友走进屋里。
“那个不叫大杂烩，”我对着空气说，“那叫什锦菜。”
*
乔纳森来的第一个晚上你们一直坐在门廊里喝酒，我跟不上你俩你一口、我一口的节奏，便早早地上床休息了。第二天清晨，我经过一间空置的客房时，看到里面五斗橱的抽屉没合上，乔纳森的箱子打开着放在其中一张床上，里面的衣物都已经搬空了。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只有你和我）已经结束了。
我故意冷落乔纳森，不到万不得已非得开口的时候尽量不和他说话，他一走进屋子我就转身离开，你们要去海滩我就推说太阳太晒想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收拾行李回伦敦了。
一周后的一个早晨，你起床后我拉开窗帘，窗外的世界也和从前不一样了，昨夜从海上飘来的大雾把周遭的一切都隐藏起来。我打开卧室里的一扇窗，远远传来打字机敲击的声响，枯燥、单调。我心想，也许之前我都想错了，和我争夺你的从来都不是另外一个女人，也不是乔纳森，而是你的写作生涯。我又忍不住思忖，也许在我们独处的一个月里你一直在等待有人来招呼我、接管我，好让你重新回到写作室里，重新回到你头脑里创造的那些人的生活中去。
我在床底下找到了一口蓝色小箱子，把随身衣物都塞了进去，东西倒是不多——几件你在哈德利给我买的衣服，一顶太阳帽和一支牙刷。浓雾把屋外变成了曝光后的宝丽来相片，所有一切都迷迷蒙蒙、影影绰绰的。我像一个盲人一样摸索着走出私家车道，又一脚实、一脚虚地踏上了小路。寂静如同一条厚重的毯子，严严实实地捂住了周围的声响，当我经过酒吧的时候，就连平日里准点响起的器皿碰撞声和侍者的叫嚷声也像隔着什么东西似的显得无比沉闷、喑哑。等我摸到大路边的公交车站时，衣服和头发上已经挂满了细密的水珠。
远处先是亮起了两团朦胧的光晕，那是公交车的车头灯，过了一会儿才看到车身吃力地钻出浓雾，从我身边开过一小段后终于停了下来。车门开了，酒吧的清洁工艾伦太太走下车。她看了我一眼，我身上穿着单薄的夏装，脚上踩着凉鞋，整个人冻得瑟瑟发抖。
“不消一两个小时，大雾就会散开的，”她拍拍我的胳膊说，“待会儿太阳就出来了，等着瞧吧，别着急走。”
“上车吗，小姐？”司机探出车门问，“门要是一直开着，玻璃窗上会沾满雾气的。”
我拎起箱子准备上车，就在这时从身后的小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是乔纳森。“她不上车。”他喘着气对司机说。
“是吉尔让你来的？”我问他。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跑腿的？他还在写东西，是我希望你能留下来。”乔纳森从我手里拿过箱子。“回去吧，好吗？”
我看着司机，踌躇不定。
“不见得每次都会有人像我这样等你的。”司机咕哝着坐回到驾驶座上，在他身后关上了车门。
正如艾伦太太所言，当我和乔纳森沿着小路往回走时，太阳在空中露出了微光，等我们走上了私家车道，浓雾已经完全散开，我觉得自己回家了。
那天过后，我和乔纳森天天混在一起，有时候一块儿下海游泳，有时候穿过石楠丛生的原野去小海塘玩。他时不时会收到一些旅行短文的邀稿函，每次都见他满口应承下来却又迟迟不动笔，一个礼拜后就有电话打过来催讨稿件。早上，我们比度假者早出门，黄昏时，等人群散去我们便与蝙蝠做伴。有时候我们会说服你一起去游泳、野餐，到了晚上你会出现在饭桌前，吃我煮的饭，喝乔纳森用来抵扣膳宿费的葡萄酒。当我们徒步穿越荒野，在艾格尔巨石附近散步时，乔纳森告诉我你在附近的一栋大房子里长大，有一个强势而体弱的父亲和一个信奉天主教、美丽贤惠的母亲。你从小目睹着他们的婚姻日渐衰亡、腐朽，所以一等成年便逃离家庭去往伦敦，并且发誓日后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也是乔纳森告诉我你在创意写作课上提到的那个故事的真实版本：你的父亲并没有告诉你母亲病重的消息，等到一切为时已晚才给你发了一封类似“汝母病逝，周五葬礼”的电报。他让你去瞻仰遗容，而死亡令人容颜大变，以至于你一见之下竟无法想起她在世时的模样。他还告诉我，你母亲以信托基金的方式给你留下一小笔钱，可当你父亲因肺癌去世时，家里早已债台高筑，所以不得不将老宅出售。我总爱想象当年游泳更衣室是如何被搁在圆木上，沿着山路一直滚到斯帕尼什格林村的，想象人们如何用粗木杆撬、用马匹拉，最后让它在如今的位置上安身立命，俯瞰着脚下的一片汪洋。
要是乔纳森去伦敦，回来总会捎上一大帮在旅途中萍水相逢的朋友：背着吉他、搭便车的旅人，风尘仆仆的荷兰姑娘。你把他们称为流浪汉或不请自来的食客，但我知道其实你并不介意。他们在草地上露营，连帐篷都省了，我也慢慢习惯了在厨房里看到陌生人往维他麦上倒果酱，或是反客为主地坐在餐桌旁。我喜欢屋子里到处都是人声、音乐声。酒吧里经常会举行即兴派对，玩到一半，人们便会来游泳更衣室里坐一坐、闹一闹，最后凌晨时分在沙丘的篝火边散场。我和其中的一两个女孩成了朋友，可是过不了几天，她们便离开了。当这些人在你的花园里安营扎寨，在你的浴室里冲凉梳洗，在你的厨房里做饭喝酒，你还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如既往地把自己关在写作室里。有时候你也会出来找些吃的、喝的，很偶尔的也会和我一起在那张立着四根柱子的大床上度过一夜。
到了九月，当海上的浓雾再次席卷而来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你的
英格丽德
（信夹在斯派克·米利根所著、1972年出版的《一只蝎子的逸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