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游泳更衣室，1992年6月2日
亲爱的吉尔：
现在是凌晨四点，又是一夜无眠。无意中翻到了一沓黄色的信纸，既然睡不着，就给你写封信吧。我想把所有没法当面对你说的话——关于我们的婚姻——从头开始原原本本地写下来。你肯定会说这都是我的臆想，梦里的呓语，或是胡编乱造的谎言，可这就是我眼中我们的婚姻。现在，就由我来告诉你我所看到的真相。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一天吗？
我记得。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六日，虽然我不太肯定用“见面”一词是否恰当。那一天是周二，阳光明媚，清风和煦，空气中隐隐涌动着一种春回大地的喜悦。我和露易丝没理睬那块“请勿进入”的标识牌，堂而皇之地坐在大学图书馆外的草坪上，热切地讨论着我们今后的人生。当然，我们谁都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可我们都觉得之后的人生轨迹肯定有别于我们的妈妈（做家务、照看孩子、没有工作），她们的生活无异于坐井观天，毫无意义。
“我倒是不担心没有钱。”露易丝说。
“或是其他身外之物。”我接了一句。
“对！身外之物——孩子、丈夫、房子、男人——这些东西全都是捆绑你的枷锁，让你无法施展拳脚做你想做的事。教育是根本，这就是我们妈妈的问题，没受过教育，没有文凭。她们对别人来说究竟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毫无用处。”我说。（当时的我们是多么尖刻啊，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我往后一躺，倒在草坪上。“不过我不介意偶尔和人上床。”
“那当然。等有朝一日我们功成名就，想和多少人上床就和多少人上床。无须节制，也不必承诺。他们都这么干，为什么我们不行？”
露易丝口中的“他们”指的是男人。
等我们大学毕业，我和露易丝准备出去好好看看世界，想象它会如何匍匐在我们脚下进献怎样美妙绝伦的贡品（风土、人情，当然，时不时还有男人）。我们在夜里研究南非、澳大利亚和中国地图，一边喝着廉价红酒，一边制订旅行计划。
那天下午，露易丝去上历史课，我去车棚取自行车，那是一辆问同学借的男式自行车。我看到刹车导线和车把间夹了一张对折了两次的纸条，上面写着（我至今都记得）：“先生，下次锁自行车时请务必仔细。你在上链锁的时候把你的车和我的车拴在了一起，以至于现在我只好淋着雨一路走回家。”
记得吗，那天可是一个大晴天。字是用铅笔写的，有几处笔尖戳破了纸条，看来是有人蹲在什么地方把纸放在膝头写的。上面没有落款。
我四处张望了一下，把纸条塞进口袋里，给牛仔裤系上裤腿夹，随后打开了链锁，又在边上的花坛里采了朵水仙花，插在之前被我不小心锁在一起的那辆自行车轮辐间，然后骑车回家。第二天，刹车导线那儿又夹了一张纸条，其实我已经换了个位置停车。这张笔迹相同的纸条让我笑出了声：“你不能随便采校园里的花，”上面写着，“学院的头头们可不待见这种行为，要是被院长发现了，你肯定会被困在椅子上，听他没完没了地唠叨校训校规。我敢保证，就算那朵花再美，你道歉的姿态再怎么让我心动，这么做都是得不偿失的。”
和露易丝吃过晚饭后，我躺在公寓的床上。我本来应该集中精力对付一篇英语论文的，可是却鬼使神差地从废纸篓里捡起一个黄色的信封剪了几片水仙花的花瓣，把它们粘在一支铅笔上，做完后我把纸花放在了床头柜，这是那一天我熄灯前最后看到的东西。第二天，我把手工水仙花插在纸条主人的自行车上，同样是在刹车导线和把手之间的位置。等我下午过去的时候，那辆自行车已经不见了，一同消失的还有那朵水仙花。
复活节到了，我给远在奥斯陆的姑妈打了个电话，通过噼里啪啦杂音丛生的电话，我告诉她我已经付了一年的房租，很有可能会在伦敦长住下去。复活节假期的每个早晨，我和露易丝都会带上白煮蛋、瑞兹脆饼、毛巾和泳衣，骑着自行车一路往北，穿过摄政公园，去汉普斯特德荒野上的池塘里游泳。我其实很想去男女混泳的池塘看看，尝试一下在那里游泳是什么感觉，不过露易丝执意要去女士专用的池塘，虽然位置更远一些，但我总是顺着她，因为我喜欢那片水：攀着池边的扶梯缓缓而下，身体一寸一寸感受着沁人肌骨的凉意；自由自在地摆动双腿，看着肌肤染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碧青色。在水中，我感觉自己拥有了水鸟的视角，周围的景色看上去如此新奇，昆虫在水面流连，金色的阳光或是折射入水中，或是反射到四周，要是下雨，雨点会在水面漾开无数涟漪。我喜欢流水拍打码头木板的声响，还有从远处传来的其他戏水者的叫声和欢笑。如果潜入水中，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一个神奇的水下世界，袅娜的水草翩然起舞，底下沉积着淤泥，身边时不时冒出一串串水泡，偶尔还会晃过其他戏水者迅速划动的手脚。美中不足的是女士泳池里不准裸泳，而男人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他们的专用泳池里脱光衣服。
夏季学期如期而至，我报名选修的创意写作课开始了。到了上课的时间你走进教室，而我们还在课桌边旁若无人地聊天。你放下包，背靠着教室前端的讲台，一只脚交叉着点在另一只脚前面。你就这样站着，直到我们陆续注意到你，闭上嘴不再说话。三十九岁的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面容英俊。你身后的黑板上画着一张统计饼图，里面标注着海水的化学成分。
你开口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叫什么名字？”我还记得你当时说话的声音，慵懒得如同为了催眠而专门录制的睡前广播。接着便是第二句：“英格丽德·托格森，麻烦你把教室门锁上。”
我坐在椅子上磨蹭着不想起来，我看了同桌一眼，她冲我尴尬地笑了笑。
“来，动作快点，锁个门有什么好前思后想的？”
我又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走到门口，手放在插销上。身后响起了笑声和交谈声，原来你在指挥大家把课桌椅推到教室墙边。我往后一瞧，你正把包打开。你拿出了一个裹着纸巾的东西，拨开纸巾露出了一个空的果酱瓶。那是一九七六年，记得吗？我们当时那么年轻，随时准备接受新鲜事物，对于各种可能性充满了期待。你把空罐子放到地毯上，盘着腿坐下来，接着你又从包里取出其他东西，它们都裹着纸巾，而你掀开纸巾的架势仿佛里面装着什么奇珍异宝。同学们围成一圈坐下来，你俯身拿起果酱瓶，里面插着一朵手工制成的水仙花。我拨动插销，门锁上了。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你说话的时候，我在那圈人中间找到一个缺口，坐了下来。“我说完后就轮到你们。你们要说的是一件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的往事，一直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你凝视着水仙花，说得很慢、很轻，我们不得不往前倾才能听清楚你在说什么。“不为人知的真相，”你说，“是一个作家的精魂，你的回忆还有你的秘密。忘了所谓的情节、人物、结构，如果你真的准备成为一名作家，那就要把你的手扎进泥淖深潭中，先是没过手腕，接着没过手肘、肩膀，直到把底下最黑暗、最隐秘的真相挖出来。”你站起身，往前走了几步，蹲在我们面前。
“这朵水仙花不是我做的，”你说着，冲它点了点头。有几片花瓣已经掉了，剩下的那些也都无精打采地耷拉着。我觉得血噌的一下窜遍全身，一股热流几乎一下子冲到了脖子根，随即涌上脸颊。
“是我偷的，”你继续往下说，“在我比你们大不了几岁的时候，我妈妈得了重病，她被火速送往医院，爸爸打来电话，让我立刻赶过去。我当即放下手里的事情——反正不是写作就是阅读，跳进车里。医院离得很远，大概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我一刻不停地往前开，开得飞快，满脑子想的都是妈妈，她和我很亲密，可现在却躺在病床上。临近傍晚，我终于到了医院，把车胡乱一停就往里面奔去。
“我妈妈是个老式的女人，她给我立了很多不容违反的规矩，都是些早就被人遗忘的陈规旧俗。哪怕我十万火急地冲进医院，甚至站在她的病榻前，她都不允许我有半分差池。要是我没拿礼物又没拿花，两手空空地去探病，她肯定会生气，可是很不巧，我到的时候，医院里的小礼品店已经打烊了。
“于是，我走到离我最近的儿童病房，没人过问我是谁或来这儿干什么。我盼望着能在病房里找到一束花或一盒巧克力，我一边找一边告诉自己，等礼品店开门了，我就去买一份还回来。当然，谁也不会给生病的孩子送花或盒装巧克力。就在我准备放弃时，我看到床头柜的花瓶里插着一朵手工制成的水仙花。”你又对着花点了点头。“病床上的孩子睡着了，而他身边也没有来探视的访客。我拿走了那朵水仙花，找到了我妈妈的病房。我们互相告别，就在我把那朵花送给她的几分钟后，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我们安静地听着，没有人说话，大家看着你，看着那朵水仙花。坐在我对面的女孩抽动着鼻子，不时擦拭眼睛。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你的故事听上去那么真挚、那么动人，我觉得自己都快要相信你手上的水仙花并不是我做的那一朵了。知道吗？我花了好长时间才从虚构中找回真相。
同学们在课上都说了些什么秘密我已全无印象，也许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故事能在我心里驻留片刻。我只记得那天所有人都被你的故事打动了，我们沉默着拿起书包和外套离开教室。我没有告诉你任何秘密，无论在那堂课上还是之后的课上，我都没有把我的手扎进泥淖中。要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对你编了一个故事。那天下午，我把课上的情形说给露易丝听，她听后丢下一句话：“那人是个白痴，离他远点。”
吉尔，我们想你，快点回家吧。
你的
英格丽德
又及：你的自行车后来怎么样了？
游泳更衣室，1992年6月2日
亲爱的吉尔：
现在是凌晨四点，又是一夜无眠。无意中翻到了一沓黄色的信纸，既然睡不着，就给你写封信吧。我想把所有没法当面对你说的话——关于我们的婚姻——从头开始原原本本地写下来。你肯定会说这都是我的臆想，梦里的呓语，或是胡编乱造的谎言，可这就是我眼中我们的婚姻。现在，就由我来告诉你我所看到的真相。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一天吗？
我记得。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六日，虽然我不太肯定用“见面”一词是否恰当。那一天是周二，阳光明媚，清风和煦，空气中隐隐涌动着一种春回大地的喜悦。我和露易丝没理睬那块“请勿进入”的标识牌，堂而皇之地坐在大学图书馆外的草坪上，热切地讨论着我们今后的人生。当然，我们谁都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可我们都觉得之后的人生轨迹肯定有别于我们的妈妈（做家务、照看孩子、没有工作），她们的生活无异于坐井观天，毫无意义。
“我倒是不担心没有钱。”露易丝说。
“或是其他身外之物。”我接了一句。
“对！身外之物——孩子、丈夫、房子、男人——这些东西全都是捆绑你的枷锁，让你无法施展拳脚做你想做的事。教育是根本，这就是我们妈妈的问题，没受过教育，没有文凭。她们对别人来说究竟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毫无用处。”我说。（当时的我们是多么尖刻啊，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我往后一躺，倒在草坪上。“不过我不介意偶尔和人上床。”
“那当然。等有朝一日我们功成名就，想和多少人上床就和多少人上床。无须节制，也不必承诺。他们都这么干，为什么我们不行？”
露易丝口中的“他们”指的是男人。
等我们大学毕业，我和露易丝准备出去好好看看世界，想象它会如何匍匐在我们脚下进献怎样美妙绝伦的贡品（风土、人情，当然，时不时还有男人）。我们在夜里研究南非、澳大利亚和中国地图，一边喝着廉价红酒，一边制订旅行计划。
那天下午，露易丝去上历史课，我去车棚取自行车，那是一辆问同学借的男式自行车。我看到刹车导线和车把间夹了一张对折了两次的纸条，上面写着（我至今都记得）：“先生，下次锁自行车时请务必仔细。你在上链锁的时候把你的车和我的车拴在了一起，以至于现在我只好淋着雨一路走回家。”
记得吗，那天可是一个大晴天。字是用铅笔写的，有几处笔尖戳破了纸条，看来是有人蹲在什么地方把纸放在膝头写的。上面没有落款。
我四处张望了一下，把纸条塞进口袋里，给牛仔裤系上裤腿夹，随后打开了链锁，又在边上的花坛里采了朵水仙花，插在之前被我不小心锁在一起的那辆自行车轮辐间，然后骑车回家。第二天，刹车导线那儿又夹了一张纸条，其实我已经换了个位置停车。这张笔迹相同的纸条让我笑出了声：“你不能随便采校园里的花，”上面写着，“学院的头头们可不待见这种行为，要是被院长发现了，你肯定会被困在椅子上，听他没完没了地唠叨校训校规。我敢保证，就算那朵花再美，你道歉的姿态再怎么让我心动，这么做都是得不偿失的。”
和露易丝吃过晚饭后，我躺在公寓的床上。我本来应该集中精力对付一篇英语论文的，可是却鬼使神差地从废纸篓里捡起一个黄色的信封剪了几片水仙花的花瓣，把它们粘在一支铅笔上，做完后我把纸花放在了床头柜，这是那一天我熄灯前最后看到的东西。第二天，我把手工水仙花插在纸条主人的自行车上，同样是在刹车导线和把手之间的位置。等我下午过去的时候，那辆自行车已经不见了，一同消失的还有那朵水仙花。
复活节到了，我给远在奥斯陆的姑妈打了个电话，通过噼里啪啦杂音丛生的电话，我告诉她我已经付了一年的房租，很有可能会在伦敦长住下去。复活节假期的每个早晨，我和露易丝都会带上白煮蛋、瑞兹脆饼、毛巾和泳衣，骑着自行车一路往北，穿过摄政公园，去汉普斯特德荒野上的池塘里游泳。我其实很想去男女混泳的池塘看看，尝试一下在那里游泳是什么感觉，不过露易丝执意要去女士专用的池塘，虽然位置更远一些，但我总是顺着她，因为我喜欢那片水：攀着池边的扶梯缓缓而下，身体一寸一寸感受着沁人肌骨的凉意；自由自在地摆动双腿，看着肌肤染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碧青色。在水中，我感觉自己拥有了水鸟的视角，周围的景色看上去如此新奇，昆虫在水面流连，金色的阳光或是折射入水中，或是反射到四周，要是下雨，雨点会在水面漾开无数涟漪。我喜欢流水拍打码头木板的声响，还有从远处传来的其他戏水者的叫声和欢笑。如果潜入水中，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一个神奇的水下世界，袅娜的水草翩然起舞，底下沉积着淤泥，身边时不时冒出一串串水泡，偶尔还会晃过其他戏水者迅速划动的手脚。美中不足的是女士泳池里不准裸泳，而男人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他们的专用泳池里脱光衣服。
夏季学期如期而至，我报名选修的创意写作课开始了。到了上课的时间你走进教室，而我们还在课桌边旁若无人地聊天。你放下包，背靠着教室前端的讲台，一只脚交叉着点在另一只脚前面。你就这样站着，直到我们陆续注意到你，闭上嘴不再说话。三十九岁的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面容英俊。你身后的黑板上画着一张统计饼图，里面标注着海水的化学成分。
你开口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叫什么名字？”我还记得你当时说话的声音，慵懒得如同为了催眠而专门录制的睡前广播。接着便是第二句：“英格丽德·托格森，麻烦你把教室门锁上。”
我坐在椅子上磨蹭着不想起来，我看了同桌一眼，她冲我尴尬地笑了笑。
“来，动作快点，锁个门有什么好前思后想的？”
我又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走到门口，手放在插销上。身后响起了笑声和交谈声，原来你在指挥大家把课桌椅推到教室墙边。我往后一瞧，你正把包打开。你拿出了一个裹着纸巾的东西，拨开纸巾露出了一个空的果酱瓶。那是一九七六年，记得吗？我们当时那么年轻，随时准备接受新鲜事物，对于各种可能性充满了期待。你把空罐子放到地毯上，盘着腿坐下来，接着你又从包里取出其他东西，它们都裹着纸巾，而你掀开纸巾的架势仿佛里面装着什么奇珍异宝。同学们围成一圈坐下来，你俯身拿起果酱瓶，里面插着一朵手工制成的水仙花。我拨动插销，门锁上了。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你说话的时候，我在那圈人中间找到一个缺口，坐了下来。“我说完后就轮到你们。你们要说的是一件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的往事，一直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你凝视着水仙花，说得很慢、很轻，我们不得不往前倾才能听清楚你在说什么。“不为人知的真相，”你说，“是一个作家的精魂，你的回忆还有你的秘密。忘了所谓的情节、人物、结构，如果你真的准备成为一名作家，那就要把你的手扎进泥淖深潭中，先是没过手腕，接着没过手肘、肩膀，直到把底下最黑暗、最隐秘的真相挖出来。”你站起身，往前走了几步，蹲在我们面前。
“这朵水仙花不是我做的，”你说着，冲它点了点头。有几片花瓣已经掉了，剩下的那些也都无精打采地耷拉着。我觉得血噌的一下窜遍全身，一股热流几乎一下子冲到了脖子根，随即涌上脸颊。
“是我偷的，”你继续往下说，“在我比你们大不了几岁的时候，我妈妈得了重病，她被火速送往医院，爸爸打来电话，让我立刻赶过去。我当即放下手里的事情——反正不是写作就是阅读，跳进车里。医院离得很远，大概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我一刻不停地往前开，开得飞快，满脑子想的都是妈妈，她和我很亲密，可现在却躺在病床上。临近傍晚，我终于到了医院，把车胡乱一停就往里面奔去。
“我妈妈是个老式的女人，她给我立了很多不容违反的规矩，都是些早就被人遗忘的陈规旧俗。哪怕我十万火急地冲进医院，甚至站在她的病榻前，她都不允许我有半分差池。要是我没拿礼物又没拿花，两手空空地去探病，她肯定会生气，可是很不巧，我到的时候，医院里的小礼品店已经打烊了。
“于是，我走到离我最近的儿童病房，没人过问我是谁或来这儿干什么。我盼望着能在病房里找到一束花或一盒巧克力，我一边找一边告诉自己，等礼品店开门了，我就去买一份还回来。当然，谁也不会给生病的孩子送花或盒装巧克力。就在我准备放弃时，我看到床头柜的花瓶里插着一朵手工制成的水仙花。”你又对着花点了点头。“病床上的孩子睡着了，而他身边也没有来探视的访客。我拿走了那朵水仙花，找到了我妈妈的病房。我们互相告别，就在我把那朵花送给她的几分钟后，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我们安静地听着，没有人说话，大家看着你，看着那朵水仙花。坐在我对面的女孩抽动着鼻子，不时擦拭眼睛。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你的故事听上去那么真挚、那么动人，我觉得自己都快要相信你手上的水仙花并不是我做的那一朵了。知道吗？我花了好长时间才从虚构中找回真相。
同学们在课上都说了些什么秘密我已全无印象，也许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故事能在我心里驻留片刻。我只记得那天所有人都被你的故事打动了，我们沉默着拿起书包和外套离开教室。我没有告诉你任何秘密，无论在那堂课上还是之后的课上，我都没有把我的手扎进泥淖中。要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对你编了一个故事。那天下午，我把课上的情形说给露易丝听，她听后丢下一句话：“那人是个白痴，离他远点。”
吉尔，我们想你，快点回家吧。
你的
英格丽德
又及：你的自行车后来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