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千钧一发
    母亲与牛奶牧师分手的几天后,我在图书馆里意识到,雅各布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女性的身影。或者应该说,他写过几位平平板板的女性,但那只是因为他必须透过她们烘托笔下男人高尚的天性。他的美国原住民侦察兵性情高尚,多半沉默寡言;他的水手性情高尚,多半喜爱歌唱;他的贵族性情高尚,多半文雅有教养;他最优秀的笔下人物纳蒂·班波更是高尚至极。连纳帝·班波的枪也是枪管极长而且高尚的来复枪,枪名是“la longue carabine(长管卡宾枪)”。
    我上次阅读这位祖先的作品,是刚满十几岁的某年夏天,那时我狂读雅各布的书,深深以家乡这位小说家、我的亲族自豪。我会带着正在阅读的书到湖畔那一大块草坪,来到临近湖面的位置。那是我家后院超久以前被闪电打平的柳树,它恰恰构成直径十二英尺的天然堡垒,我会在里面坐到午餐时间,全神贯注。那时我看的是情节,很快便看完他的四部作品。若说雅各布擅长什么,那便是说出引人入胜的故事。
    但现在,我在八月中旬难捱的暑热里速读他的作品,是想了解作者的面目。黑兹尔打盹儿、自言自语,挖出来给我的书越来越罕见。彼得揉我的肩膀,只令我的肩膀绷得更紧,朝耳朵耸高。
    我的收获是:
    雅各布和我一样愤世嫉俗。他在《来自一件美国背心的笔记》里说:“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平等可分为环境的平等与权力的平等。环境的平等与文明并不兼容,仅存在于几乎未曾开化的族群。若加以落实,只会造成众人的不幸。”
    他不像我,他有点老古板。在《终返家园》,他说在国外旅行时,“妇女染有恶习,将莨菪滴在眼中,以令眼眸闪亮得像佩戴在手上的钻石;在腮部及嘴唇搽上胭脂,以引人春心荡漾;并露出大片的雪白酥胸,撩人风姿一览无遗,此种风气在社交场合更是臻于巅峰”。
    而他与父亲的问题跟我截然不同。《路西法之唇》中,他的主角科尼利厄斯(科尼)·理雅格是奥尔巴尼的大庄园主人之子,这位青年绅士不争气,父亲与他断绝关系,宠爱他的兄长。科尼来到位于阴惨荒野的路西法之唇,这地名来自两个唇瓣形状的湖,传说那是天使路西法被逐出天堂时留在地上的脸形。科尼在那里学会如何造就一番功名,逐渐致富,掌握权势。他回到故乡奥尔巴尼,让父亲见见自己的真正身份。当那伟大的父亲认出回头的浪子,便被一块羊肉噎死。
    但我找不到女性的内容。那些书全没提到奸夫,根本没有半个情妇。雅各布世界中的女性个个纯洁天真,最优秀的女性则既贞洁又勇敢。
    但我仍然不是毫无希望。前一天我打电话给克拉丽莎,她的声音充满兴奋:“我刚寄了东西给你。我不晓得你想找什么,但我觉得内容很有意思。”虽然我百般刺探,出言威胁,她都只是咯咯笑,不肯透露口风。“收到就晓得了。”她笑个不停,“葳莉·厄普顿,你等着瞧吧,是好东西。天啊,那内容真是够怪的。”
    反正东西还没寄到,我索性坐在图书馆翻天覆地大搜查。那天午后忙得不可开交。最后,黑兹尔山羊似的哀怨言语也越来越大声了,让我选择离开图书馆。我打个呵欠,伸伸懒腰,用手指扒扒头发。我肚子疼了一整天,但我将精神集中在书本上,没加以理会。可是这时没有腹痛以外的事可想,当我放下手臂,便觉得那流连不去的疼痛像匕首,一下又一下捅我肚皮。我捂着肚子,闭上眼睛。
    我睁眼的时候,泽科·费尔凯尔便映入眼帘,在图书馆另一端的一束光线里明亮耀眼,坐在椅子上看我,腿上搁着一本雅各布的书。他见到我看他,绽出笑脸,远远的脸颊上似乎有酒窝。就这样,我没注意到他的卡哈特牌连身衣裤;就这样,我没注意到他渐疏的头发。
    但他一言不发。我回以微笑,说:“伊泽克尔。”
    “葳莉。”他说。
    我们静默良久。外面湖光潋滟。一群白色海鸥落下,有如碎纸片落到草坪。黑兹尔推着吱吱响的小推车到后面的书库,我们仍旧互相凝望,渐渐笑得像傻子,就在这时,另一波痉挛袭来。
    我皱起脸,又抱住腹部。
    “葳莉?”伊泽克尔这时来到我身边,“你还好吗?”
    我闷哼着说:“不好。”
    “我送你回家。”他将手搭上我的肩头,我用片刻的时间将书堆扫进包包里,然后我们离开散发霉味的图书馆,踏进日光。他搀扶我爬上他脏兮兮的拖吊车,海盗队球员的摇头娃娃站在仪表板上。腹痛过去了。我睁眼时,已经到湖滨西路,农家博物馆在我右手边越来越远。
    “啊。”我说。
    “你还好吗?马上就到你家了。”他说。
    “我暂时没事。一定是中午吃错东西了。”我说。
    “呃。”他说,露出关心的淡淡笑意。
    奥特莎加旅馆掠过车窗外,在阳光下整个呈现红金色。我们驶上湖滨街,经过各个豪邸,来到埃夫里尔别墅的车道。
    伊泽克尔非常故意地熄火,转向我,欲言又止,然后凑过来,逐渐逼近,近到我能闻到他口气里的金属味,然后他的唇便覆上来。我仍然瞪着前方,吃了一惊,接着我见到母亲冲出屋子,身上只穿着护士服的上衣,超大的白色内裤在她肉感的大腿上方看来像蘑菇。
    她敲敲车窗,伊泽克尔缩回座椅,面红耳赤。我跳下车,母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阳光,克拉丽莎在电话上,听来不妙。她没说原因。”
    “该死。”我跑进屋子,抛下大拖吊车里的伊泽克尔跟半裸的半妨害风化母亲。他们在我身后面面相觑,足足有一拍的时间。
    没多久我便抓起电话,但我听不到另一头的动静。我说:“亲爱的?克拉丽莎?”
    “葳莉,我想,”克拉丽莎的口吻近乎淡漠,她只在深度沮丧时才这样说话,“萨利刚刚好像离开我了。”
    “慢着,你说什么?”我说。
    “萨利,”她说,“刚刚一定是离开我了。他跟一个在亚利桑那州工作的瑜伽老师跑了。十分钟前的事。萨利跟我分手的时候,那女人在一边将他的东西统统搬到楼下车子里。”
    我深吸一口气。“要命。”
    “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她说。
    “要命。”我又说。
    “她非常高,大概六英尺四英寸,一嘴歪歪斜斜的牙齿,甚至不漂亮,根本就丑毙了,可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说,“她有一大优点。她很健康,健康洋溢,显然不是罹患狼疮的麻烦精。他们是在我去接受治疗时,在医院的餐厅认识的。她扎到一根刺,伤口受到感染,”她发出难听的笑声,“是在她的小脚趾。”
    屋里霎时悄然无声。假如我稍早留意听的话,便会听见母亲赤足跑上阶梯,地板吱吱呀呀,溜进她自己的房间。我说:“哎呀,克拉丽莎。”
    “别这样,”克拉丽莎说,“我不想哭。要是哭出来,一切就完了。”
    “我要去找你。”我说,“今天晚上出发,我会到的。”
    “不要。”克拉丽莎说,“我讨厌这间公寓。我讨厌这个城市。我不能待在这里,不然会想到萨利。”
    “我讨厌萨利。”我说。
    “我爱他。”她说,语气越来越狂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晓得能上哪去。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向上帝发誓,要是我看到他,就宰了他。”
    凭我跟她相处多年的经验,这种语气是克拉丽莎的世界分崩离析的前兆。像克拉丽莎那么坚强的人如果崩溃,就会化身为《圣经》里的大力士参孙,将圣殿的柱子打垮,令柱子落到自己身上,弄得遍地狼藉,场面难看。我憋住气,开始思考。要思考可不容易,因为我自己也濒临崩溃了。
    这时,始终在自己房间里无耻地偷听电话的母亲出声了:“干掉萨利?别胡说了,你要来坦普尔顿,克拉丽莎·埃文斯。我是护士,虽然我不在风湿病科工作,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坦普尔顿的医疗设备棒得很,拥有顶尖的一流设施。再说,我也可以就近照顾你。不然你现在在那么远的地方,我照顾不到你的饮食或生活。你的房间已经在等你了。”
    “唉,你是加护病房护士。”克拉丽莎在电话上无助地说。
    “喂,妈,你在说什么?”我柔声说。
    “你们两个别闹了。”她说,“两个大笨蛋。克拉丽莎当然不会进加护病房;她待在坦普尔顿会比较好。我会先帮忙挂号,还会请一个老朋友送你到机场,亲爱的克拉丽莎,他住在旧金山的诺伊谷区,给我十五分钟。”她说。
    “我得挂电话。”克拉丽莎忽然说,“我讲不下去了。”然后电话咔嗒一声,母亲和我双双对着电话叫:“克拉丽莎?”
    我留在线上,听着母亲的呼吸。她说:“她不会有事的。等我安排好事情,立刻打给她。”
    “谢谢你。太感谢你了,妈。”我说。
    “这么做不是为了你,用不着谢我。”
    这时我感觉到什么东西胀了出来。我低头一看赤裸的大腿,心脏就蹦到喉咙了。“妈?”
    “葳莉,怎样?我得打电话去航空公司。”
    “妈,我需要你帮忙。现在就要。马上过来。”我说。
    我将话筒扔回去,听见母亲的脚步声跑到楼梯、下楼。我站着不动,她飞奔过走廊、会客用的客厅、餐室,进入图书馆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侧翼。她像个疯婆冲进门里。
    母亲的眼睛落在我腿上,双手伸到嘴前。老爷钟响亮地当了一声,我们站在门口,都瞪着我的腿,褐色的血流到我的膝盖,一摊鲜血湿透了我短裤的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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