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来自路跑之友的问候
17 来自路跑之友的问候
我前一夜跟母亲吃了晚餐，她十一点去上班后，我看了电视上的黑白老电影，然后才开始看辛纳蒙与夏洛特的鱼雁往返。还剩一半信件时，我望出窗外，惊见太阳从山背溜出来，将湖面的色泽渲染得淡了些。我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跟我房里的鬼说我需要小歇。它是紫丁香色的，似乎整晚都急速搏动，像被开膛后心脏仍在跳动的兔子。我转头直视它，它就隐形了。
我下楼煮咖啡，打开电视，笑了出来。屏幕里的人正是路跑之友。他们坐姿拘谨得像拼字比赛里的男孩，正向一个美丽的娇小女郎咯咯笑，女郎则咯咯笑得像傻瓜。这是他们上《破晓！》节目的回放，但我只看到尾声。女郎谢谢路跑之友来上节目，镜头便转为一位英俊非凡的记者果决地迈步前进。
“一星期以来，”他如是说，“专业潜水员不断尝试潜到纽约州这座九英里长的冰川湖泊底部，查看上星期发现的‘湖怪’是不是绝无仅有的一只。令人讶异的是，没有一位潜水员潜得到底部。这座湖太深了，潜水员最深只能潜到水面下的四百英尺。可是，今天，情况将会改观。今天——”镜头转去拍记者旁边的亮黄色机器。“一具深海探测仪将会潜入充满传说的潋镜湖，查明表面上宁静可爱的湖泊深处，是不是有任何生物。还有，”他万分严肃，“查明这座湖的确切深度。”这时镜头再次移动，拍摄我的湖。旭日将潋镜湖映照成粉红色和金色，湖面有一缕缕雾气。
我关掉电视，望向湖面，看到黄色探测仪放置在宛如浮桥的超大机具上，子弹似的钻入水中。我看着它淡去，然后转身，才不必想象它钻入我们湖泊里最深的幽黑水域是什么样子。
七点整的时候，前门门铃响了。那一刻，我担心那是伊泽克尔·费尔凯尔（我前一天没有外出，但我看到他的拖吊车停在我家前面好几小时），差点决定不应门，以免我脾气失控，狠狠掴他耳光。但我又想到母亲可能发生的大难，诸如从医院走路回家时被牵引车撞到、嗑冰毒的疯子到医院持枪扫射、在做收班的文书时忽然有一颗向来相安无事的动脉瘤爆掉，于是我跑向门口，加紧脚步，泪水已然盈眶。
开了门，我只能努力让眼眶里的泪水不流出来，因为六位路跑之友全员到齐，站在那里向我微笑，温柔地说“嘿”。
“葳莉·厄普顿！”弗兰克·菲尼说，“我们听说你回来了，小朋友，你怎么没跟我们一起跑步？我们心里很不爽，小姑娘，不晓得我们能不能原谅你。”
“别听他的。发型不错。”约翰·诺伊曼又说，“葳莉，你气色很好。”
我的小儿科医生小桑姆拿出一个有圆弧形油渍的白纸袋。“我们带了甜甜圈。”他向我笑，“我保证不告诉薇薇安。”
“各位。”我看着这些穿戴慢跑装束的汗湿老男人，他们的腿在这柔和的早晨里毛多得几乎可用失礼形容。“见到你们真好。”
我们坐在桌前的时间一定有一小时那么久，但我开始感觉到从湖怪死亡、我返家那天以来，不曾有过的安详。路跑之友迷人可爱，滔滔说着八卦和臆测。我听说一位才刚纳入棒球博物馆的棒球手，跟一位十六岁的坦普尔顿女孩传出一小段风流韵事，令大家气得跳脚。我听说大汤姆的女儿劳拉·欧文三星期前逃家，不知去向。也因此，大汤姆才会变得如此庞大、沉重。
“我听说你回家后看起来一直很火大、火大、火大。大家都这么说，所以我们特地来亲眼瞧瞧。”这句话是我英俊的高中英文老师道格·琼斯说的。他向我眨眨眼，又说：“但我觉得你没那么生气，我想你只是悲伤。”
有一段时间，他们就坐着看我，等我出声。大概是等我招认我为何返乡。我考虑说出德怀尔教授与我的北极圈历险记，以及小小的腹中宝宝。但汤姆·欧文曾以五十元的价格卖车给我；道格·琼斯曾挑选我扮演朱丽叶和苔丝荻蒙娜；索尔·福尔克纳借我大学学费，而由于他家境富裕且膝下无子，我永远不会有必须归还欠款的危险。
因此我看着他们，想起路跑之友和我头一次注意到彼此存在，是在我四岁那年的六月。我不晓得从哪里听说，长老教会在他们的大草坪举行冰激凌展览会。当时的我只尝过一口冰激凌；那是在卡特赖特小馆，母亲的某位男性“朋友”趁着母亲不注意，用长柄银匙偷偷挖一口给我，我一吃就爱上了。据我对天堂的了解，天堂已来到我的舌头上：甜美绵软清凉，充满令人惊喜的坚果和水果松露巧克力。
因此，在冰激凌展览会的那个午后，我从埃夫里尔别墅走出来。那轻而易举，因为母亲正在油漆餐室墙壁，房子又太大，无法随时听见安静的四岁小孩在屋里的动静。我走到街道，跋涉经过猛酒吧，爬上通往教堂的长坡。尽管弗兰克·菲尼的外婆是犹太人，而约翰·诺伊曼、托马斯·彼得斯是天主教徒，路跑之友却到齐了，全家出动，因为冰激凌展览会是坦普尔顿的盛事，自诩为八卦人士的人绝不会错过。
四岁前，我不晓得从哪里学到，只要可怜兮兮地小声说我没有父亲，就能以惊人的神秘力量操控大人，尤其是男人。因此，我倚着高大的索尔·福尔克纳的膝盖，饥渴地盯着他的棉花糖冰激凌甜筒。当他问我怎么了，我便低声说我没有钱，然后更小声地说我没有父亲为我买冰激凌，他便跳起来去买一杯香草冰激凌给我。
“小妹妹，给你。”他说，捏捏我的小手，我便溜到花木后面吃这美味至极的新食物。
汤姆·欧文是我的下一个目标，因为他正在花园椅上打盹儿，四周没有其他人。他向我微笑，为我奉上薄荷巧克力冰激凌，还在我额头上结结实实地亲了一下。我找上道格·琼斯的时候，已经觉得心情狂野、神经兮兮。他正在用奶瓶喂小孩，有点怀疑地看看我——这时我嘴巴周围已经沾了五颜六色的冰激凌圈圈，但他还是给我了他吃剩的泡泡糖冰激凌。
“啊，”这位英文教师说，“有个可怜的小朋友在我旁边唉声叹气，我吃不下去。”
我想，我是大剌剌地偷走弗兰克·菲尼的死神巧克力冰激凌的，而他放手让我去偷，还哈哈大笑。我妈妈冲上山坡时，我正跟着其他小孩在教堂草皮上像飞机一样喊叫、飞奔着。在我回忆的影像中，她冲上山坡的面部狰狞，身形巨大得像恐怖的食人妖，背景还传来小调风琴音乐。其实那时她还没满二十二岁，仍有婴儿肥，但她的头发总是邋遢肮脏，脸蛋也一向不怎么漂亮。她的体积比后来娇小多了，但我那时才四岁，又非常不乖，因此觉得她硕大无比。当她揪着我的领口，看到滴流了我一身的冰激凌汁时，她瞪大眼睛说：“哎呀，糟糕，阳光，不可以，你对糖类过敏！”他们顿时失去血色，垮下脸。看得出来，他们也畏惧她。或许是心理作用，或许是吃太多肥腻的冰激凌，我吐了一地，他们六人一起匆忙跑过来，不断道歉，直到我母亲将正在呕吐的小小的我抱在怀里，走路回家。
自此以后，路跑之友便开始关照我。现在他们问我怎么了，但我没法子说出自己失败到什么地步。
“哦，还不就是那些，心碎啊，等等。”我勉强挤出笑容。
他们点点头，没有追究。
门打开了，母亲走进来。她身上的护士服似乎令她看来沉重而悲伤。她抬起头，小小惊呼一声，狂乱地看过一张张脸孔，说：“怎么？出什么事了？”
“这个，”我稍微捉弄她一下，“只是我的祈祷会。”路跑之友犹疑地干笑，一致起身。
“我们正要走。”汤姆·欧文说，“很高兴看到你，薇。”然后他们七嘴八舌嚷着我改天一定得跟他们跑步、看到我很开心、下次再多聊一点，之后路跑之友便鱼贯而出。直到这时，我才看出他们不自在的原因：牛奶牧师正站在玄关更衣室里，路跑之友刻意避开目光，每个人都在经过的时候说：“早安，马可维奇牧师。”
“我没料到他们会来。”母亲在她农场桌前的老位子坐下，揉着足弓，“进来吧，约翰，我待会儿就做早餐。”
牛奶牧师困窘地进入厨房，向我微微点头。他身上的健行服饰搭配得近乎滑稽，羊毛背心肥大，短裤过短，露出他粉白的大腿，腿上布满青色血管。他红通通的灰白足趾从凉鞋露出来，凉鞋看来像以轮胎和旧风扇皮带制成的。而这一身扮相，当然少不了那个巨大的铁十字架搭配，那是他个人的重要标记。他说：“葳莉，很高兴又见面了。”
“是啊，好啦，晚点见。”我说。
“别跑，”母亲叫住已经举步的我。“我请约翰过来，我才能在今天睡觉之前，跟大家好好吃一顿早餐。你觉得如何，葳莉？想不想吃墨西哥式煎蛋？”母亲将一绺油腻的头发拢到耳后，努力摆出热切、清醒的架势。
但我看看牛奶牧师说：“不用了，妈，谢谢。我还是不吃了，现在不太饿。”但我走上楼，眼前不断浮现母亲在厨房里的脸孔，无精打采而失望。我在房里走了两三圈，又回到楼下。“我喝点咖啡好了。”我坐在桌前，和“神圣的牛奶”面对面。母亲走向厨房，同时给我一个如释重负的微笑，令我一度开心地望着眼前牧师的苍白面容。
“嘿。”我说，母亲在厨房里团团转。
“嘿。”他招呼我。
“你要去健行？”我说。
“对，听说你也很喜欢健行。”他说。
“以前很喜欢。”我说，“可是后来搬去旧金山。其实那边要爬山也很近，可是城市的生活太精彩，又刺激，活动很多，能够偶尔到山上转一转，就算运气好了。老实讲，我忙得拨不出空当，几乎不健行了。”
他一副失望的样子，说：“但上帝给我们美好的大地，正是要让我们忘却俗世的事情。”
我顾忌到疲倦的母亲正在门框后的厨房里忙着，只应了声“喔”，没指出大地就是世界，所以他根本是胡说八道。他是基督教狂热分子，我是就算大彻大悟也仍是妓女的女儿，我们找不到话题，直到母亲端着大盘子回来，快活地谈论阿潋。她祈祷完毕后，我们就开始埋头大吃，一路吃到辣味煎蛋这道菜（我发现原来我肚子饿了）。她谈论着奇迹与湖怪、鱼类与哺乳类的吊诡混合体。我望着她，看出我生命中最大的吊诡：我伟大骄傲的母亲，握着一年前她必然会藐视的人的手。
我望着母亲，一边向腹中宝宝发誓，我绝不会寂寞到饥不择食，不挑选约会对象。母亲或许看出从我脸上掠过的同情，因为她眯起眼，严厉地注视我片刻。“辛纳蒙跟夏洛特怎么样了？”她说，“有进展吗？”我明白她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能好声好气地待人，你还是滚吧，小鬼。因此我松了一口气，起身。
“妈，谢谢你做的早餐。牧师，很高兴又见到你，祝你今天健行愉快，别被熊吃了。”我说。我人还在餐室里，就听到他担心地说：“从没听说这里有熊。”我坐下，拿起信件，仍得意地咯咯笑。这时鬼又出现了，它这次在镜子角落变成一个紫色小点，扑扑搏动。我说：“我们继续看信。”翻开下一封信，是夏洛特的笔迹。
我前一夜跟母亲吃了晚餐，她十一点去上班后，我看了电视上的黑白老电影，然后才开始看辛纳蒙与夏洛特的鱼雁往返。还剩一半信件时，我望出窗外，惊见太阳从山背溜出来，将湖面的色泽渲染得淡了些。我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跟我房里的鬼说我需要小歇。它是紫丁香色的，似乎整晚都急速搏动，像被开膛后心脏仍在跳动的兔子。我转头直视它，它就隐形了。
我下楼煮咖啡，打开电视，笑了出来。屏幕里的人正是路跑之友。他们坐姿拘谨得像拼字比赛里的男孩，正向一个美丽的娇小女郎咯咯笑，女郎则咯咯笑得像傻瓜。这是他们上《破晓！》节目的回放，但我只看到尾声。女郎谢谢路跑之友来上节目，镜头便转为一位英俊非凡的记者果决地迈步前进。
“一星期以来，”他如是说，“专业潜水员不断尝试潜到纽约州这座九英里长的冰川湖泊底部，查看上星期发现的‘湖怪’是不是绝无仅有的一只。令人讶异的是，没有一位潜水员潜得到底部。这座湖太深了，潜水员最深只能潜到水面下的四百英尺。可是，今天，情况将会改观。今天——”镜头转去拍记者旁边的亮黄色机器。“一具深海探测仪将会潜入充满传说的潋镜湖，查明表面上宁静可爱的湖泊深处，是不是有任何生物。还有，”他万分严肃，“查明这座湖的确切深度。”这时镜头再次移动，拍摄我的湖。旭日将潋镜湖映照成粉红色和金色，湖面有一缕缕雾气。
我关掉电视，望向湖面，看到黄色探测仪放置在宛如浮桥的超大机具上，子弹似的钻入水中。我看着它淡去，然后转身，才不必想象它钻入我们湖泊里最深的幽黑水域是什么样子。
七点整的时候，前门门铃响了。那一刻，我担心那是伊泽克尔·费尔凯尔（我前一天没有外出，但我看到他的拖吊车停在我家前面好几小时），差点决定不应门，以免我脾气失控，狠狠掴他耳光。但我又想到母亲可能发生的大难，诸如从医院走路回家时被牵引车撞到、嗑冰毒的疯子到医院持枪扫射、在做收班的文书时忽然有一颗向来相安无事的动脉瘤爆掉，于是我跑向门口，加紧脚步，泪水已然盈眶。
开了门，我只能努力让眼眶里的泪水不流出来，因为六位路跑之友全员到齐，站在那里向我微笑，温柔地说“嘿”。
“葳莉·厄普顿！”弗兰克·菲尼说，“我们听说你回来了，小朋友，你怎么没跟我们一起跑步？我们心里很不爽，小姑娘，不晓得我们能不能原谅你。”
“别听他的。发型不错。”约翰·诺伊曼又说，“葳莉，你气色很好。”
我的小儿科医生小桑姆拿出一个有圆弧形油渍的白纸袋。“我们带了甜甜圈。”他向我笑，“我保证不告诉薇薇安。”
“各位。”我看着这些穿戴慢跑装束的汗湿老男人，他们的腿在这柔和的早晨里毛多得几乎可用失礼形容。“见到你们真好。”
我们坐在桌前的时间一定有一小时那么久，但我开始感觉到从湖怪死亡、我返家那天以来，不曾有过的安详。路跑之友迷人可爱，滔滔说着八卦和臆测。我听说一位才刚纳入棒球博物馆的棒球手，跟一位十六岁的坦普尔顿女孩传出一小段风流韵事，令大家气得跳脚。我听说大汤姆的女儿劳拉·欧文三星期前逃家，不知去向。也因此，大汤姆才会变得如此庞大、沉重。
“我听说你回家后看起来一直很火大、火大、火大。大家都这么说，所以我们特地来亲眼瞧瞧。”这句话是我英俊的高中英文老师道格·琼斯说的。他向我眨眨眼，又说：“但我觉得你没那么生气，我想你只是悲伤。”
有一段时间，他们就坐着看我，等我出声。大概是等我招认我为何返乡。我考虑说出德怀尔教授与我的北极圈历险记，以及小小的腹中宝宝。但汤姆·欧文曾以五十元的价格卖车给我；道格·琼斯曾挑选我扮演朱丽叶和苔丝荻蒙娜；索尔·福尔克纳借我大学学费，而由于他家境富裕且膝下无子，我永远不会有必须归还欠款的危险。
因此我看着他们，想起路跑之友和我头一次注意到彼此存在，是在我四岁那年的六月。我不晓得从哪里听说，长老教会在他们的大草坪举行冰激凌展览会。当时的我只尝过一口冰激凌；那是在卡特赖特小馆，母亲的某位男性“朋友”趁着母亲不注意，用长柄银匙偷偷挖一口给我，我一吃就爱上了。据我对天堂的了解，天堂已来到我的舌头上：甜美绵软清凉，充满令人惊喜的坚果和水果松露巧克力。
因此，在冰激凌展览会的那个午后，我从埃夫里尔别墅走出来。那轻而易举，因为母亲正在油漆餐室墙壁，房子又太大，无法随时听见安静的四岁小孩在屋里的动静。我走到街道，跋涉经过猛酒吧，爬上通往教堂的长坡。尽管弗兰克·菲尼的外婆是犹太人，而约翰·诺伊曼、托马斯·彼得斯是天主教徒，路跑之友却到齐了，全家出动，因为冰激凌展览会是坦普尔顿的盛事，自诩为八卦人士的人绝不会错过。
四岁前，我不晓得从哪里学到，只要可怜兮兮地小声说我没有父亲，就能以惊人的神秘力量操控大人，尤其是男人。因此，我倚着高大的索尔·福尔克纳的膝盖，饥渴地盯着他的棉花糖冰激凌甜筒。当他问我怎么了，我便低声说我没有钱，然后更小声地说我没有父亲为我买冰激凌，他便跳起来去买一杯香草冰激凌给我。
“小妹妹，给你。”他说，捏捏我的小手，我便溜到花木后面吃这美味至极的新食物。
汤姆·欧文是我的下一个目标，因为他正在花园椅上打盹儿，四周没有其他人。他向我微笑，为我奉上薄荷巧克力冰激凌，还在我额头上结结实实地亲了一下。我找上道格·琼斯的时候，已经觉得心情狂野、神经兮兮。他正在用奶瓶喂小孩，有点怀疑地看看我——这时我嘴巴周围已经沾了五颜六色的冰激凌圈圈，但他还是给我了他吃剩的泡泡糖冰激凌。
“啊，”这位英文教师说，“有个可怜的小朋友在我旁边唉声叹气，我吃不下去。”
我想，我是大剌剌地偷走弗兰克·菲尼的死神巧克力冰激凌的，而他放手让我去偷，还哈哈大笑。我妈妈冲上山坡时，我正跟着其他小孩在教堂草皮上像飞机一样喊叫、飞奔着。在我回忆的影像中，她冲上山坡的面部狰狞，身形巨大得像恐怖的食人妖，背景还传来小调风琴音乐。其实那时她还没满二十二岁，仍有婴儿肥，但她的头发总是邋遢肮脏，脸蛋也一向不怎么漂亮。她的体积比后来娇小多了，但我那时才四岁，又非常不乖，因此觉得她硕大无比。当她揪着我的领口，看到滴流了我一身的冰激凌汁时，她瞪大眼睛说：“哎呀，糟糕，阳光，不可以，你对糖类过敏！”他们顿时失去血色，垮下脸。看得出来，他们也畏惧她。或许是心理作用，或许是吃太多肥腻的冰激凌，我吐了一地，他们六人一起匆忙跑过来，不断道歉，直到我母亲将正在呕吐的小小的我抱在怀里，走路回家。
自此以后，路跑之友便开始关照我。现在他们问我怎么了，但我没法子说出自己失败到什么地步。
“哦，还不就是那些，心碎啊，等等。”我勉强挤出笑容。
他们点点头，没有追究。
门打开了，母亲走进来。她身上的护士服似乎令她看来沉重而悲伤。她抬起头，小小惊呼一声，狂乱地看过一张张脸孔，说：“怎么？出什么事了？”
“这个，”我稍微捉弄她一下，“只是我的祈祷会。”路跑之友犹疑地干笑，一致起身。
“我们正要走。”汤姆·欧文说，“很高兴看到你，薇。”然后他们七嘴八舌嚷着我改天一定得跟他们跑步、看到我很开心、下次再多聊一点，之后路跑之友便鱼贯而出。直到这时，我才看出他们不自在的原因：牛奶牧师正站在玄关更衣室里，路跑之友刻意避开目光，每个人都在经过的时候说：“早安，马可维奇牧师。”
“我没料到他们会来。”母亲在她农场桌前的老位子坐下，揉着足弓，“进来吧，约翰，我待会儿就做早餐。”
牛奶牧师困窘地进入厨房，向我微微点头。他身上的健行服饰搭配得近乎滑稽，羊毛背心肥大，短裤过短，露出他粉白的大腿，腿上布满青色血管。他红通通的灰白足趾从凉鞋露出来，凉鞋看来像以轮胎和旧风扇皮带制成的。而这一身扮相，当然少不了那个巨大的铁十字架搭配，那是他个人的重要标记。他说：“葳莉，很高兴又见面了。”
“是啊，好啦，晚点见。”我说。
“别跑，”母亲叫住已经举步的我。“我请约翰过来，我才能在今天睡觉之前，跟大家好好吃一顿早餐。你觉得如何，葳莉？想不想吃墨西哥式煎蛋？”母亲将一绺油腻的头发拢到耳后，努力摆出热切、清醒的架势。
但我看看牛奶牧师说：“不用了，妈，谢谢。我还是不吃了，现在不太饿。”但我走上楼，眼前不断浮现母亲在厨房里的脸孔，无精打采而失望。我在房里走了两三圈，又回到楼下。“我喝点咖啡好了。”我坐在桌前，和“神圣的牛奶”面对面。母亲走向厨房，同时给我一个如释重负的微笑，令我一度开心地望着眼前牧师的苍白面容。
“嘿。”我说，母亲在厨房里团团转。
“嘿。”他招呼我。
“你要去健行？”我说。
“对，听说你也很喜欢健行。”他说。
“以前很喜欢。”我说，“可是后来搬去旧金山。其实那边要爬山也很近，可是城市的生活太精彩，又刺激，活动很多，能够偶尔到山上转一转，就算运气好了。老实讲，我忙得拨不出空当，几乎不健行了。”
他一副失望的样子，说：“但上帝给我们美好的大地，正是要让我们忘却俗世的事情。”
我顾忌到疲倦的母亲正在门框后的厨房里忙着，只应了声“喔”，没指出大地就是世界，所以他根本是胡说八道。他是基督教狂热分子，我是就算大彻大悟也仍是妓女的女儿，我们找不到话题，直到母亲端着大盘子回来，快活地谈论阿潋。她祈祷完毕后，我们就开始埋头大吃，一路吃到辣味煎蛋这道菜（我发现原来我肚子饿了）。她谈论着奇迹与湖怪、鱼类与哺乳类的吊诡混合体。我望着她，看出我生命中最大的吊诡：我伟大骄傲的母亲，握着一年前她必然会藐视的人的手。
我望着母亲，一边向腹中宝宝发誓，我绝不会寂寞到饥不择食，不挑选约会对象。母亲或许看出从我脸上掠过的同情，因为她眯起眼，严厉地注视我片刻。“辛纳蒙跟夏洛特怎么样了？”她说，“有进展吗？”我明白她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能好声好气地待人，你还是滚吧，小鬼。因此我松了一口气，起身。
“妈，谢谢你做的早餐。牧师，很高兴又见到你，祝你今天健行愉快，别被熊吃了。”我说。我人还在餐室里，就听到他担心地说：“从没听说这里有熊。”我坐下，拿起信件，仍得意地咯咯笑。这时鬼又出现了，它这次在镜子角落变成一个紫色小点，扑扑搏动。我说：“我们继续看信。”翻开下一封信，是夏洛特的笔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