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皇后与起重机
8 皇后与起重机
路跑之友比闹钟更准时。我从灰扑扑的黎明醒来时，他们仍在半英里之外，脚步声在萨斯奎汉纳桥回荡。等我找到一双旧跑鞋、一件合穿的t恤、一条运动短裤（宽松的黑色聚酯纤维材质，左裤腿上有一只丢人现眼的坦普尔顿吉祥物“红皮”），他们已经多跑半英里了。我来到湖滨街，就着柏油上露湿的脚印追踪他们的路线。
我毕竟有过像样的爱情生活，所以我承认自己追着六个中年男子满镇跑或许有点可悲吧。我偶尔返乡一趟，在这些返乡行程中，我渐渐习惯至少跟他们跑一段路，当我听见他们跑近我家时，便跳下床，竭力追上他们。其实除了我妈，他们是我在坦普尔顿仅存的朋友。我高中的朋友个个聪明，而聪明孩子从不回老家，即使逢年过节也难得露脸。大学后，故友们便断了音信，我得知他们生活状况的唯一渠道，是听母亲说他们当上住院医生、结婚、开始带实习医生、生子，我更常跟路跑之友打听消息。路跑之友是小镇的八卦中心，对小镇忠心耿耿，悉心护卫。早在我还在念高中的时期，他们便会尽量出席我的足球赛和田径赛。我相信他们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时序进入清爽的秋季后，观光人潮不再，高中的运动比赛便成为镇上唯一的盛事。但那也是因为他们把我当成干女儿，只是没有明讲。每年七月四日国庆，他们就会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家庭野餐，我总是只身赴会，我母亲每次都是去上班。当他们举家去迪士尼乐园、希尔顿黑德岛度假，他们会找我当保姆，让我同行。当我赢得“美国革命之女征文比赛”时，他们六人全员出动，陪我参加庆功宴。当我大学毕业，他们出资让我去欧洲自助旅行。母亲说这份礼实在太大，不准我接受，他们很伤心，费尽口舌向我母亲恳求，让她允许我收下钱。
那天拂晓的坦普尔顿透明得不亚于水晶。路跑之友已跑上湖滨街，经过雄伟的砖造奥特莎加酒店，其气质高雅，有如在湖畔享受阳光的贵妇。他们向左弯到纳尔逊大道，路过网球场，直上大街，跑过法院、花店，越过铁路，左转下了冬季街。这时，我从他们后头逐渐接近，距离两百码，听得到他们低声交谈，以及他们的老腿踏在地上的啪嗒声响。还差一百码时，我可以闻到他们湿透衣物的汗水味，以及他们以为没人注意时排放的小屁。
他们分别是：
约翰·诺伊曼，他女儿是我们班同学劳拉。每次约翰去德国老家，回来时总会带粗肥的杏仁糖送我。他也曾耗上一个夏天，挫败连连地教我打网球。
像熊的汤姆·欧文，他卖二手车，我那辆破烂掀背车就是他卖我的，便宜得跟免费差不多。我八岁时，一天放学回家途中，坐在一张长椅上哭诉其他小孩对我多坏，而他搂着我，直到我宣泄完情绪。
小个子托马斯·彼得斯是我的小儿科医生，身材矮小到我十岁时便能直视他的眼睛。每回埃夫里尔别墅的东西损坏，母亲必然向他搬救兵，因为他对待房屋就跟对待孩童一样拿手，会开开心心地修理任何东西。
索尔·福尔克纳，有三位太太，家境富裕，膝下无儿，因此总是八卦缠身。他家游泳池很大，我十岁时央求他让我在他家举行生日派对，他不知所措，索性找外烩公司来办。他们家是历史悠久的世家，男性统统叫索尔·福尔克纳。有人对他的财富眼红，给他取了“索尔·福尔克纳污死”的绰号，不叫他索尔·福尔克纳五世。
弗兰克·菲尼，他们家世代经营《自由人新闻报》，给我大学时的第一份实习工作，为照片撰写说明文字。他老爱把敲敲门的笑话挂在嘴上，讲到笑话都显得像搔痒酷刑了，沦为一点都不好玩的笑闹。
最后一位是道格·琼斯，我的高中英文老师，外貌神似上了年纪的门户乐团主唱吉姆·莫里森。下课后，照例有嘻嘻哈哈的女生们围着他，要他解说莎士比亚的作品。他选我在学校的话剧扮演被奥赛罗勒死的苔丝狄蒙娜，我去他家充当三个可爱小女儿的保姆时，他便会指导我念我的台词。“不对不对，葳莉，要融入感情！”他会如此大叫，而他女儿们会咯咯笑，像小鸟儿叽叽喳喳。
我愈越跑越接近他们。他们没注意到我，我不禁对着他们的背影微笑，觉得一股温煦的情感溢出心头。道格·琼斯正在说：“……只是在嫉妒，因为每次她问问题，问的人都是我，对不对，大汤姆？我还以为你要在镜头上揪住我呢。”
其余人咯咯笑，汤姆·欧文说：“笑死人了，小道格，笑、死、人、了。但你说得没错。我从没料到我上‘破晓’的时候，还得当你们这群呆瓜的副手。”
约翰操着淡淡的德国口音说：“那个凯蒂·道尔真是自以为了不起，对吧？但她本人比较漂亮，漂亮多了。”
我听了一会儿才想通他们接受了一个在全美国播出的晨间谈话节目采访，大概是问他们见到湖怪的经过吧。我正要追上去问个究竟，自得其乐地想着他们见到我必然会照例“嘿！”一声，却被一辆垃圾车挡住去路。当垃圾车驾驶朝我点点头时，一个可怕的念头攫住我的思绪。我蓦然停步，看着路跑之友在街上跑远。
我心想，镇上任何人都可能是我的父亲。比如说，垃圾清洁队员、路跑之友，或克卢尼医生，也就是在划船时发现湖怪的人，或是我的小学校长，或是矮胖的镇长，或是邮差，或是开普勒干洗店的家伙。棒球博物馆馆长、施耐德面包坊老板、德怀特修车厂的技师约翰·德怀特、德怀特的智障双胞胎兄弟德里克。我的田径教练、我的齿列矫正医生、整个夏天都在坦普尔公园下棋的三位沉默老人。殡仪业者克拉普先生、长老教会牧师、天主教神父、铁路大王、生物观测站的生物学者、镇上的图书馆馆员、我朋友们的父亲。天啊，任何人、任何男人，都可能是我的亲生父亲。甚至药房老板马奇！三年级小学生玩通宵的时候，他会压低音量，以大胆的口吻讲述他的事迹，把他说得像魔鬼似的。他的外表就像魔鬼，长着粗硬的老茧，腌菜般的光亮皮肤，驼背，双颊凹陷，眼窝极深，因此从来没人见过他的眼白，有一次他走进一群飞舞的蝴蝶间，它们在他身后像铜板一样坠地死亡，连他都可能是我的父亲，连马吉也可能拉开拉链，舒坦地低吟一声，钻进我的生命。我感觉心脏漏跳了一拍，即将像电视演的那样抱憾而终。
但我的心脏当然恢复跳动了，而路跑之友在街尾向左拐弯，绕回体育馆那边。我感到恶心。我觉得自己像p.d.伊士曼那本恐怖童书里的小鸟，那小鸟四处游荡，不管遇见牛啊、狗啊、飞机等等，一概问：“你是不是我妈妈？”我朝水沟呕了一番，站起身，仍然不舒服。
这时我在小学旁边，砖造的校舍像是用乐高积木拼凑而成。我要跑回镇上，从胡桃街弯到栗树街，斜切到大街，到棒球博物馆对面、邮局隔壁，去开我的车；我要返回埃夫里尔别墅的车道，将我的衣物、书本、一切令家居环境惬意宜人的东西，统统拖进屋子。我要坐在屋里腐败，直到腹中宝宝出来，或直到德怀尔来电，我发誓，在他来电前决不出门。在未跟德怀尔谈过之前，我不会决定如何处置腹中宝宝，而我绝不能主动打电话找他。我不允许自己去想，万一他永远不来电怎么办。
去开车时，不能撞见任何熟识的人，而那是我每次返乡都会遇上的事。上次我回坦普尔顿是两年前，我停车到美国最佳杂货店帮我母亲买东西，看到一个我毕业班的女同学谢里。她正在挑选什锦谷麦，完全没注意她摆在购物车里的三个小孩。他们眼睛鼓凸，拖着鼻涕，看来很骇人。谢里转头看见了我，至少有五分钟时间，我如坐针毡，谢里抓着我，仿佛我们是闺密。她介绍她的小孩时像是在献宝，她还提议我们约个时间喝两杯叙旧。我浑身不自在，竟然忘记我该买的东西，简直是飞奔回家的。后来，我开车到哈特威克平价超市，以防回到美国最佳杂货店时她仍在那里，眼皮跳都不跳一下，任由丑八怪小孩将整把、整把的加糖麦片扔到走道上。当我想到谢里时（即使是站在杂货店里，跟她一起浸沐在柔和音乐与日光灯下的时候也不例外），我就会想到她在床上，冒着汗珠呻吟，制造更多恐怖的小孩。有些人你只消看一眼，便见到了性爱。
那天早晨，我慢跑到大街，神经紧绷，鬼鬼祟祟。施耐德面包坊将传统的甜甜圈香气排放到街上，那股气味撩起一层层的记忆。那里以前是某摇滚明星的父母经营的娃娃屋家具店，如今是棒球卡店。那里以前是贩卖高级豆豆糖的糖果铺。那里以前是只卖小联盟队伍棒球帽的棒球帽专卖店，我曾在那里打工一个夏天，因此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随口说出几个球队名字：路易斯威尔蝙蝠队、托利多泥母鸡队、蒙哥马利饼干队、塔尔萨钻孔者队、巴塔维亚脏狗队、兰辛螺丝钉队。我跑下街道，过了卡特莱球场。还没有人出门，路上没有车。法柯公园在冬天时会搭起一间圣诞老公公的小屋，夏天时嗑药的中学生会闲坐着打混，或是整日玩着沙包球。角落里包铜建筑物里的马奇药房。然后是先驱街、史密斯大楼，一边低伏着一家叫猛的老酒吧、奥格尔书屋、德鲁伯格杂货店。热血沸腾的棒球迷摩拳擦掌，聚在偌大的棒球博物馆外头的绒绳边排队，等着去看会令他们惊叹连连的棒球和球棒。镇上的一切俱在，没有改变，只是每年增加几间与棒球相关的店铺，而本地人会去的好地方又减少几个。
这也是一种改变。以往，观光客从未真正引起我们多少注意。他们不属于坦普尔顿的社会阶层，只存在于我们的视野周围，虽然必要，却无足轻重。自从一九一八年兴建医院后，医师成为最高的阶层，将金钱和脑力注入镇上，经营乡村俱乐部、开设艺廊。在他们之上，只有寥寥几位百万富翁，诸如大使、铁路大王、四处种满鲜花的善心女富豪、靠着啤酒致富的福尔克纳家族，更别提我外祖父母在家道中落前也曾富甲一方。在医师之下的则是其他白领人士，诸如医院的管理阶层、律师、图书馆员，再下则是农民。昔日的农民举足轻重，但纽约乳用小母牛的市场衰退，如今则与麦芽酒、营火、土头土脑的形象搭在一起。在农民之下，则是偶尔在周末光顾猛酒吧的城市居民。一九八六年新的歌剧院开幕时，我们不甘愿地为穿着高级订制礼服、驾驶奔驰车的歌剧院观众增辟一个新阶层，但连他们最后也被驱逐到湖另一端的斯普林菲尔德了。当坦普尔顿南边的哈特威克神学院一块牧牛场摇身变为梦想园时，我们以为几个小联盟球员无法对镇上的风貌造成太大的改变。我们没料到他们会将父母带来，而那些父母（俗气、招摇，短裤底下露出橘皮组织，小面包车贴上阿谀的“给我坦普尔顿，其余免谈！”及“切斯特顿闪电人队最赞！”）硬是要拥有廉价餐厅、一家较好的杂货店、像塑料的连锁旅馆和迷你高尔夫球场。我们没料到梦想园会扩建，整个夏天每星期都能容纳八支小联盟队伍，每星期都有一千二百个吵死人的棒球小鬼头光临，外加带他们来的大约六百位可怕父母。尽管我们竭力将他们局限在哈特威克神学院的范围，亦即坦普尔顿镇中心南边三英里的地方，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需求会改变镇上的面貌。缝纫店、娃娃屋店、玩具店，甚至农场和房舍都会变成棒球产品的专卖店。现在，几乎每家店都摆满纪念品或球棒。我们越来越难对观光客视而不见。
一群穿着球衣的臭汗味男孩，兴奋地大谈著名球员泰·柯布和贝比·鲁斯。他们恰恰围在我的掀背车那里，待在邮局前面。我车上塞满书本和衣物，保险杆在重压下与地面近得危险。一辆拖吊车正在倒车，将灯光闪烁的后端伸到我可怜小车的底下，活像两辆车正准备翻云覆雨。
我加快脚步，内心庆幸车钥匙还插在钥匙孔上。在坦普尔顿（即使是在观光客聚集的大街），人人都会将钥匙留在钥匙孔上。我们可能是有志一同的笨，也可能是在遵守与生俱来的荣誉行为准则。现在，我钻进车子了。拖吊车持续倒向我的车，我则向后倒着开，狡猾地维持三英尺距离，如此行驶一百英尺后，就到达这条路尽头的市集街。此时，拖吊车司机停住车，跳下来，走到我的车这边。他身材高大，有啤酒肚，步态无精打采，穿着卡哈特（carthartt）牌连身衣裤，上衣的部分卷到腰际。他戴着猎帽，是名画《呐喊》的那种橘色，底下的脸堆满笑容。
“你死也不让我拖吊，是不是？”他嚷道。
我将头伸出车窗，说：“是的，先生。我就在坦普尔顿公园这里回转，自己滚蛋到别的地方，好吗？”
这时他的脸凑到我的车窗前，片刻后，我的心荡到谷底，我认出他了。他是泽科·费尔凯尔。哎哟，我的天。
“嘿，”他朝着我笑嘻嘻，“这不是一九九一年的小皇后小姐吗？”
我畏缩了起来：我曾是天底下最怪异的返校舞会皇后当选人，因为我不仅是书呆子，也是运动健将，从来不是美女。没错，我高高瘦瘦，但只是漂亮，而且早在那个年代，我就很讲究政治正确了。我是超极女权主义者，比较可能去抗议美国小姐选美比赛，而不会报名参加。话虽如此，那天我站在足球场湿冷的泥地上，接受后冠，我伪善的心却雀跃不已。
而泽科·费尔凯尔，这个在我车窗外的人，正是我返校舞会的国王。
“老天，费尔凯尔，是你吗？”我说。
“唔，你这模样真有看头。”他说。我皱起眉头，但费尔凯尔所谓的看头必然是褒义，因为随后他便将嚼过烟草的口气呼到我脸上，说：“我早就晓得你会变成辣妹，葳莉。现在快下车，给你的国王抱一下。”
就这样，我在大街和市集街的交会处，跟一个啤酒肚男相拥。高中时，我费尽心力抵御他的魅力。他那时候非常帅，拥有足球员的体魄，绿色的眼眸，一头浓密的金色鬈发，但也有炫耀猎艳战绩的恶名。至少，我在高中时还有那个脑筋，远离烂人。
“该死。”他说罢放开我，手指抚过我的短发。“我喜欢你这个样子。什么风把你吹回来的？”
“噢，”我撇开视线。“回来写论文，我需要安静的环境。”
“对喔，我老是忘记你是聪明的女生，有念过书的。我唯一上过的大学，就是人生大学，艰苦生活系，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的傲慢私立文学院狗屁。”
“是啊，确实如此。”我说。他满口陈腔滥调，令我越来越无力。
他说：“可是我那两个儿子以后会跟你一样。他们是聪明的小家伙。”
“小孩？”我说，“妈呀，费尔凯尔，你结婚了？我都不知道。”
“没有。”他说，“我没结婚，我不信那档事。”
这时我们陷入怪异的片刻沉默。我第一次正眼打量费尔凯尔，他眯眼注视我。“咦，你是不相信哪一档事？”
他微微撇嘴，再次开口时，没了乡下老粗的调调。“噢，就是主流价值凌驾一切那一套，这个制度既腐败又排他。”然后他哼了一声，看见我的表情，又说，“别一副吃惊的表情，葳莉·厄普顿。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sat分数超过一千五。我窝在坦普尔顿，不代表我脑筋不灵光。”
“不是的，我没有那样想。”我说。
“你就是那样想的，但我原谅你。”他说。
我们又陷入了漫长的沉默。我盯着地上，他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然后我结结巴巴地开口，没话找话。“呃，你不肯娶进门的人是谁？”
这下子轮到他盯着地面了。他眉头打结，踢踢柏油上的一道小裂缝。“你知道梅拉妮吗？”他说，“就是梅儿·波特？但我们不常见面，只是轮流见小孩，互不往来。”
“噢，是梅儿。”她向来是他个人粉丝团的团长，拥有巨石般的豪乳和一张泰迪熊的可爱脸蛋。“了不起。我们改天应该出来喝杯啤酒，我得赶快回家了，我妈要帮我做早餐。”
“你不能再聊了吗？”他露出些许失望的神色，“那好吧。”
他居然垂头丧气了。看到他这样子，我以稍微放电的语气，碰他肩膀说：“我要怎么做，你才会放过我的车？”
他摘下橘色棒球帽，又笑了，搔搔头皮。他的鬈发不复存在，额头已扩展到头顶，头顶以后的部分才有蜜色头发。这些年来，他的金发颜色变深了。“我不知道耶。小皇后，你不乖，违规停车超过四十八小时。我不晓得怎么处理才好。”
我微微噘嘴，逗得他咯咯笑说：“这样吧，改天你照刚刚的提议跟我去喝啤酒，我就饶你一次，不罚你。如何？”
“听来不错。”我钻进车子，“谢啦，费尔凯尔。我欠你一个人情。”
“好说好说，大家是自己人。”他轻轻为我关上车门，靠在车窗上说，“还有一件事，葳莉，现在没人叫我费尔凯尔。天晓得费尔凯尔的意思怎么那么难听。叫我泽科，或是我的全名伊泽克尔，哥儿们都叫我泽科。”
“叫泽科吧。”我说，“不然伊泽克尔听起来怪怪的，但没问题。”
“那说定了。”他说，啪一声打了我车顶一掌，仿佛当那是马屁股，而我是准备上场用绳圈套住一岁小马的女牛仔。我在坦普尔公园回转，加速驶离，朝着灰蓝色的湖面前进。过了半路，我才开始大笑：高中时，我们叫他费尔凯尔，当那是抵挡他魅力与帅脸的咒语，借此稍微拉近他跟我们凡人的距离。我们没有对抗他的武器，只能拿他的姓氏大做文章。“费尔凯尔”据说是指以吸管吸食射入直肠内精液的性癖好人士。高中毕业十年后，他沦落到大家不必叫他费尔凯尔的地步了。现在他也是凡夫俗子，大家觉得大可放心，将他的名字还给他。“伊泽克尔”，我忍不住发噱，将车在家里的车道停好后我才止住笑。
母亲上早班。到下午时我已经厌倦了，不再从我房间监看湖怪的帐篷。一具起重机要来将湖怪遗体移到别处，但目前没有吊起它的动静。敞开的窗前听得到人群的低语，清凉饮料的叫卖声，还有新闻播报员练习念新闻稿。
我离开房间，到母亲悬挂祖先画像的走廊。第一幅挂上的画像是楼下墙上那幅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制的马默杜克，在这幅惟妙惟肖的画像中，他神情肃穆、红发、下巴肥大。他画像对面楼梯井中段的地方，悬挂着他娇小夫人伊丽莎白的画像，她纤细干瘪。楼梯顶端是笑容温厚的杰出小说家雅各布。从这幅画像到我房间的这一段走廊间，悬挂着较近代祖先的几十幅画像、蚀刻版画、照片，最后一幅挂在我房门对面的走廊墙上。只有两张我母亲的照片：一张是她穿着折边洋装的童年照片，另一张是长发的半嬉皮照片。
见到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褪色的泛橘照片中微笑，我就用双臂紧紧按压肚脐，向腹中宝宝说：“瞧瞧你这些疯狂的列祖列宗。”
朝楼梯井走近一步，便会看到我外祖父母的结婚照。当时的外公年仅十八岁，西装下的身躯骨瘦如柴。他的妻子菲比·蒂普顿是二十八岁的老小姐，大鼻子、下巴不见踪影、浑圆的娇小身躯，似乎暴躁易怒。老实说，他们实在不是金童玉女，穿着婚礼服饰的模样很硬很僵，一眼就晓得两人铁定是处男处女。他们必然干过那档事一次，有了我母亲后，便心安理得地不再亲热。我确信他们不可能跟人私通、生下我父亲，于是我又朝楼梯井走一步，去看曾外祖父母。
外祖母菲比·蒂普顿的父母也没比女儿强。克劳迪娅·斯塔克韦瑟与查克·蒂普顿双双拿着《圣经》。克劳迪娅脸色灰黄，瘦削，有菲比的大鼻子，但两人的下巴并不相像；查克·蒂普顿身躯庞大，一脸蠢相。克劳迪娅是源自赫蒂的马默杜克后人，但看她的模样，我不觉得她有足够想象力，能够红杏出墙。
“不对。”我向腹中宝宝说，“算了，不是她。”
我接着去看外祖父的父母，因为莎拉·富兰克林·坦普尔是马默杜克的嫡系后裔。这时我开始微笑了，因为外祖父的父母莎拉与小赛·厄普顿是一对丽人。莎拉是褐发美女，皮肤白皙，眼眸清亮；她先生小赛帅气逼人，笑容潇洒。我可以轻易想见莎拉处处留情，将一个小孩送到某个修道院或什么地方，藏匿证据，回到镇上，嫁给第一位向她求婚的男士。看着她姣好的面容，我觉得她有不为人知的深邃心机，一股我没料到会有的鬼祟神态。
于是，我取下外曾祖父母的照片。照片中的他们在某个风大的地方，与罗斯福夫妇握手。我亲吻他们两人。虽然小赛年复一年担任大联盟理事长，我母亲还是将他大部分的文件捐赠给纽约州历史协会，亦即nysha，而没捐给棒球博物馆。母亲此举在当年引起轩然大波。但至少这样一来，我就知道该上哪里找数据。我认为莎拉身后留下的数据恐怕有限，所以打算从她先生的生平寻找莎拉不忠的蛛丝马迹。比如说，小赛无端憎恨镇上的某个年轻农民。这位不设防的丈夫收到一封见不得人的匿名信之类的事情，某个对别人不具任何意义、对我却意义非凡的小事或小东西。
我兴奋不已，忘了我决心在德怀尔来电前窝在家里。我拿了笔记本和笔，匆匆穿过走廊，经过年代较早的列祖列宗，从雅各布、伊丽莎白、马默杜克面前走过去，出了华丽的两截门，再度回到湖滨街。
农家博物馆竖立着斜三角形的啤酒花藤支柱，十九世纪的村庄蹲伏其间，堆肥的气味随风飘荡；高尔夫球场的绿色长坡在我右手边，乡村俱乐部有砰砰砰的网球击球声，一队帆船驶向湖心。好不容易，我来到竖立着梁柱的石砌富兰克林庄园，三十五年前属于我们家族，但如今是博物馆。有片刻的时间，我幻想幽灵马拉着幽灵四轮马车，疾驰跑上通往大宅的长长车道，梁柱上有花环状的装饰物，窗内灯光通明，正在举办宴会。图书馆是大宅旁边比较没有那么华丽的石砌建筑。我伫立在外面一会儿，提振勇气，然后厚着脸皮，进入清凉的昏黄大厅。
柜台前坐着一位老太太，外貌出奇像山羊，瘦巴巴的下颌有丛生的白毛，但她正对着自己的胸脯打盹儿。她面前的牌子说：一般民众五元，纽约州历史协会会员与历史系所研究生免费。我想起我那位横越冰封白令海峡的史前人类，想起我曾将冻原尘土捧在膝盖上仔细筛拣的许多小时，然后在签名簿上写自己是历史研究生。我着手调查，差遣一位皮包骨的小胡子馆员在书架间来去匆匆，为我拿资料。当我问他问题，他气得脸都红了。
好几小时后，我仍然在图书馆的橡木桌前。太阳沉到山峦下，湖面一片阴暗。我四周堆着几大摞的书籍、几箱微胶片、硕士论文。我的笔记本里写满笔记。我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有，只查出小赛·厄普顿一九三五年来到坦普尔顿，以一个月时间勘查适合建立棒球博物馆的地点。但他爱上莎拉，留居此地。我外祖父乔治在他那本引发轩然大波、可能令他因此自尽死亡的小书里，只提到这么一点父母的事情。
现在，那冒失的馆员站在我面前，磨搓着领结，用手指将一本皮革装帧的小书推过来，说：“厄普顿小姐，很抱歉通知你，我一会儿就得回家。”他没有半点抱歉的表情；他整天都很帮忙我，在图书馆内奔波，为我找另外的资料、翻看微胶片寻找证据，他稀疏的小胡子颤抖着。稍早，我跟他说我正要写“棒球如何流传到坦普尔顿”的论文，以一九三五年为始，以小赛为实例研究。我知道这是非常逊的论文题目，偏偏想不出别的说词，而这位馆员似乎照单全收。坐镇前面柜台的山羊婆婆每隔一段时间睁一次眼皮，朝我们摇摇头，慢条斯理干点活儿，又以相同的姿势回到梦乡。
“对不起，我把书放回去。”我说。但他摆摆手。
“我明天再收。夏天没什么人会来这里。”他说，“而且你可能还会用到这些。看起来，你的进展有限。”
我举起双臂伸懒腰，打个呵欠，承认说：“是啊。我明天再来。既然我们还会常常打照面，我应该请教你的名字。”
他红着脸报出“彼得·利德”，伸手让我握。
但我惊讶过头，没和他握手，怔在那里瞪他，直到他困惑地放下手。“你该不会就是那个彼得·利德布丁派吧？”
“还真的就是我。”他说。
“太意外了。”我说。彼得·利德在中学比我高四个年级，挺胖的。高年级时大概超过三百磅，也是学校里演奏乐器的第一把交椅，无论双簧管、横笛、萨克斯风、大号、喇叭、鼓、小提琴统统难不倒他。我所认识的彼得·利德可以将这个精灵般的小个子拿去配薯条，大口吞下。“你是彼得·利德？真是对不起，整天都没认出你，我真猪头。”
但这位崭新的彼得·利德堆满笑容。“哎呀，厄普顿小姐，别想太多。我显然不是以前的样子了。很多年没人叫我彼得·利德布丁派。谁会料到我以前是甲状腺的毛病呢？而且是做完胃分隔手术才发现的，真是可恨。”
“天啊！”我说，“果然够呕。但别叫我厄普顿小姐。我是葳莉，彼得。”
“好的，葳莉。”他开心得脸红，清清嗓子又说，“好，我知道你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你的曾外公。但我在特殊馆藏区最里面找到这个，是莎拉·富兰克林·坦普尔的日志。你知道的，莎拉就是他的太太，噢，就是你的曾外婆。日志的年代是小赛到坦普尔顿的时候。我想，也许里头会有一些数据，能给你一点想法，值得一试。我看了一些，内容挺有趣的。这个史密斯学院的毕业生很能写呢。从来没人真的读过——就只是摆在那里，等待有朝一日想写小赛传记的人出现。”
“太好了。”我说，高兴得心脏怦怦跳。“谢谢你，可以借回家看吗？”
他遗憾地将脸皱成一小团。“真抱歉，特殊馆藏不能带出图书馆。”
“拜托？一个晚上就好？”我说。
“厄普顿小姐——”他开口。
“叫我葳莉。”我说。
“葳莉，很对不起，不行。”他说。
“拜托啦！”我再接再厉。
他左右为难，瞄了瞄四周的暗影。“好吧。”他低语，张望山羊婆婆在哪里。她推着摆了几本书的小车去后面。“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何况她是你的亲族。我不该答应的，但没关系。”然后他瞪大眼睛注视我，在我起身将日志悄悄塞进包包时，给我一个暧昧的浅笑。
“我明天带回来。多谢你了，彼得·利德。”说完，我匆匆踏出大门，以防他变卦。玫瑰香气从门边花丛直冲而上，我幻想那小个子图书馆员在我身后的门内，越来越苦恼，皱着眉，搓着手，像花栗鼠。
到家时已是傍晚，我上楼回房间才看到湖怪。它就在那里，镶嵌在窗框内的暮色中，感觉既不真实又鲜明：湖怪被起重机吊在半空中了。它的颈项往后倾，使得头向东方山峦歪斜，前肢与后腿垂向地面，脆弱的大尾巴像长长的逗号，离开水面后便显得破破烂烂，不甚可爱。奶油般的腹部就这样露向天空，尽管体积庞大，看来却很脆弱。湖水从它身上流回湖中，在薄暮中像几缕长长的银线。
接着，起重机发出响亮的机械咆哮声，转动机身，将湖怪吊到准备载运它的双束带平板卡车上，将它放低。风从湖面拂来新的气息，糅合鱼腥和草腥，腐臭味隐然浮动。我目光从窗户移开时，感觉到那鬼也来了，它是一抹飘逸的墨蓝，正在咬牙切齿。我知道它在生气。我想起湖怪冰凉的触感；我想起它深切的哀伤，那一股哀伤即使在尸体上也昭然若揭，我懂那个鬼的愤怒。
我知道湖怪离开湖泊后，某件事也随之告终了。悲伤像柔软滑顺的帘幕落到我身上，而我按压了腹中宝宝，感觉到里面的心跳。
在我动不动就挂彩的幼年，书本是我的甲壳。如果我在看书时想起伤势，疼痛似乎也会减轻。我的肉体生活无足轻重，脑海中的灿烂世界才真正要紧。回到书中就是回家。
因此，那一夜，我跟怒火熊熊的鬼坐在床上，听着母亲在楼下走动做晚餐，并拿起莎拉的日志读。日志始于她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她的记述古怪无比，令我迷失在字里行间。母亲叫我下去吃饭足足叫了三次。最后，她自己上楼，拿走我手上的日志。
我抬起头，热切而激动地说：“你奶奶的脑筋真是有毛病。”
“葳莉，”她忍着不笑。“看到你努力展开你的计划，我真是高兴。但就算是伟大的学者也得吃饭。”
“妈，”我说，“你对他们没好奇过吗？我是说小赛跟莎拉？你迷死人的爷爷奶奶？你都不好奇吗？”
她眨眨眼，有一秒钟的时间散发出困顿的感觉，之后才垂眼看看手上的小书。“是有一点点。他们那么……遥远，像名人。我问过曾祖母他们的事情，但那时候她老糊涂了，谁晓得她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不能问我爸，因为每次一提到奶奶，他就凶巴巴的。我也不知道。也许我在内心深处，仍是那个乖乖牌小女生，应该吧。”然后她叹着气重整旗鼓，以她实事求是的口吻说，“无所谓啦，相信你一定会跟我说的。我们的砂锅要凉了，时间也不早了，吃完饭我还得烤明天祈祷会的饼干。”
“呃。浸信会的饼干，我猜是蝗虫沾野生蜂蜜吧。”我说，稍微逗逗母亲，因为她神色如此悲伤。
“不是。”她露出淡淡的疲惫笑容。“但饼干确实得浸一浸，才能得到救赎。”
“哈哈哈，你讲话真像克拉丽莎。”我说，不过我确实笑了一会儿。
母亲拉着我的手，一路走下楼梯，然后转向我说：“无论如何，”她的下颚微微颤抖。“阳光，我很高兴你回来了。”
路跑之友比闹钟更准时。我从灰扑扑的黎明醒来时，他们仍在半英里之外，脚步声在萨斯奎汉纳桥回荡。等我找到一双旧跑鞋、一件合穿的t恤、一条运动短裤（宽松的黑色聚酯纤维材质，左裤腿上有一只丢人现眼的坦普尔顿吉祥物“红皮”），他们已经多跑半英里了。我来到湖滨街，就着柏油上露湿的脚印追踪他们的路线。
我毕竟有过像样的爱情生活，所以我承认自己追着六个中年男子满镇跑或许有点可悲吧。我偶尔返乡一趟，在这些返乡行程中，我渐渐习惯至少跟他们跑一段路，当我听见他们跑近我家时，便跳下床，竭力追上他们。其实除了我妈，他们是我在坦普尔顿仅存的朋友。我高中的朋友个个聪明，而聪明孩子从不回老家，即使逢年过节也难得露脸。大学后，故友们便断了音信，我得知他们生活状况的唯一渠道，是听母亲说他们当上住院医生、结婚、开始带实习医生、生子，我更常跟路跑之友打听消息。路跑之友是小镇的八卦中心，对小镇忠心耿耿，悉心护卫。早在我还在念高中的时期，他们便会尽量出席我的足球赛和田径赛。我相信他们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时序进入清爽的秋季后，观光人潮不再，高中的运动比赛便成为镇上唯一的盛事。但那也是因为他们把我当成干女儿，只是没有明讲。每年七月四日国庆，他们就会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家庭野餐，我总是只身赴会，我母亲每次都是去上班。当他们举家去迪士尼乐园、希尔顿黑德岛度假，他们会找我当保姆，让我同行。当我赢得“美国革命之女征文比赛”时，他们六人全员出动，陪我参加庆功宴。当我大学毕业，他们出资让我去欧洲自助旅行。母亲说这份礼实在太大，不准我接受，他们很伤心，费尽口舌向我母亲恳求，让她允许我收下钱。
那天拂晓的坦普尔顿透明得不亚于水晶。路跑之友已跑上湖滨街，经过雄伟的砖造奥特莎加酒店，其气质高雅，有如在湖畔享受阳光的贵妇。他们向左弯到纳尔逊大道，路过网球场，直上大街，跑过法院、花店，越过铁路，左转下了冬季街。这时，我从他们后头逐渐接近，距离两百码，听得到他们低声交谈，以及他们的老腿踏在地上的啪嗒声响。还差一百码时，我可以闻到他们湿透衣物的汗水味，以及他们以为没人注意时排放的小屁。
他们分别是：
约翰·诺伊曼，他女儿是我们班同学劳拉。每次约翰去德国老家，回来时总会带粗肥的杏仁糖送我。他也曾耗上一个夏天，挫败连连地教我打网球。
像熊的汤姆·欧文，他卖二手车，我那辆破烂掀背车就是他卖我的，便宜得跟免费差不多。我八岁时，一天放学回家途中，坐在一张长椅上哭诉其他小孩对我多坏，而他搂着我，直到我宣泄完情绪。
小个子托马斯·彼得斯是我的小儿科医生，身材矮小到我十岁时便能直视他的眼睛。每回埃夫里尔别墅的东西损坏，母亲必然向他搬救兵，因为他对待房屋就跟对待孩童一样拿手，会开开心心地修理任何东西。
索尔·福尔克纳，有三位太太，家境富裕，膝下无儿，因此总是八卦缠身。他家游泳池很大，我十岁时央求他让我在他家举行生日派对，他不知所措，索性找外烩公司来办。他们家是历史悠久的世家，男性统统叫索尔·福尔克纳。有人对他的财富眼红，给他取了“索尔·福尔克纳污死”的绰号，不叫他索尔·福尔克纳五世。
弗兰克·菲尼，他们家世代经营《自由人新闻报》，给我大学时的第一份实习工作，为照片撰写说明文字。他老爱把敲敲门的笑话挂在嘴上，讲到笑话都显得像搔痒酷刑了，沦为一点都不好玩的笑闹。
最后一位是道格·琼斯，我的高中英文老师，外貌神似上了年纪的门户乐团主唱吉姆·莫里森。下课后，照例有嘻嘻哈哈的女生们围着他，要他解说莎士比亚的作品。他选我在学校的话剧扮演被奥赛罗勒死的苔丝狄蒙娜，我去他家充当三个可爱小女儿的保姆时，他便会指导我念我的台词。“不对不对，葳莉，要融入感情！”他会如此大叫，而他女儿们会咯咯笑，像小鸟儿叽叽喳喳。
我愈越跑越接近他们。他们没注意到我，我不禁对着他们的背影微笑，觉得一股温煦的情感溢出心头。道格·琼斯正在说：“……只是在嫉妒，因为每次她问问题，问的人都是我，对不对，大汤姆？我还以为你要在镜头上揪住我呢。”
其余人咯咯笑，汤姆·欧文说：“笑死人了，小道格，笑、死、人、了。但你说得没错。我从没料到我上‘破晓’的时候，还得当你们这群呆瓜的副手。”
约翰操着淡淡的德国口音说：“那个凯蒂·道尔真是自以为了不起，对吧？但她本人比较漂亮，漂亮多了。”
我听了一会儿才想通他们接受了一个在全美国播出的晨间谈话节目采访，大概是问他们见到湖怪的经过吧。我正要追上去问个究竟，自得其乐地想着他们见到我必然会照例“嘿！”一声，却被一辆垃圾车挡住去路。当垃圾车驾驶朝我点点头时，一个可怕的念头攫住我的思绪。我蓦然停步，看着路跑之友在街上跑远。
我心想，镇上任何人都可能是我的父亲。比如说，垃圾清洁队员、路跑之友，或克卢尼医生，也就是在划船时发现湖怪的人，或是我的小学校长，或是矮胖的镇长，或是邮差，或是开普勒干洗店的家伙。棒球博物馆馆长、施耐德面包坊老板、德怀特修车厂的技师约翰·德怀特、德怀特的智障双胞胎兄弟德里克。我的田径教练、我的齿列矫正医生、整个夏天都在坦普尔公园下棋的三位沉默老人。殡仪业者克拉普先生、长老教会牧师、天主教神父、铁路大王、生物观测站的生物学者、镇上的图书馆馆员、我朋友们的父亲。天啊，任何人、任何男人，都可能是我的亲生父亲。甚至药房老板马奇！三年级小学生玩通宵的时候，他会压低音量，以大胆的口吻讲述他的事迹，把他说得像魔鬼似的。他的外表就像魔鬼，长着粗硬的老茧，腌菜般的光亮皮肤，驼背，双颊凹陷，眼窝极深，因此从来没人见过他的眼白，有一次他走进一群飞舞的蝴蝶间，它们在他身后像铜板一样坠地死亡，连他都可能是我的父亲，连马吉也可能拉开拉链，舒坦地低吟一声，钻进我的生命。我感觉心脏漏跳了一拍，即将像电视演的那样抱憾而终。
但我的心脏当然恢复跳动了，而路跑之友在街尾向左拐弯，绕回体育馆那边。我感到恶心。我觉得自己像p.d.伊士曼那本恐怖童书里的小鸟，那小鸟四处游荡，不管遇见牛啊、狗啊、飞机等等，一概问：“你是不是我妈妈？”我朝水沟呕了一番，站起身，仍然不舒服。
这时我在小学旁边，砖造的校舍像是用乐高积木拼凑而成。我要跑回镇上，从胡桃街弯到栗树街，斜切到大街，到棒球博物馆对面、邮局隔壁，去开我的车；我要返回埃夫里尔别墅的车道，将我的衣物、书本、一切令家居环境惬意宜人的东西，统统拖进屋子。我要坐在屋里腐败，直到腹中宝宝出来，或直到德怀尔来电，我发誓，在他来电前决不出门。在未跟德怀尔谈过之前，我不会决定如何处置腹中宝宝，而我绝不能主动打电话找他。我不允许自己去想，万一他永远不来电怎么办。
去开车时，不能撞见任何熟识的人，而那是我每次返乡都会遇上的事。上次我回坦普尔顿是两年前，我停车到美国最佳杂货店帮我母亲买东西，看到一个我毕业班的女同学谢里。她正在挑选什锦谷麦，完全没注意她摆在购物车里的三个小孩。他们眼睛鼓凸，拖着鼻涕，看来很骇人。谢里转头看见了我，至少有五分钟时间，我如坐针毡，谢里抓着我，仿佛我们是闺密。她介绍她的小孩时像是在献宝，她还提议我们约个时间喝两杯叙旧。我浑身不自在，竟然忘记我该买的东西，简直是飞奔回家的。后来，我开车到哈特威克平价超市，以防回到美国最佳杂货店时她仍在那里，眼皮跳都不跳一下，任由丑八怪小孩将整把、整把的加糖麦片扔到走道上。当我想到谢里时（即使是站在杂货店里，跟她一起浸沐在柔和音乐与日光灯下的时候也不例外），我就会想到她在床上，冒着汗珠呻吟，制造更多恐怖的小孩。有些人你只消看一眼，便见到了性爱。
那天早晨，我慢跑到大街，神经紧绷，鬼鬼祟祟。施耐德面包坊将传统的甜甜圈香气排放到街上，那股气味撩起一层层的记忆。那里以前是某摇滚明星的父母经营的娃娃屋家具店，如今是棒球卡店。那里以前是贩卖高级豆豆糖的糖果铺。那里以前是只卖小联盟队伍棒球帽的棒球帽专卖店，我曾在那里打工一个夏天，因此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随口说出几个球队名字：路易斯威尔蝙蝠队、托利多泥母鸡队、蒙哥马利饼干队、塔尔萨钻孔者队、巴塔维亚脏狗队、兰辛螺丝钉队。我跑下街道，过了卡特莱球场。还没有人出门，路上没有车。法柯公园在冬天时会搭起一间圣诞老公公的小屋，夏天时嗑药的中学生会闲坐着打混，或是整日玩着沙包球。角落里包铜建筑物里的马奇药房。然后是先驱街、史密斯大楼，一边低伏着一家叫猛的老酒吧、奥格尔书屋、德鲁伯格杂货店。热血沸腾的棒球迷摩拳擦掌，聚在偌大的棒球博物馆外头的绒绳边排队，等着去看会令他们惊叹连连的棒球和球棒。镇上的一切俱在，没有改变，只是每年增加几间与棒球相关的店铺，而本地人会去的好地方又减少几个。
这也是一种改变。以往，观光客从未真正引起我们多少注意。他们不属于坦普尔顿的社会阶层，只存在于我们的视野周围，虽然必要，却无足轻重。自从一九一八年兴建医院后，医师成为最高的阶层，将金钱和脑力注入镇上，经营乡村俱乐部、开设艺廊。在他们之上，只有寥寥几位百万富翁，诸如大使、铁路大王、四处种满鲜花的善心女富豪、靠着啤酒致富的福尔克纳家族，更别提我外祖父母在家道中落前也曾富甲一方。在医师之下的则是其他白领人士，诸如医院的管理阶层、律师、图书馆员，再下则是农民。昔日的农民举足轻重，但纽约乳用小母牛的市场衰退，如今则与麦芽酒、营火、土头土脑的形象搭在一起。在农民之下，则是偶尔在周末光顾猛酒吧的城市居民。一九八六年新的歌剧院开幕时，我们不甘愿地为穿着高级订制礼服、驾驶奔驰车的歌剧院观众增辟一个新阶层，但连他们最后也被驱逐到湖另一端的斯普林菲尔德了。当坦普尔顿南边的哈特威克神学院一块牧牛场摇身变为梦想园时，我们以为几个小联盟球员无法对镇上的风貌造成太大的改变。我们没料到他们会将父母带来，而那些父母（俗气、招摇，短裤底下露出橘皮组织，小面包车贴上阿谀的“给我坦普尔顿，其余免谈！”及“切斯特顿闪电人队最赞！”）硬是要拥有廉价餐厅、一家较好的杂货店、像塑料的连锁旅馆和迷你高尔夫球场。我们没料到梦想园会扩建，整个夏天每星期都能容纳八支小联盟队伍，每星期都有一千二百个吵死人的棒球小鬼头光临，外加带他们来的大约六百位可怕父母。尽管我们竭力将他们局限在哈特威克神学院的范围，亦即坦普尔顿镇中心南边三英里的地方，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需求会改变镇上的面貌。缝纫店、娃娃屋店、玩具店，甚至农场和房舍都会变成棒球产品的专卖店。现在，几乎每家店都摆满纪念品或球棒。我们越来越难对观光客视而不见。
一群穿着球衣的臭汗味男孩，兴奋地大谈著名球员泰·柯布和贝比·鲁斯。他们恰恰围在我的掀背车那里，待在邮局前面。我车上塞满书本和衣物，保险杆在重压下与地面近得危险。一辆拖吊车正在倒车，将灯光闪烁的后端伸到我可怜小车的底下，活像两辆车正准备翻云覆雨。
我加快脚步，内心庆幸车钥匙还插在钥匙孔上。在坦普尔顿（即使是在观光客聚集的大街），人人都会将钥匙留在钥匙孔上。我们可能是有志一同的笨，也可能是在遵守与生俱来的荣誉行为准则。现在，我钻进车子了。拖吊车持续倒向我的车，我则向后倒着开，狡猾地维持三英尺距离，如此行驶一百英尺后，就到达这条路尽头的市集街。此时，拖吊车司机停住车，跳下来，走到我的车这边。他身材高大，有啤酒肚，步态无精打采，穿着卡哈特（carthartt）牌连身衣裤，上衣的部分卷到腰际。他戴着猎帽，是名画《呐喊》的那种橘色，底下的脸堆满笑容。
“你死也不让我拖吊，是不是？”他嚷道。
我将头伸出车窗，说：“是的，先生。我就在坦普尔顿公园这里回转，自己滚蛋到别的地方，好吗？”
这时他的脸凑到我的车窗前，片刻后，我的心荡到谷底，我认出他了。他是泽科·费尔凯尔。哎哟，我的天。
“嘿，”他朝着我笑嘻嘻，“这不是一九九一年的小皇后小姐吗？”
我畏缩了起来：我曾是天底下最怪异的返校舞会皇后当选人，因为我不仅是书呆子，也是运动健将，从来不是美女。没错，我高高瘦瘦，但只是漂亮，而且早在那个年代，我就很讲究政治正确了。我是超极女权主义者，比较可能去抗议美国小姐选美比赛，而不会报名参加。话虽如此，那天我站在足球场湿冷的泥地上，接受后冠，我伪善的心却雀跃不已。
而泽科·费尔凯尔，这个在我车窗外的人，正是我返校舞会的国王。
“老天，费尔凯尔，是你吗？”我说。
“唔，你这模样真有看头。”他说。我皱起眉头，但费尔凯尔所谓的看头必然是褒义，因为随后他便将嚼过烟草的口气呼到我脸上，说：“我早就晓得你会变成辣妹，葳莉。现在快下车，给你的国王抱一下。”
就这样，我在大街和市集街的交会处，跟一个啤酒肚男相拥。高中时，我费尽心力抵御他的魅力。他那时候非常帅，拥有足球员的体魄，绿色的眼眸，一头浓密的金色鬈发，但也有炫耀猎艳战绩的恶名。至少，我在高中时还有那个脑筋，远离烂人。
“该死。”他说罢放开我，手指抚过我的短发。“我喜欢你这个样子。什么风把你吹回来的？”
“噢，”我撇开视线。“回来写论文，我需要安静的环境。”
“对喔，我老是忘记你是聪明的女生，有念过书的。我唯一上过的大学，就是人生大学，艰苦生活系，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的傲慢私立文学院狗屁。”
“是啊，确实如此。”我说。他满口陈腔滥调，令我越来越无力。
他说：“可是我那两个儿子以后会跟你一样。他们是聪明的小家伙。”
“小孩？”我说，“妈呀，费尔凯尔，你结婚了？我都不知道。”
“没有。”他说，“我没结婚，我不信那档事。”
这时我们陷入怪异的片刻沉默。我第一次正眼打量费尔凯尔，他眯眼注视我。“咦，你是不相信哪一档事？”
他微微撇嘴，再次开口时，没了乡下老粗的调调。“噢，就是主流价值凌驾一切那一套，这个制度既腐败又排他。”然后他哼了一声，看见我的表情，又说，“别一副吃惊的表情，葳莉·厄普顿。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sat分数超过一千五。我窝在坦普尔顿，不代表我脑筋不灵光。”
“不是的，我没有那样想。”我说。
“你就是那样想的，但我原谅你。”他说。
我们又陷入了漫长的沉默。我盯着地上，他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然后我结结巴巴地开口，没话找话。“呃，你不肯娶进门的人是谁？”
这下子轮到他盯着地面了。他眉头打结，踢踢柏油上的一道小裂缝。“你知道梅拉妮吗？”他说，“就是梅儿·波特？但我们不常见面，只是轮流见小孩，互不往来。”
“噢，是梅儿。”她向来是他个人粉丝团的团长，拥有巨石般的豪乳和一张泰迪熊的可爱脸蛋。“了不起。我们改天应该出来喝杯啤酒，我得赶快回家了，我妈要帮我做早餐。”
“你不能再聊了吗？”他露出些许失望的神色，“那好吧。”
他居然垂头丧气了。看到他这样子，我以稍微放电的语气，碰他肩膀说：“我要怎么做，你才会放过我的车？”
他摘下橘色棒球帽，又笑了，搔搔头皮。他的鬈发不复存在，额头已扩展到头顶，头顶以后的部分才有蜜色头发。这些年来，他的金发颜色变深了。“我不知道耶。小皇后，你不乖，违规停车超过四十八小时。我不晓得怎么处理才好。”
我微微噘嘴，逗得他咯咯笑说：“这样吧，改天你照刚刚的提议跟我去喝啤酒，我就饶你一次，不罚你。如何？”
“听来不错。”我钻进车子，“谢啦，费尔凯尔。我欠你一个人情。”
“好说好说，大家是自己人。”他轻轻为我关上车门，靠在车窗上说，“还有一件事，葳莉，现在没人叫我费尔凯尔。天晓得费尔凯尔的意思怎么那么难听。叫我泽科，或是我的全名伊泽克尔，哥儿们都叫我泽科。”
“叫泽科吧。”我说，“不然伊泽克尔听起来怪怪的，但没问题。”
“那说定了。”他说，啪一声打了我车顶一掌，仿佛当那是马屁股，而我是准备上场用绳圈套住一岁小马的女牛仔。我在坦普尔公园回转，加速驶离，朝着灰蓝色的湖面前进。过了半路，我才开始大笑：高中时，我们叫他费尔凯尔，当那是抵挡他魅力与帅脸的咒语，借此稍微拉近他跟我们凡人的距离。我们没有对抗他的武器，只能拿他的姓氏大做文章。“费尔凯尔”据说是指以吸管吸食射入直肠内精液的性癖好人士。高中毕业十年后，他沦落到大家不必叫他费尔凯尔的地步了。现在他也是凡夫俗子，大家觉得大可放心，将他的名字还给他。“伊泽克尔”，我忍不住发噱，将车在家里的车道停好后我才止住笑。
母亲上早班。到下午时我已经厌倦了，不再从我房间监看湖怪的帐篷。一具起重机要来将湖怪遗体移到别处，但目前没有吊起它的动静。敞开的窗前听得到人群的低语，清凉饮料的叫卖声，还有新闻播报员练习念新闻稿。
我离开房间，到母亲悬挂祖先画像的走廊。第一幅挂上的画像是楼下墙上那幅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制的马默杜克，在这幅惟妙惟肖的画像中，他神情肃穆、红发、下巴肥大。他画像对面楼梯井中段的地方，悬挂着他娇小夫人伊丽莎白的画像，她纤细干瘪。楼梯顶端是笑容温厚的杰出小说家雅各布。从这幅画像到我房间的这一段走廊间，悬挂着较近代祖先的几十幅画像、蚀刻版画、照片，最后一幅挂在我房门对面的走廊墙上。只有两张我母亲的照片：一张是她穿着折边洋装的童年照片，另一张是长发的半嬉皮照片。
见到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褪色的泛橘照片中微笑，我就用双臂紧紧按压肚脐，向腹中宝宝说：“瞧瞧你这些疯狂的列祖列宗。”
朝楼梯井走近一步，便会看到我外祖父母的结婚照。当时的外公年仅十八岁，西装下的身躯骨瘦如柴。他的妻子菲比·蒂普顿是二十八岁的老小姐，大鼻子、下巴不见踪影、浑圆的娇小身躯，似乎暴躁易怒。老实说，他们实在不是金童玉女，穿着婚礼服饰的模样很硬很僵，一眼就晓得两人铁定是处男处女。他们必然干过那档事一次，有了我母亲后，便心安理得地不再亲热。我确信他们不可能跟人私通、生下我父亲，于是我又朝楼梯井走一步，去看曾外祖父母。
外祖母菲比·蒂普顿的父母也没比女儿强。克劳迪娅·斯塔克韦瑟与查克·蒂普顿双双拿着《圣经》。克劳迪娅脸色灰黄，瘦削，有菲比的大鼻子，但两人的下巴并不相像；查克·蒂普顿身躯庞大，一脸蠢相。克劳迪娅是源自赫蒂的马默杜克后人，但看她的模样，我不觉得她有足够想象力，能够红杏出墙。
“不对。”我向腹中宝宝说，“算了，不是她。”
我接着去看外祖父的父母，因为莎拉·富兰克林·坦普尔是马默杜克的嫡系后裔。这时我开始微笑了，因为外祖父的父母莎拉与小赛·厄普顿是一对丽人。莎拉是褐发美女，皮肤白皙，眼眸清亮；她先生小赛帅气逼人，笑容潇洒。我可以轻易想见莎拉处处留情，将一个小孩送到某个修道院或什么地方，藏匿证据，回到镇上，嫁给第一位向她求婚的男士。看着她姣好的面容，我觉得她有不为人知的深邃心机，一股我没料到会有的鬼祟神态。
于是，我取下外曾祖父母的照片。照片中的他们在某个风大的地方，与罗斯福夫妇握手。我亲吻他们两人。虽然小赛年复一年担任大联盟理事长，我母亲还是将他大部分的文件捐赠给纽约州历史协会，亦即nysha，而没捐给棒球博物馆。母亲此举在当年引起轩然大波。但至少这样一来，我就知道该上哪里找数据。我认为莎拉身后留下的数据恐怕有限，所以打算从她先生的生平寻找莎拉不忠的蛛丝马迹。比如说，小赛无端憎恨镇上的某个年轻农民。这位不设防的丈夫收到一封见不得人的匿名信之类的事情，某个对别人不具任何意义、对我却意义非凡的小事或小东西。
我兴奋不已，忘了我决心在德怀尔来电前窝在家里。我拿了笔记本和笔，匆匆穿过走廊，经过年代较早的列祖列宗，从雅各布、伊丽莎白、马默杜克面前走过去，出了华丽的两截门，再度回到湖滨街。
农家博物馆竖立着斜三角形的啤酒花藤支柱，十九世纪的村庄蹲伏其间，堆肥的气味随风飘荡；高尔夫球场的绿色长坡在我右手边，乡村俱乐部有砰砰砰的网球击球声，一队帆船驶向湖心。好不容易，我来到竖立着梁柱的石砌富兰克林庄园，三十五年前属于我们家族，但如今是博物馆。有片刻的时间，我幻想幽灵马拉着幽灵四轮马车，疾驰跑上通往大宅的长长车道，梁柱上有花环状的装饰物，窗内灯光通明，正在举办宴会。图书馆是大宅旁边比较没有那么华丽的石砌建筑。我伫立在外面一会儿，提振勇气，然后厚着脸皮，进入清凉的昏黄大厅。
柜台前坐着一位老太太，外貌出奇像山羊，瘦巴巴的下颌有丛生的白毛，但她正对着自己的胸脯打盹儿。她面前的牌子说：一般民众五元，纽约州历史协会会员与历史系所研究生免费。我想起我那位横越冰封白令海峡的史前人类，想起我曾将冻原尘土捧在膝盖上仔细筛拣的许多小时，然后在签名簿上写自己是历史研究生。我着手调查，差遣一位皮包骨的小胡子馆员在书架间来去匆匆，为我拿资料。当我问他问题，他气得脸都红了。
好几小时后，我仍然在图书馆的橡木桌前。太阳沉到山峦下，湖面一片阴暗。我四周堆着几大摞的书籍、几箱微胶片、硕士论文。我的笔记本里写满笔记。我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有，只查出小赛·厄普顿一九三五年来到坦普尔顿，以一个月时间勘查适合建立棒球博物馆的地点。但他爱上莎拉，留居此地。我外祖父乔治在他那本引发轩然大波、可能令他因此自尽死亡的小书里，只提到这么一点父母的事情。
现在，那冒失的馆员站在我面前，磨搓着领结，用手指将一本皮革装帧的小书推过来，说：“厄普顿小姐，很抱歉通知你，我一会儿就得回家。”他没有半点抱歉的表情；他整天都很帮忙我，在图书馆内奔波，为我找另外的资料、翻看微胶片寻找证据，他稀疏的小胡子颤抖着。稍早，我跟他说我正要写“棒球如何流传到坦普尔顿”的论文，以一九三五年为始，以小赛为实例研究。我知道这是非常逊的论文题目，偏偏想不出别的说词，而这位馆员似乎照单全收。坐镇前面柜台的山羊婆婆每隔一段时间睁一次眼皮，朝我们摇摇头，慢条斯理干点活儿，又以相同的姿势回到梦乡。
“对不起，我把书放回去。”我说。但他摆摆手。
“我明天再收。夏天没什么人会来这里。”他说，“而且你可能还会用到这些。看起来，你的进展有限。”
我举起双臂伸懒腰，打个呵欠，承认说：“是啊。我明天再来。既然我们还会常常打照面，我应该请教你的名字。”
他红着脸报出“彼得·利德”，伸手让我握。
但我惊讶过头，没和他握手，怔在那里瞪他，直到他困惑地放下手。“你该不会就是那个彼得·利德布丁派吧？”
“还真的就是我。”他说。
“太意外了。”我说。彼得·利德在中学比我高四个年级，挺胖的。高年级时大概超过三百磅，也是学校里演奏乐器的第一把交椅，无论双簧管、横笛、萨克斯风、大号、喇叭、鼓、小提琴统统难不倒他。我所认识的彼得·利德可以将这个精灵般的小个子拿去配薯条，大口吞下。“你是彼得·利德？真是对不起，整天都没认出你，我真猪头。”
但这位崭新的彼得·利德堆满笑容。“哎呀，厄普顿小姐，别想太多。我显然不是以前的样子了。很多年没人叫我彼得·利德布丁派。谁会料到我以前是甲状腺的毛病呢？而且是做完胃分隔手术才发现的，真是可恨。”
“天啊！”我说，“果然够呕。但别叫我厄普顿小姐。我是葳莉，彼得。”
“好的，葳莉。”他开心得脸红，清清嗓子又说，“好，我知道你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你的曾外公。但我在特殊馆藏区最里面找到这个，是莎拉·富兰克林·坦普尔的日志。你知道的，莎拉就是他的太太，噢，就是你的曾外婆。日志的年代是小赛到坦普尔顿的时候。我想，也许里头会有一些数据，能给你一点想法，值得一试。我看了一些，内容挺有趣的。这个史密斯学院的毕业生很能写呢。从来没人真的读过——就只是摆在那里，等待有朝一日想写小赛传记的人出现。”
“太好了。”我说，高兴得心脏怦怦跳。“谢谢你，可以借回家看吗？”
他遗憾地将脸皱成一小团。“真抱歉，特殊馆藏不能带出图书馆。”
“拜托？一个晚上就好？”我说。
“厄普顿小姐——”他开口。
“叫我葳莉。”我说。
“葳莉，很对不起，不行。”他说。
“拜托啦！”我再接再厉。
他左右为难，瞄了瞄四周的暗影。“好吧。”他低语，张望山羊婆婆在哪里。她推着摆了几本书的小车去后面。“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何况她是你的亲族。我不该答应的，但没关系。”然后他瞪大眼睛注视我，在我起身将日志悄悄塞进包包时，给我一个暧昧的浅笑。
“我明天带回来。多谢你了，彼得·利德。”说完，我匆匆踏出大门，以防他变卦。玫瑰香气从门边花丛直冲而上，我幻想那小个子图书馆员在我身后的门内，越来越苦恼，皱着眉，搓着手，像花栗鼠。
到家时已是傍晚，我上楼回房间才看到湖怪。它就在那里，镶嵌在窗框内的暮色中，感觉既不真实又鲜明：湖怪被起重机吊在半空中了。它的颈项往后倾，使得头向东方山峦歪斜，前肢与后腿垂向地面，脆弱的大尾巴像长长的逗号，离开水面后便显得破破烂烂，不甚可爱。奶油般的腹部就这样露向天空，尽管体积庞大，看来却很脆弱。湖水从它身上流回湖中，在薄暮中像几缕长长的银线。
接着，起重机发出响亮的机械咆哮声，转动机身，将湖怪吊到准备载运它的双束带平板卡车上，将它放低。风从湖面拂来新的气息，糅合鱼腥和草腥，腐臭味隐然浮动。我目光从窗户移开时，感觉到那鬼也来了，它是一抹飘逸的墨蓝，正在咬牙切齿。我知道它在生气。我想起湖怪冰凉的触感；我想起它深切的哀伤，那一股哀伤即使在尸体上也昭然若揭，我懂那个鬼的愤怒。
我知道湖怪离开湖泊后，某件事也随之告终了。悲伤像柔软滑顺的帘幕落到我身上，而我按压了腹中宝宝，感觉到里面的心跳。
在我动不动就挂彩的幼年，书本是我的甲壳。如果我在看书时想起伤势，疼痛似乎也会减轻。我的肉体生活无足轻重，脑海中的灿烂世界才真正要紧。回到书中就是回家。
因此，那一夜，我跟怒火熊熊的鬼坐在床上，听着母亲在楼下走动做晚餐，并拿起莎拉的日志读。日志始于她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她的记述古怪无比，令我迷失在字里行间。母亲叫我下去吃饭足足叫了三次。最后，她自己上楼，拿走我手上的日志。
我抬起头，热切而激动地说：“你奶奶的脑筋真是有毛病。”
“葳莉，”她忍着不笑。“看到你努力展开你的计划，我真是高兴。但就算是伟大的学者也得吃饭。”
“妈，”我说，“你对他们没好奇过吗？我是说小赛跟莎拉？你迷死人的爷爷奶奶？你都不好奇吗？”
她眨眨眼，有一秒钟的时间散发出困顿的感觉，之后才垂眼看看手上的小书。“是有一点点。他们那么……遥远，像名人。我问过曾祖母他们的事情，但那时候她老糊涂了，谁晓得她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不能问我爸，因为每次一提到奶奶，他就凶巴巴的。我也不知道。也许我在内心深处，仍是那个乖乖牌小女生，应该吧。”然后她叹着气重整旗鼓，以她实事求是的口吻说，“无所谓啦，相信你一定会跟我说的。我们的砂锅要凉了，时间也不早了，吃完饭我还得烤明天祈祷会的饼干。”
“呃。浸信会的饼干，我猜是蝗虫沾野生蜂蜜吧。”我说，稍微逗逗母亲，因为她神色如此悲伤。
“不是。”她露出淡淡的疲惫笑容。“但饼干确实得浸一浸，才能得到救赎。”
“哈哈哈，你讲话真像克拉丽莎。”我说，不过我确实笑了一会儿。
母亲拉着我的手，一路走下楼梯，然后转向我说：“无论如何，”她的下颚微微颤抖。“阳光，我很高兴你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