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门外有狼
晚餐后我花了几小时，酝酿打电话给克拉丽莎的勇气。我不担心会吵醒她；她在旧金山，那里天还没黑。我甚至不是顾忌她会生我的气，因为她发现我让自己沦落到那种恐怖的黑洞后，一定会很火大。其实我畏首畏尾，是因为我离开两个月，而刮风的阿拉斯加荒野没有电话，虽然我收到了她几封可爱的长信，却始终没和她交谈过。我害怕，是因为每次她开口我都能听出她的健康状况，而在那一天，我不认为我可以承受她病情可能已加重的烦忧。假如我从她的声音察觉她病体虚弱，根本不像三十岁的女病人，我会受不了，以我当时的情况绝对无法承受。我坐在床上，盯着我搁在大腿上的公主电话，一动不动，耗了大半天。
我跟克拉丽莎是在我们就读的那间小型文学院认识的。大一秋天那学期的第一天，我在上课前二十分钟去抢法文课的位子。教室位于旧天文台咿呀响的顶楼，我打开教室门，教授跟一个女孩显然正聊得开心，我猜想她是教授的女儿，就觉得很不爽。她有螺旋状的金色鬈发，舞者的纤细骨架，衣服色彩鲜亮而不搭调，红色配粉红色、格子花呢配旋涡形花呢，统统混在一起。从教室门口看过去，我断定她十岁，不会更大。他们正在交谈，但在我进来时都转头看我。
那小女生开口，嗓音低沉、沙哑得令人意外：“见鬼，吓得我魂都飞了。嘿，快进来，不用拘束。”教授冲着她笑，很高兴。
我走近的时候，才看到女孩机灵的淘气眼神，还有她的姿态，在令我明白她的年纪远远超出我最初的想象。“这位是瑟奇特教授，我是克拉丽莎·埃文斯。我们在聊乔治·桑。依我看，她是个小牌作家。但这学期要上她写的《安蒂亚娜》（indiana），这本以前就上过了。”她用一双明眸望着教授，教授咯咯轻笑。然后，克拉丽莎露出一团和气的笑脸，向我说：“你是大一新生，过来坐我旁边，我笔记借你抄。”
但我坐到她对面，绷着脸说：“我是葳莉·厄普顿。”我竭力端出冷冰冰的架子。“我相信自己应付得来。”
她点点头，喜上眉梢地欢叫：“啊哈。”教室门又打开，其他学生三三两两进来。“有骨气！我欣赏有骨气的人。”她向我眨眼。
克拉丽莎脑筋绝佳，但法文令人不敢恭维，连教授也得忍住窃笑，听她以不协调的嗓音攻击新的课文。那天下课我走路回家，她跟在我身边。我们走在一起的模样必然很滑稽，我手长脚长，克拉丽莎则娇小玲珑。并肩同行的我们就像一只迈大步的白鹭，与一只烟不离手的长尾鹦鹉。
从此以后，我们变得形影不离，尽管她是大三学生。我跟着克拉丽莎修高年级的课，在学校餐厅跟她及她的朋友们一块用餐，她的朋友都是机智型的人物。当她的宿舍室友因为贩卖大麻被开除时，我甚至搬进她的宿舍套房。克拉丽莎令我惊叹：她可以无止无休地倒立喝酒，随口引用尼采的话，连走八小时的路也不嫌累，修指甲的功夫比美容师更高明；她在香烟上留下口红印，烟蒂随手丢弃，如花瓣散落。她谢绝卑劣的言行与飞短流长，因为热爱朋友而无止无境地模仿朋友，当她拿你开玩笑，总会让你乐在其中。她对笑话的品位差劲透顶，她比谁都喜爱双关语，拥有随时让我边笑边皱眉的独特本领；当她好不容易让意中人萨利·伯德（bird）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对我笑说一鸟（bird）在手，我则说胜过二鸟在林。她是男子赛船队的队长，她吆喝的声音传遍河面，向她的男队员嚷着：“快呀，快划。”由于她是克拉丽莎，所以他们会乖乖照办。他们会为她在三小比赛上夺冠，并在同年举行的查尔斯河赛舟会上拿下亚军。
我回坦普尔顿过感恩节那天，背着包包经过克拉丽莎的门口，准备上路。我看到她在床上阅读，房间像猪圈，而且没有半点收拾行李的迹象。我说：“克拉丽莎，你几时回家？”
她视线没有从书页移开。“我不回家，要待在这里。”
“你不能在宿舍过感恩节，那太胡闹了。”我说。
“当然可以。”她说，“我喜欢国际料理自助餐会。以前有一次，我还吃到印度薄饼配北欧的越橘酱咧，人间美味。”
“天啊，女人。”我说，“我决定了，你得跟我回坦普尔顿。”
我费了一番口舌才说服她。在车程中，我察觉纽约上州的贫穷、破败迹象吓到了克拉丽莎，濒临死亡的谷仓像从冰霜大地凸出的鲸鱼肋骨，拖车挨着公路停放，满是维多利亚式屋舍的鬼城。看得出她开始怀疑去坦普尔顿过节是否失算了，她想象我家沙发八成都泡满猫尿，湿冷的风从窗户钻进来，令她整夜瑟缩。如果说克拉丽莎有哪一点让我看不惯，那就是她对金钱的扭曲思想，宁可把一百块钱花在挑染头发上，而且只吃比利时巧克力。因此，我存心火上加油，说我表弟比利鲍柏（并无此人）一定会用雪地摩托车载我们出游；说我们将奶奶（也没有此人）叫作健力士金妮，因为她早上九点便“啵”地打开第一罐啤酒，之后便一罐接一罐，要是见到她倒在地上，无须担心，只要将她翻成侧卧即可，以免她呕吐时呛到。整个纽约上州都迈向死亡，我如此告诉克拉丽莎。我告诉她我跟朋友们怎么称呼上州的城镇：锡拉丘兹（syracuse）是烂借口（sorry-excuse）、罗切斯特（rochester）是烂且化脓（rot-and-fester）、奥尔巴尼（albany）是无趣到爆（all-banal）、奥尼昂塔（oneonta）是噢我才不要（oh-i-don，t-wanna）。
我们的车子绕过湖边时，克拉丽莎已经花容失色，皱着眉头。当我们进入坦普尔顿市街，见到古色古香的宏伟豪宅、亮眼的街道，游客开心地漫游其间，她才欢喜起来。“这里，”她带着惊异的神色转向我。“就像水晶球里的城镇，完美无瑕。”
“嗯，是很不错。”我说。
“不对。是完美无瑕。”她的语气很严肃。
那一星期，克拉丽莎跟我母亲相处得水乳交融，母亲常跟我们赖到大半夜都不睡觉，吃饼干配葡萄酒，笑语不断，我这辈子没见过她那么笑语盈盈。那年雪下得早，感恩节也雪花飘飘。有一晚，母亲去上夜班，我跟克拉丽莎去农家博物馆参加烛光晚会，雪堆砌成杯状，里面摆上祭典蜡烛，闪烁的金光从雪里透出来。风往上飘，捎来木柴烟味、清新的雪味、苹果酒香，甚至还有拉着我们的雪橇四处逛的马儿的清爽汗味。挽具上的铃铛声混杂着薛曼酒馆小提琴手的乐音，酒馆里大概在举办舞会之类的活动，越来越暗的公共空地上有小孩打雪仗的尖声笑闹。
克拉丽莎跟我站在药房的台阶上，看着这座传统村庄的温柔薄暮景致。我们刚从又小又闷的药房出来，在店里嗅到上千种草药混杂的气味：夏白菊、紫杉、香水薄荷、白柳皮阿司匹林，我们触摸了颅相学图谱的头像，我们看了在玻璃罐里爬行的肥滋滋的黑水蛭。离开镇上的现代药房来这里兼差的马奇先生和蔼地望着我们，驼背的他像鹦鹉歪着头，塞给我们可以放在祙子抽屉里除味的免费熏衣草香氛袋。
“你来啦，葳莉·坦普尔。”他向我说，他见到我总是这么说。
“是葳莉·厄普顿。”我依照惯例假装发火。
“你说了算。”他行礼如仪地向我眨眼。
从店里出来后，克拉丽莎叹了口气。“我真的觉得自己像殖民时代的女人，很奇怪吧？”
我看着她昂贵的大头靴、三百元的牛仔裤，咧嘴笑了。
我说出心里一直在想的事情，其实我的回答也很奇怪。我提起那年秋天经济学教授挂在嘴上的石油话题，说等到石油消耗殆尽后，社会结构全数崩解，无法再以旧有的制度提供大家各种货物，那么我相信我们只需要到农家博物馆，学会一切遭到淡忘的基本技艺。“那是自给自足的世界。”我向克拉丽莎说，兴奋到没去注意她的臭脸。“被遗忘的知识统统在这里。以前的人什么东西都自己做，例如鞋子、桶、轮子、扫把、床单。我们可以学习农牧和草药，能学的东西应有尽有。博物馆就像小小的备用文化发电机。当文明世界化为乌有，只要回到坦普尔顿就行了。”
发表完这篇小演讲，我才看克拉丽莎，见到她脸上的怒火。“为什么你老是要扫别人的兴。”她窜往门廊旁边的雪堆，费力地举步离开，她帽子上的几个红色球球向我愤然晃动。
当我们不得不出发回学校上课时，我母亲捧着克拉丽莎的小脸蛋，注视着她。
“只要你没地方去，这里永远有你的房间。”她说。
“妈，克拉丽莎也有自己的家人。”我惊恐地说。
母亲没有看我，却亲亲克拉丽莎的额头，柔声说了句我听不清的话，似乎是：“孤儿的心，只有孤儿懂。”
事后，在我们车子开到马萨诸塞州的时候，我盯着晶莹的冰封路面。“克拉丽莎，你要不要聊聊刚才你跟我妈的事？我妈说了什么？”
起初她一言不发，至少沉默十五英里路，然后点燃香烟，打破在我车上必须禁烟的规矩，并将车窗打开一条缝，用来吐烟。她说：“她说得没错。”她望出乘客座的车窗，说一对老教授只生了她这个小孩，他们老来得女，整颗心都放在她身上。她即将十六岁的时候，他们全家去挪威旅游，她父亲将租来的沃尔沃停在戈布林垭口旁边，打算拍照。她的父母站在垭口边欣赏风景，她去树后面小便。
她尿好回来后，父母消失无踪。相机搁在峡湾的边缘。最后一张照片是他们的两张脸，在裂隙前面笑嘻嘻，那是她父亲将相机举在面前拍摄的。
“妈妈？爸爸？”克拉丽莎犹疑地叫唤，始终没得到响应。她开始尖叫，越来越声嘶力竭，而回音反复地传来，像来自远方的嘲笑。
警方搜索垭口底下的岩石堆，一无所获。她返回康涅狄格州的家，没有东西遗失。她有父母的人寿保单，她卖掉房子及多数家具，她有的是钱。但她的父母是独生子女的独生子女，因此她假日无处可去。
我们车子驶向宿舍后方停车场的时候，她对我说：“你敢说出去，我就宰了你，知道没？我保证你没命，死得极度痛苦悲惨，懂吗？我会勒死你，假如我太火大，可能还会剥你的皮。”车停好后，我们看着一个男生试图将一大袋东西塞进宿舍门内，他呼出的气息在寒冷的空气里上扬，缀得他的头部像开满刺的金雀花。
“好，但为什么？”我总算说。
“我不要人家可怜我。”她说，小小拧我手臂一下，“死也不要，连你也不许同情我。我大概是脑筋有毛病吧。”她为笑话露出无力的笑容。
克拉丽莎毕业后当起记者。起初我很讶异她会选择这份工作，可是她娇小的身材、鲜明的性格、亮眼的衣着、淘气的无辜气质就是会令人愿意向她吐露事实，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工作表现优异。她有了未婚夫，就是萨利·伯德。萨利聪颖、和善、风趣，但一开始，我不相信世间有哪个不变态的正常人，愿意跟一个外貌像十二岁小孩的女人共度一生。最后，他让我心悦诚服。萨利·伯德是建筑师，脸软得像无尾熊，他在一场音乐会邂逅克拉丽莎后就整晚跟着她，倾慕地说：“拜托，跟我约会吧，求求你。”他完全忘掉不能向心仪对象摇尾乞怜的不成文把妹守则。她笑了，举白旗投降。我们两人都很惊讶，她竟然发现了萨利的为人温柔和蔼，而且他们已经在一起五年了。没错，前一年冬天他们水火不容，曾在酒吧吵架［点唱机大声播放着猫王的《温柔地爱我》（love me tender），我嘴里残存着莫吉托鸡尾酒的独特气味］。那场争执不晓得打哪儿冒出来的，随即演变为人身攻击。萨利怒骂“势利眼”“肤浅”“自大”“粗野”，克拉丽莎则回敬“笨蛋”“懦弱”“思想上的同性恋”“守旧”，酒吧里的客人纷纷走避、寻找掩护，我们的朋友统统溜之大吉。
“我不能嫁给那个人。”克拉丽莎在回家的出租车上号啕。她被我从酒吧里架出来。“他不了解我。”他们分手一星期后复合，若无其事，顽皮地模仿朋友的言行来逗对方笑，在街头一隅即兴跳起摇摆舞。或许是我多心吧，但我总觉得她多了一份我以前不曾感觉到的犹疑、一点点的冷淡。她有时会在周末“出差”，但我怀疑，或许有其中几次她其实是去了坦普尔顿拜访我母亲，待在屋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扩建的部分，留宿在我们称为“克拉丽莎的房间”的二楼寝室。但我从未向她查证，人人都应该拥有私密的精神慰藉。
之后，非常莫名其妙地，我的克拉丽莎生病了。这时她二十九岁。
二月底的一个夜晚，我跟克拉丽莎去艺廊，出席一位学校朋友希瑟的展览开幕酒会。希瑟是雕刻家，已经小有名气，但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丰满的政治系学生，毕生梦想是主持智囊团。现在她吃生鲜食品，瘦得像小木片，穿着以高妙技法破坏后再重组的棉布洋装，非常有型。她使用有机塑材制作性感的立体身体部位，用叶片、种子与编成辫状的草制作成令人惊愕的巨大乳房、腹部、阴茎。我们才刚踏进艺廊，拿来香槟，克拉丽莎便叹了口气，揉着头说：“我觉得好累，葳莉。老天，这辈子没累成这样过。”我没仔细听她说话，只顾着寻找海瑟，恭喜她开展。此外，克拉丽莎抱怨疲倦快三个月了，我以为她只是忙着跑伯克利市一个不正直警察的大新闻，疲累过度。我举脚离开克拉丽莎一步，便听到一小声“哎哟”。我回头，发现她跌坐在花岗岩基座上的希瑟作品上：以成熟麦秆编织成的两片金色肥臀，作品名称是ex(flax)。克拉丽莎面如死灰，摇着头。
“哎呀。”我跪下来，她的臂膀摸起来烫烫的。“你还好吗？”
“不知道耶，应该吧。”克拉丽莎说，“你妈觉得我只是贫血。应该不会怎样，我会多吃牛肉。”
“等一下。”我说，“你担心到打电话问我妈？”
她耸耸肩。“我以前没有闹过这种毛病。你看，三天前冒出来的。”克拉丽莎拉开下唇，露出牙龈，让我看一颗鲜红的脓包，大小如二十五分钱硬币。
“好恶心。”我说。
她露出淘气的微笑。“萨利也这么说。”她将香槟一饮而尽，站起身。“我不会有事的。我们去找希瑟，然后就闪人。我得回床上躺平。”
随后那个星期，我都没和克拉丽莎见面，但周日跟她碰头吃早午餐时，她似乎比平日更娇小，斜射到馆子里的明亮阳光令她猛眨眼，脸上怪异的红疹看来仿佛是用画笔勾勒而作，完全像是假的。我给克拉丽莎一个拥抱，还没坐下就说：“别点餐，我带你去看医生，马上去。”
“不用麻烦了。我礼拜五看过皮肤科，医生觉得是洗面奶造成的。”
“你去看皮肤科？克拉丽莎，万一那是……”但克拉丽莎摇摇一只小手，咳了一阵，令我不禁闭嘴。“我只要巧克力酥饼。我只要一大壶咖啡，我要我的好姊妹逗我笑，然后回家泡热水澡，完成三天前该交的稿，然后上床睡觉。抱歉，葳莉，但大家一直拿这件事烦我，我受够了。”
“好吧，你这个迷你法西斯分子。”我说着坐下。
“这是我的身体、我的招牌。”她笑得像往日的克拉丽莎，我忍不住跟着笑，暗自希望她会恢复元气，并点了蛋卷。
之后，克拉丽莎消失了几星期。我打过电话，但她没有接听、没有回电。无论什么时间绕到她公寓去，都没人应门，我以为她八成恢复了健康，出去跑新闻。有一晚，我跟一个笨到不行的法律系学生约会，去了门洛帕克市一家西班牙式轻食小馆，一小时后，我便无聊得如坐针毡。萨利来电时，我开心极了，没有离开桌位，当场就讲起电话，失礼到不行。但萨利轻柔而忧虑地说：“葳莉？克拉丽莎怪怪的，你多快可以赶过来？”
“二十分钟。”我向男伴笑一笑。他酒杯倒举在嘴巴上方，伸出舌头，舔干最后几滴酒。“快马加鞭的话，十八分钟。”
我到达他们公寓时，克拉丽莎眼睛暴凸，站在他们的玻璃咖啡桌上，穿着一件无袖上衣，没穿内裤。现在她四肢都有凸起的奇怪疹子，外加脸上宛如面具的那片疹子，她双手握着从棕榈树盆栽摘下的嫩叶。那棵棕榈养得很高大，令她很自豪，曾说那是她唯一种得活的东西。她有节奏地朝地面摇晃棕榈叶，念念有词，像在念咒。
“克拉丽莎？”我说，但她没有听见，我上前一步，附耳跟她说，“克拉丽莎？亲爱的，你在做什么？”
“蚂蚁。”她念完咒后说，“蚂蚁大军想爬到我身上。”
我转向萨利，将车钥匙扔给他。“把车开过来，快去。”说完，我将克拉丽莎从桌上拖下来，硬帮她套上内裤、裙子、便鞋，不顾她大吼大叫，将她扛到车上。萨利坐在驾驶座，指节发白，脸色像被人甩了好几记耳光。
到达医院后，我们没有久等。疲倦的主治医师从克拉丽莎的病房出来，用她湿润的胖手握住我们的手，她说：“很遗憾要告诉两位，依我看，你们朋友显然罹患严重的红斑性狼疮。出疹、精神错乱、关节肿大、发烧都是病征。再晚两个星期，她就会全身系统衰竭。现在，她的肾脏、肺膜就已受到侵袭了，她的大脑也是。”萨利颓然坐到椅子上，抱着头。
“你说是狼疮，对吧？应该没有大碍吧？”我说，“这不是什么恶疾，不像爱滋之类的，对吗？这不是绝症。”
“这种病不能根治。”医生说，“它属于自体免疫系统疾病。但如果施用类固醇和抗抑郁剂，甚至一些我们可以讨论看看的积极治疗方法，你们的朋友就可以拥有健康的生活。但她必须静养一年左右，身体才能恢复到可以工作的程度。我想让她参加一项临床试验，使用单株抗体。药很贵，但很适合她。”
“那怎么行。”萨利说，“她是记者。她是一流好手。或者说，她将来会是顶尖的记者。她充满干劲。”
“不行也要行，一定要办到。如果你们没别的问题，我得看其他病人了。”主治医生匆匆离开。
萨利的头埋在双腿间，大口呼吸。背上泛起大片汗珠。“萨利，没问题的。你没空的时候，我可以顶替你。”
“不。”他揩揩脸，露出颤抖的微笑。“你晓得你不是她唯一的朋友。”
“我知道。”我捏捏他的手，但医院走廊的气氛有点怪，似乎有个深色的坚硬按钮隔开我们，而我不明白个中原因。
克拉丽莎在那天午后醒来，神志清明，暴跳如雷（这是什么鬼地方，她咆哮）。我是告诉她病情的人。萨利回去帮她收拾住院用品，我哄一位医学系学生借我笔记本电脑，搜查狼疮的资料。
因此，我告诉克拉丽莎，许多病人长年过着快乐的日子，狼疮（lupus）得名自患者脸部的疹子；lupus在拉丁文指“狼”，而疹子形状令古代医师联想到狼吻。我说lupus也可以解读为豺狼座，也可以指白斑狗鱼；我说《牛津英文字典》首次引用这个词大约是在一四〇〇年，摘录自lanfranc s cirurg（虽然我不晓得那是什么鬼玩意儿），然后用拙劣的乔叟腔诵读条目内容：有人称为癌症，有人称为狼疮。
“但这绝对不是癌症，是我们可以对抗的狼疮。”我说。
“喔，所以这是好的绝症啰。”她绷着脸，在被子里显得更瘦小，鬈发在头上乱七八糟。“万岁，是狼疮耶！”
我说明了可能的症状、关节痛、疲倦、疗程的选项。我提到名人患者：弗兰纳里·奥康纳（好病不难寻，克拉丽莎当场来了句双关语，脸色发亮），杰克·伦敦说不定也是（天啊，他还写过《海狼》，太讽刺了，她说）。我说这是遗传疾病，问她家族中是否曾有人忽然亡故。
“除了我那不晓得是不是摔下挪威峡湾的爸妈吗？没有。”然后又说，“对了，我奶奶四十岁就过世了。”我望着克拉丽莎。她疲惫地揉眼睛。“她也长了疹子。”她轻声说，“还有关节炎。”
我向蜷缩起来的克拉丽莎说，在重拾健康前不能回到工作岗位。她没有反驳，可见她病体多么虚弱。她头靠着枕头，阖上眼，想来是睡了，于是我离开医院。
她住院一个月，直到肾脏与脑部的感染痊愈，直到胸膜炎消退。我在她的公寓摆满了紫花羽扇豆，算作是开死亡的玩笑。她见到那些紫花时笑到流泪。她回家那天，我陪她看影片，后来她对我说，她知道再一小时就是我教书的时间，如果我赶快上路，到斯坦福大学时还来得及影印讲义。她说她只想睡觉，反正萨利几个钟头后就会回来。
“不要，我要待在这里。”我说。
“你要去上课。”她说，亮晶晶的眼珠盯着我，劈哩啪啦说起双关语，逼得我不得不带着自己的东西，溜之大吉。“一个有阅读障碍的人走进胸罩（a dyslexic man walks into abra）,”她说，“你怎么称呼不属于你的奶酪？墨西哥玉米片奶酪沾酱（what do you call cheese that isn t yours? nacho cheese）。”她说着送我下电梯。我钻进车上时，亲了她的头一下。“真夸张。”她说，在街上偷抽烟，向我喷出烟。“肺癌才是我应该得的病，怎么也轮不到狼疮。我是脾气差（crabby），可没有狼性。”
“老天，克拉丽莎，你扯得太远了吧。”我说。
“我才刚刚恢复正常啊。”她耸了耸肩。
到了四月，在克拉丽莎进行超昂贵的单株抗体疗法的前一天，我们坐在她早餐桌前。她放下咖啡说：“管他的，我豁出去了。”
“无论你想怎样，算我一份。”我说，“我们要做什么？”
“去剃头，把头发剃光光。去我们最爱的地点，把头发剃到只剩头皮。有何不可。”
“怎么会想剃头？”我大感讶异。
她注视着我，皱眉说：“因为我可以，葳莉。我一向想剃，只是没胆子。现在我敢了。再说，我头发掉个不停。”她给我看她手里的一小绺鬈发。
“好吧。”我说，然后我们准备好工具，出发去金门公园的郁金香花园。我们坐在强劲的海风中，我将克拉丽莎漂亮的弯曲鬈发剪光，发丝落地弹起、翻滚。我拿剃刀在她头上剃了一回，用乳液将她苍白的头皮抹得发亮。然后，她摩挲自己的新头皮，闭着眼睛，被那些红金色郁金香衬托出病恹恹的样子。我举起手，朝头中间的头发剪，辟出了一道又长又斜的光溜溜头皮。克拉丽莎睁眼时，我剪出了跟一般人相反的鸡冠头，我的深色长发掉落在两侧及背后，而原本中分的地方则变成一道宽阔的高速公路。
她看来吓坏了，然后笑起来。“你想剃吗？你愿意为我剃头？”
我咧嘴微笑，剪掉更多头发。克拉丽莎咯咯笑着为我操刀。
当我们往回穿越金门公园，路过高尔夫球场，经过野牛群时，风儿舔舐着我们的光头，而我们手拉手。在那个充满宽容风气的城市，人们向我们微笑，将我们误认为同性恋。一个袒胸露背的男人溜着直排轮，绕着我们转了一圈又一圈，我们照旧走我们的，而他叉开腿，在我们周遭溜过来转过去，伸出双臂，唱道：“噢，我爱这个城市。在春天手拉手，两个光头女郎陷入爱河。”
我回到坦普尔顿老家后的那天晚上，我出于习惯打电话给克拉丽莎。她的电话开始响后，我才意识到我拨了号码、听筒贴着我耳朵，我在打电话。但还没来得及挂断，克拉丽莎低沉愠怒的声音便传来：“我正在看影片，不管你是哪号人物，找我最好有要紧的事情。”
她听来心情不佳，可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虚弱，颇有活力。我忍俊不禁，深深叹气说：“唉，克拉丽莎小可爱，你别愁，我找你确实有事。”
她欣喜若狂，说我居然回家了，斥责我到家后怎么没马上拨电话，我将来龙去脉和盘托出。
她老早就听说过德怀尔博士，晓得我一进研究所时，他就是我的专题讨论教授。他是名人，他愿意指导我的小论文让我非常高兴，之后他也成为我的论文指导教授。若说斯坦福大学里谁能在这个领域提拔我，那就是他了。
但她不知道我们以少得可怜的微小尊崇，称呼他“癞蛤蟆先生”。这绰号很贴切，因为他穿格子花呢背心、啤酒肚、佩戴怀表、操英国口音、鼻子油油亮亮、偏偏下巴又格外松软。他也有福斯的新款红色金龟车，每回我们见到他驱车下了纪念路，总会有人吟诵：娘娘腔，娘娘腔，开车回家去；你的鼻子着火了，你的下巴全没了。或许我们太毒舌，但我们怪他太太将他打扮成那副德行。她瘦削如刀锋，枯柴瘦骨，穿克什米尔毛料的黑衣，担任教导主任，醋劲之大闻名遐迩。听说德怀尔跟指导的女学生在办公室会谈时不能关门，正是因为太太的禁令，我们叫她“没卵巢泼妇”。
但德怀尔受到我们的爱戴，因为他风趣体贴，出类拔萃。我们爱他对考古学半带诗意、半带狂妄的看法。在我们专题讨论的第一堂课，他便说将人类历史视为层层交迭的羊皮纸，他以惯常的大动作挥手，你刮得越深，便能揭露越多。我们不敢奢望什么，只盼他也喜欢我们，因为他握有巨额补助金，与哈佛大学在阿拉斯加进行一项政府的挖掘工作，而大家都相信，他们即将有重大发现。
每年五月，癞蛤蟆先生与“没卵巢泼妇”会在洛斯阿尔托斯山的豪宅举办派对，庆祝暑假。他一向会在派对上宣布要带哪个研究生去阿拉斯加，利用暑假协助挖掘工作。大家无时无刻不在祈祷自己成为他钦点的幸运儿，因为坦白说，参与他的考古计划，可以瞬间让我们的就业行情看涨，但他没挑过女生，大家都清楚那是妻管严的关系。他们家装潢华美，都是玻璃和四四方方的家具，红木市、阿瑟顿、旧金山湾的风景都在他们脚底下，宛如奉献物。我们女生图的是外烩和免费的酒。
那一年的派对，整个考古系共襄盛举，行政管理人员也几乎到齐。外烩人员穿着晚礼服，夜间照明灯将游泳池映成蓝绿色，下方则有旧金山湾的闪烁灯光。但那一天我决定不去。派对的日期恰恰在克拉丽莎发现罹患狼疮后，我头发几乎贴着头皮剃光；由于我膝盖不太对劲，冬天就停止跑步，那时已添了约十磅的肉；傍晚陶艺课下课后，我在拉胚的辘轳前坐了太久，衣服脏兮兮的，破牛仔裤和棉绒衬衫松垮破裂，被黏土弄黑了。我一副狼狈相，不是适合欢庆的打扮。再说，我笃定今年雀屏中选的会是男同学，就跟往年一样。
陶艺老师将我独自留在工作室，我转着辘轳做花瓶，想象女生们穿着紧身洋装、男生们穿着西装，按下德怀尔家的门铃。我坐着看凹凸不平的胚土转呀转呀转，赫然意识到我由衷想参加派对。我洗手、洗脸，在裤子上套了件干净的束腰衫，希望它能遮住泥渍，营造出波希米亚式的俏皮风格，而不是我自觉的喂鸽子流浪女人。
我赶到派对时，德怀尔正在敲手里的酒杯，站在跳水板上，整个人摇晃了一会儿才稳住……今年，他说，我要带去阿拉斯加的研究生是（他停下来清嗓子）约翰·比尔兹利里与葳莉·厄普顿。我把白酒当成烈酒一样猛灌，一杯酒恰恰喝到一半，当场怔住。我看到没卵巢泼妇眯起眼，我看到她双手在屁股后握拳。当大家恭贺地拍我的背，令我不由得向前走时，我看到她打量我——我圆胖的脸蛋，新剃的头，邋遢的衣裳；我看到她心中大石落地。我简直可以看见她暗地叫我歹客。我向她皱眉。她看见了，微微给我一个假笑。
……我们今年有两个研究生助理，德怀尔正在说明，是因为今年就会发现那个长久以来只差临门一脚的发现。
太棒了！泳池边每个人叫道。
太棒了，我对着葡萄酒说，腿发软，人发抖。
我在机场和他们会合时，当然穿了最有女人味的衣服。我浓妆艳抹，穿粉红色迷你小洋装、高跟鞋。其他伙伴正要通过安检，德怀尔和太太离情依依。他难得没做维多利亚时代文士打扮，衣着正常，但看来确实宛如地理学会的探险家，穿着有拉链的卡其裤，搭配领尖有扣子的卡其衫，靴子的鞋尖钉有铁片。约翰·比尔兹利里对我的装束傻笑，匆匆通过金属探测器。德怀尔和太太分开了互拥的身体，这才看见我。
他假装没认出我，视线从我露了一大截的大腿移开。他太太皱起眉头，眉心深锁。但时间紧迫，我通过了安检。德怀尔跟过来，而他太太的声音里或许有一点慌乱，嚷着：“祝你好运！你要安分点哦！”
从旧金山到盐湖市的飞机狭窄难坐，有一小包花生、一瓶小气巴拉的莱姆汽水。但在犹他到阿拉斯加的航班上，约翰和我埋头看书，空服员说头等舱有一个空位，而德怀尔费了番口舌，说服她把位子给我们其中一人。约翰和我比赛拇指摔跤，我赢了，升舱去头等。德怀尔戴着眼罩休息，我在舒服的座椅坐下，开始看电影。
电影播到一半时，他轻碰我的肩膀，拿一片新鲜的巧克力饼干请我吃，神态像在动物园拿着花生哄诱动物。我按下暂停键，我们开始交谈，聊起考古计划。简单说，北美原住民从西伯利亚经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是一个很好的假说。我们计划将他们抵达的时间往前推：尽管低温气候区的证据显示，那里在三万三千年前便有人迹，但阿拉斯加最古老的遗址只能上溯到约一万四千年，两者的时间差距极大。德怀尔和哈佛大学在埃斯彭伯格角（cape espenberg）附近挖掘，他们几乎可以确定那里的历史能上溯到公元前二万五千年。在史前人类的考古领域中，若我们找到人类那么早便存在的证据，将会是重大的发现。
我们聊到比较轻松的话题时，博士跟我展开怪异的揣摩逢迎，心照不宣地眉来眼去，两人闹得开心，喃喃低语，因为四周每个人都在梦乡里，连空服员也坐在前方的小座椅上。那感觉就像我们在彻夜狂欢。我首次注意到他有酒窝，这令我讶异，因为我向来热爱酒窝。我再也看不到他闪亮的红鼻子，也见不到他消失的下巴。我被迷住了。但我以为一切都很单纯，直到他盯着我，将手摆在我大腿上，挑起眉毛。
当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彬彬有礼地将他的手移到我们之间的扶手，把我的话说完，我们将共度愉快的航程，我在夏天要扮演有荣誉心的好伙伴，跟哈佛所有人打成一片，等我们在秋季以英雄之姿凯旋，他们会觉得我是好哥儿们，会竭尽所能提携我在考古界发展。
二是挑眉回敬他。我可以溜到宽敞的头等舱洗手间，等待门板响起他发出的搔抓声。之后，我们可以非常不乖，嘻嘻哈哈，嘘着要彼此小声点，我的粉红裙子往上撩，他的卡其裤往下拉。我们愉悦的淘气行径做到一半时，我抬起头，突然见到他认真而甜蜜的表情。他给我不再漫不经心、幼稚的吻。在那像锅子的洗手间里，引擎声在我们周遭不断鸣响，一排排商人在门外打盹儿，我抬起头，在那张脸上见到以前没想过会见到的表情，然后发现自己开始下坠，重重地坠落。
我说到这里时，克拉丽莎打断我，沉静地说：“你，葳莉·厄普顿，是个超级大笨蛋。”
我们默然良久，我猜我们都在忖度，其实我会做明显错误的决定似乎不是什么新鲜事。首先，我始终拿有权威的人没辙：大学时有一位摄影学教授，头发渐秃，是个酒鬼。在暗房的红色灯泡下，我看着化学药水里浮现出在街上拍的妇女灰色脸孔，教授来到我背后，双手搁在我腹部，我们怪异的上下其手关系维持两学期，直到他因为酒驾遭到解聘。此外，我对风趣的男人也难以招架，诸如上过小丑学校或是即兴说笑成癖的男生；男人若是能令我捧腹，在我心目中的性感指数就会暴增。我也有微不足道的滥交问题，我会一连几个月誓言戒掉男色，绝不再碰，然后在某个夜晚狂热地跟人打情骂俏，在派对上带一个男生到洗手间办事，再带另一个返回住处。我想，我不是水性杨花，只是性生活两极化。
然后，我告诉克拉丽莎，德怀尔和我从洗手间出来时，机上所有乘客仍然在梦乡，仿佛被人下了魔咒。原本我们在相处上可能陷入尴尬，但他将我的手拉到腋窝挽着，就这么入睡，嘴巴张开，像小男生。他在随后的辛苦旅程对我都很体贴、很照顾，从安克拉治到诺姆，从诺姆到埃斯彭伯格角，从埃斯彭伯格角出城坐路虎车继续旅程，最后健行到挖掘地点。一路上，每回我们在等待下一段路的交通工具时，他便为我买咖啡，而我不时逮到他注视着我，嘴角漾着笑意。
因此，那档事我们又做了一次。之后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几乎每一夜，他都来到我专属的小帐篷，我们将两个睡袋用拉链并成一个，以抵御地面的寒意。即使是天气冷到我无法洗澡的日子，我们也照样办事。
整件事都有点疯狂：我们置身在那不真实的美丽天地间，阳光时时照耀。许多候鸟在我们头上盘旋，棱角分明的不毛大地色彩艳丽。挖掘工作很顺利，我们和哈佛的人称兄道弟，连伙食也一流，因为哈佛有一位研究生在献身学术前当过主厨。考古工作艰苦卓绝，而在漫长的一天结束后，只跟某人温情相对感觉很愉快。阳光令他甩掉苍白。工作让他筋肉结实，身材变好，松垮的下巴出现了轮廓，忽然间，德怀尔英俊非凡，而且不是只有我作如是想。有个雄壮威武的哈佛同性恋男研究生开始叫他“为他死也甘愿博士”。我不仅挥别赘肉，甚至持续纤瘦，因此肌肉紧贴着皮肤，呈现古铜色。我知道自己看来很漂亮。由于在冻原上打炮很少能逃过别人的耳目，事迹败露或许是免不了的。哈佛的人当然统统知道德怀尔的太座大人，她已经嫁给他很久了。他们跟我说话时，往往不正眼看我。
当我的月事没在该来的时候来，我心想：不用担心，这种事稀松平常，只是因为饮食改变。当我的好朋友第二度没来报到，我开始反胃。
就在我开始恶心欲吐时，我们找到了源头。隔了一天，我们找到骨骸。两者的年代都比克洛维斯文明更久远。骨骼学者欣喜若狂：光凭那副牙齿，便几乎能断定骸骨与西伯利亚人的血源相近。约翰是贝壳、植物等生态遗留物的专家，他说他几乎可以断定，胃部附近的种子属于该地绝迹至少两万两千年的植物。哈佛的首席调查员招来小飞机，我们前去简易机场，坐在路虎车上等着为他送行，因为他要飞到诺姆，然后到安克拉治，回哈佛大学，以放射性碳定年法鉴定物品的年代。
我们闲得发慌，正在说要不要凑合着玩威浮球时，风便吹来引擎声，于是大家准备送哈佛首席调查员上路去安克拉治，祝他好运。地平线上，飞机的小点儿越来越大，落地滑行。飞行员下了飞机，螺旋桨仍然有力地转动，但他面色如土，表情痛苦。他绕到乘客座那一侧，打开机门。
出来的人是没卵巢泼妇。
她扭着全是骨头的屁股，大步走向我。此时，老好人德怀尔博士的手从我肩膀移开，往侧边溜。他太太脱掉冰手的手套，将袖口拉向肥大的冬季大衣上（此举在那种天气实在画蛇添足），然后掴我耳光。我惊得合不拢嘴，而她到丈夫跟前，拖着他离开我们，嘶声怒骂。
我看着他们渐行渐远，脸颊开始发烫。哈佛的人和约翰袖手旁观，惊愕不已。
就在这时，我稍微昏了头。我直直走向小飞机，砰一声摔上门，不知为何启动了小飞机，去追德怀尔跟他太太。他转身一看，眼睛都瞪圆了，他旋即窜身闪躲，拖着太太跑。
想象一架小飞机轰隆隆在冻原上乱跑，横冲打转，拐弯前行。两道小人影狂奔着，手拉手。飞机加速冲向那两人，当两人分头逃窜，它便改追那个瘦子，那个皮包骨，逼近那穿着肥大羽绒夹克的尖叫逃命女人。那飞行员果真是天杀的勇猛，扑爬上驾驶舱，抢在最后一分钟让飞机转向。他看我的脸一眼，然后让飞机引擎全速运转，升空。
他将我一路载回诺姆。据他说，他很担心若是让我留在那里，不晓得我还会惹出什么麻烦。我搭上去费尔班克斯的航班，从费尔班克斯搭机去旧金山。全部费用都以信用卡支付，信用卡来自飞机前座上的黑色古驰皮包，皮包上有德怀尔太太双手的余温。驾驶舱里有股甜香，是她在下机前片刻洒上的香水味。
我在旧金山机场下机，抖得几乎无法行走。我没有行李，搭出租车到斯坦福大学，纪念路的棕榈树像军事列队，建筑物粉红得像天堂。我没换下阿拉斯加的衣物，挥汗将对我重要的东西全搬上我的车，启程返乡。我几乎整路没睡，哭个不停，时速九十英里。我只停下来加油和上洗手间，有一次是试图清洗身体，并换上t恤和短裤。我没有进食，到达纽约州伊利运河时，视线模糊得几乎看不见。有时候，德怀尔的幻影会坐在乘客座，他的模样依旧是我最熟悉的：黝黑而英俊，穿着探险家的装束。他一言不发，只是微笑。我仍然怒气冲天，假装看不见他。
我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分抵达坦普尔顿，将车停在邮局前面。我打电话给克拉丽莎时，车还没开回家。我怕若是直接开车回家，母亲听见车声，会带着小斧头出来。我站着看了埃夫里尔别墅约一小时，凝聚进屋的勇气。
然后我告诉克拉丽莎湖怪死亡的事，说我摸了它，感受到湖里的幽暗，无尽深邃的湖底。我告诉她，湖怪呜呼哀哉，只代表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在分崩离析。
我们默默无言的时间久到令人痛苦，我几乎可以听见克拉丽莎在思考。我交代这些事情便用掉几小时，这时是旧金山的深夜，电话另一头听不见市声。好不容易，她说：“嗯，没有错，你的生活一团乱，话虽如此，情况也不是那么糟。至少，你是在坦普尔顿。你要振作，疗伤止痛，诸如此类，然后回旧金山。”
“我尽量。”我说，“不过，我事情还没讲完。”
“不会吧。”克拉丽莎说。
“是真的。”我说，“可爱又理智的老妈非常神奇，竟然成了耶稣狂热分子……”
“……这我知道，那又怎么样？”克拉丽莎说。
“慢着，你怎么会晓得？”我说，“你怎么说？”
“这个，”克拉丽莎语音含糊，“我们常常通电话。不过仔细想想，从你回到家里，我还没跟她联络过。”
我沉吟着思忖这件事。“唔，你的最新死党胆子超大，居然在晚餐桌上跟我说，我的人生都建立在一个卑鄙的谎言上，而她必须告诉我真相，是因为耶稣讨厌人家撒谎。所以，你准备好了没？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我还没准备好。”克拉丽莎说，“反正你打算照说不误。”
“一点也没错。”我说，“你记不记得我妈在那年感恩节告诉你，她是在一个嬉皮公社跟三个男人疯狂上床，才会有了我？那不太符合实情。其实，只有一个男人，而且他是坦普尔顿的人。他有另一个家庭。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他完全不晓得我是他女儿。妈妈不跟我说他是谁，但我死缠烂打，逼她给我一条线索，也就是那人曾经随口告诉她，因为马默杜克·坦普尔乱搞女人，才会有他。因此，我得依据一条微不足道的传闻，从坦普尔顿年龄层符合的四百个可能人选里面，找到亲生父亲。”
“等一下，叫你妈直接说出答案，不就结了吗？”
“喔，关于这件事，我妈非常坦白地禁止我追查父亲的身份。”
“那你为什么要查？”我听得出她的笑意。
“这样才晓得我是不是从他那里遗传到什么恐怖的基因问题，然后我要宰了他，谁教他没有陪伴我长大。”
克拉丽莎试图掩饰笑声，却办不到，我只得忍受她又长又粗嘎的欢叫。好不容易，她止住笑，回到电话上。“哎呀，葳莉，好几个月没笑得那么用力了。”
“真高兴你觉得我的人生很让人爆笑。”我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克拉丽莎说，“我是在笑你妈那么傻，以为骗你是嬉皮杂交后的私生女，会好过说你是镇上体面男人的女儿。她真是搞错状况了。”
“是是是，只要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这全都很好笑。”我说，“不过克拉丽莎，我要问你的是，现在我怎么办？我该做什么？”
“你是指哪方面？”她说。
“全部。”我说。
我得夸奖一下克拉丽莎，她认真思忖了半天。我听见她打开衣橱门，坐在里面，以免吵到萨利睡觉，之后听见萨利带着困意的含糊嗓音。我听见她安抚萨利说：“就快讲完了。”然后，克拉丽莎回到在线。
“葳莉，萨利在发神经。”她说，“他说我最需要的是睡眠，再过两分钟，他就要把电话线剪断。所以，我先告诉你，关于德怀尔的事，你只能过一阵子再看着办。斯坦福大学那边也一样，我觉得你最后应该不会怎样的，因为跟学生上床仍然是很严重的事，我相信德怀尔夫妇不希望惹出丑闻。至于你爸，你有没有法子让你妈说出他是谁？”
“没法子。”我说。
“好，那你妈有没有说，是老马默杜克本人的私生子女后裔？”
我拼命回想。“没有。”
“那就可能是家族里的任何人。老实讲，那通常是比较近代才发生的私通，因为我觉得出轨这种事情，年代一久就会被淡忘。再说，近代祖先的文献资料，必然远远超过古早的祖先。先从你前面几代的人下手，找不到线索的话才往上查。如果一定要我猜，我想你的曾祖们就是祸首。再不然，就是雅各布那一型的性感人物。他看来就像那种人。”她说。
“好，这计划不错。”我说。
“至于小孩的事，”她的语气听来很苦涩，印象中克拉丽莎这辈子没用过这种口吻。后来我在半夜惊醒，记起她在医院做完遗传学咨询时脸色发白，愁容满面。我问她医生怎么说，她都不吭声，到家才把脸埋在枕头上，含糊地低声说：我不能有小孩。如果胎儿没害死我，我的基因也会害死胎儿。之后便不肯开口。现在她说：“你肯定吗？我是指小孩的事？你验孕了吗？”
我记得车子开到内布拉斯加的时候，曾在快被烤干的马路上吐个半死。我记得那天晚餐时在腹部的心跳。“我确定自己有了。”
“你要孩子吗？”她说。
“唉，克拉丽莎。”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何必让一个小孩来到我们乱七八糟的……”
她对着话筒叹气说：“饶了我吧，葳莉，跟我老实说就好。你想生吗？”
“我不知道。”我想着腹中宝宝在我们讲电话时不断成长。
“这是我现在没办法解决的事情。”她说，“葳莉，对不起，我早上要看医生，而且我好累好累。还有萨利，他站在我旁边，准备抢走电话。”
“天啊。”我说，“真对不起。我是全天下最糟糕的朋友。你怎么样？真不敢相信我都没问一声。”
“哎，没事没事。”她说，“一切都很好，别担心。我要挂电话了。我爱你，小朋友。不管是什么天大的事情，到早上感觉就没那么糟了。”之后她便挂断电话。
晚餐后我花了几小时，酝酿打电话给克拉丽莎的勇气。我不担心会吵醒她；她在旧金山，那里天还没黑。我甚至不是顾忌她会生我的气，因为她发现我让自己沦落到那种恐怖的黑洞后，一定会很火大。其实我畏首畏尾，是因为我离开两个月，而刮风的阿拉斯加荒野没有电话，虽然我收到了她几封可爱的长信，却始终没和她交谈过。我害怕，是因为每次她开口我都能听出她的健康状况，而在那一天，我不认为我可以承受她病情可能已加重的烦忧。假如我从她的声音察觉她病体虚弱，根本不像三十岁的女病人，我会受不了，以我当时的情况绝对无法承受。我坐在床上，盯着我搁在大腿上的公主电话，一动不动，耗了大半天。
我跟克拉丽莎是在我们就读的那间小型文学院认识的。大一秋天那学期的第一天，我在上课前二十分钟去抢法文课的位子。教室位于旧天文台咿呀响的顶楼，我打开教室门，教授跟一个女孩显然正聊得开心，我猜想她是教授的女儿，就觉得很不爽。她有螺旋状的金色鬈发，舞者的纤细骨架，衣服色彩鲜亮而不搭调，红色配粉红色、格子花呢配旋涡形花呢，统统混在一起。从教室门口看过去，我断定她十岁，不会更大。他们正在交谈，但在我进来时都转头看我。
那小女生开口，嗓音低沉、沙哑得令人意外：“见鬼，吓得我魂都飞了。嘿，快进来，不用拘束。”教授冲着她笑，很高兴。
我走近的时候，才看到女孩机灵的淘气眼神，还有她的姿态，在令我明白她的年纪远远超出我最初的想象。“这位是瑟奇特教授，我是克拉丽莎·埃文斯。我们在聊乔治·桑。依我看，她是个小牌作家。但这学期要上她写的《安蒂亚娜》（indiana），这本以前就上过了。”她用一双明眸望着教授，教授咯咯轻笑。然后，克拉丽莎露出一团和气的笑脸，向我说：“你是大一新生，过来坐我旁边，我笔记借你抄。”
但我坐到她对面，绷着脸说：“我是葳莉·厄普顿。”我竭力端出冷冰冰的架子。“我相信自己应付得来。”
她点点头，喜上眉梢地欢叫：“啊哈。”教室门又打开，其他学生三三两两进来。“有骨气！我欣赏有骨气的人。”她向我眨眼。
克拉丽莎脑筋绝佳，但法文令人不敢恭维，连教授也得忍住窃笑，听她以不协调的嗓音攻击新的课文。那天下课我走路回家，她跟在我身边。我们走在一起的模样必然很滑稽，我手长脚长，克拉丽莎则娇小玲珑。并肩同行的我们就像一只迈大步的白鹭，与一只烟不离手的长尾鹦鹉。
从此以后，我们变得形影不离，尽管她是大三学生。我跟着克拉丽莎修高年级的课，在学校餐厅跟她及她的朋友们一块用餐，她的朋友都是机智型的人物。当她的宿舍室友因为贩卖大麻被开除时，我甚至搬进她的宿舍套房。克拉丽莎令我惊叹：她可以无止无休地倒立喝酒，随口引用尼采的话，连走八小时的路也不嫌累，修指甲的功夫比美容师更高明；她在香烟上留下口红印，烟蒂随手丢弃，如花瓣散落。她谢绝卑劣的言行与飞短流长，因为热爱朋友而无止无境地模仿朋友，当她拿你开玩笑，总会让你乐在其中。她对笑话的品位差劲透顶，她比谁都喜爱双关语，拥有随时让我边笑边皱眉的独特本领；当她好不容易让意中人萨利·伯德（bird）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对我笑说一鸟（bird）在手，我则说胜过二鸟在林。她是男子赛船队的队长，她吆喝的声音传遍河面，向她的男队员嚷着：“快呀，快划。”由于她是克拉丽莎，所以他们会乖乖照办。他们会为她在三小比赛上夺冠，并在同年举行的查尔斯河赛舟会上拿下亚军。
我回坦普尔顿过感恩节那天，背着包包经过克拉丽莎的门口，准备上路。我看到她在床上阅读，房间像猪圈，而且没有半点收拾行李的迹象。我说：“克拉丽莎，你几时回家？”
她视线没有从书页移开。“我不回家，要待在这里。”
“你不能在宿舍过感恩节，那太胡闹了。”我说。
“当然可以。”她说，“我喜欢国际料理自助餐会。以前有一次，我还吃到印度薄饼配北欧的越橘酱咧，人间美味。”
“天啊，女人。”我说，“我决定了，你得跟我回坦普尔顿。”
我费了一番口舌才说服她。在车程中，我察觉纽约上州的贫穷、破败迹象吓到了克拉丽莎，濒临死亡的谷仓像从冰霜大地凸出的鲸鱼肋骨，拖车挨着公路停放，满是维多利亚式屋舍的鬼城。看得出她开始怀疑去坦普尔顿过节是否失算了，她想象我家沙发八成都泡满猫尿，湿冷的风从窗户钻进来，令她整夜瑟缩。如果说克拉丽莎有哪一点让我看不惯，那就是她对金钱的扭曲思想，宁可把一百块钱花在挑染头发上，而且只吃比利时巧克力。因此，我存心火上加油，说我表弟比利鲍柏（并无此人）一定会用雪地摩托车载我们出游；说我们将奶奶（也没有此人）叫作健力士金妮，因为她早上九点便“啵”地打开第一罐啤酒，之后便一罐接一罐，要是见到她倒在地上，无须担心，只要将她翻成侧卧即可，以免她呕吐时呛到。整个纽约上州都迈向死亡，我如此告诉克拉丽莎。我告诉她我跟朋友们怎么称呼上州的城镇：锡拉丘兹（syracuse）是烂借口（sorry-excuse）、罗切斯特（rochester）是烂且化脓（rot-and-fester）、奥尔巴尼（albany）是无趣到爆（all-banal）、奥尼昂塔（oneonta）是噢我才不要（oh-i-don，t-wanna）。
我们的车子绕过湖边时，克拉丽莎已经花容失色，皱着眉头。当我们进入坦普尔顿市街，见到古色古香的宏伟豪宅、亮眼的街道，游客开心地漫游其间，她才欢喜起来。“这里，”她带着惊异的神色转向我。“就像水晶球里的城镇，完美无瑕。”
“嗯，是很不错。”我说。
“不对。是完美无瑕。”她的语气很严肃。
那一星期，克拉丽莎跟我母亲相处得水乳交融，母亲常跟我们赖到大半夜都不睡觉，吃饼干配葡萄酒，笑语不断，我这辈子没见过她那么笑语盈盈。那年雪下得早，感恩节也雪花飘飘。有一晚，母亲去上夜班，我跟克拉丽莎去农家博物馆参加烛光晚会，雪堆砌成杯状，里面摆上祭典蜡烛，闪烁的金光从雪里透出来。风往上飘，捎来木柴烟味、清新的雪味、苹果酒香，甚至还有拉着我们的雪橇四处逛的马儿的清爽汗味。挽具上的铃铛声混杂着薛曼酒馆小提琴手的乐音，酒馆里大概在举办舞会之类的活动，越来越暗的公共空地上有小孩打雪仗的尖声笑闹。
克拉丽莎跟我站在药房的台阶上，看着这座传统村庄的温柔薄暮景致。我们刚从又小又闷的药房出来，在店里嗅到上千种草药混杂的气味：夏白菊、紫杉、香水薄荷、白柳皮阿司匹林，我们触摸了颅相学图谱的头像，我们看了在玻璃罐里爬行的肥滋滋的黑水蛭。离开镇上的现代药房来这里兼差的马奇先生和蔼地望着我们，驼背的他像鹦鹉歪着头，塞给我们可以放在祙子抽屉里除味的免费熏衣草香氛袋。
“你来啦，葳莉·坦普尔。”他向我说，他见到我总是这么说。
“是葳莉·厄普顿。”我依照惯例假装发火。
“你说了算。”他行礼如仪地向我眨眼。
从店里出来后，克拉丽莎叹了口气。“我真的觉得自己像殖民时代的女人，很奇怪吧？”
我看着她昂贵的大头靴、三百元的牛仔裤，咧嘴笑了。
我说出心里一直在想的事情，其实我的回答也很奇怪。我提起那年秋天经济学教授挂在嘴上的石油话题，说等到石油消耗殆尽后，社会结构全数崩解，无法再以旧有的制度提供大家各种货物，那么我相信我们只需要到农家博物馆，学会一切遭到淡忘的基本技艺。“那是自给自足的世界。”我向克拉丽莎说，兴奋到没去注意她的臭脸。“被遗忘的知识统统在这里。以前的人什么东西都自己做，例如鞋子、桶、轮子、扫把、床单。我们可以学习农牧和草药，能学的东西应有尽有。博物馆就像小小的备用文化发电机。当文明世界化为乌有，只要回到坦普尔顿就行了。”
发表完这篇小演讲，我才看克拉丽莎，见到她脸上的怒火。“为什么你老是要扫别人的兴。”她窜往门廊旁边的雪堆，费力地举步离开，她帽子上的几个红色球球向我愤然晃动。
当我们不得不出发回学校上课时，我母亲捧着克拉丽莎的小脸蛋，注视着她。
“只要你没地方去，这里永远有你的房间。”她说。
“妈，克拉丽莎也有自己的家人。”我惊恐地说。
母亲没有看我，却亲亲克拉丽莎的额头，柔声说了句我听不清的话，似乎是：“孤儿的心，只有孤儿懂。”
事后，在我们车子开到马萨诸塞州的时候，我盯着晶莹的冰封路面。“克拉丽莎，你要不要聊聊刚才你跟我妈的事？我妈说了什么？”
起初她一言不发，至少沉默十五英里路，然后点燃香烟，打破在我车上必须禁烟的规矩，并将车窗打开一条缝，用来吐烟。她说：“她说得没错。”她望出乘客座的车窗，说一对老教授只生了她这个小孩，他们老来得女，整颗心都放在她身上。她即将十六岁的时候，他们全家去挪威旅游，她父亲将租来的沃尔沃停在戈布林垭口旁边，打算拍照。她的父母站在垭口边欣赏风景，她去树后面小便。
她尿好回来后，父母消失无踪。相机搁在峡湾的边缘。最后一张照片是他们的两张脸，在裂隙前面笑嘻嘻，那是她父亲将相机举在面前拍摄的。
“妈妈？爸爸？”克拉丽莎犹疑地叫唤，始终没得到响应。她开始尖叫，越来越声嘶力竭，而回音反复地传来，像来自远方的嘲笑。
警方搜索垭口底下的岩石堆，一无所获。她返回康涅狄格州的家，没有东西遗失。她有父母的人寿保单，她卖掉房子及多数家具，她有的是钱。但她的父母是独生子女的独生子女，因此她假日无处可去。
我们车子驶向宿舍后方停车场的时候，她对我说：“你敢说出去，我就宰了你，知道没？我保证你没命，死得极度痛苦悲惨，懂吗？我会勒死你，假如我太火大，可能还会剥你的皮。”车停好后，我们看着一个男生试图将一大袋东西塞进宿舍门内，他呼出的气息在寒冷的空气里上扬，缀得他的头部像开满刺的金雀花。
“好，但为什么？”我总算说。
“我不要人家可怜我。”她说，小小拧我手臂一下，“死也不要，连你也不许同情我。我大概是脑筋有毛病吧。”她为笑话露出无力的笑容。
克拉丽莎毕业后当起记者。起初我很讶异她会选择这份工作，可是她娇小的身材、鲜明的性格、亮眼的衣着、淘气的无辜气质就是会令人愿意向她吐露事实，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工作表现优异。她有了未婚夫，就是萨利·伯德。萨利聪颖、和善、风趣，但一开始，我不相信世间有哪个不变态的正常人，愿意跟一个外貌像十二岁小孩的女人共度一生。最后，他让我心悦诚服。萨利·伯德是建筑师，脸软得像无尾熊，他在一场音乐会邂逅克拉丽莎后就整晚跟着她，倾慕地说：“拜托，跟我约会吧，求求你。”他完全忘掉不能向心仪对象摇尾乞怜的不成文把妹守则。她笑了，举白旗投降。我们两人都很惊讶，她竟然发现了萨利的为人温柔和蔼，而且他们已经在一起五年了。没错，前一年冬天他们水火不容，曾在酒吧吵架［点唱机大声播放着猫王的《温柔地爱我》（love me tender），我嘴里残存着莫吉托鸡尾酒的独特气味］。那场争执不晓得打哪儿冒出来的，随即演变为人身攻击。萨利怒骂“势利眼”“肤浅”“自大”“粗野”，克拉丽莎则回敬“笨蛋”“懦弱”“思想上的同性恋”“守旧”，酒吧里的客人纷纷走避、寻找掩护，我们的朋友统统溜之大吉。
“我不能嫁给那个人。”克拉丽莎在回家的出租车上号啕。她被我从酒吧里架出来。“他不了解我。”他们分手一星期后复合，若无其事，顽皮地模仿朋友的言行来逗对方笑，在街头一隅即兴跳起摇摆舞。或许是我多心吧，但我总觉得她多了一份我以前不曾感觉到的犹疑、一点点的冷淡。她有时会在周末“出差”，但我怀疑，或许有其中几次她其实是去了坦普尔顿拜访我母亲，待在屋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扩建的部分，留宿在我们称为“克拉丽莎的房间”的二楼寝室。但我从未向她查证，人人都应该拥有私密的精神慰藉。
之后，非常莫名其妙地，我的克拉丽莎生病了。这时她二十九岁。
二月底的一个夜晚，我跟克拉丽莎去艺廊，出席一位学校朋友希瑟的展览开幕酒会。希瑟是雕刻家，已经小有名气，但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丰满的政治系学生，毕生梦想是主持智囊团。现在她吃生鲜食品，瘦得像小木片，穿着以高妙技法破坏后再重组的棉布洋装，非常有型。她使用有机塑材制作性感的立体身体部位，用叶片、种子与编成辫状的草制作成令人惊愕的巨大乳房、腹部、阴茎。我们才刚踏进艺廊，拿来香槟，克拉丽莎便叹了口气，揉着头说：“我觉得好累，葳莉。老天，这辈子没累成这样过。”我没仔细听她说话，只顾着寻找海瑟，恭喜她开展。此外，克拉丽莎抱怨疲倦快三个月了，我以为她只是忙着跑伯克利市一个不正直警察的大新闻，疲累过度。我举脚离开克拉丽莎一步，便听到一小声“哎哟”。我回头，发现她跌坐在花岗岩基座上的希瑟作品上：以成熟麦秆编织成的两片金色肥臀，作品名称是ex(flax)。克拉丽莎面如死灰，摇着头。
“哎呀。”我跪下来，她的臂膀摸起来烫烫的。“你还好吗？”
“不知道耶，应该吧。”克拉丽莎说，“你妈觉得我只是贫血。应该不会怎样，我会多吃牛肉。”
“等一下。”我说，“你担心到打电话问我妈？”
她耸耸肩。“我以前没有闹过这种毛病。你看，三天前冒出来的。”克拉丽莎拉开下唇，露出牙龈，让我看一颗鲜红的脓包，大小如二十五分钱硬币。
“好恶心。”我说。
她露出淘气的微笑。“萨利也这么说。”她将香槟一饮而尽，站起身。“我不会有事的。我们去找希瑟，然后就闪人。我得回床上躺平。”
随后那个星期，我都没和克拉丽莎见面，但周日跟她碰头吃早午餐时，她似乎比平日更娇小，斜射到馆子里的明亮阳光令她猛眨眼，脸上怪异的红疹看来仿佛是用画笔勾勒而作，完全像是假的。我给克拉丽莎一个拥抱，还没坐下就说：“别点餐，我带你去看医生，马上去。”
“不用麻烦了。我礼拜五看过皮肤科，医生觉得是洗面奶造成的。”
“你去看皮肤科？克拉丽莎，万一那是……”但克拉丽莎摇摇一只小手，咳了一阵，令我不禁闭嘴。“我只要巧克力酥饼。我只要一大壶咖啡，我要我的好姊妹逗我笑，然后回家泡热水澡，完成三天前该交的稿，然后上床睡觉。抱歉，葳莉，但大家一直拿这件事烦我，我受够了。”
“好吧，你这个迷你法西斯分子。”我说着坐下。
“这是我的身体、我的招牌。”她笑得像往日的克拉丽莎，我忍不住跟着笑，暗自希望她会恢复元气，并点了蛋卷。
之后，克拉丽莎消失了几星期。我打过电话，但她没有接听、没有回电。无论什么时间绕到她公寓去，都没人应门，我以为她八成恢复了健康，出去跑新闻。有一晚，我跟一个笨到不行的法律系学生约会，去了门洛帕克市一家西班牙式轻食小馆，一小时后，我便无聊得如坐针毡。萨利来电时，我开心极了，没有离开桌位，当场就讲起电话，失礼到不行。但萨利轻柔而忧虑地说：“葳莉？克拉丽莎怪怪的，你多快可以赶过来？”
“二十分钟。”我向男伴笑一笑。他酒杯倒举在嘴巴上方，伸出舌头，舔干最后几滴酒。“快马加鞭的话，十八分钟。”
我到达他们公寓时，克拉丽莎眼睛暴凸，站在他们的玻璃咖啡桌上，穿着一件无袖上衣，没穿内裤。现在她四肢都有凸起的奇怪疹子，外加脸上宛如面具的那片疹子，她双手握着从棕榈树盆栽摘下的嫩叶。那棵棕榈养得很高大，令她很自豪，曾说那是她唯一种得活的东西。她有节奏地朝地面摇晃棕榈叶，念念有词，像在念咒。
“克拉丽莎？”我说，但她没有听见，我上前一步，附耳跟她说，“克拉丽莎？亲爱的，你在做什么？”
“蚂蚁。”她念完咒后说，“蚂蚁大军想爬到我身上。”
我转向萨利，将车钥匙扔给他。“把车开过来，快去。”说完，我将克拉丽莎从桌上拖下来，硬帮她套上内裤、裙子、便鞋，不顾她大吼大叫，将她扛到车上。萨利坐在驾驶座，指节发白，脸色像被人甩了好几记耳光。
到达医院后，我们没有久等。疲倦的主治医师从克拉丽莎的病房出来，用她湿润的胖手握住我们的手，她说：“很遗憾要告诉两位，依我看，你们朋友显然罹患严重的红斑性狼疮。出疹、精神错乱、关节肿大、发烧都是病征。再晚两个星期，她就会全身系统衰竭。现在，她的肾脏、肺膜就已受到侵袭了，她的大脑也是。”萨利颓然坐到椅子上，抱着头。
“你说是狼疮，对吧？应该没有大碍吧？”我说，“这不是什么恶疾，不像爱滋之类的，对吗？这不是绝症。”
“这种病不能根治。”医生说，“它属于自体免疫系统疾病。但如果施用类固醇和抗抑郁剂，甚至一些我们可以讨论看看的积极治疗方法，你们的朋友就可以拥有健康的生活。但她必须静养一年左右，身体才能恢复到可以工作的程度。我想让她参加一项临床试验，使用单株抗体。药很贵，但很适合她。”
“那怎么行。”萨利说，“她是记者。她是一流好手。或者说，她将来会是顶尖的记者。她充满干劲。”
“不行也要行，一定要办到。如果你们没别的问题，我得看其他病人了。”主治医生匆匆离开。
萨利的头埋在双腿间，大口呼吸。背上泛起大片汗珠。“萨利，没问题的。你没空的时候，我可以顶替你。”
“不。”他揩揩脸，露出颤抖的微笑。“你晓得你不是她唯一的朋友。”
“我知道。”我捏捏他的手，但医院走廊的气氛有点怪，似乎有个深色的坚硬按钮隔开我们，而我不明白个中原因。
克拉丽莎在那天午后醒来，神志清明，暴跳如雷（这是什么鬼地方，她咆哮）。我是告诉她病情的人。萨利回去帮她收拾住院用品，我哄一位医学系学生借我笔记本电脑，搜查狼疮的资料。
因此，我告诉克拉丽莎，许多病人长年过着快乐的日子，狼疮（lupus）得名自患者脸部的疹子；lupus在拉丁文指“狼”，而疹子形状令古代医师联想到狼吻。我说lupus也可以解读为豺狼座，也可以指白斑狗鱼；我说《牛津英文字典》首次引用这个词大约是在一四〇〇年，摘录自lanfranc s cirurg（虽然我不晓得那是什么鬼玩意儿），然后用拙劣的乔叟腔诵读条目内容：有人称为癌症，有人称为狼疮。
“但这绝对不是癌症，是我们可以对抗的狼疮。”我说。
“喔，所以这是好的绝症啰。”她绷着脸，在被子里显得更瘦小，鬈发在头上乱七八糟。“万岁，是狼疮耶！”
我说明了可能的症状、关节痛、疲倦、疗程的选项。我提到名人患者：弗兰纳里·奥康纳（好病不难寻，克拉丽莎当场来了句双关语，脸色发亮），杰克·伦敦说不定也是（天啊，他还写过《海狼》，太讽刺了，她说）。我说这是遗传疾病，问她家族中是否曾有人忽然亡故。
“除了我那不晓得是不是摔下挪威峡湾的爸妈吗？没有。”然后又说，“对了，我奶奶四十岁就过世了。”我望着克拉丽莎。她疲惫地揉眼睛。“她也长了疹子。”她轻声说，“还有关节炎。”
我向蜷缩起来的克拉丽莎说，在重拾健康前不能回到工作岗位。她没有反驳，可见她病体多么虚弱。她头靠着枕头，阖上眼，想来是睡了，于是我离开医院。
她住院一个月，直到肾脏与脑部的感染痊愈，直到胸膜炎消退。我在她的公寓摆满了紫花羽扇豆，算作是开死亡的玩笑。她见到那些紫花时笑到流泪。她回家那天，我陪她看影片，后来她对我说，她知道再一小时就是我教书的时间，如果我赶快上路，到斯坦福大学时还来得及影印讲义。她说她只想睡觉，反正萨利几个钟头后就会回来。
“不要，我要待在这里。”我说。
“你要去上课。”她说，亮晶晶的眼珠盯着我，劈哩啪啦说起双关语，逼得我不得不带着自己的东西，溜之大吉。“一个有阅读障碍的人走进胸罩（a dyslexic man walks into abra）,”她说，“你怎么称呼不属于你的奶酪？墨西哥玉米片奶酪沾酱（what do you call cheese that isn t yours? nacho cheese）。”她说着送我下电梯。我钻进车上时，亲了她的头一下。“真夸张。”她说，在街上偷抽烟，向我喷出烟。“肺癌才是我应该得的病，怎么也轮不到狼疮。我是脾气差（crabby），可没有狼性。”
“老天，克拉丽莎，你扯得太远了吧。”我说。
“我才刚刚恢复正常啊。”她耸了耸肩。
到了四月，在克拉丽莎进行超昂贵的单株抗体疗法的前一天，我们坐在她早餐桌前。她放下咖啡说：“管他的，我豁出去了。”
“无论你想怎样，算我一份。”我说，“我们要做什么？”
“去剃头，把头发剃光光。去我们最爱的地点，把头发剃到只剩头皮。有何不可。”
“怎么会想剃头？”我大感讶异。
她注视着我，皱眉说：“因为我可以，葳莉。我一向想剃，只是没胆子。现在我敢了。再说，我头发掉个不停。”她给我看她手里的一小绺鬈发。
“好吧。”我说，然后我们准备好工具，出发去金门公园的郁金香花园。我们坐在强劲的海风中，我将克拉丽莎漂亮的弯曲鬈发剪光，发丝落地弹起、翻滚。我拿剃刀在她头上剃了一回，用乳液将她苍白的头皮抹得发亮。然后，她摩挲自己的新头皮，闭着眼睛，被那些红金色郁金香衬托出病恹恹的样子。我举起手，朝头中间的头发剪，辟出了一道又长又斜的光溜溜头皮。克拉丽莎睁眼时，我剪出了跟一般人相反的鸡冠头，我的深色长发掉落在两侧及背后，而原本中分的地方则变成一道宽阔的高速公路。
她看来吓坏了，然后笑起来。“你想剃吗？你愿意为我剃头？”
我咧嘴微笑，剪掉更多头发。克拉丽莎咯咯笑着为我操刀。
当我们往回穿越金门公园，路过高尔夫球场，经过野牛群时，风儿舔舐着我们的光头，而我们手拉手。在那个充满宽容风气的城市，人们向我们微笑，将我们误认为同性恋。一个袒胸露背的男人溜着直排轮，绕着我们转了一圈又一圈，我们照旧走我们的，而他叉开腿，在我们周遭溜过来转过去，伸出双臂，唱道：“噢，我爱这个城市。在春天手拉手，两个光头女郎陷入爱河。”
我回到坦普尔顿老家后的那天晚上，我出于习惯打电话给克拉丽莎。她的电话开始响后，我才意识到我拨了号码、听筒贴着我耳朵，我在打电话。但还没来得及挂断，克拉丽莎低沉愠怒的声音便传来：“我正在看影片，不管你是哪号人物，找我最好有要紧的事情。”
她听来心情不佳，可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虚弱，颇有活力。我忍俊不禁，深深叹气说：“唉，克拉丽莎小可爱，你别愁，我找你确实有事。”
她欣喜若狂，说我居然回家了，斥责我到家后怎么没马上拨电话，我将来龙去脉和盘托出。
她老早就听说过德怀尔博士，晓得我一进研究所时，他就是我的专题讨论教授。他是名人，他愿意指导我的小论文让我非常高兴，之后他也成为我的论文指导教授。若说斯坦福大学里谁能在这个领域提拔我，那就是他了。
但她不知道我们以少得可怜的微小尊崇，称呼他“癞蛤蟆先生”。这绰号很贴切，因为他穿格子花呢背心、啤酒肚、佩戴怀表、操英国口音、鼻子油油亮亮、偏偏下巴又格外松软。他也有福斯的新款红色金龟车，每回我们见到他驱车下了纪念路，总会有人吟诵：娘娘腔，娘娘腔，开车回家去；你的鼻子着火了，你的下巴全没了。或许我们太毒舌，但我们怪他太太将他打扮成那副德行。她瘦削如刀锋，枯柴瘦骨，穿克什米尔毛料的黑衣，担任教导主任，醋劲之大闻名遐迩。听说德怀尔跟指导的女学生在办公室会谈时不能关门，正是因为太太的禁令，我们叫她“没卵巢泼妇”。
但德怀尔受到我们的爱戴，因为他风趣体贴，出类拔萃。我们爱他对考古学半带诗意、半带狂妄的看法。在我们专题讨论的第一堂课，他便说将人类历史视为层层交迭的羊皮纸，他以惯常的大动作挥手，你刮得越深，便能揭露越多。我们不敢奢望什么，只盼他也喜欢我们，因为他握有巨额补助金，与哈佛大学在阿拉斯加进行一项政府的挖掘工作，而大家都相信，他们即将有重大发现。
每年五月，癞蛤蟆先生与“没卵巢泼妇”会在洛斯阿尔托斯山的豪宅举办派对，庆祝暑假。他一向会在派对上宣布要带哪个研究生去阿拉斯加，利用暑假协助挖掘工作。大家无时无刻不在祈祷自己成为他钦点的幸运儿，因为坦白说，参与他的考古计划，可以瞬间让我们的就业行情看涨，但他没挑过女生，大家都清楚那是妻管严的关系。他们家装潢华美，都是玻璃和四四方方的家具，红木市、阿瑟顿、旧金山湾的风景都在他们脚底下，宛如奉献物。我们女生图的是外烩和免费的酒。
那一年的派对，整个考古系共襄盛举，行政管理人员也几乎到齐。外烩人员穿着晚礼服，夜间照明灯将游泳池映成蓝绿色，下方则有旧金山湾的闪烁灯光。但那一天我决定不去。派对的日期恰恰在克拉丽莎发现罹患狼疮后，我头发几乎贴着头皮剃光；由于我膝盖不太对劲，冬天就停止跑步，那时已添了约十磅的肉；傍晚陶艺课下课后，我在拉胚的辘轳前坐了太久，衣服脏兮兮的，破牛仔裤和棉绒衬衫松垮破裂，被黏土弄黑了。我一副狼狈相，不是适合欢庆的打扮。再说，我笃定今年雀屏中选的会是男同学，就跟往年一样。
陶艺老师将我独自留在工作室，我转着辘轳做花瓶，想象女生们穿着紧身洋装、男生们穿着西装，按下德怀尔家的门铃。我坐着看凹凸不平的胚土转呀转呀转，赫然意识到我由衷想参加派对。我洗手、洗脸，在裤子上套了件干净的束腰衫，希望它能遮住泥渍，营造出波希米亚式的俏皮风格，而不是我自觉的喂鸽子流浪女人。
我赶到派对时，德怀尔正在敲手里的酒杯，站在跳水板上，整个人摇晃了一会儿才稳住……今年，他说，我要带去阿拉斯加的研究生是（他停下来清嗓子）约翰·比尔兹利里与葳莉·厄普顿。我把白酒当成烈酒一样猛灌，一杯酒恰恰喝到一半，当场怔住。我看到没卵巢泼妇眯起眼，我看到她双手在屁股后握拳。当大家恭贺地拍我的背，令我不由得向前走时，我看到她打量我——我圆胖的脸蛋，新剃的头，邋遢的衣裳；我看到她心中大石落地。我简直可以看见她暗地叫我歹客。我向她皱眉。她看见了，微微给我一个假笑。
……我们今年有两个研究生助理，德怀尔正在说明，是因为今年就会发现那个长久以来只差临门一脚的发现。
太棒了！泳池边每个人叫道。
太棒了，我对着葡萄酒说，腿发软，人发抖。
我在机场和他们会合时，当然穿了最有女人味的衣服。我浓妆艳抹，穿粉红色迷你小洋装、高跟鞋。其他伙伴正要通过安检，德怀尔和太太离情依依。他难得没做维多利亚时代文士打扮，衣着正常，但看来确实宛如地理学会的探险家，穿着有拉链的卡其裤，搭配领尖有扣子的卡其衫，靴子的鞋尖钉有铁片。约翰·比尔兹利里对我的装束傻笑，匆匆通过金属探测器。德怀尔和太太分开了互拥的身体，这才看见我。
他假装没认出我，视线从我露了一大截的大腿移开。他太太皱起眉头，眉心深锁。但时间紧迫，我通过了安检。德怀尔跟过来，而他太太的声音里或许有一点慌乱，嚷着：“祝你好运！你要安分点哦！”
从旧金山到盐湖市的飞机狭窄难坐，有一小包花生、一瓶小气巴拉的莱姆汽水。但在犹他到阿拉斯加的航班上，约翰和我埋头看书，空服员说头等舱有一个空位，而德怀尔费了番口舌，说服她把位子给我们其中一人。约翰和我比赛拇指摔跤，我赢了，升舱去头等。德怀尔戴着眼罩休息，我在舒服的座椅坐下，开始看电影。
电影播到一半时，他轻碰我的肩膀，拿一片新鲜的巧克力饼干请我吃，神态像在动物园拿着花生哄诱动物。我按下暂停键，我们开始交谈，聊起考古计划。简单说，北美原住民从西伯利亚经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是一个很好的假说。我们计划将他们抵达的时间往前推：尽管低温气候区的证据显示，那里在三万三千年前便有人迹，但阿拉斯加最古老的遗址只能上溯到约一万四千年，两者的时间差距极大。德怀尔和哈佛大学在埃斯彭伯格角（cape espenberg）附近挖掘，他们几乎可以确定那里的历史能上溯到公元前二万五千年。在史前人类的考古领域中，若我们找到人类那么早便存在的证据，将会是重大的发现。
我们聊到比较轻松的话题时，博士跟我展开怪异的揣摩逢迎，心照不宣地眉来眼去，两人闹得开心，喃喃低语，因为四周每个人都在梦乡里，连空服员也坐在前方的小座椅上。那感觉就像我们在彻夜狂欢。我首次注意到他有酒窝，这令我讶异，因为我向来热爱酒窝。我再也看不到他闪亮的红鼻子，也见不到他消失的下巴。我被迷住了。但我以为一切都很单纯，直到他盯着我，将手摆在我大腿上，挑起眉毛。
当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彬彬有礼地将他的手移到我们之间的扶手，把我的话说完，我们将共度愉快的航程，我在夏天要扮演有荣誉心的好伙伴，跟哈佛所有人打成一片，等我们在秋季以英雄之姿凯旋，他们会觉得我是好哥儿们，会竭尽所能提携我在考古界发展。
二是挑眉回敬他。我可以溜到宽敞的头等舱洗手间，等待门板响起他发出的搔抓声。之后，我们可以非常不乖，嘻嘻哈哈，嘘着要彼此小声点，我的粉红裙子往上撩，他的卡其裤往下拉。我们愉悦的淘气行径做到一半时，我抬起头，突然见到他认真而甜蜜的表情。他给我不再漫不经心、幼稚的吻。在那像锅子的洗手间里，引擎声在我们周遭不断鸣响，一排排商人在门外打盹儿，我抬起头，在那张脸上见到以前没想过会见到的表情，然后发现自己开始下坠，重重地坠落。
我说到这里时，克拉丽莎打断我，沉静地说：“你，葳莉·厄普顿，是个超级大笨蛋。”
我们默然良久，我猜我们都在忖度，其实我会做明显错误的决定似乎不是什么新鲜事。首先，我始终拿有权威的人没辙：大学时有一位摄影学教授，头发渐秃，是个酒鬼。在暗房的红色灯泡下，我看着化学药水里浮现出在街上拍的妇女灰色脸孔，教授来到我背后，双手搁在我腹部，我们怪异的上下其手关系维持两学期，直到他因为酒驾遭到解聘。此外，我对风趣的男人也难以招架，诸如上过小丑学校或是即兴说笑成癖的男生；男人若是能令我捧腹，在我心目中的性感指数就会暴增。我也有微不足道的滥交问题，我会一连几个月誓言戒掉男色，绝不再碰，然后在某个夜晚狂热地跟人打情骂俏，在派对上带一个男生到洗手间办事，再带另一个返回住处。我想，我不是水性杨花，只是性生活两极化。
然后，我告诉克拉丽莎，德怀尔和我从洗手间出来时，机上所有乘客仍然在梦乡，仿佛被人下了魔咒。原本我们在相处上可能陷入尴尬，但他将我的手拉到腋窝挽着，就这么入睡，嘴巴张开，像小男生。他在随后的辛苦旅程对我都很体贴、很照顾，从安克拉治到诺姆，从诺姆到埃斯彭伯格角，从埃斯彭伯格角出城坐路虎车继续旅程，最后健行到挖掘地点。一路上，每回我们在等待下一段路的交通工具时，他便为我买咖啡，而我不时逮到他注视着我，嘴角漾着笑意。
因此，那档事我们又做了一次。之后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几乎每一夜，他都来到我专属的小帐篷，我们将两个睡袋用拉链并成一个，以抵御地面的寒意。即使是天气冷到我无法洗澡的日子，我们也照样办事。
整件事都有点疯狂：我们置身在那不真实的美丽天地间，阳光时时照耀。许多候鸟在我们头上盘旋，棱角分明的不毛大地色彩艳丽。挖掘工作很顺利，我们和哈佛的人称兄道弟，连伙食也一流，因为哈佛有一位研究生在献身学术前当过主厨。考古工作艰苦卓绝，而在漫长的一天结束后，只跟某人温情相对感觉很愉快。阳光令他甩掉苍白。工作让他筋肉结实，身材变好，松垮的下巴出现了轮廓，忽然间，德怀尔英俊非凡，而且不是只有我作如是想。有个雄壮威武的哈佛同性恋男研究生开始叫他“为他死也甘愿博士”。我不仅挥别赘肉，甚至持续纤瘦，因此肌肉紧贴着皮肤，呈现古铜色。我知道自己看来很漂亮。由于在冻原上打炮很少能逃过别人的耳目，事迹败露或许是免不了的。哈佛的人当然统统知道德怀尔的太座大人，她已经嫁给他很久了。他们跟我说话时，往往不正眼看我。
当我的月事没在该来的时候来，我心想：不用担心，这种事稀松平常，只是因为饮食改变。当我的好朋友第二度没来报到，我开始反胃。
就在我开始恶心欲吐时，我们找到了源头。隔了一天，我们找到骨骸。两者的年代都比克洛维斯文明更久远。骨骼学者欣喜若狂：光凭那副牙齿，便几乎能断定骸骨与西伯利亚人的血源相近。约翰是贝壳、植物等生态遗留物的专家，他说他几乎可以断定，胃部附近的种子属于该地绝迹至少两万两千年的植物。哈佛的首席调查员招来小飞机，我们前去简易机场，坐在路虎车上等着为他送行，因为他要飞到诺姆，然后到安克拉治，回哈佛大学，以放射性碳定年法鉴定物品的年代。
我们闲得发慌，正在说要不要凑合着玩威浮球时，风便吹来引擎声，于是大家准备送哈佛首席调查员上路去安克拉治，祝他好运。地平线上，飞机的小点儿越来越大，落地滑行。飞行员下了飞机，螺旋桨仍然有力地转动，但他面色如土，表情痛苦。他绕到乘客座那一侧，打开机门。
出来的人是没卵巢泼妇。
她扭着全是骨头的屁股，大步走向我。此时，老好人德怀尔博士的手从我肩膀移开，往侧边溜。他太太脱掉冰手的手套，将袖口拉向肥大的冬季大衣上（此举在那种天气实在画蛇添足），然后掴我耳光。我惊得合不拢嘴，而她到丈夫跟前，拖着他离开我们，嘶声怒骂。
我看着他们渐行渐远，脸颊开始发烫。哈佛的人和约翰袖手旁观，惊愕不已。
就在这时，我稍微昏了头。我直直走向小飞机，砰一声摔上门，不知为何启动了小飞机，去追德怀尔跟他太太。他转身一看，眼睛都瞪圆了，他旋即窜身闪躲，拖着太太跑。
想象一架小飞机轰隆隆在冻原上乱跑，横冲打转，拐弯前行。两道小人影狂奔着，手拉手。飞机加速冲向那两人，当两人分头逃窜，它便改追那个瘦子，那个皮包骨，逼近那穿着肥大羽绒夹克的尖叫逃命女人。那飞行员果真是天杀的勇猛，扑爬上驾驶舱，抢在最后一分钟让飞机转向。他看我的脸一眼，然后让飞机引擎全速运转，升空。
他将我一路载回诺姆。据他说，他很担心若是让我留在那里，不晓得我还会惹出什么麻烦。我搭上去费尔班克斯的航班，从费尔班克斯搭机去旧金山。全部费用都以信用卡支付，信用卡来自飞机前座上的黑色古驰皮包，皮包上有德怀尔太太双手的余温。驾驶舱里有股甜香，是她在下机前片刻洒上的香水味。
我在旧金山机场下机，抖得几乎无法行走。我没有行李，搭出租车到斯坦福大学，纪念路的棕榈树像军事列队，建筑物粉红得像天堂。我没换下阿拉斯加的衣物，挥汗将对我重要的东西全搬上我的车，启程返乡。我几乎整路没睡，哭个不停，时速九十英里。我只停下来加油和上洗手间，有一次是试图清洗身体，并换上t恤和短裤。我没有进食，到达纽约州伊利运河时，视线模糊得几乎看不见。有时候，德怀尔的幻影会坐在乘客座，他的模样依旧是我最熟悉的：黝黑而英俊，穿着探险家的装束。他一言不发，只是微笑。我仍然怒气冲天，假装看不见他。
我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分抵达坦普尔顿，将车停在邮局前面。我打电话给克拉丽莎时，车还没开回家。我怕若是直接开车回家，母亲听见车声，会带着小斧头出来。我站着看了埃夫里尔别墅约一小时，凝聚进屋的勇气。
然后我告诉克拉丽莎湖怪死亡的事，说我摸了它，感受到湖里的幽暗，无尽深邃的湖底。我告诉她，湖怪呜呼哀哉，只代表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在分崩离析。
我们默默无言的时间久到令人痛苦，我几乎可以听见克拉丽莎在思考。我交代这些事情便用掉几小时，这时是旧金山的深夜，电话另一头听不见市声。好不容易，她说：“嗯，没有错，你的生活一团乱，话虽如此，情况也不是那么糟。至少，你是在坦普尔顿。你要振作，疗伤止痛，诸如此类，然后回旧金山。”
“我尽量。”我说，“不过，我事情还没讲完。”
“不会吧。”克拉丽莎说。
“是真的。”我说，“可爱又理智的老妈非常神奇，竟然成了耶稣狂热分子……”
“……这我知道，那又怎么样？”克拉丽莎说。
“慢着，你怎么会晓得？”我说，“你怎么说？”
“这个，”克拉丽莎语音含糊，“我们常常通电话。不过仔细想想，从你回到家里，我还没跟她联络过。”
我沉吟着思忖这件事。“唔，你的最新死党胆子超大，居然在晚餐桌上跟我说，我的人生都建立在一个卑鄙的谎言上，而她必须告诉我真相，是因为耶稣讨厌人家撒谎。所以，你准备好了没？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我还没准备好。”克拉丽莎说，“反正你打算照说不误。”
“一点也没错。”我说，“你记不记得我妈在那年感恩节告诉你，她是在一个嬉皮公社跟三个男人疯狂上床，才会有了我？那不太符合实情。其实，只有一个男人，而且他是坦普尔顿的人。他有另一个家庭。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他完全不晓得我是他女儿。妈妈不跟我说他是谁，但我死缠烂打，逼她给我一条线索，也就是那人曾经随口告诉她，因为马默杜克·坦普尔乱搞女人，才会有他。因此，我得依据一条微不足道的传闻，从坦普尔顿年龄层符合的四百个可能人选里面，找到亲生父亲。”
“等一下，叫你妈直接说出答案，不就结了吗？”
“喔，关于这件事，我妈非常坦白地禁止我追查父亲的身份。”
“那你为什么要查？”我听得出她的笑意。
“这样才晓得我是不是从他那里遗传到什么恐怖的基因问题，然后我要宰了他，谁教他没有陪伴我长大。”
克拉丽莎试图掩饰笑声，却办不到，我只得忍受她又长又粗嘎的欢叫。好不容易，她止住笑，回到电话上。“哎呀，葳莉，好几个月没笑得那么用力了。”
“真高兴你觉得我的人生很让人爆笑。”我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克拉丽莎说，“我是在笑你妈那么傻，以为骗你是嬉皮杂交后的私生女，会好过说你是镇上体面男人的女儿。她真是搞错状况了。”
“是是是，只要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这全都很好笑。”我说，“不过克拉丽莎，我要问你的是，现在我怎么办？我该做什么？”
“你是指哪方面？”她说。
“全部。”我说。
我得夸奖一下克拉丽莎，她认真思忖了半天。我听见她打开衣橱门，坐在里面，以免吵到萨利睡觉，之后听见萨利带着困意的含糊嗓音。我听见她安抚萨利说：“就快讲完了。”然后，克拉丽莎回到在线。
“葳莉，萨利在发神经。”她说，“他说我最需要的是睡眠，再过两分钟，他就要把电话线剪断。所以，我先告诉你，关于德怀尔的事，你只能过一阵子再看着办。斯坦福大学那边也一样，我觉得你最后应该不会怎样的，因为跟学生上床仍然是很严重的事，我相信德怀尔夫妇不希望惹出丑闻。至于你爸，你有没有法子让你妈说出他是谁？”
“没法子。”我说。
“好，那你妈有没有说，是老马默杜克本人的私生子女后裔？”
我拼命回想。“没有。”
“那就可能是家族里的任何人。老实讲，那通常是比较近代才发生的私通，因为我觉得出轨这种事情，年代一久就会被淡忘。再说，近代祖先的文献资料，必然远远超过古早的祖先。先从你前面几代的人下手，找不到线索的话才往上查。如果一定要我猜，我想你的曾祖们就是祸首。再不然，就是雅各布那一型的性感人物。他看来就像那种人。”她说。
“好，这计划不错。”我说。
“至于小孩的事，”她的语气听来很苦涩，印象中克拉丽莎这辈子没用过这种口吻。后来我在半夜惊醒，记起她在医院做完遗传学咨询时脸色发白，愁容满面。我问她医生怎么说，她都不吭声，到家才把脸埋在枕头上，含糊地低声说：我不能有小孩。如果胎儿没害死我，我的基因也会害死胎儿。之后便不肯开口。现在她说：“你肯定吗？我是指小孩的事？你验孕了吗？”
我记得车子开到内布拉斯加的时候，曾在快被烤干的马路上吐个半死。我记得那天晚餐时在腹部的心跳。“我确定自己有了。”
“你要孩子吗？”她说。
“唉，克拉丽莎。”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何必让一个小孩来到我们乱七八糟的……”
她对着话筒叹气说：“饶了我吧，葳莉，跟我老实说就好。你想生吗？”
“我不知道。”我想着腹中宝宝在我们讲电话时不断成长。
“这是我现在没办法解决的事情。”她说，“葳莉，对不起，我早上要看医生，而且我好累好累。还有萨利，他站在我旁边，准备抢走电话。”
“天啊。”我说，“真对不起。我是全天下最糟糕的朋友。你怎么样？真不敢相信我都没问一声。”
“哎，没事没事。”她说，“一切都很好，别担心。我要挂电话了。我爱你，小朋友。不管是什么天大的事情，到早上感觉就没那么糟了。”之后她便挂断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