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嬉皮母亲薇薇安
3 嬉皮母亲薇薇安
女孩搭乘摇摇晃晃的公车，阳光落在她身上，她双颊颧骨上有红肿的青春痘。她的连衣裙是在中西部休息站女厕洗手台染黑的，一看便知染得仓促，而且新染未久。橘色花朵仍在布面怒放，只是成了煤渣色，碰触到皮肤的地方一概留下瘀伤似的黑痕。衣裳没碰触到她多少皮肤，因为那不仅是细肩带露背装，也是迷你裙。这女孩实在不该穿这种洋装，一来是因为她太丰腴，不适合这种款式；二来因为她是从二月气候温和的旧金山出发，要北上到正在刮冰雪风暴的纽约，她已经冷出一身鸡皮疙瘩了。但几小时前她吞服一颗强效安眠药，当然察觉不到多少寒意，她现在依然睡得香甜，嘴巴都张开了。
在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城外上车的农妇鄙夷地瞪视沉睡的女孩，咬着上唇，犹如母鸡孵蛋般闷了两百英里路，才挤出一声“嬉皮”。吐出胸中块垒后，她也进入梦乡，睡姿与那年轻女孩相仿。
女孩当然不是别人，就是我的母亲薇薇安，时值一九七三年年初，她十七岁，正在返回坦普尔顿的路上。回首前尘，她始终觉得那个狂野的自己是她十七岁前的几个身份中，最具真性情的一个：备受娇宠的女儿、平凡乖乖女、叛逆女、逃家女、嗑药的旧金山嬉皮。她十七岁后扮演的角色也不如当年有个性：母亲、护士、宗教狂、未老先衰的女人。我妈是人形洋葱，在这些年褪去层层外皮，变成狂热的浸信会信徒。二十八岁的我在湖怪死去那天返乡，看到她那刻薄、催泪的模样，不禁担心这其实是她最真实的本性。
但那时她不过是个少女，只是吃了安眠药，睡得迷迷糊糊罢了。锡制的和平勋章项链坠子随着客运的每一下颠簸，在她没有穿戴胸罩的胸膛拍呀拍的，仿佛怜惜她刚刚成为孤女。她隐约知道父母双亡了，但她不清楚死因和死法，也还没有父母已不在人世的实感。再度睁眼时，她看到湖泊另一端的白色建筑群，坦普尔顿的房舍挨聚在那里，像随时会发出嘶声的一群鹅。她心思太单纯，还没意识到镇民即将背弃她。那女孩真是不成体统，闲言闲语如此说，瞧瞧她那副德行。镇民觉得她很危险，宛如一个抗议游行的女人，她光凭不修边幅的外表、毛茸茸的双腿、布满血丝的眼睛，便足以引诱他们的孩子吸食大麻、性交、参加抗议活动。
母亲压根儿不知道镇民会在瞬间背叛她：她觉得坦普尔顿是她的故乡。她跟显赫的马默杜克·坦普尔是亲族，是这位伟人的杰出作家儿子雅各布的嫡系后裔。她将坦普尔顿视为祖籍，但她身为嬉皮，也隐约觉得不该再相信这些陈腔滥调。
母亲真可怜。她在老火车站旁下了客运，拖着（偷来的）皮箱到路边，没意识到不会有人来接她。她坐了一小时，冻得打哆嗦，确信自己通知过父亲在客运到站的时间去接她。好不容易，她才想起自己在派对上接到的可怕电话，律师说她父母发生车祸了。当时律师费了一番口舌解释她父母亡故，但有好长一段时间，她都以为那是朋友的恶作剧。
于是，刚成为孤女的薇薇安穿着加州单薄的裙装，将皮箱拖在身后，走下冰封的大街，路过法院，过了南北战争纪念碑，穿过栗树街明晃晃的黄色“让道”标志，一路走到埃夫里尔别墅，屋内没有灯光，没有暖意，没有为她接风的人或物，只有更多寂静。
她看到律师留在电话旁的字条，但累得没力气读，踩着疲惫的步伐上楼，见到父母多年来睡出两块凹陷处的床铺，这才意识到家中的变故。尽管整件事宛如幻觉，却是睡一觉也不能消弭的现实。早晨时，她在父母床上醒来，父母已然不在人间，而葬礼已在她回来前一天举行。
第二天，母亲昏昏沉沉地走动，活像脑袋里塞了太多棉花。她开始觉得自己是孤女了。但她那时没有哭，连着几年都没落泪，直到有一天她切着一颗从菜圃摘的西红柿（仍是温热的），切到一半她放下刀，到楼上床铺号啕大哭了起来，一哭就是三天。她倒在床上不起身，泪湿的脸庞泛红，任由四岁的女儿站在房门口吸吮手指，拿来一盒盒的谷片，将圆环造型的小谷片一粒粒塞进母亲嘴里。三天后，母亲擦干眼泪，抹掉下巴上三粒干涸的西红柿籽，回到楼下，重做她情绪小小崩溃时正在做的西班牙冷汤。
我外祖父母过世的官方版说法是这样的：乔治与菲比·厄普顿（娘家姓蒂普顿）死于车祸。讣告说他们的车在冰封的湖滨东路打滑，车速飙升太快，呼啸冲下三十英尺深的悬崖，落在软冰上，冰面裂开，他们沉入湖中。此时两人都撞昏了，溺死在苦寒的湖水中。乔治是镇上的历史学者，拥有耶鲁的博士学位，任职于纽约州历史协会图书馆。图书馆在乔治捐赠给纽约州历史协会的富兰克林庄园内，是宏伟的大卵石农庄式建筑。他能在图书馆工作或许与捐赠不无关系。富兰克林庄园由雅各布·富兰克林·坦普尔兴建、代代相传，由于庄园非常辽阔，维修费用高昂，以乔治有限的财源实在无力负担。
乔治不会为了失去财富而心痛，但他怯懦的小妻子菲比常常叹一口气，用“以前有钱的时候……”造句，诸如“以前有钱的时候，肉铺总是会让我们记账”，或者“以前有钱的时候，我们可是罗斯福家族的朋友”，但这句纯属谎言：认识罗斯福家族的人是乔治的父母。镇民普遍推测是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萧条造成坦普尔家族的家道中落，但其实主要问题是乔治对家产漫不经心，管理不当。
乔治常挂在嘴上的话是“他根本不在乎金山银山”，而他言行一致。他是个怪人：未老先衰、性情严苛，身上有股发霉书籍和香蒲的气味。母亲没尝过她父亲拥抱的滋味，但她了解父亲，她总说：他是他外婆带大的，他外婆整颗心都放在孤儿院，院址就是现在的波默罗伊老人院。母亲常常纳闷她父亲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像外婆的血亲，倒像她孤儿院里的院童。乔治幼年时，他母亲便在湖里溺毙，之后他就没见过父亲，因为他父亲哀痛过度，搬去曼哈顿，只按月寄一张支票给儿子，随函附上一封短信。不过母亲告诉我，乔治过得很惬意，只是外人可能看不出来。母亲回到坦普尔顿后，发现她父亲整颗心都放在一项私密的嗜好上面。
那天早晨，母亲坐在律师的办公室发抖，隐约窥见父亲对工作的热忱比她想象中炽烈。律师委婉地说，其实，或许是因为那项工作，她阴沉的父亲才会驾驶凯迪拉克冲出路边。
“咳，你父亲，”他轻轻说，“或许，嗯，并非对舆论无动于衷？”
母亲听了只能说：“废话，那当然。”她想起古板的老爸只要听到有人稍稍批评共和党、坦普尔顿，或是说他的领结歪掉，他就会方寸大乱。律师给她的笑容充满温情。昌西·托德律师是她们家的老朋友，每回他想强调什么字词，便会将语音拖得很长。他也喜欢对女人的胸部行注目礼，盯着对方下垂的丰满胸脯，仿佛他最心疼的是那两只乳房蒙受的损失（或许是失去胸罩的扶持吧），其次才会怜惜那双乳房的主人。他思忖着大家的说法是否属实，纳闷嬉皮女孩是否跟别人说的一样随便。
“薇薇安——”他温吞吞地向她的乳头说，“你，咳，大概听说过你父亲那本书吧？”
“才怪。”薇薇安说，稍稍抖动一下胸膛，存心让老律师冒汗，“他写过书喔？了不起。”
其实她的确知道这本书，父母在交寄按月给她的五十元支票时也附上了一本。她甚至非常难得地写了道贺信，看完三章，然后拿来垫摇晃不稳的床头柜。她将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她每天在起床、饭后、睡前吸食大麻，所以健忘。
于是，律师唤醒她的印象。那本书前后写了八年，他提醒她：在她开始叛逆、离开小镇去追寻“自由天地”前，她父亲早就已经开始着手撰稿了。律师说，这本书和马默杜克·坦普尔以及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有关，书中也搜罗汇整了各地美国史学家对马默杜克·坦普尔的看法。说到这里，律师便不再作声，吊人胃口。
“那个秘密是什么？”薇薇安不禁感到好奇。
律师清清嗓子，那声音像是制造悬疑的小鼓滚奏。“你父亲提出了一个看法。他说你母亲娘家的亲戚，也就是坦普尔顿的埃夫里尔世家，是马默杜克·坦普尔跟家里奴隶赫蒂的后代。”说罢，他舒舒服服地靠着椅背，头一次将目光往上移到她的脸庞，看她的反应。那本书甫出版就引来各界的挞伐，所以律师以为我母亲脸上必然会掠过一阵惊愕。
不料她却绽出昏头昏脑的笑容。“酷，我是黑鬼。”
律师仍在忖度这句话的时候，母亲的脑筋慢慢转动，心思转移到别处。她脸色逐渐凝重，失望起来。“慢着，如果我爸是老马默杜克的亲族，我妈也是，那他们就乱伦了，对吧？这么说，我是乱伦的产物？”她觉得这真是天大的悲剧。这就说明了一切，她暗想，却摸不清这究竟说明了自己什么事情。
托德慢慢将一只手挪到她困惑的脸孔上，对着乳房叹气。“薇薇安——前后大概横跨五代。你的父母只是稍微沾得上边的亲戚。”
“啊，对喔。”她等了一会儿，又皱起眉心。“那，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托德觉得自己像在失控的旋转木马上，紧闭双眼。就这样，他不再受到我母亲壮观却毫无束缚的乳房侵扰，尽可能冷静地说明：马默杜克或许是最典型的美国子民，第一位白手起家的人；他身为贵格教派，蓄奴就已经够引人侧目了，加上他是有家室的人，竟和奴隶不三不四，更是有损颜面——这是丑闻！这让每个人心里都不舒服。马默杜克的形象粉碎，不再是大家心目中的伟人了。托德慷慨激昂说了二十分钟，开始气喘吁吁，既讶异自己的热力十足，也很满意自己的精彩辞令。当他睁开眼皮时，母亲注视他的眼神却加倍困惑了。
“那又怎样？”她总算说，“他也是人吧？又没人说他是神之类的。有时候，人都会做蠢事。好啦，你要说的也说完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个嘛，”托德说，“你在镇上屈居弱势族群，非常弱势。请你务必了解，坦普尔顿的人都极度愤慨，全美国的历史学术圈子也是。大家驳斥你父亲的臆测之说，甚至有人主张要纽约州历史协会开除他。以我来说，我是他的好朋友，我知道他无法忍受自己可能会被解雇，他发现自己招来排山倒海的负面评论，也感到很诧异。他跟你一样，不懂舆论吵翻天是怎么回事。真是盲目的可怜人。”他说得情真意切，摇了摇头。“他完全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了人。因此，我非常相信你父母的意外，或许不是意外。”
“托德先生，你知道吗？我不这么想。”我年轻的母亲说，“我是指，大家的亲戚关系从来不是什么秘密。我妈跟外婆向来说，我们是马默杜克风流账的产物。她们以前常拿这件事开玩笑，得意得很。她们也说拿不出证据。我爸不过就是证明了这件事，不是吗？他又没有改变事实。我是说，这是历史。所谓的历史，就是我们后来发现的事实，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啦，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太深奥了。”
有一段时间，他们在蒙了灰尘的胡桃木办公室里默然不语。托德走到窗前，俯瞰大街。一小群年轻男子在大街上慢跑，小短裤底下的大腿是脱脂奶的青色。“健身狂。”他鄙夷地说，然后转身，哀怨地看了那双乳房一眼，再次坐下。“薇薇安，我想我们应该完成今天的正事。好，遗嘱。”他从卷宗抽出文件。
这时，母亲才知道家产几乎统统易主了。她曾曾曾曾伯公理查德兴建的砖造别墅“水滨”必须脱售才可以节税，那房子的租金曾经支应她家开销多年。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画的肉感马默杜克油画，以及笑容得意的小说家雅各布画像，都不得不从埃夫里尔别墅的墙壁上取下，转卖给纽约州历史协会，以筹措丧葬费用。图书室里收藏的雅各布初版著作，几乎得全数出清才能解决其他账单，不过她如果想将每种著作都留下一本当成家族纪念物，倒是无妨，因为雅各布每部作品都会留五册在手边，这是他的习惯。她曾曾祖母夏洛特的珠宝也要变卖，不过母亲会留下一只怀表，是夏洛特亲爱的父亲请人刻了“女作家惠存”字样的那只。乔治已将珍贵的文件悉数捐给纽约州历史协会：包括马默杜克的几幅地图、信件，雅各布收到的名人赞誉信函，诸如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电报之父萨缪尔·摩尔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居功厥伟的拉斐特将军等等。母亲接收家族《圣经》、马默杜克夫人的祈祷书、她长年担任职棒联盟理事长的祖父埃斯特瑞克·小赛·厄普顿的丰富棒球收藏品。她唯一可以保留的家具是埃夫里尔别墅原本的家具。最要紧的是，她可以继承大约一万五千美元的存款，那是她出生时祖父的赠礼，也是马默杜克数百万家产最后剩下的金额。
“好消息是，”托德说，“你可以留下埃夫里尔别墅。你母亲之前就办理房屋信托了。”
我母亲愁苦地望着律师，律师安坐着揉捏鼻梁。她在返乡的漫长车程中下定决心，要将所有的家产变现，在加州的海滨卡梅尔小镇（carmel-by-the-sea）买一间俯瞰大海的可爱房子，屋子上要覆满紫藤。她打算成为诗人，十八九岁到二十几岁的这段时光，她老是跟年纪还小的我说：文字灼炙着她的指尖。几年后，她会阅读我文笔拙劣的中学报告，以浑然天成的笔触重新遣词造句，直到文句如行云流水。在返乡的客运上，她巨细靡遗地幻想着住在海滨小屋、永远不必工作的悠长人生。我们总会臆测别人出现某些言行举止的原因，如果那些言行很古怪的话，我们更是臆测。我的臆测是：她利用卡梅尔小镇的白日梦驱赶内心蠢动的哀伤，对抗父母双亡带来的难解失落。
现在，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她觉得自己势必得待上一段时间，将颓圮的埃夫里尔别墅整治得有模有样，再设法求售。即使一切顺利，进账大概只够她买下比梦想小屋更小的房子，余款大约够她用上十来年，假如到时她仍然不是大诗人，便得工作谋生。
律师望着她苍白的面容、红肿的青春痘，一丝怜悯不禁在他胸中扰动。“钱是不多，”他语气和蔼，“但是如果好好利用，也够你过舒服日子了。”
“太好了，爽呆了。”她说。托德不了解新生代的讽刺方法，没听出弦外之音，朝着她的胸脯绽出温煦的笑容。母亲的响应是握住左乳摇一摇，表示再见。她穿着那一身伤风败俗的洋装，趿拉着软木鞋底的鞋子，让凌乱的发线一点一点没入湖畔的风中，举步维艰地回家。
在家里，她伫立在客厅窗前凝视湖泊。雪花在冰上回旋，山上松树的松针凝成白色的尖刺。母亲幻想老马默杜克哈哈大笑，和奴隶干那档事的样子。
然后，站在窗前的她让自己吓了一跳。她曾是小公主，是穿着亮面皮鞋、粉红纱裙的温顺秀兰·邓波儿。曾经有一段日子，她为一群又一群坐在客厅古董椅子上的历史学者朗诵。他们每次大嚷“太棒了”的时候，烟斗的烟也会向她喷流过来。如果她的朗诵很出色，她父亲便会在送她就寝时，碰一下她的脸颊。“乖女儿。”他会如此说，“我的优秀女儿。”现在，望着埃夫里尔别墅窗外的冬景，童年时背诵的文字不知为何冒了出来。“一七八五年春，我辞别新泽西的家人，前去考察纽约辽阔的穷山恶水。”她的声音有点像呢喃，“……起初四周漆黑，晌午的天光从林间洒落在我身上，黯淡如薄暮。之后，我辨识出阴暗里的裂隙，山口直落一百英尺，崖底有树木，那便是我走进阳光的地方……这片与世隔绝的纽约荒野没有半丝风，一切平静。蓦然间，我见到幻影了。湖畔出现建筑物，有尖塔、有屋顶，是不折不扣的城市，烟雾般的市街忙碌扰攘。我跪倒在不知名的蕨叶上。”
以上是马默杜克记述他首次来到即将建立坦普尔顿的地点时，所见到的异象。这位伟大、冷静、英勇、理性的男人，现在被揭露为贱奴的主人，而且调戏免费劳工。妙啊！
母亲打量着壁炉架上画像里严肃的马默杜克，看了一秒。“老家伙，我知道你的事情后，变得比较喜欢你了。”她忍不住失笑，笑声在凉飕飕的屋内回荡，不知何故，那袅袅不绝的回音令她笑得更畅快，上气不接下气，直到胸口发疼，稍稍渗出一些尿液。但她旋即敛起笑，确信有一瞬间，画中人的脸孔拧挤出得意的笑容，向她眨眨眼，犹如向共犯做个小小的鬼脸。
母亲注视画像，惊异起来，开始思考。她见过更怪诞的事情，只是那些异象通常来自嗑药。不过，她童年常见到一个鬼魂在埃夫里尔别墅游移。在母亲眼里，这鬼的形状是一只颤抖的大鸽子，在屋里四处遗下迷雾般的巨大羽毛。据此看来，油画里的人会眨眼也不是不可能。她朝着画像微微一笑，礼尚往来地眨眨眼。随后，她便一阵恶心，跑到洗手间呕出她早餐吃的罐头菠萝，厨房橱柜里除了罐头猪肉、果冻之外就只有那个了。那阵子，她每天早晨都觉得恶心，乳头略微肿大。上个月，她的月事没有来。
看来，母亲是怀孕了。
在我学会说话之前许久，便知道她是如何怀上我的：母亲描述她在旧金山的嬉皮公社的生活时，眼里总会闪烁着喜悦和怀旧的光芒。她喜欢将那段岁月说成是“自由性爱的实验”，但我总觉得那像出租的性爱，廉价出租的不在场证明。这个公社有四个男人，但只有三个女人，母亲不曾独自上床，永远都有瑜伽修行者、画家、西塔琴乐手、有机酸奶制造者留宿。她们当然力邀这些人加入她们的性爱飨宴。
她只有十七岁，她老是这么叹息说。她哪里懂得怀孕的事呢？随后那个月，她每天醒来，呕吐物便涌到嘴里，整个人昏昏沉沉，手脚笨重，病恹恹的。早在医生将她的尿液注射到兔子体内，看着它死亡之前，母亲便知道答案了。
验孕那天，母亲穿着医院的纸袍坐着，放在地面的脚丫越来越冷。护士在中学的时候比母亲高了三个年级，她满面通红地说：“抱歉，厄普顿小姐，你有了。”而且无法直视母亲的眼睛。
就这样，我粉墨登场了。葳莉·阳光·厄普顿。我两岁前，她叫我很矬的“阳光”，当时我的脾气已经很倔强了，每次她那样叫我，我都不理她。
在稚嫩小护士通知母亲怀孕的那一刻，她便知道自己必须留在坦普尔顿。我母亲那宛如混沌沼泽的脑筋是这么想的：返回旧金山就没办法一脚踢开毒品，而留在坦普尔顿则几乎不可能找到任何毒品。她有一副好心肠，她不愿意伤害体内正在孕育的小宝宝。此外，就算返回旧金山，她也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公社里的哪一个男人；在我出生前，那四个（以上的）男人都可能是我的生父。不过我出生以后，也就是她返乡漫长的十个半月后（她总是解释说，我连在她子宫里也很固执），她将我父亲的可能人选删减到三人：她见到我的粉红肌肤后，确定自己可以排除黑人。这些都是她告诉我的，在我才两岁、想象不出性是什么玩意儿的时候，她也照说不误。我母亲为人坦率，向来如此。在我明白人事前，我很喜欢拥有三个父亲的感觉：如果拥有一个父亲是好事，想想有三个父亲多么幸福！
我在幼儿园就这样向小朋友夸耀，结果被叫回家。我们老师帕罗特太太怜悯地低着头，眯眼看我，一边用别针将纸条别在我的夹克上，然后拍拍我的头。母亲在我们的老沃尔沃上拆下纸条，她开心得咯咯笑，回家后将纸条贴到我的宝宝相簿上。纸条上写道：厄普顿女士您好，今天葳莉向人夸耀她有三位父亲，因此我要她回家，以示惩戒。请您在提及过去的混乱人际关系时务必谨慎，因为稚嫩的心灵容易受到影响。俗话说：小月友比大人想象的还懂事。帕罗特太太谨上。
“连小朋友也可以写成小月友。”母亲说，在纸条背后涂上黏胶，笑到泪水都濡湿了脸颊。
但当母亲在医院里摊开肚子上的双手，迎接我这个活蹦乱跳的小娃娃时，她便知道她会留下来了。她会让孩子健康成长，远离纵情逸乐的诱惑。她决定要在坦普尔顿做个好妈妈，我会平平安安长大。
坦白说，我始终觉得这一部分的故事有点可疑，却挑不出毛病，只得照单全收。在我看到旧金山前，始终感恩自己生在美丽的小镇。但当我见到那笼罩雾气的光辉灿烂的城市时，我就开始怨叹坦普尔顿的微小，年年都因为棒球观光客而瘫痪，连一间像样的电影院也没有。我扼腕自己错失了与坦普尔顿截然不同的旧金山，错失了他们光鲜的衣着、咖啡馆、陈列着印度尼西亚进口家具的家具店；我以为若是生长在大城市，我便会有另一番气度，更加优秀。我以为自己就像鱼，会因为换了大鱼缸而变大。
如果母亲在返回坦普尔顿定居时仔细考虑过这一点，大概便能了解我渴盼拥有精彩童年的心情。她甚至可能说服自己回到旧金山，给孩子多彩多姿的生活。但在那个气温回升缓慢的春天，她怀了身孕，贫穷、害怕，因为戒毒而紧张不安，考虑不了那么多。她内心的寂寞不难想象，她因为书读得不多而自卑，孤独无依，遭到镇民唾弃。她那一栋古旧的大宅令她的生活更加孤绝，总是捉襟见肘。随着我长大，我开始利用常常出入乡村俱乐部的外公、外婆建造的游泳池（在闹区占地两亩），还有可供人嬉耍整个夏天的湖泊，走几步路到面包店或杂货店跑腿。我会拥有许多特权，但也得去长老教会地下室，从旧衣捐赠箱里挑选我能穿的衣服。遇到艰困时期，我也得带着优惠券去美国最佳杂货店买奶酪。我会成为葳莉·厄普顿，名人的亲族，学生时代每位历史老师最宠爱的学生，纽约州历史协会每年夏天聘雇来坐镇在柜台的学生——每当作家来访，我便从柜台里快步出来带路。但我也将是在上体育课时躲在淋浴间更衣的女孩，因为我内衣太破旧，万一被人看到了我会觉得窘迫。
但母亲认为这可以锻炼我成材，她最喜爱传统的恩威并施管教法。她老说：“不吃苦，学不到东西。”因此，我们每次过（异教徒的）圣诞节时，我就得将所有包装纸抚平折成可再次使用的方块，将缎带卷成小捆，她才会准许我玩玩具。我的玩具大部分是以报废的佛蒙特枫树雕刻的木鸭、危地马拉家暴受害者做的玩偶等等。我六岁学习阅读艰难词汇的时候，她甚至还让我诵读安妮·赛克斯顿的《变形》，我念不出“penultimate（倒数第二的）”这个字。我叹口气，让刘海飞起来，然后说：“我不会。”
母亲安详地打毛线，说：“你一定可以的，阳光。”
我将书扔过房间。“不行，我不会。”
母亲噘起嘴，起身去厨房，用天然花生酱与本地蜂蜜做了一整盘的全麦饼干，然后回来，慢条斯理地吃起一片饼干，嗯嗯嗯地发出满足的声音，直到我起身去拿饼干，但她将盘子移开，翻开书，放回我腿上。
我明白她的用意。我拒绝念那个字，死也不要念那个又大又肥的阴险字眼。因此，我看着母亲大嚼零嘴，眨动眼皮，吮着手指低语：“哇，没吃过这么棒的点心。”只剩一片饼干时，我再也受不了了，急急念出许多版本的发音：pee-null-time-ate、penu-liti-mat-ay、puh-newl-too-mat。我终于说对时，她笑着给我那片饼干，我三两口就吞下了肚。
但她说得对，那是我吃过最棒的点心。在那些年月里，我确实会忤逆她，可是母亲永远正确无误。我不能想象她会犯错。在我人生的最初几年，母亲是我仅有的朋友，我也是她唯一的朋友。好不容易拉扯我进了幼儿园以后，她就去奥尼昂塔的护校上学，最后在镇上的芬奇医院找到工作。她的世界忽然扩大了，她拥有朋友，女人们和她共享咖啡蛋糕，揉搓她们的足弓，抱怨事情。中学时，每隔一阵子，我便疑心其中几个女人跟她不仅仅是朋友，我最怀疑的对象是周六大清早出现在埃夫里尔别墅的女人们，她们吃母亲煎的蛋卷，跟我一块儿看卡通。她们的丰臀，她们饥渴咬啮过的唇，当她们以为我没在看时绽放出的微笑——这些全都让我在根本不懂人事的时候，便怀疑母亲和她们的关系不单纯。后来母亲在酒醉时自称是双性恋，而我也十六岁了，她们的关系才昭然若揭，就像一句冗长句子尾端的句号。
那是母亲在我出世后的生活。她是加护病房护士，照顾无望的病患，缓解他们人生最后几天的痛苦，我很少在她身上见到那种轻柔，但我清楚她内心也有温婉的一面。在我也不见容于社会、返回坦普尔顿后度过的前几个月，有时她一觉醒来，会觉得自己挨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事实让她升起感恩之情。有时候她会觉得自己油尽灯枯，她总是灌注那么多的心血在我身上，她害怕她没留下半滴心血供自己使用。她开始踏上亲近耶稣的漫漫长路后，会花数以万计的时间去热烈祈祷，试图保护我，不让我堕入（她觉得我会遭遇的）可怕境地。她坐在厨房桌前，垂着头，试图以意念协助我成功，直到深夜。她咒骂，她乞求。后来，她在祈祷间尝到豁然开朗的滋味，而她将如此虚无缥缈的东西视为信仰。
某几个夜晚，我在美国另一头的旧金山坐在厨房桌前，停止研读晦涩的专业读物，抬头张望，似乎听见了什么声响。忙碌扰攘的广阔世界在那一刻似乎充满凶险，警笛在市街陡然响起，迎向危险，迎向死亡，一切都处于混乱。在纽约市遭受恐怖袭击后的冬天，全国上下陷入阴沉、灰暗，只要轻轻一摇，便会瞬间引发大难。我认知中的世界向来就是濒临毁灭，我们不堪一击，我不堪一击，只要稍稍推我一下，我便会失速坠落。
了解以上这些事情后，各位或许就能明白在湖怪浮上湖面那天、在我回家那天，为什么母亲会有那种反应了。我的际遇与她相像得诡异：怀孕、单独一人、突然被剥夺的抱负，不光彩地返回坦普尔顿。她自己的抱负被腰斩，像是被棍棒扫落的郁金香。不难想见那天早上她抬起头，看到我站在那里的感觉。二十八岁，风尘仆仆，皮包骨，新剃的头发，心痛，悲惨，眼睛哭得浮肿——她一定只看到一个失败者，全然没有她一贯指望的盛大成功。砸在我身上的年月换来一场空，枉费她为我榨干自己。也不难想见那个时候，我多么痛恨她。
女孩搭乘摇摇晃晃的公车，阳光落在她身上，她双颊颧骨上有红肿的青春痘。她的连衣裙是在中西部休息站女厕洗手台染黑的，一看便知染得仓促，而且新染未久。橘色花朵仍在布面怒放，只是成了煤渣色，碰触到皮肤的地方一概留下瘀伤似的黑痕。衣裳没碰触到她多少皮肤，因为那不仅是细肩带露背装，也是迷你裙。这女孩实在不该穿这种洋装，一来是因为她太丰腴，不适合这种款式；二来因为她是从二月气候温和的旧金山出发，要北上到正在刮冰雪风暴的纽约，她已经冷出一身鸡皮疙瘩了。但几小时前她吞服一颗强效安眠药，当然察觉不到多少寒意，她现在依然睡得香甜，嘴巴都张开了。
在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城外上车的农妇鄙夷地瞪视沉睡的女孩，咬着上唇，犹如母鸡孵蛋般闷了两百英里路，才挤出一声“嬉皮”。吐出胸中块垒后，她也进入梦乡，睡姿与那年轻女孩相仿。
女孩当然不是别人，就是我的母亲薇薇安，时值一九七三年年初，她十七岁，正在返回坦普尔顿的路上。回首前尘，她始终觉得那个狂野的自己是她十七岁前的几个身份中，最具真性情的一个：备受娇宠的女儿、平凡乖乖女、叛逆女、逃家女、嗑药的旧金山嬉皮。她十七岁后扮演的角色也不如当年有个性：母亲、护士、宗教狂、未老先衰的女人。我妈是人形洋葱，在这些年褪去层层外皮，变成狂热的浸信会信徒。二十八岁的我在湖怪死去那天返乡，看到她那刻薄、催泪的模样，不禁担心这其实是她最真实的本性。
但那时她不过是个少女，只是吃了安眠药，睡得迷迷糊糊罢了。锡制的和平勋章项链坠子随着客运的每一下颠簸，在她没有穿戴胸罩的胸膛拍呀拍的，仿佛怜惜她刚刚成为孤女。她隐约知道父母双亡了，但她不清楚死因和死法，也还没有父母已不在人世的实感。再度睁眼时，她看到湖泊另一端的白色建筑群，坦普尔顿的房舍挨聚在那里，像随时会发出嘶声的一群鹅。她心思太单纯，还没意识到镇民即将背弃她。那女孩真是不成体统，闲言闲语如此说，瞧瞧她那副德行。镇民觉得她很危险，宛如一个抗议游行的女人，她光凭不修边幅的外表、毛茸茸的双腿、布满血丝的眼睛，便足以引诱他们的孩子吸食大麻、性交、参加抗议活动。
母亲压根儿不知道镇民会在瞬间背叛她：她觉得坦普尔顿是她的故乡。她跟显赫的马默杜克·坦普尔是亲族，是这位伟人的杰出作家儿子雅各布的嫡系后裔。她将坦普尔顿视为祖籍，但她身为嬉皮，也隐约觉得不该再相信这些陈腔滥调。
母亲真可怜。她在老火车站旁下了客运，拖着（偷来的）皮箱到路边，没意识到不会有人来接她。她坐了一小时，冻得打哆嗦，确信自己通知过父亲在客运到站的时间去接她。好不容易，她才想起自己在派对上接到的可怕电话，律师说她父母发生车祸了。当时律师费了一番口舌解释她父母亡故，但有好长一段时间，她都以为那是朋友的恶作剧。
于是，刚成为孤女的薇薇安穿着加州单薄的裙装，将皮箱拖在身后，走下冰封的大街，路过法院，过了南北战争纪念碑，穿过栗树街明晃晃的黄色“让道”标志，一路走到埃夫里尔别墅，屋内没有灯光，没有暖意，没有为她接风的人或物，只有更多寂静。
她看到律师留在电话旁的字条，但累得没力气读，踩着疲惫的步伐上楼，见到父母多年来睡出两块凹陷处的床铺，这才意识到家中的变故。尽管整件事宛如幻觉，却是睡一觉也不能消弭的现实。早晨时，她在父母床上醒来，父母已然不在人间，而葬礼已在她回来前一天举行。
第二天，母亲昏昏沉沉地走动，活像脑袋里塞了太多棉花。她开始觉得自己是孤女了。但她那时没有哭，连着几年都没落泪，直到有一天她切着一颗从菜圃摘的西红柿（仍是温热的），切到一半她放下刀，到楼上床铺号啕大哭了起来，一哭就是三天。她倒在床上不起身，泪湿的脸庞泛红，任由四岁的女儿站在房门口吸吮手指，拿来一盒盒的谷片，将圆环造型的小谷片一粒粒塞进母亲嘴里。三天后，母亲擦干眼泪，抹掉下巴上三粒干涸的西红柿籽，回到楼下，重做她情绪小小崩溃时正在做的西班牙冷汤。
我外祖父母过世的官方版说法是这样的：乔治与菲比·厄普顿（娘家姓蒂普顿）死于车祸。讣告说他们的车在冰封的湖滨东路打滑，车速飙升太快，呼啸冲下三十英尺深的悬崖，落在软冰上，冰面裂开，他们沉入湖中。此时两人都撞昏了，溺死在苦寒的湖水中。乔治是镇上的历史学者，拥有耶鲁的博士学位，任职于纽约州历史协会图书馆。图书馆在乔治捐赠给纽约州历史协会的富兰克林庄园内，是宏伟的大卵石农庄式建筑。他能在图书馆工作或许与捐赠不无关系。富兰克林庄园由雅各布·富兰克林·坦普尔兴建、代代相传，由于庄园非常辽阔，维修费用高昂，以乔治有限的财源实在无力负担。
乔治不会为了失去财富而心痛，但他怯懦的小妻子菲比常常叹一口气，用“以前有钱的时候……”造句，诸如“以前有钱的时候，肉铺总是会让我们记账”，或者“以前有钱的时候，我们可是罗斯福家族的朋友”，但这句纯属谎言：认识罗斯福家族的人是乔治的父母。镇民普遍推测是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萧条造成坦普尔家族的家道中落，但其实主要问题是乔治对家产漫不经心，管理不当。
乔治常挂在嘴上的话是“他根本不在乎金山银山”，而他言行一致。他是个怪人：未老先衰、性情严苛，身上有股发霉书籍和香蒲的气味。母亲没尝过她父亲拥抱的滋味，但她了解父亲，她总说：他是他外婆带大的，他外婆整颗心都放在孤儿院，院址就是现在的波默罗伊老人院。母亲常常纳闷她父亲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像外婆的血亲，倒像她孤儿院里的院童。乔治幼年时，他母亲便在湖里溺毙，之后他就没见过父亲，因为他父亲哀痛过度，搬去曼哈顿，只按月寄一张支票给儿子，随函附上一封短信。不过母亲告诉我，乔治过得很惬意，只是外人可能看不出来。母亲回到坦普尔顿后，发现她父亲整颗心都放在一项私密的嗜好上面。
那天早晨，母亲坐在律师的办公室发抖，隐约窥见父亲对工作的热忱比她想象中炽烈。律师委婉地说，其实，或许是因为那项工作，她阴沉的父亲才会驾驶凯迪拉克冲出路边。
“咳，你父亲，”他轻轻说，“或许，嗯，并非对舆论无动于衷？”
母亲听了只能说：“废话，那当然。”她想起古板的老爸只要听到有人稍稍批评共和党、坦普尔顿，或是说他的领结歪掉，他就会方寸大乱。律师给她的笑容充满温情。昌西·托德律师是她们家的老朋友，每回他想强调什么字词，便会将语音拖得很长。他也喜欢对女人的胸部行注目礼，盯着对方下垂的丰满胸脯，仿佛他最心疼的是那两只乳房蒙受的损失（或许是失去胸罩的扶持吧），其次才会怜惜那双乳房的主人。他思忖着大家的说法是否属实，纳闷嬉皮女孩是否跟别人说的一样随便。
“薇薇安——”他温吞吞地向她的乳头说，“你，咳，大概听说过你父亲那本书吧？”
“才怪。”薇薇安说，稍稍抖动一下胸膛，存心让老律师冒汗，“他写过书喔？了不起。”
其实她的确知道这本书，父母在交寄按月给她的五十元支票时也附上了一本。她甚至非常难得地写了道贺信，看完三章，然后拿来垫摇晃不稳的床头柜。她将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她每天在起床、饭后、睡前吸食大麻，所以健忘。
于是，律师唤醒她的印象。那本书前后写了八年，他提醒她：在她开始叛逆、离开小镇去追寻“自由天地”前，她父亲早就已经开始着手撰稿了。律师说，这本书和马默杜克·坦普尔以及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有关，书中也搜罗汇整了各地美国史学家对马默杜克·坦普尔的看法。说到这里，律师便不再作声，吊人胃口。
“那个秘密是什么？”薇薇安不禁感到好奇。
律师清清嗓子，那声音像是制造悬疑的小鼓滚奏。“你父亲提出了一个看法。他说你母亲娘家的亲戚，也就是坦普尔顿的埃夫里尔世家，是马默杜克·坦普尔跟家里奴隶赫蒂的后代。”说罢，他舒舒服服地靠着椅背，头一次将目光往上移到她的脸庞，看她的反应。那本书甫出版就引来各界的挞伐，所以律师以为我母亲脸上必然会掠过一阵惊愕。
不料她却绽出昏头昏脑的笑容。“酷，我是黑鬼。”
律师仍在忖度这句话的时候，母亲的脑筋慢慢转动，心思转移到别处。她脸色逐渐凝重，失望起来。“慢着，如果我爸是老马默杜克的亲族，我妈也是，那他们就乱伦了，对吧？这么说，我是乱伦的产物？”她觉得这真是天大的悲剧。这就说明了一切，她暗想，却摸不清这究竟说明了自己什么事情。
托德慢慢将一只手挪到她困惑的脸孔上，对着乳房叹气。“薇薇安——前后大概横跨五代。你的父母只是稍微沾得上边的亲戚。”
“啊，对喔。”她等了一会儿，又皱起眉心。“那，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托德觉得自己像在失控的旋转木马上，紧闭双眼。就这样，他不再受到我母亲壮观却毫无束缚的乳房侵扰，尽可能冷静地说明：马默杜克或许是最典型的美国子民，第一位白手起家的人；他身为贵格教派，蓄奴就已经够引人侧目了，加上他是有家室的人，竟和奴隶不三不四，更是有损颜面——这是丑闻！这让每个人心里都不舒服。马默杜克的形象粉碎，不再是大家心目中的伟人了。托德慷慨激昂说了二十分钟，开始气喘吁吁，既讶异自己的热力十足，也很满意自己的精彩辞令。当他睁开眼皮时，母亲注视他的眼神却加倍困惑了。
“那又怎样？”她总算说，“他也是人吧？又没人说他是神之类的。有时候，人都会做蠢事。好啦，你要说的也说完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个嘛，”托德说，“你在镇上屈居弱势族群，非常弱势。请你务必了解，坦普尔顿的人都极度愤慨，全美国的历史学术圈子也是。大家驳斥你父亲的臆测之说，甚至有人主张要纽约州历史协会开除他。以我来说，我是他的好朋友，我知道他无法忍受自己可能会被解雇，他发现自己招来排山倒海的负面评论，也感到很诧异。他跟你一样，不懂舆论吵翻天是怎么回事。真是盲目的可怜人。”他说得情真意切，摇了摇头。“他完全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了人。因此，我非常相信你父母的意外，或许不是意外。”
“托德先生，你知道吗？我不这么想。”我年轻的母亲说，“我是指，大家的亲戚关系从来不是什么秘密。我妈跟外婆向来说，我们是马默杜克风流账的产物。她们以前常拿这件事开玩笑，得意得很。她们也说拿不出证据。我爸不过就是证明了这件事，不是吗？他又没有改变事实。我是说，这是历史。所谓的历史，就是我们后来发现的事实，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啦，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太深奥了。”
有一段时间，他们在蒙了灰尘的胡桃木办公室里默然不语。托德走到窗前，俯瞰大街。一小群年轻男子在大街上慢跑，小短裤底下的大腿是脱脂奶的青色。“健身狂。”他鄙夷地说，然后转身，哀怨地看了那双乳房一眼，再次坐下。“薇薇安，我想我们应该完成今天的正事。好，遗嘱。”他从卷宗抽出文件。
这时，母亲才知道家产几乎统统易主了。她曾曾曾曾伯公理查德兴建的砖造别墅“水滨”必须脱售才可以节税，那房子的租金曾经支应她家开销多年。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画的肉感马默杜克油画，以及笑容得意的小说家雅各布画像，都不得不从埃夫里尔别墅的墙壁上取下，转卖给纽约州历史协会，以筹措丧葬费用。图书室里收藏的雅各布初版著作，几乎得全数出清才能解决其他账单，不过她如果想将每种著作都留下一本当成家族纪念物，倒是无妨，因为雅各布每部作品都会留五册在手边，这是他的习惯。她曾曾祖母夏洛特的珠宝也要变卖，不过母亲会留下一只怀表，是夏洛特亲爱的父亲请人刻了“女作家惠存”字样的那只。乔治已将珍贵的文件悉数捐给纽约州历史协会：包括马默杜克的几幅地图、信件，雅各布收到的名人赞誉信函，诸如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电报之父萨缪尔·摩尔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居功厥伟的拉斐特将军等等。母亲接收家族《圣经》、马默杜克夫人的祈祷书、她长年担任职棒联盟理事长的祖父埃斯特瑞克·小赛·厄普顿的丰富棒球收藏品。她唯一可以保留的家具是埃夫里尔别墅原本的家具。最要紧的是，她可以继承大约一万五千美元的存款，那是她出生时祖父的赠礼，也是马默杜克数百万家产最后剩下的金额。
“好消息是，”托德说，“你可以留下埃夫里尔别墅。你母亲之前就办理房屋信托了。”
我母亲愁苦地望着律师，律师安坐着揉捏鼻梁。她在返乡的漫长车程中下定决心，要将所有的家产变现，在加州的海滨卡梅尔小镇（carmel-by-the-sea）买一间俯瞰大海的可爱房子，屋子上要覆满紫藤。她打算成为诗人，十八九岁到二十几岁的这段时光，她老是跟年纪还小的我说：文字灼炙着她的指尖。几年后，她会阅读我文笔拙劣的中学报告，以浑然天成的笔触重新遣词造句，直到文句如行云流水。在返乡的客运上，她巨细靡遗地幻想着住在海滨小屋、永远不必工作的悠长人生。我们总会臆测别人出现某些言行举止的原因，如果那些言行很古怪的话，我们更是臆测。我的臆测是：她利用卡梅尔小镇的白日梦驱赶内心蠢动的哀伤，对抗父母双亡带来的难解失落。
现在，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她觉得自己势必得待上一段时间，将颓圮的埃夫里尔别墅整治得有模有样，再设法求售。即使一切顺利，进账大概只够她买下比梦想小屋更小的房子，余款大约够她用上十来年，假如到时她仍然不是大诗人，便得工作谋生。
律师望着她苍白的面容、红肿的青春痘，一丝怜悯不禁在他胸中扰动。“钱是不多，”他语气和蔼，“但是如果好好利用，也够你过舒服日子了。”
“太好了，爽呆了。”她说。托德不了解新生代的讽刺方法，没听出弦外之音，朝着她的胸脯绽出温煦的笑容。母亲的响应是握住左乳摇一摇，表示再见。她穿着那一身伤风败俗的洋装，趿拉着软木鞋底的鞋子，让凌乱的发线一点一点没入湖畔的风中，举步维艰地回家。
在家里，她伫立在客厅窗前凝视湖泊。雪花在冰上回旋，山上松树的松针凝成白色的尖刺。母亲幻想老马默杜克哈哈大笑，和奴隶干那档事的样子。
然后，站在窗前的她让自己吓了一跳。她曾是小公主，是穿着亮面皮鞋、粉红纱裙的温顺秀兰·邓波儿。曾经有一段日子，她为一群又一群坐在客厅古董椅子上的历史学者朗诵。他们每次大嚷“太棒了”的时候，烟斗的烟也会向她喷流过来。如果她的朗诵很出色，她父亲便会在送她就寝时，碰一下她的脸颊。“乖女儿。”他会如此说，“我的优秀女儿。”现在，望着埃夫里尔别墅窗外的冬景，童年时背诵的文字不知为何冒了出来。“一七八五年春，我辞别新泽西的家人，前去考察纽约辽阔的穷山恶水。”她的声音有点像呢喃，“……起初四周漆黑，晌午的天光从林间洒落在我身上，黯淡如薄暮。之后，我辨识出阴暗里的裂隙，山口直落一百英尺，崖底有树木，那便是我走进阳光的地方……这片与世隔绝的纽约荒野没有半丝风，一切平静。蓦然间，我见到幻影了。湖畔出现建筑物，有尖塔、有屋顶，是不折不扣的城市，烟雾般的市街忙碌扰攘。我跪倒在不知名的蕨叶上。”
以上是马默杜克记述他首次来到即将建立坦普尔顿的地点时，所见到的异象。这位伟大、冷静、英勇、理性的男人，现在被揭露为贱奴的主人，而且调戏免费劳工。妙啊！
母亲打量着壁炉架上画像里严肃的马默杜克，看了一秒。“老家伙，我知道你的事情后，变得比较喜欢你了。”她忍不住失笑，笑声在凉飕飕的屋内回荡，不知何故，那袅袅不绝的回音令她笑得更畅快，上气不接下气，直到胸口发疼，稍稍渗出一些尿液。但她旋即敛起笑，确信有一瞬间，画中人的脸孔拧挤出得意的笑容，向她眨眨眼，犹如向共犯做个小小的鬼脸。
母亲注视画像，惊异起来，开始思考。她见过更怪诞的事情，只是那些异象通常来自嗑药。不过，她童年常见到一个鬼魂在埃夫里尔别墅游移。在母亲眼里，这鬼的形状是一只颤抖的大鸽子，在屋里四处遗下迷雾般的巨大羽毛。据此看来，油画里的人会眨眼也不是不可能。她朝着画像微微一笑，礼尚往来地眨眨眼。随后，她便一阵恶心，跑到洗手间呕出她早餐吃的罐头菠萝，厨房橱柜里除了罐头猪肉、果冻之外就只有那个了。那阵子，她每天早晨都觉得恶心，乳头略微肿大。上个月，她的月事没有来。
看来，母亲是怀孕了。
在我学会说话之前许久，便知道她是如何怀上我的：母亲描述她在旧金山的嬉皮公社的生活时，眼里总会闪烁着喜悦和怀旧的光芒。她喜欢将那段岁月说成是“自由性爱的实验”，但我总觉得那像出租的性爱，廉价出租的不在场证明。这个公社有四个男人，但只有三个女人，母亲不曾独自上床，永远都有瑜伽修行者、画家、西塔琴乐手、有机酸奶制造者留宿。她们当然力邀这些人加入她们的性爱飨宴。
她只有十七岁，她老是这么叹息说。她哪里懂得怀孕的事呢？随后那个月，她每天醒来，呕吐物便涌到嘴里，整个人昏昏沉沉，手脚笨重，病恹恹的。早在医生将她的尿液注射到兔子体内，看着它死亡之前，母亲便知道答案了。
验孕那天，母亲穿着医院的纸袍坐着，放在地面的脚丫越来越冷。护士在中学的时候比母亲高了三个年级，她满面通红地说：“抱歉，厄普顿小姐，你有了。”而且无法直视母亲的眼睛。
就这样，我粉墨登场了。葳莉·阳光·厄普顿。我两岁前，她叫我很矬的“阳光”，当时我的脾气已经很倔强了，每次她那样叫我，我都不理她。
在稚嫩小护士通知母亲怀孕的那一刻，她便知道自己必须留在坦普尔顿。我母亲那宛如混沌沼泽的脑筋是这么想的：返回旧金山就没办法一脚踢开毒品，而留在坦普尔顿则几乎不可能找到任何毒品。她有一副好心肠，她不愿意伤害体内正在孕育的小宝宝。此外，就算返回旧金山，她也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公社里的哪一个男人；在我出生前，那四个（以上的）男人都可能是我的生父。不过我出生以后，也就是她返乡漫长的十个半月后（她总是解释说，我连在她子宫里也很固执），她将我父亲的可能人选删减到三人：她见到我的粉红肌肤后，确定自己可以排除黑人。这些都是她告诉我的，在我才两岁、想象不出性是什么玩意儿的时候，她也照说不误。我母亲为人坦率，向来如此。在我明白人事前，我很喜欢拥有三个父亲的感觉：如果拥有一个父亲是好事，想想有三个父亲多么幸福！
我在幼儿园就这样向小朋友夸耀，结果被叫回家。我们老师帕罗特太太怜悯地低着头，眯眼看我，一边用别针将纸条别在我的夹克上，然后拍拍我的头。母亲在我们的老沃尔沃上拆下纸条，她开心得咯咯笑，回家后将纸条贴到我的宝宝相簿上。纸条上写道：厄普顿女士您好，今天葳莉向人夸耀她有三位父亲，因此我要她回家，以示惩戒。请您在提及过去的混乱人际关系时务必谨慎，因为稚嫩的心灵容易受到影响。俗话说：小月友比大人想象的还懂事。帕罗特太太谨上。
“连小朋友也可以写成小月友。”母亲说，在纸条背后涂上黏胶，笑到泪水都濡湿了脸颊。
但当母亲在医院里摊开肚子上的双手，迎接我这个活蹦乱跳的小娃娃时，她便知道她会留下来了。她会让孩子健康成长，远离纵情逸乐的诱惑。她决定要在坦普尔顿做个好妈妈，我会平平安安长大。
坦白说，我始终觉得这一部分的故事有点可疑，却挑不出毛病，只得照单全收。在我看到旧金山前，始终感恩自己生在美丽的小镇。但当我见到那笼罩雾气的光辉灿烂的城市时，我就开始怨叹坦普尔顿的微小，年年都因为棒球观光客而瘫痪，连一间像样的电影院也没有。我扼腕自己错失了与坦普尔顿截然不同的旧金山，错失了他们光鲜的衣着、咖啡馆、陈列着印度尼西亚进口家具的家具店；我以为若是生长在大城市，我便会有另一番气度，更加优秀。我以为自己就像鱼，会因为换了大鱼缸而变大。
如果母亲在返回坦普尔顿定居时仔细考虑过这一点，大概便能了解我渴盼拥有精彩童年的心情。她甚至可能说服自己回到旧金山，给孩子多彩多姿的生活。但在那个气温回升缓慢的春天，她怀了身孕，贫穷、害怕，因为戒毒而紧张不安，考虑不了那么多。她内心的寂寞不难想象，她因为书读得不多而自卑，孤独无依，遭到镇民唾弃。她那一栋古旧的大宅令她的生活更加孤绝，总是捉襟见肘。随着我长大，我开始利用常常出入乡村俱乐部的外公、外婆建造的游泳池（在闹区占地两亩），还有可供人嬉耍整个夏天的湖泊，走几步路到面包店或杂货店跑腿。我会拥有许多特权，但也得去长老教会地下室，从旧衣捐赠箱里挑选我能穿的衣服。遇到艰困时期，我也得带着优惠券去美国最佳杂货店买奶酪。我会成为葳莉·厄普顿，名人的亲族，学生时代每位历史老师最宠爱的学生，纽约州历史协会每年夏天聘雇来坐镇在柜台的学生——每当作家来访，我便从柜台里快步出来带路。但我也将是在上体育课时躲在淋浴间更衣的女孩，因为我内衣太破旧，万一被人看到了我会觉得窘迫。
但母亲认为这可以锻炼我成材，她最喜爱传统的恩威并施管教法。她老说：“不吃苦，学不到东西。”因此，我们每次过（异教徒的）圣诞节时，我就得将所有包装纸抚平折成可再次使用的方块，将缎带卷成小捆，她才会准许我玩玩具。我的玩具大部分是以报废的佛蒙特枫树雕刻的木鸭、危地马拉家暴受害者做的玩偶等等。我六岁学习阅读艰难词汇的时候，她甚至还让我诵读安妮·赛克斯顿的《变形》，我念不出“penultimate（倒数第二的）”这个字。我叹口气，让刘海飞起来，然后说：“我不会。”
母亲安详地打毛线，说：“你一定可以的，阳光。”
我将书扔过房间。“不行，我不会。”
母亲噘起嘴，起身去厨房，用天然花生酱与本地蜂蜜做了一整盘的全麦饼干，然后回来，慢条斯理地吃起一片饼干，嗯嗯嗯地发出满足的声音，直到我起身去拿饼干，但她将盘子移开，翻开书，放回我腿上。
我明白她的用意。我拒绝念那个字，死也不要念那个又大又肥的阴险字眼。因此，我看着母亲大嚼零嘴，眨动眼皮，吮着手指低语：“哇，没吃过这么棒的点心。”只剩一片饼干时，我再也受不了了，急急念出许多版本的发音：pee-null-time-ate、penu-liti-mat-ay、puh-newl-too-mat。我终于说对时，她笑着给我那片饼干，我三两口就吞下了肚。
但她说得对，那是我吃过最棒的点心。在那些年月里，我确实会忤逆她，可是母亲永远正确无误。我不能想象她会犯错。在我人生的最初几年，母亲是我仅有的朋友，我也是她唯一的朋友。好不容易拉扯我进了幼儿园以后，她就去奥尼昂塔的护校上学，最后在镇上的芬奇医院找到工作。她的世界忽然扩大了，她拥有朋友，女人们和她共享咖啡蛋糕，揉搓她们的足弓，抱怨事情。中学时，每隔一阵子，我便疑心其中几个女人跟她不仅仅是朋友，我最怀疑的对象是周六大清早出现在埃夫里尔别墅的女人们，她们吃母亲煎的蛋卷，跟我一块儿看卡通。她们的丰臀，她们饥渴咬啮过的唇，当她们以为我没在看时绽放出的微笑——这些全都让我在根本不懂人事的时候，便怀疑母亲和她们的关系不单纯。后来母亲在酒醉时自称是双性恋，而我也十六岁了，她们的关系才昭然若揭，就像一句冗长句子尾端的句号。
那是母亲在我出世后的生活。她是加护病房护士，照顾无望的病患，缓解他们人生最后几天的痛苦，我很少在她身上见到那种轻柔，但我清楚她内心也有温婉的一面。在我也不见容于社会、返回坦普尔顿后度过的前几个月，有时她一觉醒来，会觉得自己挨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事实让她升起感恩之情。有时候她会觉得自己油尽灯枯，她总是灌注那么多的心血在我身上，她害怕她没留下半滴心血供自己使用。她开始踏上亲近耶稣的漫漫长路后，会花数以万计的时间去热烈祈祷，试图保护我，不让我堕入（她觉得我会遭遇的）可怕境地。她坐在厨房桌前，垂着头，试图以意念协助我成功，直到深夜。她咒骂，她乞求。后来，她在祈祷间尝到豁然开朗的滋味，而她将如此虚无缥缈的东西视为信仰。
某几个夜晚，我在美国另一头的旧金山坐在厨房桌前，停止研读晦涩的专业读物，抬头张望，似乎听见了什么声响。忙碌扰攘的广阔世界在那一刻似乎充满凶险，警笛在市街陡然响起，迎向危险，迎向死亡，一切都处于混乱。在纽约市遭受恐怖袭击后的冬天，全国上下陷入阴沉、灰暗，只要轻轻一摇，便会瞬间引发大难。我认知中的世界向来就是濒临毁灭，我们不堪一击，我不堪一击，只要稍稍推我一下，我便会失速坠落。
了解以上这些事情后，各位或许就能明白在湖怪浮上湖面那天、在我回家那天，为什么母亲会有那种反应了。我的际遇与她相像得诡异：怀孕、单独一人、突然被剥夺的抱负，不光彩地返回坦普尔顿。她自己的抱负被腰斩，像是被棍棒扫落的郁金香。不难想见那天早上她抬起头，看到我站在那里的感觉。二十八岁，风尘仆仆，皮包骨，新剃的头发，心痛，悲惨，眼睛哭得浮肿——她一定只看到一个失败者，全然没有她一贯指望的盛大成功。砸在我身上的年月换来一场空，枉费她为我榨干自己。也不难想见那个时候，我多么痛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