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尼克·邓恩/事发当日
7 尼克·邓恩/事发当日
波尼和吉尔平把我带到警察局继续录口供，警局看上去像已经破产的社区银行。他们把我一个人扔在一间小屋里过了四十分钟，于是我逼着自己不要乱动——在某种程度上，假装冷静就是冷静。我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用胳膊枕着下巴，等着下一回合。
“你要给艾米的父母打个电话吗？”在此之前，波尼曾问道。
“我不想吓到他们，”我说，“如果过一个小时她还没有消息的话，我再打电话给她的父母。”
我们已经把这番谈话重复了三遍。
警察们终于进了屋，在我对面的桌边坐下。整个场面像极了电视节目，我拼命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在过去十年间，每当我漫不经心地浏览夜间有线电视节目，就会在各种节目上看到眼前这种房间。此刻波尼和吉尔平一脸疲态却又专心致志，一举一动像极了电视明星，场面假透了，活像一幕大戏。波尼的手里还端着一杯咖啡，拿着一个看上去道具味十足的文件夹，那可是警察专用的道具哪。我顿时觉得有些飘飘然如在云端，不禁品咂着这种演戏的滋味——警察和我都在扮演角色，让我们一起玩一场“太太失踪”的游戏吧！
“你还好吧，尼克？”波尼问道。
“我没事，怎么啦？”
“你在笑。”
我冷不丁从半空中一跤跌回了瓷砖铺成的地面上。“对不起，只是这一切太……”
“我明白，”波尼给了我一个安抚的眼神，仿佛伸出手拍了拍我，“这场面太奇怪了，我明白。”她清了清嗓子，说：“首先，我们要确保你在这里待得舒服，你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们。你给我们越多信息越好，但你也可以随时离开，没人会拦着你。”
“悉听尊便吧。”
“好，非常好，谢谢你。”她说，“嗯，我想还是先把破事给解决了吧，把没用的绊脚石先搬开。如果你的妻子确实被人绑架了……我们还不清楚她是不是被人绑架了，不过如果事情真到了那一步，那我们想要抓住犯事的家伙。而当我们抓住这家伙的时候，我们想让他无法翻身，没有办法脱罪，没有回旋的余地。”
“没错。”
“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先排除你的嫌疑，排除得干干净净。这样一来，犯事的家伙才找不到借口脱罪，无法指控我们没有考虑过你的嫌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机械般地点了点头。我并不十分清楚她的意思，但我希望尽可能地做出配合的模样，“悉听尊便。”
“我们不希望吓着你，”吉尔平说，“我们只是希望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
“我这边没意见。”我说。“在这种故事里，犯事的总是那位丈夫。”我暗自心想，每个人都认为凶手总是那位丈夫，你们两个警察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把话说出口呢：“我们怀疑你，因为你是她的丈夫，凶手总是那位丈夫。不信的话，去看看罪案新闻节目好了。”
“那好，太好了，尼克。”波尼说，“首先我们要用棉签从你的口腔里取样，这样才可以筛除你家那些不属于你的dna，这样做你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会。”
她说：“我还打算快速查一查你手上有没有火药残留，这也是以防万一的措施……”
“等等，等等，等一下，你们是不是已经有了什么发现，让你们觉得我的太太……”
“不不，不是这样，尼克。”吉尔平打断了我的话，将一张椅子拉到桌旁，一屁股坐了下去，把椅背一侧放在身前。我暗自好奇警察们私底下是不是这副坐姿：难道一些灵气逼人的演员在节目里上演了这一套，警察们觉得电影电视里的警员用这副坐姿看上去非常酷，于是从节目上借鉴了过来？
“这只是走一遍程序，以防万一嘛。”吉尔平继续说道，“我们想要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查一查你的手、取个dna样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要查一查你的车……”
“当然可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悉听尊便。”
“谢谢你，尼克，真的很感谢。有时有些家伙非要为难我们，不过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让我们为难。”
我属于截然相反的那种人。在我的童年时期，父亲整天无声地苛责我们，从早到晚偷偷摸摸地到处挑刺，好借此发顿脾气。他这个毛病把玛戈变成了一个戒心很强的“刺儿头”，简直受不了一句胡说八道的屁话，却把我变成了一个对权威唯命是从的“软骨头”。爸爸、妈妈，还有老师们——“女士们先生们，只要能让你们的活计变得容易些，那就悉听尊便吧。”我巴望着人们源源不断地认可我。“毫不夸张地讲，为了让人们相信你是个好人，你这家伙会撒谎、骗人、偷东西……妈的，还会杀人……”玛戈曾经这么说过。当时我们正在一家馅饼店等着买犹太馅饼，那家店紧挨着玛戈原来在纽约的公寓。（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听到她的话，我顿时没了胃口，因为玛戈的话如此千真万确，我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就在她说这句话时，我还在想：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这一刻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回忆中。
警察们测试了我手上的火药残留，用一根棉签在我的嘴里取了样。在此过程中，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谈了谈天气和国庆礼花。我们假装一切正常，仿佛不过是去看了一次牙医。
程序走完以后，波尼把另一杯咖啡摆到我的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感到很抱歉，刚才那是最难熬的一阵。你现在能回答几个问题吗？那样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问吧。”
她在我的面前放了一台小巧的数字录音机。“你介意吗？这样你就不必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同样的问题了……”她想给我录音，好让我不能改口，只能坚持同一种口径。“我应该叫个律师来。”我想。可是不清白的人才需要律师，因此我点了点头，回答：“没问题。”
“你们两个人在这里住了多久了？”波尼说。
“快两年了。”
“艾米来自纽约，纽约市，对吗？”
“是的。”
“她工作吗，有过什么工作？”吉尔平问。
“她不工作，以前写过性格测试。”
刑警们交换了一个眼神，仿佛在问：“测试？”
“为青少年杂志、女性杂志写测试。”我说，“知道吧，比如‘你是嫉妒型人格吗？快来做做我们的测试，找出你自己的答案！’‘人们觉得你太咄咄逼人吗？快来做做我们的测试，找出你自己的答案！’”
“非常酷，我爱死那些测试了。”波尼说，“我还不知道真有人干这种工作呢，把写这些测试当作一种职业。”
“嗯，写测试不是一种职业，反正再也算不上一种职业了，互联网上到处是免费的测试。艾米确实更有才……她有过一个心理学硕士学位……说错了，她有一个心理学硕士学位。”自己的失言让我不自在地大笑起来，“但是有才的东西没办法打败免费的货色。”
“然后呢？”
我耸了耸肩，“然后我们搬回了这边，现在她就待在家。”
“哦！你们俩有孩子吗？”波尼尖声问道，仿佛她发现了什么好消息。
“没有。”
“哦，那她平时做些什么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问。艾米曾是个“百事通”，样样事情都随时随地沾上一些。我们搬到一起同居时，她紧锣密鼓地学了一阵子法式烹饪，露了一手超快的刀功和一道红酒炖牛肉。为了庆祝她的三十四岁生日，我们飞到了巴塞罗那，结果她用西班牙语谈笑风生，让我大跌眼镜，那口西班牙语是她偷偷上了几个月语言速成班的成果。我的太太聪明绝顶、奇思百出，有着永无止境的好奇心，但她的这份执着往往源于跟别人比拼：她需要让男人们惊艳，让女人们艳羡——还用说吗，艾米当然做得出一手法国美食，讲得出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会料理花园，会做针线活，会跑马拉松，会买卖股票，会驾驶飞机，还会在做这一切的时候端着模特走秀的架势哪。总之一句话，她需要时时刻刻都变身成“小魔女艾米”。密苏里州的女人们在“塔吉特”百货商场里买衣服，勤勤恳恳地做出贴心的饭菜，为自己的西班牙语哈哈大笑——高中时代学到的西班牙语都被她们忘光啦。密苏里州的女人们对竞争没有多少胃口，她们对努力上进的艾米张开热情的怀抱，也许还对她有几分怜惜。对我那位求胜心切的太太来说，这简直是最糟糕的结果：那是一群心满意足的庸人。
“她有许多爱好。”我说道。
“她身上有什么令你担心的地方吗？”看上去，波尼倒是很有几分担心的模样，“你不担心她吸毒或酗酒吗？我不是在说你妻子的坏话，可是很多家庭主妇用这种方式过日子，人数远远超过人们的猜测。如果酗酒变成了吸毒……我倒不是在说海洛因，处方止痛药也算……嗯，眼下这一带有一帮非常可怕的角色就在卖这些玩意儿。”
“毒品交易已经非常猖獗了。”吉尔平说，“我们裁员了一些警察，少了大约五分之一的警员，腾不出人手来治理这个烂摊子。毒品交易已经泛滥成灾了。”
“上次有个家庭主妇嗑了‘奥施康定’后活生生弄掉了一颗牙，那可是一位漂亮的夫人。”波尼提示道。
“不，艾米可能会喝上一杯葡萄酒，但她不会碰毒品。”
波尼闻言打量着我，显然我的话并非她想要的答案。“她在本地有很好的密友吗？我们想找几个她的密友打打电话，确认一下。没有冒犯你的意思，不过有时候要是跟毒品沾上了边，配偶都是最后一个知情的人。人们会不好意思，尤其是女人。”
至于朋友，在纽约的时候，艾米倒是每周都结交一些新朋友，又换掉一批老朋友，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朋友会让她极度兴奋：宝拉教她唱歌，宝拉有一副好得不得了（艾米在马萨诸塞州上过寄宿学校，我很喜欢她偶尔展露的新英格兰气质，比如“好得不得了”这个词）的嗓子，她还在时装设计课程上遇到了杰西。但一个月后，我又问起杰西和宝拉，艾米却一头雾水地望着我，仿佛我随口编出了两个名字。
还有些男人总跟在艾米的屁股后面转。他们急切地想把她丈夫没有尽到的本分揽到自己手中，要么修条椅子腿，要么为她四处寻找她最喜欢的亚洲进口茶叶。她发誓那些男人都是她的朋友，只是些好朋友，她跟他们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远到让我无法太恼火，近到她只需勾勾手指就能使唤他们。
至于在密苏里州……天啊，我真的不知道，此刻我才突然意识到。“你还真是个浑蛋哪！”我想。我们在密苏里州已经待了两年了，刚来时人情来往忙碌了一阵子，热热闹闹地过了几个月，艾米就再也没有跟人有过定期的交往。当时她的身边有我的母亲和我，眼下母亲已经过世，而艾米和我的对话方式主要是互相攻击和反驳。我们搬回家一年以后，我还装腔作势地献了献殷勤：“你在北迦太基待得怎么样，邓恩女士？”“你是说‘新迦太基’吧？”她说。我没有开口问她“新迦太基”这个词的出处，但我知道这词来者不善。
“她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但大多数是在东部的时候结交的。”
“她的家人呢？”
“他们住在纽约，纽约市。”
“你到现在还没有给她的亲戚朋友打过电话？”波尼露出一抹困惑的微笑。
“我一直在忙着配合你们，没有机会打电话啊。”我已经签署了文件，准许警方追踪信用卡、自动取款机和艾米的手机，还向警方交代了玛戈的手机号码和苏的名字——苏就是“酒吧”里的那位寡妇，她可以为我到达“酒吧”的时间做证。
“真是家里的小祖宗。”波尼摇摇头，“你真的让我想起了我弟弟，这个说法可是一种恭维，我发誓。”
“她宠弟弟宠得不像样。”吉尔平说着在笔记本上草草地涂了涂，“这么说，你在上午七点半左右离开了家，中午时分到了酒吧，中间这段时间你在沙滩上。”
我家以北大约十英里的地方有个滩头堡，堆积着沙子、淤泥、啤酒瓶碎片，还有装满塑料杯和脏尿布的垃圾桶；但那里的逆风处有张野餐桌，时时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如果在那里直视河面，可以对其他垃圾视而不见。
“有时候，我会带上咖啡和报纸在桌边坐一坐，充分享受夏日时光。”
不，当时我没有跟任何人在沙滩上搭过话。不，当时没有人见过我。
“那地方在星期三很安静。”吉尔平附和道。
如果警察跟认识我的人聊一聊，他们马上就会发现我很少去沙滩转悠，而且从不会带杯咖啡去享受清晨时光。我长着一身雪白的皮肤，对冥想自省很不耐烦，我可不是什么沙滩男孩。我告诉警察，今天早上是艾米打发我到沙滩去逛一圈，她让我独自一人待上一会儿，一边凝望那条钟爱的河流，一边思考我们两人的生活。这番话是她今天早上对我说的，在我们吃了她做的可丽饼以后。当时她俯身越过桌子，嘴里说道：“我知道我们两个人这阵子很难熬，我依然非常爱你，尼克。我知道我有很多不足，我想做你的好妻子，我也想你当我的丈夫当得开开心心，但你得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这番话她显然练习过，说话时还得意地笑了笑。尽管我的妻子出于一番好意，当时我却在想：还用说吗，她当然会精心安排，毕竟她希望见到这幕美景嘛——让我待在那条奔腾的河流旁边，让微风拂乱我的发丝，我遥望着天边，思考我们两人的生活。我要是到“唐恩都乐”甜甜圈店逛上一趟的话，那艾米可不会开心。
“你得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艾米说。可是艾米啊，我已经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
波尼神情愉快地从笔记本上抬起目光。“你能告诉我你太太的血型吗？”她问道。
“噢，我不知道她的血型。”
“你不知道你太太的血型？”
“也许是o型？”我猜道。
波尼皱起了眉头，长长地叹了口气，仿佛正在练习瑜伽。“好吧，尼克，我们在尽力帮忙。”她一一列举了警方的措施：警方监控了艾米的手机，分发了她的照片，追踪了她的信用卡，找本地区有案底的性侵犯问话，仔细盘查我们那个人迹寥寥的小区，还把我家的电话装上了窃听器，以防有人打电话过来索要赎金。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飞快地梳理着自己的记忆，想找几句台词。电影上的丈夫在这关头说了些什么？——他的话取决于他是否清白。
“我不敢说警方的措施让我安了心，你怎么想呢？你觉得这是一宗绑架案，一宗失踪案，还是怎么回事？”我对此类案件涉及的统计数字并非一无所知，罪案电视剧教会了我这一套，何况我自己也正在主演一部类似的罪案剧：如果不能在案发后四十八小时有所突破的话，那该案就很有可能成为悬案。也就是说，案发后四十八小时至关重要。“我是说，我的太太不见了，我的太太不见了！”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用上这种口吻——有几分恐慌，又有几分愤怒，其实我早就该用上这种口吻了。我父亲是个有一肚子苦水、怒气和怨气的人，经常变出不同的花样，我这一生都在千方百计避免重蹈覆辙，结果完全无法表现出自己的负面情绪。这是另一个让我显得很欠揍的特质：我的肚子里也许窝了万丈怒火，但你从我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一丝怒意，我的话听上去更是格外和顺。这是个常见的毛病：要么管束太多，要么压根没有管束。
“尼克，我们非常重视这件案子。”波尼说，“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实验室那边已经派人去你家了，他们会给我们提供更多信息。现在你把你妻子的情况跟我们讲得越多，事情就越好办。她是什么样的？”
这时丈夫们常用的句子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她很温柔，她好得不得了，她为人和善，她很支持我。
我问道：“你问‘她是什么样的’，究竟指的是哪方面？”
“让我了解一下她的个性。”波尼提示道，“比如说，你在结婚纪念日送了她什么礼物？珠宝吗？”
“我还没有定下来送什么东西好呢，我准备今天下午去置办礼物。”我说道。说完我等着波尼放声大笑，再说出一句“家里的小祖宗”，但她并没有这么做。
“好吧，那跟我说说她这个人，她性格外向吗？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是不是颇具纽约气质？比如有些人会觉得她有点粗俗？或者有可能惹毛别人？”
“我不知道，她倒不是个从不肯与生人交往的人，但也没有粗鲁到让人想害她的地步。”
这是我嘴里说出的第十一个谎言。有时候，现在的艾米粗鲁得想要向别人动手——我说的是眼下的她，这个艾米跟我当初爱上的那个女人简直大相径庭。她的变身正好跟童话故事相反，在短短数年中，原来那个笑容灿烂、为人随和的女孩褪下了层层表象，于是一沓沓灵魂和皮囊随之落到地面，变出了这个焕然一新、爱发脾气、一肚子怨气的艾米。我的太太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她摇身变成了一团铁丝球，挑动我大着胆子去解开她这团乱麻，但我那粗壮麻木又紧张的十指根本办不到。谁让我长着乡下人的十指呢，这些指头没受过复杂危险的训练，没办法解开艾米这团乱麻。每当我举起那些血淋淋的手指，她就叹口气，在心里默默地记上一笔——她在心里记下了我的所有不足，一直圈点着其中的失望之处。该死，原来的艾米可是个风趣的人，十分幽默，会让我哈哈笑出声来。我已忘记那是种什么滋味了，而且那时的她还会哈哈大笑，笑声从她的喉咙深处传来，韵味十足。那时候，她对待自己的怨气好似对待手里的鸟食：片刻前那怨气还在，片刻后却不见了踪影。
以前的她并非眼下的她，她已经摇身变成了我的梦魇：一个怒气冲冲的怨妇。我对跟怨妇相处很不在行，她们会逼出我身上的糟粕。
“她爱指使人吗？”吉尔平问，“是不是喜欢管东管西呢？”
我寻思着艾米的日程——艾米为今后三年的日程做了计划。如果有人仔细端详她明年的日程，就会发现她已经跟皮肤科医生、牙医、兽医约好了时间。“她是个喜欢事事规划的人，不会毫无计划地做事情，知道吧。她喜欢列好清单，然后一件接一件地把上面的事情办好，所以说，今天的情形毫无道理……”
“如果你不是那种性格的话，她这种个性能把人逼疯。”波尼同情地说，“你看上去很有b型人格的特质。”
“我多了几分悠闲，我想。”说完，我补上了一句该说的话，“我们彼此互补。”
这时我抬眼张望墙上的钟，波尼见势碰了碰我的手。
“嘿，要不然你去给艾米的父母打个电话吧，我敢肯定，他们会希望你打电话。”
现在午夜已过，而艾米的父母通常晚上九点便会就寝——他俩还曾把这么早就睡觉的事拿出来自吹自擂呢。现在他们肯定已经睡下了，因此我打过去的会是个深夜紧急电话。艾米父母的手机总在八点三刻准时关机，因此兰德·艾略特必须下床走到过道的尽头，拿起那架沉重的老电话。他会四处摸索着找他的眼镜，为了打开一盏台灯忙上半天，还会找一大堆理由让自己不用担心这个深夜电话，让自己相信没什么要紧事。
我拨了两次号码，没等铃声响完便准备挂上电话，谁知玛丽贝思却接了起来（接电话的居然不是兰德）。她低沉的声音震得我的耳朵嗡嗡响。我只说了一句“玛丽贝思，我是尼克……”，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出了什么事，尼克？”
我吸了一口气。
“是艾米出事了吗？告诉我呀。”
“我，呃……我很抱歉，我应该早点打电话来的……”
“说正事，该死！”
“我们找……找不到艾米。”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们找不到艾米？”
“我不知道……”
“艾米失踪了？”
“我们还不能肯定，我们还在……”
“她什么时候失踪的？”
“我们还不能肯定。今天早上我离开家，大概是七点多……”
“结果你等到现在才打电话给我们？”
“对不起，我不希望……”
“上帝啊，今天晚上我们在打网球，打网球啊！我们原本可以……我的上帝，叫警察了吗？你已经通知警察了吗？”
“我现在就在警局。”
“请案件负责人接电话，尼克，求你了。”
仿佛一个被使唤的孩子，我乖乖地找来了吉尔平，“我的岳母想和你谈谈。”
给艾略特夫妇的电话一锤定音。艾米失踪了——现在这把突如其来的火已经烧到了外围。
我动身走向会客室，耳边却突然响起了父亲的声音。有时候，特别是在无地自容的时刻，我会在自己的脑海里听见他的话，但此刻他的声音就在不远处，好似腐臭沼泽里湿漉漉的气泡一般冒出来。他正满口说着“贱人贱人贱人”——只要遇上一个稍微让他有些恼火的女人，我那个脑子一团糟的父亲就会脱口吐出几个脏字，“贱人贱人贱人”。我放眼打量着附近的一间会客室，发现父亲正坐在会客室里的一张靠墙的长椅上。他一度是个英俊的男人，很是热烈多情，下颌上有条美人沟，我的姑姑曾将他形容成“如梦似幻般的恶男”。此刻他却正在喃喃自语，一头金发乱成了一团，长裤沾满了泥污，手臂上有一条条伤痕，仿佛刚刚越过荆棘丛千辛万苦地来到了这儿。他的下巴上垂着一条闪闪发亮的唾沫，好似蜗牛爬过留下的踪迹。父亲正伸出手臂，屈伸着上面的肌肉，那些肌肉看来还有几分样子。他的身旁坐着一个紧张的女警，恼火地噘着嘴，正设法把他的话当耳边风，他则口口声声地说：“我告诉你了，贱人贱人贱人。”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她，“这位是我的父亲。”
“你接到我们的电话了吗？”
“什么电话？”
“找你来接你的父亲。”她把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仿佛我是个脑袋不太灵光的十岁小孩。
“我……我的妻子失踪了，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大半个晚上。”
她盯着我，根本没有回过神。我能看出她正在寻思是否要先开口道歉，然后再问个究竟，可这时我父亲又念叨起了“贱人贱人贱人”，于是她把道歉的话咽下了肚。
“先生，‘康福山’养老院已经找了你一整天。你的父亲今天早上从一个消防通道走丢了，你可以看到他身上有些刮伤和擦伤，但并没有什么大碍。几个小时前，我们找到了他，当时他迷了路，正沿着‘河间大道’往前走，我们一直在找你。”
“我一直在这儿。”我说，“见鬼了，我就在隔壁，怎么没有一个人把这点事弄明白呢？”
“贱人贱人贱人。”我的父亲又说。
“先生，请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
“贱人贱人贱人。”
波尼让一位男警员开车将我父亲送回养老院，好让我走完警局的流程。我们站在警局外的台阶上，眼睁睁看着警员领我父亲进了汽车，他的嘴里仍在喋喋不休。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注意到我在一旁，当他们开车离开时，我父亲甚至没有回头看上一眼。
“你们两个人不太亲密吧？”波尼问道。
“没有几对父子比我们更疏远的了。”我回答。
清晨两点左右，警方问完了问题，打发我进了一辆警车，还叮嘱我好好睡一觉，等到上午十一点再回来，开正午时分的新闻发布会。
我并没有问自己是否可以回家，而是让警方把我送到了玛戈家。因为我知道她会熬夜等我一起喝一杯，再给我做个三明治。悲哀的是，这正是此刻我所渴望的一切：一个女人为我做一块三明治，却绝口不提任何问题。
“你不想去找找她吗？”我吃着三明治，玛戈问道，“我们可以开车兜一圈。”
“似乎没什么用，我去哪里找她？”我没精打采地说。
“尼克，这事可不是开玩笑的，见鬼。”
“我知道，玛戈。”
“那就拿出点决断来，兰斯，好吧？别他妈一副‘呜呜嗯嗯’的样子。”玛戈嘴里的“呜呜嗯嗯”是个大舌头音，她总用这个词来指代我那副优柔寡断的模样，边说边茫然地转眼珠，再配上我那依法登记的正式名——兰斯。要是长了一张我这样的面孔，配个叫“兰斯”的名字可不是什么妙事。玛戈递给我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喝了这杯酒。不过只许喝这一杯，明天你可不能宿醉不醒。她到底能去哪里啊？上帝呀，我觉得恶心反胃。”她倒上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一饮而尽，随后在厨房里来回踱步，小口啜饮着威士忌，“难道你不担心吗，尼克？说不定有人在大街上一眼看中她，就打定主意把她带走？一下子打在她头上……”
我开了口：“该死，你为什么说‘一下子打在她头上’，这话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我不是要描绘什么场景，我只是……我不知道，我只是一直忍不住在寻思，寻思一些疯狂的人。”她又往酒杯里倒了些苏格兰威士忌。
“说到疯狂的人，”我说，“今天爸爸又跑出来了，警方发现他在‘河间大道’上乱转，现在已经把他送回‘康福山’了。”
她耸耸肩。“好吧。”六个月来，这已经是父亲第三次溜出养老院了。玛戈点燃一支香烟，全副心思还放在艾米的身上。“我们难道不能找人谈谈这事吗？”她问道，“难道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吗？”
“上帝啊，玛戈！我已经感觉自己很没用了，你真的想让我感觉自己更像个废物吗？”我凶巴巴地说道，“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没人教过我妻子失踪后该怎么办。警察说我可以走，于是我就走了，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当然啦。”玛戈嗫嚅着。她一直在努力把我变成一个有反骨的刺儿头，可惜这个使命困难重重：高中时我从不违反宵禁，当撰稿人后则乖乖按期交稿，即使截稿期限并不存在。我是个尊重规则的人，因为如果遵守规则，事情通常会一帆风顺。
“该死，玛戈，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回警局了，好吧？你能不能对我好一会儿？我简直吓掉了魂。”
我们互相瞪了一会儿，接着玛戈又为我满上了酒杯——这是她道歉的方式。她坐到我的身旁，把一只手搁在我的肩膀上。
“可怜的艾米。”她说。
波尼和吉尔平把我带到警察局继续录口供，警局看上去像已经破产的社区银行。他们把我一个人扔在一间小屋里过了四十分钟，于是我逼着自己不要乱动——在某种程度上，假装冷静就是冷静。我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用胳膊枕着下巴，等着下一回合。
“你要给艾米的父母打个电话吗？”在此之前，波尼曾问道。
“我不想吓到他们，”我说，“如果过一个小时她还没有消息的话，我再打电话给她的父母。”
我们已经把这番谈话重复了三遍。
警察们终于进了屋，在我对面的桌边坐下。整个场面像极了电视节目，我拼命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在过去十年间，每当我漫不经心地浏览夜间有线电视节目，就会在各种节目上看到眼前这种房间。此刻波尼和吉尔平一脸疲态却又专心致志，一举一动像极了电视明星，场面假透了，活像一幕大戏。波尼的手里还端着一杯咖啡，拿着一个看上去道具味十足的文件夹，那可是警察专用的道具哪。我顿时觉得有些飘飘然如在云端，不禁品咂着这种演戏的滋味——警察和我都在扮演角色，让我们一起玩一场“太太失踪”的游戏吧！
“你还好吧，尼克？”波尼问道。
“我没事，怎么啦？”
“你在笑。”
我冷不丁从半空中一跤跌回了瓷砖铺成的地面上。“对不起，只是这一切太……”
“我明白，”波尼给了我一个安抚的眼神，仿佛伸出手拍了拍我，“这场面太奇怪了，我明白。”她清了清嗓子，说：“首先，我们要确保你在这里待得舒服，你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们。你给我们越多信息越好，但你也可以随时离开，没人会拦着你。”
“悉听尊便吧。”
“好，非常好，谢谢你。”她说，“嗯，我想还是先把破事给解决了吧，把没用的绊脚石先搬开。如果你的妻子确实被人绑架了……我们还不清楚她是不是被人绑架了，不过如果事情真到了那一步，那我们想要抓住犯事的家伙。而当我们抓住这家伙的时候，我们想让他无法翻身，没有办法脱罪，没有回旋的余地。”
“没错。”
“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先排除你的嫌疑，排除得干干净净。这样一来，犯事的家伙才找不到借口脱罪，无法指控我们没有考虑过你的嫌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机械般地点了点头。我并不十分清楚她的意思，但我希望尽可能地做出配合的模样，“悉听尊便。”
“我们不希望吓着你，”吉尔平说，“我们只是希望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
“我这边没意见。”我说。“在这种故事里，犯事的总是那位丈夫。”我暗自心想，每个人都认为凶手总是那位丈夫，你们两个警察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把话说出口呢：“我们怀疑你，因为你是她的丈夫，凶手总是那位丈夫。不信的话，去看看罪案新闻节目好了。”
“那好，太好了，尼克。”波尼说，“首先我们要用棉签从你的口腔里取样，这样才可以筛除你家那些不属于你的dna，这样做你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会。”
她说：“我还打算快速查一查你手上有没有火药残留，这也是以防万一的措施……”
“等等，等等，等一下，你们是不是已经有了什么发现，让你们觉得我的太太……”
“不不，不是这样，尼克。”吉尔平打断了我的话，将一张椅子拉到桌旁，一屁股坐了下去，把椅背一侧放在身前。我暗自好奇警察们私底下是不是这副坐姿：难道一些灵气逼人的演员在节目里上演了这一套，警察们觉得电影电视里的警员用这副坐姿看上去非常酷，于是从节目上借鉴了过来？
“这只是走一遍程序，以防万一嘛。”吉尔平继续说道，“我们想要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查一查你的手、取个dna样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要查一查你的车……”
“当然可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悉听尊便。”
“谢谢你，尼克，真的很感谢。有时有些家伙非要为难我们，不过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让我们为难。”
我属于截然相反的那种人。在我的童年时期，父亲整天无声地苛责我们，从早到晚偷偷摸摸地到处挑刺，好借此发顿脾气。他这个毛病把玛戈变成了一个戒心很强的“刺儿头”，简直受不了一句胡说八道的屁话，却把我变成了一个对权威唯命是从的“软骨头”。爸爸、妈妈，还有老师们——“女士们先生们，只要能让你们的活计变得容易些，那就悉听尊便吧。”我巴望着人们源源不断地认可我。“毫不夸张地讲，为了让人们相信你是个好人，你这家伙会撒谎、骗人、偷东西……妈的，还会杀人……”玛戈曾经这么说过。当时我们正在一家馅饼店等着买犹太馅饼，那家店紧挨着玛戈原来在纽约的公寓。（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听到她的话，我顿时没了胃口，因为玛戈的话如此千真万确，我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就在她说这句话时，我还在想：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这一刻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回忆中。
警察们测试了我手上的火药残留，用一根棉签在我的嘴里取了样。在此过程中，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谈了谈天气和国庆礼花。我们假装一切正常，仿佛不过是去看了一次牙医。
程序走完以后，波尼把另一杯咖啡摆到我的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感到很抱歉，刚才那是最难熬的一阵。你现在能回答几个问题吗？那样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问吧。”
她在我的面前放了一台小巧的数字录音机。“你介意吗？这样你就不必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同样的问题了……”她想给我录音，好让我不能改口，只能坚持同一种口径。“我应该叫个律师来。”我想。可是不清白的人才需要律师，因此我点了点头，回答：“没问题。”
“你们两个人在这里住了多久了？”波尼说。
“快两年了。”
“艾米来自纽约，纽约市，对吗？”
“是的。”
“她工作吗，有过什么工作？”吉尔平问。
“她不工作，以前写过性格测试。”
刑警们交换了一个眼神，仿佛在问：“测试？”
“为青少年杂志、女性杂志写测试。”我说，“知道吧，比如‘你是嫉妒型人格吗？快来做做我们的测试，找出你自己的答案！’‘人们觉得你太咄咄逼人吗？快来做做我们的测试，找出你自己的答案！’”
“非常酷，我爱死那些测试了。”波尼说，“我还不知道真有人干这种工作呢，把写这些测试当作一种职业。”
“嗯，写测试不是一种职业，反正再也算不上一种职业了，互联网上到处是免费的测试。艾米确实更有才……她有过一个心理学硕士学位……说错了，她有一个心理学硕士学位。”自己的失言让我不自在地大笑起来，“但是有才的东西没办法打败免费的货色。”
“然后呢？”
我耸了耸肩，“然后我们搬回了这边，现在她就待在家。”
“哦！你们俩有孩子吗？”波尼尖声问道，仿佛她发现了什么好消息。
“没有。”
“哦，那她平时做些什么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问。艾米曾是个“百事通”，样样事情都随时随地沾上一些。我们搬到一起同居时，她紧锣密鼓地学了一阵子法式烹饪，露了一手超快的刀功和一道红酒炖牛肉。为了庆祝她的三十四岁生日，我们飞到了巴塞罗那，结果她用西班牙语谈笑风生，让我大跌眼镜，那口西班牙语是她偷偷上了几个月语言速成班的成果。我的太太聪明绝顶、奇思百出，有着永无止境的好奇心，但她的这份执着往往源于跟别人比拼：她需要让男人们惊艳，让女人们艳羡——还用说吗，艾米当然做得出一手法国美食，讲得出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会料理花园，会做针线活，会跑马拉松，会买卖股票，会驾驶飞机，还会在做这一切的时候端着模特走秀的架势哪。总之一句话，她需要时时刻刻都变身成“小魔女艾米”。密苏里州的女人们在“塔吉特”百货商场里买衣服，勤勤恳恳地做出贴心的饭菜，为自己的西班牙语哈哈大笑——高中时代学到的西班牙语都被她们忘光啦。密苏里州的女人们对竞争没有多少胃口，她们对努力上进的艾米张开热情的怀抱，也许还对她有几分怜惜。对我那位求胜心切的太太来说，这简直是最糟糕的结果：那是一群心满意足的庸人。
“她有许多爱好。”我说道。
“她身上有什么令你担心的地方吗？”看上去，波尼倒是很有几分担心的模样，“你不担心她吸毒或酗酒吗？我不是在说你妻子的坏话，可是很多家庭主妇用这种方式过日子，人数远远超过人们的猜测。如果酗酒变成了吸毒……我倒不是在说海洛因，处方止痛药也算……嗯，眼下这一带有一帮非常可怕的角色就在卖这些玩意儿。”
“毒品交易已经非常猖獗了。”吉尔平说，“我们裁员了一些警察，少了大约五分之一的警员，腾不出人手来治理这个烂摊子。毒品交易已经泛滥成灾了。”
“上次有个家庭主妇嗑了‘奥施康定’后活生生弄掉了一颗牙，那可是一位漂亮的夫人。”波尼提示道。
“不，艾米可能会喝上一杯葡萄酒，但她不会碰毒品。”
波尼闻言打量着我，显然我的话并非她想要的答案。“她在本地有很好的密友吗？我们想找几个她的密友打打电话，确认一下。没有冒犯你的意思，不过有时候要是跟毒品沾上了边，配偶都是最后一个知情的人。人们会不好意思，尤其是女人。”
至于朋友，在纽约的时候，艾米倒是每周都结交一些新朋友，又换掉一批老朋友，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朋友会让她极度兴奋：宝拉教她唱歌，宝拉有一副好得不得了（艾米在马萨诸塞州上过寄宿学校，我很喜欢她偶尔展露的新英格兰气质，比如“好得不得了”这个词）的嗓子，她还在时装设计课程上遇到了杰西。但一个月后，我又问起杰西和宝拉，艾米却一头雾水地望着我，仿佛我随口编出了两个名字。
还有些男人总跟在艾米的屁股后面转。他们急切地想把她丈夫没有尽到的本分揽到自己手中，要么修条椅子腿，要么为她四处寻找她最喜欢的亚洲进口茶叶。她发誓那些男人都是她的朋友，只是些好朋友，她跟他们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远到让我无法太恼火，近到她只需勾勾手指就能使唤他们。
至于在密苏里州……天啊，我真的不知道，此刻我才突然意识到。“你还真是个浑蛋哪！”我想。我们在密苏里州已经待了两年了，刚来时人情来往忙碌了一阵子，热热闹闹地过了几个月，艾米就再也没有跟人有过定期的交往。当时她的身边有我的母亲和我，眼下母亲已经过世，而艾米和我的对话方式主要是互相攻击和反驳。我们搬回家一年以后，我还装腔作势地献了献殷勤：“你在北迦太基待得怎么样，邓恩女士？”“你是说‘新迦太基’吧？”她说。我没有开口问她“新迦太基”这个词的出处，但我知道这词来者不善。
“她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但大多数是在东部的时候结交的。”
“她的家人呢？”
“他们住在纽约，纽约市。”
“你到现在还没有给她的亲戚朋友打过电话？”波尼露出一抹困惑的微笑。
“我一直在忙着配合你们，没有机会打电话啊。”我已经签署了文件，准许警方追踪信用卡、自动取款机和艾米的手机，还向警方交代了玛戈的手机号码和苏的名字——苏就是“酒吧”里的那位寡妇，她可以为我到达“酒吧”的时间做证。
“真是家里的小祖宗。”波尼摇摇头，“你真的让我想起了我弟弟，这个说法可是一种恭维，我发誓。”
“她宠弟弟宠得不像样。”吉尔平说着在笔记本上草草地涂了涂，“这么说，你在上午七点半左右离开了家，中午时分到了酒吧，中间这段时间你在沙滩上。”
我家以北大约十英里的地方有个滩头堡，堆积着沙子、淤泥、啤酒瓶碎片，还有装满塑料杯和脏尿布的垃圾桶；但那里的逆风处有张野餐桌，时时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如果在那里直视河面，可以对其他垃圾视而不见。
“有时候，我会带上咖啡和报纸在桌边坐一坐，充分享受夏日时光。”
不，当时我没有跟任何人在沙滩上搭过话。不，当时没有人见过我。
“那地方在星期三很安静。”吉尔平附和道。
如果警察跟认识我的人聊一聊，他们马上就会发现我很少去沙滩转悠，而且从不会带杯咖啡去享受清晨时光。我长着一身雪白的皮肤，对冥想自省很不耐烦，我可不是什么沙滩男孩。我告诉警察，今天早上是艾米打发我到沙滩去逛一圈，她让我独自一人待上一会儿，一边凝望那条钟爱的河流，一边思考我们两人的生活。这番话是她今天早上对我说的，在我们吃了她做的可丽饼以后。当时她俯身越过桌子，嘴里说道：“我知道我们两个人这阵子很难熬，我依然非常爱你，尼克。我知道我有很多不足，我想做你的好妻子，我也想你当我的丈夫当得开开心心，但你得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这番话她显然练习过，说话时还得意地笑了笑。尽管我的妻子出于一番好意，当时我却在想：还用说吗，她当然会精心安排，毕竟她希望见到这幕美景嘛——让我待在那条奔腾的河流旁边，让微风拂乱我的发丝，我遥望着天边，思考我们两人的生活。我要是到“唐恩都乐”甜甜圈店逛上一趟的话，那艾米可不会开心。
“你得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艾米说。可是艾米啊，我已经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
波尼神情愉快地从笔记本上抬起目光。“你能告诉我你太太的血型吗？”她问道。
“噢，我不知道她的血型。”
“你不知道你太太的血型？”
“也许是o型？”我猜道。
波尼皱起了眉头，长长地叹了口气，仿佛正在练习瑜伽。“好吧，尼克，我们在尽力帮忙。”她一一列举了警方的措施：警方监控了艾米的手机，分发了她的照片，追踪了她的信用卡，找本地区有案底的性侵犯问话，仔细盘查我们那个人迹寥寥的小区，还把我家的电话装上了窃听器，以防有人打电话过来索要赎金。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飞快地梳理着自己的记忆，想找几句台词。电影上的丈夫在这关头说了些什么？——他的话取决于他是否清白。
“我不敢说警方的措施让我安了心，你怎么想呢？你觉得这是一宗绑架案，一宗失踪案，还是怎么回事？”我对此类案件涉及的统计数字并非一无所知，罪案电视剧教会了我这一套，何况我自己也正在主演一部类似的罪案剧：如果不能在案发后四十八小时有所突破的话，那该案就很有可能成为悬案。也就是说，案发后四十八小时至关重要。“我是说，我的太太不见了，我的太太不见了！”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用上这种口吻——有几分恐慌，又有几分愤怒，其实我早就该用上这种口吻了。我父亲是个有一肚子苦水、怒气和怨气的人，经常变出不同的花样，我这一生都在千方百计避免重蹈覆辙，结果完全无法表现出自己的负面情绪。这是另一个让我显得很欠揍的特质：我的肚子里也许窝了万丈怒火，但你从我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一丝怒意，我的话听上去更是格外和顺。这是个常见的毛病：要么管束太多，要么压根没有管束。
“尼克，我们非常重视这件案子。”波尼说，“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实验室那边已经派人去你家了，他们会给我们提供更多信息。现在你把你妻子的情况跟我们讲得越多，事情就越好办。她是什么样的？”
这时丈夫们常用的句子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她很温柔，她好得不得了，她为人和善，她很支持我。
我问道：“你问‘她是什么样的’，究竟指的是哪方面？”
“让我了解一下她的个性。”波尼提示道，“比如说，你在结婚纪念日送了她什么礼物？珠宝吗？”
“我还没有定下来送什么东西好呢，我准备今天下午去置办礼物。”我说道。说完我等着波尼放声大笑，再说出一句“家里的小祖宗”，但她并没有这么做。
“好吧，那跟我说说她这个人，她性格外向吗？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是不是颇具纽约气质？比如有些人会觉得她有点粗俗？或者有可能惹毛别人？”
“我不知道，她倒不是个从不肯与生人交往的人，但也没有粗鲁到让人想害她的地步。”
这是我嘴里说出的第十一个谎言。有时候，现在的艾米粗鲁得想要向别人动手——我说的是眼下的她，这个艾米跟我当初爱上的那个女人简直大相径庭。她的变身正好跟童话故事相反，在短短数年中，原来那个笑容灿烂、为人随和的女孩褪下了层层表象，于是一沓沓灵魂和皮囊随之落到地面，变出了这个焕然一新、爱发脾气、一肚子怨气的艾米。我的太太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她摇身变成了一团铁丝球，挑动我大着胆子去解开她这团乱麻，但我那粗壮麻木又紧张的十指根本办不到。谁让我长着乡下人的十指呢，这些指头没受过复杂危险的训练，没办法解开艾米这团乱麻。每当我举起那些血淋淋的手指，她就叹口气，在心里默默地记上一笔——她在心里记下了我的所有不足，一直圈点着其中的失望之处。该死，原来的艾米可是个风趣的人，十分幽默，会让我哈哈笑出声来。我已忘记那是种什么滋味了，而且那时的她还会哈哈大笑，笑声从她的喉咙深处传来，韵味十足。那时候，她对待自己的怨气好似对待手里的鸟食：片刻前那怨气还在，片刻后却不见了踪影。
以前的她并非眼下的她，她已经摇身变成了我的梦魇：一个怒气冲冲的怨妇。我对跟怨妇相处很不在行，她们会逼出我身上的糟粕。
“她爱指使人吗？”吉尔平问，“是不是喜欢管东管西呢？”
我寻思着艾米的日程——艾米为今后三年的日程做了计划。如果有人仔细端详她明年的日程，就会发现她已经跟皮肤科医生、牙医、兽医约好了时间。“她是个喜欢事事规划的人，不会毫无计划地做事情，知道吧。她喜欢列好清单，然后一件接一件地把上面的事情办好，所以说，今天的情形毫无道理……”
“如果你不是那种性格的话，她这种个性能把人逼疯。”波尼同情地说，“你看上去很有b型人格的特质。”
“我多了几分悠闲，我想。”说完，我补上了一句该说的话，“我们彼此互补。”
这时我抬眼张望墙上的钟，波尼见势碰了碰我的手。
“嘿，要不然你去给艾米的父母打个电话吧，我敢肯定，他们会希望你打电话。”
现在午夜已过，而艾米的父母通常晚上九点便会就寝——他俩还曾把这么早就睡觉的事拿出来自吹自擂呢。现在他们肯定已经睡下了，因此我打过去的会是个深夜紧急电话。艾米父母的手机总在八点三刻准时关机，因此兰德·艾略特必须下床走到过道的尽头，拿起那架沉重的老电话。他会四处摸索着找他的眼镜，为了打开一盏台灯忙上半天，还会找一大堆理由让自己不用担心这个深夜电话，让自己相信没什么要紧事。
我拨了两次号码，没等铃声响完便准备挂上电话，谁知玛丽贝思却接了起来（接电话的居然不是兰德）。她低沉的声音震得我的耳朵嗡嗡响。我只说了一句“玛丽贝思，我是尼克……”，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出了什么事，尼克？”
我吸了一口气。
“是艾米出事了吗？告诉我呀。”
“我，呃……我很抱歉，我应该早点打电话来的……”
“说正事，该死！”
“我们找……找不到艾米。”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们找不到艾米？”
“我不知道……”
“艾米失踪了？”
“我们还不能肯定，我们还在……”
“她什么时候失踪的？”
“我们还不能肯定。今天早上我离开家，大概是七点多……”
“结果你等到现在才打电话给我们？”
“对不起，我不希望……”
“上帝啊，今天晚上我们在打网球，打网球啊！我们原本可以……我的上帝，叫警察了吗？你已经通知警察了吗？”
“我现在就在警局。”
“请案件负责人接电话，尼克，求你了。”
仿佛一个被使唤的孩子，我乖乖地找来了吉尔平，“我的岳母想和你谈谈。”
给艾略特夫妇的电话一锤定音。艾米失踪了——现在这把突如其来的火已经烧到了外围。
我动身走向会客室，耳边却突然响起了父亲的声音。有时候，特别是在无地自容的时刻，我会在自己的脑海里听见他的话，但此刻他的声音就在不远处，好似腐臭沼泽里湿漉漉的气泡一般冒出来。他正满口说着“贱人贱人贱人”——只要遇上一个稍微让他有些恼火的女人，我那个脑子一团糟的父亲就会脱口吐出几个脏字，“贱人贱人贱人”。我放眼打量着附近的一间会客室，发现父亲正坐在会客室里的一张靠墙的长椅上。他一度是个英俊的男人，很是热烈多情，下颌上有条美人沟，我的姑姑曾将他形容成“如梦似幻般的恶男”。此刻他却正在喃喃自语，一头金发乱成了一团，长裤沾满了泥污，手臂上有一条条伤痕，仿佛刚刚越过荆棘丛千辛万苦地来到了这儿。他的下巴上垂着一条闪闪发亮的唾沫，好似蜗牛爬过留下的踪迹。父亲正伸出手臂，屈伸着上面的肌肉，那些肌肉看来还有几分样子。他的身旁坐着一个紧张的女警，恼火地噘着嘴，正设法把他的话当耳边风，他则口口声声地说：“我告诉你了，贱人贱人贱人。”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她，“这位是我的父亲。”
“你接到我们的电话了吗？”
“什么电话？”
“找你来接你的父亲。”她把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仿佛我是个脑袋不太灵光的十岁小孩。
“我……我的妻子失踪了，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大半个晚上。”
她盯着我，根本没有回过神。我能看出她正在寻思是否要先开口道歉，然后再问个究竟，可这时我父亲又念叨起了“贱人贱人贱人”，于是她把道歉的话咽下了肚。
“先生，‘康福山’养老院已经找了你一整天。你的父亲今天早上从一个消防通道走丢了，你可以看到他身上有些刮伤和擦伤，但并没有什么大碍。几个小时前，我们找到了他，当时他迷了路，正沿着‘河间大道’往前走，我们一直在找你。”
“我一直在这儿。”我说，“见鬼了，我就在隔壁，怎么没有一个人把这点事弄明白呢？”
“贱人贱人贱人。”我的父亲又说。
“先生，请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
“贱人贱人贱人。”
波尼让一位男警员开车将我父亲送回养老院，好让我走完警局的流程。我们站在警局外的台阶上，眼睁睁看着警员领我父亲进了汽车，他的嘴里仍在喋喋不休。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注意到我在一旁，当他们开车离开时，我父亲甚至没有回头看上一眼。
“你们两个人不太亲密吧？”波尼问道。
“没有几对父子比我们更疏远的了。”我回答。
清晨两点左右，警方问完了问题，打发我进了一辆警车，还叮嘱我好好睡一觉，等到上午十一点再回来，开正午时分的新闻发布会。
我并没有问自己是否可以回家，而是让警方把我送到了玛戈家。因为我知道她会熬夜等我一起喝一杯，再给我做个三明治。悲哀的是，这正是此刻我所渴望的一切：一个女人为我做一块三明治，却绝口不提任何问题。
“你不想去找找她吗？”我吃着三明治，玛戈问道，“我们可以开车兜一圈。”
“似乎没什么用，我去哪里找她？”我没精打采地说。
“尼克，这事可不是开玩笑的，见鬼。”
“我知道，玛戈。”
“那就拿出点决断来，兰斯，好吧？别他妈一副‘呜呜嗯嗯’的样子。”玛戈嘴里的“呜呜嗯嗯”是个大舌头音，她总用这个词来指代我那副优柔寡断的模样，边说边茫然地转眼珠，再配上我那依法登记的正式名——兰斯。要是长了一张我这样的面孔，配个叫“兰斯”的名字可不是什么妙事。玛戈递给我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喝了这杯酒。不过只许喝这一杯，明天你可不能宿醉不醒。她到底能去哪里啊？上帝呀，我觉得恶心反胃。”她倒上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一饮而尽，随后在厨房里来回踱步，小口啜饮着威士忌，“难道你不担心吗，尼克？说不定有人在大街上一眼看中她，就打定主意把她带走？一下子打在她头上……”
我开了口：“该死，你为什么说‘一下子打在她头上’，这话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我不是要描绘什么场景，我只是……我不知道，我只是一直忍不住在寻思，寻思一些疯狂的人。”她又往酒杯里倒了些苏格兰威士忌。
“说到疯狂的人，”我说，“今天爸爸又跑出来了，警方发现他在‘河间大道’上乱转，现在已经把他送回‘康福山’了。”
她耸耸肩。“好吧。”六个月来，这已经是父亲第三次溜出养老院了。玛戈点燃一支香烟，全副心思还放在艾米的身上。“我们难道不能找人谈谈这事吗？”她问道，“难道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吗？”
“上帝啊，玛戈！我已经感觉自己很没用了，你真的想让我感觉自己更像个废物吗？”我凶巴巴地说道，“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没人教过我妻子失踪后该怎么办。警察说我可以走，于是我就走了，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当然啦。”玛戈嗫嚅着。她一直在努力把我变成一个有反骨的刺儿头，可惜这个使命困难重重：高中时我从不违反宵禁，当撰稿人后则乖乖按期交稿，即使截稿期限并不存在。我是个尊重规则的人，因为如果遵守规则，事情通常会一帆风顺。
“该死，玛戈，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回警局了，好吧？你能不能对我好一会儿？我简直吓掉了魂。”
我们互相瞪了一会儿，接着玛戈又为我满上了酒杯——这是她道歉的方式。她坐到我的身旁，把一只手搁在我的肩膀上。
“可怜的艾米。”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