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尼克·邓恩/事发当日
5 尼克·邓恩/事发当日
刚开始我在厨房里等警察，但烧干的茶壶冒出一股焦味，蹿进我的喉咙里隐隐作痒，害得我反胃。于是我走到前廊，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逼自己保持冷静。我一直在打艾米的手机，却一次次被转到了语音信箱，一次次听她保证会回我电话。艾米回电话一向很及时，但三个小时过去了，我已经给她留过五条留言，艾米却还没有打电话回来。
我也料到她不会回电话。待会儿我会告诉警察，艾米绝不会扔下正煮着的茶壶离家出走，不会扔下敞开的大门，也不会扔下要熨的衣服。艾米做事有股誓不罢休的劲头，她可不会半途而废，就算她认定自己并不喜欢肩上扛着的担子（举例来说，比如她那个毛病多多的丈夫）。在我们去斐济海滩度蜜月的两周里，艾米的脾气已初见端倪：当时我在一本接一本地消遣着惊悚小说，而她居然一口气把古里古怪的《奇鸟行状录》读了好多页，不时嗤之以鼻地对我翻个白眼。自从艾米失业，我们又搬回密苏里以后，她的生活便一直围绕着各种无休无止、无关紧要的家常琐事转——她不会扔下那条裙子不熨的。
再说了，客厅里还有搏斗过的痕迹。我已经料到艾米不会回电话，我想把事情推进到下一步。
现在是一天中的黄金时刻。七月的天空万里无云，缓缓落山的夕阳仿佛聚光灯一般照亮了东方，将一切镀上一层金色。万物显得富丽堂皇，好似一幅佛兰德斯画作。这时警察到了我家，整个场面看上去挺悠闲：我一个人坐在前门的台阶上，一只鸟儿在树上高歌，两名警察施施然出了汽车，仿佛正顺路来逛逛社区举办的野餐会。这是两个稚气未脱的毛头警察，大约二十多岁，看上去空有一腔自信却缺了几分本事，一贯管些邻里杂事——要是哪家的青少年不顾宵禁到处乱跑的话，他们倒挺会替不安的父母宽宽心。其中一名西班牙裔女警把一头黑发编成了长长的辫子，另一个黑人警察则摆着海军陆战队员的站姿。在我离开家乡的那些年里，迦太基多了些有色人种（其实也不算太多），但种族隔离的状况却没有多少变化。我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有色人种往往是些出于职业原因到处走动的人，比如送货员、医护人员、邮政工人和警察。（“这个城市的白人气息太浓了，让人有点不舒服。”艾米曾这么说过，但当初在曼哈顿那座大熔炉，她的朋友里也只数得出一个非裔美国人。于是我指责她不过是想拿少数族裔粉饰门面，用人家充当摆设罢了，我的说法惹毛了她。）
“邓恩先生？我是贝拉斯克斯警员。”女警说道，“这位是里奥丹警员，你是在担心你的妻子吗？”
里奥丹一边打量着眼前的道路，一边吮着糖。我可以看到他的目光追随一只飞鸟掠过了河面，随后他猛地掉转目光端详着我，那抿起的嘴唇说明了一件事——此刻他眼中的我跟其他人眼中的我一般无二。我长了一张看上去挺欠揍的面孔：本来好端端一个工薪阶层的爱尔兰小伙，却像个靠信托基金过活的花花大少。为了少惹是非，我经常面带微笑，但这招有时根本不起作用。在大学时期，我甚至试过戴一副有透明镜片的假眼镜，借此扮出几分和蔼可亲的气质。“你知不知道，戴上这副眼镜你显得更欠揍了？”玛戈说。我赶紧扔掉了眼镜，又露出一抹微笑。
我招手示意警察们进屋，“请到家里来看看吧。”
两名警察走上台阶，每走一步都传来一阵皮带和枪发出的嘎吱声与哗啦声。我站在客厅门口，指了指屋里的一片狼藉。
“哦。”里奥丹警员边说边轻轻捏了捏指关节，似乎顿时打起了精神。
在饭厅的餐桌旁，里奥丹与贝拉斯克斯在自己的座位上前倾着身子，开口问我问题：出事的是谁，在哪里出的事，拖了多长时间。他们两个人确确实实竖起了耳朵，这么说一点也没夸张。两名警员避开我打了一通电话，里奥丹告诉我，总部方面已经为此案派出了刑警，看来我居然有幸承蒙警局另眼相看了。
里奥丹第二次开口问我最近是否在小区附近见过陌生人，又第三次提醒我迦太基有一群四处转悠的流浪汉，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快步穿过房间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无疑是个女声。“邓恩先生，这是‘康福山’养老院。”——是“康福山”养老院，我和玛戈把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就送到了那里。
“现在我不方便接，待会儿我会给你回电话。”我凶巴巴地说，随即挂断了电话。我对“康福山”养老院那群女员工看不顺眼，她们一个个不苟言笑，一点也不体贴。她们的工作确实折磨人，薪水又低，也许因此才从来不笑，也从来不说一句暖心的话。我知道我不该对她们发火，让我火冒三丈的其实是另一件事：我的母亲躺在九泉之下，父亲却一直在人世徘徊。
这个月养老院的账单应该归玛戈付。我敢肯定七月的账单归玛戈，但我也敢肯定她觉得应该归我。我们已经干过这种事了，当时玛戈评论道，我们一定是一起下意识地忘了寄支票给养老院，其实我们真正想要忘掉的是我们的父亲。
我正把躲在隔壁空屋子里的陌生男子讲给里奥丹听，门铃响了，听上去没有一丝异样，仿佛我正在等人送一份比萨饼外卖。
两名刑警带着一脸倦容进了屋，看上去已经忙了一天。又高又瘦的男刑警长着张锥子脸，女刑警则丑得出奇——那可真是丑得骇人听闻、鬼哭狼嚎：丁点大的圆眼睛牢牢地钉在脸上，仿佛钉着一对纽扣，脸上长着又长又歪的鼻子，皮肤上遍布着小疙瘩，细长的头发颜色好似一只灰兔。不过话说回来，我跟丑女人倒是很亲近：把我抚养长大的三个女人都长着不太好看的面孔，也就是我的祖母、妈妈和姨妈，但她们个个聪明、善良且风趣，个个都是坚韧的好女人。在我交往的女孩中（应该说，在我认真交往的女孩中），艾米是第一个漂亮女孩。
丑女人先开了口，说出的话跟贝拉斯克斯警员小姐差不多。“邓恩先生？我是郎达·波尼，这是我的搭档吉姆·吉尔平刑警。据我们了解，您正在为尊夫人担忧。”
这时我的肚子咆哮了一声，声音大得让全场都能听见，但一干人纷纷表现得若无其事。
“我们要四处瞧瞧，行吗，先生？”吉尔平说。他的两只眼睛下面耷拉着眼袋，一撇小胡子夹杂着稀稀拉拉的白须，衬衫并不算皱，但穿在他身上却显得很皱。
我领着刑警们到了客厅，又伸手指着屋里的一片狼藉。两名年轻警察小心地跪在客厅里，仿佛在办什么要紧事，正等着别人悟到他们的重要性。波尼则领着我走向饭厅的一张椅子，不再待在那片搏斗的痕迹旁边，但仍然能抬头望见那块地方。
郎达·波尼把里奥丹与贝拉斯克斯确认过的要点又问了一遍，一双专心致志的小眼睛一直凝视着我。吉尔平单膝着地蹲下来，仔细审视着客厅。
“你有没有打过电话给朋友和家人，或者打给可能跟你妻子待在一起的人呢？”郎达·波尼问道。
“我……没有，目前还没有，我想我在等你们警察。”
“啊……”她微微一笑，“让我来猜一猜：家里的小祖宗。”
“什么？”
“你是家里的小祖宗。”
“我有个孪生妹妹，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感觉波尼私下对我有了些看法。艾米最爱的一只花瓶正躺在地上，倒是完好无损，一角靠着墙壁。这是一件结婚礼物，一件来自日本的杰作，每周清洁工来打扫我家时，艾米都把花瓶收到一旁，生怕人家砸了花瓶。
“那只是我猜的，关于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关头等警察。你已经习惯了让别人来拿主意吧？！”波尼说，“我的弟弟就这样，跟出生的顺序有关。”她边说边在记事本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
“随你怎么说吧。”我恼火地耸耸肩，“你还要不要问问我的太阳星座，还是我们开始干正事？”
波尼和气地对我一笑，等待着。
“刚才我傻等了一会儿，是因为……我是说，她显然没有跟朋友在一起。”我边说边指着客厅里的一片狼藉。
“你在这里已经住了两年，对吧，邓恩先生？”她问道。
“九月份就满两年了。”
“从哪里搬来的呢？”
“纽约”。
“纽约市吗？”
“是的。”
这时她伸手指指楼上，不吭声地征求着我的同意，于是我点点头跟在她身后，吉尔平又跟在了我的身后。
“我在那里是个撰稿人。”我脱口而出。即使到了现在，即使回到家乡已经两年了，我却还不乐意让人认为我这辈子都窝在密苏里州。
波尼说：“听上去不错。”
吉尔平说：“那你写些什么？”
我顺着自己上楼梯的节奏说开了：“当时我为一本杂志写作（这时上了一级台阶），为一本男性杂志（上了一级台阶）写一些关于流行文化的文章（这时又上了一级台阶）。”到了最上面一层台阶，我转身看见吉尔平正掉头回望着客厅。
“流行文化吗？”他迈步上了楼梯，边走边喊，“那究竟是些什么玩意儿？”
“流行文化嘛。”我开口说道，这时我们已经走到楼梯顶端，波尼正在等我们，“电影、电视、音乐，嗯，不过你知道，不是什么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话一出口，我不禁打了个寒噤，“阳春白雪？”这是什么话，我这口吻还真是盛气凌人哪。人家两个乡巴佬只怕得靠我把阳春白雪的英文好好诠释一下，把属于东海岸的高雅英文解读成中西部地区的乡土语言呢。
“她是个影迷。”吉尔平说着指向波尼，波尼点点头，表示他没说错。
“现在我在市中心开了家酒吧，名字叫作‘酒吧’。”我又补了一句。“我还在一所两年制专科学校教书呢。”我暗自心想。不过，再补这么一句显得有点欲盖弥彰，再说我又不是在跟姑娘约会。
波尼正审视着浴室，站在门口拦住了我和吉尔平的去路。“酒吧，”她说，“我知道那个地方，也喜欢那个名字，非常高端。”
“听上去像个高招，处处啤酒环绕的生活糟不到哪里去。”吉尔平说。这时波尼又走向了卧室，我们紧跟在她的身后。
“有时候，人生真义尽在杯中哪。”这句不合时宜的话刚一出口，我又打了一个寒噤。
这时我们进了卧室。
吉尔平放声大笑，“酒中滋味，岂不妙哉。”
“那只熨斗还开着，看见了吗？”我说。
波尼点点头，开门走进宽敞的衣橱间，“吧嗒”开了灯，一边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拂了拂衬衫和礼服，一边走向衣橱间的深处。她突然弄出了一阵声响，又弯下腰，转过身，手里拿着一只裹着精致的银色包装的方盒子。
我的胃不禁一阵抽搐。
“今天有人过生日吗？”她问道。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波尼和吉尔平闻言都抽搐了一下，看上去仿佛两只蜘蛛，但却装作若无其事。
我们一行三人回到客厅时，两名年轻警员已经不见了踪影。吉尔平跪在地上，打量着四脚朝天的搁脚凳。
“嗯，很明显，我吓得不轻。”我说。
“我一点也不怪你，尼克。”吉尔平认真地说，一双淡蓝色的眼睛不时轻轻转动。
“我们能做些什么找找我妻子吗？我的意思是，她显然不在家里。”
波尼用手指着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照片上的我穿着晚礼服露齿而笑，两只手臂周周正正地圈着艾米的腰肢。艾米的一头金发紧紧地盘成发型，披纱在科德角海滩的微风中轻拂。她大睁着眼睛——她总在拍照的最后一刻眨眼，因此当时她正努力不犯这个毛病。那是独立日过后的第二天，烟花留下的火药味交融着海洋的咸味，带着夏日的气氛。
对我们来说，科德角是美好的一幕。我还记得当时意外发现自己的女友艾米居然是个身家丰厚的千金，是一对天才作家的独生女。多亏一套跟她同名的系列图书，她也算得上是某种偶像，我觉得小时候我就记得那套《小魔女艾米》的名字。艾米用平静从容、字斟句酌的口吻向我解释了一切，仿佛我是个渐渐从昏迷中苏醒的病人，而她以前被迫向人交代过很多次，但披露身份的后果并不愉快——她不得不亲口承认自己拥有丰厚的身家，对方却对她的财富热情得过了头；她不得不揭露自己的另一重秘密身份，但这重身份却并非她自己的功劳。
艾米向我交了底，随后我们双双动身奔赴艾略特一家位于南塔基湾的家传故居，跟她的家人一起扬帆航行。当时我暗自心想：“我是个来自密苏里的小伙，现在居然跟着一些眼界远高于我的人越过大洋。即使我现在就开阔眼界，说不定还是赶不上他们。”这个念头并没有让我妒火中烧，却让我心满意足。我从未向往过名与利，我的父母可不是什么大梦想家，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孩子定位成未来的总统；我这对务实的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会当个上班族，过过平凡人家的生活。对我来说，单单这趟航行就已让我飘飘然：我结交了艾略特一家，横跨了大西洋，回到一栋精心翻修过的古宅（该古宅由一位捕鲸船船长于1822年建成），还在古宅里品尝了一道道健康的有机食品（我竟然不知道那些菜肴的名字怎么发音），其中一道是昆诺阿藜，我还记得当时自己把昆诺阿藜当作了一种鱼。
于是在一个天色湛蓝的夏日，我们走上沙滩结了婚，在一顶白色帐篷中吃吃喝喝，招展的帐篷好似滚滚白帆。几个小时后，我偷偷潜入黑暗之中，向大海奔去，因为当时我感觉周遭的一切是如此虚无缥缈。我相信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抹微光，可我的皮肤蒙上了一层寒冷的薄雾，把我活生生地拦了下来。艾米又把我拉回来，奔向金光灿烂的帐篷——诸神正在那里欢宴，处处都是珍馐美味。就这样，我与艾米结成了夫妇。
波尼俯身端详着照片中的艾米，“你的太太长得十分漂亮。”
“确实，她是个美人。”我觉得胃里打了个结。
“今天是多少周年的纪念日？”她问道。
“五周年纪念日。”
我感觉自己有些坐立不安，想要做点实事。我不希望警员们谈起我太太是多么动人，我希望他们出门去找我那个混账太太，但我没有把这主意大声说出口——通常我都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大声说出口，即使有时候我应该这么做。我会把自己的种种想法埋在心里，还会仔细地分门别类，到了令人心烦的地步：我心中那座地下室藏着好几百瓶愤怒、恐惧和绝望，但人们永远不会从我的脸上猜出来。
“五周年纪念日可是个大日子。让我猜猜，你在‘休斯敦’订了座？”吉尔平问。“休斯敦”是镇上唯一一家高档餐厅。“你们真该去‘休斯敦’试试。”我们搬回密苏里州时，母亲曾经说过。她把“休斯敦”当成了迦太基独一无二的小秘密，希望那家餐馆能讨好我的妻子。
“还用说吗？当然在‘休斯敦’订了座。”我回答道。
这是我第五次向警方撒谎，我才刚刚开了个头。
刚开始我在厨房里等警察，但烧干的茶壶冒出一股焦味，蹿进我的喉咙里隐隐作痒，害得我反胃。于是我走到前廊，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逼自己保持冷静。我一直在打艾米的手机，却一次次被转到了语音信箱，一次次听她保证会回我电话。艾米回电话一向很及时，但三个小时过去了，我已经给她留过五条留言，艾米却还没有打电话回来。
我也料到她不会回电话。待会儿我会告诉警察，艾米绝不会扔下正煮着的茶壶离家出走，不会扔下敞开的大门，也不会扔下要熨的衣服。艾米做事有股誓不罢休的劲头，她可不会半途而废，就算她认定自己并不喜欢肩上扛着的担子（举例来说，比如她那个毛病多多的丈夫）。在我们去斐济海滩度蜜月的两周里，艾米的脾气已初见端倪：当时我在一本接一本地消遣着惊悚小说，而她居然一口气把古里古怪的《奇鸟行状录》读了好多页，不时嗤之以鼻地对我翻个白眼。自从艾米失业，我们又搬回密苏里以后，她的生活便一直围绕着各种无休无止、无关紧要的家常琐事转——她不会扔下那条裙子不熨的。
再说了，客厅里还有搏斗过的痕迹。我已经料到艾米不会回电话，我想把事情推进到下一步。
现在是一天中的黄金时刻。七月的天空万里无云，缓缓落山的夕阳仿佛聚光灯一般照亮了东方，将一切镀上一层金色。万物显得富丽堂皇，好似一幅佛兰德斯画作。这时警察到了我家，整个场面看上去挺悠闲：我一个人坐在前门的台阶上，一只鸟儿在树上高歌，两名警察施施然出了汽车，仿佛正顺路来逛逛社区举办的野餐会。这是两个稚气未脱的毛头警察，大约二十多岁，看上去空有一腔自信却缺了几分本事，一贯管些邻里杂事——要是哪家的青少年不顾宵禁到处乱跑的话，他们倒挺会替不安的父母宽宽心。其中一名西班牙裔女警把一头黑发编成了长长的辫子，另一个黑人警察则摆着海军陆战队员的站姿。在我离开家乡的那些年里，迦太基多了些有色人种（其实也不算太多），但种族隔离的状况却没有多少变化。我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有色人种往往是些出于职业原因到处走动的人，比如送货员、医护人员、邮政工人和警察。（“这个城市的白人气息太浓了，让人有点不舒服。”艾米曾这么说过，但当初在曼哈顿那座大熔炉，她的朋友里也只数得出一个非裔美国人。于是我指责她不过是想拿少数族裔粉饰门面，用人家充当摆设罢了，我的说法惹毛了她。）
“邓恩先生？我是贝拉斯克斯警员。”女警说道，“这位是里奥丹警员，你是在担心你的妻子吗？”
里奥丹一边打量着眼前的道路，一边吮着糖。我可以看到他的目光追随一只飞鸟掠过了河面，随后他猛地掉转目光端详着我，那抿起的嘴唇说明了一件事——此刻他眼中的我跟其他人眼中的我一般无二。我长了一张看上去挺欠揍的面孔：本来好端端一个工薪阶层的爱尔兰小伙，却像个靠信托基金过活的花花大少。为了少惹是非，我经常面带微笑，但这招有时根本不起作用。在大学时期，我甚至试过戴一副有透明镜片的假眼镜，借此扮出几分和蔼可亲的气质。“你知不知道，戴上这副眼镜你显得更欠揍了？”玛戈说。我赶紧扔掉了眼镜，又露出一抹微笑。
我招手示意警察们进屋，“请到家里来看看吧。”
两名警察走上台阶，每走一步都传来一阵皮带和枪发出的嘎吱声与哗啦声。我站在客厅门口，指了指屋里的一片狼藉。
“哦。”里奥丹警员边说边轻轻捏了捏指关节，似乎顿时打起了精神。
在饭厅的餐桌旁，里奥丹与贝拉斯克斯在自己的座位上前倾着身子，开口问我问题：出事的是谁，在哪里出的事，拖了多长时间。他们两个人确确实实竖起了耳朵，这么说一点也没夸张。两名警员避开我打了一通电话，里奥丹告诉我，总部方面已经为此案派出了刑警，看来我居然有幸承蒙警局另眼相看了。
里奥丹第二次开口问我最近是否在小区附近见过陌生人，又第三次提醒我迦太基有一群四处转悠的流浪汉，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快步穿过房间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无疑是个女声。“邓恩先生，这是‘康福山’养老院。”——是“康福山”养老院，我和玛戈把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就送到了那里。
“现在我不方便接，待会儿我会给你回电话。”我凶巴巴地说，随即挂断了电话。我对“康福山”养老院那群女员工看不顺眼，她们一个个不苟言笑，一点也不体贴。她们的工作确实折磨人，薪水又低，也许因此才从来不笑，也从来不说一句暖心的话。我知道我不该对她们发火，让我火冒三丈的其实是另一件事：我的母亲躺在九泉之下，父亲却一直在人世徘徊。
这个月养老院的账单应该归玛戈付。我敢肯定七月的账单归玛戈，但我也敢肯定她觉得应该归我。我们已经干过这种事了，当时玛戈评论道，我们一定是一起下意识地忘了寄支票给养老院，其实我们真正想要忘掉的是我们的父亲。
我正把躲在隔壁空屋子里的陌生男子讲给里奥丹听，门铃响了，听上去没有一丝异样，仿佛我正在等人送一份比萨饼外卖。
两名刑警带着一脸倦容进了屋，看上去已经忙了一天。又高又瘦的男刑警长着张锥子脸，女刑警则丑得出奇——那可真是丑得骇人听闻、鬼哭狼嚎：丁点大的圆眼睛牢牢地钉在脸上，仿佛钉着一对纽扣，脸上长着又长又歪的鼻子，皮肤上遍布着小疙瘩，细长的头发颜色好似一只灰兔。不过话说回来，我跟丑女人倒是很亲近：把我抚养长大的三个女人都长着不太好看的面孔，也就是我的祖母、妈妈和姨妈，但她们个个聪明、善良且风趣，个个都是坚韧的好女人。在我交往的女孩中（应该说，在我认真交往的女孩中），艾米是第一个漂亮女孩。
丑女人先开了口，说出的话跟贝拉斯克斯警员小姐差不多。“邓恩先生？我是郎达·波尼，这是我的搭档吉姆·吉尔平刑警。据我们了解，您正在为尊夫人担忧。”
这时我的肚子咆哮了一声，声音大得让全场都能听见，但一干人纷纷表现得若无其事。
“我们要四处瞧瞧，行吗，先生？”吉尔平说。他的两只眼睛下面耷拉着眼袋，一撇小胡子夹杂着稀稀拉拉的白须，衬衫并不算皱，但穿在他身上却显得很皱。
我领着刑警们到了客厅，又伸手指着屋里的一片狼藉。两名年轻警察小心地跪在客厅里，仿佛在办什么要紧事，正等着别人悟到他们的重要性。波尼则领着我走向饭厅的一张椅子，不再待在那片搏斗的痕迹旁边，但仍然能抬头望见那块地方。
郎达·波尼把里奥丹与贝拉斯克斯确认过的要点又问了一遍，一双专心致志的小眼睛一直凝视着我。吉尔平单膝着地蹲下来，仔细审视着客厅。
“你有没有打过电话给朋友和家人，或者打给可能跟你妻子待在一起的人呢？”郎达·波尼问道。
“我……没有，目前还没有，我想我在等你们警察。”
“啊……”她微微一笑，“让我来猜一猜：家里的小祖宗。”
“什么？”
“你是家里的小祖宗。”
“我有个孪生妹妹，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感觉波尼私下对我有了些看法。艾米最爱的一只花瓶正躺在地上，倒是完好无损，一角靠着墙壁。这是一件结婚礼物，一件来自日本的杰作，每周清洁工来打扫我家时，艾米都把花瓶收到一旁，生怕人家砸了花瓶。
“那只是我猜的，关于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关头等警察。你已经习惯了让别人来拿主意吧？！”波尼说，“我的弟弟就这样，跟出生的顺序有关。”她边说边在记事本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
“随你怎么说吧。”我恼火地耸耸肩，“你还要不要问问我的太阳星座，还是我们开始干正事？”
波尼和气地对我一笑，等待着。
“刚才我傻等了一会儿，是因为……我是说，她显然没有跟朋友在一起。”我边说边指着客厅里的一片狼藉。
“你在这里已经住了两年，对吧，邓恩先生？”她问道。
“九月份就满两年了。”
“从哪里搬来的呢？”
“纽约”。
“纽约市吗？”
“是的。”
这时她伸手指指楼上，不吭声地征求着我的同意，于是我点点头跟在她身后，吉尔平又跟在了我的身后。
“我在那里是个撰稿人。”我脱口而出。即使到了现在，即使回到家乡已经两年了，我却还不乐意让人认为我这辈子都窝在密苏里州。
波尼说：“听上去不错。”
吉尔平说：“那你写些什么？”
我顺着自己上楼梯的节奏说开了：“当时我为一本杂志写作（这时上了一级台阶），为一本男性杂志（上了一级台阶）写一些关于流行文化的文章（这时又上了一级台阶）。”到了最上面一层台阶，我转身看见吉尔平正掉头回望着客厅。
“流行文化吗？”他迈步上了楼梯，边走边喊，“那究竟是些什么玩意儿？”
“流行文化嘛。”我开口说道，这时我们已经走到楼梯顶端，波尼正在等我们，“电影、电视、音乐，嗯，不过你知道，不是什么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话一出口，我不禁打了个寒噤，“阳春白雪？”这是什么话，我这口吻还真是盛气凌人哪。人家两个乡巴佬只怕得靠我把阳春白雪的英文好好诠释一下，把属于东海岸的高雅英文解读成中西部地区的乡土语言呢。
“她是个影迷。”吉尔平说着指向波尼，波尼点点头，表示他没说错。
“现在我在市中心开了家酒吧，名字叫作‘酒吧’。”我又补了一句。“我还在一所两年制专科学校教书呢。”我暗自心想。不过，再补这么一句显得有点欲盖弥彰，再说我又不是在跟姑娘约会。
波尼正审视着浴室，站在门口拦住了我和吉尔平的去路。“酒吧，”她说，“我知道那个地方，也喜欢那个名字，非常高端。”
“听上去像个高招，处处啤酒环绕的生活糟不到哪里去。”吉尔平说。这时波尼又走向了卧室，我们紧跟在她的身后。
“有时候，人生真义尽在杯中哪。”这句不合时宜的话刚一出口，我又打了一个寒噤。
这时我们进了卧室。
吉尔平放声大笑，“酒中滋味，岂不妙哉。”
“那只熨斗还开着，看见了吗？”我说。
波尼点点头，开门走进宽敞的衣橱间，“吧嗒”开了灯，一边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拂了拂衬衫和礼服，一边走向衣橱间的深处。她突然弄出了一阵声响，又弯下腰，转过身，手里拿着一只裹着精致的银色包装的方盒子。
我的胃不禁一阵抽搐。
“今天有人过生日吗？”她问道。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波尼和吉尔平闻言都抽搐了一下，看上去仿佛两只蜘蛛，但却装作若无其事。
我们一行三人回到客厅时，两名年轻警员已经不见了踪影。吉尔平跪在地上，打量着四脚朝天的搁脚凳。
“嗯，很明显，我吓得不轻。”我说。
“我一点也不怪你，尼克。”吉尔平认真地说，一双淡蓝色的眼睛不时轻轻转动。
“我们能做些什么找找我妻子吗？我的意思是，她显然不在家里。”
波尼用手指着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照片上的我穿着晚礼服露齿而笑，两只手臂周周正正地圈着艾米的腰肢。艾米的一头金发紧紧地盘成发型，披纱在科德角海滩的微风中轻拂。她大睁着眼睛——她总在拍照的最后一刻眨眼，因此当时她正努力不犯这个毛病。那是独立日过后的第二天，烟花留下的火药味交融着海洋的咸味，带着夏日的气氛。
对我们来说，科德角是美好的一幕。我还记得当时意外发现自己的女友艾米居然是个身家丰厚的千金，是一对天才作家的独生女。多亏一套跟她同名的系列图书，她也算得上是某种偶像，我觉得小时候我就记得那套《小魔女艾米》的名字。艾米用平静从容、字斟句酌的口吻向我解释了一切，仿佛我是个渐渐从昏迷中苏醒的病人，而她以前被迫向人交代过很多次，但披露身份的后果并不愉快——她不得不亲口承认自己拥有丰厚的身家，对方却对她的财富热情得过了头；她不得不揭露自己的另一重秘密身份，但这重身份却并非她自己的功劳。
艾米向我交了底，随后我们双双动身奔赴艾略特一家位于南塔基湾的家传故居，跟她的家人一起扬帆航行。当时我暗自心想：“我是个来自密苏里的小伙，现在居然跟着一些眼界远高于我的人越过大洋。即使我现在就开阔眼界，说不定还是赶不上他们。”这个念头并没有让我妒火中烧，却让我心满意足。我从未向往过名与利，我的父母可不是什么大梦想家，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孩子定位成未来的总统；我这对务实的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会当个上班族，过过平凡人家的生活。对我来说，单单这趟航行就已让我飘飘然：我结交了艾略特一家，横跨了大西洋，回到一栋精心翻修过的古宅（该古宅由一位捕鲸船船长于1822年建成），还在古宅里品尝了一道道健康的有机食品（我竟然不知道那些菜肴的名字怎么发音），其中一道是昆诺阿藜，我还记得当时自己把昆诺阿藜当作了一种鱼。
于是在一个天色湛蓝的夏日，我们走上沙滩结了婚，在一顶白色帐篷中吃吃喝喝，招展的帐篷好似滚滚白帆。几个小时后，我偷偷潜入黑暗之中，向大海奔去，因为当时我感觉周遭的一切是如此虚无缥缈。我相信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抹微光，可我的皮肤蒙上了一层寒冷的薄雾，把我活生生地拦了下来。艾米又把我拉回来，奔向金光灿烂的帐篷——诸神正在那里欢宴，处处都是珍馐美味。就这样，我与艾米结成了夫妇。
波尼俯身端详着照片中的艾米，“你的太太长得十分漂亮。”
“确实，她是个美人。”我觉得胃里打了个结。
“今天是多少周年的纪念日？”她问道。
“五周年纪念日。”
我感觉自己有些坐立不安，想要做点实事。我不希望警员们谈起我太太是多么动人，我希望他们出门去找我那个混账太太，但我没有把这主意大声说出口——通常我都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大声说出口，即使有时候我应该这么做。我会把自己的种种想法埋在心里，还会仔细地分门别类，到了令人心烦的地步：我心中那座地下室藏着好几百瓶愤怒、恐惧和绝望，但人们永远不会从我的脸上猜出来。
“五周年纪念日可是个大日子。让我猜猜，你在‘休斯敦’订了座？”吉尔平问。“休斯敦”是镇上唯一一家高档餐厅。“你们真该去‘休斯敦’试试。”我们搬回密苏里州时，母亲曾经说过。她把“休斯敦”当成了迦太基独一无二的小秘密，希望那家餐馆能讨好我的妻子。
“还用说吗？当然在‘休斯敦’订了座。”我回答道。
这是我第五次向警方撒谎，我才刚刚开了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