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瑞秋:镜中
    1979—2010
    part 1 七十三个詹姆斯
    瑞秋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先锋谷。该地区因“五校”著称,也就是安默斯特学院、汉普郡学院、曼荷莲学院、史密斯学院和马萨诸塞大学,整个地区雇了两千名教职员工,教两万五千名学生。瑞秋自小在咖啡馆、住宿加早餐酒店、带环形门廊与麝香味阁楼的隔板房、宽阔的公共草地的世界中长大。每逢秋季,纷飞的落叶把大街小巷堵得水泄不通,堆上了人行道,堵住了栅栏的洞眼。有些冬天,大雪会悄无声息地覆盖山谷,积成厚厚的漫漫雪原。七八月里,邮递员骑着车把上有铃铛的自行车;游客们则来寻古探幽,观赏夏季剧团的演出。
    瑞秋的父亲叫詹姆斯。除此之外,她对他知之甚少。瑞秋记得,他长着卷曲的黑发,脸上会突然绽开忐忑的笑容。至少有那么两次,他曾把瑞秋带去一个有深绿色滑梯的游乐场,那里的天空低悬着伯克希尔的云层,他不得不先擦掉秋千上的露珠,再让瑞秋坐上去。还有一次,他带着瑞秋出门,瑞秋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可惜她已经记不清是为了什么。
    詹姆斯是某所学院的讲师。瑞秋不知道究竟是哪所,也不知道他是兼职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还是有个终身教职。她甚至不知道他任教的学院是否是“五校”之一;说不定他是在伯克希尔、斯普林菲尔德技术、格林菲尔德社区学院、韦斯特菲尔德州立大学,或者那一带其余十几家学院和专科学校里教书呢。
    詹姆斯离开瑞秋母女的时候,瑞秋的母亲正在曼荷莲学院任教。当时瑞秋还不满三岁,因此始终拿不准自己究竟是亲眼见证了父亲迈出家门的一幕,还是为了抚平没有父亲带来的伤痕而凭空想象。那一年,瑞秋家租住的是栋位于韦斯特布鲁克路的小房,透过墙壁,瑞秋听见了母亲的声音。“你听见我说话了吗?你要胆敢走出那扇门,我就把你一笔勾销。”伊丽莎白·蔡尔兹说。不一会儿,沉重的手提箱“咣”地磕在屋后的楼梯上,紧接着是汽车后备厢“当”地关上。小汽车“吱吱嘎嘎”地启动了引擎,车轮“哗哗”地碾过冬季的落叶和冻结的泥土,随后则是……一片死寂。
    也许,当时瑞秋的母亲并不相信他真会踏出家门。也许,当他踏出家门以后,瑞秋的母亲向自己保证,他会回家。但当他始终没有回家,伊丽莎白·蔡尔兹的满心失望变成了怨恨,怨恨又变得一天比一天深。
    “他走了,”快满五岁时,瑞秋开始一遍遍地打听父亲的下落,于是母亲对她说,“他根本不想跟我们母女扯上什么关系。不过没关系,宝贝,因为我们用不着他来定义我们。”伊丽莎白·蔡尔兹屈膝蹲在女儿的面前,将一缕散落的头发拢到女儿耳后。“不要再提他了,好吗?”
    可惜瑞秋当然还是会提起父亲,问起父亲。刚开始的时候,这会惹火她的母亲,让伊丽莎白·蔡尔兹的面孔浮现出惊恐的神情。但到了后来,瑞秋母亲脸上的惊恐变成了诡异的微笑,笑容很淡很淡,简直算不上什么笑容,不过是右嘴角轻轻地一扬,自得、哀怨与胜利之色尽在其中。
    过了好些年,瑞秋才认定,正是在伊丽莎白·蔡尔兹脸上浮现出那抹笑容的一刻,母亲决心将瑞秋父亲的身份变成某场战争的主战场;而这场仗,瑞秋打了整整一个青春期。至于伊丽莎白·蔡尔兹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她的女儿将永远都无从知晓。
    瑞秋的母亲答应,到了瑞秋十六岁生日,就告诉她詹姆斯姓什么,假如到时候瑞秋够成熟、应付得了这等大事的话。可惜,就在瑞秋快满十六岁的那年夏天,她跟贾罗德·马歇尔在一辆偷来的车里被抓了包,而瑞秋曾经信誓旦旦地答应过母亲,不再跟贾罗德约会。于是事情又推到了瑞秋高中毕业以后,谁知道当年的半正式舞会闹了场“摇头丸”风波,瑞秋差点就毕不了业。结果她母亲说,要是瑞秋真去念大学,先念个社区大学把成绩往上拉一拉,然后再去念个“正经”大学,说不定到时会告诉她吧。
    母女俩经常为这件事吵嘴。瑞秋又是嚷嚷又是摔东西,她母亲的微笑则会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冷,还会一遍又一遍地问瑞秋:“为什么?”
    “你为什么非要知道不可?你为什么非要见一个从未在你生活中扮演过什么角色、也从来没有出钱养过你的人?难道你不该先从自己的身上找找内因,看看是什么给你带来了这些烦恼,然后再去外面寻找某个根本无法给你任何答案、无法给你带来内心平静的人吗?”
    “因为他是我父亲!”瑞秋不止一次尖声叫嚷。
    “他不是你父亲,”她母亲用假惺惺关心她的口吻说道,“我只不过从他那儿取了颗精子。”
    那是母女俩吵得很凶的一场架,吵到最后,瑞秋的母亲说了这句。瑞秋丧气地倚着客厅的墙壁往下滑,低声说:“你真是折磨死我了。”
    “我是在保护你。”她母亲答道。
    瑞秋抬起头,惊骇地发觉母亲是真心相信她自己的话。更不堪的是,她的母亲以这份信念定义了自己。
    在波士顿念大学三年级时,瑞秋正坐在“1550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入门”的课堂上,她的母亲却在北安普敦闯了红灯。伊丽莎白·蔡尔兹的“萨博”汽车被一辆以限速行驶的油罐车拦腰撞上了。刚开始,有人担心油罐在车祸中裂了缝,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从皮茨菲尔德大老远赶来的消防与救援人员总算松了口气:那辆油罐车刚装得很满,事发的十字路口又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区域,包括一家养老院和一家位于地下室层的幼儿园。
    油罐车司机的颈部轻度扭伤,右膝韧带撕裂;一度大名鼎鼎的作家伊丽莎白·蔡尔兹,则在撞车事故中丧生。如果说伊丽莎白·蔡尔兹在全国范围内的名声早已一落千丈,她在本地的名气却还颇为响亮。《伯克希尔鹰报》和《汉普郡日报》都在头版下半版登载了伊丽莎白·蔡尔兹的讣告,一大群人出席了她的葬礼,不过葬礼过后,在家举行的聚会颇有些冷清,最后瑞秋干脆把大多数吃的都捐给了当地一家收容所。她跟母亲的几位朋友聊了聊,其中大部分是女人,只有一个男人——贾尔斯·埃利森。此人在安默斯特学院教政治学,瑞秋早就疑心他偶尔也充当母亲的情人。从女人们格外留心贾尔斯·埃利森和贾尔斯基本没怎么说话这两点,瑞秋看得出来,自己并没有猜错。通常来说,贾尔斯是个喜好社交的人,但聚会上他时不时张张嘴,似乎想要说几句,却又把话咽下了肚。他在屋里四下打量,好似要将一切尽收眼底,好似这里的一幕幕颇为熟悉,曾一度给他带来安慰;好似伊丽莎白留给他的只剩下了眼前景象,而他正消化着一件事:他将再也见不到这栋宅邸里的各种家什,再也见不到伊丽莎白·蔡尔兹了。那是个下着毛毛雨的四月天,贾尔斯·埃利森的身影镶嵌在客厅俯瞰着老磨坊巷的窗户之中,瑞秋不禁对他感到满腔同情,谁让他正飞快地变老,一步步朝着退休和过气迈去呢。他原本以为,在经历这种人生大事的时候,自己的身旁会有头恶狠狠的母狮,但眼下他只能孤军奋战了。贾尔斯要想找到一个比伊丽莎白·蔡尔兹更才华横溢又怒气满满的伴侣,可能性实在不大。
    再说了,伊丽莎白·蔡尔兹通身魅力四射,有种独到的气质,既八婆又刻薄。她才不会迈步走进哪间屋,她会神气十足地从天而降;她才不会跟朋友和同事打成一片,她会一呼百应。伊丽莎白·蔡尔兹从不打盹儿,似乎难得犯困,而且没有人记得她什么时候生过病。当伊丽莎白·蔡尔兹离开某个房间,你会有所察觉,即使你是在她走后才抵达那里;当伊丽莎白·蔡尔兹离开人世,情况也差不了多远。
    瑞秋惊讶地发觉,她对母亲过世丝毫没有心理准备。瑞秋的母亲具有很多特质,其中大多数在她女儿眼中算不上什么优点,但无论怎样,她始终陪在瑞秋的身旁。但现在,她却猛然间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惜的是,老问题依旧悬而未决,答案却随着瑞秋的母亲一起离开了人世。伊丽莎白或许始终不愿意把答案告诉瑞秋,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她的手中握着答案。至于现在,也许世上已经再没有人知道答案了。
    贾尔斯也好,伊丽莎白的朋友、经纪人、出版商和编辑也好,不管他们多么了解伊丽莎白·蔡尔兹(他们倒似乎也都了解伊丽莎白·蔡尔兹的某一面,版本跟瑞秋所知的那个女人略有些不同,但那点不同偏偏又至关重要),他们认识伊丽莎白的时间总不会比已经认识她整整一辈子的瑞秋更长。
    “真希望我知道任何关于詹姆斯的消息。”等到跟伊丽莎白在本地的老友安·玛丽·麦卡伦走够了过场,瑞秋总算提起了关于父亲的话题,结果对方说道,“不过,我第一次跟你妈妈出去是在他们俩分手几个月以后,我记得他在康涅狄格教书。”
    “康涅狄格?”瑞秋和安·玛丽·麦卡伦坐在屋后的门廊上,康涅狄格边界正北仅仅二十二英里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瑞秋竟然从来没有想过,父亲或许并不在“五校”之一教书,也不在伯克希尔丘陵位于马萨诸塞州这一侧的其余十五家学院里教书,而是在从本地往南仅仅半小时车程的康涅狄格州教书。
    “是哈特福德大学吗?”瑞秋问安·玛丽。
    安·玛丽的脸皱成了一团。“我不知道。可能是吧。”安·玛丽伸手揽住瑞秋,“真希望能帮到你。不过,我也希望你能放手。”
    “为什么啊?”瑞秋问(回头一想,她还真是次次都问“为什么”啊)。“他人品很差吗?”
    “我从来没听说过他人品很差。”安·玛丽口齿不清地说,脸上浮现出哀伤的神色。她的目光越过纱窗,落在灰色山丘石青色的薄雾上,用斩钉截铁的口吻说道,“亲爱的,我只听说,他已经向前看了。”
    瑞秋的母亲在遗嘱中将名下的一切都留给了瑞秋。财产比瑞秋想象中少,但瑞秋才二十一岁,根本用不着这么多。如果瑞秋节衣缩食,投资又有点眼光的话,她大可以靠继承的遗产过上十年。
    在母亲办公室一个上锁的抽屉里,瑞秋发现了母亲的两本年鉴——一本北亚当斯高中年鉴、一本史密斯学院年鉴。伊丽莎白·蔡尔兹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当时她才二十九岁,天哪”,瑞秋意识到),但那段经历的唯一记录是裱起来的挂在壁炉旁墙上的文凭。瑞秋把年鉴读了整整三遍,逼着自己每次都慢慢地读。她总共发现了四张母亲的照片,两张正式照,两张团体照。在史密斯学院年鉴里,瑞秋压根儿没有找到任何名叫“詹姆斯”的学生,因为那是所女校。但她在教员中间找到了两个“詹姆斯”,不过两人的年龄都对不上,也都没有黑头发。在北亚当斯高中的年鉴里,瑞秋发现了六个叫作“詹姆斯”的男生,其中有两个可能是她的父亲——詹姆斯·麦奎尔与詹姆斯·昆兰。瑞秋又到南哈德利图书馆的电脑上花了半个小时,查出北亚当斯高中的詹姆斯·麦奎尔在大学期间一场白水漂流事故中受伤瘫痪了,詹姆斯·昆兰则在维克弗斯特大学主修工商管理,难得离开北卡罗来纳州,还在北卡罗来纳州创立了一家成功的柚木家具连锁店。
    卖掉房子之前的那个夏天,瑞秋造访了“伯克希尔安全合伙人公司”,见了布莱恩·德拉克洛瓦。他是位私家侦探,年纪只比瑞秋大几岁,举手投足间有种慢跑锻炼者般的自如。两人在布莱恩·德拉克洛瓦那间位于奇科皮某工业园区二楼的办公室里见了面,丁点大的办公室里只有布莱恩、一张办公桌、两台电脑和一排文件柜。当瑞秋问起“伯克希尔安全合伙人”的其他合伙人在哪儿,布莱恩解释说,他就是那个合伙人,公司总部在伍斯特呢。他的奇科皮办事处属于特许加盟,刚开张没多久。布莱恩主动提出把瑞秋介绍给经验更丰富的侦探,但瑞秋真的不愿意钻回车里,再一路“吭哧吭哧”地开到伍斯特,于是她干脆孤注一掷,把自己的来意告诉了布莱恩。布莱恩问了几个问题,又在黄色拍纸簿上写了几笔,还不时迎上她的目光,让瑞秋从他的眼中读出了如水的温柔,看上去似乎比他本人成熟些。在瑞秋看来,布莱恩够认真,入行的时间够短,因此依然很诚实——两天后,当布莱恩劝她别雇自己、也别雇其他人调查此事时,倒是验证了瑞秋的看法。布莱恩告诉瑞秋,他大可以接下她这一单,说不定收她至少四十个小时的费用,然后再回来跟她讲现在讲的这番话。
    “你提供的信息不足以找到这个人。”
    “所以我才雇你嘛。”瑞秋说。
    布莱恩在椅子上换了个坐姿。“我们第一次见面以后,我调查了一下,不是什么大规模调查,我不会收你费用……”
    “我会付钱的。”
    “……但也够了。如果这个人的名字叫‘特雷弗’,见鬼,甚至叫个‘扎卡里’,我们也有可能在马萨诸塞州或康涅狄格州二十多家高校中的某一家里查到某个二十年前在那儿教过书的人。不过,蔡尔兹小姐,我用电脑为你快速地分析了一下,过去二十年中,在我认为有可能的二十七所高校里,有七十三位……”布莱恩说着冲满脸震惊的瑞秋点点头,“名叫詹姆斯的兼职教授、代课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有些教过一学期,有些连一学期也没有教完,另外一些则正好相反,获得了终身教职。”布莱恩说。
    “你能查到就业记录,查到档案里的照片吗?”
    “能查到有些人的,可能有一半吧。不过,假如他不在这一半里——再说,你又如何确定是不是他呢?——那我们还得去查另外三十五个‘詹姆斯’,找到他们二十年前的照片。从我国的人口统计动向来看,这三十五个‘詹姆斯’有可能遍布五十个州。到那个时候,我就不会收你四十个小时的费用了,我要收你四百个小时的费用,而且还不能保证我们能找到这个人。”
    瑞秋咀嚼着自己的种种感受:焦急、恼火、无助(无助又害她更加恼火),最后执拗地对这个讨厌鬼生了一肚子气,谁让他不肯做好自己的本分呢。没关系,找别人办不就行了吗。
    从瑞秋的眼神和她拿起钱包的动作,布莱恩看出了她的心思。
    “要是你把这一单交给别人办,人家见到个刚刚有了点钱的年轻姑娘,恐怕会使劲榨干你的钱财,结果还让你空手而归。这种‘坑蒙拐骗’——在我看来,这就是种‘坑蒙拐骗’——半点儿也不违法。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变成个穷光蛋,也仍旧找不到你父亲。”布莱恩俯下身子,轻声说道。“你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
    瑞秋向那扇朝南的窗户歪了歪头。“斯普林菲尔德。”
    “有医院记录吗?”
    她点点头。“父亲那一栏写的是‘不详’。”她说。
    “不过他们当时在交往对吧,伊丽莎白和詹姆斯。”
    瑞秋又点点头。“有一次,她多喝了几杯,告诉我,生孩子当夜,她在跟詹姆斯吵架,他出城去了。她生下了我,因为詹姆斯不在场,出于怨愤,她不肯把他写到出生记录上。”
    两人默默无言地坐着,直到瑞秋开口说:“这么说,你是不会接我这一单的了?”
    布莱恩·德拉克洛瓦摇了摇头。“放手吧。”他说。
    瑞秋站起身来,双臂颤抖着,向私家侦探道了个谢。
    瑞秋发现家里处处都藏着照片:母亲卧室的床头柜里,阁楼上一个匣子里,母亲办公室一只装得满当当的抽屉里。其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母女两人的照片;伊丽莎白的浅色双眸中清清楚楚地流露出对女儿的爱意,让瑞秋心头一震,但即使是在照片中,伊丽莎白的爱却依旧显得很复杂,恰似她正在重新权衡。其他百分之十五则是跟学术界、出版界朋友同事的合影,大多数是假日鸡尾酒会和初夏野炊时拍下的,还有两张是在某间酒吧的合影,相片中的人瑞秋并不认识,但显然是些学术界人士。
    所有照片里都找不出一个有着卷曲黑发、笑容忐忑的男子。
    瑞秋是在卖掉房子时发现母亲的日志的。当时,她已经从爱默生学院毕业了,正准备离开马萨诸塞州,奔赴纽约去念研究生。自从瑞秋念三年级起,她与母亲就住在南哈德利的那栋维多利亚式老宅中,可惜老宅带来的美好回忆实在没多少,还总有种阴魂不散的感觉。(“可这些都是教员的幽魂呀”,当走廊的尽头莫名其妙地传来“吱嘎”声,当阁楼里什么东西砰然作响时,瑞秋的母亲会说,“说不定人家正在读乔叟,细品花草茶呢。”)
    日志并不在阁楼上,而是在地下室的一只箱子里,放在包装敷衍的外国版《阶梯》下面。日志写在带横隔线的作文本上,一则又一则,如日常生活中的伊丽莎白·蔡尔兹般随心所欲。其中有一半没有标明日期,瑞秋的母亲还有可能好几个月一篇也不写,有次甚至整整一年没有写。伊丽莎白·蔡尔兹最爱写到的主题是“忧心”。在《阶梯》之前,她忧心的是钱:作为一名心理学教授,伊丽莎白担心自己赚的钱不够还自己的学生贷款,更别提送女儿去念像样的私立高中,然后去念像样的大学了。等到她的著作登上全国畅销书排行榜以后,伊丽莎白又忧心她永远也写不出上得了台面的续作。她还忧心,等到再次出书的时候,自己将被逼着穿上“皇帝的新衣”满嘴胡诌;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伊丽莎白倒是颇有先见之明。
    不过,她多半还是忧心瑞秋。瑞秋眼睁睁看着字里行间的自己从叽叽喳喳、开开心心、偶尔让人恼火的心肝宝贝(“她跟他一样爱玩……她的心如此可爱,如此博大,一想到这个世界会如何践踏它,我就浑身发凉……”)长成了绝望、自毁的叛逆女孩。(“滥交比自残更让我心烦些;她才十三岁啊,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她简直是纵身跳进深渊,却嫌水太深,还把自己往下跳怪在我的头上。”)
    又翻过十五页,瑞秋读到:“我必须直面那件丢人的事:我是个不合格的妈妈。对发育不全的脑子,我向来没有多少耐心。我动不动就发火,在该耐住性子的时候直奔正题。恐怕她是在一个行事粗暴、怎么简单怎么来的妈妈身边长大,而且还没有爸爸;这害得她内心深处有个空洞。”
    几页之后,伊丽莎白又写到了这个主题。“我真担心,她会把她的人生白白浪费在遍寻各种事物填补那个空洞上,无论是寻找转瞬即逝的对策也好,灵魂上的摆设也好,新潮疗法也好,自疗也好。她觉得自己既叛逆又有韧性,可惜,她只是叛逆而已。她要的实在太多了。”
    再翻过几页,在一则没有标明日期的日志中,伊丽莎白·蔡尔兹写道:“现在她正卧床不起,躺在陌生的床上生病,比平时更加黏人。那个阴魂不散的问题又来了:‘他是谁,妈妈?’她看上去真脆弱——一碰就碎,多愁善感,弱不禁风。她身上有许多闪光点,我那最宝贝的瑞秋,但她并不坚强。假如我真把詹姆斯的身份告诉她,她会去查他。他会把她的心伤个透。我为什么要把这种权力交到他手里?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他凭什么还要再伤害她?让他去伤她那颗美丽、破碎的心?今天,我看见他了。”
    瑞秋坐在地下室倒数第二级台阶上,屏住了呼吸。她紧攥住日志的边缘,眼前迷离起来。
    “今天,我看见他了。”
    “他却没有看见我。我把车停在了街上。他在抛弃我们母女后找的那栋房子的草坪上,新欢则在他的身旁——妻子,孩子。他掉了不少头发,腰上长了一圈赘肉,还长了双下巴。好歹算是让人解恨。他很幸福。神呐,救救我吧。他很幸福。难道这不是所有结局中最不堪的一种吗?我甚至并不相信‘幸福’(不信‘幸福’是理想状态,不信‘幸福’是种真实存在的状态;‘幸福’简直是小屁孩的目标),可惜,他竟然非常幸福。他从来就不想要瑞秋这个女儿,她出生后更是如此,这个女儿恐怕会让他感觉眼前的幸福岌岌可危。因为她会让他想起我,想起他变得有多恨我。他会伤害她。我是他生活中唯一一个不肯爱他的人,就凭这一点,他永远也不会原谅瑞秋。他会认定我在瑞秋面前诋毁他,而世人皆知,把自己看得万分宝贝、万分重要的詹姆斯,又哪里受得了别人的指摘呢。”
    整整一生,瑞秋只“卧床不起”过一次,那是在念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临近圣诞假的时候,瑞秋染上了单核细胞增多症;时机真是巧得不得了。她在病床上待了十三天才好起来,又隔了五天才康复返校。到最后,她只错过了三天的课。
    但伊丽莎白必定是在那期间见到了詹姆斯,当时她正在卫斯理安大学担任客座教授。那一年,伊丽莎白在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租了一栋房,瑞秋躺的那张“陌生的床”就在那栋房里。现在回想起来,瑞秋真是又不安又自豪:当初瑞秋患病期间,伊丽莎白时刻不离女儿左右,只有一次例外——她去买杂货和酒了。当时瑞秋刚开始看《风月俏佳人》的录像,妈妈回来时,她还没有看完。伊丽莎白查了查瑞秋的体温,又说茱莉亚·罗伯茨的露齿一笑让她感觉“非常烦心”,然后才带着购物袋进了厨房,把东西取出来。
    伊丽莎白回到卧室,一手端着酒,一手拿着块暖乎乎的湿毛巾。她对瑞秋露出寂寥、期盼的神情,嘴里说:“我们过得还不赖,对吧?”
    瑞秋抬头望着妈妈,伊丽莎白把毛巾敷在女儿的额头上。“当然。”瑞秋说;因为在那一刻,似乎她们母女过得确实不赖。
    妈妈拍了拍她的脸颊,目光落在电视上。影片已经走到了尾声。“白马王子”李察·基尔带着鲜花前来搭救他的“风尘公主”茱莉亚。他向前递上鲜花,茱莉亚笑容灿烂,眼中泛起了泪光,配乐则适时悠然响起。
    伊丽莎白开口说:“哎哟,别再笑了行吗?”
    这样算起来,那则日志写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不然就是一九九三年一月初。八年后,坐在地下室的台阶上,瑞秋悟到:父亲曾经住在离米德尔敦不到三十英里的地方。不可能更远了。母亲曾经去过他住的那条街,查探他和他的家人,紧接着买好杂货,路上还去酒铺捎了些酒——来去花了不到两个小时。也就是说,詹姆斯恐怕在附近教书,最有可能的是哈特福德大学。
    “如果当时他还在教书的话。”当瑞秋给布莱恩·德拉克洛瓦打去电话时,他说。
    “没错。”瑞秋说。
    不过布莱恩也同意,目前的线索够他往下查,因此他算是可以不昧良心接下瑞秋这一单了。于是,二零零一年夏末,布莱恩·德拉克洛瓦与“伯克希尔安全合伙人公司”正式着手调查起了瑞秋父亲的身份。
    结果一无所获。
    那年在康涅狄格州北部高校任教、名叫“詹姆斯”的人,一个个全都有据可查。其中一位是金发,另一位是个非裔美籍人士,第三个才二十七岁。
    于是,布莱恩又一次劝瑞秋放手。
    “我要走了。”布莱恩说。
    “离开奇科皮?”
    “不干这行了。所以,嗯,也要离开奇科皮,但我真的不想当私家侦探。太让人心里发毛了,知道吗?就算我办妥了对方花钱雇我干的活,我却似乎永远都在让人失望。很抱歉帮不上你,瑞秋。”
    他的话好似在瑞秋的心上刺了一刀。她生活中的又一个人弃她而去。无论其影响多么微不足道,却依然不顾她的意愿转身离开。她连半点发言权也没有。
    “那你准备改行做什么?”瑞秋问。
    “我想,还是回加拿大吧。”布莱恩的口气显得很坚定,仿佛他已经找到了终生苦苦寻求的归宿。
    “你是加拿大人?”瑞秋问。
    他轻声笑道:“当然啦。”
    “回加拿大干吗呢?”
    “我家在那边有木材生意。你呢?”
    “研究生院很棒。至于目前的纽约,”瑞秋说,“可就不太妙了。”
    那是二零零一年九月下旬,距世贸双塔倒塌还不到三个星期。
    “当然,”布莱恩用庄重的口吻说,“那是当然。希望你得偿所愿,祝你好运,瑞秋。”
    听到自己的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是那般亲密,瑞秋不禁有几分讶异。她想象着他的双眼,想象着他眼中那份温柔,有点恼火地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对他颇为动心,可惜当初竟没有悟到。
    “加拿大,对吧?”瑞秋说。
    布莱恩又轻声笑了笑。“加拿大。”
    两人道了别。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那个月,瑞秋坐在曼哈顿下城四散弥漫的尘灰之中,在她那间位于格林尼治村韦弗利广场的地下室公寓里(从这间公寓,瑞秋只需走上一段路,就可以去上她在纽约大学的大部分课程)。双塔受袭当天,瑞秋家的窗棂上积满了厚厚的灰,片片血肉残骸仿佛小雪般堆了起来。空气中有种烧焦的味道。当天下午,瑞秋四下徘徊着,途经圣文森特医院的急诊室,那里的许多轮床正在等待始终没有抵达的患者。接下来的几天,有人在医院的墙壁和围墙上贴出了照片,通常还写着句一目了然的话:“请问您见过此人吗?”
    不,没有。他们已经不见了踪影。
    瑞秋的身边处处有人失去亲友,其痛苦之深重大大超过她的一生所历。处处是悲恸、落空的祈祷、彻头彻尾的混乱,乱得五花八门,无论性爱也好,情感也好,心理也好,道德也好,而这一切迅速将人们连在了一起。
    “世人皆迷失”,瑞秋恍然悟到。于是她决心尽全力包扎好自己的伤,永远不再揭开那块伤疤。
    那年秋天,瑞秋在母亲的日志里偶然见到了两句话,于是整整几个星期,每晚沉入梦乡之前,她会一遍遍把那两句话说给自己听,好像那是一段咒语。
    “詹姆斯绝不是我们母女的归宿。”瑞秋的母亲写道。
    “我们也绝不是他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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