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盘第二局
西班牙人将赌球赢得的钱收集起来。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而罗马人则冲着画家吹口哨，待他回到场地继续比赛。“把他往死里打！速战速决！”圣马太说，“然后喝酒去！我们都渴了。”
前一天夜里，当大熊客栈中的那两张酒桌并到一起时，诗人试图和那位长着一嘴令人敬畏的大胡子的男人攀谈。这男人的社会阶层看上去和诗人差不多，但两人的交流并不顺畅。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这位聊天对象明显性格羞涩。而另一个原因在于，这桌意大利人被他们的领头人牢牢地掌控着，不允许任何人走神儿或是岔开话题：领头人决定谁被取笑，谁有酒喝。倒不是说他是个心胸狭窄的暴君，只是因为这桌酒钱都是他掏的。换作别的场合，任何刚并到这桌的西班牙人都会对这种行事方式感到不适。但是今天这回，酒精下了肚上了脑；只要能够再喝上一杯，他们早就把不适什么的抛在脑后了。
诗人大喊“接球！”他把网球抛向空中，带着刚刚找回的自尊将球奋力击出。画家人在球场，心却没有像上一局比赛般决绝而专注。但他精力足够充沛，能让他继续和对手在球场上激烈对阵好几个来回，逼着西班牙人做出冒险的举动。两人保持的完美回合被伦巴第人打破：在某一个瞬间，他觉得自己看透了网球一来一回的玄妙；然后他顶着危险毫不留情地瞄准看台将球击出。他没打中，让西班牙人站在那里等着球弹回来。意大利人有足够多的时间跑回自己的位置，等待时机，击球，过网。还没等西班牙人去奋力接球，教授便喊出“零比十五”的比分。
诗人面前这个年轻人的行头不合时宜（深夜里，酒馆中），穿着像个教授。而且诗人还发现他一口酒都没喝：自从他们跑来这桌之后，他的酒杯一直是满满的。虽然他表面看上去心不在焉、沉默寡言，但是他时不时会和那位对什么话题都要品头论足一番的酒桌领头交流眼神。此刻，诗人选择尝试一项更为艰难的任务：和领头搭话。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当这位领头正忙着和随从们说些不上台面的粗俗话。
在西班牙人第二次发球后，伦巴第人决定，比赛不仅仅是为了娱乐众人有趣而已。画家绝妙地拦截住一记回球，他咧嘴大笑并蔑视地举起球拍，等着网球反弹然后落地。目睹了这一切的诗人顿时感到心灰意冷，甚至都没有费力气去追网球。想起来上一盘奋力争抢最后一个比分时，那些乞丐和妓女们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诗人感到懊恼泄气。画家用左手抓住自己的睾丸，向诗人送去一记飞吻。
前一天夜里，诗人已经喝了三杯令人提不起兴致的格拉帕酒。教授和领头的都不愿与他说话，他做出起身离开状。就在此时，一只如钢铁般沉重的手按住了他的大腿：醉鬼们的领头带着天真无邪的微笑看着他。他吹开眼前的一缕头发，然后用意大利语说：“对不起，但是必须有个人管管这些野蛮人了，要不然他们会把这个地方造个底朝天。”诗人伸出手，画家牢牢捏住，力道充满阳刚之气。“他们都是我的哥们儿，”他说，“一群烂人，个个都是。但是你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朋友了。你们来罗马做什么？”“没什么正经事，”诗人用他那学术范的意大利语回答道，“参观圣地，让家里的麻烦缓一缓。”“啊！”领头喊出这一声时，眼里放出邪恶而令人无法抗拒的光芒，“你们就是那群逃难的，因为犯了罪而惹到费利佩国王。”“差不多吧。”
边廊里发出一阵火山喷发般的喧哗声。看到画家又抓下体又送飞吻，公爵手下的雇佣兵被激怒了，纷纷拔剑。若不是因为主人冲他们做了个站住的手势，他们可能已经冲到球场里，就此了结画家的职业生涯。站在一旁的意大利人也从腰间掏出匕首，站到数学家身后。而数学家则双臂展开把他们拦住，目不转睛地瞪着公爵。西班牙人并没有向意大利人冲过去，但是手中还是握着剑。诗人把球拍扔在地上。而与此同时，画家想弄清楚诗人此举仅仅是因为被这火爆场景吓呆了，还是为了把右手腾出来然后去边廊取剑。他计算了一下，认为自己在拿到武器之前手中这把网球拍子还是可以应付诗人一阵的。教授并不敢捡起画家的武器，只是用靴子尖把它向前推。这一瞬间，罗马城的天空，没有一只鸟儿飞过。
若是在其他场合，诗人会向意大利人的领头解释，逃避西班牙法律制裁的逃犯们并不意味着站在法国国王那边。但是这一夜，他的舌头已经被格拉帕酒烧得麻木，别提用意大利语解释，就连正常的理性思维都已经完全不灵了。另外，在这个将他的酒杯灌满但仍然抓住他大腿不撒手的男人身上，有种令诗人着迷的东西。这男人的姿态，与其说礼貌，不如说慷慨：因为他粗鲁得像块砖头。
公爵喊出“零比三十”的比分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诗人把公爵的这个举动解读为比赛还要继续。他捡起地上的球拍。边廊中一片死寂，里面的人们剑拔弩张。诗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取回网球，然后回到底线。
“接球！”诗人大喊。但他并没有立刻将球抛向空中，而是等着画家回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发球。网球在两人的球拍间来来回回，直到站在边廊里的人们收回剑和匕首，观众也纷纷坐回座位。虽然没有打起来，但诗人觉得西班牙人这一方赢了，因为公爵安抚手下的方式令他们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诗人见众人的注意力又回到比赛，便放肆地击中对方的一记高球，并用力将网球扣在底线的边角。这一球打得完美，连画家都点头称赞。“十五比三十。”教授喊道。他语气礼貌，和公爵爱好和平的精神相得益彰。
当达到某种状态时，诗人已经无法弄清前一晚发生了什么。但好在他还年轻，所以也不会忘得一干二净。酒精引起的失忆症是一种福分，越老越糊涂。诗人很可能和领头进行了一段傻兮兮的交谈，两个人都聊得开心。但是关于他们到底聊了什么，他确实一点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他们大笑，时不时地抓住对方的肩膀，向对方解释一些关键问题。俩人头顶头，抹抹因狂笑而崩出的眼泪。
“这场比赛，你掌控定了。”当诗人取回网球并准备再次发球时，公爵对他说。当他看到他的司线员命令巴拉尔起身去下赌注、让一切重归原态时，他在底线后站好，并将网球拿在手中旋转。诗人放低球拍，擦了擦额头。新的一轮赌注开始了。“接球！”这一回合，画家打得颇是火热认真，但还是输了。“三十比三十。平局！”公爵大喊。
西班牙诗人若是在清醒的时候，是个伶牙俐齿的聪明人；但一旦醉酒，从他嘴里冒出的尖酸刻薄话就变得愈发夸张起来。他模仿别人说话，做鬼脸，残忍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笑话里带着刺。意大利领头不像诗人那般能说会道：他的表情几近严肃；但他咒骂所有看不惯的事情时的那副样子（几乎所有事情都令他看不惯），令人感到某种意外的魅力。他双手甩到空中，脑袋后仰，手轻拂胡子，带着罗马城大人物般的傲慢。虽然他的双唇线条硬朗，声音却带着某种催眠的特质。
人们下的赌注越来越多了。诗人发球迅猛，并将画家截击回来的网球打出，这一击极为有力，球网几乎断裂。当球弹起时，画家回天乏术。“本局结束！”教授喊道。
诗人只记得他们大笑到肚子疼，记得他把胳膊搭在这位新结识的朋友的肩膀上，记得酒桌上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试图一起高声歌唱。但那些个歌曲，他们其实最好各唱各的。他还记得，他像个小孩子般专心致志地听着伦巴第人在他耳边低声将故事娓娓道来。伦巴第人的呼吸热如烈火，胡子在诗人的脸颊上蹭来蹭去，格拉帕酒源源不断。
诗人突然感到内急，便起身了。语无伦次的他拍拍意大利领队的后背，意思是他去去便回。领头的转过身看着他说：“快去快回。”诗人弯下腰，亲吻了意大利人的头顶，这是共度美好夜晚的两个醉汉之间的兄弟之吻。伦巴第人油腻腻的头发散发出的味道将诗人引入另一个时空：在这个世界里，他不再惧怕费利佩国王的法警对他们的追捕；这个世界属于那些冒着一切艰险，凶狠地龇牙等待死亡的人们；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事物都成双成对。
在球场上，画家似乎心思全在如何打球上，但是诗人也时刻保持清醒，应对决绝。伦巴第人失手打出一记低球，将胜利拱手相让。“西班牙人赢得此局！”公爵喊道，话中带着敬意。
“等等，”意大利领头说，“我也要去尿尿。”
反宗教改革
1530年，也就是巴斯克·德·基罗加到达新西班牙的那一年，特诺奇提特兰城已进入和平时期。这座城市的官方语言仍是纳瓦特语，任何人都不会停下来思考西班牙人对这座城市的占领到底是短期还是长期：他们是否会和之前的部落一样，直到被下一个部落推翻前，他们会一直统治下去。
广袤无边的美洲大地上的其他地方还未出现任何苗头，没有任何预示翻天覆地变化的迹象：十几个拥有数千年历史、在封闭的环境下繁荣发展、未遭受过任何来自外界的污染并缺乏防御措施的古老文明，将会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遭到无情践踏。这并不重要：什么事情都不重要。物种将灭绝，孩子们将流离失所，朋友们将带来难以沟通的女朋友们，文化将消失，语言将在人们口中彻底沉寂。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会告诫自己这么一句话，“适者生存”。
16世纪20年代，特诺奇卡人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成为三角形区域的一个顶点：它的两只胳膊一个伸向墨西哥湾，一个向东到达西班牙。这个海外新三角处于神圣罗马帝国三角形势力影响范围之外。而新大陆的征服者们在团团围住他们的当地人眼中，一定被看作是掌控着先进死亡技术的部落。并且，和之前墨西哥御都的占领者们比起来，他们并不那么嗜血。这倒不是因为这群初来乍到者是为了提高当地人生活质量而来，他们更不是什么人文主义者，但至少这些人不会用活人向疯狂而华丽的众神献祭——神灵们喜爱宏大而血腥的场面。这群欧洲人口中的祭祀更为直接实际，他们的神名叫“金钱”：但从数据上来说，四名泰兹卡特里波卡合力都不如这位财神造成的伤害致命。但是，“金钱”所造成的伤害更为缓慢。
巴斯克·德·基罗加原本是位出身高贵的律师。他在阿尔及利亚当过法官，并主修了卡洛斯一世宫廷所谓的“东方学”。凭借这段经历，他和另外一群没有许多游历经验的法官们（在中世纪的西班牙被称为“oidores”）被派到新西班牙做管理层，并为这里带来秩序，纠正其见利忘义、鸡鸣狗盗、不服管教、杀人越货的丑陋面貌。
最初，基罗加并没有立刻对位于墨西哥城西部美楚肯，由布雷佩查文明主导的那片领土产生兴趣。那片土地刚刚被西班牙皇室占有。但他一定听闻了众多关于布雷佩查文明毁灭的传说：布雷佩查是史上唯一一个抵御住了阿兹特克强攻的帝国。
在新西班牙的第一年，基罗加仅仅是一名博学多才且谨慎小心的法官。他的工作能力令人赞叹，他对于城中不断败落的土著文化的好奇心令人瞩目，但他对搞政治却丝毫不感兴趣。他对和法官们一起统治管理新西班牙的地主阶级心生失望，继而和当地教士们结下友谊。他经常拜访主教胡安·德·苏马拉加神父。某一天，两人谈起如何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治理这片疆土。而很可能在同一天，苏马拉加主教借给基罗加一本由英国人撰写的书，《乌托邦》。
可笑的是，正是胡安·德·苏马拉加这位热衷于折磨并烧死印第安人的主教，在法官基罗加心中种下这么一个想法：能够理性地进行自我管理的土著人有能力将这片名为新西班牙的嗜血土地变成多产而平等的天堂。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马拉加是个战犯、吸血野兽、癫狂的毒贩头子。对于处决美洲当地的异教徒，他有着近乎疯狂的热忱。此人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卡洛斯一世签署了一项新法令，以遏止其暴行：法令规定，因为印第安人刚刚皈依天主教，所以不可能是异教徒；并严令禁止将印第安人送上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台。
如果说卡洛·博罗梅奥是反宗教改革思想的化身，那么胡安·德·苏马拉加神父则是博罗梅奥远在世界另一端最为得力的走狗。两人均由教皇庇护四世封为主教（这很可能是个不负责任的决定）。而庇护四世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名贪图享乐的教皇，将一个世界推入火海，并让另一个世界破土而出。
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位大主教是一名四肢修长的比斯开省本地人。我认为，是时候为这群反宗教改革的乖戾支持者总结一下他们共有的特征：他们无一例外都骨瘦如柴，长相平庸；工作起来过分狂热，虽然没有人命令他们如此行事；他们十分严肃地面对各种方案，但是只顾表面工作。虽然卡洛斯一世被一群应声虫围在身边，但苏马拉加可能是唯一一位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他收买说服的西班牙人。
墨西哥第一位主教胡利安·加尔塞斯神父在七十五岁时退休了。加尔塞斯被任命为主教时，西班牙人的统治刚刚开始，他一手建立了特拉斯卡拉教区。特诺奇提特兰城不是加尔塞斯建立教区的首选，原因在于彼时的都城仍被浓重的死亡气息所笼罩。他退位后，苏马拉加被提名为继任。西班牙国王强行把他拉上主教的圣位，在他脑袋上扣了一顶法冠，把他一把推到美洲大陆，并赐予他一个新名号——“印第安人的守护者”。他的确是印第安人的守护者，只要他们不要胡搞些异端邪说。
虽然苏马拉加是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乡下人，但他的直觉极为敏锐。他前脚刚踏上新西班牙的土地，后脚便意识到大主教管区必须从特拉斯卡拉搬到特诺奇提特兰城（当时新王国还未定都）。他决定把管区设在墨西哥城的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也就是今天拉丁美洲塔所在地。
在修道院里，苏马拉加搬进了一位普通神父的房间。墨西哥教堂现在还保持着当年的结构，苏马拉加在这里用瘦骨嶙峋的右手签署了一张又一张死刑判决书。然后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想让天主教信仰在这片土地延续，那么教堂墙壁上圣人和圣母的脸庞必须被涂成棕色，墨西哥人祭神场所也应该被推翻并由天主教教堂所取代。
胡安神父渴求的不仅仅是烈火。正是他给西班牙国王写信控诉了墨西哥皇家第一刑事法庭对印第安人所施加的暴行，也正是他把信藏在蜡块中，再藏到油桶中偷偷寄给国王。凭借这个睿智而勇敢的举动，他遵守了“保护”印第安人的诺言，或者至少保护了那些他认为不应该遭受火刑的印第安人。
他将所有搜来的土著古抄本都焚烧掉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在他眼里，这些古抄本都是“恶魔的玩意儿”。他狂热的魔爪甚至伸向了印第安传统医学和草药技术：抓到多少术士，便杀死多少术士；所有的学徒也被禁止继续学医和行医。墨西哥中部几千年积攒的医学知识生生被毁在一代人手中——毫无疑问，苏马拉加主教就是罪魁祸首。但在另一方面，渴望成为智者的苏马拉加，对智者们撰写的著作有着极大的热忱。当他从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搬到新建的大主教管区所在地时（它的一砖一瓦都来自原特诺奇提特兰城的大神庙），他筹集到了资金，保证他那间简陋的工作室和住所里堆满了从西班牙运来的各种书籍：他建立了美洲大陆上第一座图书馆。不仅如此，苏马拉加主教还亲自规划并指点了墨西哥天主教大学的建立过程。而且他还是购买并在教区搭建美洲第一台印刷机的人。
上述所有事件都紧随在苏马拉加主教赢得胜利、律师巴斯克·德·基罗加出乎意料地成为米却肯州主教之后。在这之前，当基罗加和苏马拉加在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的主教教区办公室见面时，这两个人（一个满腹经纶，一个沽名钓誉）因国王看似不能实现的命令而感到不知所措。国王要求以欧洲为模板，将死气沉沉的墨西哥变得生机勃勃并为其所用。在商讨此事的一次会议中，苏马拉加将托马斯·莫尔的这本书送给基罗加。这本书足以证明两人的往来：因为书上写有苏马拉加和基罗加两人的笔记，今天人们可以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室借阅此书。
《拉丁语常规》
“在巴黎，打网球的规则和我们这里一样吗？”
“有一些不同，比赛管理员负责给选手们分发鞋和帽子。”
“什么样的鞋子？”
“用毛毡做的鞋子。”
“那在这里打球穿不了。”
“当然了。在咱们这里，比赛是在石头铺成的大街上举行的。在法国和佛兰德斯，他们在铺着地砖的场地比赛，地面很平整。”
“他们用的球又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使用空芯球，但他们不一样。他们的球与我们所熟悉的球相比，体积更小，质地更硬，材料是白色皮革。里面填充了狗毛，而不是死人的头发：正因为如此，选手们几乎从不用手掌击球。”
“那他们用什么来击球呢？和我们一样用拳头吗？”
“不，他们用球拍。”
“带着网的球拍吗？”
“他们球网材质更为厚实，像比维拉琴的琴弦。另外，他们会在球场中央支起一面球网：如果选手将球从网下打过，会被判为丢球或失误。”
胡安·路易斯·比维斯 注释标题 胡安·路易斯·比维斯（juan luis vives, 1493—1540），西班牙学者、哲学家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著有《拉丁语常规》（linguae latinae exercitatio）。
1539年
西班牙人将赌球赢得的钱收集起来。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而罗马人则冲着画家吹口哨，待他回到场地继续比赛。“把他往死里打！速战速决！”圣马太说，“然后喝酒去！我们都渴了。”
前一天夜里，当大熊客栈中的那两张酒桌并到一起时，诗人试图和那位长着一嘴令人敬畏的大胡子的男人攀谈。这男人的社会阶层看上去和诗人差不多，但两人的交流并不顺畅。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这位聊天对象明显性格羞涩。而另一个原因在于，这桌意大利人被他们的领头人牢牢地掌控着，不允许任何人走神儿或是岔开话题：领头人决定谁被取笑，谁有酒喝。倒不是说他是个心胸狭窄的暴君，只是因为这桌酒钱都是他掏的。换作别的场合，任何刚并到这桌的西班牙人都会对这种行事方式感到不适。但是今天这回，酒精下了肚上了脑；只要能够再喝上一杯，他们早就把不适什么的抛在脑后了。
诗人大喊“接球！”他把网球抛向空中，带着刚刚找回的自尊将球奋力击出。画家人在球场，心却没有像上一局比赛般决绝而专注。但他精力足够充沛，能让他继续和对手在球场上激烈对阵好几个来回，逼着西班牙人做出冒险的举动。两人保持的完美回合被伦巴第人打破：在某一个瞬间，他觉得自己看透了网球一来一回的玄妙；然后他顶着危险毫不留情地瞄准看台将球击出。他没打中，让西班牙人站在那里等着球弹回来。意大利人有足够多的时间跑回自己的位置，等待时机，击球，过网。还没等西班牙人去奋力接球，教授便喊出“零比十五”的比分。
诗人面前这个年轻人的行头不合时宜（深夜里，酒馆中），穿着像个教授。而且诗人还发现他一口酒都没喝：自从他们跑来这桌之后，他的酒杯一直是满满的。虽然他表面看上去心不在焉、沉默寡言，但是他时不时会和那位对什么话题都要品头论足一番的酒桌领头交流眼神。此刻，诗人选择尝试一项更为艰难的任务：和领头搭话。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当这位领头正忙着和随从们说些不上台面的粗俗话。
在西班牙人第二次发球后，伦巴第人决定，比赛不仅仅是为了娱乐众人有趣而已。画家绝妙地拦截住一记回球，他咧嘴大笑并蔑视地举起球拍，等着网球反弹然后落地。目睹了这一切的诗人顿时感到心灰意冷，甚至都没有费力气去追网球。想起来上一盘奋力争抢最后一个比分时，那些乞丐和妓女们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诗人感到懊恼泄气。画家用左手抓住自己的睾丸，向诗人送去一记飞吻。
前一天夜里，诗人已经喝了三杯令人提不起兴致的格拉帕酒。教授和领头的都不愿与他说话，他做出起身离开状。就在此时，一只如钢铁般沉重的手按住了他的大腿：醉鬼们的领头带着天真无邪的微笑看着他。他吹开眼前的一缕头发，然后用意大利语说：“对不起，但是必须有个人管管这些野蛮人了，要不然他们会把这个地方造个底朝天。”诗人伸出手，画家牢牢捏住，力道充满阳刚之气。“他们都是我的哥们儿，”他说，“一群烂人，个个都是。但是你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朋友了。你们来罗马做什么？”“没什么正经事，”诗人用他那学术范的意大利语回答道，“参观圣地，让家里的麻烦缓一缓。”“啊！”领头喊出这一声时，眼里放出邪恶而令人无法抗拒的光芒，“你们就是那群逃难的，因为犯了罪而惹到费利佩国王。”“差不多吧。”
边廊里发出一阵火山喷发般的喧哗声。看到画家又抓下体又送飞吻，公爵手下的雇佣兵被激怒了，纷纷拔剑。若不是因为主人冲他们做了个站住的手势，他们可能已经冲到球场里，就此了结画家的职业生涯。站在一旁的意大利人也从腰间掏出匕首，站到数学家身后。而数学家则双臂展开把他们拦住，目不转睛地瞪着公爵。西班牙人并没有向意大利人冲过去，但是手中还是握着剑。诗人把球拍扔在地上。而与此同时，画家想弄清楚诗人此举仅仅是因为被这火爆场景吓呆了，还是为了把右手腾出来然后去边廊取剑。他计算了一下，认为自己在拿到武器之前手中这把网球拍子还是可以应付诗人一阵的。教授并不敢捡起画家的武器，只是用靴子尖把它向前推。这一瞬间，罗马城的天空，没有一只鸟儿飞过。
若是在其他场合，诗人会向意大利人的领头解释，逃避西班牙法律制裁的逃犯们并不意味着站在法国国王那边。但是这一夜，他的舌头已经被格拉帕酒烧得麻木，别提用意大利语解释，就连正常的理性思维都已经完全不灵了。另外，在这个将他的酒杯灌满但仍然抓住他大腿不撒手的男人身上，有种令诗人着迷的东西。这男人的姿态，与其说礼貌，不如说慷慨：因为他粗鲁得像块砖头。
公爵喊出“零比三十”的比分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诗人把公爵的这个举动解读为比赛还要继续。他捡起地上的球拍。边廊中一片死寂，里面的人们剑拔弩张。诗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取回网球，然后回到底线。
“接球！”诗人大喊。但他并没有立刻将球抛向空中，而是等着画家回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发球。网球在两人的球拍间来来回回，直到站在边廊里的人们收回剑和匕首，观众也纷纷坐回座位。虽然没有打起来，但诗人觉得西班牙人这一方赢了，因为公爵安抚手下的方式令他们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诗人见众人的注意力又回到比赛，便放肆地击中对方的一记高球，并用力将网球扣在底线的边角。这一球打得完美，连画家都点头称赞。“十五比三十。”教授喊道。他语气礼貌，和公爵爱好和平的精神相得益彰。
当达到某种状态时，诗人已经无法弄清前一晚发生了什么。但好在他还年轻，所以也不会忘得一干二净。酒精引起的失忆症是一种福分，越老越糊涂。诗人很可能和领头进行了一段傻兮兮的交谈，两个人都聊得开心。但是关于他们到底聊了什么，他确实一点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他们大笑，时不时地抓住对方的肩膀，向对方解释一些关键问题。俩人头顶头，抹抹因狂笑而崩出的眼泪。
“这场比赛，你掌控定了。”当诗人取回网球并准备再次发球时，公爵对他说。当他看到他的司线员命令巴拉尔起身去下赌注、让一切重归原态时，他在底线后站好，并将网球拿在手中旋转。诗人放低球拍，擦了擦额头。新的一轮赌注开始了。“接球！”这一回合，画家打得颇是火热认真，但还是输了。“三十比三十。平局！”公爵大喊。
西班牙诗人若是在清醒的时候，是个伶牙俐齿的聪明人；但一旦醉酒，从他嘴里冒出的尖酸刻薄话就变得愈发夸张起来。他模仿别人说话，做鬼脸，残忍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笑话里带着刺。意大利领头不像诗人那般能说会道：他的表情几近严肃；但他咒骂所有看不惯的事情时的那副样子（几乎所有事情都令他看不惯），令人感到某种意外的魅力。他双手甩到空中，脑袋后仰，手轻拂胡子，带着罗马城大人物般的傲慢。虽然他的双唇线条硬朗，声音却带着某种催眠的特质。
人们下的赌注越来越多了。诗人发球迅猛，并将画家截击回来的网球打出，这一击极为有力，球网几乎断裂。当球弹起时，画家回天乏术。“本局结束！”教授喊道。
诗人只记得他们大笑到肚子疼，记得他把胳膊搭在这位新结识的朋友的肩膀上，记得酒桌上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试图一起高声歌唱。但那些个歌曲，他们其实最好各唱各的。他还记得，他像个小孩子般专心致志地听着伦巴第人在他耳边低声将故事娓娓道来。伦巴第人的呼吸热如烈火，胡子在诗人的脸颊上蹭来蹭去，格拉帕酒源源不断。
诗人突然感到内急，便起身了。语无伦次的他拍拍意大利领队的后背，意思是他去去便回。领头的转过身看着他说：“快去快回。”诗人弯下腰，亲吻了意大利人的头顶，这是共度美好夜晚的两个醉汉之间的兄弟之吻。伦巴第人油腻腻的头发散发出的味道将诗人引入另一个时空：在这个世界里，他不再惧怕费利佩国王的法警对他们的追捕；这个世界属于那些冒着一切艰险，凶狠地龇牙等待死亡的人们；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事物都成双成对。
在球场上，画家似乎心思全在如何打球上，但是诗人也时刻保持清醒，应对决绝。伦巴第人失手打出一记低球，将胜利拱手相让。“西班牙人赢得此局！”公爵喊道，话中带着敬意。
“等等，”意大利领头说，“我也要去尿尿。”
反宗教改革
1530年，也就是巴斯克·德·基罗加到达新西班牙的那一年，特诺奇提特兰城已进入和平时期。这座城市的官方语言仍是纳瓦特语，任何人都不会停下来思考西班牙人对这座城市的占领到底是短期还是长期：他们是否会和之前的部落一样，直到被下一个部落推翻前，他们会一直统治下去。
广袤无边的美洲大地上的其他地方还未出现任何苗头，没有任何预示翻天覆地变化的迹象：十几个拥有数千年历史、在封闭的环境下繁荣发展、未遭受过任何来自外界的污染并缺乏防御措施的古老文明，将会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遭到无情践踏。这并不重要：什么事情都不重要。物种将灭绝，孩子们将流离失所，朋友们将带来难以沟通的女朋友们，文化将消失，语言将在人们口中彻底沉寂。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会告诫自己这么一句话，“适者生存”。
16世纪20年代，特诺奇卡人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成为三角形区域的一个顶点：它的两只胳膊一个伸向墨西哥湾，一个向东到达西班牙。这个海外新三角处于神圣罗马帝国三角形势力影响范围之外。而新大陆的征服者们在团团围住他们的当地人眼中，一定被看作是掌控着先进死亡技术的部落。并且，和之前墨西哥御都的占领者们比起来，他们并不那么嗜血。这倒不是因为这群初来乍到者是为了提高当地人生活质量而来，他们更不是什么人文主义者，但至少这些人不会用活人向疯狂而华丽的众神献祭——神灵们喜爱宏大而血腥的场面。这群欧洲人口中的祭祀更为直接实际，他们的神名叫“金钱”：但从数据上来说，四名泰兹卡特里波卡合力都不如这位财神造成的伤害致命。但是，“金钱”所造成的伤害更为缓慢。
巴斯克·德·基罗加原本是位出身高贵的律师。他在阿尔及利亚当过法官，并主修了卡洛斯一世宫廷所谓的“东方学”。凭借这段经历，他和另外一群没有许多游历经验的法官们（在中世纪的西班牙被称为“oidores”）被派到新西班牙做管理层，并为这里带来秩序，纠正其见利忘义、鸡鸣狗盗、不服管教、杀人越货的丑陋面貌。
最初，基罗加并没有立刻对位于墨西哥城西部美楚肯，由布雷佩查文明主导的那片领土产生兴趣。那片土地刚刚被西班牙皇室占有。但他一定听闻了众多关于布雷佩查文明毁灭的传说：布雷佩查是史上唯一一个抵御住了阿兹特克强攻的帝国。
在新西班牙的第一年，基罗加仅仅是一名博学多才且谨慎小心的法官。他的工作能力令人赞叹，他对于城中不断败落的土著文化的好奇心令人瞩目，但他对搞政治却丝毫不感兴趣。他对和法官们一起统治管理新西班牙的地主阶级心生失望，继而和当地教士们结下友谊。他经常拜访主教胡安·德·苏马拉加神父。某一天，两人谈起如何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治理这片疆土。而很可能在同一天，苏马拉加主教借给基罗加一本由英国人撰写的书，《乌托邦》。
可笑的是，正是胡安·德·苏马拉加这位热衷于折磨并烧死印第安人的主教，在法官基罗加心中种下这么一个想法：能够理性地进行自我管理的土著人有能力将这片名为新西班牙的嗜血土地变成多产而平等的天堂。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马拉加是个战犯、吸血野兽、癫狂的毒贩头子。对于处决美洲当地的异教徒，他有着近乎疯狂的热忱。此人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卡洛斯一世签署了一项新法令，以遏止其暴行：法令规定，因为印第安人刚刚皈依天主教，所以不可能是异教徒；并严令禁止将印第安人送上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台。
如果说卡洛·博罗梅奥是反宗教改革思想的化身，那么胡安·德·苏马拉加神父则是博罗梅奥远在世界另一端最为得力的走狗。两人均由教皇庇护四世封为主教（这很可能是个不负责任的决定）。而庇护四世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名贪图享乐的教皇，将一个世界推入火海，并让另一个世界破土而出。
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位大主教是一名四肢修长的比斯开省本地人。我认为，是时候为这群反宗教改革的乖戾支持者总结一下他们共有的特征：他们无一例外都骨瘦如柴，长相平庸；工作起来过分狂热，虽然没有人命令他们如此行事；他们十分严肃地面对各种方案，但是只顾表面工作。虽然卡洛斯一世被一群应声虫围在身边，但苏马拉加可能是唯一一位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他收买说服的西班牙人。
墨西哥第一位主教胡利安·加尔塞斯神父在七十五岁时退休了。加尔塞斯被任命为主教时，西班牙人的统治刚刚开始，他一手建立了特拉斯卡拉教区。特诺奇提特兰城不是加尔塞斯建立教区的首选，原因在于彼时的都城仍被浓重的死亡气息所笼罩。他退位后，苏马拉加被提名为继任。西班牙国王强行把他拉上主教的圣位，在他脑袋上扣了一顶法冠，把他一把推到美洲大陆，并赐予他一个新名号——“印第安人的守护者”。他的确是印第安人的守护者，只要他们不要胡搞些异端邪说。
虽然苏马拉加是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乡下人，但他的直觉极为敏锐。他前脚刚踏上新西班牙的土地，后脚便意识到大主教管区必须从特拉斯卡拉搬到特诺奇提特兰城（当时新王国还未定都）。他决定把管区设在墨西哥城的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也就是今天拉丁美洲塔所在地。
在修道院里，苏马拉加搬进了一位普通神父的房间。墨西哥教堂现在还保持着当年的结构，苏马拉加在这里用瘦骨嶙峋的右手签署了一张又一张死刑判决书。然后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想让天主教信仰在这片土地延续，那么教堂墙壁上圣人和圣母的脸庞必须被涂成棕色，墨西哥人祭神场所也应该被推翻并由天主教教堂所取代。
胡安神父渴求的不仅仅是烈火。正是他给西班牙国王写信控诉了墨西哥皇家第一刑事法庭对印第安人所施加的暴行，也正是他把信藏在蜡块中，再藏到油桶中偷偷寄给国王。凭借这个睿智而勇敢的举动，他遵守了“保护”印第安人的诺言，或者至少保护了那些他认为不应该遭受火刑的印第安人。
他将所有搜来的土著古抄本都焚烧掉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在他眼里，这些古抄本都是“恶魔的玩意儿”。他狂热的魔爪甚至伸向了印第安传统医学和草药技术：抓到多少术士，便杀死多少术士；所有的学徒也被禁止继续学医和行医。墨西哥中部几千年积攒的医学知识生生被毁在一代人手中——毫无疑问，苏马拉加主教就是罪魁祸首。但在另一方面，渴望成为智者的苏马拉加，对智者们撰写的著作有着极大的热忱。当他从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搬到新建的大主教管区所在地时（它的一砖一瓦都来自原特诺奇提特兰城的大神庙），他筹集到了资金，保证他那间简陋的工作室和住所里堆满了从西班牙运来的各种书籍：他建立了美洲大陆上第一座图书馆。不仅如此，苏马拉加主教还亲自规划并指点了墨西哥天主教大学的建立过程。而且他还是购买并在教区搭建美洲第一台印刷机的人。
上述所有事件都紧随在苏马拉加主教赢得胜利、律师巴斯克·德·基罗加出乎意料地成为米却肯州主教之后。在这之前，当基罗加和苏马拉加在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的主教教区办公室见面时，这两个人（一个满腹经纶，一个沽名钓誉）因国王看似不能实现的命令而感到不知所措。国王要求以欧洲为模板，将死气沉沉的墨西哥变得生机勃勃并为其所用。在商讨此事的一次会议中，苏马拉加将托马斯·莫尔的这本书送给基罗加。这本书足以证明两人的往来：因为书上写有苏马拉加和基罗加两人的笔记，今天人们可以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室借阅此书。
《拉丁语常规》
“在巴黎，打网球的规则和我们这里一样吗？”
“有一些不同，比赛管理员负责给选手们分发鞋和帽子。”
“什么样的鞋子？”
“用毛毡做的鞋子。”
“那在这里打球穿不了。”
“当然了。在咱们这里，比赛是在石头铺成的大街上举行的。在法国和佛兰德斯，他们在铺着地砖的场地比赛，地面很平整。”
“他们用的球又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使用空芯球，但他们不一样。他们的球与我们所熟悉的球相比，体积更小，质地更硬，材料是白色皮革。里面填充了狗毛，而不是死人的头发：正因为如此，选手们几乎从不用手掌击球。”
“那他们用什么来击球呢？和我们一样用拳头吗？”
“不，他们用球拍。”
“带着网的球拍吗？”
“他们球网材质更为厚实，像比维拉琴的琴弦。另外，他们会在球场中央支起一面球网：如果选手将球从网下打过，会被判为丢球或失误。”
胡安·路易斯·比维斯 注释标题 胡安·路易斯·比维斯（juan luis vives, 1493—1540），西班牙学者、哲学家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著有《拉丁语常规》（linguae latinae exercitatio）。
15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