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盘第二局
如果把第二局的双方激战用一句“画家一举击溃西班牙人”来概括，就太轻描淡写了。尽管诗人使出了超人般的力气来追击对方发来的球并试图给其当头一棒，但是一分都没拿下。伦巴第画家在发球一侧步步优雅精准，如一座无情冷酷的人型时钟。换场后，画家被精准和力量的光环围绕，相比之下西班牙诗人的形象瞬间被贬得一文不值：像是流民、贪睡鬼、各色战斗中的新手。在画家面前，诗人觉得自己病怏怏的，老态龙钟，低三下四：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比此时此刻更像个西班牙人。他自觉那条跛腿的缺点被无限放大：他的右脚短了三分之一个拃，而画家正猛向他的右脚够不到的地方不停进攻。画家倒不是故意趁机欺负他，而是因为他被完美主义的强迫症附了体。“四十比十五。”数学家喊道。另一边的公爵呢，早已将喊比分这件事抛在脑后，更顾不上为争议球是否算数而上前去做一番辩护了——他那张嘴巴光顾着把苦水向肚子里咽了。
数学教授这个人，不爱好网球，不喜欢惹是生非，更少与同性交媾。每当在梵蒂冈有任务，他都会住在德尔·蒙特主教那个老鸡奸狂的家里，搞些不痛不痒的苟且之事以满足私欲。不过如此。当时画家已经将居所和画室搬到夫人宫底层。自从主教向教授介绍他的新宠那一刻起，教授身体深处的重心就产生了偏移。在他眼里，画家野性而无助，脆弱地藏在由调色油、格拉帕酒和乖张行为组成的保护盾之下。教授之所以欣赏卡拉瓦乔，是因为他的性情飘忽不定，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生物：就算是在妓院里和陌生人打架打花了脸，他也会不动声色地继续要酒喝；深夜回到主教宫殿后，他会俯身脱下数学家的靴子，虔诚地舔舐他的脚背。教授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以后很可能也不会再遇到）像卡拉瓦乔这种性情极端之人。虽然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宗教裁判所那些质询他好几千次的神父一个比一个变态，但他们也比不过卡拉瓦乔。也并不是因为教授对性事有什么特殊的癖好。他觉得，就质地和紧致程度来说，成年母羊的阴道和史上最伟大的画家的肛门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和后者做爱，可以顶个科学研究的名头。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教授看到了卡拉瓦乔的油画：这些画，和他在老家比萨以及后来上学之地的佛罗伦萨，或是帕多瓦（他在这里教书，娶了个与成年母羊和伟大画家没啥区别、但是给他生了孩子的女人）看到的各种油画相比，简直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流金岁月的灵魂仿佛在画家的手中栖息：那黑暗，那干涩，那留白处惹人怜的高傲，一切都令人窒息。在一年前，教授因寻求圣依华堂职位一事造访罗马，他当时和主教说明自己更愿意住在帕多瓦大学。“罗马这个城市的牙齿缝隙很大，”他对主教说，“到处都是空地，和你那位画家的油画一样，一半都是空白和黑暗。”
教授出身于托斯卡纳的一个低等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也是数学家，同时也是鲁特琴手。虽然琴身质地粗糙，拨弦指法机械，但音乐的抽象令他父亲的性格更加柔和。在神学院的时候，他父亲和德尔·蒙特成了朋友，两人都在教皇的演奏乐队里服务。但是，日后成为主教的那位加入乐队是为了在教会圈子混得开，而日后成为数学家的则是为了挣几块小钱改善生活。
在主教眼中，宗教是一桩差事：他并不在乎宗教，他在教会中的角色本质上关乎政治，所以他几乎没有主持过任何一场弥撒。但教授的父亲就不同了：他因信仰危机而放弃了神职，对子女的教育理念也尽量远离天主教等级观；他们一家人住在比萨，在那个年代，这个城市弥漫着从威尼斯共和国飘来的宽容气息。主教和诗琴手父亲年轻时因音乐而相识，彼此之间神秘的友谊纽带保持了一辈子。
后来父亲去世了，教授成了孤儿。虽然两人相距甚远，但主教将年幼的教授纳入其羽翼之下。老友的长子才高胆大，主教甚是喜欢。主教在教授勇攀学术高峰的路上提供的支持，远远超出了他对老友的情谊。
数学家在夫人宫留宿时，会尽量避开每日造访沙龙的招摇名流、无休止的宴席以及以琴韵开场淫舞收尾的各种音乐之夜。胖得流油的主教们，由收腹挺胸的神学院学生陪坐（这帮学生来的时候就穿着裙子）。数学家一般会早早退场。他回到自己房间之前会跑下楼到侍者的住宿区，看看卡拉瓦乔是不是还在作画，还是正准备出门和狐朋狗友大闹个通宵。这帮人寻欢作乐的野蛮劲儿让数学家觉得更为有趣。
在创作的夜晚，画家是不会出去胡闹的。这个时候，数学家便会在一旁看着他，看着他为了临摹模特的一个脚趾头让模特在烛光下端坐几个小时。在罗马陪伴画家的那些夜晚是数学家的最爱，也只有在此时，他可以同画家在一种清醒的状态下交流。每当画家闲来无事、手头没有任务的时候，数学家也很享受与他一起在卑鄙下作的苟且勾当中迷醉。画家在夜间闯下的功绩带着一种狂怒而真挚的气息，这股怒气后来被烙印在了他的作品中。
在某次无法脱身的夫人宫宴席上，数学家不经意间看到了这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一件教服配饰。一顶色彩斑斓、光芒四射的主教法冠，是一名海外的主教献给教皇，在特伦托会议上佩戴的。在那次宴席中，这顶法冠并非作为艺术品来展览，也并非为了回忆罗马教会历史上的那次分崩离析，此刻，它仅仅是个极其奢华的物品，奢华得甚至有些污秽，和大主教的妓院倒是般配。尽管如此，法冠在数学家眼中仍然艳光四射，它反射的烛光令其更加美艳而不可方物。
第二天，数学家跑到法冠的买家费德里科·博罗梅奥主教的办公室，想再细细端详。拿起法冠时他才发现，法冠上的圣言和耶稣受难的场景并非刺绣在绸缎上（他之前是这么设想的），而是由羽毛制成，与油画的质地相比，更像由金银线缕织成。“这顶法冠产自何地？”数学家问主教。“新大陆的一个叫美楚肯的地方。”主教回答道。“是哪位艺术家的作品？”“那里的印第安人做的。”数学家将法冠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他记得这物件比现在看上去更闪耀。虽然对工艺的近距离观察令他十分震惊，但是数学家有些失望，因为在前一晚的宴会中，数学家依稀记得这物件会自己发光；也许只是幻觉而已。“为什么它现在不发光了呢？像昨晚那样。”他掂了掂法冠，还闻了闻。“这是印第安人的秘诀。只有在烛光下才会发光。”尽管主教面露难色，数学家还是将法冠借走几小时，并将它放在自己研发的强力镜片下细细观察。第二天，数学家便将它还了回去，承认这法冠的确是件令人称奇的宝物。
和那套关于子弹轨迹的研究（画家深谙此术，尤其是在网球场上赌球的时候）相比，数学教授从未完成关于光的任何完整理论。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写成。在1615年写给皮耶罗·迪尼的一封信中，教授向迪尼提起新大陆会发光的绚丽羽毛，和他在帕多瓦花重金购入的一枚磷光闪闪的石头。后来，关了几年监狱之后，他又在另一封信中坦白道，如果当年他能够将那些零零散散的点子汇集成一部关于光的理论，他在监狱里吃糠咽菜的日子还能好受点。
“就是因为那个该死的数学家，”目睹了第二局惨败的公爵对诗人说，“你看见打第一盘时，他一直在算来算去吗？鬼知道他在换场的时候跟你的对手说了什么。他肯定是发现了某个你接不到球的位置。”诗人扬起眉头，说：“这我倒是没注意。”
废墟之中的赞主诗
1525年2月28日是个忏悔星期二，而在这一天库奥特莫克国王梦见了一条狗。国王被拴着链子困在床上，安静地等待着同被囚禁的塔库瓦城主忒特勒潘奎照醒来，和他讲述自己刚才的梦。“你确定吗？”忒特勒潘奎照王子睡眼惺忪地问国王，国王已经在这个临时搭建的牢房里无所事事了好几个小时，他一直盯着天花板。“我确定，”国王回答道，“那条狗在我面前坐了一晚上，舔我的脚。”忒特勒潘奎照用被链子拴住的手背擦擦嘴，问：“哪只脚？”
算上忏悔星期二的上午，王子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一千二百七十六个夜晚。每晚入睡前他都心存幻想：他希望所经历的这场人间惨剧某日终将消散，放过他那残缺不全、被镣铐锁住的身体；而他的身体早已垮掉，即便没有镣铐也逃不出去。
在一个夜晚，特拉斯卡拉的一队卫兵将试图逃离墨西哥城、打算在特斯科科湖背水一战的库奥特莫克国王逮捕。自那一天起，库奥特莫克每日都祈求神灵们赐他一死。出于某些并不明朗的动机，埃尔南·科尔特斯决定将国王和忒特勒潘奎照王子囚禁在一起。王子一直坚持守护在国王身边，直至特斯科科战役的最后关头。
这位曾倾尽全力组织特诺奇提特兰城防御战、没有留下继位子嗣的年轻国王于1521年8月13日圣希坡律陀节那天被生擒。噩耗瞬间传遍了都城的每个角落。都城的守卫者纷纷缴械，走上街头。他们或许仅仅希望能在被屠杀前能喝上一口清水：在围城的第一天，西班牙人停了城中的供水系统，而特斯科科含有硫磺的毒湖水根本喝不得。人们走出家门，处于一种介于蔑视和冷漠之间的状态：他们早已向众神发下毒誓，如果“世界之根”墨西哥城倒下了，墨西加人也会灭绝。此时他们心中没有了希望，纷纷投降于屠杀仪式，任人宰割：家被洗劫，人被奸淫、被斩首、被狗吃掉。他们庆幸自己死得足够快。
特诺奇提特兰城倒下的一瞬，世界似乎被消音了：虽然与同等惨烈的耶路撒冷以及君士坦丁堡所经历的浩劫相比，这场城殇引发了更多的现世余震；虽然在这三场浩劫之中，整个世界都被颠倒推翻，被历史变癫狂时倾泻的鲜血和污物所吞噬。但在特诺奇提特兰城，对罪行的愁思过滤了一切人与物：就好像是那些终于得逞的人们确信，他们今天破坏的，以后再也无力将其复原。
在科尔斯特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看不到丝毫沾沾自喜或是得意之情。科尔特斯写道，阿兹特克王朝的脊椎终被碾碎，墨西加统治者已被击垮。似乎历时三个月的围城之后，征服者疲惫不堪，和被他打败的特诺奇提特兰人一样被饥饿和干渴所折磨。西班牙人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或者游行庆祝胜利。废墟之间，有人颂起一首赞主诗。第二天，所有人便投入了浩大而费时的废都重建中。
1521年8月13日这个日期，在一份关于库奥特莫克国王被逮捕的潦草手写记录里被提到。若不是因为西班牙掠夺者兴冲冲地跑到莫克特苏马宫，愤然发现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这场战争的某些人物或许不会被定性为英雄或恶棍。西班牙人在战役中抢来的金子根本打发不了那些对分赃垂涎了好几年的军队。就这样，西班牙人的队长科尔特斯做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糟糕的领导决策：留了库奥特莫克国王活口，让他当替罪羊；并且在广场上当众折磨他，逼他坦白所谓金山银海的藏密地点。而显然它们根本不存在。
西班牙人把滚烫的沸油浇在国王的手脚上。国王最初颇有礼貌地向科尔特斯求得一死，但是他们没有轻易放过他。之后，礼貌的祈求变成了惨叫，最终变成了诅咒。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或者其他见证酷刑并记录的人）对国王只有同情，对队长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直到1525年的忏悔星期二，国王已经经历了一千二百七十六个日夜的折磨。那天早上，一个名为克里斯托弗·墨西卡尔钦戈的印第安人来到那所临时搭建的小监狱（后来此地被命名为坎佩切），要把国王和塔库瓦城主带到科尔特斯那里。进屋时，这两人居然在微笑。
库奥特莫克在当天上午被拉到暗处勒死，死前没有任何审判仪式。据谣言，库奥特莫克试图组织所有的残兵败将，发动一场针对拉斯伊维拉斯和贝登征服军的谋反，这显然根本不可能成功。科尔特斯牵着铁链拖了库奥特莫克一路，他不想把这个印第安国王留在仍在重建中的墨西哥城里。
库奥特莫克居然在这么一个嘉年华周二被杀害，颇为讽刺：他四肢残缺，身缠铁链，扮演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丑陋国王”的角色；而只有他的死才能使整个世界沉浸在圣灰星期三的源生之水中，四十天之后原地重生，从而被救赎。
当塔库瓦城主和墨西哥国王呼出生前最后一口充满腐尸味的气息，科尔特斯当即下令斩下两人的头颅，并挂在镇上最显眼的位置，也就是两人度过生命最后一夜的地方示众。此举是为了以儆效尤，警告那些试图借着丛林的掩护造反、蠢蠢欲动的人们。那位叫克里斯托弗的印第安人实施了斩首，并将两人的首级挂在矛上，然后将矛插进了一棵木棉树干里。当地的酋长对此种大逆不道、亵渎神树的行为没有做出抗议：自从这帮穷凶极恶的西班牙士兵在嘉年华周一那天早上从林子里突然冒出来（简直噩梦一场！），这位酋长为了保住性命已经竭尽全力，他甚至假装皈依了基督教。
印第安人克里斯托弗正要把库奥特莫克的头颅插在矛上时，科尔特斯命令他把这头颅上的毛发剪下。“剪下的头发交给堂娜玛琳奇。”他对印第安人说，边说边把袖子放下，坐下准备在酋长的小茅屋里吃早饭。“你告诉她，”科尔特斯继续说道，“让她给我缝一件肩衣，让我得到我的上帝、圣母和‘瓜特莫辛’魔鬼们的庇佑。”说罢，科尔特斯从脖子上取下一条项链，项链上挂着刻有埃斯特雷马杜拉的瓜达卢佩城圣母像的银币，他把项链交给克里斯托弗，吩咐道：“让她把这个形象织进去。”
国王被割去首级的遗体被砍成一块块，扔到火里，丢弃到不同地点。科尔特斯读过关于尤利乌斯·恺撒的故事，别人休想偷回这具被命运之神放在人生道路上的维钦托利的尸体。这就是他把库奥特莫克掳到特尔米诺斯泻湖，要趁着南部组织有序的城邦察觉之前将国王的遗体处置掉的原因。
此时的科尔特斯已经将定制肩衣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一旦解决掉库奥特莫克，他便将最近发生的一切抛在脑后。新的人生阶段开始了，他也抛弃了他的贴身翻译、政治顾问、军事战略参谋和情人玛琳奇。科尔特斯命令他的一位部下娶玛琳奇并带她回奥里萨巴。他将村庄的公社土地作为礼物赠予这对新人，还送了负责劳作、为两人做牛做马的印第安人。
西班牙不用羊肠线
球拍：在球类运动中，球拍是用来击球的厚板子。长约两拃，带有手柄或是把手。手柄或把手末端逐渐变圆，为呈半月形的球拍部分。球拍通常裹以羊皮纸，用胶水固定，以防击球时损坏球拍。
《权威词典》
1726年，马德里
罗马城的第二场大火
一幅完美展现其尊容的肖像画里，教皇庇护四世是一定要坐在桌旁的：光线明暗交织，画中的主人公正在主持一场庞大的巴洛克晚宴。毕竟，庇护四世当上教皇，可谓是现代社会燃起燎原大火的开胃菜。
在这幅颇理想的肖像中，庇护四世坐在桌边，一手端着一杯白葡萄酒，另一只手拿着一把杏仁。他身穿的紫色法衣上沾着盐粒，吃了几片厚厚的野猪肉肠，弄得胡须油腻腻的。他旁边有个小餐桌，桌上的瓷盘上摆着金枪鱼肉条。教皇，美食，美酒。除了这些，画中还有更多细节：餐桌摆放在天台上；宴会是在夜晚，画中有若干火把；还有一大群身上裹着天鹅绒面料衣饰的仆人，正毕恭毕敬地服侍着教皇陛下。在这幅肖像中，庇护四世高高在上地看着罗马在火中燃烧：烈火和现代性，现代性的烈火在为自己铺路。然后整个欧洲都被火吞噬，教皇的脸庞被这火光映亮。欧洲的时局因为一系列历史事件而过热，包括对加勒比地区的发现和占领，征服墨西哥和秘鲁，以及改革派主教领导的叛乱。庇护四世此人讲求实际，但心中却并未按此方向算计谋划。他签署特伦托会议协议这件事，仅仅意味着吞噬欧洲的星星之火被点燃。
被炼狱之火亲吻丝绸拖鞋的人不止庇护四世一位。在他身边的还有卡洛·博罗梅奥，反宗教改革最卓越的盲从者和代理人。还有蒙塔尔托，用血与火行刑的宗教裁判员。
蒙塔尔托之后成为教皇西克斯都五世。这圣名听上去别扭，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还有个流传许久的“铁教皇”的绰号。博罗梅奥呢，虽然没有其他两位所拥有的帝皇威严，却是幕后操纵庇护四世和额我略十三世的大人物。博罗梅奥去世早，死后立刻被奉为圣人。他的遗体葬在米兰大教堂内殿之下（也就是今天的圣卡洛祭堂），保存在一个像白雪公主睡的水晶石棺里。他黑魆魆的、变成木乃伊的身体令人毛骨悚然，裹着珠宝和袍子，两欧元就可以参观一次。
为了让三位主教集中在一幅完美的庇护四世观火像中，必须琢磨个令人信服的好理由。也许教皇得知博罗梅奥即将离开米兰前往梵蒂冈办公事，请博罗梅奥来讲讲关于城市疫情控制的报告。蒙塔尔托呢，因为之前正和教皇商量某些事，也许就这样留下和他们一同共进晚餐了。
还有可能是博罗梅奥主动邀请了教皇和宗教裁判员前来参加私密会议。地点在科隆纳宫凉廊，那里是教皇城中米兰贵族的正式居所。秘密小团体的三人虽然各怀心事，但当谈起未来巴洛克世纪的雏形，他们在特伦托会议决议一事上产生了共鸣。他们成了肩并肩手挽手的好弟兄。
假设这次会议召开于1565年（那一年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地球终于变成了个圆，如同一个网球），三人中最年长的庇护四世，则会听到死神从他骨头里发出的召唤。他那伦巴第人特有的宁静蓝色双眸慢慢褪成空洞而近乎透明的颜色，视力也已然衰退。教皇已六十六岁，胡子全白了，因为长期放纵造成的超重使他呼吸困难。卡洛·博罗梅奥当时只有二十七岁：他面部憔悴，骨瘦如柴，没有刮胡子的长脸让人想起格列柯画笔下的人像。日后杀人无数、大权在握的蒙塔尔托主教，是个站在四十五岁十字路口的中年人：在这个尴尬的年纪，想大干一番，太老；想洗手不干，又太年轻。在这次私会中，蒙塔尔托得知庇护四世死后，他将变得形单影只。蒙塔尔托一向专注于吊死、谴责和肢解几乎半个欧洲的人口，却忽视了和罗马元老院的政治往来。这使得他在教皇换任中幸存的胜算很小。
在这幅庇护四世和他两位兄弟眺望烈火的完美肖像画中，三位主人公看上去兴致都不错，正准备指点江山。他们坐在位于埃斯奎利诺山坡的科罗纳宫凉廊上，在16世纪这个地方还保留有罗马帝国的遗迹，而暴君尼禄曾在这里远远地看着罗马毁于烈火。他们站在露台上，深深沉迷在火焰之舞的魅惑中。仆人和守卫站在缠满常青藤的罗马柱旁，院子里的植被散发出某种油脂，织成了将反宗教改革烈火隔离开的、徒劳无功的最后一道防线。而这场烈火，终将把一切吞噬。
贪婪
1618年3月14日，克维多在给佩德罗·泰勒斯·希龙的信中详细地描绘了国王宠臣乌塞达公爵收到贿赂时表现出的贪婪及残酷的细节。克维多写道，乌塞达宫的那帮人无比贪婪，瞬间便将赃物抢个精光，连包装都没剩下：“他们连棉花都不嫌弃，拿去做烛芯了。”这些人给包装盒也找了个好用途：“做包装用的木头盒子有些损坏，我本以为没人稀罕。但是当他们发现这盒子的材料是杨木时，便欢呼雀跃起来，纷纷抢去用来制作网球拍子。”
关于命名，以及如何命名的混乱史
当我搬到纽约时，之前在墨西哥的生活已经变得令我不安，这不安多于愉悦。我至今仍难以开口解释离开故乡的原因，但我知道它和一个问题相关：如何命名事物。
生活在墨西哥时，面对家乡的人与物，我们早已不用他们原本的名字。现在，我们的羽蛇神的蛇首无限增长和繁衍，但毒牙的解药却早已耗尽。
有时候，“墨西哥西班牙语”这个称呼会令人不安，并容易被误解。“墨西哥西班牙语”从纳瓦特语中继承了温情和礼貌：纳瓦特语是世界上最温柔和优雅的语言，如鸟儿般轻盈。当一位马德里人或蒙得维的亚人走进房间，他们会说“劳驾”。若换作是墨西哥人，他们会像构筑建筑一般，拟出句法极为复杂的、同时包含否定从句和动词条件式变位的客套话：“如果不给您添麻烦的话，我可以进屋吗？”假设我这部小说中所描述的网球赛发生在16世纪的墨西哥，假设埃尔南·科尔特斯邀请莫克特苏马国王在卡洛斯一世或亨利八世那样的球场上来场较量，在场的墨西哥人才不会喊出“接球！”这种简单而粗野的话，而是“劳烦您接一下球”。
按照纳瓦特语的礼数，在人名后面加上指小后缀“tzin”以示礼貌。在西班牙人到达美洲之前，瓜达卢佩圣母被称为“陀南特里”（tonantli），意为“我们的母亲”。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称呼她了，但她曾是并仍然是我们的小小母亲“陀南特钦”（tonantzin）。在西班牙语里我们称呼瓜达卢佩为“圣母”（la virgen）。但当那些虔诚的墨西哥人当面向她祷告时，他们会亲切地唤她“小圣母”（la virgencita）。倒不是因为墨西哥人比其它西语国家的居民们更加多愁善感，而是因为纳瓦特语在墨西哥西班牙语的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虽然已经有两三百年没有人说过纳瓦特语了，但在我们大脑的“硬盘”里，那个被标注为“母语”的文件会时不时地突然将自己点开。
人们至今仍难以相信，在16世纪曾存在过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它的统治阶级极为嗜血，而帝国王子们的名字却被加以后缀“tzin”：“tizoctzin”“ahuizotzin”，还有莫克特苏马（moctezuma）的莫克特苏莫科特钦（moctezumoctzin）。这种像唤小孩子的叫法诡异而魅惑，而且至今仍被使用，所以我认为把它记下来十分必要：比如说大家叫土匪和杀人狂华金·古兹曼为“chapo”，翻译过来就是“小矮子”。但是对于我们的总统，大家已经不再在他们名字后面加指小后缀了，但是我并不确定这背后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他们都不够称职。也许，一个人只有足够努力，才能配得上指小昵称。20世纪唯一一位真正被人民爱戴的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尔德纳斯，被大家唤作“塔塔”（tata）：在纳瓦特语里，“塔塔”指祖父。
我向你们开诚布公吧：你正在读的这一页，全部是翻译过来的。在某些语言中，当读者看到“库奥特莫克国王”（cuauhtémoc）变成“库奥特莫克钦”（cuauhtemoctzin），或是什么“瓜特木兹”（guatémuz）、“瓜特木钦”（guatemotzin）时（这些变化取决于不同的说话者和不同的背景），并不会望而却步。但在其他语言里，名字变来变去会让读者越来越疑惑。对此，我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妥：多亏了科尔特斯的随身翻译——玛雅公主玛琳娜丽·特内帕尔；若不是她将库奥特莫克唤作库奥特莫克钦，我们的世界观将不再完整。埃尔南·科尔特斯将国王的名字错念为刺耳的瓜特木兹（不是因为科尔特斯自大，就是因为他聋得要命），之后他就一直将错就错并把这蠢名字写进了寄给卡洛斯一世的信中：若不是当时有人将这个事件记载下来，我们的世界观会更加残缺。我不清楚、也不可能搞清楚科尔特斯是否叫过国王“瓜特木钦”。虽然这部小说关于科尔特斯试图展现自己的外交手腕的那一段里，我的确是这么写的，科尔特斯的确用了“瓜特木钦”这个错误昵称。但是我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命名那些消逝的人与物，并将记忆中的处处空白用臆想出的档案和文字填补。
反过头来，库奥特莫克也会叫玛琳娜丽（malinalli）为“玛琳钦”（malitzin）。就好像他所属的政治阶层对这位印第安姑娘还抱有希望，虽然她是那位刚打完胜仗的当地首领的泄欲玩偶。这正好解释了我刚说的道理：我这本书不是用来理解世界或是理解如何命名世界的机器。我们都知道，“玛琳奇”（malinche）这个难听的名字是科尔特斯搞出来的，因为他不会说或是不愿意说“玛琳钦”。他的纳瓦特语发音简直蹩脚至极，听得众人晕头转向。征服后幸存下来的印第安人居然都称科尔特斯为“玛琳奇”，因为他们根本就是被科尔特斯的纳瓦特语搞糊涂了，根本不知道这个名字其实是这位西班牙人用阿兹特克人的语言来唤他那位情妇的。
在征服美洲大陆的过程中，有一场决斗：一边是委身于科尔特斯胯下的玛雅公主，其仇恨让世界不再守恒，另一边则是目睹了帝国的疆域被一举消灭的年轻国王库奥特莫克。我坚信，随着玛雅公主名字的不断变化，两人之间的这场决斗也变得愈发明朗：“玛琳娜丽”是公主兼妓女；“玛琳钦”是士兵和政客的喉舌，他们将历史攥在手中却全然不知；天主教名“堂娜玛琳娜”是征服者孩子们的母亲，墨西哥城外某西班牙宫殿的女领主；而“玛琳奇”这个名字的主人，则是那个将美洲拱手让给欧洲人后便从历史上销声匿迹的婊子。在玛雅公主玛琳娜丽·特内帕尔的一生中，她扮演了多重角色。她和我们其实一样，只是她享有我们无法企及的特权：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名字。在今天我们所讲的西班牙语中，她的名字变成了“malinchista”这个词的词根，用于形容“那些鄙视本土文化的崇洋媚外之人”。
卡拉瓦乔这个所谓的姓氏前面到底有名还是无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世界上最勤恳的传记作家彼得·罗伯（peter robb）都不敢再在他所著的《m：那个成为卡拉瓦乔的男人》（m: the man who became caravaggio）的题目中大胆拼出“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这几个大字，仅仅用字母“m”来代替：因为没有任何现存史料记载能够证明卡拉瓦乔自幼便被称为“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这个名字在他成年以后才最终定型。史书记载，这位画家的父姓是来自米兰本地的“梅里西奥”（merixio），后来画家开始卖画时将这个姓改成了罗马化的“梅里西”（merisi）。极有可能的是，当他来到罗马时，把姓前面的名字也改了：在本名“米谢勒”（michele）后面加了个后缀“安吉罗”（angelo）后改成了“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也是为了模仿意大利历史上那位最著名的艺术家。再后来，他决定把前面所有的杂七杂八都抛掉，只保留那个与生俱来且充满神秘感的“卡拉瓦乔”（caravaggio）：那是他家乡小镇的名字，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这就好比安迪·沃霍尔在自己的彩色画作上签上了家乡的名字，“匹兹堡”。
在这本书里，库奥特莫克不是别人，就是库奥特莫克。但是，如果这本书刻意避免因姓名切换而产生的困惑，或是将这些名字列在书末以营造一种清晰的假象，那就等于将读者从球场上轰走、将他们赶到观众席上。小说不像笛卡尔坐标系那样能让读者一目了然：教皇庇护四世姓美第奇，虽然他和佛罗伦萨大公美第奇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有两个姓博罗梅奥的，两人都是米兰主教；埃尔南·科尔特斯所有的男性子嗣都名为马丁，而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个女人都叫胡安娜。在那个时代，这些关于姓名的史实早已乱作一团了。试问，当他们出现在一部小说中（这部小说不追求忠于历史真相，但希望提出关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论），这种混乱的状态凭什么不能继续下去？
问题在于责任，当我面对那种符合情理的恐惧感时所背负的责任——故事讲完了，却没有人听懂，这就是恐惧所在。对于我肩负的责任来说，冒着不被理解的风险也是值得的。引领读者是作家的唯一责任：引领着他们，将他们从不确定的困扰中解放出来，守护着他们和书籍达成的那份神秘动人、忠贞不渝的盟约。但麻烦在于，对于改变名字为何在墨西哥是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我也经常感到不解，我的直觉告诉我在这背后有一堆关于改名的历史和权术。当某些事情对作家来说显而易见，那么我认为叫作家不去将这些事情刻意掩盖还算合乎情理。但是，若是事情变得模棱两可，那么我觉得作家应该保持这原有的模糊状态。最靠谱的做法则是将我的疑惑通过文字传递下去，让对话踏上更高的台阶——和我相比，我的读者将会觉得眼前更加明亮。
《友弟德与敖罗斐乃的头颅》
《友弟德与敖罗斐乃的头颅》这幅画长约两米，高一米半。运送此画并不容易，但也不至于求别人帮忙：手抓住画框下沿两端，肩扛着中间的横档，这样还是可以把画运过圣王路易堂广场的。卡拉瓦乔画完这幅画之后便如法炮制：他在画室里将画一把扛上肩头，穿过两侧分别是服务间和厨房的院子，然后从广场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把画送到银行家文琴佐·朱斯蒂尼亚尼府上。就是这位银行家想要买卡拉瓦乔的这幅画。
《友弟德与敖罗斐乃的头颅》是16世纪迈向17世纪时，卡拉瓦乔跻身于罗马艺术界顶级名流之前创作的最后一幅作品。他一大早扛着这幅画交到朱斯蒂尼亚尼府上时，圣王路易堂一定还没有开门，早间弥撒尚未开始。当时他还在创作另两幅画，《圣马太蒙召》和《圣马太殉教》。这两幅画在未来会被挂在圣王路易堂的孔塔瑞里小礼拜堂里，但卡拉瓦乔迟迟未交付作品。和教堂会众签下的合同上的交付日期已经被他拖了又拖。还没等画完，为了纪念同名使徒并赐名小礼拜堂的大主教马修·孔塔瑞里就已经去世了。
卡拉瓦乔延期交画有两个原因。首先，孔塔瑞里礼拜堂订制的这两幅作品是卡拉瓦乔首次为礼拜场所作画，他希望这两幅即将向公众展示的作品成为杰作（毫无疑问，的确是杰作）。另一个原因在于，卡拉瓦乔懂得他的成功完全依仗了两位慷慨的伯乐，德尔·蒙特和朱斯蒂尼亚尼。他们俩的需求和其他客户相比永远都会被放在首位。
1599年8月14日，卡拉瓦乔送画的那个早上，天气肯定特别热。画家很可能没有穿那件在罗马警区被捕时裹在身上的著名大黑袍。在所有关于这次逮捕的记载中，卡拉瓦乔穿着黑袍这一细节是一致的。
梅里西这个人，性格极端且孤注一掷。1599年夏秋是卡拉瓦乔艺术创作最为多产的时期。那么这意味着，当他将画送到朱斯蒂尼亚尼府上时，他肯定又紧张又清醒：眼圈发黑，皮肤毫无光泽，一副没日没夜工作后的呆滞模样。卡拉瓦乔创作这幅画时没有打草稿：他用油彩直接在帆布上作画；对于风格主义那种惊人的想象力，卡拉瓦乔不以为然。他把真人模特请到画室里，并将画中的场景再现。卡拉瓦乔一口气完成了整幅画的创作，在接近尾声时的最后几天，每一笔都精确到毫米。他没有利用自然光，而是在屋子里架构了人造光，然后把人造光源投射出的明暗原原本本地复制在自己的作品中。
友弟德斩下国王敖罗斐乃头颅的这一幕发生在夜晚，也就是说画室窗户一定是被遮盖住，而卡拉瓦乔是在烛光下描画模特们的。很可能在大功告成之后，他立刻将此画卖给了朱斯蒂尼亚尼。当时的卡拉瓦乔穷困潦倒，急需资金购置圣王路易堂那两幅伟大作品所需要的油画材料。
当卡拉瓦乔穿过广场时，他的步伐一定很快，神色鬼鬼祟祟。路上碰见他相识的几个游手好闲的人。虽然因为工作的原因，好几个晚上没和他们一起出去鬼混了，但卡拉瓦乔并没有停下和他们说话。画一定是没有被包装遮盖住，因为不能用布（油彩需要好几年才能干），更不能让肩膀蹭花油彩。到了朱斯蒂尼亚尼府门前，卡拉瓦乔一定是先将画放下来撑在靴子尖上，防止地上的尘土把画弄脏。然后他腾出一只手敲敲门环，另一只手扶着撑在脚上的油画保持平衡。
朱斯蒂尼亚尼保持着猎人般的作息。当卡拉瓦乔来送画时，他一定正坐在办公室里审核着截止到前一天下午的收支情况；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在马倌喂马之前，银行家在院子里梳洗马鬃。那时候，他应该已经喝下一杯巧克力。这是他允许自己享受的唯一的奢侈。这时，一定有仆人跑来向他报信，说门外有个疯子手里举着幅恐怖的油画。如果朱斯蒂尼亚尼当时是在院子里的话，那捎信的人应该是某个厨子。“吓死我了。”厨子描述道。“你说画还是那个疯子？”“都很吓人，不过画更吓人。”“给他准备点吃的。让他把画留在厨房就可以了。”话音刚落，朱斯蒂尼亚尼一定是急匆匆跑到小小工作室的桌边去取付给卡拉瓦乔剩下的工钱。这笔钱被银行家记在了账簿里：“八月十四日，六十埃斯库多，付给画家梅里西。”也许就是在他写这一行字的瞬间，银行家就已准备把这幅油画挂在这间小小工作室里。这样一来，他将成为这幅作品唯一的欣赏者。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银行家这个古怪的举动（买来画只给自己看）是因为画布上呈现的场景过于暴力：女英雄一只手揪着暴君的乱发，另一只手像杀猪般用刀割开他的喉咙；暴君的头颅此时已经扭曲，即将身首异处；那汩汩的鲜血，那肿胀的乳头；还有站在一旁等着刀刃将颈部最后一根筋割断、然后用布接住头颅的老侍女，她表现出的兴奋令人毛骨悚然。但如果是因为暴力，那么这幅画后来的去向问题就解释不通了：在某一天，朱斯蒂尼亚尼将此画连带画幕送给了银行家奥塔维奥·科斯塔。科斯塔也来自热那亚，是朱斯蒂尼亚尼在梵蒂冈地区最重要的投资伙伴以及一同狩猎的好友。
虽然两人没有留下任何关于此画的交易记录，但是《友弟德与敖罗斐乃的头颅》确实属于科斯塔身后遗产之一。他留下的收藏里还有一幅画也是从朱斯蒂尼亚尼那里接手的，作者也是卡拉瓦乔，画中模特和扮演友弟德的是同一位。
1601年，名声在外的妓女菲丽德·梅兰德罗尼，也就是卡拉瓦乔画中的友弟德和《马大和抹大拉的马利亚》里扮演后者的模特，在朱斯蒂尼亚尼府门前被逮捕。当时她身边还有皮条客莱努西奥·托马索尼。
妓女菲丽德很可能是朱斯蒂尼亚尼的情人。而菲丽德之所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他家门口被捕，一定是被人下了圈套。这件丑闻背后，估计是某个没有朱斯蒂尼亚尼财大气粗的放债人因为被这位大银行家的生意挡住了财路而出了损招。而朱斯蒂尼亚尼估计也因为此事才把《友弟德与敖罗斐乃的头颅》和《马大和抹大拉的马利亚》转手给科斯塔。
这件事对于卡拉瓦乔来说也算是个不小的损失：妓女菲丽德·梅兰德罗尼被逮捕后，他再也没有雇她做模特，虽然菲丽德是他所有画中最耀眼的模特。不仅因为她是个容貌出众的美人儿，而且她善于和卡拉瓦乔合作，展现出一种特有的戏剧效果的天赋。菲丽德的身影还出现在卡拉瓦乔为德尔·蒙特所创作的、关于大殉道者圣加大肋纳的油画中。今天我们可以在位于马德里的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欣赏到这幅作品。
顺便说一句，那个叫莱努西奥·托马索尼的皮条客，就是几年后被卡拉瓦乔杀死在马尔兹广场的网球场的家伙。惨案发生之前卡拉瓦乔和莱努西奥之间积怨已久，两人是罗马警察局总部的常客，不是去揭发对方，就是因对方的揭发而被捕。两人的关系从最开始因打球和斗殴产生的不合逐渐恶化，最终无法收拾。菲丽德在梅里西画室度过的那些个夜晚，一定不光是为了艺术献身。他与她之间的亲密可不只是因为工作关系：他除了画画还干了别的，而她跟他上床也不仅仅是为了挣钱。
朱斯蒂尼亚尼和卡拉瓦乔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察觉到两人在共享同一个女人，而这女人又属于托马索尼。另外，大银行家又是德尔·蒙特大主教的政治盟友、支持其异见的忠诚伙伴。大主教时不时撅着自己的大屁股让饥渴的卡拉瓦乔鸡奸这件事，也是尽人皆知。政治、金钱、艺术、精液四者之间的联系从未如此暧昧而不可告人，或是带着恬不知耻的欢愉、隐忍和流畅。朱斯蒂尼亚尼派出他的伦巴第野猪，卡拉瓦乔派遣他的威尼斯主教，而菲丽德把这两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每个人都玩得开心。
恰好在这些年里，梅里西发现了改革油画创作的明暗对照法。他摒弃了丑陋的风格主义景色绘画法，不再将圣人、圣母以及各种伟人放在室外田野、城市和羊群的背景中，故作沉思状。他把神圣的场景挪到了室内，迫使观众将注意力放在画中人身上所展示的人性一面。卡拉瓦乔能够走出他艺术创作生涯中的关键一步，菲丽德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画中圣人的模特并非圣人，只是一个身无美德、活灵活现的女子：她出身贫贱，而这个特点正和反宗教改革所提倡的信条契合。在卡拉瓦乔之前，圣经人物个个被刻画成百万富翁的模样：他们的锦衣华服所反映出的是精神上的财富。
一位站在美景前的富足圣人，他代表着被上帝所眷顾的世界。一位走到室内的圣人，他代表着黑暗时代的人性：这人性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面对这个信仰缺失的世界，它选择继续相信；这人性是物质而世俗的，裹着鲜血和口水的味道；这人性将不再在球场边袖手旁观，而将有所作为。
如果把第二局的双方激战用一句“画家一举击溃西班牙人”来概括，就太轻描淡写了。尽管诗人使出了超人般的力气来追击对方发来的球并试图给其当头一棒，但是一分都没拿下。伦巴第画家在发球一侧步步优雅精准，如一座无情冷酷的人型时钟。换场后，画家被精准和力量的光环围绕，相比之下西班牙诗人的形象瞬间被贬得一文不值：像是流民、贪睡鬼、各色战斗中的新手。在画家面前，诗人觉得自己病怏怏的，老态龙钟，低三下四：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比此时此刻更像个西班牙人。他自觉那条跛腿的缺点被无限放大：他的右脚短了三分之一个拃，而画家正猛向他的右脚够不到的地方不停进攻。画家倒不是故意趁机欺负他，而是因为他被完美主义的强迫症附了体。“四十比十五。”数学家喊道。另一边的公爵呢，早已将喊比分这件事抛在脑后，更顾不上为争议球是否算数而上前去做一番辩护了——他那张嘴巴光顾着把苦水向肚子里咽了。
数学教授这个人，不爱好网球，不喜欢惹是生非，更少与同性交媾。每当在梵蒂冈有任务，他都会住在德尔·蒙特主教那个老鸡奸狂的家里，搞些不痛不痒的苟且之事以满足私欲。不过如此。当时画家已经将居所和画室搬到夫人宫底层。自从主教向教授介绍他的新宠那一刻起，教授身体深处的重心就产生了偏移。在他眼里，画家野性而无助，脆弱地藏在由调色油、格拉帕酒和乖张行为组成的保护盾之下。教授之所以欣赏卡拉瓦乔，是因为他的性情飘忽不定，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生物：就算是在妓院里和陌生人打架打花了脸，他也会不动声色地继续要酒喝；深夜回到主教宫殿后，他会俯身脱下数学家的靴子，虔诚地舔舐他的脚背。教授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以后很可能也不会再遇到）像卡拉瓦乔这种性情极端之人。虽然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宗教裁判所那些质询他好几千次的神父一个比一个变态，但他们也比不过卡拉瓦乔。也并不是因为教授对性事有什么特殊的癖好。他觉得，就质地和紧致程度来说，成年母羊的阴道和史上最伟大的画家的肛门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和后者做爱，可以顶个科学研究的名头。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教授看到了卡拉瓦乔的油画：这些画，和他在老家比萨以及后来上学之地的佛罗伦萨，或是帕多瓦（他在这里教书，娶了个与成年母羊和伟大画家没啥区别、但是给他生了孩子的女人）看到的各种油画相比，简直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流金岁月的灵魂仿佛在画家的手中栖息：那黑暗，那干涩，那留白处惹人怜的高傲，一切都令人窒息。在一年前，教授因寻求圣依华堂职位一事造访罗马，他当时和主教说明自己更愿意住在帕多瓦大学。“罗马这个城市的牙齿缝隙很大，”他对主教说，“到处都是空地，和你那位画家的油画一样，一半都是空白和黑暗。”
教授出身于托斯卡纳的一个低等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也是数学家，同时也是鲁特琴手。虽然琴身质地粗糙，拨弦指法机械，但音乐的抽象令他父亲的性格更加柔和。在神学院的时候，他父亲和德尔·蒙特成了朋友，两人都在教皇的演奏乐队里服务。但是，日后成为主教的那位加入乐队是为了在教会圈子混得开，而日后成为数学家的则是为了挣几块小钱改善生活。
在主教眼中，宗教是一桩差事：他并不在乎宗教，他在教会中的角色本质上关乎政治，所以他几乎没有主持过任何一场弥撒。但教授的父亲就不同了：他因信仰危机而放弃了神职，对子女的教育理念也尽量远离天主教等级观；他们一家人住在比萨，在那个年代，这个城市弥漫着从威尼斯共和国飘来的宽容气息。主教和诗琴手父亲年轻时因音乐而相识，彼此之间神秘的友谊纽带保持了一辈子。
后来父亲去世了，教授成了孤儿。虽然两人相距甚远，但主教将年幼的教授纳入其羽翼之下。老友的长子才高胆大，主教甚是喜欢。主教在教授勇攀学术高峰的路上提供的支持，远远超出了他对老友的情谊。
数学家在夫人宫留宿时，会尽量避开每日造访沙龙的招摇名流、无休止的宴席以及以琴韵开场淫舞收尾的各种音乐之夜。胖得流油的主教们，由收腹挺胸的神学院学生陪坐（这帮学生来的时候就穿着裙子）。数学家一般会早早退场。他回到自己房间之前会跑下楼到侍者的住宿区，看看卡拉瓦乔是不是还在作画，还是正准备出门和狐朋狗友大闹个通宵。这帮人寻欢作乐的野蛮劲儿让数学家觉得更为有趣。
在创作的夜晚，画家是不会出去胡闹的。这个时候，数学家便会在一旁看着他，看着他为了临摹模特的一个脚趾头让模特在烛光下端坐几个小时。在罗马陪伴画家的那些夜晚是数学家的最爱，也只有在此时，他可以同画家在一种清醒的状态下交流。每当画家闲来无事、手头没有任务的时候，数学家也很享受与他一起在卑鄙下作的苟且勾当中迷醉。画家在夜间闯下的功绩带着一种狂怒而真挚的气息，这股怒气后来被烙印在了他的作品中。
在某次无法脱身的夫人宫宴席上，数学家不经意间看到了这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一件教服配饰。一顶色彩斑斓、光芒四射的主教法冠，是一名海外的主教献给教皇，在特伦托会议上佩戴的。在那次宴席中，这顶法冠并非作为艺术品来展览，也并非为了回忆罗马教会历史上的那次分崩离析，此刻，它仅仅是个极其奢华的物品，奢华得甚至有些污秽，和大主教的妓院倒是般配。尽管如此，法冠在数学家眼中仍然艳光四射，它反射的烛光令其更加美艳而不可方物。
第二天，数学家跑到法冠的买家费德里科·博罗梅奥主教的办公室，想再细细端详。拿起法冠时他才发现，法冠上的圣言和耶稣受难的场景并非刺绣在绸缎上（他之前是这么设想的），而是由羽毛制成，与油画的质地相比，更像由金银线缕织成。“这顶法冠产自何地？”数学家问主教。“新大陆的一个叫美楚肯的地方。”主教回答道。“是哪位艺术家的作品？”“那里的印第安人做的。”数学家将法冠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他记得这物件比现在看上去更闪耀。虽然对工艺的近距离观察令他十分震惊，但是数学家有些失望，因为在前一晚的宴会中，数学家依稀记得这物件会自己发光；也许只是幻觉而已。“为什么它现在不发光了呢？像昨晚那样。”他掂了掂法冠，还闻了闻。“这是印第安人的秘诀。只有在烛光下才会发光。”尽管主教面露难色，数学家还是将法冠借走几小时，并将它放在自己研发的强力镜片下细细观察。第二天，数学家便将它还了回去，承认这法冠的确是件令人称奇的宝物。
和那套关于子弹轨迹的研究（画家深谙此术，尤其是在网球场上赌球的时候）相比，数学教授从未完成关于光的任何完整理论。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写成。在1615年写给皮耶罗·迪尼的一封信中，教授向迪尼提起新大陆会发光的绚丽羽毛，和他在帕多瓦花重金购入的一枚磷光闪闪的石头。后来，关了几年监狱之后，他又在另一封信中坦白道，如果当年他能够将那些零零散散的点子汇集成一部关于光的理论，他在监狱里吃糠咽菜的日子还能好受点。
“就是因为那个该死的数学家，”目睹了第二局惨败的公爵对诗人说，“你看见打第一盘时，他一直在算来算去吗？鬼知道他在换场的时候跟你的对手说了什么。他肯定是发现了某个你接不到球的位置。”诗人扬起眉头，说：“这我倒是没注意。”
废墟之中的赞主诗
1525年2月28日是个忏悔星期二，而在这一天库奥特莫克国王梦见了一条狗。国王被拴着链子困在床上，安静地等待着同被囚禁的塔库瓦城主忒特勒潘奎照醒来，和他讲述自己刚才的梦。“你确定吗？”忒特勒潘奎照王子睡眼惺忪地问国王，国王已经在这个临时搭建的牢房里无所事事了好几个小时，他一直盯着天花板。“我确定，”国王回答道，“那条狗在我面前坐了一晚上，舔我的脚。”忒特勒潘奎照用被链子拴住的手背擦擦嘴，问：“哪只脚？”
算上忏悔星期二的上午，王子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一千二百七十六个夜晚。每晚入睡前他都心存幻想：他希望所经历的这场人间惨剧某日终将消散，放过他那残缺不全、被镣铐锁住的身体；而他的身体早已垮掉，即便没有镣铐也逃不出去。
在一个夜晚，特拉斯卡拉的一队卫兵将试图逃离墨西哥城、打算在特斯科科湖背水一战的库奥特莫克国王逮捕。自那一天起，库奥特莫克每日都祈求神灵们赐他一死。出于某些并不明朗的动机，埃尔南·科尔特斯决定将国王和忒特勒潘奎照王子囚禁在一起。王子一直坚持守护在国王身边，直至特斯科科战役的最后关头。
这位曾倾尽全力组织特诺奇提特兰城防御战、没有留下继位子嗣的年轻国王于1521年8月13日圣希坡律陀节那天被生擒。噩耗瞬间传遍了都城的每个角落。都城的守卫者纷纷缴械，走上街头。他们或许仅仅希望能在被屠杀前能喝上一口清水：在围城的第一天，西班牙人停了城中的供水系统，而特斯科科含有硫磺的毒湖水根本喝不得。人们走出家门，处于一种介于蔑视和冷漠之间的状态：他们早已向众神发下毒誓，如果“世界之根”墨西哥城倒下了，墨西加人也会灭绝。此时他们心中没有了希望，纷纷投降于屠杀仪式，任人宰割：家被洗劫，人被奸淫、被斩首、被狗吃掉。他们庆幸自己死得足够快。
特诺奇提特兰城倒下的一瞬，世界似乎被消音了：虽然与同等惨烈的耶路撒冷以及君士坦丁堡所经历的浩劫相比，这场城殇引发了更多的现世余震；虽然在这三场浩劫之中，整个世界都被颠倒推翻，被历史变癫狂时倾泻的鲜血和污物所吞噬。但在特诺奇提特兰城，对罪行的愁思过滤了一切人与物：就好像是那些终于得逞的人们确信，他们今天破坏的，以后再也无力将其复原。
在科尔斯特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看不到丝毫沾沾自喜或是得意之情。科尔特斯写道，阿兹特克王朝的脊椎终被碾碎，墨西加统治者已被击垮。似乎历时三个月的围城之后，征服者疲惫不堪，和被他打败的特诺奇提特兰人一样被饥饿和干渴所折磨。西班牙人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或者游行庆祝胜利。废墟之间，有人颂起一首赞主诗。第二天，所有人便投入了浩大而费时的废都重建中。
1521年8月13日这个日期，在一份关于库奥特莫克国王被逮捕的潦草手写记录里被提到。若不是因为西班牙掠夺者兴冲冲地跑到莫克特苏马宫，愤然发现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这场战争的某些人物或许不会被定性为英雄或恶棍。西班牙人在战役中抢来的金子根本打发不了那些对分赃垂涎了好几年的军队。就这样，西班牙人的队长科尔特斯做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糟糕的领导决策：留了库奥特莫克国王活口，让他当替罪羊；并且在广场上当众折磨他，逼他坦白所谓金山银海的藏密地点。而显然它们根本不存在。
西班牙人把滚烫的沸油浇在国王的手脚上。国王最初颇有礼貌地向科尔特斯求得一死，但是他们没有轻易放过他。之后，礼貌的祈求变成了惨叫，最终变成了诅咒。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或者其他见证酷刑并记录的人）对国王只有同情，对队长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直到1525年的忏悔星期二，国王已经经历了一千二百七十六个日夜的折磨。那天早上，一个名为克里斯托弗·墨西卡尔钦戈的印第安人来到那所临时搭建的小监狱（后来此地被命名为坎佩切），要把国王和塔库瓦城主带到科尔特斯那里。进屋时，这两人居然在微笑。
库奥特莫克在当天上午被拉到暗处勒死，死前没有任何审判仪式。据谣言，库奥特莫克试图组织所有的残兵败将，发动一场针对拉斯伊维拉斯和贝登征服军的谋反，这显然根本不可能成功。科尔特斯牵着铁链拖了库奥特莫克一路，他不想把这个印第安国王留在仍在重建中的墨西哥城里。
库奥特莫克居然在这么一个嘉年华周二被杀害，颇为讽刺：他四肢残缺，身缠铁链，扮演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丑陋国王”的角色；而只有他的死才能使整个世界沉浸在圣灰星期三的源生之水中，四十天之后原地重生，从而被救赎。
当塔库瓦城主和墨西哥国王呼出生前最后一口充满腐尸味的气息，科尔特斯当即下令斩下两人的头颅，并挂在镇上最显眼的位置，也就是两人度过生命最后一夜的地方示众。此举是为了以儆效尤，警告那些试图借着丛林的掩护造反、蠢蠢欲动的人们。那位叫克里斯托弗的印第安人实施了斩首，并将两人的首级挂在矛上，然后将矛插进了一棵木棉树干里。当地的酋长对此种大逆不道、亵渎神树的行为没有做出抗议：自从这帮穷凶极恶的西班牙士兵在嘉年华周一那天早上从林子里突然冒出来（简直噩梦一场！），这位酋长为了保住性命已经竭尽全力，他甚至假装皈依了基督教。
印第安人克里斯托弗正要把库奥特莫克的头颅插在矛上时，科尔特斯命令他把这头颅上的毛发剪下。“剪下的头发交给堂娜玛琳奇。”他对印第安人说，边说边把袖子放下，坐下准备在酋长的小茅屋里吃早饭。“你告诉她，”科尔特斯继续说道，“让她给我缝一件肩衣，让我得到我的上帝、圣母和‘瓜特莫辛’魔鬼们的庇佑。”说罢，科尔特斯从脖子上取下一条项链，项链上挂着刻有埃斯特雷马杜拉的瓜达卢佩城圣母像的银币，他把项链交给克里斯托弗，吩咐道：“让她把这个形象织进去。”
国王被割去首级的遗体被砍成一块块，扔到火里，丢弃到不同地点。科尔特斯读过关于尤利乌斯·恺撒的故事，别人休想偷回这具被命运之神放在人生道路上的维钦托利的尸体。这就是他把库奥特莫克掳到特尔米诺斯泻湖，要趁着南部组织有序的城邦察觉之前将国王的遗体处置掉的原因。
此时的科尔特斯已经将定制肩衣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一旦解决掉库奥特莫克，他便将最近发生的一切抛在脑后。新的人生阶段开始了，他也抛弃了他的贴身翻译、政治顾问、军事战略参谋和情人玛琳奇。科尔特斯命令他的一位部下娶玛琳奇并带她回奥里萨巴。他将村庄的公社土地作为礼物赠予这对新人，还送了负责劳作、为两人做牛做马的印第安人。
西班牙不用羊肠线
球拍：在球类运动中，球拍是用来击球的厚板子。长约两拃，带有手柄或是把手。手柄或把手末端逐渐变圆，为呈半月形的球拍部分。球拍通常裹以羊皮纸，用胶水固定，以防击球时损坏球拍。
《权威词典》
1726年，马德里
罗马城的第二场大火
一幅完美展现其尊容的肖像画里，教皇庇护四世是一定要坐在桌旁的：光线明暗交织，画中的主人公正在主持一场庞大的巴洛克晚宴。毕竟，庇护四世当上教皇，可谓是现代社会燃起燎原大火的开胃菜。
在这幅颇理想的肖像中，庇护四世坐在桌边，一手端着一杯白葡萄酒，另一只手拿着一把杏仁。他身穿的紫色法衣上沾着盐粒，吃了几片厚厚的野猪肉肠，弄得胡须油腻腻的。他旁边有个小餐桌，桌上的瓷盘上摆着金枪鱼肉条。教皇，美食，美酒。除了这些，画中还有更多细节：餐桌摆放在天台上；宴会是在夜晚，画中有若干火把；还有一大群身上裹着天鹅绒面料衣饰的仆人，正毕恭毕敬地服侍着教皇陛下。在这幅肖像中，庇护四世高高在上地看着罗马在火中燃烧：烈火和现代性，现代性的烈火在为自己铺路。然后整个欧洲都被火吞噬，教皇的脸庞被这火光映亮。欧洲的时局因为一系列历史事件而过热，包括对加勒比地区的发现和占领，征服墨西哥和秘鲁，以及改革派主教领导的叛乱。庇护四世此人讲求实际，但心中却并未按此方向算计谋划。他签署特伦托会议协议这件事，仅仅意味着吞噬欧洲的星星之火被点燃。
被炼狱之火亲吻丝绸拖鞋的人不止庇护四世一位。在他身边的还有卡洛·博罗梅奥，反宗教改革最卓越的盲从者和代理人。还有蒙塔尔托，用血与火行刑的宗教裁判员。
蒙塔尔托之后成为教皇西克斯都五世。这圣名听上去别扭，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还有个流传许久的“铁教皇”的绰号。博罗梅奥呢，虽然没有其他两位所拥有的帝皇威严，却是幕后操纵庇护四世和额我略十三世的大人物。博罗梅奥去世早，死后立刻被奉为圣人。他的遗体葬在米兰大教堂内殿之下（也就是今天的圣卡洛祭堂），保存在一个像白雪公主睡的水晶石棺里。他黑魆魆的、变成木乃伊的身体令人毛骨悚然，裹着珠宝和袍子，两欧元就可以参观一次。
为了让三位主教集中在一幅完美的庇护四世观火像中，必须琢磨个令人信服的好理由。也许教皇得知博罗梅奥即将离开米兰前往梵蒂冈办公事，请博罗梅奥来讲讲关于城市疫情控制的报告。蒙塔尔托呢，因为之前正和教皇商量某些事，也许就这样留下和他们一同共进晚餐了。
还有可能是博罗梅奥主动邀请了教皇和宗教裁判员前来参加私密会议。地点在科隆纳宫凉廊，那里是教皇城中米兰贵族的正式居所。秘密小团体的三人虽然各怀心事，但当谈起未来巴洛克世纪的雏形，他们在特伦托会议决议一事上产生了共鸣。他们成了肩并肩手挽手的好弟兄。
假设这次会议召开于1565年（那一年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地球终于变成了个圆，如同一个网球），三人中最年长的庇护四世，则会听到死神从他骨头里发出的召唤。他那伦巴第人特有的宁静蓝色双眸慢慢褪成空洞而近乎透明的颜色，视力也已然衰退。教皇已六十六岁，胡子全白了，因为长期放纵造成的超重使他呼吸困难。卡洛·博罗梅奥当时只有二十七岁：他面部憔悴，骨瘦如柴，没有刮胡子的长脸让人想起格列柯画笔下的人像。日后杀人无数、大权在握的蒙塔尔托主教，是个站在四十五岁十字路口的中年人：在这个尴尬的年纪，想大干一番，太老；想洗手不干，又太年轻。在这次私会中，蒙塔尔托得知庇护四世死后，他将变得形单影只。蒙塔尔托一向专注于吊死、谴责和肢解几乎半个欧洲的人口，却忽视了和罗马元老院的政治往来。这使得他在教皇换任中幸存的胜算很小。
在这幅庇护四世和他两位兄弟眺望烈火的完美肖像画中，三位主人公看上去兴致都不错，正准备指点江山。他们坐在位于埃斯奎利诺山坡的科罗纳宫凉廊上，在16世纪这个地方还保留有罗马帝国的遗迹，而暴君尼禄曾在这里远远地看着罗马毁于烈火。他们站在露台上，深深沉迷在火焰之舞的魅惑中。仆人和守卫站在缠满常青藤的罗马柱旁，院子里的植被散发出某种油脂，织成了将反宗教改革烈火隔离开的、徒劳无功的最后一道防线。而这场烈火，终将把一切吞噬。
贪婪
1618年3月14日，克维多在给佩德罗·泰勒斯·希龙的信中详细地描绘了国王宠臣乌塞达公爵收到贿赂时表现出的贪婪及残酷的细节。克维多写道，乌塞达宫的那帮人无比贪婪，瞬间便将赃物抢个精光，连包装都没剩下：“他们连棉花都不嫌弃，拿去做烛芯了。”这些人给包装盒也找了个好用途：“做包装用的木头盒子有些损坏，我本以为没人稀罕。但是当他们发现这盒子的材料是杨木时，便欢呼雀跃起来，纷纷抢去用来制作网球拍子。”
关于命名，以及如何命名的混乱史
当我搬到纽约时，之前在墨西哥的生活已经变得令我不安，这不安多于愉悦。我至今仍难以开口解释离开故乡的原因，但我知道它和一个问题相关：如何命名事物。
生活在墨西哥时，面对家乡的人与物，我们早已不用他们原本的名字。现在，我们的羽蛇神的蛇首无限增长和繁衍，但毒牙的解药却早已耗尽。
有时候，“墨西哥西班牙语”这个称呼会令人不安，并容易被误解。“墨西哥西班牙语”从纳瓦特语中继承了温情和礼貌：纳瓦特语是世界上最温柔和优雅的语言，如鸟儿般轻盈。当一位马德里人或蒙得维的亚人走进房间，他们会说“劳驾”。若换作是墨西哥人，他们会像构筑建筑一般，拟出句法极为复杂的、同时包含否定从句和动词条件式变位的客套话：“如果不给您添麻烦的话，我可以进屋吗？”假设我这部小说中所描述的网球赛发生在16世纪的墨西哥，假设埃尔南·科尔特斯邀请莫克特苏马国王在卡洛斯一世或亨利八世那样的球场上来场较量，在场的墨西哥人才不会喊出“接球！”这种简单而粗野的话，而是“劳烦您接一下球”。
按照纳瓦特语的礼数，在人名后面加上指小后缀“tzin”以示礼貌。在西班牙人到达美洲之前，瓜达卢佩圣母被称为“陀南特里”（tonantli），意为“我们的母亲”。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称呼她了，但她曾是并仍然是我们的小小母亲“陀南特钦”（tonantzin）。在西班牙语里我们称呼瓜达卢佩为“圣母”（la virgen）。但当那些虔诚的墨西哥人当面向她祷告时，他们会亲切地唤她“小圣母”（la virgencita）。倒不是因为墨西哥人比其它西语国家的居民们更加多愁善感，而是因为纳瓦特语在墨西哥西班牙语的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虽然已经有两三百年没有人说过纳瓦特语了，但在我们大脑的“硬盘”里，那个被标注为“母语”的文件会时不时地突然将自己点开。
人们至今仍难以相信，在16世纪曾存在过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它的统治阶级极为嗜血，而帝国王子们的名字却被加以后缀“tzin”：“tizoctzin”“ahuizotzin”，还有莫克特苏马（moctezuma）的莫克特苏莫科特钦（moctezumoctzin）。这种像唤小孩子的叫法诡异而魅惑，而且至今仍被使用，所以我认为把它记下来十分必要：比如说大家叫土匪和杀人狂华金·古兹曼为“chapo”，翻译过来就是“小矮子”。但是对于我们的总统，大家已经不再在他们名字后面加指小后缀了，但是我并不确定这背后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他们都不够称职。也许，一个人只有足够努力，才能配得上指小昵称。20世纪唯一一位真正被人民爱戴的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尔德纳斯，被大家唤作“塔塔”（tata）：在纳瓦特语里，“塔塔”指祖父。
我向你们开诚布公吧：你正在读的这一页，全部是翻译过来的。在某些语言中，当读者看到“库奥特莫克国王”（cuauhtémoc）变成“库奥特莫克钦”（cuauhtemoctzin），或是什么“瓜特木兹”（guatémuz）、“瓜特木钦”（guatemotzin）时（这些变化取决于不同的说话者和不同的背景），并不会望而却步。但在其他语言里，名字变来变去会让读者越来越疑惑。对此，我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妥：多亏了科尔特斯的随身翻译——玛雅公主玛琳娜丽·特内帕尔；若不是她将库奥特莫克唤作库奥特莫克钦，我们的世界观将不再完整。埃尔南·科尔特斯将国王的名字错念为刺耳的瓜特木兹（不是因为科尔特斯自大，就是因为他聋得要命），之后他就一直将错就错并把这蠢名字写进了寄给卡洛斯一世的信中：若不是当时有人将这个事件记载下来，我们的世界观会更加残缺。我不清楚、也不可能搞清楚科尔特斯是否叫过国王“瓜特木钦”。虽然这部小说关于科尔特斯试图展现自己的外交手腕的那一段里，我的确是这么写的，科尔特斯的确用了“瓜特木钦”这个错误昵称。但是我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命名那些消逝的人与物，并将记忆中的处处空白用臆想出的档案和文字填补。
反过头来，库奥特莫克也会叫玛琳娜丽（malinalli）为“玛琳钦”（malitzin）。就好像他所属的政治阶层对这位印第安姑娘还抱有希望，虽然她是那位刚打完胜仗的当地首领的泄欲玩偶。这正好解释了我刚说的道理：我这本书不是用来理解世界或是理解如何命名世界的机器。我们都知道，“玛琳奇”（malinche）这个难听的名字是科尔特斯搞出来的，因为他不会说或是不愿意说“玛琳钦”。他的纳瓦特语发音简直蹩脚至极，听得众人晕头转向。征服后幸存下来的印第安人居然都称科尔特斯为“玛琳奇”，因为他们根本就是被科尔特斯的纳瓦特语搞糊涂了，根本不知道这个名字其实是这位西班牙人用阿兹特克人的语言来唤他那位情妇的。
在征服美洲大陆的过程中，有一场决斗：一边是委身于科尔特斯胯下的玛雅公主，其仇恨让世界不再守恒，另一边则是目睹了帝国的疆域被一举消灭的年轻国王库奥特莫克。我坚信，随着玛雅公主名字的不断变化，两人之间的这场决斗也变得愈发明朗：“玛琳娜丽”是公主兼妓女；“玛琳钦”是士兵和政客的喉舌，他们将历史攥在手中却全然不知；天主教名“堂娜玛琳娜”是征服者孩子们的母亲，墨西哥城外某西班牙宫殿的女领主；而“玛琳奇”这个名字的主人，则是那个将美洲拱手让给欧洲人后便从历史上销声匿迹的婊子。在玛雅公主玛琳娜丽·特内帕尔的一生中，她扮演了多重角色。她和我们其实一样，只是她享有我们无法企及的特权：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名字。在今天我们所讲的西班牙语中，她的名字变成了“malinchista”这个词的词根，用于形容“那些鄙视本土文化的崇洋媚外之人”。
卡拉瓦乔这个所谓的姓氏前面到底有名还是无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世界上最勤恳的传记作家彼得·罗伯（peter robb）都不敢再在他所著的《m：那个成为卡拉瓦乔的男人》（m: the man who became caravaggio）的题目中大胆拼出“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这几个大字，仅仅用字母“m”来代替：因为没有任何现存史料记载能够证明卡拉瓦乔自幼便被称为“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这个名字在他成年以后才最终定型。史书记载，这位画家的父姓是来自米兰本地的“梅里西奥”（merixio），后来画家开始卖画时将这个姓改成了罗马化的“梅里西”（merisi）。极有可能的是，当他来到罗马时，把姓前面的名字也改了：在本名“米谢勒”（michele）后面加了个后缀“安吉罗”（angelo）后改成了“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也是为了模仿意大利历史上那位最著名的艺术家。再后来，他决定把前面所有的杂七杂八都抛掉，只保留那个与生俱来且充满神秘感的“卡拉瓦乔”（caravaggio）：那是他家乡小镇的名字，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这就好比安迪·沃霍尔在自己的彩色画作上签上了家乡的名字，“匹兹堡”。
在这本书里，库奥特莫克不是别人，就是库奥特莫克。但是，如果这本书刻意避免因姓名切换而产生的困惑，或是将这些名字列在书末以营造一种清晰的假象，那就等于将读者从球场上轰走、将他们赶到观众席上。小说不像笛卡尔坐标系那样能让读者一目了然：教皇庇护四世姓美第奇，虽然他和佛罗伦萨大公美第奇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有两个姓博罗梅奥的，两人都是米兰主教；埃尔南·科尔特斯所有的男性子嗣都名为马丁，而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个女人都叫胡安娜。在那个时代，这些关于姓名的史实早已乱作一团了。试问，当他们出现在一部小说中（这部小说不追求忠于历史真相，但希望提出关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论），这种混乱的状态凭什么不能继续下去？
问题在于责任，当我面对那种符合情理的恐惧感时所背负的责任——故事讲完了，却没有人听懂，这就是恐惧所在。对于我肩负的责任来说，冒着不被理解的风险也是值得的。引领读者是作家的唯一责任：引领着他们，将他们从不确定的困扰中解放出来，守护着他们和书籍达成的那份神秘动人、忠贞不渝的盟约。但麻烦在于，对于改变名字为何在墨西哥是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我也经常感到不解，我的直觉告诉我在这背后有一堆关于改名的历史和权术。当某些事情对作家来说显而易见，那么我认为叫作家不去将这些事情刻意掩盖还算合乎情理。但是，若是事情变得模棱两可，那么我觉得作家应该保持这原有的模糊状态。最靠谱的做法则是将我的疑惑通过文字传递下去，让对话踏上更高的台阶——和我相比，我的读者将会觉得眼前更加明亮。
《友弟德与敖罗斐乃的头颅》
《友弟德与敖罗斐乃的头颅》这幅画长约两米，高一米半。运送此画并不容易，但也不至于求别人帮忙：手抓住画框下沿两端，肩扛着中间的横档，这样还是可以把画运过圣王路易堂广场的。卡拉瓦乔画完这幅画之后便如法炮制：他在画室里将画一把扛上肩头，穿过两侧分别是服务间和厨房的院子，然后从广场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把画送到银行家文琴佐·朱斯蒂尼亚尼府上。就是这位银行家想要买卡拉瓦乔的这幅画。
《友弟德与敖罗斐乃的头颅》是16世纪迈向17世纪时，卡拉瓦乔跻身于罗马艺术界顶级名流之前创作的最后一幅作品。他一大早扛着这幅画交到朱斯蒂尼亚尼府上时，圣王路易堂一定还没有开门，早间弥撒尚未开始。当时他还在创作另两幅画，《圣马太蒙召》和《圣马太殉教》。这两幅画在未来会被挂在圣王路易堂的孔塔瑞里小礼拜堂里，但卡拉瓦乔迟迟未交付作品。和教堂会众签下的合同上的交付日期已经被他拖了又拖。还没等画完，为了纪念同名使徒并赐名小礼拜堂的大主教马修·孔塔瑞里就已经去世了。
卡拉瓦乔延期交画有两个原因。首先，孔塔瑞里礼拜堂订制的这两幅作品是卡拉瓦乔首次为礼拜场所作画，他希望这两幅即将向公众展示的作品成为杰作（毫无疑问，的确是杰作）。另一个原因在于，卡拉瓦乔懂得他的成功完全依仗了两位慷慨的伯乐，德尔·蒙特和朱斯蒂尼亚尼。他们俩的需求和其他客户相比永远都会被放在首位。
1599年8月14日，卡拉瓦乔送画的那个早上，天气肯定特别热。画家很可能没有穿那件在罗马警区被捕时裹在身上的著名大黑袍。在所有关于这次逮捕的记载中，卡拉瓦乔穿着黑袍这一细节是一致的。
梅里西这个人，性格极端且孤注一掷。1599年夏秋是卡拉瓦乔艺术创作最为多产的时期。那么这意味着，当他将画送到朱斯蒂尼亚尼府上时，他肯定又紧张又清醒：眼圈发黑，皮肤毫无光泽，一副没日没夜工作后的呆滞模样。卡拉瓦乔创作这幅画时没有打草稿：他用油彩直接在帆布上作画；对于风格主义那种惊人的想象力，卡拉瓦乔不以为然。他把真人模特请到画室里，并将画中的场景再现。卡拉瓦乔一口气完成了整幅画的创作，在接近尾声时的最后几天，每一笔都精确到毫米。他没有利用自然光，而是在屋子里架构了人造光，然后把人造光源投射出的明暗原原本本地复制在自己的作品中。
友弟德斩下国王敖罗斐乃头颅的这一幕发生在夜晚，也就是说画室窗户一定是被遮盖住，而卡拉瓦乔是在烛光下描画模特们的。很可能在大功告成之后，他立刻将此画卖给了朱斯蒂尼亚尼。当时的卡拉瓦乔穷困潦倒，急需资金购置圣王路易堂那两幅伟大作品所需要的油画材料。
当卡拉瓦乔穿过广场时，他的步伐一定很快，神色鬼鬼祟祟。路上碰见他相识的几个游手好闲的人。虽然因为工作的原因，好几个晚上没和他们一起出去鬼混了，但卡拉瓦乔并没有停下和他们说话。画一定是没有被包装遮盖住，因为不能用布（油彩需要好几年才能干），更不能让肩膀蹭花油彩。到了朱斯蒂尼亚尼府门前，卡拉瓦乔一定是先将画放下来撑在靴子尖上，防止地上的尘土把画弄脏。然后他腾出一只手敲敲门环，另一只手扶着撑在脚上的油画保持平衡。
朱斯蒂尼亚尼保持着猎人般的作息。当卡拉瓦乔来送画时，他一定正坐在办公室里审核着截止到前一天下午的收支情况；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在马倌喂马之前，银行家在院子里梳洗马鬃。那时候，他应该已经喝下一杯巧克力。这是他允许自己享受的唯一的奢侈。这时，一定有仆人跑来向他报信，说门外有个疯子手里举着幅恐怖的油画。如果朱斯蒂尼亚尼当时是在院子里的话，那捎信的人应该是某个厨子。“吓死我了。”厨子描述道。“你说画还是那个疯子？”“都很吓人，不过画更吓人。”“给他准备点吃的。让他把画留在厨房就可以了。”话音刚落，朱斯蒂尼亚尼一定是急匆匆跑到小小工作室的桌边去取付给卡拉瓦乔剩下的工钱。这笔钱被银行家记在了账簿里：“八月十四日，六十埃斯库多，付给画家梅里西。”也许就是在他写这一行字的瞬间，银行家就已准备把这幅油画挂在这间小小工作室里。这样一来，他将成为这幅作品唯一的欣赏者。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银行家这个古怪的举动（买来画只给自己看）是因为画布上呈现的场景过于暴力：女英雄一只手揪着暴君的乱发，另一只手像杀猪般用刀割开他的喉咙；暴君的头颅此时已经扭曲，即将身首异处；那汩汩的鲜血，那肿胀的乳头；还有站在一旁等着刀刃将颈部最后一根筋割断、然后用布接住头颅的老侍女，她表现出的兴奋令人毛骨悚然。但如果是因为暴力，那么这幅画后来的去向问题就解释不通了：在某一天，朱斯蒂尼亚尼将此画连带画幕送给了银行家奥塔维奥·科斯塔。科斯塔也来自热那亚，是朱斯蒂尼亚尼在梵蒂冈地区最重要的投资伙伴以及一同狩猎的好友。
虽然两人没有留下任何关于此画的交易记录，但是《友弟德与敖罗斐乃的头颅》确实属于科斯塔身后遗产之一。他留下的收藏里还有一幅画也是从朱斯蒂尼亚尼那里接手的，作者也是卡拉瓦乔，画中模特和扮演友弟德的是同一位。
1601年，名声在外的妓女菲丽德·梅兰德罗尼，也就是卡拉瓦乔画中的友弟德和《马大和抹大拉的马利亚》里扮演后者的模特，在朱斯蒂尼亚尼府门前被逮捕。当时她身边还有皮条客莱努西奥·托马索尼。
妓女菲丽德很可能是朱斯蒂尼亚尼的情人。而菲丽德之所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他家门口被捕，一定是被人下了圈套。这件丑闻背后，估计是某个没有朱斯蒂尼亚尼财大气粗的放债人因为被这位大银行家的生意挡住了财路而出了损招。而朱斯蒂尼亚尼估计也因为此事才把《友弟德与敖罗斐乃的头颅》和《马大和抹大拉的马利亚》转手给科斯塔。
这件事对于卡拉瓦乔来说也算是个不小的损失：妓女菲丽德·梅兰德罗尼被逮捕后，他再也没有雇她做模特，虽然菲丽德是他所有画中最耀眼的模特。不仅因为她是个容貌出众的美人儿，而且她善于和卡拉瓦乔合作，展现出一种特有的戏剧效果的天赋。菲丽德的身影还出现在卡拉瓦乔为德尔·蒙特所创作的、关于大殉道者圣加大肋纳的油画中。今天我们可以在位于马德里的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欣赏到这幅作品。
顺便说一句，那个叫莱努西奥·托马索尼的皮条客，就是几年后被卡拉瓦乔杀死在马尔兹广场的网球场的家伙。惨案发生之前卡拉瓦乔和莱努西奥之间积怨已久，两人是罗马警察局总部的常客，不是去揭发对方，就是因对方的揭发而被捕。两人的关系从最开始因打球和斗殴产生的不合逐渐恶化，最终无法收拾。菲丽德在梅里西画室度过的那些个夜晚，一定不光是为了艺术献身。他与她之间的亲密可不只是因为工作关系：他除了画画还干了别的，而她跟他上床也不仅仅是为了挣钱。
朱斯蒂尼亚尼和卡拉瓦乔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察觉到两人在共享同一个女人，而这女人又属于托马索尼。另外，大银行家又是德尔·蒙特大主教的政治盟友、支持其异见的忠诚伙伴。大主教时不时撅着自己的大屁股让饥渴的卡拉瓦乔鸡奸这件事，也是尽人皆知。政治、金钱、艺术、精液四者之间的联系从未如此暧昧而不可告人，或是带着恬不知耻的欢愉、隐忍和流畅。朱斯蒂尼亚尼派出他的伦巴第野猪，卡拉瓦乔派遣他的威尼斯主教，而菲丽德把这两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每个人都玩得开心。
恰好在这些年里，梅里西发现了改革油画创作的明暗对照法。他摒弃了丑陋的风格主义景色绘画法，不再将圣人、圣母以及各种伟人放在室外田野、城市和羊群的背景中，故作沉思状。他把神圣的场景挪到了室内，迫使观众将注意力放在画中人身上所展示的人性一面。卡拉瓦乔能够走出他艺术创作生涯中的关键一步，菲丽德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画中圣人的模特并非圣人，只是一个身无美德、活灵活现的女子：她出身贫贱，而这个特点正和反宗教改革所提倡的信条契合。在卡拉瓦乔之前，圣经人物个个被刻画成百万富翁的模样：他们的锦衣华服所反映出的是精神上的财富。
一位站在美景前的富足圣人，他代表着被上帝所眷顾的世界。一位走到室内的圣人，他代表着黑暗时代的人性：这人性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面对这个信仰缺失的世界，它选择继续相信；这人性是物质而世俗的，裹着鲜血和口水的味道；这人性将不再在球场边袖手旁观，而将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