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盘第四局
伦巴第人一开局便势不可挡，但之后他就分心了。比分进行到零比三十时，两名女子出现在球场。她们刚刚吃完午饭，模样打扮符合两人的身份——妓女。西班牙人因为太关注比赛，没有注意到两人的到来。而他的司线员的目光在这两个女人身上停留了好一阵，因为她们看上去眼熟，而且实在是身材火辣的尤物。虽然这场竞技在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之间隔出一道深深的鸿沟，奥苏纳却和伦巴第人的司线员肩并肩坐着，近得能嗅到那两个女子身上的香味。
公爵死死盯着她俩那撩人的裙子，脑子里过了一遍昨晚留在记忆中的那些场景。没有出现在妓院，小客栈里也没遇到过。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想起来是在哪里见到过这两个女人——那幅画！在他俩百无聊赖地等待和某个银行家见面时，曾细细欣赏过的一幅画。画中马大和表妹抹大拉的马利亚，和这两个妓女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他灵光一现，是因为在马大的脸上认出了她撩人的缺陷：下巴上有一块形如大陆的青斑，画家如实地将它复刻在自己的画作中。他当时甚至和诗人聊起过这事：“谁能想到把圣女画得像传染病人似的？”诗人提醒他说，虽然这位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原型看上去是个极有魅力有性格的大美人，但是她扶着梳妆镜那只手的一个手指头却弯得像钩子。“这颠三倒四的世界。”他感叹道。
马大在圣马太身边坐下（马太在那帮人当中就像是一只被老鹰团团围住的老公鸡），似乎是为了平息因她和伙伴光临边廊而引起的骚动。而抹大拉的马利亚则站在扶栏旁，带着一副如同公爵在画中看到的、落魄圣女般的挑衅姿态：屁股挺着，双乳高耸像是要时刻发起战争。她倚在扶手上，公爵观察到她左手中指是弯曲的。看来画家并没遵从圣经故事扭曲现实：相反，他为了描绘现实扭曲了圣经故事。他微微抬头，盯着抹大拉的马利亚的胸部。他认了出来：这不就是艺术史上最具挑衅姿态的那对乳房嘛！
当两名西班牙人在银行家宫殿的奖杯厅里被接见时，还看到了另一幅极具冲击力的画作。直到公爵看到抹大拉的马利亚本人，他才发现那幅画中女子的原型还是她：画作的背景设置仍是圣经故事，但更粗野，描述了卧室中的一起斩首事件。这幅画现在仍被丢在一张沙发椅上：因为实在找不到地方放置这么一个无法被称为装饰的装饰品。
那幅油画重现了友弟德在成功诱惑亚述将军敖罗斐乃之后，将其斩首于睡梦中的那个时刻。画面血腥，但令观者浮想联翩：当画中这个放荡的模特割断以色列民族仇人的喉咙时，仪态所表达的多为性爱的欢愉，而非复仇的愤恨。这女人实在火辣：乳房坚挺，几乎破衣而出。这幅画描绘的并非犹太民族主义者杀死人民压迫者的爱国之举和英雄瞬间，而是一名女杀手在杀戮男人时感受到的肉体的愉悦，此时此刻男人的精液还在她的大腿内侧流淌。她怪异的神情并非源于被迫和仇人交媾的无奈，或是斩首时产生的厌恶之情。这表情来自快感：高潮带来的快感。
画家并没有像诗人那般专注比赛，他任由自己分神。在比赛允许的情况下（甚至不允许的时候），他伴着看客们的嬉笑和高声欢呼，接发球时耍着各种把式，还向抹大拉的马利亚送去飞吻。
“西班牙人胜！”数学家在诗人赢得最后一轮比分时高声喊道。这两个荡妇来到球场之后，西班牙人已经连赢四球。公爵猛扑到场上，捡起下注分到的红利。诗人注意到他们这边赢了不少。虽然诗人领先不少，场边的专业赌客们还是倾向于画家。
诗人没和公爵说什么。公爵把钱收到口袋里，递给诗人一块手绢让他擦擦汗。他拿着扇了好一阵，还擦了身子。他模仿绅士的做法，躲到边廊的阴凉处换上带来比赛的第二套衬衣。伦巴第人还是穿着那件黑衫，从前一天晚上就一直穿着，说不定从买来那天就没脱下过。他站在球场里，手耷拉在栏杆上，面对着边廊里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他的头依靠在她的胸脯上，像是在承认被自己的身体打败的事实。
这时，公爵的护卫们出现在广场远处。他们赶到球廊时一路卑躬屈膝，一副水平不配薪水和职位的蠢模样。“咱们比得如何？”他们当中的一位问奥苏纳。“正赢着呢。来，给我们下点注吧，”他说，“这可是正经事。”几个人没敢吭声，翻了翻兜。头衔最高的那位姓巴拉尔名奥特罗的，凑出一把可怜巴巴的硬币。四人中他个头最小，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是最好斗的。此人皮肤粗糙，毛发浓密，是一个在任何场合都能够保持冷静的典型西班牙汉子。因此，公爵最看中他。“昨晚咱们像苏丹一样挥霍，钱都花了。”他藏在狼人般的大胡子里的嘴唇嚅动道，带着歉意。公爵摇了摇头，把他领到球场外，确认周围没有人能看见他俩时，偷偷把刚赢的钱交给了奥特罗，命他在第二盘开始之前赶紧下注。奥特罗看着捧在手心的钱，咂巴着嘴，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别打鬼主意，”他的上司说，“我们要在精神上赢得优势。”说完两人便回到了边廊。
公爵回座位坐稳后，发现画家正盯着正要去下注的奥特罗。虽然画家的脸正埋在抹大拉的马利亚袒露的胸脯里，但目光却死死盯着公爵的部下。画家吹开遮住眼睛的一缕头发，压低眉毛，一只眼睛眯成一道缝。这目光追得紧，恨不得要刺穿正若无其事地掏钱的奥特罗，看着他将赌注押在线上，然后回到座位。公爵对诗人说：“你瞧意大利人看奥特罗的那个眼神，他想干什么？他到底是喜欢奥特罗呢，还是想像昨晚那样大干一场？”诗人摇摇头，说：“要我说，他都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些什么。”
网球、艺术和妓院
古卡斯蒂利亚语著成的《阿波罗尼奥斯之书》中写道，因为一场暴雨，提尔国王偏离了原本的航线，到达了米蒂利尼。在那座城市，他的女儿塔尔西亚娜被卖到妓院中做奴隶，期望着有人像救舍赫拉查德那样来营救她。为了拖延被送去接客，她也像舍赫拉查德一样向客人唱起谜语。
当阿波罗尼奥斯和塔尔西亚娜相见时，并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因为阿波罗尼奥斯的睿智令他名声在外，并善于解出各种谜题，她挑战性地问了他一些谜语。其中一首谜语也许是关于网球最早的西班牙语记载：
里面毛多，外面毛少，
一缕秀发，心中藏好；
众人相传，羞辱耻笑，
小酌一刻，我未被邀。
《阿波罗尼奥斯之书》中关于网球的刻画，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塔尔西亚娜推迟拖延的伎俩。网球如同一位被剃光头的女子（“外面毛少”），她遭受殴打（“羞辱耻笑”），没有人唤她去吃饭（“小酌一刻，我未被邀”）。因为一旦被“众人相传”，它的任务唯有一个：在广场上跳来弹去，成为别人眼中谋利的工具。
作者接招
2013年6月13日晚5点2分，特蕾莎·阿斯特拉因（teresastrain@anagrama-ed.es）在邮件中写道：
阿尔瓦罗：
请记住：在暑假开始之前，书必须写完。你进展如何？
关于房顶和球：你这是个什么鬼问题？你想要什么答案？这句话来自拉丁语还是怎样？一定来自真实生活：孩子们经常弄丢球，比如扔到房顶上；邻居们不得不给他们扔回来。我也不清楚。
校对稿交给我。
特蕾莎
2013年6月13日晚5点19分，阿尔瓦罗·恩里克（aenrigue@gmail.com）在邮件中写道：
特蕾莎：你说得不对，这句话的源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网球运动。那时候的网球场边上有一排木头搭顶的观众席。发球只有击中这个屋顶才算好。
如果我这个周末就把校对稿发给你，我可以把我们的邮件加到新小说里吗？
2013年6月13日晚5点22分，特蕾莎·阿斯特拉因（teresastrain@anagrama-ed.es）在邮件中写道：
哦，你解释得棒极了。我之前不知道。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无知被弄得众人皆知，所以请不要使用我的邮件。无论如何周五之前都必须把校对稿发给我。
埃尔南·科尔特斯的遗嘱
征服者应该是个生性友好的人。虽然，身为那个时代最为宏大、史上最具颠覆力的史诗中的主角，他高高在上，不受束缚。他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困惑以及与周围人与物的疏远，均为命运使然。也许同样因为命运，苦难之外的其他境遇直到他活着的最后一天都在他眼中分外明朗。即使经历苦楚，他也活得务实而洒脱。他将经历过的风风雨雨珍藏在双眸之后，经过岁月的洗礼，目光仍锋利如初。
他晚年远离塞维利亚的贵族圈子。如果他愿意稍加注意举止、玩宫廷里那套规矩，在那个圈子里他会受到众人的敬仰。可惜他这一辈子见得多了，屁股痒了他就挠，不管不顾。
他不是个隐士。在卡斯蒂列哈德拉库埃斯塔的居所中，他和一群理发匠、神父、面包师、教堂乐队的乐手定期见面。还有一位，就是当地的诗人洛贝·罗德里格斯。诗人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名，是因为见证了征服者身边的大小事务。他应该也在古典史诗读书会上为征服者做了指导。而科尔特斯呢，只要自己不用亲自读书，还是十分乐意参加读书会的。这很可能因为当时他已失明，但也许是童心未泯。就像是我们的孩子小时候，喜欢别人读故事给他们听。
征服者一辈子只骑过一匹马。伴他进入墨西哥城的那匹科尔多瓦宝马在塞维利亚年老而终后，科尔特斯将它埋在了花园里。自从老伙伴弃他而去，他再也没有骑过其他任何一匹马。在科尔特斯眼中，它并不是什么交通工具，而是将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扩展千万倍的铁马利鞭。不过，堂堂墨西哥的征服者自失去坐骑后，需要搭乘神父布满灰尘的马车，或是挤在面包师傅篮子旁入城取粮。此等画面，令人唏嘘不已。
科尔特斯去世前三个月，吟游诗人洛贝·罗德里格斯陪着他完成生前最后一次旅行。这段历史为人所知，是因为诗人给当时守在库埃纳瓦卡的科尔特斯遗孀的几封书信被保留了下来。他们去拜见佛罗伦萨银行家吉亚高莫·博蒂，将科尔特斯在西班牙剩下的珠宝典当变卖，因为科尔特斯连医药费都付不起了。
科尔特斯去世后，他的遗物被放在塞维利亚大教堂的台阶上拍卖。据1548年9月《河谷伯爵财产拍卖实录》中的一段记载，科尔特斯的遗物包括旧衣若干，羊毛床垫一只，脚炉两副，床单两件，床罩三条，餐具一套，水壶和铜锅一套，椅子一把，书两本。单子里没有桌子和床架。直至62岁，他仍然保持着士兵的作息和规矩，不过他在经济上绝不窘迫——女儿胡安娜的嫁妆之丰厚，促成她和阿尔卡拉公爵联姻绰绰有余。对于埃斯特雷马杜拉倔老头家的小姑娘来说，这倒是一桩好婚事。
科尔特斯在塞维利亚留下的遗物如此简朴，并不说明他的境遇窘困，而是另有原因：他有着隐士精神和超脱释然的态度；他成了一个不再追逐世间名利的人，也许是因为那段踏入神话的记忆令其远离物质世界，或是由于卡洛斯一世（他左边的“球”）废除他墨西哥统帅一职并封他为伯爵而积存的怨恨。直到受封之后回到新西班牙，他才发觉封爵形同虚设，自己就是个有钱没权的百万富翁。
科尔特斯的遗孀却和宫廷圈子走得近，但她不情不愿的态度令人恼火。这一切，只是为了女儿胡安娜以后的日子有所保障。一切迹象都不能说明她不幸福。自从离开温暖的库埃纳瓦卡，和胡安娜一同回到西班牙后，她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义务和礼数，摇身一变成了被消费的奢侈品名人：她被邀请，被亲吻，仅仅因为征服者跟她上过床。她和奴隶说班图语，和侍女说纳瓦特语，只和女儿说西班牙语。面对其他人，她除了微笑一言不发，假装他们只是出现在一个冗长的梦中的人物。任何人在她眼中都如此格格不入，因为她是一座过去残留下来的废墟：她是科尔特斯夫人，河谷伯爵夫人。
那些后来用来装饰阿尔卡拉公爵花园小屋某一面墙的剑、矛、头盔、火枪等，在征服者死后的一段时间里由吟游诗人罗德里格斯悉数保管。他等着科尔特斯的遗孀唤他将这些遗物送到无边无际的库埃纳瓦卡宫。
洛贝给河谷伯爵夫人写过一封信，这信辞藻浮夸，内容令人琢磨不透，语言愚蠢。在信中，他建议夫人出钱资助他去往新西班牙送回兵器，并详细描绘了她丈夫去世前的最后几日。除了兵器，这位吟游诗人还赎回了征服者的肩衣，以及卡洛斯一世赐予科尔特斯一家的盾形纹章。纹章的图案恐怖骇人，是埃尔南身在墨西哥时亲自提议并设计的。
“异教祸水”
虽然弗朗索瓦国王收到安妮·博林头发制成的网球后颇为兴奋，但是他从未在球场上使用过。他是个文雅、感性、城府很深的男人。虽然当他们将网球献给他时，他所表现出的满意和嘲笑像做了一场秀，但和洪博见面之后，他再也没有碰过盒子里的网球。这做法倒也符合他那种冷淡而小心的秉性。
弗朗索瓦一世不善于球类运动，也不喜欢像其他男人那样耀武扬威。他赞助了一票诗人和音乐家，常常购置莱昂纳多的画作，并且收藏书籍。当他终将米兰从卡洛斯一世手中夺回时，他极其仁慈地将城中古典名作掠夺一空，之后再一次丢了城。他的藏品成为之后卢浮宫博物馆（由他下令整修）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基石。他赞助了乔凡尼·韦拉扎诺的探险。后者在探险中发现了弗吉尼亚、马里兰和纽约，虽然弗朗索瓦并没有拓展疆域的意图。
很巧的是，三枚由断头王后秀发制成的网球最终来到纽约。我在位于第五大道和四十二街交会处的公共图书馆看到了它们，它们被保管在非展出古运动器材区。
1536年，弗朗索瓦国王把三枚网球带到枫丹白露宫。负责保管这几枚网球的馆员告诉我，它们没有离开过宫殿，也从未被拿到球场上供人使用。“很可能因为，”他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说道，“它们很快便被人从战利品大厅拿去做书挡了。虽然是不起眼的用途，但比之前体面。”“它们被带到美洲前，没有人把它们从盒子里拿出来过吗？”我试着问道。“不太可能。”“我可以摸一下吗？”“不行。”“这几枚网球为何被收藏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呢？”“是安德鲁·卡内基先生将它们连同一堆法国手稿一起买下来，和图书馆地下藏书室房顶的铁梁一起送给了我们。”“那么它们应该就是洪博献给弗朗索瓦一世的盒子里面那一批网球了？”我坚持追问。他戴着手套，用食指指了指不知字体的一行法语说明：“avec cheveux de la vermine hérétique。”然后得意扬扬地翻译出来，“由异教母狗的头发制成。”
科尔特斯的纹章
任何人为了信仰所做的付出，都无法与埃尔南·科尔特斯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主教所做的一切相提并论。这场放在任何时代都会是最浩大的宗教功绩虽然已过去了五个世纪，但只要提起科尔特斯的名字，梵蒂冈的大人物便将头扭向一边，不予理睬。他是何等粗鄙之辈！他将新世界奉在教皇（他右边的“球”）脚下，却从未受到过任何肯定！这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崭新世界，包括所有的动物植物，所有的神庙棚屋，以及十几万在屋中如兔子般寻欢作乐的男男女女。他们享受着无限美好的天气，可以几近赤裸四处游走。
人们总是如此想象科尔特斯，别无其他：他挥汗如雨，熏黑的铠甲上敌人的热血汩汩。他炮轰众神。军人、政治家或百万富翁这些头衔不足以形容他。因为，征服者是飓风之眼，席卷大西洋二十六年。征服者的狂风，将卡洛斯一世的霍夫堡皇宫—加那利群岛—特诺奇提特兰城—库斯科一线所有的房屋连根拔起。居住在这四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人们之后或早或晚地皈依了基督教，就因为这个四十几岁、没受过教育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将世界弄得翻天覆地。虽然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在墨西哥，每一秒有四千七百八十七人出生，一千六百三十九人死亡，也就是说人口以每秒三千一百四十八人的速度在增长。这真是个噩梦。当今墨西哥人口总数为一亿一千七百万，数字并不准确，因为后面的六个零还没包括在美国的墨西哥人。粗略算来，自1821年墨西哥独立至2010年，约有一亿八千万墨西哥人出生。在所有的墨西哥人里，只有何塞·巴斯孔塞洛斯视科尔特斯为英雄。而他遭受到的冷遇世人皆知。
有这么一个令人费解的组织，由三十二名平头男创建，名为“墨西哥国家阵线”。这三十二个疯子是希特勒的崇拜者，连这种破烂组织都在自家网站上宣称科尔特斯是个臭无赖。河谷伯爵的形象管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差的。科尔特斯最后的遗愿是遗骨回归到墨西哥，他希望在那里安息。在此时此刻死去的一千六百三十九个墨西哥人里面，没有一个人造访过他的坟墓；所有人都不赞成为他树碑，或是在某个纪念牌上刻上他的名字，或是在世界任何角落放置任何东西提醒人们他曾经存在。而这一秒出生的四千七百八十七个墨西哥人也是这么想的。他做了件错事，大错特错，这他自己也知道：在遗嘱中，他为拯救自己的灵魂留下四千堂弥撒作为施舍。这些提前打点好的弥撒从他去世那天算起，并按照在卡斯蒂列哈德拉库埃斯塔教区的教堂里一日一次的频率计算，可以持续十一年。十一年后，科尔特斯的灵魂每天早上仍要紧张万分地受到炼狱中鬼魂们的召唤。
以上所写的一切都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没有人在墨西哥（我料想西班牙也应该如此）看到过科尔特斯的纹章。纹章由四部分组成。银色的部分画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双头鹰，它代表了经征服者之手将其领土无限扩展的神圣罗马帝国。疆域之大，难以计算。第二部分是黑色的，配有代表阿兹特克三国城邦的三冠图案，该城邦被科尔特斯于1521年8月13日（也就是圣希坡律陀节那天）攻垮。第三个金色的部分有一头耀武扬威的狮子，而最后蓝色部分的形象则是水上的墨西哥城。围绕在纹章边缘修饰四个徽章的是一条挂着七个头颅的长链，代表了特斯科科湖区七名被斩首的酋长。品味可真不是科尔特斯的强项。
这个纹章从来都没有传到墨西哥。因为在科尔特斯去世那天，女儿胡安娜即将满十四周岁，而她的母亲早已决定同她一起回西班牙，靠无尽的财产找一个满意的人家。这对于诗人罗德里格斯来说简直是糟透了，他无法借机捞上一笔。
科尔特斯母女俩在卡斯蒂列哈德拉库埃斯塔安顿下来，在一个庄重的仪式中接过了科尔特斯的纹章盾和肩衣。曾陪伴征服者的众人纷纷赶来，煮个鸡蛋的工夫仪式就结束了。之后母女二人便专心于和阿尔卡拉公爵府结亲一事，颇为迅速地，没比纹章盾和肩衣的交接仪式长多少，事情便完成了。而这其中的原因，则是旧西班牙（胡安娜·科尔特斯这么称呼西班牙，是因为它已开始变得令她窒息）的所有显赫家族已经负债累累，今不如昔。
巨颅
在讲究道德洁癖、反宗教改革派的宗教事务所眼里，枢机主教弗朗西斯科·马里亚·德尔·蒙特身上具备一切他们可以想象得到的缺点。这个威尼斯人，代表着美第奇家族以及法兰西王室在梵蒂冈的利益。金库里的财富几辈子都花不完，他用钱腐化周围所有人，以及自己的身体。他的朋友名单上包括城里最重要的银行家，还有一群只要他乐意就能让教皇日子不好过的主教们。除此之外，他还豢养了一大帮乐师、画家、诗人和阉伶歌者，他们有本事把最具毁灭性的流言蜚语传遍整个罗马城。手中掌控的庞大权力并没有让德尔·蒙特做所有事情都万无一失（在那个强硬派主教和宗教法庭法官横行的时代，只有教皇永远正确无误），但众人对德尔·蒙特表现出了难得的隐忍。他任性顽劣和寻欢作乐的作风在那个时代并不被大众接受，不仅触犯了模棱两可的道德准则，甚至越过了法律的底线。
无论如何，主教德尔·蒙特活到很老才去世，留下了一笔还算可观的财产和一副幽默的形象。说“还算可观”，是因为他不偷不抢。因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四世，他没能爬上教皇的位置。1621年的教皇选举会上，刚刚经过涂油礼的费利佩四世促使圣彼得大教堂将法国王室拒之门外，远程下令强制进行投票。在西斯廷的最后一轮投票中，德尔·蒙特败给了亚历桑德罗·卢多维奇，即后来的教皇额我略十五世。
尽管德尔·蒙特手中掌握的权力颇大，但是在当时的罗马城，没有任何一个到过罗马的人会说自己在夫人宫未被热情款待。在那里，他戴着丝绸手套左右梵蒂冈政治整整三十年。作为美第奇家族托斯卡纳大公在这座城市的代理人，从未有人敢告发他那些充满阴谋、错综复杂、害人夺财的勾当。从未有人，绝对是从未有人，敢质疑他发掘艺术品、并使其价值倍增的非凡嗅觉。
如果德尔·蒙特从一个在世画家手中买了一幅作品，并且把它挂在著名的音乐大厅里，那么这位画家的名字会毫无悬念地出现在装饰新礼拜堂祭坛或者新修道院墙壁的候选者短名单上。
艺术史专家海伦·兰登曾经研究过德尔·蒙特主教在夫人宫中的绘画收藏。莱昂纳多、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画作经证实为赝品，但是真品包括了五幅提香、一幅乔尔乔内、若干幅路西尼奥和巴萨诺。另外，主教模仿大公，喜好收藏人像作品。
除了各种瓷器和雕塑，主教的藏品清单里还包括六百多幅画。其中有二百七十七幅“未经装裱，长约四掌。画中人包括多位教皇、君王、主教、公爵以及其他著名人士，甚至还有几位女子”。当德尔·蒙特入主夫人宫时，他和艺术家安特卫都铎·格拉马蒂卡（这是他的真名）签署协议，替他画人像。乔瓦尼·贝洛里在《现代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生平》一书中提到，安特卫都铎·格拉马蒂卡在他那个时代是“擅长画巨颅的伟大画家”。
德尔·蒙特很可能是在安特卫都铎·格拉马蒂卡的画坊里与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相识的。在那里工作的日子，画家卡拉瓦乔穷困潦倒，拼命画巨颅但是工钱少得可怜。
大部分用来装饰夫人宫墙壁的人像画后来都遗失了——遗失了也好，因为这些作品狗屎不如，是一个毫无才华的画师在画室中做的复制品的复制版。画师格拉马蒂卡的名字能够流传至今，完全是因为他和青年卡拉瓦乔有所交集，仅此而已。出自格拉马蒂卡画室的作品寥寥无几，笔法完全不像经梅里西的天才之手所绘。也许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插手（格拉马蒂卡还有其他助手），或者也许是没有想向任何人证明什么的流水创作。当时，卡拉瓦乔正打算自立门户，在这个当时被称为艺术中心的城市成长为一名画家。他应该也曾考虑过，做这种无法获得丰厚物质条件的工作，就是在浪费时间。
很多描绘巨颅的画作的确被保留下来。它们并不都是巨大无比，而且就是画家本人的脑袋。这个米兰人将自己发高烧的样子临摹到《年轻的酒神巴克斯在病中》里，将在死亡面前的不安而崩溃的神情画入《圣马太殉教》中。1606年5月29日，卡拉瓦乔在网球场刺杀了莱努西奥·托马索尼，后被判斩首处死。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在两幅画中描绘了自己被斩首的场景：一幅是《手提歌利亚头的大卫》，卡拉瓦乔委托希皮奥内·博尔盖瑟将这幅画送到教皇保罗五世面前，为他说情；另一幅是《莎乐美与施洗者约翰的头颅》，因为遭到教皇派来的刺客追杀，他把这幅画当作礼物献给了马耳他骑士团的大教长以寻求保护。
除了上述两幅画作之外，卡拉瓦乔在《音乐家们》中化身为一名少年。创作这幅画时他已得到了德尔·蒙特主教的庇护，并于1595年搬进了夫人宫仆人居住的底层。这是他第一幅仅供主教欣赏的画作：他那半张开的嘴巴如此淫荡，他那赤裸的肩膀如此娇嫩；他眼神如此恳切，凝视着这幅作品唯一的观者，而旁人在这情欲流露的背后看到的则是他对主教的感激之情。在这幅肖像画中，他将自己画成了一名十四五岁的少年，虽然他当时已经是二十四岁的成熟男子。画中人令人感到不安。1621年教皇选举会商讨中，本为德尔·蒙特囊中物的教皇位置，却因费利佩四世的代表们提出的一个反对理由而终结——主教一直在做一项“善事”，他招收十二三岁的孩童，带进宫中对他们贴身指教。根据其他枢机主教指控（指控的内容众人皆知，因为有匿名者在罗马的帕斯魁诺雕塑脚下传播消息），德尔·蒙特招收这些孩子们的原因，“并非看中他们在智力方面的突出优点或者为了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而是在于他们的美貌”。
此外还有画有卡拉瓦乔脑袋的第六幅画，大概是在他死后十年或十五年用石灰笔在纸上完成的。作者是很熟悉卡拉瓦乔的奥塔维奥·莱奥尼。画中人有着棕色的双眸，几乎在眉头连成一片的粗犷有力的眉毛，邋遢而稀疏的胡子，杂乱无章的头发，满面油光，经过岁月洗礼却依然坚挺的鼻梁。这些特征和卡拉瓦乔的自画像如出一辙，只是莱奥尼版本的仪态缺少了戏剧性。画中人应该就是卡拉瓦乔原本的模样：难以接触，脾气暴躁，随时准备迎接挑衅。右眉向上挑起高于左眉，透着嘲讽、急躁和质疑。嘴角下垂，说明了此人易动怒。他不拘小节，并不是因为爱慕虚荣，而是因为生性孤傲。莱奥尼笔下的卡拉瓦乔也许是六幅画中最悲伤的：这脑袋，属于被自我折磨得无路可逃的那类人；这脑袋，属于那些丢掉了自己本名的人。
1595年3月，德尔·蒙特从屠夫兼艺术品贩子康斯坦丁诺·斯巴达手里买下两幅画，作者是他在安特卫都铎·格拉马蒂卡“巨颅画室”认识的年轻画家。当时那位年轻画家的艺术生涯刚刚起步，在作品上签名还是用他的伦巴第乳名“m·梅里西奥”，而非后来使用的罗马化的“米开朗基罗·梅里西”。当时他还没有把家乡“卡拉瓦乔”挂在名字的最后并签在作品上，直到成名之后。
主教花了八个埃斯库多买下了《玩牌者》和《算命人》，两幅画价钱相当。同是1595年，卡拉奇每幅画都卖了二百五十埃斯库多。而德尔·蒙特一年进账（这笔钱不是用于搞政治和管理宫殿的，仅仅是支付个人开销而已）就有一千埃斯库多。这笔钱可以买下二百五十幅卡拉瓦乔的作品，平均下来一个月就能买二十一幅。1981年，《玩牌者》被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的金贝尔美术馆以一千五百万美金的天价买下。
虽然德尔·蒙特主教出奇的吝啬，但是他对买来的艺术品的价值胸有成竹。《玩牌者》和《算命人》被他挂在夫人宫显赫的音乐大厅里，引得无数拜访者艳羡。之后不久，他又跑到康斯坦丁诺·斯巴达的肉铺，从他手里买来《年轻的酒神巴克斯在病中》和《美杜莎》，并将它们献给了大公。购置贡品时，主教一时兴起把那肩膀丰腴、小嘴鲜嫩的卡拉瓦乔也一并买下，带他回宫并让他和侍从们同住，随时随地为自己作画。
这一天成为卡拉瓦乔生命的转折点。昔日的孤儿已不再漂泊；现今，他站在网球场上，蓄势待发。
换场
对于昨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伦巴第人忘得一干二净。在第一轮比赛中，他连自己是怎么回的球都记不清了。也许正因为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已经输了一盘的他仍能享受换场时的忙里偷闲。围观者们在边廊里四处走动，伸开腿放松放松。还有些人跑去河边小解。画家、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马太得以享受幸福而私密的独处。
他歪靠在球廊的扶栏上，一肚子问号。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和一个西班牙人打比赛，为什么西班牙人还带来了护卫队，为什么他居然败给了这么一位对手：一个满脸横肉、腮帮子长得像屁股的瘸子。不过，他根本不在乎这些：抹大拉的马利亚胸脯散发的骚气把他魂儿都勾走了，而此时她正问他为什么西班牙人可以随身带兵器而他们的朋友却不能。“他们应该是贵族。”伦巴第人说。他低下头，好像把鼻子拱到那荡妇的乳沟里就能让他与世隔绝——外面的世界压得他太阳穴发胀，嗓子发紧。他吸了口气。“他们那边的几个当兵的都丑死了。”女人说。画家抬起头望向那群人，就那么远远地看着，眼睛半睁半闭。“全是一帮新手，”他说，“那领头的不是。他更差劲，粉得跟猪似的。”说完目光又转向了胸脯。
因为画家没能速战速决地击溃对手，马太心情低落了一阵。他判断对方那伙人可能是从那不勒斯军团来的，但身份不是士兵。他随后补充道：“头儿，他们是雇佣兵。”那口气，好像在说自己的道德操守比士兵、雇佣兵或是其他任何职业的人都高了一等。他背对球场站在头儿身边，后者的嘴巴在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左边锁骨那里流连。
任何一个和掌控城里边缘阶层的家族有关联的人，如果听到圣马太称呼他的网球手为头儿，一定会笑死。那阵子，画家为主教服务，因此有权配剑上街。他靠上门逼债和街头斗殴挣了些外快，但除此之外谈不上有什么特权和地位。那伙跟着他到处为非作歹的家伙并不抱团。但是每当打架需要帮手时，这伙人便会拎着棍子石头前来械斗，然后将某个街角或是广场划为自己的地盘。卡拉瓦乔所从属的家族很器重他，一是因为这疯子一闹起来就能挑起一场大战，二是因为他和主教关系亲密（主教决不忍心让他在监狱里待上几小时）。虽然如此，家族里的人还是认为卡拉瓦乔不值得信任。
圣马太挠了挠侧身。最后开口道：“咱们为什么不能直接上棍子揍他们呢？”画家叹了口气，鼻子又埋到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双乳间。“因为他们是西班牙人呀，”她说，“收不了场。”她像是在说梦话，笑容甜美，美眸半开，似乎这个她本不想坠入的凡世，并非是一场充满刀光与斩首的狂欢。“街上终会有一场战争。”她总结道，扭曲的手指拂过画家的喉结。“既然他们愿意和我们打球，肯定不是什么大人物。”要饭的皱着眉头回答道。“我跟你讲，他们肯定是贵族，和他们一起玩球本来就是在冒险。”“赶紧赢了他们，来个了断，头儿。”老要饭的说。画家抖擞抖擞精神，从胸腔里深呼出一股臭气喷在娼妓的胸脯上，抬起头来。他大喊道：“来吧！”这一嗓子，好比一大早堵在酒馆外面唤人开门时的嘶吼。他捡起丢在地上的球拍和球。趁着双方球手换场，边廊里的那些好事者、赌球者和亲朋好友们也纷纷就座。
走上球场的这几步路，伦巴第人走得费力而慵懒。他拖着步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地面。画家在防守一侧球场站稳，他的帮手从边廊的座位上站起来（所有人都以为他睡着了），抖抖学者袍，凑到画家那里耳语了几句。画家一边听，一边看着地面。整个下午，司线员头一次露出自信的神情，并手舞足蹈地向画家说着些什么。最后，两人跪在地上，数学家在地上横竖画了几条线，又大声击掌。画家耸耸肩膀，教授便又回到观众席数梁子去了。
画家站在发球线后，用鞋蹭蹭地面，昂起头，脸上焕发出魔鬼重生般的光芒。他眯起眼睛，怒吼一声“接招！”这一吼惊天动地，从积压了所有狂怒与暴力的身体深处喷涌而出。
上将和队长
征服者的遗孀和女儿最终都没有再回到墨西哥。母女俩在西班牙度过余生，但对这半岛的人与物也并没有什么兴致。像科尔特斯家所有后裔一样，她们始终无法理解广袤无边的新西班牙为何依附于如此一个弹丸之地。这里的男人居然穿着长筒袜，心情好的时候也会尖声地大呼小叫。“在我父亲的花园里能听到各种语言，比整个旧西班牙的语言加起来都多。”胡安娜对欧洲不屑一顾，她对在这里受到的隆重欢迎和招待也毫不领情。她没有像母亲那样让自己成为局外人，她的母亲欣然接受各种邀请但赴宴之时却一言不发。她也没有因为委身于上流社会阶层而声名鹊起。她的身家财产和婚姻都没能让她走进这个圈子。
在某种程度上，征服者遗孀那还算克制的疯癫合乎情理：步入中年，腰缠万贯，她不用张嘴便可以让身边的人满足她一切需求；但是她抛下这一切，是为了让胡安娜日后有个好归宿。对回到半岛后的幽闭境遇，她展现出冷傲甚至时而优雅的厌恶之情；但她所表现出的这番厌恶，可以被理解。
胡安娜却和母亲不同，她想念美洲想得急切。十四岁出走库埃纳瓦卡，她体会不到战争带来的各种罪行的丑恶，而正是这些罪行给予她美洲公主般的童年岁月。安达卢西亚的花园并不差，但绝不可能令人迷失，更不可能在园子深处将衣服褪去，和女奴家的姑娘们边用班图语歌唱边嬉笑着吐可可仁。而瓜达尔基维尔河呢，富家小姐绝不可能在厨房里狂饮巧克力然后到这里来裸泳。
胡安娜和阿尔卡拉爵位继承人成婚之后，征服者的遗孀将卡斯蒂列哈德拉库埃斯塔的阴暗城堡赠予赤足教派修道院，和女儿一起搬到了公爵府。公爵府名为统帅宫，这名字够响亮了。马丁·科尔特斯每年从新西班牙寄来的钱让母女二人生活得相当宽裕，负担塞维利亚郊外的私人别墅看上去也不过是小事一桩。
若干年后，赤足派修道院将征服者故居卖给了某爱尔兰教会的几位修女。故居至今保留在此教会名下。围城之夜，四千冤魂惨死在剑、矛和火绳枪下；这一幕幕刀光剑影也随着科尔特斯的梦境，被涂洒于故居的墙上。看来，教会已经将承受围城之战的极大苦难，写进了训诫之中。
胡安娜·科尔特斯简直就是弗里达·卡洛的“前世”：虽然她十四岁便离开了新西班牙，身上也没有流淌任何土著民族的血液，但直到去世，胡安娜在私下都穿着墨西哥刺绣衫胡依皮尔。出席西班牙贵族的各种聚会仪式时，她也会用手帕包裹一捧塞拉诺高山椒，放在银色小梳妆箱里，时不时像吃面包似的咬上几口。遇到有c和z这两个字母的单词时，胡安娜会刻意不咬舌发成擦音s，表明自己来自大西洋彼岸。毕竟，她也是从教皇和国王这两个“球”里诞生出来的产物。
她像只凶猛的母狼般保管着父亲遗留下来的武器和纹章，但是阿尔卡拉公爵只允许她将其挂在统帅宫花园小屋的墙上。纹章上每一个缺口和损毁之处都是科尔特斯光辉壮举的印证，都是他咬紧牙关、头破血流拼了命赢来的。它们只有摆在这里，才不会让那些装饰在恩里克斯·德·里维拉纹章四周又小又假的兵器显得寒酸。胡安娜在这个房间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光景。母亲陪着她，一起编织。母女俩不停地试图说服科尔特斯的外孙女们，她们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外公的烈血。
对于胡安娜来说，做出一幅高傲的样子很轻松：每当胡安娜的某个哥哥（他们都叫马丁·科尔特斯，虽然是从不同的娘胎里出来的）在新西班牙因欺君罪被绞死，阿尔卡拉公爵府的金库就会再度被钱填满。
胡安娜偶尔会给女儿们讲讲她们姓氏的有趣来历。据她说，阿尔卡拉公爵家之前只是普普通通的文书。而家族香火得以在皇室中延续，是因为家族中一个女儿嫁给了塔里法领主，继而获得卡斯蒂利亚上将头衔。胡安娜高高地挑起眉毛，示意女儿这职位只是个听上去高贵的摆设，就像是“卡斯蒂利亚的海洋”（她把“海洋”这个单词中的c又发成s）一样毫无意义。这一切，和科尔特斯为了卡洛斯一世而踩在胯下蹂躏的美洲大地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虽然科尔特斯身上有众多缺点，但那些心怀不满与愤恨之人、那些拥有一切却又输掉一切的人却将他奉为守护神。他还是后发迹之人的守护天使。他在三十八岁之前什么都不是。三十九岁那年，当他委身于韦拉克鲁斯维拉黎加的阿兹特克帝国海岸的一处临时居所时，突然想到他这次探险勘探应升华为征服与殖民的征程。这片土地应当是国王和教皇（他的两个“球”）的土地，绝不应屈从于古巴那个傻瓜总督，也就是科尔特斯的前岳父。总督女儿是征服者的第一任夫人，为他生了个儿子也叫马丁·科尔特斯。
和驻古巴政府对峙了三年之后，科尔特斯不仅成为欧洲的大名人，并且成了那些将世界干翻却后知后觉之人眼中的王子。对于那些爱好惹是生非的家伙以及对自身成功置若罔闻的人，科尔特斯可是他们心中的领主。他是所有最初转败为胜、随后功败垂成之徒的队长，他们深陷粪坑却还高举利剑。真实生活中的征服者，配不上阿尔卡拉公爵夫人向女儿们不断兜售的大名，但毋庸置疑，他的故事和胡安娜夫家那些掌管着几片乱石滩子的上将们比起来有趣多了。
胡安娜每次对女儿啰唆到最后，总是举起绣花针指向家徽，用纳瓦特语说道：“那把剑砍掉了纹章上那七个酋长的脑袋。姑娘们，这件事你们绝对不能忘记。”说罢，再拿起绣花绷子、线和布料。她的寡妇母亲坐在摇椅上，忧心忡忡地点头赞同。
凯特琳娜·恩里克斯·德·里维拉·伊·科尔特斯差不多就在这么一个家庭环境中长大。她是胡安娜·科尔特斯和阿尔卡拉公爵的长女，征服者的外孙女。十六岁的时候，她嫁给了佩德罗·泰勒斯·希龙，也就是佩尼亚菲耶尔伯爵，未来的奥苏纳公爵，未来的奥斯坦德守护者，未来的那不勒斯和两西西里都督，未来的亚得里亚海海盗。他还是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日后的主子，以及和他一起挑事胡闹和逛妓院的好弟兄。
天堂
菲利普·德·沙布特和国王以及宫中其他大臣不同，他对艺术、文化或是网球不感兴趣。他唯一热爱的是法兰西的荣耀。
自倒霉蛋洪博捧着第四枚博林球来到他房间那一刻起，沙布特就已经开始盘算：若是将它在合适的时机献予合适的人，这宝贝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好处。
用王后的秀发制成的网球去游说乔瓦尼·安吉罗·美第奇简直是不二之选。此人耳根子软，当时掌管教皇国，而且是与教皇就卢尼贾纳的福斯迪诺沃侯爵领地争端谈判的关键人物。一个叫彼得罗·托里贾尼·马拉斯皮纳的家伙（此人赞助了一票平庸的艺术家和臭名昭著的暴徒），派人在卡拉拉港拦截了一批运给法国海军的大理石。
这么一来，博林球是一定要送到罗马了，但是需要包装一番。沙布特特意差人制作了一个嵌金珍珠母的小首饰盒。他要求盒子不仅要与盒中物的尊贵与奢华交相辉映，而且匠人的工艺必须娴熟考究，制作工期一定要长。漫长的制作时间的等待，球便被这位热爱法兰西荣耀的大臣（其实荣耀在他所有喜好中排名第二）拿来和身份低贱但双峰高耸的情妇们玩各种性爱游戏。他们在床上翻云覆雨，博林王后烈火般的红发在皮革下阵阵颤动。
佛兰德斯大逃亡
凯特琳娜·恩里克斯·德·里维拉·伊·科尔特斯与佩德罗·泰勒斯·希龙的结合，不止是一桩婚事那么简单：两人社会资源庞大，相互弥补各自的缺憾和能力不可及之处，替对方省去了烦恼。他，利用政治手腕以及自己和国王的关系让几乎销声匿迹的阿尔卡拉家族重见天日；她，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和对骁勇善战的外公的记忆。外公早已去世，也算是死得其所。
奥苏纳刚听说马德里派了一队法警来逮捕他，便坐上去往奥斯坦德的船逃跑了。逮捕奥苏纳是因为他跑去意大利，此举辜负了国王的仁慈。他趁夜色上船，身边只带了一名随从。在那里，奥苏纳参加了皇家军团，后来因战斗功夫过人而出名。
奥苏纳家里没有人像他这么能折腾。他为国王的荣誉而战，然后逃离国王；为了领地而战，是为了得到国王的宽恕；还强迫国王和所有的法官、法警向他表示敬意。他逃亡前带上的唯一家当就是科尔特斯的剑。夫人凯特琳娜将剑从餐厅墙上摘下来交给他。挎上剑后，奥苏纳像个土匪般仓皇上路了。
也许在16世纪末期的西班牙，奥苏纳对妻子的不忠没有几个男人比得上。人们兴致勃勃地总想探个究竟：每次这位年轻的公爵被软禁在家（罪名嘛，尽是关乎酒量大小和寻花问柳的苟且之事），他那可怜的老婆也不得不被关在家中安安分分地陪着他。
在他最后一次、也是形势最严重的那次软禁期，公爵等来了最可怕的时刻：因为得罪了国王而且在宫中树敌众多，他将面临灭顶之灾。得知此噩耗后，凯特琳娜·恩里克斯·德·里维拉·伊·科尔特斯毫不犹豫地给费利佩四世写了封洋洋洒洒的信，为丈夫求情。她称国王为“你”而非“您”，并提醒她的陛下，神圣罗马帝国国王、也就是陛下的曾祖父卡洛斯一世当年如何逼得她的外公埃尔南·科尔特斯不得不苟且偷生：和今天奥苏纳的境遇如出一辙。她还提醒国王，若不是因为奥苏纳守城之功，奥斯坦德早已沦陷，西班牙面对低地国家的进攻早已弃甲倒戈、全军覆没。她所说的这些，某些程度上的确是事实。她还在信里写道，正是因为奥苏纳的浴血奋战，西班牙才得以和低地国家签了停战协约，而非低头认输。
这封信并没有让国王动摇或心生怜悯：1624年9月20日，被软禁的公爵在守卫森严的家中去世。
1599年11月26日，也就是奥苏纳逃亡佛兰德斯的那个夜晚，他的夫人陪他走到统帅宫的大门前。国王派来的法警已经控制了统帅宫，奥苏纳夫妇不得不小心躲藏。“你一定要活下去。”她说道，然后亲吻了他。她拍拍丈夫的胸脯：“肩衣穿了吗？”奥苏纳摸了摸，肩衣在衬衣下面。“别脱下来。”妻子嘱咐道。
银行家和主教
在矫饰主义绘画圈子里，卡拉瓦乔的异军突起将此画派送向覆灭。那些年，虽然德尔·蒙特是他正式的雇主，但这位主教却算不上是卡拉瓦乔画作最大的收藏者。主教凭借敏锐的艺术嗅觉发掘了这名绘画新星。卡拉瓦乔曾经在夫人宫享有一间画室，获得了足够多的订单在视觉实验上大展宏图。但是，被赋予绝对自由和支持后的卡拉瓦乔在创作上到底有何等过人之处？面对这个问题，主教的嗅觉失灵了。在那个时代的大众眼中，卡拉瓦乔那种花花绿绿、色彩鲜艳的风格实在是别扭极了。不仅如此，源于圣经故事的画中人被他刻画得十分不堪，就像是16世纪末期挤在罗马城里的凄苦穷鬼。
身为教皇的首席财权顾问、法国王室主要赞助人的银行家文琴佐·朱斯蒂尼亚尼（他也是德尔·蒙特的好友和邻居），应该是在夫人宫的音乐大厅中看到过卡拉瓦乔的作品。在没有威胁到主教雇主地位的情况下，他陆续买下了米兰人的大量作品。那些作品在主教看来实在算不上装饰，根本不配挂在这位级别如此高的神职人员家中。卡拉瓦乔创作了大量这种极端的、主教不愿示人也无法理解的作品。直到梅里西临死前，主教手中一共有八幅他的画，而银行家有十五幅。
德尔·蒙特和朱斯蒂尼亚尼争夺的不光是卡拉瓦乔的画，还有其他物件。两人你争我夺的藏品名目，在反宗教改革这个敏感时期，着实过分。如果说德尔·蒙特只买到了门徒伽利略制作的第二只商用望远镜，那么肯定是因为朱斯蒂尼亚尼抢在他前面将第一只收入囊中。不论是在主教举办的奢华宴席上，还是在银行家主持的简朴聚会上，两人打开露台的大门、邀众人用望远镜赏月的那一刻必定将气氛推到高潮。月亮是那么近，和塞勒尼特人一样看得真切。
德尔·蒙特和朱斯蒂尼亚尼的性格完全相反。已婚的银行家替教皇打理财务事宜，对这份工作中各种烦琐任务极不耐烦。空闲了，他便躲到利古里亚的深山老林里猎角鹿和野猪。他身材细长，骨瘦如柴，尖刻狡猾的嘴脸暴露出掠食者的品性。他寡言少语，但博览群书。这位银行家和坐拥世间荣华的主教简直相反。尽管如此，他们的友谊倒是颇为真挚，是上刀山下火海也不会拆散的同盟。两人在梵蒂冈如鱼得水，虽然他们都是城中少数的亲法派。
主教和银行家都爱好数学，乐于资助研究机械科学的论文著作。两人在新式炼金术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这种炼金术的目的并非让金属变异或是研发长生不老的丹药，而是探索关于地球最基本元素的知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无机化学的前身。
那些认为世间万物均由同一组物质构成、一切转变均因机械原因发生的人，自然会在卡拉瓦乔笔下的圣人与圣母肮脏的指甲缝（这指甲来自我们的凡世，我们的历史）里读到神谕：这声音，来自一位睿智多于随性的天神；一位与上帝不同的天神，因为上帝高高在上，对于氧化实验中产生的各种奇观或是质量守恒论并没有什么兴致；一位在众生心中真正的天神，为众人所生，不论是穷人、苦难者、政客、男妓还是百万富翁。
卡拉瓦乔之于绘画，如同伽利略之于物理：他们的第二次注目，便诉说了眼前的一切；他们发现空间中的形态并非他物而是对自身的隐喻，而这对他们来说就已足够；他们懂得，掌控人类生存之力的真正神秘之处，并非是它有多么高不可攀，而在于它有多么基本。德尔·蒙特和朱斯蒂尼亚尼对卡拉瓦乔着了魔。银行家是因为爱他的画，而主教则是爱他的人。两人各自住在高高的宫殿里，隔着圣王路易堂广场相望。而圣王路易堂则是梅里西作品最初向众人展示的地方。
在这位米兰画家声名鹊起之时，不出三百米，他就可以为刚刚完成的画作找到买主。
伦巴第人一开局便势不可挡，但之后他就分心了。比分进行到零比三十时，两名女子出现在球场。她们刚刚吃完午饭，模样打扮符合两人的身份——妓女。西班牙人因为太关注比赛，没有注意到两人的到来。而他的司线员的目光在这两个女人身上停留了好一阵，因为她们看上去眼熟，而且实在是身材火辣的尤物。虽然这场竞技在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之间隔出一道深深的鸿沟，奥苏纳却和伦巴第人的司线员肩并肩坐着，近得能嗅到那两个女子身上的香味。
公爵死死盯着她俩那撩人的裙子，脑子里过了一遍昨晚留在记忆中的那些场景。没有出现在妓院，小客栈里也没遇到过。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想起来是在哪里见到过这两个女人——那幅画！在他俩百无聊赖地等待和某个银行家见面时，曾细细欣赏过的一幅画。画中马大和表妹抹大拉的马利亚，和这两个妓女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他灵光一现，是因为在马大的脸上认出了她撩人的缺陷：下巴上有一块形如大陆的青斑，画家如实地将它复刻在自己的画作中。他当时甚至和诗人聊起过这事：“谁能想到把圣女画得像传染病人似的？”诗人提醒他说，虽然这位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原型看上去是个极有魅力有性格的大美人，但是她扶着梳妆镜那只手的一个手指头却弯得像钩子。“这颠三倒四的世界。”他感叹道。
马大在圣马太身边坐下（马太在那帮人当中就像是一只被老鹰团团围住的老公鸡），似乎是为了平息因她和伙伴光临边廊而引起的骚动。而抹大拉的马利亚则站在扶栏旁，带着一副如同公爵在画中看到的、落魄圣女般的挑衅姿态：屁股挺着，双乳高耸像是要时刻发起战争。她倚在扶手上，公爵观察到她左手中指是弯曲的。看来画家并没遵从圣经故事扭曲现实：相反，他为了描绘现实扭曲了圣经故事。他微微抬头，盯着抹大拉的马利亚的胸部。他认了出来：这不就是艺术史上最具挑衅姿态的那对乳房嘛！
当两名西班牙人在银行家宫殿的奖杯厅里被接见时，还看到了另一幅极具冲击力的画作。直到公爵看到抹大拉的马利亚本人，他才发现那幅画中女子的原型还是她：画作的背景设置仍是圣经故事，但更粗野，描述了卧室中的一起斩首事件。这幅画现在仍被丢在一张沙发椅上：因为实在找不到地方放置这么一个无法被称为装饰的装饰品。
那幅油画重现了友弟德在成功诱惑亚述将军敖罗斐乃之后，将其斩首于睡梦中的那个时刻。画面血腥，但令观者浮想联翩：当画中这个放荡的模特割断以色列民族仇人的喉咙时，仪态所表达的多为性爱的欢愉，而非复仇的愤恨。这女人实在火辣：乳房坚挺，几乎破衣而出。这幅画描绘的并非犹太民族主义者杀死人民压迫者的爱国之举和英雄瞬间，而是一名女杀手在杀戮男人时感受到的肉体的愉悦，此时此刻男人的精液还在她的大腿内侧流淌。她怪异的神情并非源于被迫和仇人交媾的无奈，或是斩首时产生的厌恶之情。这表情来自快感：高潮带来的快感。
画家并没有像诗人那般专注比赛，他任由自己分神。在比赛允许的情况下（甚至不允许的时候），他伴着看客们的嬉笑和高声欢呼，接发球时耍着各种把式，还向抹大拉的马利亚送去飞吻。
“西班牙人胜！”数学家在诗人赢得最后一轮比分时高声喊道。这两个荡妇来到球场之后，西班牙人已经连赢四球。公爵猛扑到场上，捡起下注分到的红利。诗人注意到他们这边赢了不少。虽然诗人领先不少，场边的专业赌客们还是倾向于画家。
诗人没和公爵说什么。公爵把钱收到口袋里，递给诗人一块手绢让他擦擦汗。他拿着扇了好一阵，还擦了身子。他模仿绅士的做法，躲到边廊的阴凉处换上带来比赛的第二套衬衣。伦巴第人还是穿着那件黑衫，从前一天晚上就一直穿着，说不定从买来那天就没脱下过。他站在球场里，手耷拉在栏杆上，面对着边廊里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他的头依靠在她的胸脯上，像是在承认被自己的身体打败的事实。
这时，公爵的护卫们出现在广场远处。他们赶到球廊时一路卑躬屈膝，一副水平不配薪水和职位的蠢模样。“咱们比得如何？”他们当中的一位问奥苏纳。“正赢着呢。来，给我们下点注吧，”他说，“这可是正经事。”几个人没敢吭声，翻了翻兜。头衔最高的那位姓巴拉尔名奥特罗的，凑出一把可怜巴巴的硬币。四人中他个头最小，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是最好斗的。此人皮肤粗糙，毛发浓密，是一个在任何场合都能够保持冷静的典型西班牙汉子。因此，公爵最看中他。“昨晚咱们像苏丹一样挥霍，钱都花了。”他藏在狼人般的大胡子里的嘴唇嚅动道，带着歉意。公爵摇了摇头，把他领到球场外，确认周围没有人能看见他俩时，偷偷把刚赢的钱交给了奥特罗，命他在第二盘开始之前赶紧下注。奥特罗看着捧在手心的钱，咂巴着嘴，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别打鬼主意，”他的上司说，“我们要在精神上赢得优势。”说完两人便回到了边廊。
公爵回座位坐稳后，发现画家正盯着正要去下注的奥特罗。虽然画家的脸正埋在抹大拉的马利亚袒露的胸脯里，但目光却死死盯着公爵的部下。画家吹开遮住眼睛的一缕头发，压低眉毛，一只眼睛眯成一道缝。这目光追得紧，恨不得要刺穿正若无其事地掏钱的奥特罗，看着他将赌注押在线上，然后回到座位。公爵对诗人说：“你瞧意大利人看奥特罗的那个眼神，他想干什么？他到底是喜欢奥特罗呢，还是想像昨晚那样大干一场？”诗人摇摇头，说：“要我说，他都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些什么。”
网球、艺术和妓院
古卡斯蒂利亚语著成的《阿波罗尼奥斯之书》中写道，因为一场暴雨，提尔国王偏离了原本的航线，到达了米蒂利尼。在那座城市，他的女儿塔尔西亚娜被卖到妓院中做奴隶，期望着有人像救舍赫拉查德那样来营救她。为了拖延被送去接客，她也像舍赫拉查德一样向客人唱起谜语。
当阿波罗尼奥斯和塔尔西亚娜相见时，并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因为阿波罗尼奥斯的睿智令他名声在外，并善于解出各种谜题，她挑战性地问了他一些谜语。其中一首谜语也许是关于网球最早的西班牙语记载：
里面毛多，外面毛少，
一缕秀发，心中藏好；
众人相传，羞辱耻笑，
小酌一刻，我未被邀。
《阿波罗尼奥斯之书》中关于网球的刻画，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塔尔西亚娜推迟拖延的伎俩。网球如同一位被剃光头的女子（“外面毛少”），她遭受殴打（“羞辱耻笑”），没有人唤她去吃饭（“小酌一刻，我未被邀”）。因为一旦被“众人相传”，它的任务唯有一个：在广场上跳来弹去，成为别人眼中谋利的工具。
作者接招
2013年6月13日晚5点2分，特蕾莎·阿斯特拉因（teresastrain@anagrama-ed.es）在邮件中写道：
阿尔瓦罗：
请记住：在暑假开始之前，书必须写完。你进展如何？
关于房顶和球：你这是个什么鬼问题？你想要什么答案？这句话来自拉丁语还是怎样？一定来自真实生活：孩子们经常弄丢球，比如扔到房顶上；邻居们不得不给他们扔回来。我也不清楚。
校对稿交给我。
特蕾莎
2013年6月13日晚5点19分，阿尔瓦罗·恩里克（aenrigue@gmail.com）在邮件中写道：
特蕾莎：你说得不对，这句话的源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网球运动。那时候的网球场边上有一排木头搭顶的观众席。发球只有击中这个屋顶才算好。
如果我这个周末就把校对稿发给你，我可以把我们的邮件加到新小说里吗？
2013年6月13日晚5点22分，特蕾莎·阿斯特拉因（teresastrain@anagrama-ed.es）在邮件中写道：
哦，你解释得棒极了。我之前不知道。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无知被弄得众人皆知，所以请不要使用我的邮件。无论如何周五之前都必须把校对稿发给我。
埃尔南·科尔特斯的遗嘱
征服者应该是个生性友好的人。虽然，身为那个时代最为宏大、史上最具颠覆力的史诗中的主角，他高高在上，不受束缚。他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困惑以及与周围人与物的疏远，均为命运使然。也许同样因为命运，苦难之外的其他境遇直到他活着的最后一天都在他眼中分外明朗。即使经历苦楚，他也活得务实而洒脱。他将经历过的风风雨雨珍藏在双眸之后，经过岁月的洗礼，目光仍锋利如初。
他晚年远离塞维利亚的贵族圈子。如果他愿意稍加注意举止、玩宫廷里那套规矩，在那个圈子里他会受到众人的敬仰。可惜他这一辈子见得多了，屁股痒了他就挠，不管不顾。
他不是个隐士。在卡斯蒂列哈德拉库埃斯塔的居所中，他和一群理发匠、神父、面包师、教堂乐队的乐手定期见面。还有一位，就是当地的诗人洛贝·罗德里格斯。诗人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名，是因为见证了征服者身边的大小事务。他应该也在古典史诗读书会上为征服者做了指导。而科尔特斯呢，只要自己不用亲自读书，还是十分乐意参加读书会的。这很可能因为当时他已失明，但也许是童心未泯。就像是我们的孩子小时候，喜欢别人读故事给他们听。
征服者一辈子只骑过一匹马。伴他进入墨西哥城的那匹科尔多瓦宝马在塞维利亚年老而终后，科尔特斯将它埋在了花园里。自从老伙伴弃他而去，他再也没有骑过其他任何一匹马。在科尔特斯眼中，它并不是什么交通工具，而是将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扩展千万倍的铁马利鞭。不过，堂堂墨西哥的征服者自失去坐骑后，需要搭乘神父布满灰尘的马车，或是挤在面包师傅篮子旁入城取粮。此等画面，令人唏嘘不已。
科尔特斯去世前三个月，吟游诗人洛贝·罗德里格斯陪着他完成生前最后一次旅行。这段历史为人所知，是因为诗人给当时守在库埃纳瓦卡的科尔特斯遗孀的几封书信被保留了下来。他们去拜见佛罗伦萨银行家吉亚高莫·博蒂，将科尔特斯在西班牙剩下的珠宝典当变卖，因为科尔特斯连医药费都付不起了。
科尔特斯去世后，他的遗物被放在塞维利亚大教堂的台阶上拍卖。据1548年9月《河谷伯爵财产拍卖实录》中的一段记载，科尔特斯的遗物包括旧衣若干，羊毛床垫一只，脚炉两副，床单两件，床罩三条，餐具一套，水壶和铜锅一套，椅子一把，书两本。单子里没有桌子和床架。直至62岁，他仍然保持着士兵的作息和规矩，不过他在经济上绝不窘迫——女儿胡安娜的嫁妆之丰厚，促成她和阿尔卡拉公爵联姻绰绰有余。对于埃斯特雷马杜拉倔老头家的小姑娘来说，这倒是一桩好婚事。
科尔特斯在塞维利亚留下的遗物如此简朴，并不说明他的境遇窘困，而是另有原因：他有着隐士精神和超脱释然的态度；他成了一个不再追逐世间名利的人，也许是因为那段踏入神话的记忆令其远离物质世界，或是由于卡洛斯一世（他左边的“球”）废除他墨西哥统帅一职并封他为伯爵而积存的怨恨。直到受封之后回到新西班牙，他才发觉封爵形同虚设，自己就是个有钱没权的百万富翁。
科尔特斯的遗孀却和宫廷圈子走得近，但她不情不愿的态度令人恼火。这一切，只是为了女儿胡安娜以后的日子有所保障。一切迹象都不能说明她不幸福。自从离开温暖的库埃纳瓦卡，和胡安娜一同回到西班牙后，她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义务和礼数，摇身一变成了被消费的奢侈品名人：她被邀请，被亲吻，仅仅因为征服者跟她上过床。她和奴隶说班图语，和侍女说纳瓦特语，只和女儿说西班牙语。面对其他人，她除了微笑一言不发，假装他们只是出现在一个冗长的梦中的人物。任何人在她眼中都如此格格不入，因为她是一座过去残留下来的废墟：她是科尔特斯夫人，河谷伯爵夫人。
那些后来用来装饰阿尔卡拉公爵花园小屋某一面墙的剑、矛、头盔、火枪等，在征服者死后的一段时间里由吟游诗人罗德里格斯悉数保管。他等着科尔特斯的遗孀唤他将这些遗物送到无边无际的库埃纳瓦卡宫。
洛贝给河谷伯爵夫人写过一封信，这信辞藻浮夸，内容令人琢磨不透，语言愚蠢。在信中，他建议夫人出钱资助他去往新西班牙送回兵器，并详细描绘了她丈夫去世前的最后几日。除了兵器，这位吟游诗人还赎回了征服者的肩衣，以及卡洛斯一世赐予科尔特斯一家的盾形纹章。纹章的图案恐怖骇人，是埃尔南身在墨西哥时亲自提议并设计的。
“异教祸水”
虽然弗朗索瓦国王收到安妮·博林头发制成的网球后颇为兴奋，但是他从未在球场上使用过。他是个文雅、感性、城府很深的男人。虽然当他们将网球献给他时，他所表现出的满意和嘲笑像做了一场秀，但和洪博见面之后，他再也没有碰过盒子里的网球。这做法倒也符合他那种冷淡而小心的秉性。
弗朗索瓦一世不善于球类运动，也不喜欢像其他男人那样耀武扬威。他赞助了一票诗人和音乐家，常常购置莱昂纳多的画作，并且收藏书籍。当他终将米兰从卡洛斯一世手中夺回时，他极其仁慈地将城中古典名作掠夺一空，之后再一次丢了城。他的藏品成为之后卢浮宫博物馆（由他下令整修）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基石。他赞助了乔凡尼·韦拉扎诺的探险。后者在探险中发现了弗吉尼亚、马里兰和纽约，虽然弗朗索瓦并没有拓展疆域的意图。
很巧的是，三枚由断头王后秀发制成的网球最终来到纽约。我在位于第五大道和四十二街交会处的公共图书馆看到了它们，它们被保管在非展出古运动器材区。
1536年，弗朗索瓦国王把三枚网球带到枫丹白露宫。负责保管这几枚网球的馆员告诉我，它们没有离开过宫殿，也从未被拿到球场上供人使用。“很可能因为，”他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说道，“它们很快便被人从战利品大厅拿去做书挡了。虽然是不起眼的用途，但比之前体面。”“它们被带到美洲前，没有人把它们从盒子里拿出来过吗？”我试着问道。“不太可能。”“我可以摸一下吗？”“不行。”“这几枚网球为何被收藏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呢？”“是安德鲁·卡内基先生将它们连同一堆法国手稿一起买下来，和图书馆地下藏书室房顶的铁梁一起送给了我们。”“那么它们应该就是洪博献给弗朗索瓦一世的盒子里面那一批网球了？”我坚持追问。他戴着手套，用食指指了指不知字体的一行法语说明：“avec cheveux de la vermine hérétique。”然后得意扬扬地翻译出来，“由异教母狗的头发制成。”
科尔特斯的纹章
任何人为了信仰所做的付出，都无法与埃尔南·科尔特斯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主教所做的一切相提并论。这场放在任何时代都会是最浩大的宗教功绩虽然已过去了五个世纪，但只要提起科尔特斯的名字，梵蒂冈的大人物便将头扭向一边，不予理睬。他是何等粗鄙之辈！他将新世界奉在教皇（他右边的“球”）脚下，却从未受到过任何肯定！这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崭新世界，包括所有的动物植物，所有的神庙棚屋，以及十几万在屋中如兔子般寻欢作乐的男男女女。他们享受着无限美好的天气，可以几近赤裸四处游走。
人们总是如此想象科尔特斯，别无其他：他挥汗如雨，熏黑的铠甲上敌人的热血汩汩。他炮轰众神。军人、政治家或百万富翁这些头衔不足以形容他。因为，征服者是飓风之眼，席卷大西洋二十六年。征服者的狂风，将卡洛斯一世的霍夫堡皇宫—加那利群岛—特诺奇提特兰城—库斯科一线所有的房屋连根拔起。居住在这四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人们之后或早或晚地皈依了基督教，就因为这个四十几岁、没受过教育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将世界弄得翻天覆地。虽然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在墨西哥，每一秒有四千七百八十七人出生，一千六百三十九人死亡，也就是说人口以每秒三千一百四十八人的速度在增长。这真是个噩梦。当今墨西哥人口总数为一亿一千七百万，数字并不准确，因为后面的六个零还没包括在美国的墨西哥人。粗略算来，自1821年墨西哥独立至2010年，约有一亿八千万墨西哥人出生。在所有的墨西哥人里，只有何塞·巴斯孔塞洛斯视科尔特斯为英雄。而他遭受到的冷遇世人皆知。
有这么一个令人费解的组织，由三十二名平头男创建，名为“墨西哥国家阵线”。这三十二个疯子是希特勒的崇拜者，连这种破烂组织都在自家网站上宣称科尔特斯是个臭无赖。河谷伯爵的形象管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差的。科尔特斯最后的遗愿是遗骨回归到墨西哥，他希望在那里安息。在此时此刻死去的一千六百三十九个墨西哥人里面，没有一个人造访过他的坟墓；所有人都不赞成为他树碑，或是在某个纪念牌上刻上他的名字，或是在世界任何角落放置任何东西提醒人们他曾经存在。而这一秒出生的四千七百八十七个墨西哥人也是这么想的。他做了件错事，大错特错，这他自己也知道：在遗嘱中，他为拯救自己的灵魂留下四千堂弥撒作为施舍。这些提前打点好的弥撒从他去世那天算起，并按照在卡斯蒂列哈德拉库埃斯塔教区的教堂里一日一次的频率计算，可以持续十一年。十一年后，科尔特斯的灵魂每天早上仍要紧张万分地受到炼狱中鬼魂们的召唤。
以上所写的一切都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没有人在墨西哥（我料想西班牙也应该如此）看到过科尔特斯的纹章。纹章由四部分组成。银色的部分画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双头鹰，它代表了经征服者之手将其领土无限扩展的神圣罗马帝国。疆域之大，难以计算。第二部分是黑色的，配有代表阿兹特克三国城邦的三冠图案，该城邦被科尔特斯于1521年8月13日（也就是圣希坡律陀节那天）攻垮。第三个金色的部分有一头耀武扬威的狮子，而最后蓝色部分的形象则是水上的墨西哥城。围绕在纹章边缘修饰四个徽章的是一条挂着七个头颅的长链，代表了特斯科科湖区七名被斩首的酋长。品味可真不是科尔特斯的强项。
这个纹章从来都没有传到墨西哥。因为在科尔特斯去世那天，女儿胡安娜即将满十四周岁，而她的母亲早已决定同她一起回西班牙，靠无尽的财产找一个满意的人家。这对于诗人罗德里格斯来说简直是糟透了，他无法借机捞上一笔。
科尔特斯母女俩在卡斯蒂列哈德拉库埃斯塔安顿下来，在一个庄重的仪式中接过了科尔特斯的纹章盾和肩衣。曾陪伴征服者的众人纷纷赶来，煮个鸡蛋的工夫仪式就结束了。之后母女二人便专心于和阿尔卡拉公爵府结亲一事，颇为迅速地，没比纹章盾和肩衣的交接仪式长多少，事情便完成了。而这其中的原因，则是旧西班牙（胡安娜·科尔特斯这么称呼西班牙，是因为它已开始变得令她窒息）的所有显赫家族已经负债累累，今不如昔。
巨颅
在讲究道德洁癖、反宗教改革派的宗教事务所眼里，枢机主教弗朗西斯科·马里亚·德尔·蒙特身上具备一切他们可以想象得到的缺点。这个威尼斯人，代表着美第奇家族以及法兰西王室在梵蒂冈的利益。金库里的财富几辈子都花不完，他用钱腐化周围所有人，以及自己的身体。他的朋友名单上包括城里最重要的银行家，还有一群只要他乐意就能让教皇日子不好过的主教们。除此之外，他还豢养了一大帮乐师、画家、诗人和阉伶歌者，他们有本事把最具毁灭性的流言蜚语传遍整个罗马城。手中掌控的庞大权力并没有让德尔·蒙特做所有事情都万无一失（在那个强硬派主教和宗教法庭法官横行的时代，只有教皇永远正确无误），但众人对德尔·蒙特表现出了难得的隐忍。他任性顽劣和寻欢作乐的作风在那个时代并不被大众接受，不仅触犯了模棱两可的道德准则，甚至越过了法律的底线。
无论如何，主教德尔·蒙特活到很老才去世，留下了一笔还算可观的财产和一副幽默的形象。说“还算可观”，是因为他不偷不抢。因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四世，他没能爬上教皇的位置。1621年的教皇选举会上，刚刚经过涂油礼的费利佩四世促使圣彼得大教堂将法国王室拒之门外，远程下令强制进行投票。在西斯廷的最后一轮投票中，德尔·蒙特败给了亚历桑德罗·卢多维奇，即后来的教皇额我略十五世。
尽管德尔·蒙特手中掌握的权力颇大，但是在当时的罗马城，没有任何一个到过罗马的人会说自己在夫人宫未被热情款待。在那里，他戴着丝绸手套左右梵蒂冈政治整整三十年。作为美第奇家族托斯卡纳大公在这座城市的代理人，从未有人敢告发他那些充满阴谋、错综复杂、害人夺财的勾当。从未有人，绝对是从未有人，敢质疑他发掘艺术品、并使其价值倍增的非凡嗅觉。
如果德尔·蒙特从一个在世画家手中买了一幅作品，并且把它挂在著名的音乐大厅里，那么这位画家的名字会毫无悬念地出现在装饰新礼拜堂祭坛或者新修道院墙壁的候选者短名单上。
艺术史专家海伦·兰登曾经研究过德尔·蒙特主教在夫人宫中的绘画收藏。莱昂纳多、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画作经证实为赝品，但是真品包括了五幅提香、一幅乔尔乔内、若干幅路西尼奥和巴萨诺。另外，主教模仿大公，喜好收藏人像作品。
除了各种瓷器和雕塑，主教的藏品清单里还包括六百多幅画。其中有二百七十七幅“未经装裱，长约四掌。画中人包括多位教皇、君王、主教、公爵以及其他著名人士，甚至还有几位女子”。当德尔·蒙特入主夫人宫时，他和艺术家安特卫都铎·格拉马蒂卡（这是他的真名）签署协议，替他画人像。乔瓦尼·贝洛里在《现代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生平》一书中提到，安特卫都铎·格拉马蒂卡在他那个时代是“擅长画巨颅的伟大画家”。
德尔·蒙特很可能是在安特卫都铎·格拉马蒂卡的画坊里与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相识的。在那里工作的日子，画家卡拉瓦乔穷困潦倒，拼命画巨颅但是工钱少得可怜。
大部分用来装饰夫人宫墙壁的人像画后来都遗失了——遗失了也好，因为这些作品狗屎不如，是一个毫无才华的画师在画室中做的复制品的复制版。画师格拉马蒂卡的名字能够流传至今，完全是因为他和青年卡拉瓦乔有所交集，仅此而已。出自格拉马蒂卡画室的作品寥寥无几，笔法完全不像经梅里西的天才之手所绘。也许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插手（格拉马蒂卡还有其他助手），或者也许是没有想向任何人证明什么的流水创作。当时，卡拉瓦乔正打算自立门户，在这个当时被称为艺术中心的城市成长为一名画家。他应该也曾考虑过，做这种无法获得丰厚物质条件的工作，就是在浪费时间。
很多描绘巨颅的画作的确被保留下来。它们并不都是巨大无比，而且就是画家本人的脑袋。这个米兰人将自己发高烧的样子临摹到《年轻的酒神巴克斯在病中》里，将在死亡面前的不安而崩溃的神情画入《圣马太殉教》中。1606年5月29日，卡拉瓦乔在网球场刺杀了莱努西奥·托马索尼，后被判斩首处死。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在两幅画中描绘了自己被斩首的场景：一幅是《手提歌利亚头的大卫》，卡拉瓦乔委托希皮奥内·博尔盖瑟将这幅画送到教皇保罗五世面前，为他说情；另一幅是《莎乐美与施洗者约翰的头颅》，因为遭到教皇派来的刺客追杀，他把这幅画当作礼物献给了马耳他骑士团的大教长以寻求保护。
除了上述两幅画作之外，卡拉瓦乔在《音乐家们》中化身为一名少年。创作这幅画时他已得到了德尔·蒙特主教的庇护，并于1595年搬进了夫人宫仆人居住的底层。这是他第一幅仅供主教欣赏的画作：他那半张开的嘴巴如此淫荡，他那赤裸的肩膀如此娇嫩；他眼神如此恳切，凝视着这幅作品唯一的观者，而旁人在这情欲流露的背后看到的则是他对主教的感激之情。在这幅肖像画中，他将自己画成了一名十四五岁的少年，虽然他当时已经是二十四岁的成熟男子。画中人令人感到不安。1621年教皇选举会商讨中，本为德尔·蒙特囊中物的教皇位置，却因费利佩四世的代表们提出的一个反对理由而终结——主教一直在做一项“善事”，他招收十二三岁的孩童，带进宫中对他们贴身指教。根据其他枢机主教指控（指控的内容众人皆知，因为有匿名者在罗马的帕斯魁诺雕塑脚下传播消息），德尔·蒙特招收这些孩子们的原因，“并非看中他们在智力方面的突出优点或者为了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而是在于他们的美貌”。
此外还有画有卡拉瓦乔脑袋的第六幅画，大概是在他死后十年或十五年用石灰笔在纸上完成的。作者是很熟悉卡拉瓦乔的奥塔维奥·莱奥尼。画中人有着棕色的双眸，几乎在眉头连成一片的粗犷有力的眉毛，邋遢而稀疏的胡子，杂乱无章的头发，满面油光，经过岁月洗礼却依然坚挺的鼻梁。这些特征和卡拉瓦乔的自画像如出一辙，只是莱奥尼版本的仪态缺少了戏剧性。画中人应该就是卡拉瓦乔原本的模样：难以接触，脾气暴躁，随时准备迎接挑衅。右眉向上挑起高于左眉，透着嘲讽、急躁和质疑。嘴角下垂，说明了此人易动怒。他不拘小节，并不是因为爱慕虚荣，而是因为生性孤傲。莱奥尼笔下的卡拉瓦乔也许是六幅画中最悲伤的：这脑袋，属于被自我折磨得无路可逃的那类人；这脑袋，属于那些丢掉了自己本名的人。
1595年3月，德尔·蒙特从屠夫兼艺术品贩子康斯坦丁诺·斯巴达手里买下两幅画，作者是他在安特卫都铎·格拉马蒂卡“巨颅画室”认识的年轻画家。当时那位年轻画家的艺术生涯刚刚起步，在作品上签名还是用他的伦巴第乳名“m·梅里西奥”，而非后来使用的罗马化的“米开朗基罗·梅里西”。当时他还没有把家乡“卡拉瓦乔”挂在名字的最后并签在作品上，直到成名之后。
主教花了八个埃斯库多买下了《玩牌者》和《算命人》，两幅画价钱相当。同是1595年，卡拉奇每幅画都卖了二百五十埃斯库多。而德尔·蒙特一年进账（这笔钱不是用于搞政治和管理宫殿的，仅仅是支付个人开销而已）就有一千埃斯库多。这笔钱可以买下二百五十幅卡拉瓦乔的作品，平均下来一个月就能买二十一幅。1981年，《玩牌者》被得克萨斯州沃斯堡的金贝尔美术馆以一千五百万美金的天价买下。
虽然德尔·蒙特主教出奇的吝啬，但是他对买来的艺术品的价值胸有成竹。《玩牌者》和《算命人》被他挂在夫人宫显赫的音乐大厅里，引得无数拜访者艳羡。之后不久，他又跑到康斯坦丁诺·斯巴达的肉铺，从他手里买来《年轻的酒神巴克斯在病中》和《美杜莎》，并将它们献给了大公。购置贡品时，主教一时兴起把那肩膀丰腴、小嘴鲜嫩的卡拉瓦乔也一并买下，带他回宫并让他和侍从们同住，随时随地为自己作画。
这一天成为卡拉瓦乔生命的转折点。昔日的孤儿已不再漂泊；现今，他站在网球场上，蓄势待发。
换场
对于昨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伦巴第人忘得一干二净。在第一轮比赛中，他连自己是怎么回的球都记不清了。也许正因为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已经输了一盘的他仍能享受换场时的忙里偷闲。围观者们在边廊里四处走动，伸开腿放松放松。还有些人跑去河边小解。画家、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马太得以享受幸福而私密的独处。
他歪靠在球廊的扶栏上，一肚子问号。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和一个西班牙人打比赛，为什么西班牙人还带来了护卫队，为什么他居然败给了这么一位对手：一个满脸横肉、腮帮子长得像屁股的瘸子。不过，他根本不在乎这些：抹大拉的马利亚胸脯散发的骚气把他魂儿都勾走了，而此时她正问他为什么西班牙人可以随身带兵器而他们的朋友却不能。“他们应该是贵族。”伦巴第人说。他低下头，好像把鼻子拱到那荡妇的乳沟里就能让他与世隔绝——外面的世界压得他太阳穴发胀，嗓子发紧。他吸了口气。“他们那边的几个当兵的都丑死了。”女人说。画家抬起头望向那群人，就那么远远地看着，眼睛半睁半闭。“全是一帮新手，”他说，“那领头的不是。他更差劲，粉得跟猪似的。”说完目光又转向了胸脯。
因为画家没能速战速决地击溃对手，马太心情低落了一阵。他判断对方那伙人可能是从那不勒斯军团来的，但身份不是士兵。他随后补充道：“头儿，他们是雇佣兵。”那口气，好像在说自己的道德操守比士兵、雇佣兵或是其他任何职业的人都高了一等。他背对球场站在头儿身边，后者的嘴巴在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左边锁骨那里流连。
任何一个和掌控城里边缘阶层的家族有关联的人，如果听到圣马太称呼他的网球手为头儿，一定会笑死。那阵子，画家为主教服务，因此有权配剑上街。他靠上门逼债和街头斗殴挣了些外快，但除此之外谈不上有什么特权和地位。那伙跟着他到处为非作歹的家伙并不抱团。但是每当打架需要帮手时，这伙人便会拎着棍子石头前来械斗，然后将某个街角或是广场划为自己的地盘。卡拉瓦乔所从属的家族很器重他，一是因为这疯子一闹起来就能挑起一场大战，二是因为他和主教关系亲密（主教决不忍心让他在监狱里待上几小时）。虽然如此，家族里的人还是认为卡拉瓦乔不值得信任。
圣马太挠了挠侧身。最后开口道：“咱们为什么不能直接上棍子揍他们呢？”画家叹了口气，鼻子又埋到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双乳间。“因为他们是西班牙人呀，”她说，“收不了场。”她像是在说梦话，笑容甜美，美眸半开，似乎这个她本不想坠入的凡世，并非是一场充满刀光与斩首的狂欢。“街上终会有一场战争。”她总结道，扭曲的手指拂过画家的喉结。“既然他们愿意和我们打球，肯定不是什么大人物。”要饭的皱着眉头回答道。“我跟你讲，他们肯定是贵族，和他们一起玩球本来就是在冒险。”“赶紧赢了他们，来个了断，头儿。”老要饭的说。画家抖擞抖擞精神，从胸腔里深呼出一股臭气喷在娼妓的胸脯上，抬起头来。他大喊道：“来吧！”这一嗓子，好比一大早堵在酒馆外面唤人开门时的嘶吼。他捡起丢在地上的球拍和球。趁着双方球手换场，边廊里的那些好事者、赌球者和亲朋好友们也纷纷就座。
走上球场的这几步路，伦巴第人走得费力而慵懒。他拖着步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地面。画家在防守一侧球场站稳，他的帮手从边廊的座位上站起来（所有人都以为他睡着了），抖抖学者袍，凑到画家那里耳语了几句。画家一边听，一边看着地面。整个下午，司线员头一次露出自信的神情，并手舞足蹈地向画家说着些什么。最后，两人跪在地上，数学家在地上横竖画了几条线，又大声击掌。画家耸耸肩膀，教授便又回到观众席数梁子去了。
画家站在发球线后，用鞋蹭蹭地面，昂起头，脸上焕发出魔鬼重生般的光芒。他眯起眼睛，怒吼一声“接招！”这一吼惊天动地，从积压了所有狂怒与暴力的身体深处喷涌而出。
上将和队长
征服者的遗孀和女儿最终都没有再回到墨西哥。母女俩在西班牙度过余生，但对这半岛的人与物也并没有什么兴致。像科尔特斯家所有后裔一样，她们始终无法理解广袤无边的新西班牙为何依附于如此一个弹丸之地。这里的男人居然穿着长筒袜，心情好的时候也会尖声地大呼小叫。“在我父亲的花园里能听到各种语言，比整个旧西班牙的语言加起来都多。”胡安娜对欧洲不屑一顾，她对在这里受到的隆重欢迎和招待也毫不领情。她没有像母亲那样让自己成为局外人，她的母亲欣然接受各种邀请但赴宴之时却一言不发。她也没有因为委身于上流社会阶层而声名鹊起。她的身家财产和婚姻都没能让她走进这个圈子。
在某种程度上，征服者遗孀那还算克制的疯癫合乎情理：步入中年，腰缠万贯，她不用张嘴便可以让身边的人满足她一切需求；但是她抛下这一切，是为了让胡安娜日后有个好归宿。对回到半岛后的幽闭境遇，她展现出冷傲甚至时而优雅的厌恶之情；但她所表现出的这番厌恶，可以被理解。
胡安娜却和母亲不同，她想念美洲想得急切。十四岁出走库埃纳瓦卡，她体会不到战争带来的各种罪行的丑恶，而正是这些罪行给予她美洲公主般的童年岁月。安达卢西亚的花园并不差，但绝不可能令人迷失，更不可能在园子深处将衣服褪去，和女奴家的姑娘们边用班图语歌唱边嬉笑着吐可可仁。而瓜达尔基维尔河呢，富家小姐绝不可能在厨房里狂饮巧克力然后到这里来裸泳。
胡安娜和阿尔卡拉爵位继承人成婚之后，征服者的遗孀将卡斯蒂列哈德拉库埃斯塔的阴暗城堡赠予赤足教派修道院，和女儿一起搬到了公爵府。公爵府名为统帅宫，这名字够响亮了。马丁·科尔特斯每年从新西班牙寄来的钱让母女二人生活得相当宽裕，负担塞维利亚郊外的私人别墅看上去也不过是小事一桩。
若干年后，赤足派修道院将征服者故居卖给了某爱尔兰教会的几位修女。故居至今保留在此教会名下。围城之夜，四千冤魂惨死在剑、矛和火绳枪下；这一幕幕刀光剑影也随着科尔特斯的梦境，被涂洒于故居的墙上。看来，教会已经将承受围城之战的极大苦难，写进了训诫之中。
胡安娜·科尔特斯简直就是弗里达·卡洛的“前世”：虽然她十四岁便离开了新西班牙，身上也没有流淌任何土著民族的血液，但直到去世，胡安娜在私下都穿着墨西哥刺绣衫胡依皮尔。出席西班牙贵族的各种聚会仪式时，她也会用手帕包裹一捧塞拉诺高山椒，放在银色小梳妆箱里，时不时像吃面包似的咬上几口。遇到有c和z这两个字母的单词时，胡安娜会刻意不咬舌发成擦音s，表明自己来自大西洋彼岸。毕竟，她也是从教皇和国王这两个“球”里诞生出来的产物。
她像只凶猛的母狼般保管着父亲遗留下来的武器和纹章，但是阿尔卡拉公爵只允许她将其挂在统帅宫花园小屋的墙上。纹章上每一个缺口和损毁之处都是科尔特斯光辉壮举的印证，都是他咬紧牙关、头破血流拼了命赢来的。它们只有摆在这里，才不会让那些装饰在恩里克斯·德·里维拉纹章四周又小又假的兵器显得寒酸。胡安娜在这个房间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光景。母亲陪着她，一起编织。母女俩不停地试图说服科尔特斯的外孙女们，她们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外公的烈血。
对于胡安娜来说，做出一幅高傲的样子很轻松：每当胡安娜的某个哥哥（他们都叫马丁·科尔特斯，虽然是从不同的娘胎里出来的）在新西班牙因欺君罪被绞死，阿尔卡拉公爵府的金库就会再度被钱填满。
胡安娜偶尔会给女儿们讲讲她们姓氏的有趣来历。据她说，阿尔卡拉公爵家之前只是普普通通的文书。而家族香火得以在皇室中延续，是因为家族中一个女儿嫁给了塔里法领主，继而获得卡斯蒂利亚上将头衔。胡安娜高高地挑起眉毛，示意女儿这职位只是个听上去高贵的摆设，就像是“卡斯蒂利亚的海洋”（她把“海洋”这个单词中的c又发成s）一样毫无意义。这一切，和科尔特斯为了卡洛斯一世而踩在胯下蹂躏的美洲大地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虽然科尔特斯身上有众多缺点，但那些心怀不满与愤恨之人、那些拥有一切却又输掉一切的人却将他奉为守护神。他还是后发迹之人的守护天使。他在三十八岁之前什么都不是。三十九岁那年，当他委身于韦拉克鲁斯维拉黎加的阿兹特克帝国海岸的一处临时居所时，突然想到他这次探险勘探应升华为征服与殖民的征程。这片土地应当是国王和教皇（他的两个“球”）的土地，绝不应屈从于古巴那个傻瓜总督，也就是科尔特斯的前岳父。总督女儿是征服者的第一任夫人，为他生了个儿子也叫马丁·科尔特斯。
和驻古巴政府对峙了三年之后，科尔特斯不仅成为欧洲的大名人，并且成了那些将世界干翻却后知后觉之人眼中的王子。对于那些爱好惹是生非的家伙以及对自身成功置若罔闻的人，科尔特斯可是他们心中的领主。他是所有最初转败为胜、随后功败垂成之徒的队长，他们深陷粪坑却还高举利剑。真实生活中的征服者，配不上阿尔卡拉公爵夫人向女儿们不断兜售的大名，但毋庸置疑，他的故事和胡安娜夫家那些掌管着几片乱石滩子的上将们比起来有趣多了。
胡安娜每次对女儿啰唆到最后，总是举起绣花针指向家徽，用纳瓦特语说道：“那把剑砍掉了纹章上那七个酋长的脑袋。姑娘们，这件事你们绝对不能忘记。”说罢，再拿起绣花绷子、线和布料。她的寡妇母亲坐在摇椅上，忧心忡忡地点头赞同。
凯特琳娜·恩里克斯·德·里维拉·伊·科尔特斯差不多就在这么一个家庭环境中长大。她是胡安娜·科尔特斯和阿尔卡拉公爵的长女，征服者的外孙女。十六岁的时候，她嫁给了佩德罗·泰勒斯·希龙，也就是佩尼亚菲耶尔伯爵，未来的奥苏纳公爵，未来的奥斯坦德守护者，未来的那不勒斯和两西西里都督，未来的亚得里亚海海盗。他还是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日后的主子，以及和他一起挑事胡闹和逛妓院的好弟兄。
天堂
菲利普·德·沙布特和国王以及宫中其他大臣不同，他对艺术、文化或是网球不感兴趣。他唯一热爱的是法兰西的荣耀。
自倒霉蛋洪博捧着第四枚博林球来到他房间那一刻起，沙布特就已经开始盘算：若是将它在合适的时机献予合适的人，这宝贝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好处。
用王后的秀发制成的网球去游说乔瓦尼·安吉罗·美第奇简直是不二之选。此人耳根子软，当时掌管教皇国，而且是与教皇就卢尼贾纳的福斯迪诺沃侯爵领地争端谈判的关键人物。一个叫彼得罗·托里贾尼·马拉斯皮纳的家伙（此人赞助了一票平庸的艺术家和臭名昭著的暴徒），派人在卡拉拉港拦截了一批运给法国海军的大理石。
这么一来，博林球是一定要送到罗马了，但是需要包装一番。沙布特特意差人制作了一个嵌金珍珠母的小首饰盒。他要求盒子不仅要与盒中物的尊贵与奢华交相辉映，而且匠人的工艺必须娴熟考究，制作工期一定要长。漫长的制作时间的等待，球便被这位热爱法兰西荣耀的大臣（其实荣耀在他所有喜好中排名第二）拿来和身份低贱但双峰高耸的情妇们玩各种性爱游戏。他们在床上翻云覆雨，博林王后烈火般的红发在皮革下阵阵颤动。
佛兰德斯大逃亡
凯特琳娜·恩里克斯·德·里维拉·伊·科尔特斯与佩德罗·泰勒斯·希龙的结合，不止是一桩婚事那么简单：两人社会资源庞大，相互弥补各自的缺憾和能力不可及之处，替对方省去了烦恼。他，利用政治手腕以及自己和国王的关系让几乎销声匿迹的阿尔卡拉家族重见天日；她，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和对骁勇善战的外公的记忆。外公早已去世，也算是死得其所。
奥苏纳刚听说马德里派了一队法警来逮捕他，便坐上去往奥斯坦德的船逃跑了。逮捕奥苏纳是因为他跑去意大利，此举辜负了国王的仁慈。他趁夜色上船，身边只带了一名随从。在那里，奥苏纳参加了皇家军团，后来因战斗功夫过人而出名。
奥苏纳家里没有人像他这么能折腾。他为国王的荣誉而战，然后逃离国王；为了领地而战，是为了得到国王的宽恕；还强迫国王和所有的法官、法警向他表示敬意。他逃亡前带上的唯一家当就是科尔特斯的剑。夫人凯特琳娜将剑从餐厅墙上摘下来交给他。挎上剑后，奥苏纳像个土匪般仓皇上路了。
也许在16世纪末期的西班牙，奥苏纳对妻子的不忠没有几个男人比得上。人们兴致勃勃地总想探个究竟：每次这位年轻的公爵被软禁在家（罪名嘛，尽是关乎酒量大小和寻花问柳的苟且之事），他那可怜的老婆也不得不被关在家中安安分分地陪着他。
在他最后一次、也是形势最严重的那次软禁期，公爵等来了最可怕的时刻：因为得罪了国王而且在宫中树敌众多，他将面临灭顶之灾。得知此噩耗后，凯特琳娜·恩里克斯·德·里维拉·伊·科尔特斯毫不犹豫地给费利佩四世写了封洋洋洒洒的信，为丈夫求情。她称国王为“你”而非“您”，并提醒她的陛下，神圣罗马帝国国王、也就是陛下的曾祖父卡洛斯一世当年如何逼得她的外公埃尔南·科尔特斯不得不苟且偷生：和今天奥苏纳的境遇如出一辙。她还提醒国王，若不是因为奥苏纳守城之功，奥斯坦德早已沦陷，西班牙面对低地国家的进攻早已弃甲倒戈、全军覆没。她所说的这些，某些程度上的确是事实。她还在信里写道，正是因为奥苏纳的浴血奋战，西班牙才得以和低地国家签了停战协约，而非低头认输。
这封信并没有让国王动摇或心生怜悯：1624年9月20日，被软禁的公爵在守卫森严的家中去世。
1599年11月26日，也就是奥苏纳逃亡佛兰德斯的那个夜晚，他的夫人陪他走到统帅宫的大门前。国王派来的法警已经控制了统帅宫，奥苏纳夫妇不得不小心躲藏。“你一定要活下去。”她说道，然后亲吻了他。她拍拍丈夫的胸脯：“肩衣穿了吗？”奥苏纳摸了摸，肩衣在衬衣下面。“别脱下来。”妻子嘱咐道。
银行家和主教
在矫饰主义绘画圈子里，卡拉瓦乔的异军突起将此画派送向覆灭。那些年，虽然德尔·蒙特是他正式的雇主，但这位主教却算不上是卡拉瓦乔画作最大的收藏者。主教凭借敏锐的艺术嗅觉发掘了这名绘画新星。卡拉瓦乔曾经在夫人宫享有一间画室，获得了足够多的订单在视觉实验上大展宏图。但是，被赋予绝对自由和支持后的卡拉瓦乔在创作上到底有何等过人之处？面对这个问题，主教的嗅觉失灵了。在那个时代的大众眼中，卡拉瓦乔那种花花绿绿、色彩鲜艳的风格实在是别扭极了。不仅如此，源于圣经故事的画中人被他刻画得十分不堪，就像是16世纪末期挤在罗马城里的凄苦穷鬼。
身为教皇的首席财权顾问、法国王室主要赞助人的银行家文琴佐·朱斯蒂尼亚尼（他也是德尔·蒙特的好友和邻居），应该是在夫人宫的音乐大厅中看到过卡拉瓦乔的作品。在没有威胁到主教雇主地位的情况下，他陆续买下了米兰人的大量作品。那些作品在主教看来实在算不上装饰，根本不配挂在这位级别如此高的神职人员家中。卡拉瓦乔创作了大量这种极端的、主教不愿示人也无法理解的作品。直到梅里西临死前，主教手中一共有八幅他的画，而银行家有十五幅。
德尔·蒙特和朱斯蒂尼亚尼争夺的不光是卡拉瓦乔的画，还有其他物件。两人你争我夺的藏品名目，在反宗教改革这个敏感时期，着实过分。如果说德尔·蒙特只买到了门徒伽利略制作的第二只商用望远镜，那么肯定是因为朱斯蒂尼亚尼抢在他前面将第一只收入囊中。不论是在主教举办的奢华宴席上，还是在银行家主持的简朴聚会上，两人打开露台的大门、邀众人用望远镜赏月的那一刻必定将气氛推到高潮。月亮是那么近，和塞勒尼特人一样看得真切。
德尔·蒙特和朱斯蒂尼亚尼的性格完全相反。已婚的银行家替教皇打理财务事宜，对这份工作中各种烦琐任务极不耐烦。空闲了，他便躲到利古里亚的深山老林里猎角鹿和野猪。他身材细长，骨瘦如柴，尖刻狡猾的嘴脸暴露出掠食者的品性。他寡言少语，但博览群书。这位银行家和坐拥世间荣华的主教简直相反。尽管如此，他们的友谊倒是颇为真挚，是上刀山下火海也不会拆散的同盟。两人在梵蒂冈如鱼得水，虽然他们都是城中少数的亲法派。
主教和银行家都爱好数学，乐于资助研究机械科学的论文著作。两人在新式炼金术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这种炼金术的目的并非让金属变异或是研发长生不老的丹药，而是探索关于地球最基本元素的知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无机化学的前身。
那些认为世间万物均由同一组物质构成、一切转变均因机械原因发生的人，自然会在卡拉瓦乔笔下的圣人与圣母肮脏的指甲缝（这指甲来自我们的凡世，我们的历史）里读到神谕：这声音，来自一位睿智多于随性的天神；一位与上帝不同的天神，因为上帝高高在上，对于氧化实验中产生的各种奇观或是质量守恒论并没有什么兴致；一位在众生心中真正的天神，为众人所生，不论是穷人、苦难者、政客、男妓还是百万富翁。
卡拉瓦乔之于绘画，如同伽利略之于物理：他们的第二次注目，便诉说了眼前的一切；他们发现空间中的形态并非他物而是对自身的隐喻，而这对他们来说就已足够；他们懂得，掌控人类生存之力的真正神秘之处，并非是它有多么高不可攀，而在于它有多么基本。德尔·蒙特和朱斯蒂尼亚尼对卡拉瓦乔着了魔。银行家是因为爱他的画，而主教则是爱他的人。两人各自住在高高的宫殿里，隔着圣王路易堂广场相望。而圣王路易堂则是梅里西作品最初向众人展示的地方。
在这位米兰画家声名鹊起之时，不出三百米，他就可以为刚刚完成的画作找到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