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盘第二局
    在第二局开始之前,西班牙诗人凑到他的司线员身边。“你的对手很强,也了解球场情况,”贵族说道,“正因为他小看了你,你才赢了第一局。”“可我比他年轻,”诗人说,“我比他有力气。”“但是你一条腿短啊。”“腿短反而是我的优势啊,再加上双倍努力。我应该主动出击吧?”“看他不把你抽得落花流水。”“那我打近球。”“你这样做简直就是在碰运气。不如拖垮他,他明显坚持不了多久,会慢慢放弃抵抗;然后你就可以步步为营,退后,向前,利用边角。”诗人哼了一声,擦擦额头上的汗,手放在臀部,盯着地面,仿佛在等着什么更好的指点。如果没有被宿醉拖累,预测规划这种比赛也并没有那么难。“这场比赛将难分伯仲。”他说。“你可以选择退赛,”贵族说,“但决斗可是你的点子。”诗人看着地面,说:“那我们也可以用剑决斗,速战速决。”公爵摇摇头:“你的丑事够多了,况且他耍起剑来像个疯子。”诗人皱起眉头:“论比剑,我还没输过呢。”“所以啊。”“那好吧,我就一分一分把他拖垮吧。”回到场上之前,他又说:“你发现他们之间互相不说话吗?”“谁们?”“他和他的帮手。”公爵不以为然:“所以呢?昨晚他俩也互不搭理,我觉得他俩并不是朋友。瞧。”诗人的对手甚至都没有去边廊那里。数学家则专注地看着空气中飘来飘去的灰尘颗粒。
    两人的视线自然地转向对手。画家表情沉重严肃,这并没有让两人感到轻松。画家没有之前那么自信了,但也因此更加野心勃勃。在这一刻,这场比赛并非关乎生死,而是胜败;与生死相比,胜败更加复杂并令人难以承受。因为若是用剑决斗,输者连活都活不了,也就不用面对苦果度过余生。
    诗人继续打量他的对手。这家伙面色苍白,满脑袋杂乱乌黑的头发根根竖起。浓眉,茂密的胡子乱糟糟地围住深红色犹如阴户般的嘴唇。诗人眯起眼睛继续观察,对方虽然给人一种病怏怏的感觉,但是身体强壮结实得像个士兵。他像是一名起死回生的那不勒斯军团士兵,从阴间杀回来打这最后一场球赛,给活人点颜色看看。“他平常就这副德行吗,还是因为宿醉?”诗人问公爵。“你说谁?”“那个画家啊。”“不知道,我一直在看那个司线员,”公爵回答道,“你看他。”数学家孤零零地坐在边廊里,打量着赛场,屏息凝神的紧张模样令人不安。他的嘴一直在动。“有什么好看的?”“他是个教授。”“所以呢?”“所以这杂种可不傻,他在算计呢。”诗人嗓子里来了痰,耸了耸肩。他将痰一口啐出:“走!接着打!”
    诗人从地上捡起球,大喊:“可以发球了吗?”对面的怪兽看过来,如同站在亡灵之河的对岸眺望。他点点头,阴沉着脸吹开遮住左眼的头发。他的额头泛光,不是出汗而是出油。西班牙人在发球线后准备好,这时他突然发现其实对手和他的司线员一直在交流:教授掰着手指比画着某种数字序列,时而指上,时而指下,时不时还指指自己。西班牙人挥挥球拍示意自己的司线员,拿球拍指向那两个意大利人。公爵咬紧下颚,有些慌神。西班牙人将球弹在发球线上,然后把球抛向空中:“接球!”
    发球中规中矩,但是回击甚是野蛮。画家在空中将球截击,用野兽般的蛮力来了个扣杀,球狠狠地砸在诗人脸上。诗人试图自卫,但脖子和脸还是吃了一记重击。“十五比零。”教授高声喊出比分,语气冷静。他尖尖的嗓音像市场里叫卖的小贩,但是听不出一丝嘲讽。
    诗人疼得低下头。为防止晕眩他慢慢抬头,捂着痛处,看着对手,期望他对刚才的行为有所解释:他从未见过这样打球的。而画家双手握住拍柄,像是在祈祷。这个动作表示歉意,承认刚才这一击丢了绅士风度和体育精神。公爵皱起眉头(可惜他眉毛少得可怜)。诗人揉揉太阳穴,捡球回到发球线。从诗人准备发球的模样看来,公爵觉得他有些动摇了:他在不停地深呼吸,向球啐口水这个小动作也没有保持应对比赛应有的谨慎。在场的人都没说话。
    “接球!”诗人这一球击在边廊屋檐处,几乎擦线而过。他庆幸开球之前吐了口水,使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弹起。伦巴第人没有追击,虽然他本可以接到的。等球停止旋转,他捡起来在短裤上擦干,然后打回。虽然没有出口责备,但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在责怪西班牙人刚才耍了把戏。他这一回应果然起了作用——因为热血方刚打破了绅士规矩是一回事,像个偷偷摸摸的修女一样给人下套则是另一回事,诗人感到自己刚才的举动确实龌龊。公爵也没有计入得分。“重新发球。”他喊道。
    球在发球线上弹了一下后,诗人将它抛向空中。“接球!”画家等到球从边廊棚顶落下后,使足了转手三百六十度的力气,大幅挥臂狠狠击回。那狠劲仿佛是他正把钉子钉入耶稣的手腕。球再次直直飞向诗人的脸部,诗人稍加躲避,但球击中了他的头顶。“三十比零!”教授高声喊出比分。
    西班牙人被打得眼泪汪汪,脑袋耷拉下来。捡球时,感到一阵晕眩,他蹲下来,揉揉脑袋。他看都不看球场的另一边:对面那帮人野兽般的坏笑若是被他看到,他一定冲过去找他的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边起身边惨兮兮地问公爵。“你还在赢呐,伙计。继续打。”“我应该怎么办?”“什么都不用做。继续发球,胜利便是你的复仇。”
    诗人捡起球,透着一股不情愿。他根本不信公爵刚才说的那套策略。有很多赢得比赛的方法并不那么痛苦。“继续发球。”公爵坚持道。
    “接球!”球落在画家身旁,犹如双手奉上的礼物般恰到好处:它在棚顶弹了两次,不偏不倚地落在了他这一侧球场的中心位置,如同羽毛一般轻盈。当他把球击回给诗人时,直中对手要害。诗人的裆部好像被一块石头砸中。诗人还没来得及看明白这一切,便像一大块硬石般重重地栽在地上。从灰飞烟灭的世界里,他听见数学家大喊:“零分,零分,零分,零分!西班牙人狂胜!”
    当诗人抬起头,连公爵都狂笑得直不起腰。更不用提他的对手了,还有那个圣马太,那个数学家,连带他们手下那帮揉着肚子、笑得眼泪横流的废物。
    灵魂
    法国百科全书编纂者弗朗索瓦·亚历山大·德·加索撰有各种奢侈品的生产说明书,比如假发、内衣、运动物品等被他称为“浅薄的艺术”的物件:正如他在《球拍制造术》第二版中的记录。他在1767年仍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网球:第一种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普通网球,用碎布头和毛线做填充物,用白色的布料缝制外皮;第二种叫皮革球,法语中被称为“éteufs”,也就是直至17世纪初西班牙人还常提到的“pellas”一词,用大块的动物脂肪、面粉和毛发制成。
    皮革球的外皮沿用了苏格兰人的羊羔皮织法,针韧露在外面,看上去和我们今天使用的棒球相似。第一种布质的网球只能在木板或瓷砖地面的室内球场使用,极易散架,经不住三四次比赛。而皮革球可以重复使用长达几年,且不易失去灵活性,攻击性也不会削弱。它专为在修道院地面的细砖和屋顶上弹跃而设计,此外还适用于广场凹凸不平的土地,在这种地方比赛则是为了赢钱。
    20世纪30年代,翻新威斯敏斯特教堂主厅屋顶的施工队伍在椽柱上发现了两枚皮革球,确认为16世纪制造。球完好无损。填充内芯的头发经鉴定,和博林家族的人并没有什么关联。这倒没什么可惊讶的:在民间流传着众多关于亨利八世恶行的故事,但是没人说过他癖好恶趣味。显然这两只标志着他鳏夫身份的球并不是他买来的,也不是别人送的礼物。
    在那本由弗朗索瓦·亚历山大·德·加索所著的启蒙运动时期手册里,找不到任何关于如何使用人类毛发制造网球的文字。也许连他也不晓得,在文艺复兴时期和之后巴洛克盛行的年代,头发在赌球的室外球场被当作流通货币使用。另外,加索这个讲求实际、生性诚恳的教育家,也并非文学爱好者——莎士比亚在《无事生非》中写道,那个无可救药的单身汉班尼迪克脸上毛发浓密,可以被制成若干枚网球。
    从威斯敏斯特教堂椽柱网球的相关研究中,以及翻阅安东尼奥·斯卡伊诺在1555年撰写的那本洋洋洒洒的《网球运动论著》后得出的线索里,或许可以推测出皮革球球芯和普通室内网球相近:将动物脂肪掺入面团揉成圆球做球芯,一块块粗棉布条牢牢包裹,后用铁刮铲轻轻敲打令其形状圆润。校准形状大小的误差后,用细绳子围着球缠绕,从球一端的顶点到另一端将表面分割成九条区域。再将球旋转四十五度,从旋转之后的这一面的顶端再分出九块。以此类推,最终产生九个不同角度的球极,自每个球极各分出九块区域。每个网球都是一个世界,一个由八十一条线穿梭分割而成的小小星球。最后,这个被古人认定代表了人类灵魂的小星球被裹以呢料,刷上石灰。
    皮革球的制作流程的确和上述推断相似,但是制作环境往往肮脏且隐蔽:使用人类头发制作网球的过程更为阴暗,而且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用死人身上唯一不会腐烂的部分来制作这种物件。头发代替布料缠满球芯四周,然后裹上面粉和猪油。这种球更轻,表面不那么光润,弹跳起来如同魔鬼附体。
    也许是因为制作材料沾有人类的灵气,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特别是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和处于被征服时期的美洲,人们经常把这种网球和某些邪恶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博林球
    刚刚抵达弗朗西科城(也就是现今的勒阿弗尔港,前面那个滑稽的名字沿用至法兰西的弗朗索瓦一世去世),让·洪博便让消息四处散播开来,让人们知道他得到了安妮·博林浓密的头发并且会将其制成网球。这网球将是他出入封闭球场的法宝。在封闭球场里玩球的贵族们挥汗如雨,一局下来身上的衬衣便会被汗浸透,一盘要换下五件衬衣,整场比赛下来需要十五件。洪博向来认为,他那刚刚梳洗过的狮鬃般的秀发,是其出入硬木板围墙、瓷砖铺地的封闭球场的通行证:并非为了赌钱,而纯为消遣。
    洪博终于从球匠手中取回了缝制完毕的网球,这四只球承载了欧洲历史上最邪魅的魔力。这之前已经有无数买家垂涎这几个宝贝而接近洪博。他们开出的天价,远远超出了这几枚网球的价值:牛一百头,普罗旺斯别墅一栋,非洲奴隶两名,马六匹。他拒绝了所有的邀约,除了法国国王的重臣——菲利普·德·沙布特。
    洪博只带了第四枚网球去和沙布特交易。这球比其它三枚更紧致,洪博起初决定将它作为护身符留在自己身边。他用一块丝绸手帕把它包裹起来,藏在包的深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将包缝在了斗篷内侧。
    沙布特在卧室接见了洪博,仆人正在服侍他更衣。这并不是他们之间第一次见面。让·洪博特意准备了一段简短的发言,话里尽是这个长着美眸的混混的甜言蜜语,从请求变成勒索。大臣没有请洪博坐下,也没有允许他发表那通已准备好的长篇大论。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洪博一眼,他认真更衣,由着仆人用一层层棉布和天鹅绒将他从头到脚裹个严实。“异教母猪头发做成的那几只球,你想得到多少报酬?”大臣问道,目不转睛地盯着鞋尖。“我带来了一个样品。”洪博边回答边笨拙地从斗篷内侧将球取出。大臣轻轻抖掉膝盖上的一缕线头,看都不看行刑者从卧室另一边小心翼翼地呈上来的物件。“有人向我们保证这是真品,”沙布特说,并没有回身看网球,“因为西班牙国王的大使曾经想得到这批头发并且用它们做巫术,听说它们被带到法国来后勃然大怒。”“我不要金钱,也不要产业。”洪博说。听到此话,大臣挑起眉毛,摊手表示不解,甚至有些恼怒。“我想要个体面的封号,以及宫廷网球剑术教练的职位。”“这件事我可以去安排,但是你先要把所有的球都拿来。”“我希望陛下能够直视我的眼睛,亲自授予我封号和职位,而且必须有见证人在场。”大臣这才抬眼看了看洪博,挑着眉头,一脸嘲讽而不解的表情。“陛下在收复萨沃亚,有些繁忙,”他接着说,“但是陛下行经巴黎时,我会差人去通知你。这些球会是很好的礼物。等我的部下唤你到卢浮宫那天,把球带上。”
    七十三天之后,弗朗索瓦一世在蓝色大厅接见了让·洪博,厅中挤满了宫廷群臣、觐见者和金融家。未来的击剑与网球教练身披一件特地定制的大衣,刺绣精良,雍容华贵。他头一次将三日不剃的胡须收拾干净,头发梳了起来并用珠宝装饰,自以为优雅得很,但看上去像是个掘墓人。在法兰西皇家大厅中,他这身西班牙风格的行头十分突兀扎眼。
    他没有在庭院或前厅等待太久,刚准备上前,国王便唤他觐见。看到博林球,国王忘了王者的尊严,表现得很急切。虽然有所准备,让·洪博这次还是没有机会致辞。为了目睹这伟大的时刻,埃莉诺王后凑过来,她身后跟着一队宠物白貂,在群臣脏兮兮的脚下穿梭。在打开行刑者花重金命人刻制的雕花木盒的那一瞬间(当然,工钱嘛,他跟工匠赖了账),弗朗索瓦一世几乎两眼放光。这盒子摆在洪博的旅社里看上去那么华丽,但是现在一到皇宫,显得又小又寒酸。
    国王从盒中取出一只球,像个身经百战的网球手那样掂了掂分量,一会儿攥得紧紧的,一会儿在手中转来转去地把玩。他做了个抛起的手势,假想手中握着球拍一掌击出,强而有力。他爱不释手并忘情地凑近鼻尖嗅了一嗅,这让王后感到难堪。他似乎深深地迷失在这代表亨利国王没落之日的厚厚秀发中,红发的魔力将英格兰从教皇的掌控下夺出。“听说她很美,是吗?”法国国王终于看了洪博一眼,问道。“她被剃光头发后都很美,陛下。”这是这个可怜虫和他的国王说的唯一一句话。弗朗索瓦将球抛向空中,优雅地接住。这时他放眼大厅,像是为了引起注意而清了清嗓子(虽然他一直是众人瞩目的焦点),然后说道:“这位新上任的剑术老师,比我听说的还要英俊。他也将负责宫廷内的网球教学。所以,看好你们的女儿。”礼貌的微笑感染了整个蓝色大厅,如微微波澜般缓缓传开。“赐予他所要求的赏赐,”国王看着洪博的眼睛说,“一生荣华富贵。钦此。”
    “新世界,新土地”
    1599年10月4日,罗马阳光普照。那天,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显然不在罗马,但是在别的地方也没看见他的人影。他本应该参加马德里城外阿尔卡拉大学的艺术学士毕业典礼,并坐在标记58号的椅子上。典礼氛围严肃,但他却缺了席。
    坊间对于克维多缺席毕业典礼原因的众多猜测中,流传最广的是他因一桩悬而未决的谋杀案而逃亡。这桩命案很可能发生在马德里,而他的朋友和保护人佩德罗·泰勒斯·希龙(也就是奥苏纳公爵,佩纳菲尔的领主)当时也在场。
    克维多已和希龙相识多年。那时克维多还是个孩童,佩德罗则是菲利亚公爵的随身外交侍卫,也很年轻。两人当时都隶属于伊莎贝尔·克拉拉·尤金妮亚小公主的随行队伍。声势浩大的队伍要将公主护送到法兰西三级会议,作为王位继承人候选。没有比穿越比利牛斯山更荒唐的差事了,这鱼龙混杂的贵族队伍也无比令人厌恶。
    负责推选这位希望渺茫的王位候选人的则是菲利亚公爵,希龙的老爸。而佩德罗·泰勒斯·希龙呢,因为当时他这平庸无奇的公爵老爸还活着,所以他的名号仅仅是佩尼亚菲耶尔侯爵、他老爸的秘书。在队伍中和父母同行的孩子里,有那时才八岁的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他母亲是公主的侍臣,此次远行队伍的一员。克维多的姐姐也去了,小侍女一个,角色跟宠物狗差不多。
    瞧瞧这支穿越比利牛斯山的队伍!车厢里载满了奢华得令人屏息的奇珍异宝,好让公主随时随地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车棚里挤满了发型高耸的贵妇,她们个个门第高贵,姓氏冗长得能喷出窗外;骑在马背上领队的男人们身着镶有美洲黄金的护胸甲,为了提醒巴黎,虽然费利佩保护领土的能力不如父亲卡洛斯,但是世界仍属于他们。还有很多孩子,他们挤在衣箱之间,嬉笑着扔土渣和石块玩。这场滑稽如马戏团般的远征都是为了让三级会议加冕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亚,虽然这简直是白日做梦。自1316年《萨利克法案》推行以来,法兰西就没有被女人统治过。更不用提这位还是个西班牙女人:左撇子,肥硕,反应迟钝,啃指甲,吃鼻涕。
    这支远行队伍的人员名单现被保管在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档案室,克维多和希龙的名字赫然列在名单上。除此之外,还有本旅行日记。菲利亚公爵母亲的一名侍从,在6月27日赫罗纳的记录中哀叹道,随行队伍的拖沓以及可怜的公主的软弱无能,让此次远征活脱脱变成了一出狂欢闹剧。他注明道:“希龙这个滑头,身边总是跟着个粗鄙的小家伙,总是唤小陛下为‘小肥象公主’。”他笔下的这个小家伙,还能是谁?
    多年之后,希龙与克维多在埃纳雷斯堡再次相遇。佩德罗·泰勒斯·希龙此时已摇身一变成了奥苏纳公爵、西班牙大公。和他的朋友一样巧舌如簧,贪得无厌;一辈子都酒气冲天,寻衅滋事。他就是这么一个爱找麻烦又总是能金蝉脱壳之人。
    1599年秋,佩德罗惹上三件官司。第一件,同女演员赫洛妮玛·德·萨尔塞多在他位于阿莱霍斯的家中姘居,并邀请情妇的父亲与丈夫同住。奥苏纳因此事仅仅受过一次训斥,但是那个女演员和她的家人却被处以鞭刑、粘羽毛和游街。女人的罪名是被包养,她父亲拉皮条,丈夫包庇妻子与人通奸。
    第二件事更龌龊,牵扯到奥苏纳的一个舅舅。这个舅舅虽是个私生子,但是势力庞大,做过奥苏纳的监护人。据瓦伦西亚总督胡安·德·里维拉的指控,奥苏纳的舅舅谋杀了自己的妻子,让一名男宠侍爬上了他们的婚床,与其终日寻欢作乐,沉迷于伤风败俗的勾当。
    奥苏纳的舅舅和那名男宠,最终死于绞刑,尸体被火化。尽管瓦伦西亚上上下下都见证了这两人的奸情,佩德罗·泰勒斯·希龙仍然誓死捍卫他的监护人,庆幸的是他毫发未伤,只是被判软禁,但在家的这段日子应该不算难过。因为当时女演员和她家人仍然和他住在一起,等待着姘居罪的判决。
    第三件官司是最糟的。文献里都找不到关于此案的蛛丝马迹,而案中那个放荡的同伙很有可能就是克维多。在此案审判期间,奥苏纳先是被关押在阿雷瓦洛监狱,后来被软禁在他位于奥苏纳的家中,由四名狱警严加看守。史学家和各路历史爱好者推断希龙被囚禁在阿雷瓦洛监狱的罪名,是他在一次争端中杀害了一名或多名士兵。而此次争端,和网球赛有关。
    史学家路易斯·卡布雷拉·德·科尔多瓦在《西班牙宫廷纪事》中记载道,1599年8月6日,当时还被软禁在家的奥苏纳,请求前往马德里亲吻国王的手,并且“获得准许后,他便趁机逃到了塞维利亚,甚至有传言说他一时兴起一路跑到了那不勒斯胡作非为”。极有可能的是,他在逃亡中还带上了和他一起胡作非为、当时也在家软禁的那位朋友。
    到了塞维利亚后,比奥苏纳更难自保的克维多应该曾试图说服对方,计划两人一同跑到新西班牙去。这个建议,和克维多事后不久写的自传体小说《骗子外传》的叙述者在故事结尾的那个桥段如出一辙(虽然这部小说的作者从未被确定为克维多)。“我,”书中人说道,“经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磨难,运气变得更差,前途更是渺茫。我决定去西印度。做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我从磨难中得到了任何教训(我头脑并不清醒),而是因为精疲力尽。我这个顽固不化的罪人,想去那个新世界、那片新土地试试运气。”
    两人很可能在塞维利亚上了船,去了意大利南部。那片领地和罗马帝国关系密切,费利佩三世却难伸其爪牙。时任那不勒斯和两西西里总督的是莱尔马公爵,他是奥苏纳的至亲、克维多家族的保护者。最后的结局如各种文献中所记载,那不勒斯总督的妻子(也就是莱尔马公爵夫人)帮助年轻的弗朗西斯科获得了皇室的赦免,让他最终得以结业并回到大学,并继续研读法律学和语法学的博士学位。
    对于奥苏纳来说,赦免并非必要。在那些说西班牙语的国家,身世显赫的大人物们不会出什么事,除非惹到来头更大的大人物。显然,那几个被杀的可怜士兵并不属于这种情况。
    公爵和诗人都不是能坐得住的人:两人一定是仗着那不勒斯总督的庇护跑到了更远的地方。罗马,这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的魅力之都,令他们不能自已,流连忘返。不论何时何日(就算是1599年10月4日的毕业典礼),去哪里都不比留在罗马来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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