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正义
2015年10月13日至26日，托尼·梅隆的上诉在雷恩的布列塔尼亚议会举行。我坐的长椅位于原告和媒体之间，离被告和主席台有数米远。基于回避规则，陪审团由两名男性和七名女性组成，梅隆想“给（他的）已故的受害人一个公道”。被告受到起诉的罪名是“绑架再杀人”，不是谋杀、肢解或杀害女性（这个概念存在于拉丁美洲的多部刑法典中）。法庭宣布了和第一次庭审时同样的惩罚，但是安全拘留更短。这样无疑更好。
在这两个星期中，占据热门新闻的是耶路撒冷阿拉伯人聚居区的封锁、美国总统竞选的开幕，在法国则是一名急诊医生被指控加速了他病人们的死亡，而后是一起严重的汽车事故。迹象是：国家媒体没有前往雷恩，所有文章都署上了“法新社消息”。
从第二天开始，在人员稀疏的座位上，只剩下了法新社、《法兰西西部报》和《大洋新闻》的记者，法国电视三台的布列塔尼亚团队偶尔会出现在法庭出口。在一次休会时，我在咖啡机前向一旁的弗朗茨·图谢表达了惊讶。“不，”她回答道，“这是正常的。和其他社会新闻相比，这个案件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关注。时候过了，哀悼工作正在进行中，即便对记者而言也是如此。现在必须让蕾蒂西娅离开了。”
布列达尼亚议会的大厅里灯火通明，吊灯映照在装饰着金粉、墙饰和墙裙的墙壁上。出庭人员位于一张弧圈形的长桌后面：主席的左右侧各坐着一名法官，陪审员是一些专心致志的普通人，他们都意识到自身任务的艰巨性，桌子一端的是法律顾问，另一端是书记员。法庭主席和法律顾问都穿着红色和黑色，两个陪审员和书记员、律师一样穿成黑色。宪兵们在房间的最里面和外面的安全门前守候着。
辩论以公开、口头和辩驳的形式进行。这个规定足以让最高法院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智能机器。人们用语言互相对抗。专家揭穿被告的谎言，被告反驳证人。这是一个民主的角斗场，它受强大的秩序，也就是主席的支配，他有着分配发言的决定权。原告的律师们坐在家人前面，辩护律师们好像在保护被告，他们之间面对面的辩论会让人认为这是绅士在对抗恶人。但是几天之后，一个被害者父亲的律师将为一个卷入卑劣仇杀的毒贩辩护。辩护向来是有决定权的，这是现存的最伟大的事物之一。
司法是原则，但它也是管理、语言和仪式。人们盛装出席，每个人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典礼、长袍、宣誓、惯例（在庭审人员到达时起立，执达员在铃声响起时大叫一声：“开庭！”）构成了一种威严的环境。在证人席上，证人们都默然而坐。
上诉和电影拍摄与夏令营的共同之处在于，它让一小群人面对的紧张事务活跃了起来，而他们都知道不久就要分道扬镳。这是一种单调的活动，整个星期都要置身于封闭空间内，也有共享的时刻，从早上的咖啡到夜间的茶点，中间贯穿着午餐休息和审理的暂停，所有这些都赋予了这种外在于世界和大众的体验以秘密宗教活动的特征。
这些可怕的日子让人筋疲力尽。人们一起等待、发冷、战栗。到了星期五的晚上，人们逃出布列塔尼亚的议会，惊讶地观察到，街上有人、有车、有店铺、有露天咖啡座，而且，生活还在继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
一个宪兵走在执达员前面，赶到中心走道里。他身材高大，一头褐发，两肩四四方方，表情冷漠，他以军人的方式向庭审人员致敬，然后把贝雷帽放在麦克风后面的桌板上：这是弗朗茨·图谢。他脱稿讲了一个半小时，对这次调查做了总结——蕾蒂西娅在2011年1月18日的行踪去向，询问被告，寻找尸体，核对电话，排除同谋。在陈述最后，法律顾问宣称：“我在法院参与了60多起案件。这是我头一次看到这样高质量的工作。”
让—菲利普·德普列斯特是国家宪兵队刑侦所以前的指挥官，如今在一个陆军多兵种部队中担任中校。他表示，标致106在撞倒摩托车之前有过急刹车。屏幕上依次播放汽车、摩托车、编过码的黄色接触片、涂料遗迹和用显微镜呈现的碎片的照片。事故在一张标了刻度的大图上再现，距离和速度，以及撞击的不同阶段都呈现了出来。
在审理暂停的时候，我在走廊里追上了他，他正在整理文件。他指着一个巨大的装订了的册子说：
“这份报告代表了数百个小时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收集线索和痕迹，就跟考古学家一样。我们对迹象做出解释。我们干的是符号学。”
我向他推荐罗兰·巴特，他用安伯托·艾柯回答我。
“为了这份报告，整个团队的人都在干活。这就相当于手艺人的代表作，一幅犯罪学绘画。我们提供经过核实的用证据来支撑的论说。我们提供真相的碎片，这是我们对社会，也是对受害人承担的责任。”
托尼·梅隆穿着深色上装和仔细烫过的衬衫，刮过脸，留着山羊胡和很细的髭须。他说话的声音很柔和，几乎可以说是无力。他努力表明他退缩了：“主席先生，这要复杂得多。我参与了年轻人的犯罪。我还年轻，主席先生。”等等。
忘掉这个邋遢鬼梅隆，这个挑衅者梅隆，这个身着运动衫、口里嚼口香糖的监狱头目；相信梅隆式的禅，他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他是否真的改变了？他和一个同样被监禁在韦赞莱科屈埃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的交往，体现了一种坚持监狱“贵族统治”的方式。梅隆在被告席上和律师一点一点地进行讨论，质疑问题的合理性，诋毁证人，声称“谎言就是金子”。当他的窝藏者x先生——这次被指名道姓地指明了——在庭上提出抗议，表明自己的无辜时，梅隆朝他声音洪亮地号叫道：“骗子！”他把观众吓了一跳，导致宪兵精神紧张起来。第二天，他拒绝离开他的牢房。
他冷静地承认自己杀了人，接着，专家发表陈述，蕾蒂西娅在罗杰尔路上的事故之后还活着；但是，他坚持说他是无意撞上的，蕾蒂西娅已经一动不动了，他勒她脖子、用刀捅她都是为了让人相信这是流浪汉干的——这也否认了所有的犯罪动机，因此摆脱了杀人罪。“我一丝半点都不在乎，就是没有逻辑。”这就是悔恨的艺术，他什么都没承认。
塞西尔·德·奥里维拉说道：“我不知道，梅隆先生，您是否明白我问题的关注点。问题在于知道那最后一夜的真相。蕾蒂西娅永远无法把它讲给她的亲友们听了。我在这里只代表杰西卡，但是，对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知道我们的亲友们经历了怎样的更为可怕的事情，这是事情的关键。您明白吗？梅隆先生？”
没有回答。
塞西尔·德·奥里维拉：“蕾蒂西娅说的最后的话是什么？”
梅隆：“嗯，‘晚安’。我们准备再见面。”
塞西尔·德·奥里维拉愣了一下：“蕾蒂西娅在死前说的最后的话！”
梅隆：“如果这能让你高兴的话……”
主席愤怒地说道：“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请您不要再做这样的评论了，梅隆先生！如果您不想回答问题，您可以不回答。没有任何人来这儿是为了消遣！”
她从摩托车上摔下来，被嫁祸给了流浪汉，又说自己对一个死人进行殴打和勒绞。解释漏洞百出，策略更是死皮赖脸到无法自圆其说。如果蕾蒂西娅真的死于路上的不幸事故，那么对梅隆来说，就只是涉及交通肇事和毁伤尸体，而这并不在最高法院的审理范围之内。辩护可以以无罪辩护的方式进行。
蕾蒂西娅的亲友们依次上庭。被关押在南特监禁中心的帕特龙先生通过电视会议的形式作证：“我认为我为她们两人做了该做的一切。”
在某一刻，杰西卡取得了进步，她美丽，苗条，一头短发，戴着眼镜，穿着牛仔裤和套头运动衫，她用清晰的声音说道：
我每天都在思念她。我只想让她回到我身边，她能来支持我，我能对她说“我的妹妹，加油，你很强大”。我知道，她在高处看着我，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考验。今天，这是我第一次站在您——托尼·梅隆——面前作证，这对我来说是件天大的事。
2015年10月13日至26日，托尼·梅隆的上诉在雷恩的布列塔尼亚议会举行。我坐的长椅位于原告和媒体之间，离被告和主席台有数米远。基于回避规则，陪审团由两名男性和七名女性组成，梅隆想“给（他的）已故的受害人一个公道”。被告受到起诉的罪名是“绑架再杀人”，不是谋杀、肢解或杀害女性（这个概念存在于拉丁美洲的多部刑法典中）。法庭宣布了和第一次庭审时同样的惩罚，但是安全拘留更短。这样无疑更好。
在这两个星期中，占据热门新闻的是耶路撒冷阿拉伯人聚居区的封锁、美国总统竞选的开幕，在法国则是一名急诊医生被指控加速了他病人们的死亡，而后是一起严重的汽车事故。迹象是：国家媒体没有前往雷恩，所有文章都署上了“法新社消息”。
从第二天开始，在人员稀疏的座位上，只剩下了法新社、《法兰西西部报》和《大洋新闻》的记者，法国电视三台的布列塔尼亚团队偶尔会出现在法庭出口。在一次休会时，我在咖啡机前向一旁的弗朗茨·图谢表达了惊讶。“不，”她回答道，“这是正常的。和其他社会新闻相比，这个案件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关注。时候过了，哀悼工作正在进行中，即便对记者而言也是如此。现在必须让蕾蒂西娅离开了。”
布列达尼亚议会的大厅里灯火通明，吊灯映照在装饰着金粉、墙饰和墙裙的墙壁上。出庭人员位于一张弧圈形的长桌后面：主席的左右侧各坐着一名法官，陪审员是一些专心致志的普通人，他们都意识到自身任务的艰巨性，桌子一端的是法律顾问，另一端是书记员。法庭主席和法律顾问都穿着红色和黑色，两个陪审员和书记员、律师一样穿成黑色。宪兵们在房间的最里面和外面的安全门前守候着。
辩论以公开、口头和辩驳的形式进行。这个规定足以让最高法院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智能机器。人们用语言互相对抗。专家揭穿被告的谎言，被告反驳证人。这是一个民主的角斗场，它受强大的秩序，也就是主席的支配，他有着分配发言的决定权。原告的律师们坐在家人前面，辩护律师们好像在保护被告，他们之间面对面的辩论会让人认为这是绅士在对抗恶人。但是几天之后，一个被害者父亲的律师将为一个卷入卑劣仇杀的毒贩辩护。辩护向来是有决定权的，这是现存的最伟大的事物之一。
司法是原则，但它也是管理、语言和仪式。人们盛装出席，每个人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典礼、长袍、宣誓、惯例（在庭审人员到达时起立，执达员在铃声响起时大叫一声：“开庭！”）构成了一种威严的环境。在证人席上，证人们都默然而坐。
上诉和电影拍摄与夏令营的共同之处在于，它让一小群人面对的紧张事务活跃了起来，而他们都知道不久就要分道扬镳。这是一种单调的活动，整个星期都要置身于封闭空间内，也有共享的时刻，从早上的咖啡到夜间的茶点，中间贯穿着午餐休息和审理的暂停，所有这些都赋予了这种外在于世界和大众的体验以秘密宗教活动的特征。
这些可怕的日子让人筋疲力尽。人们一起等待、发冷、战栗。到了星期五的晚上，人们逃出布列塔尼亚的议会，惊讶地观察到，街上有人、有车、有店铺、有露天咖啡座，而且，生活还在继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
一个宪兵走在执达员前面，赶到中心走道里。他身材高大，一头褐发，两肩四四方方，表情冷漠，他以军人的方式向庭审人员致敬，然后把贝雷帽放在麦克风后面的桌板上：这是弗朗茨·图谢。他脱稿讲了一个半小时，对这次调查做了总结——蕾蒂西娅在2011年1月18日的行踪去向，询问被告，寻找尸体，核对电话，排除同谋。在陈述最后，法律顾问宣称：“我在法院参与了60多起案件。这是我头一次看到这样高质量的工作。”
让—菲利普·德普列斯特是国家宪兵队刑侦所以前的指挥官，如今在一个陆军多兵种部队中担任中校。他表示，标致106在撞倒摩托车之前有过急刹车。屏幕上依次播放汽车、摩托车、编过码的黄色接触片、涂料遗迹和用显微镜呈现的碎片的照片。事故在一张标了刻度的大图上再现，距离和速度，以及撞击的不同阶段都呈现了出来。
在审理暂停的时候，我在走廊里追上了他，他正在整理文件。他指着一个巨大的装订了的册子说：
“这份报告代表了数百个小时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收集线索和痕迹，就跟考古学家一样。我们对迹象做出解释。我们干的是符号学。”
我向他推荐罗兰·巴特，他用安伯托·艾柯回答我。
“为了这份报告，整个团队的人都在干活。这就相当于手艺人的代表作，一幅犯罪学绘画。我们提供经过核实的用证据来支撑的论说。我们提供真相的碎片，这是我们对社会，也是对受害人承担的责任。”
托尼·梅隆穿着深色上装和仔细烫过的衬衫，刮过脸，留着山羊胡和很细的髭须。他说话的声音很柔和，几乎可以说是无力。他努力表明他退缩了：“主席先生，这要复杂得多。我参与了年轻人的犯罪。我还年轻，主席先生。”等等。
忘掉这个邋遢鬼梅隆，这个挑衅者梅隆，这个身着运动衫、口里嚼口香糖的监狱头目；相信梅隆式的禅，他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他是否真的改变了？他和一个同样被监禁在韦赞莱科屈埃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的交往，体现了一种坚持监狱“贵族统治”的方式。梅隆在被告席上和律师一点一点地进行讨论，质疑问题的合理性，诋毁证人，声称“谎言就是金子”。当他的窝藏者x先生——这次被指名道姓地指明了——在庭上提出抗议，表明自己的无辜时，梅隆朝他声音洪亮地号叫道：“骗子！”他把观众吓了一跳，导致宪兵精神紧张起来。第二天，他拒绝离开他的牢房。
他冷静地承认自己杀了人，接着，专家发表陈述，蕾蒂西娅在罗杰尔路上的事故之后还活着；但是，他坚持说他是无意撞上的，蕾蒂西娅已经一动不动了，他勒她脖子、用刀捅她都是为了让人相信这是流浪汉干的——这也否认了所有的犯罪动机，因此摆脱了杀人罪。“我一丝半点都不在乎，就是没有逻辑。”这就是悔恨的艺术，他什么都没承认。
塞西尔·德·奥里维拉说道：“我不知道，梅隆先生，您是否明白我问题的关注点。问题在于知道那最后一夜的真相。蕾蒂西娅永远无法把它讲给她的亲友们听了。我在这里只代表杰西卡，但是，对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知道我们的亲友们经历了怎样的更为可怕的事情，这是事情的关键。您明白吗？梅隆先生？”
没有回答。
塞西尔·德·奥里维拉：“蕾蒂西娅说的最后的话是什么？”
梅隆：“嗯，‘晚安’。我们准备再见面。”
塞西尔·德·奥里维拉愣了一下：“蕾蒂西娅在死前说的最后的话！”
梅隆：“如果这能让你高兴的话……”
主席愤怒地说道：“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请您不要再做这样的评论了，梅隆先生！如果您不想回答问题，您可以不回答。没有任何人来这儿是为了消遣！”
她从摩托车上摔下来，被嫁祸给了流浪汉，又说自己对一个死人进行殴打和勒绞。解释漏洞百出，策略更是死皮赖脸到无法自圆其说。如果蕾蒂西娅真的死于路上的不幸事故，那么对梅隆来说，就只是涉及交通肇事和毁伤尸体，而这并不在最高法院的审理范围之内。辩护可以以无罪辩护的方式进行。
蕾蒂西娅的亲友们依次上庭。被关押在南特监禁中心的帕特龙先生通过电视会议的形式作证：“我认为我为她们两人做了该做的一切。”
在某一刻，杰西卡取得了进步，她美丽，苗条，一头短发，戴着眼镜，穿着牛仔裤和套头运动衫，她用清晰的声音说道：
我每天都在思念她。我只想让她回到我身边，她能来支持我，我能对她说“我的妹妹，加油，你很强大”。我知道，她在高处看着我，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考验。今天，这是我第一次站在您——托尼·梅隆——面前作证，这对我来说是件天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