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社会新闻，民主的事实
54 社会新闻，民主的事实
某些圈子里流行贬低社会新闻以及日报，而后者的声誉又是由前者构成的（比如加斯东·伽利玛于1928年推出的《侦探》，新闻界和律师团体的笔杆子也参与其间）。犯罪就是生活中泛起的血淋淋的泡沫、施虐狂的日常活动、冷酷的喧嚣、文盲和长舌妇的消遣，他们沉湎于人们的不幸，热衷于窥视他们肮脏的私生活。
社会新闻是弄虚作假的：它对罕见的事情大做文章，对微不足道的个人悲剧夸大其词。它想让人相信它的重要性，但其实完全无足轻重；或者说，即便它真有什么，也要采用设套和作假的方式，有点像体育领域中的兰开夏式摔跤。
社会新闻是有害健康的，保守主义者补充道：它浓墨重彩地描写丑恶的行径，让人沉迷于强奸和杀人的种种细节之中。它迎合了人们的低级本能。它让人们变得麻木而野蛮。它对鲜血熟视无睹。社会新闻难道不具有一些破坏性吗？
社会新闻是反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纠正道：它掩盖了重要的议题，“真正的”问题，社会的不平等，远方的战争，世界上的饥饿现象。它让公民不再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就如布尔迪厄所言，它“转移视线”。
社会新闻难道没有正面性可言吗？它是收视率的副产品，它让正直的人灰心丧气，置他们于恐惧和不安中，让他们忧心于城里的作奸犯科之徒，相信每个街角都有一个连环杀手。如果说罪犯就在我们的家门口，那么就需要更多的警察，更多的镇压和更多的监狱。我们需要一个用强力清洁工具扫除一切的强人。
社会新闻是被统治、被欺骗的人民的鸦片，让这种政治和传媒的操控失效是当务之急。
*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珍妮—玛丽·勒·曼纳科，一个来自北滨海省的目不识丁的年轻女性，开始时在勒芒当工人，然后在巴黎做佣人，她和一个失业的退伍老兵同居，此人比她年长30岁，喝酒，还打骂她。他们的爱情故事未得善终：1876年，他将她开膛破肚，把她切成碎块，她的大肠被扔进厕所，尸体则分成了两部分，里面填了砖头之后就被扔进了塞纳河。对于历史学家布鲁诺·贝尔特拉来说，这起谋杀意味着“融入过程的失败”，这个背井离乡的年轻布列塔尼亚女子没有成功地在首都站稳脚跟。
珍妮—玛丽的尸体陈放在作鉴别身份之用的太平间里，20万好事者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1877年3月，法庭里人满为患，当里面的空气热得难以忍受时，一百多个人撤了出去。人群中可以看到一些作家和重要人物。60多个目击者一个接一个地出庭。法医对被告进行了羞辱：珍妮—玛丽是活着被肢解的。尸体的照片被散发给陪审员。司法小报和发行量大的报纸都用了数个版面来报道此案。
1877年7月，另一个案件，也就是“把女性切成碎块的著名凶杀案”，在马赛宣判。很快，所有报纸商都在出售一本定价为10生丁的小册子。
人们在海边发现了人类的四肢，不成形的、骇人的尸块被包在布里。这里，有两条腿和一条手臂；那里，躯干和头颅靠着脊椎才得以连在一起；接着又是一条手臂。这是玛丽亚·波耶母亲的遗体！（震撼人心。被告们看上去十分激动，玛丽亚埋头痛哭。）
大厅、看台，直到审判庭里，到处都是人头攒动，他们希望一睹这出阴森森的悲剧的最后一幕。
人们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想知道。他们的好奇心被辩论的广告所刺激，被现代的交流工具所强化。无论用什么方式去看，社会新闻都是和19世纪大众媒体的飞速发展密不可分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都看到，在提供客观信息的新闻（news）之外，还出现了有人情味的故事（human interest stories），诸如社会新闻、被轧死的狗和人、失踪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其本义不是制造恐慌，而是引起对受害者的直接认同感。
这些真实悲剧的力量将它们从文学、小说和消遣那里抽离了出来。“真正的”新闻业位于知识和批判性解释的领域内，而“不道德”、肤浅的新闻则包括了工于操控情绪的专栏、杂闻，及其他丑闻（muckrakers），那么是否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区分呢？严肃的日报还是让人战栗的小报？能够确定的是，那些小报取得了成功，非常之多的成功。
面对社会新闻，还涉及第二种态度——蛊惑，它是蔑视的另一面。卡尔杜什的生命促成了一家剧院的建立，他有着无数的崇拜者，但是要等到拉斯奈尔和皮埃尔·里维埃犯下罪行的19世纪30年代，人们才能感觉到，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底部升起了一股由囚徒所引发的恐惧浪潮、含糊的丑闻、半是愤慨半是称赞的叫声。《论坛报》（gazette des tribunaux）风行一时。眼睛睁开，扑面而来的是血流成河，是让鲜血流淌的魔鬼般的肆意妄为。遭人唾弃、让人害怕的罪犯成了英雄。人们揭示他的功绩，人们为他唱起悲歌，他的照片流布于世——他盛名昭著。
维安德龙·让—巴蒂斯特·特罗普曼（viendront jean-baptiste troppmann）、h. h.赫尔默斯（h. h. holmes）、开膛手杰克、凡舍（vacher）、兰杜、哈利·鲍尔斯（harry powers）、欧仁·韦德文（eugène weidmann）、贝迪特（petiot）医生、于吕夫（uruffe）神父、泰德·邦迪（ted bundy），还有几名女性，如投毒者亨利耶特·卡纳比（henriette canaby）和帕品（papin）姐妹。儿童强奸犯、敲碎头颅的人、剁碎妓女的人、连续勒死人的人、让人害怕又迷人的杀手，这样的人在造成恐慌的同时，也激起了兴趣，或是崇拜。我们必须理解，这是个反牧师、撒旦和被驱逐的人，敢于触犯法律，违背既定秩序，践踏资产阶级习俗的无法无天之徒。因为他开启了反叛的本能，他就被整个社会所压制——宪兵、警察、法官、陪审员、刽子手、留小胡子的本分人。在20世纪，批判性的思想家、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都对他有那么点偏爱。作为街头卖艺的穷人、被制度压垮的贱民，他身上带着人们试图压制的话语、人们想要扼杀的自由。他是所有人都想压制的微不足道之辈。
罪犯是如此骇人，犯下了如此残暴的事情，他要高于多数人，为人父母者、大学生、杂货店主、公证处文员，所有这些过着井井有条生活的平庸之辈。因其全部的恶的能力——因其勇气，他凌驾于这些人之上。“魏德曼出现在你们面前，在5点钟出报的一个特版中。”让—热内在《鲜花圣母》的开头用反讽的笔调写道。谁能和他会合在他那座血淋淋的奥林匹斯山上？艺术家。他也是一个社会的公敌，一个受苦的人，一个命定之人。异乎寻常的会面。
这也就解释了，自从浪漫主义开始，为了在作品里征服恐怖的力量，无数作家都紧紧抓住社会新闻。“伟大”罪犯是“伟大”作家的副本，是他被诅咒的兄弟。因此，在超现实主义者和维奥莱特·诺齐埃尔（violette nozière），热内与皮罗杰（pilorge）和党卫军，杜鲁门·卡波特和《冷血》中的佩里，福柯和皮埃尔·里维埃，诺曼·梅勒和《刽子手之歌》中的吉尔莫，艾曼纽·卡瑞（emmanuel carrère）和让—克劳德·霍曼（jean-claude romand）之间存在着一种镜像关系，一种“对立”。
*
不存在“伟大的”罪犯：所有罪犯都是渺小的可怜人，并不是因为他们通常是骗子、造假者、抢劫老妇人者或摩托车盗窃者（比如拉斯奈尔、霍曼和梅隆）之类微不足道的违法之徒，更因为他是罪犯。如果说，20世纪让我们流下了几滴泪水，那是为蕾蒂西娅、杰西卡、她们的妈妈，为所有那些没有坟头、无法安然长眠的大屠杀受难者所流的。我们的目光和温存应该留给这些无辜者。
蕾蒂西娅需要我们。由于一份疏远的工作，我选中了她，并将她既平凡又独特的一面呈现出来，就像我们的太阳之于其他的星球。
不要去尊敬、称颂和惋惜，而是去理解。罗兰·巴特写道，社会新闻是一种“全面的信息”。它内在地包含了知识，不需要通过认识世界来“消费社会新闻”。但是，我们能满足于神话吗？这将是面对神秘莫测的事物时的放弃。埃德维·普雷涅尔（edwy plenel），这位伟大的记者、真理之地上的偷猎者说起过“社会新闻里的高贵”，它在认识上造成冲击力。它综合了不同的语调，颠倒了先后次序，扰乱了知识的层级，并构成了混乱信息的典范，“因为偏离而重要，因为边缘而切题”。埃德维·普雷涅尔是正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应该说“社会”新闻：因其异常悲惨和绝对特别，让我们得以进入人类和历史的深处。
我的赌注是，为了理解作为历史对象的社会新闻，就必须转向社会、家庭、儿童、女性的处境、大众文化、暴力的形式、传媒、司法、政治和城市空间——没有这些，社会新闻确切而言就是一个神话，一次命运的停顿，一颗意义就在于它本身的钻石，它不可穿透，供人置于掌心间把玩，在怜悯和不安、神秘和麻木、偶然和巧合之间闪烁着，它还是一种让人战栗的神秘死亡，但很快就会被抛诸脑后，被新的取而代之。调查者着手调查，就像调查记者和通讯员、宪兵和预审法官那样。即便他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有着同样的求真渴望，他也不会选择同样的对象。他不会说同样的事情。
林德伯格（lindbergh）的小孩绑架事件呢？那是大萧条期间的一次举国团结。维奥莱特·诺齐埃尔（violette nozière）在1933年犯下的致命的投毒呢？那是年轻人的诞生和女性的解放。多米尼克（dominici）案件呢？那是家族的分裂、农民的终结。1970年代的阿尔图瓦地区比西埃案呢？或者因为杀死了一个矿工的女儿而被起诉的公证员？那是阶级斗争的法国，毛主义和西欧工人阶级的方式。让—克劳德·霍曼（jean-claude romand）犯下了5次谋杀，一个病态的谎语癖患者？那是害怕自己沦为谎言和空洞的社会积淀物。2006年伊兰·阿利米（ilan halimi）被杀案？那是对被贫困所腐蚀的平民郊区的一次俯摄，一出知识分子和反犹主义的悲剧。
这个社会为蕾蒂西娅做了很多事情。社工、儿童事务法官、社会工作教育者、心理学家、教师、职业培训者，所有这些我们称之为公共服务的职业，它们伴随的是这样一个小女孩，当她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四周就没有仙女为伴了。但是，她的生命被一个罪犯所终结，这震惊了法国，导致行政当局和法官之间产生了一次危机。
我们钟爱证券投机商、变节者、共和国精英体制下的英雄，所有那些摆脱窘境的人，所有那些打破了决定论和扭转了命运之号令的人；我们喜欢保护受虐的儿童，教育第四世界的儿童，让城市里的青年融入社会，给境遇不佳的人以第二次机会。我们经常取得成功，但是，就蕾蒂西娅而言，我们失败了。她的过去再度扼住了她，在喧嚣中，不平等的平衡往另外一个方向倒去。
对于蕾蒂西娅，人们可以这样说：“她运气不好，碰到了坏人。每次她想做点什么，得到的只有生活的羞辱。”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暗中破坏的过程，一系列的缺点，一种被宣告的死亡编年史。
因此，民主的失败转变成了希腊悲剧。当社会互助无力救助被侵犯和被羞辱的人，他们就会堕入一个最野蛮者会杀害最脆弱者的孤独世界中。然后，人们只能通过沉默的白色游行的形式进行抗议，集体的一致既是对悲伤的表达，也是对于政治的不信任。人们喜欢这种让人安心的对立，谋杀的纯粹性，不留余地的残暴；但是，一个相信圣人和怪物的社会是一个焦虑的社会，它需要神性的传递以便获取对自己的一点点信任。政客深知这一点，便致力于攫取受害人身上的光晕。掌权之人占有了这个没有头颅的女性。
我们如何才能中止这种重复？如何让孩童走上另外一条道路而不背负受了诅咒的遗产？对蕾蒂西娅和杰西卡这对姐妹，对托尼·梅隆的儿子，我都有所思考。
*
社会新闻，我们在日报上读到的残酷的传奇小故事，它就像巨大的气球，我们可以用敏锐的历史和社会学调查让它爆炸。首先，理解案件，抓住其关键之处，在警察、司法和媒体的领域内，它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指出为什么社会新闻是一个征兆、一个突出点、一面棱镜，是日常生活、机能、感受、标准的显露和紊乱。
接着，展示案件，指出它不能被简化为一种罪行，它指向的是某些更为重大的东西。阐明一种社会状态，区分出一段时间，把握住表象、话语、冲突，理解某些只有超越了外表才能得知的东西。揭示反常中的一致性，单一性中的共性，从凶手到受害人，从儿童到家庭，从个人到变迁，从人际关系到社会结构，无所不包。
最后，消解案件。忘掉结局，把受害人从他的死亡里解放出来，如其所是地重塑他。让浊水变清。社会新闻提出了无数问题，首要的是一个人是如何让某个人的生命逝去的？无论如何，比起每个人都具有的隐秘来，暴行的民俗学让人兴奋的程度要低一些。
与其将社会新闻当成是糟糕的大众口味的象征，或者堕落的新闻界的癖好而加以鄙视，不如关注它所蕴含的民主的潜力：它让人们激动，但是，它对我们讲述的却也是“他们”。而且，有人情味的故事可以成为被冠上“人文”之名的科学的材料，其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对象和形式。社会新闻因此并不等同于虚构，而是类似于纪实文学，这一对人类的探索是在社会科学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当小说家已经有十年了，写过非真实的东西；我还在那一时期筹备博士论文，写的也不是真实的东西。现在，我想写真实的东西。这就是蕾蒂西娅送给我的礼物。
法官要求调查负责人在调查的范围内，收集“所有和揭示真相相关的蛛丝马迹”。他让专家着手进行“所有对揭示真相有用的观察”。在作证之前，目击证人要宣誓说出“全部真相，只说真相”，要知道，他既非父母、姻亲，也不是为了帮助当事人——完全就是西塞罗在公元前1世纪为历史学家所制定的规则。在庭审上，在蕾蒂西娅的遗体照片播放完毕后，法庭主席对蜷缩在被告席里的梅隆说：“我们的着眼点并不只是为了确定一项判罚。我们想要了解真相。”
如果我们将蕾蒂西娅之死，与她生命的真相，与她经受的孤独，与她选择的道路，与我们所处的环境和社会分离开来的话，那么她死亡的真相本身是没有多大重要性的。所有这些调查人员的工作都让我们得以理解到，蕾蒂西娅做过的事情和人们对她做过的事情和民主是有关系的。我们之所以逮捕作恶者，是因为安全是一项权利。我们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去审判他们。我想说的是，讲述一个人民的女儿在18岁时遭到虐杀是一项符合公众利益的计划，就像政府部门的职责一样。
某些圈子里流行贬低社会新闻以及日报，而后者的声誉又是由前者构成的（比如加斯东·伽利玛于1928年推出的《侦探》，新闻界和律师团体的笔杆子也参与其间）。犯罪就是生活中泛起的血淋淋的泡沫、施虐狂的日常活动、冷酷的喧嚣、文盲和长舌妇的消遣，他们沉湎于人们的不幸，热衷于窥视他们肮脏的私生活。
社会新闻是弄虚作假的：它对罕见的事情大做文章，对微不足道的个人悲剧夸大其词。它想让人相信它的重要性，但其实完全无足轻重；或者说，即便它真有什么，也要采用设套和作假的方式，有点像体育领域中的兰开夏式摔跤。
社会新闻是有害健康的，保守主义者补充道：它浓墨重彩地描写丑恶的行径，让人沉迷于强奸和杀人的种种细节之中。它迎合了人们的低级本能。它让人们变得麻木而野蛮。它对鲜血熟视无睹。社会新闻难道不具有一些破坏性吗？
社会新闻是反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纠正道：它掩盖了重要的议题，“真正的”问题，社会的不平等，远方的战争，世界上的饥饿现象。它让公民不再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就如布尔迪厄所言，它“转移视线”。
社会新闻难道没有正面性可言吗？它是收视率的副产品，它让正直的人灰心丧气，置他们于恐惧和不安中，让他们忧心于城里的作奸犯科之徒，相信每个街角都有一个连环杀手。如果说罪犯就在我们的家门口，那么就需要更多的警察，更多的镇压和更多的监狱。我们需要一个用强力清洁工具扫除一切的强人。
社会新闻是被统治、被欺骗的人民的鸦片，让这种政治和传媒的操控失效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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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珍妮—玛丽·勒·曼纳科，一个来自北滨海省的目不识丁的年轻女性，开始时在勒芒当工人，然后在巴黎做佣人，她和一个失业的退伍老兵同居，此人比她年长30岁，喝酒，还打骂她。他们的爱情故事未得善终：1876年，他将她开膛破肚，把她切成碎块，她的大肠被扔进厕所，尸体则分成了两部分，里面填了砖头之后就被扔进了塞纳河。对于历史学家布鲁诺·贝尔特拉来说，这起谋杀意味着“融入过程的失败”，这个背井离乡的年轻布列塔尼亚女子没有成功地在首都站稳脚跟。
珍妮—玛丽的尸体陈放在作鉴别身份之用的太平间里，20万好事者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1877年3月，法庭里人满为患，当里面的空气热得难以忍受时，一百多个人撤了出去。人群中可以看到一些作家和重要人物。60多个目击者一个接一个地出庭。法医对被告进行了羞辱：珍妮—玛丽是活着被肢解的。尸体的照片被散发给陪审员。司法小报和发行量大的报纸都用了数个版面来报道此案。
1877年7月，另一个案件，也就是“把女性切成碎块的著名凶杀案”，在马赛宣判。很快，所有报纸商都在出售一本定价为10生丁的小册子。
人们在海边发现了人类的四肢，不成形的、骇人的尸块被包在布里。这里，有两条腿和一条手臂；那里，躯干和头颅靠着脊椎才得以连在一起；接着又是一条手臂。这是玛丽亚·波耶母亲的遗体！（震撼人心。被告们看上去十分激动，玛丽亚埋头痛哭。）
大厅、看台，直到审判庭里，到处都是人头攒动，他们希望一睹这出阴森森的悲剧的最后一幕。
人们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想知道。他们的好奇心被辩论的广告所刺激，被现代的交流工具所强化。无论用什么方式去看，社会新闻都是和19世纪大众媒体的飞速发展密不可分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都看到，在提供客观信息的新闻（news）之外，还出现了有人情味的故事（human interest stories），诸如社会新闻、被轧死的狗和人、失踪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其本义不是制造恐慌，而是引起对受害者的直接认同感。
这些真实悲剧的力量将它们从文学、小说和消遣那里抽离了出来。“真正的”新闻业位于知识和批判性解释的领域内，而“不道德”、肤浅的新闻则包括了工于操控情绪的专栏、杂闻，及其他丑闻（muckrakers），那么是否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区分呢？严肃的日报还是让人战栗的小报？能够确定的是，那些小报取得了成功，非常之多的成功。
面对社会新闻，还涉及第二种态度——蛊惑，它是蔑视的另一面。卡尔杜什的生命促成了一家剧院的建立，他有着无数的崇拜者，但是要等到拉斯奈尔和皮埃尔·里维埃犯下罪行的19世纪30年代，人们才能感觉到，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底部升起了一股由囚徒所引发的恐惧浪潮、含糊的丑闻、半是愤慨半是称赞的叫声。《论坛报》（gazette des tribunaux）风行一时。眼睛睁开，扑面而来的是血流成河，是让鲜血流淌的魔鬼般的肆意妄为。遭人唾弃、让人害怕的罪犯成了英雄。人们揭示他的功绩，人们为他唱起悲歌，他的照片流布于世——他盛名昭著。
维安德龙·让—巴蒂斯特·特罗普曼（viendront jean-baptiste troppmann）、h. h.赫尔默斯（h. h. holmes）、开膛手杰克、凡舍（vacher）、兰杜、哈利·鲍尔斯（harry powers）、欧仁·韦德文（eugène weidmann）、贝迪特（petiot）医生、于吕夫（uruffe）神父、泰德·邦迪（ted bundy），还有几名女性，如投毒者亨利耶特·卡纳比（henriette canaby）和帕品（papin）姐妹。儿童强奸犯、敲碎头颅的人、剁碎妓女的人、连续勒死人的人、让人害怕又迷人的杀手，这样的人在造成恐慌的同时，也激起了兴趣，或是崇拜。我们必须理解，这是个反牧师、撒旦和被驱逐的人，敢于触犯法律，违背既定秩序，践踏资产阶级习俗的无法无天之徒。因为他开启了反叛的本能，他就被整个社会所压制——宪兵、警察、法官、陪审员、刽子手、留小胡子的本分人。在20世纪，批判性的思想家、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都对他有那么点偏爱。作为街头卖艺的穷人、被制度压垮的贱民，他身上带着人们试图压制的话语、人们想要扼杀的自由。他是所有人都想压制的微不足道之辈。
罪犯是如此骇人，犯下了如此残暴的事情，他要高于多数人，为人父母者、大学生、杂货店主、公证处文员，所有这些过着井井有条生活的平庸之辈。因其全部的恶的能力——因其勇气，他凌驾于这些人之上。“魏德曼出现在你们面前，在5点钟出报的一个特版中。”让—热内在《鲜花圣母》的开头用反讽的笔调写道。谁能和他会合在他那座血淋淋的奥林匹斯山上？艺术家。他也是一个社会的公敌，一个受苦的人，一个命定之人。异乎寻常的会面。
这也就解释了，自从浪漫主义开始，为了在作品里征服恐怖的力量，无数作家都紧紧抓住社会新闻。“伟大”罪犯是“伟大”作家的副本，是他被诅咒的兄弟。因此，在超现实主义者和维奥莱特·诺齐埃尔（violette nozière），热内与皮罗杰（pilorge）和党卫军，杜鲁门·卡波特和《冷血》中的佩里，福柯和皮埃尔·里维埃，诺曼·梅勒和《刽子手之歌》中的吉尔莫，艾曼纽·卡瑞（emmanuel carrère）和让—克劳德·霍曼（jean-claude romand）之间存在着一种镜像关系，一种“对立”。
*
不存在“伟大的”罪犯：所有罪犯都是渺小的可怜人，并不是因为他们通常是骗子、造假者、抢劫老妇人者或摩托车盗窃者（比如拉斯奈尔、霍曼和梅隆）之类微不足道的违法之徒，更因为他是罪犯。如果说，20世纪让我们流下了几滴泪水，那是为蕾蒂西娅、杰西卡、她们的妈妈，为所有那些没有坟头、无法安然长眠的大屠杀受难者所流的。我们的目光和温存应该留给这些无辜者。
蕾蒂西娅需要我们。由于一份疏远的工作，我选中了她，并将她既平凡又独特的一面呈现出来，就像我们的太阳之于其他的星球。
不要去尊敬、称颂和惋惜，而是去理解。罗兰·巴特写道，社会新闻是一种“全面的信息”。它内在地包含了知识，不需要通过认识世界来“消费社会新闻”。但是，我们能满足于神话吗？这将是面对神秘莫测的事物时的放弃。埃德维·普雷涅尔（edwy plenel），这位伟大的记者、真理之地上的偷猎者说起过“社会新闻里的高贵”，它在认识上造成冲击力。它综合了不同的语调，颠倒了先后次序，扰乱了知识的层级，并构成了混乱信息的典范，“因为偏离而重要，因为边缘而切题”。埃德维·普雷涅尔是正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应该说“社会”新闻：因其异常悲惨和绝对特别，让我们得以进入人类和历史的深处。
我的赌注是，为了理解作为历史对象的社会新闻，就必须转向社会、家庭、儿童、女性的处境、大众文化、暴力的形式、传媒、司法、政治和城市空间——没有这些，社会新闻确切而言就是一个神话，一次命运的停顿，一颗意义就在于它本身的钻石，它不可穿透，供人置于掌心间把玩，在怜悯和不安、神秘和麻木、偶然和巧合之间闪烁着，它还是一种让人战栗的神秘死亡，但很快就会被抛诸脑后，被新的取而代之。调查者着手调查，就像调查记者和通讯员、宪兵和预审法官那样。即便他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有着同样的求真渴望，他也不会选择同样的对象。他不会说同样的事情。
林德伯格（lindbergh）的小孩绑架事件呢？那是大萧条期间的一次举国团结。维奥莱特·诺齐埃尔（violette nozière）在1933年犯下的致命的投毒呢？那是年轻人的诞生和女性的解放。多米尼克（dominici）案件呢？那是家族的分裂、农民的终结。1970年代的阿尔图瓦地区比西埃案呢？或者因为杀死了一个矿工的女儿而被起诉的公证员？那是阶级斗争的法国，毛主义和西欧工人阶级的方式。让—克劳德·霍曼（jean-claude romand）犯下了5次谋杀，一个病态的谎语癖患者？那是害怕自己沦为谎言和空洞的社会积淀物。2006年伊兰·阿利米（ilan halimi）被杀案？那是对被贫困所腐蚀的平民郊区的一次俯摄，一出知识分子和反犹主义的悲剧。
这个社会为蕾蒂西娅做了很多事情。社工、儿童事务法官、社会工作教育者、心理学家、教师、职业培训者，所有这些我们称之为公共服务的职业，它们伴随的是这样一个小女孩，当她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四周就没有仙女为伴了。但是，她的生命被一个罪犯所终结，这震惊了法国，导致行政当局和法官之间产生了一次危机。
我们钟爱证券投机商、变节者、共和国精英体制下的英雄，所有那些摆脱窘境的人，所有那些打破了决定论和扭转了命运之号令的人；我们喜欢保护受虐的儿童，教育第四世界的儿童，让城市里的青年融入社会，给境遇不佳的人以第二次机会。我们经常取得成功，但是，就蕾蒂西娅而言，我们失败了。她的过去再度扼住了她，在喧嚣中，不平等的平衡往另外一个方向倒去。
对于蕾蒂西娅，人们可以这样说：“她运气不好，碰到了坏人。每次她想做点什么，得到的只有生活的羞辱。”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暗中破坏的过程，一系列的缺点，一种被宣告的死亡编年史。
因此，民主的失败转变成了希腊悲剧。当社会互助无力救助被侵犯和被羞辱的人，他们就会堕入一个最野蛮者会杀害最脆弱者的孤独世界中。然后，人们只能通过沉默的白色游行的形式进行抗议，集体的一致既是对悲伤的表达，也是对于政治的不信任。人们喜欢这种让人安心的对立，谋杀的纯粹性，不留余地的残暴；但是，一个相信圣人和怪物的社会是一个焦虑的社会，它需要神性的传递以便获取对自己的一点点信任。政客深知这一点，便致力于攫取受害人身上的光晕。掌权之人占有了这个没有头颅的女性。
我们如何才能中止这种重复？如何让孩童走上另外一条道路而不背负受了诅咒的遗产？对蕾蒂西娅和杰西卡这对姐妹，对托尼·梅隆的儿子，我都有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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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我们在日报上读到的残酷的传奇小故事，它就像巨大的气球，我们可以用敏锐的历史和社会学调查让它爆炸。首先，理解案件，抓住其关键之处，在警察、司法和媒体的领域内，它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指出为什么社会新闻是一个征兆、一个突出点、一面棱镜，是日常生活、机能、感受、标准的显露和紊乱。
接着，展示案件，指出它不能被简化为一种罪行，它指向的是某些更为重大的东西。阐明一种社会状态，区分出一段时间，把握住表象、话语、冲突，理解某些只有超越了外表才能得知的东西。揭示反常中的一致性，单一性中的共性，从凶手到受害人，从儿童到家庭，从个人到变迁，从人际关系到社会结构，无所不包。
最后，消解案件。忘掉结局，把受害人从他的死亡里解放出来，如其所是地重塑他。让浊水变清。社会新闻提出了无数问题，首要的是一个人是如何让某个人的生命逝去的？无论如何，比起每个人都具有的隐秘来，暴行的民俗学让人兴奋的程度要低一些。
与其将社会新闻当成是糟糕的大众口味的象征，或者堕落的新闻界的癖好而加以鄙视，不如关注它所蕴含的民主的潜力：它让人们激动，但是，它对我们讲述的却也是“他们”。而且，有人情味的故事可以成为被冠上“人文”之名的科学的材料，其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对象和形式。社会新闻因此并不等同于虚构，而是类似于纪实文学，这一对人类的探索是在社会科学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当小说家已经有十年了，写过非真实的东西；我还在那一时期筹备博士论文，写的也不是真实的东西。现在，我想写真实的东西。这就是蕾蒂西娅送给我的礼物。
法官要求调查负责人在调查的范围内，收集“所有和揭示真相相关的蛛丝马迹”。他让专家着手进行“所有对揭示真相有用的观察”。在作证之前，目击证人要宣誓说出“全部真相，只说真相”，要知道，他既非父母、姻亲，也不是为了帮助当事人——完全就是西塞罗在公元前1世纪为历史学家所制定的规则。在庭审上，在蕾蒂西娅的遗体照片播放完毕后，法庭主席对蜷缩在被告席里的梅隆说：“我们的着眼点并不只是为了确定一项判罚。我们想要了解真相。”
如果我们将蕾蒂西娅之死，与她生命的真相，与她经受的孤独，与她选择的道路，与我们所处的环境和社会分离开来的话，那么她死亡的真相本身是没有多大重要性的。所有这些调查人员的工作都让我们得以理解到，蕾蒂西娅做过的事情和人们对她做过的事情和民主是有关系的。我们之所以逮捕作恶者，是因为安全是一项权利。我们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去审判他们。我想说的是，讲述一个人民的女儿在18岁时遭到虐杀是一项符合公众利益的计划，就像政府部门的职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