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不公正的范围
52 不公正的范围
离我在塞西尔·德·奥里维拉的办公室里认识杰西卡已有两年之久了，当时我对她承诺说：“我不会提悲伤的问题，只会有些欢快的问题，生活中的问题，就好像蕾蒂西娅还在我们身边，好像她就坐在椅子上，略微退缩，还有些赌气，或者只是害羞而已。”
有一天，在一家咖啡馆里，我们玩着问答猜谜游戏。
“如果她是一朵花？”“一朵百合花。”
“一道风景？”“大海。她有吸引海蜇的能力，蕾蒂西娅，她在海蜇中间游泳，这些含水的小幽灵让她害怕，她开始呼救，直至我到来。”
“一个地方？”“她的房间。”
“一句骂人的话？”杰西卡叫嚷起来：“在帕特龙夫妇家里，我们从来不说脏话。但是碰到某些状况，还是会说很多脏话。”
“一种颜色？”“蓝色。她喜欢蓝色，也喜欢红色和黑色。除了黄色之外所有的颜色。”
“一道菜？”“她厌恶抱子甘蓝和莴苣烧火腿。在所有的‘和路雪’蛋筒中，她只喜欢圆锥蛋卷。必须吃掉球，把蛋卷留给她。”
“一首歌？”“她觉得她很匹配《生之乐》。”
*
还有一次，杰西卡离开精神病院，我把电脑收到她的盒子里，然后谈起了她自己。她很高兴。她的指甲被啃咬过，穿着深蓝色的长裤，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橙黄色的发绳从她剪短的黑头发上荡下来。她女友刚和她分手，但女友的母亲向她保证，她家的大门会一直为她敞开。在精神病院里，医生没收了手机和带锐角的物品。青年救助中心的日子结束了：她搬到了一间55平方米大的公寓里独自生活。她睡在一张充气床垫上。她的监护人每个星期给她100欧元让她购买食物和衣服。她想取得驾照，但还在考交规，“不大好懂”。
在帕特龙先生受审后，杰西卡被完全赶出了家门。她被看成是一个罪人，一个荡妇。一天，她给马里斯发去了生日祝福的短信，她回复道：“我们已经把你忘了。”最沉重的攻击来自于帕特龙的一个女儿，她在她父亲的庭审上说：“如果蕾蒂西娅自杀了，这是因为她的姐姐是同性恋。”
有时候，当杰西卡想看看自己的妹妹，她会从帕特龙家的住所前经过，从大门上往里面看一眼，为了能看看车子是否还停着，或者里面是否有了变化。她很愿意看到他们，但他们并不乐意。在她的嘴里，“咪咪”和“小狼”被“夫人”和“先生”所取代，就好像是佣人的口吻。那时候，帕特龙先生的姐妹让他们在大卖场的出口处看管一个人道救济展台。杰西卡想起来，她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买了一个给婴儿用的水壶，并把它送给了展台处的人。
杰西卡不得不中止了潘伯夫的心理学家卡尔女士的治疗——省议会不愿再支付出租车车费。
在上诉的前一晚，杰西卡给父亲打了一个紧急电话，她想看看蕾蒂西娅。他们在深夜去了拉贝讷里镇的墓地。
作为赔偿，杰西卡将因妹妹的死亡而获得50 000欧，帕特龙一案则有20 000欧。
杰西卡为没有救下蕾蒂西娅而自责，为没有在她被绑架的那晚听到她的呼救而自责。在她们父亲把她吊在半空的那天，杰西卡还太小，没有办法去帮她。但是那时，她已经长大了。她本可以救她。
她每时每刻都在思念蕾蒂西娅。快乐的事情和伤心的事情。她想和她在一起，对她说：“你还好吗，你最近怎样？”她不时地梦见她。天气很好，她们在海滩上，她们一起游泳，这是她们过去的生活。但是也有噩梦：杰西卡和梅隆、帕特龙先生在一艘船上，蕾蒂西娅正在溺水，而这两个男人袖手旁观，仍在甲板上聊天。另外一个噩梦：梅隆对她做了他对蕾蒂西娅做的事情。醒来的时候，她摸摸自己：“啊！我还活着。”
*
杰西卡活着走出了火圈。她战胜了宿命与死亡。她依旧是她妹妹的双胞胎，但是她属于世界的这一边。
中午的时候，上百个公职人员拿着盘子在她面前走过，然后品尝了她削的黄瓜丁、她切丝的胡萝卜。陈列架上，是她仔细摆放的小玻璃杯。如果他们知道，潜伏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年轻女孩身上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她具有的道德力量在大大小小的生命磨难中都堪称楷模，那么整个饭店都将拜倒在她脚下。在杰西卡这样的人面前，谁也不能再被称为这方面的领军人物、那方面的教授，大家都是微小的人类存在，都谨小慎微地前行着。
作为具有人性的人，是很难承受蕾蒂西娅的痛苦的，从一个被德国牧羊犬保护的婴儿到一个左右为难、无法说出自己痛苦的顽童，再到因为无法再承受四周的谎言而捐献出自己唯一一本书和器官的少女，就是这个年轻女孩，她那被肆意刺伤的“半身”就漂浮在池塘里。
作为男性意义上的人，这甚至更糟。如果我在杰西卡身边时常感到窘迫，这是因为我是一个男人，而她生命中遇到的男人都给她带去了痛苦。男人，就是那些用剪刀解决争端的人，用拳打脚踢让你们惊惶不安的人，让你们拿着餐巾纸好让他们把精液射在上面的人，刺伤你们的人，就像处理鸡肉一样捣碎你们脖颈的人。在他们眼里，你们要么是被用来取乐的东西，要么是出气筒。还有就是那些部长、领导，也就是那些在电视上讲话的人，他们下达命令，他们是有理的，他们谈论到你们，谈论着你们，对你们夸夸其谈，就你们夸夸其谈。最终，赢的总是这些男人，因为他们把你们变成了他们想要的样子。
我第一次对自己的性别感到羞耻。
我说的是知识分子的法语，这种太过僵硬的方言无法畅行于由社交网络、推特、表情符号和手机短信组成的柔软机体中。杰西卡说的是大众的法语，夹杂着西部地区的俚语。她把“这个下午”说成是“这太让我头痛”和“下昼”，使用“蕾蒂西娅离开时”这一委婉的说法。她在简洁并且从不署名的短信里说，“我们保持联系”“这对我来说是约会，但我需要时间”。我是一个说话的人，而她是一个谨慎的人。她呆板，而我灵活。然而，我们最后能聊得起来。我们在谈话中度过了快乐的时光，这种相会让我们都变得心平气和。
我从来不给杰西卡打电话，从来不知道她住哪里。有一次，在为了一些诉讼程序的问题见了杰西卡之后，塞西尔·德·奥里维拉告诉我说：“她把你叫作‘作家’，很信任你。”我对此感到莫大的欣慰。
我为能认识塞西尔·德·奥里维拉和亚历山德拉·蒂尔卡这样的女性而感到骄傲。律师、记者，这是些严肃而沉重的职业，“不适合女人”。你们是否知道法学博士珍妮·舍凡（jeanne chauvin），1897年，当她出现在巴黎上诉法院，准备进行律师宣誓时，她在一片哄笑声里被赶了出去？律师公会直到1900年才开始接纳女性，三十年之后，选择这一课程的学生中只有18%是女性。1946年，也就是法国女性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资格的两年之后，律师才不再是男性的专有领域。什么是解放？解放就是可以去工作，有投票权，处置自己的身体，能够进行性选择，过自己的生活。
我时常想念杰西卡。她害怕一切——她的父亲，晚上独自回家（“想着听到的一切”），抽烟、喝酒、庆祝——最后一次她妹妹喝了杯香槟，这让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想帮助她、关心她、照顾她，带着她去宜家购买床绷和家具，就像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给她足够的力量，让她能够继续行走在一个人的路上。但是，杰西卡谁都不需要。碰到紧急情况，她还有自己的父母、她的叔叔、她的监护人、她的律师、她的同事、她的女朋友、她在拉贝讷里镇的朋友。杰西卡只需要她的妹妹，而被分成六块的她正躺在粉色大理石下面。双胎妊娠是一种极其精妙的平衡：没了“弱的”那个，“强的”那个就会迷失。
*
蕾蒂西娅直至最后都是男人的猎物；杰西卡走运的地方在于，她知道自己对于他们无所期待。
蕾蒂西娅一案揭示了21世纪里堕落男性的幽灵，男性的专制，畸形的父亲身份，还没有死去的父权制：酗酒的父亲、神经质的人、感情丰富而多愁善感的骗子；猥琐的父亲，眼神直勾勾的恶棍，在角落里乱摸你们、满嘴仁义道德的父亲；吸毒成性、满嘴谎话、试图操控一切的帮派分子、永远成不了父亲的人、用赤裸的双手处刑的兄长；长官、有权势的人、总统、决策者、诱人的权力。震颤性谵妄，过度热情的毛病，致命的爆发，民粹主义罪行：四种文化，四种男性堕落，四种英雄化暴力的方式。
但是，我们会说，我们无法合乎情理地主张，梅隆等同于帕特龙和萨科齐。这是自然的。我说的是在各自领域里的暴力。既然存在着“公正的范围”，那么也存在着不公正的范围，充斥着谎言的家庭，操控的手段，强制的空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银行家盗窃街角摩托车、小流氓洗钱乃至偷税漏税的世界。没有人期待持械抢劫会置司法独立于危险中，或共和国总统会在深夜勒死一个年轻女孩。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理由吞食暴力：找乐子，主宰，荣耀，力量。每个人都在能力范围之内损害社会机体，伤害社会，给公共秩序制造麻烦。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为中犯错。
国家并不是一个带有性别歧视、实行父权制的怪兽。像马蒂诺、德索内特、龙桑和图谢这些人，他们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都受真理的激情所驱使。它并不是由诅咒和辱骂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一种被右翼国家的规则所包围的理性。就如龙桑在法律面前默默无闻，图谢也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人，马蒂诺可以整日阅读报告或者回复电话。所有人都认为应该完成自己的职责。我认为，因为为蕾蒂西娅带去了尊严，他们应当被感谢。
但是，我自己不就是一个男人吗？我不只是一个有资质的学术权威，我是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作家。我不代表谁，我对你们进行调查，对你们生命中那些惨烈的悲剧进行调查，我投入于你们的秘密中去，我重新打开了你们的伤口，我询问你们的亲友，我试图揭示你们生命的意义。然而，出现在一本书中，看到自己被表现出来、被解剖、被说明、被公之于众，这是一种暴力的形式。
我不仅仅是一个男人，而且也被看作一个具有权威的人（头发花白的大学教授、巴黎人，等等）。面对具有权力的权威们，大家自扫门前雪，等着这一点得到验证：和他们产生关系一般来说并无好处。
杰西卡依然老实而沉默寡言，从来不会头一个拿起话筒，她等着，好知道其他人会说出些什么。她那僵硬的笑容，在等待中所表现出来的木然，这是内在的恐惧，长久以来养成的反应，对童年的回忆构成了所有行为的结构。对权威逆来顺受；对别人向她提出来的问题——具体的、有指向性的问题，他们脑袋里藏着自己的小主意——会三言两语、态度温顺地作答，她自童年以来便习惯了被询问、被观察、被猜测、被辨别，她是半透明的、脆弱的，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一开始是儿童事务法官、社会救助工作者、护理中心的感化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养父母，而自2011年开始，就是宪兵、医生、专家、预审法官、最高法院主席，位于名单末尾的是社会历史学家，他请她在市中心的咖啡馆里喝一杯可乐或者热巧克力，旁边放着他打开的电脑。
我获得了杰西卡和她近亲的知情同意；我尽一切地尊重他们说的话、他们的尊严、他们的痛苦；我用化名代替了几个真名；我沉默着回避了仇恨和斥责；在提笔之前，我是一个倾听者。但是，我不能否认自己卷入了其中，而且笨手笨脚。我们进行一项调查而又能置身事外，这并非易事。
杰西卡在梅隆的上诉中作证之后，我过去看望她，在布列塔尼亚议会的楼梯上，我告诉她说，她让我流下了眼泪。她带着调皮的笑容回答我说：“太可爱了，一个流泪的男人！”
*
杰西卡，我们的女儿。她早上起床，她出门上班，她练柔道，她努力考取驾照，她有一个女朋友，这已经是对金科玉律的一种胜利，对绵延至今的臣服机制的一种不易察觉的消耗。一个背着背包行走在城市里的无名年轻女子。为了两个人而坚持的抵抗者。但愿她能原谅我们。这本书是献给她的。
离我在塞西尔·德·奥里维拉的办公室里认识杰西卡已有两年之久了，当时我对她承诺说：“我不会提悲伤的问题，只会有些欢快的问题，生活中的问题，就好像蕾蒂西娅还在我们身边，好像她就坐在椅子上，略微退缩，还有些赌气，或者只是害羞而已。”
有一天，在一家咖啡馆里，我们玩着问答猜谜游戏。
“如果她是一朵花？”“一朵百合花。”
“一道风景？”“大海。她有吸引海蜇的能力，蕾蒂西娅，她在海蜇中间游泳，这些含水的小幽灵让她害怕，她开始呼救，直至我到来。”
“一个地方？”“她的房间。”
“一句骂人的话？”杰西卡叫嚷起来：“在帕特龙夫妇家里，我们从来不说脏话。但是碰到某些状况，还是会说很多脏话。”
“一种颜色？”“蓝色。她喜欢蓝色，也喜欢红色和黑色。除了黄色之外所有的颜色。”
“一道菜？”“她厌恶抱子甘蓝和莴苣烧火腿。在所有的‘和路雪’蛋筒中，她只喜欢圆锥蛋卷。必须吃掉球，把蛋卷留给她。”
“一首歌？”“她觉得她很匹配《生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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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杰西卡离开精神病院，我把电脑收到她的盒子里，然后谈起了她自己。她很高兴。她的指甲被啃咬过，穿着深蓝色的长裤，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橙黄色的发绳从她剪短的黑头发上荡下来。她女友刚和她分手，但女友的母亲向她保证，她家的大门会一直为她敞开。在精神病院里，医生没收了手机和带锐角的物品。青年救助中心的日子结束了：她搬到了一间55平方米大的公寓里独自生活。她睡在一张充气床垫上。她的监护人每个星期给她100欧元让她购买食物和衣服。她想取得驾照，但还在考交规，“不大好懂”。
在帕特龙先生受审后，杰西卡被完全赶出了家门。她被看成是一个罪人，一个荡妇。一天，她给马里斯发去了生日祝福的短信，她回复道：“我们已经把你忘了。”最沉重的攻击来自于帕特龙的一个女儿，她在她父亲的庭审上说：“如果蕾蒂西娅自杀了，这是因为她的姐姐是同性恋。”
有时候，当杰西卡想看看自己的妹妹，她会从帕特龙家的住所前经过，从大门上往里面看一眼，为了能看看车子是否还停着，或者里面是否有了变化。她很愿意看到他们，但他们并不乐意。在她的嘴里，“咪咪”和“小狼”被“夫人”和“先生”所取代，就好像是佣人的口吻。那时候，帕特龙先生的姐妹让他们在大卖场的出口处看管一个人道救济展台。杰西卡想起来，她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买了一个给婴儿用的水壶，并把它送给了展台处的人。
杰西卡不得不中止了潘伯夫的心理学家卡尔女士的治疗——省议会不愿再支付出租车车费。
在上诉的前一晚，杰西卡给父亲打了一个紧急电话，她想看看蕾蒂西娅。他们在深夜去了拉贝讷里镇的墓地。
作为赔偿，杰西卡将因妹妹的死亡而获得50 000欧，帕特龙一案则有20 000欧。
杰西卡为没有救下蕾蒂西娅而自责，为没有在她被绑架的那晚听到她的呼救而自责。在她们父亲把她吊在半空的那天，杰西卡还太小，没有办法去帮她。但是那时，她已经长大了。她本可以救她。
她每时每刻都在思念蕾蒂西娅。快乐的事情和伤心的事情。她想和她在一起，对她说：“你还好吗，你最近怎样？”她不时地梦见她。天气很好，她们在海滩上，她们一起游泳，这是她们过去的生活。但是也有噩梦：杰西卡和梅隆、帕特龙先生在一艘船上，蕾蒂西娅正在溺水，而这两个男人袖手旁观，仍在甲板上聊天。另外一个噩梦：梅隆对她做了他对蕾蒂西娅做的事情。醒来的时候，她摸摸自己：“啊！我还活着。”
*
杰西卡活着走出了火圈。她战胜了宿命与死亡。她依旧是她妹妹的双胞胎，但是她属于世界的这一边。
中午的时候，上百个公职人员拿着盘子在她面前走过，然后品尝了她削的黄瓜丁、她切丝的胡萝卜。陈列架上，是她仔细摆放的小玻璃杯。如果他们知道，潜伏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年轻女孩身上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她具有的道德力量在大大小小的生命磨难中都堪称楷模，那么整个饭店都将拜倒在她脚下。在杰西卡这样的人面前，谁也不能再被称为这方面的领军人物、那方面的教授，大家都是微小的人类存在，都谨小慎微地前行着。
作为具有人性的人，是很难承受蕾蒂西娅的痛苦的，从一个被德国牧羊犬保护的婴儿到一个左右为难、无法说出自己痛苦的顽童，再到因为无法再承受四周的谎言而捐献出自己唯一一本书和器官的少女，就是这个年轻女孩，她那被肆意刺伤的“半身”就漂浮在池塘里。
作为男性意义上的人，这甚至更糟。如果我在杰西卡身边时常感到窘迫，这是因为我是一个男人，而她生命中遇到的男人都给她带去了痛苦。男人，就是那些用剪刀解决争端的人，用拳打脚踢让你们惊惶不安的人，让你们拿着餐巾纸好让他们把精液射在上面的人，刺伤你们的人，就像处理鸡肉一样捣碎你们脖颈的人。在他们眼里，你们要么是被用来取乐的东西，要么是出气筒。还有就是那些部长、领导，也就是那些在电视上讲话的人，他们下达命令，他们是有理的，他们谈论到你们，谈论着你们，对你们夸夸其谈，就你们夸夸其谈。最终，赢的总是这些男人，因为他们把你们变成了他们想要的样子。
我第一次对自己的性别感到羞耻。
我说的是知识分子的法语，这种太过僵硬的方言无法畅行于由社交网络、推特、表情符号和手机短信组成的柔软机体中。杰西卡说的是大众的法语，夹杂着西部地区的俚语。她把“这个下午”说成是“这太让我头痛”和“下昼”，使用“蕾蒂西娅离开时”这一委婉的说法。她在简洁并且从不署名的短信里说，“我们保持联系”“这对我来说是约会，但我需要时间”。我是一个说话的人，而她是一个谨慎的人。她呆板，而我灵活。然而，我们最后能聊得起来。我们在谈话中度过了快乐的时光，这种相会让我们都变得心平气和。
我从来不给杰西卡打电话，从来不知道她住哪里。有一次，在为了一些诉讼程序的问题见了杰西卡之后，塞西尔·德·奥里维拉告诉我说：“她把你叫作‘作家’，很信任你。”我对此感到莫大的欣慰。
我为能认识塞西尔·德·奥里维拉和亚历山德拉·蒂尔卡这样的女性而感到骄傲。律师、记者，这是些严肃而沉重的职业，“不适合女人”。你们是否知道法学博士珍妮·舍凡（jeanne chauvin），1897年，当她出现在巴黎上诉法院，准备进行律师宣誓时，她在一片哄笑声里被赶了出去？律师公会直到1900年才开始接纳女性，三十年之后，选择这一课程的学生中只有18%是女性。1946年，也就是法国女性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资格的两年之后，律师才不再是男性的专有领域。什么是解放？解放就是可以去工作，有投票权，处置自己的身体，能够进行性选择，过自己的生活。
我时常想念杰西卡。她害怕一切——她的父亲，晚上独自回家（“想着听到的一切”），抽烟、喝酒、庆祝——最后一次她妹妹喝了杯香槟，这让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想帮助她、关心她、照顾她，带着她去宜家购买床绷和家具，就像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给她足够的力量，让她能够继续行走在一个人的路上。但是，杰西卡谁都不需要。碰到紧急情况，她还有自己的父母、她的叔叔、她的监护人、她的律师、她的同事、她的女朋友、她在拉贝讷里镇的朋友。杰西卡只需要她的妹妹，而被分成六块的她正躺在粉色大理石下面。双胎妊娠是一种极其精妙的平衡：没了“弱的”那个，“强的”那个就会迷失。
*
蕾蒂西娅直至最后都是男人的猎物；杰西卡走运的地方在于，她知道自己对于他们无所期待。
蕾蒂西娅一案揭示了21世纪里堕落男性的幽灵，男性的专制，畸形的父亲身份，还没有死去的父权制：酗酒的父亲、神经质的人、感情丰富而多愁善感的骗子；猥琐的父亲，眼神直勾勾的恶棍，在角落里乱摸你们、满嘴仁义道德的父亲；吸毒成性、满嘴谎话、试图操控一切的帮派分子、永远成不了父亲的人、用赤裸的双手处刑的兄长；长官、有权势的人、总统、决策者、诱人的权力。震颤性谵妄，过度热情的毛病，致命的爆发，民粹主义罪行：四种文化，四种男性堕落，四种英雄化暴力的方式。
但是，我们会说，我们无法合乎情理地主张，梅隆等同于帕特龙和萨科齐。这是自然的。我说的是在各自领域里的暴力。既然存在着“公正的范围”，那么也存在着不公正的范围，充斥着谎言的家庭，操控的手段，强制的空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银行家盗窃街角摩托车、小流氓洗钱乃至偷税漏税的世界。没有人期待持械抢劫会置司法独立于危险中，或共和国总统会在深夜勒死一个年轻女孩。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理由吞食暴力：找乐子，主宰，荣耀，力量。每个人都在能力范围之内损害社会机体，伤害社会，给公共秩序制造麻烦。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为中犯错。
国家并不是一个带有性别歧视、实行父权制的怪兽。像马蒂诺、德索内特、龙桑和图谢这些人，他们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都受真理的激情所驱使。它并不是由诅咒和辱骂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一种被右翼国家的规则所包围的理性。就如龙桑在法律面前默默无闻，图谢也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人，马蒂诺可以整日阅读报告或者回复电话。所有人都认为应该完成自己的职责。我认为，因为为蕾蒂西娅带去了尊严，他们应当被感谢。
但是，我自己不就是一个男人吗？我不只是一个有资质的学术权威，我是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作家。我不代表谁，我对你们进行调查，对你们生命中那些惨烈的悲剧进行调查，我投入于你们的秘密中去，我重新打开了你们的伤口，我询问你们的亲友，我试图揭示你们生命的意义。然而，出现在一本书中，看到自己被表现出来、被解剖、被说明、被公之于众，这是一种暴力的形式。
我不仅仅是一个男人，而且也被看作一个具有权威的人（头发花白的大学教授、巴黎人，等等）。面对具有权力的权威们，大家自扫门前雪，等着这一点得到验证：和他们产生关系一般来说并无好处。
杰西卡依然老实而沉默寡言，从来不会头一个拿起话筒，她等着，好知道其他人会说出些什么。她那僵硬的笑容，在等待中所表现出来的木然，这是内在的恐惧，长久以来养成的反应，对童年的回忆构成了所有行为的结构。对权威逆来顺受；对别人向她提出来的问题——具体的、有指向性的问题，他们脑袋里藏着自己的小主意——会三言两语、态度温顺地作答，她自童年以来便习惯了被询问、被观察、被猜测、被辨别，她是半透明的、脆弱的，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一开始是儿童事务法官、社会救助工作者、护理中心的感化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养父母，而自2011年开始，就是宪兵、医生、专家、预审法官、最高法院主席，位于名单末尾的是社会历史学家，他请她在市中心的咖啡馆里喝一杯可乐或者热巧克力，旁边放着他打开的电脑。
我获得了杰西卡和她近亲的知情同意；我尽一切地尊重他们说的话、他们的尊严、他们的痛苦；我用化名代替了几个真名；我沉默着回避了仇恨和斥责；在提笔之前，我是一个倾听者。但是，我不能否认自己卷入了其中，而且笨手笨脚。我们进行一项调查而又能置身事外，这并非易事。
杰西卡在梅隆的上诉中作证之后，我过去看望她，在布列塔尼亚议会的楼梯上，我告诉她说，她让我流下了眼泪。她带着调皮的笑容回答我说：“太可爱了，一个流泪的男人！”
*
杰西卡，我们的女儿。她早上起床，她出门上班，她练柔道，她努力考取驾照，她有一个女朋友，这已经是对金科玉律的一种胜利，对绵延至今的臣服机制的一种不易察觉的消耗。一个背着背包行走在城市里的无名年轻女子。为了两个人而坚持的抵抗者。但愿她能原谅我们。这本书是献给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