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惩罚”和“错误”
26 “惩罚”和“错误”
2011年1月31日，在共和国总统接见了帕特龙夫妇之后，他允诺自己会亲自监督案件进展，并对刑法系统的“无能”做出惩罚。审查的命令下达到了南特的法庭和大西洋卢瓦尔省的监狱法庭。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南特的大审法院，尤其是刑法执行法官。在向司法机构监察部申辩的数小时内，他们都坐在小木凳上。
在法院的餐厅里，一间摆着咖啡机和绿色植物、沐浴在阳光中的房间里，一个书记员向我讲述了大审法院内部对此事的反应。就像所有人一样，法官和职员都已经感受到了此一社会新闻的悲剧性质。很快地，“人们就知道梅隆就是我们这里的某个人，一个‘常客’”。这就是让人错愕之处。对负责此案的刑法执行法官而言，“这是最最让人错愕的”。她知道“这是冲着她来的”。
2月2日，南特法庭的法官们聚集在特别会议上。在一个一致同意（三票弃权）的提议中，他们表明了对面临指控的刑法执行法官的支持，对政府“蛊惑人心的做法”予以揭露，因为它把矛头对准法官和公务员，试图掩盖“政府部门的疏忽”。担任预审法官和法官工会联合会代表的杰奇·库隆公开反对行政当局的指控。
2月3日，法官们在午餐的时候参加了一次新的会议，以便确定赋予集体行动以何种形式。司法机构监察部一直如影相随。排在龙桑之后的检察院的2号人物，即共和国副检察官，他的手机在会议期间收到了一条警告：尼古拉·萨科齐刚刚再次对法官进行了责难。他立刻把消息传达给了同事们。
在访问奥尔良时，共和国总统在一个警察局的院子里宣布：
当我们将被认定为有罪的人放出监狱，却无法确保他受到融入顾问的监控，这就是一个错误。那些掩盖或者纵容这个错误的人将受到惩罚，这是规矩……我们的义务是让社会免于这些怪物的侵害。
换言之，这些法官甚至纵容了罪犯的违法犯罪：应该用“惩罚”来回应他们的“错误”。至于嫌疑人，他“被认定有罪”。这些声明是2005年内利·克雷梅一案的回响，尼古拉·萨科齐在那期间想让刑法执行法官为他的“错误”而“付出代价”。
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座无虚席的会议厅里，大家同仇敌忾。法官们，这些平日里如此严肃如此冷静的人，他们感到自己任人宰割。行政当局的经济政策让公务员普遍地失去了稳定性，尤其是法院，它针对法官的再一次责难正让他们被说成是罪犯的同谋！奥尔良的讲话在大审法院的内部造成了伤害：法院的工作被共和国总统本人所否定，而这却正是他的独立性的保证。法官对政府部门天然的尊重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包括检察官在内的所有法官都陷于同一种激情中，工会人员和非工会人员，新人和旧人，挑拨离间者，哪怕是最谨小慎微的老实人，都表决通过了整整一周不进行庭审的决定。此消息传遍了整个法院，法官们来到公共大厅，他们和律师、社工甚至是保安都亲如兄弟。从14点开始，所有非紧急案件都被推迟了，每一个被集体推选出来的公报主席都做了演讲。南特的律师公会也加入了这一运动。愤怒的一天，前所未有的时刻。
亚历山德拉·蒂尔卡回到拉沃，以便完成法新社的“回访稿”，这就是说总结前两天的事件，带来补充性的信息，拟定为期两周的调查计划。在这一骇人的发现之后，她坚信这一社会新闻告终了。当她在蓝洞的小道上走动的时候，她接到了一个电话：南特的法官罢工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让人难以置信！蕾蒂西娅，这是一个永不会结束的案件。
*
梅隆在牢房里缄默不语。在卢森堡广播电台上，帕特里斯·加巴尔的话筒盖过了欧洲广播一台和法国电视三台，而梅隆的兄弟则嘱咐他说出真相：“这是一个怪物……我的兄弟，你完蛋了，你完蛋了。”
在拉贝讷里镇和波尔尼克，建起了两个灵堂。登记簿上写满了致意和爱的表达。花和蜡烛围成的圈子将蕾蒂西娅的大幅肖像围绕其中。
在拉沃，搜索的强度有所提升。寻找着“半身”的潜水员装配了声呐，依靠从日内瓦宪兵队那里借来的水下搜索设备，将蓝洞全部搜索了一遍。鉴于河底的淤泥缩小了可见区域，马蒂诺法官批准了一项激进的措施：完全排空拉沃的三个池塘。
首先被排空的是蓝洞，共调用了12个机动泵，诺让勒罗特鲁的民事安全部门也助了一臂之力。一台每小时可以排出4 000立方米水的巨型机动泵也被调过来进行增援。水位每天下降几米，有时露出满是污泥的斜面，有时是旧采石场开裂的棱角。由昂热的第六工兵团的士兵清理可到达区域，150个宪兵随后徒步对该区域进行搜索。龙桑在一份媒体公报上详细描述了行动，以如下句子作结：“感谢等候中的诸位有此善意，没有用电话打扰我的秘书和我的语音接入盒。”
蓝洞被逐渐排空，但是河底的水源妨碍了彻底抽空。黑黢黢的水室停止了作业，一些区域仍难以到达。宪兵发现了骸骨。雷诺·克莱门接到了紧急电话：找到的是狗的骨头。几天之后，泥浆深处发现了一部手机，离捕鱼篓触底之处有三十多米远。分析证明这就是蕾蒂西娅的手机，和根据贝尔蒂的说法在亚特兰蒂斯寻获的电池正相匹配。宪兵队的司法鉴定人员打开手机，屏幕上显示出：“你好，蕾蒂西娅·佩雷”。目录上包括了百来张照片，分别收藏在“英国”“家庭”“我的朋友们”和“我”这几个相册中。
水泵的作业在第二个池塘中继续进行，尽管潜水员已经把它探查过了一遍。最后一个池塘，也就是最小的那个，它过去数年间曾被用作工业排水口。碎片、油罐、横梁、废铁和各种金属堆积的河底污染太重，不得不向应对“核、生物、放射、化学”风险的nbrc小组求援。去污染的专家们全身上下包裹在海蓝色的专用服里，他们戴上防毒面具，用游绳前后相连，在池底进行勘查，在这片停滞了流动的水里，生锈的架子积成了一座山。没有面孔的技术人员在被污染了的泥浆里蹒跚前行，就像核爆炸之后一样：蕾蒂西娅消失在了人类末日的罪行里，唯余一片晦暗之海。
当塞西尔·德·奥里维拉和我去拉沃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位妇人，她说我们做得太多了。2011年2月的这段日子让她厌恶。她不快地回忆起往来的小汽车、货车、卡车、直升飞机、官员、记者、搅乱她的村庄的宁静的闲杂人等。在她看来，这是萨科齐的错，他是公关行为的推动者和受益者。我们是不是会对所有失踪的年轻女孩都像这样搅浑水呢？
蕾蒂西娅一生运气不佳，但是国家动用可观的技术和财政手段寻找她。宪兵队的整个区域组织都被调动了起来。胡布舍尔上校决定和侦讯处的指挥官一起从当地的特警队里抽调调查人员，组建一支全职工作的团队。在高性能电脑、直升飞机、声呐和机动泵的帮助下，数百名宪兵、驯犬师、潜水员、士兵参与了搜寻。在这紧要关头，公共开支远没有寻找真相来得重要。当局、共和国检察官、初审法官和调查人员把此事当成头等要务，差不多成了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他们把这个救助中心的小女孩当成了一个皇后。
*
蕾蒂西娅身后的“后续”无懈可击，但是，对梅隆的监控又如何呢？这个争论非常技术化但也非常重要，它将我们引向行政当局和法官的矛盾的关键所在，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两个备受责难的角色。
刑法执行法官，就像这一称谓所表示的，负责监督由法庭宣判的刑罚的执行。他也负有确定个人化的“刑罚路径”的任务，其方式是对监禁手段进行调整：假释、准自由的状态、用电子手镯进行检测等。这一个人化的目标在于预防再犯并支持犯人融入社会。可以在监狱里进行审讯：被拘禁者提出他的要求，说明自己的个人规划，提供社会再融入的担保。刑法执行法官裁定并监督刑罚的执行，但不能对其进行日常的监管。
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负责监控服刑期间的囚犯和开放环境中的犯人，比如处于准自由状态和受电子监控的犯人。融入顾问的作用具有社会的一面和刑事的一面。一方面，他们帮助释放的犯人寻找工作和住处；另一方面，他们也要对法官所宣布的义务进行监督：每个星期都要去警察局报到，履行由医生或心理学家提出的护理指令，补偿受害人。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从属于一个垂直的结构（地区部门，即司法部下面的教养管理部门），但是它在地方上的运作是服从于刑法执行法官的领导的。
我们由行政这个主题开始：刑事系统“失效”了。梅隆在31岁的时候，被判刑多达13次，其中有两次是在最高法院。2010年，他服完了最后一次刑，一出狱就被列入司法监视的对象，这倒不是因为他再犯的风险高，而是因为对他的最后一次定罪——羞辱法官（一名对他儿子的安置进行裁决的儿童事务法官）——符合设定考验期的缓刑（un sursis avec mise à l'épreuve，sme），一种包含了一定数目的所谓“开放环境”中的义务，即和融入顾问会面、寻找工作、治疗、赔偿受害人等。当一个犯人接受符合设定考验期的缓刑时，他将回到自己家里，等待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传唤，后者将告知他的义务。
然而对梅隆的监控从未严格执行过，因为，大西洋卢瓦尔省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认为他的案件并不具有优先性，他最后的一次违法行为——羞辱法官——比起杀人、盗窃甚至交通肇事都轻得多。在出狱之后，梅隆没有接到过顾问的传唤：他被“放归自然”了。
自2010年2月起，距他出狱不到一年，2011年1月，蕾蒂西娅被害。在此期间，数人向他提出了控告：他的异父兄弟和他的妻子，因为他的死亡威胁和在他们家里进行的破坏；他前女友的一个女性朋友，因为他烧毁了她的汽车；前女友本人，因为他的死亡威胁和性侵。她向警方宣称：“他强迫了我。实际上，我希望他不要拳脚相加。”宪兵队长被这个年轻女性明显的冷漠搞糊涂了，因此没有将控告传达给司法警官，检察员对此也毫不知情。至于波居尔的警察局，由于超负荷工作以及人力不足，对很多控告的处理非常缓慢。
尽管梅隆被登记在性侵累犯名单中，但是他并没有按照自己的义务，将自己的住址上报给有关部门。2010年9月1日，大西洋卢瓦尔省安全部门收到了一条报告，它引发了数次旨在确定梅隆位置的调查。11月4日，他在库厄龙偷了一辆白色的标致106，用作平时的出行。12月初，宪兵队进行了一次调查，最后无果。12月10日，库厄龙的宪兵发现梅隆驾驶着一辆被盗的标致106；当他们来到他母亲的家里，想对他进行质询的时候，他已经离去了。在南特的检察官的要求下，他被列为一道针对窝藏被盗车辆的搜查令的对象。2011年1月4日，他被列入车辆盗窃和住址不明的待查人员名录；但是，他没有被标注为特别危险的人员。
因之便有了共和国总统的惊愕：一个处于设定考验期的缓刑的累犯无人负责，这是失职。司法部应当关注配套措施，更不必说，涉及的是一个被先前数次判决证实了的问题人物。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力图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否属于被禁止之列？
现在让我们听一听法官和教养处的人是怎样作答的：确实存在着失职，但这是谁的过错？南特的大审法院和大西洋卢瓦尔省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运作非常不畅。没有足够的法官、足够的书记官、足够的融入顾问。在南特的法庭上，人们要求设立第五名刑法执行法官，而对于已经存在的4个职位而言，一个是空着的，因此，在实际运作中只有3个法官和5个协助他们的书记员。工作人员被工作淹没，始终疲于奔命。一言以蔽之，法院没有能力运作。
2009年，大西洋卢瓦尔省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主管发现，该部门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处境糟糕：在职人数不足，但也有能力问题，糟糕的结构，专业软件利用不足。主管要求进行方法上的审查，以便部门现状能由第三方来说明清楚。他的上级迟迟没有回复：我们都知道在监狱里进行审计，但向来不是在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和开放空间中。最后，这项任务交给了监狱监察部门。
当主任拿着流程图，要求补充几个有相关资质的人员时，监察员们当面嘲讽了他，他们依仗的是当下的口号“公共政策的全面复核”——让国家接受强力瘦身的疗法。最终，监察机关的报告提出了60条建议。这些要得以落实，需要的是但丁式的工作，且不由雷恩跨区域监狱服务部提供支持，而其中更受关注的则是监狱里的安全问题。
2010年3月，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主任给南特的法官们写了一封信，指出自己的部门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每一个顾问平均监管140份档案，是司法部所规定的标准的两倍，一次病假就能让数量上升到180份。在5月24日大审法院举行的3小时的集会上，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主任和法官们就紧急情况的分级一事达成了一致：由于不可能监控所有人，他们将优先监督那些违法程度最为严重的人员。其余的档案则归入“有待处置”。
为了落实这项集体决定，主任通过邮件把会议记录发送给了刑法执行法官，还抄送给了大审法院主席、南特检察院和雷恩的跨区域部。2010年8月4日，他给他的上级写了一封警告信：他的部门一直没有办法正常运行。
在跨区域部和司法部装聋作哑期间，主任和法官们的决定在大西洋卢瓦尔省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生效：800份档案被放到一边，给最为严重的案件让路。由于梅隆最后的一次罪行是羞辱法官，他成了漏网之鱼。
2011年1月31日，在共和国总统接见了帕特龙夫妇之后，他允诺自己会亲自监督案件进展，并对刑法系统的“无能”做出惩罚。审查的命令下达到了南特的法庭和大西洋卢瓦尔省的监狱法庭。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南特的大审法院，尤其是刑法执行法官。在向司法机构监察部申辩的数小时内，他们都坐在小木凳上。
在法院的餐厅里，一间摆着咖啡机和绿色植物、沐浴在阳光中的房间里，一个书记员向我讲述了大审法院内部对此事的反应。就像所有人一样，法官和职员都已经感受到了此一社会新闻的悲剧性质。很快地，“人们就知道梅隆就是我们这里的某个人，一个‘常客’”。这就是让人错愕之处。对负责此案的刑法执行法官而言，“这是最最让人错愕的”。她知道“这是冲着她来的”。
2月2日，南特法庭的法官们聚集在特别会议上。在一个一致同意（三票弃权）的提议中，他们表明了对面临指控的刑法执行法官的支持，对政府“蛊惑人心的做法”予以揭露，因为它把矛头对准法官和公务员，试图掩盖“政府部门的疏忽”。担任预审法官和法官工会联合会代表的杰奇·库隆公开反对行政当局的指控。
2月3日，法官们在午餐的时候参加了一次新的会议，以便确定赋予集体行动以何种形式。司法机构监察部一直如影相随。排在龙桑之后的检察院的2号人物，即共和国副检察官，他的手机在会议期间收到了一条警告：尼古拉·萨科齐刚刚再次对法官进行了责难。他立刻把消息传达给了同事们。
在访问奥尔良时，共和国总统在一个警察局的院子里宣布：
当我们将被认定为有罪的人放出监狱，却无法确保他受到融入顾问的监控，这就是一个错误。那些掩盖或者纵容这个错误的人将受到惩罚，这是规矩……我们的义务是让社会免于这些怪物的侵害。
换言之，这些法官甚至纵容了罪犯的违法犯罪：应该用“惩罚”来回应他们的“错误”。至于嫌疑人，他“被认定有罪”。这些声明是2005年内利·克雷梅一案的回响，尼古拉·萨科齐在那期间想让刑法执行法官为他的“错误”而“付出代价”。
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座无虚席的会议厅里，大家同仇敌忾。法官们，这些平日里如此严肃如此冷静的人，他们感到自己任人宰割。行政当局的经济政策让公务员普遍地失去了稳定性，尤其是法院，它针对法官的再一次责难正让他们被说成是罪犯的同谋！奥尔良的讲话在大审法院的内部造成了伤害：法院的工作被共和国总统本人所否定，而这却正是他的独立性的保证。法官对政府部门天然的尊重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包括检察官在内的所有法官都陷于同一种激情中，工会人员和非工会人员，新人和旧人，挑拨离间者，哪怕是最谨小慎微的老实人，都表决通过了整整一周不进行庭审的决定。此消息传遍了整个法院，法官们来到公共大厅，他们和律师、社工甚至是保安都亲如兄弟。从14点开始，所有非紧急案件都被推迟了，每一个被集体推选出来的公报主席都做了演讲。南特的律师公会也加入了这一运动。愤怒的一天，前所未有的时刻。
亚历山德拉·蒂尔卡回到拉沃，以便完成法新社的“回访稿”，这就是说总结前两天的事件，带来补充性的信息，拟定为期两周的调查计划。在这一骇人的发现之后，她坚信这一社会新闻告终了。当她在蓝洞的小道上走动的时候，她接到了一个电话：南特的法官罢工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让人难以置信！蕾蒂西娅，这是一个永不会结束的案件。
*
梅隆在牢房里缄默不语。在卢森堡广播电台上，帕特里斯·加巴尔的话筒盖过了欧洲广播一台和法国电视三台，而梅隆的兄弟则嘱咐他说出真相：“这是一个怪物……我的兄弟，你完蛋了，你完蛋了。”
在拉贝讷里镇和波尔尼克，建起了两个灵堂。登记簿上写满了致意和爱的表达。花和蜡烛围成的圈子将蕾蒂西娅的大幅肖像围绕其中。
在拉沃，搜索的强度有所提升。寻找着“半身”的潜水员装配了声呐，依靠从日内瓦宪兵队那里借来的水下搜索设备，将蓝洞全部搜索了一遍。鉴于河底的淤泥缩小了可见区域，马蒂诺法官批准了一项激进的措施：完全排空拉沃的三个池塘。
首先被排空的是蓝洞，共调用了12个机动泵，诺让勒罗特鲁的民事安全部门也助了一臂之力。一台每小时可以排出4 000立方米水的巨型机动泵也被调过来进行增援。水位每天下降几米，有时露出满是污泥的斜面，有时是旧采石场开裂的棱角。由昂热的第六工兵团的士兵清理可到达区域，150个宪兵随后徒步对该区域进行搜索。龙桑在一份媒体公报上详细描述了行动，以如下句子作结：“感谢等候中的诸位有此善意，没有用电话打扰我的秘书和我的语音接入盒。”
蓝洞被逐渐排空，但是河底的水源妨碍了彻底抽空。黑黢黢的水室停止了作业，一些区域仍难以到达。宪兵发现了骸骨。雷诺·克莱门接到了紧急电话：找到的是狗的骨头。几天之后，泥浆深处发现了一部手机，离捕鱼篓触底之处有三十多米远。分析证明这就是蕾蒂西娅的手机，和根据贝尔蒂的说法在亚特兰蒂斯寻获的电池正相匹配。宪兵队的司法鉴定人员打开手机，屏幕上显示出：“你好，蕾蒂西娅·佩雷”。目录上包括了百来张照片，分别收藏在“英国”“家庭”“我的朋友们”和“我”这几个相册中。
水泵的作业在第二个池塘中继续进行，尽管潜水员已经把它探查过了一遍。最后一个池塘，也就是最小的那个，它过去数年间曾被用作工业排水口。碎片、油罐、横梁、废铁和各种金属堆积的河底污染太重，不得不向应对“核、生物、放射、化学”风险的nbrc小组求援。去污染的专家们全身上下包裹在海蓝色的专用服里，他们戴上防毒面具，用游绳前后相连，在池底进行勘查，在这片停滞了流动的水里，生锈的架子积成了一座山。没有面孔的技术人员在被污染了的泥浆里蹒跚前行，就像核爆炸之后一样：蕾蒂西娅消失在了人类末日的罪行里，唯余一片晦暗之海。
当塞西尔·德·奥里维拉和我去拉沃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位妇人，她说我们做得太多了。2011年2月的这段日子让她厌恶。她不快地回忆起往来的小汽车、货车、卡车、直升飞机、官员、记者、搅乱她的村庄的宁静的闲杂人等。在她看来，这是萨科齐的错，他是公关行为的推动者和受益者。我们是不是会对所有失踪的年轻女孩都像这样搅浑水呢？
蕾蒂西娅一生运气不佳，但是国家动用可观的技术和财政手段寻找她。宪兵队的整个区域组织都被调动了起来。胡布舍尔上校决定和侦讯处的指挥官一起从当地的特警队里抽调调查人员，组建一支全职工作的团队。在高性能电脑、直升飞机、声呐和机动泵的帮助下，数百名宪兵、驯犬师、潜水员、士兵参与了搜寻。在这紧要关头，公共开支远没有寻找真相来得重要。当局、共和国检察官、初审法官和调查人员把此事当成头等要务，差不多成了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他们把这个救助中心的小女孩当成了一个皇后。
*
蕾蒂西娅身后的“后续”无懈可击，但是，对梅隆的监控又如何呢？这个争论非常技术化但也非常重要，它将我们引向行政当局和法官的矛盾的关键所在，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两个备受责难的角色。
刑法执行法官，就像这一称谓所表示的，负责监督由法庭宣判的刑罚的执行。他也负有确定个人化的“刑罚路径”的任务，其方式是对监禁手段进行调整：假释、准自由的状态、用电子手镯进行检测等。这一个人化的目标在于预防再犯并支持犯人融入社会。可以在监狱里进行审讯：被拘禁者提出他的要求，说明自己的个人规划，提供社会再融入的担保。刑法执行法官裁定并监督刑罚的执行，但不能对其进行日常的监管。
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负责监控服刑期间的囚犯和开放环境中的犯人，比如处于准自由状态和受电子监控的犯人。融入顾问的作用具有社会的一面和刑事的一面。一方面，他们帮助释放的犯人寻找工作和住处；另一方面，他们也要对法官所宣布的义务进行监督：每个星期都要去警察局报到，履行由医生或心理学家提出的护理指令，补偿受害人。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从属于一个垂直的结构（地区部门，即司法部下面的教养管理部门），但是它在地方上的运作是服从于刑法执行法官的领导的。
我们由行政这个主题开始：刑事系统“失效”了。梅隆在31岁的时候，被判刑多达13次，其中有两次是在最高法院。2010年，他服完了最后一次刑，一出狱就被列入司法监视的对象，这倒不是因为他再犯的风险高，而是因为对他的最后一次定罪——羞辱法官（一名对他儿子的安置进行裁决的儿童事务法官）——符合设定考验期的缓刑（un sursis avec mise à l'épreuve，sme），一种包含了一定数目的所谓“开放环境”中的义务，即和融入顾问会面、寻找工作、治疗、赔偿受害人等。当一个犯人接受符合设定考验期的缓刑时，他将回到自己家里，等待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传唤，后者将告知他的义务。
然而对梅隆的监控从未严格执行过，因为，大西洋卢瓦尔省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认为他的案件并不具有优先性，他最后的一次违法行为——羞辱法官——比起杀人、盗窃甚至交通肇事都轻得多。在出狱之后，梅隆没有接到过顾问的传唤：他被“放归自然”了。
自2010年2月起，距他出狱不到一年，2011年1月，蕾蒂西娅被害。在此期间，数人向他提出了控告：他的异父兄弟和他的妻子，因为他的死亡威胁和在他们家里进行的破坏；他前女友的一个女性朋友，因为他烧毁了她的汽车；前女友本人，因为他的死亡威胁和性侵。她向警方宣称：“他强迫了我。实际上，我希望他不要拳脚相加。”宪兵队长被这个年轻女性明显的冷漠搞糊涂了，因此没有将控告传达给司法警官，检察员对此也毫不知情。至于波居尔的警察局，由于超负荷工作以及人力不足，对很多控告的处理非常缓慢。
尽管梅隆被登记在性侵累犯名单中，但是他并没有按照自己的义务，将自己的住址上报给有关部门。2010年9月1日，大西洋卢瓦尔省安全部门收到了一条报告，它引发了数次旨在确定梅隆位置的调查。11月4日，他在库厄龙偷了一辆白色的标致106，用作平时的出行。12月初，宪兵队进行了一次调查，最后无果。12月10日，库厄龙的宪兵发现梅隆驾驶着一辆被盗的标致106；当他们来到他母亲的家里，想对他进行质询的时候，他已经离去了。在南特的检察官的要求下，他被列为一道针对窝藏被盗车辆的搜查令的对象。2011年1月4日，他被列入车辆盗窃和住址不明的待查人员名录；但是，他没有被标注为特别危险的人员。
因之便有了共和国总统的惊愕：一个处于设定考验期的缓刑的累犯无人负责，这是失职。司法部应当关注配套措施，更不必说，涉及的是一个被先前数次判决证实了的问题人物。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力图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否属于被禁止之列？
现在让我们听一听法官和教养处的人是怎样作答的：确实存在着失职，但这是谁的过错？南特的大审法院和大西洋卢瓦尔省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运作非常不畅。没有足够的法官、足够的书记官、足够的融入顾问。在南特的法庭上，人们要求设立第五名刑法执行法官，而对于已经存在的4个职位而言，一个是空着的，因此，在实际运作中只有3个法官和5个协助他们的书记员。工作人员被工作淹没，始终疲于奔命。一言以蔽之，法院没有能力运作。
2009年，大西洋卢瓦尔省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主管发现，该部门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处境糟糕：在职人数不足，但也有能力问题，糟糕的结构，专业软件利用不足。主管要求进行方法上的审查，以便部门现状能由第三方来说明清楚。他的上级迟迟没有回复：我们都知道在监狱里进行审计，但向来不是在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和开放空间中。最后，这项任务交给了监狱监察部门。
当主任拿着流程图，要求补充几个有相关资质的人员时，监察员们当面嘲讽了他，他们依仗的是当下的口号“公共政策的全面复核”——让国家接受强力瘦身的疗法。最终，监察机关的报告提出了60条建议。这些要得以落实，需要的是但丁式的工作，且不由雷恩跨区域监狱服务部提供支持，而其中更受关注的则是监狱里的安全问题。
2010年3月，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主任给南特的法官们写了一封信，指出自己的部门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每一个顾问平均监管140份档案，是司法部所规定的标准的两倍，一次病假就能让数量上升到180份。在5月24日大审法院举行的3小时的集会上，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主任和法官们就紧急情况的分级一事达成了一致：由于不可能监控所有人，他们将优先监督那些违法程度最为严重的人员。其余的档案则归入“有待处置”。
为了落实这项集体决定，主任通过邮件把会议记录发送给了刑法执行法官，还抄送给了大审法院主席、南特检察院和雷恩的跨区域部。2010年8月4日，他给他的上级写了一封警告信：他的部门一直没有办法正常运行。
在跨区域部和司法部装聋作哑期间，主任和法官们的决定在大西洋卢瓦尔省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生效：800份档案被放到一边，给最为严重的案件让路。由于梅隆最后的一次罪行是羞辱法官，他成了漏网之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