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作为人类的罪犯
22 作为人类的罪犯
2011年1月28日，周五
预审法官重走了蕾蒂西娅往来于南特酒店和罗杰尔路之间的那条路线，而宪兵队的潜水员则搜索了位于卢瓦尔河南部河岸的马尔蒂尼埃运河，在此期间，梅隆的兄弟向《大洋新闻》表示：“如果真是托尼干了这件事，那他什么都不会说出来的。”
欧洲广播一台宣称在勒加斯波找到了实质性的线索，这让人想到，蕾蒂西娅的尸体是“不会被完整发现的”。蕾蒂西娅的死亡还未受到确认，因为在调查人员看来，尸体的肢解只是他们在工作中提出来的一个假设。马蒂诺法官如此评论这个走漏的消息：“我认为这对她的家人而言是非常糟糕的。”
13点左右，格扎维埃·龙桑在波尔尼克宪兵队前主持了一个媒体发布会。让他深感懊恼的是，梅隆缄口不言，对法官提出来的问题都报以嘲弄的微笑。他总结道：“不需要他的帮助，我们也会找到蕾蒂西娅的尸体。”另外，还需要考量发言的效力和格扎维埃·龙桑承受的风险，尽管这些僵化的惯例通常对于国家的代表而言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即便调查人员没有掌握任何蛛丝马迹，共和国检察官还是需要发表演说。
如果梅隆没有掩埋尸体，那么他就是把它浸入水里了。调查人员调集了一批宪兵部队和驯犬师，在卢瓦尔河里、池塘底部、小溪中、海滩边进行了全方位搜索之后，便瞄准了“放心地带”，也就是会让梅隆安心的那些地方，那里能勾起他的美好回忆。他们的推理是这样的：梅隆让尸体消失的时间不多—1月19日白天的几个小时。这个行动是如此骇人，所以他是在疲倦和非比寻常的压力下完成此事的。他几乎没有睡觉，他既没有时间犹豫，也没有时间思考，他必须快速、仔细而高效；总而言之，他必须能完全地掌握这个地方。他应该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而且能通过隐秘的小路到达。在他刚犯下这个无法挽回的罪行的时候，这个地方会跟他说话，安慰他、鼓舞他。
调查人员有条不紊地从梅隆的亲朋那里打探消息，家庭成员、儿时的朋友、班上的同学、前女友、入室盗窃的同谋、以前的狱友，最后确定了他从年轻时代起就经常出入的地方。搜查的手段——徒步、警犬、航空、航海、水下、洞穴——是根据潜在的藏匿地点而实行的。
基于贝尔蒂的证词，有一点能确定，即梅隆在1月19日下午回到了亚特兰蒂斯购物中心。15点左右，他的手机先后出现在亚特兰蒂斯和库厄龙的基站的范围内，之后他就关掉了手机。此外，我们了解到，梅隆的童年是在库厄龙度过的，它位于南特的下方，而且，他一直住在自己的旅游拖车里，车就停在雷茨地区阿尔通边上的勒加斯波。调查区域缩小了。
这一策略是由弗朗茨·图谢制定的。这个男人40岁，他父亲也是宪兵，能力出众的他生来就适合从事调查。在水泽森林管理机构的学习结束之后，他在普瓦捷的调查组待了六年，在昂热待了十年。在无事可做的时候，他会重温积案，也就是没有解决的旧案。为了避免刑事时效问题，他会拟订小规模的调查行动：这是他不让死者死去的方式。他在程序方面非常之审慎，对法官也非常忠诚。他一心一意扑在刑事调查上。他的激情也阻塞了他的职业发展：他当了太长时间的军士长，不离开调查组他就无法晋升到少校。但是，他和同事们解决的案件的重要性，他所承担的这一社会职责的重要性，这些都让军衔的事情变得无足轻重。
思梅隆之所思，追溯他童年的记忆，实地探查他青年时代待过的地方，理解他和他母亲的关系：为了吃透这个非人的罪犯，调查人员必须深入罪犯的人性之中。
*
托尼·梅隆出生于1979年。他的母亲在15岁时就被她自己的父亲强奸了：因这次强奸而出生的男孩，就是托尼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在塞西尔·德·奥里维拉看来，梅隆所有的防御都建立在傲慢之上，这是一种和乏味的众人有所不同而又高于他们的感觉。乱伦创造了他的家庭，而禁止乱伦的法律一上来就被破坏了。要么法律是正确的而他的家庭是反常的，要么他的家庭高于法律，而法律一无是处。
他母亲和雅克·梅隆结了婚，还生下了3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以及托尼。丈夫接纳了因乱伦而生的那个小孩。雅克·梅隆游手好闲，喝酒成瘾，暴力而又具有病态的妒忌心。在他发作期间，他会殴打他的妻子和托尼之外的孩子，因为托尼是最小的那个，而且和他一模一样。这个男人开始对自己的女儿有不轨之举。而母亲则接受了一切，不幸、劣质酒、喊叫、殴打，但还是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的——她的女儿不能遭受她所遭受过的。
她带着自己的四个孩子和两个手提箱离家出走，躲在一处受家暴妇女中心里。她的丈夫买了一把枪，想置她于死地。在宣判离婚之后，这个父亲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在卢瓦尔河边的库厄龙，她找到了一处位于贝莱尔城的廉租房。孩子们都逐渐长大了。在1980年代的末期，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小托尼对他的继父表现出一种狂热而持久的暴怒。一个小妹妹又降生了。一家子搬到了库厄龙的一处房子里。
托尼变得“凶恶”了：他把自己锁在厕所里，用拳头捶打墙壁，袭击别的小孩，动不动就离家出走。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差点用匕首划伤了他的老师。在六年级的时候，他的平均分是0到1分。他开始抽大麻，他的老师们不想再接收他。在家里的时候，人们对他说：“你就跟你的父亲一样！”12岁那年，他被安置到盖朗德的护理中心，然后是一家特殊学校。他的母亲和继父想要“摆脱”他。他感受到了不公正。
他从护理中心逃走，一路走回了库厄龙。经过一天一夜，他走到了他母亲家里，饥寒交迫，两只脚上满是血。他母亲说：“我们不想你到这里来。”庭审中，梅隆在席位上讲述着这一场景：“她把我扔掉，就像……就像一个什么？我不知道。”他怒不可遏，拔掉了电话线，用枪顶着她的太阳穴。另外一次，他用石头敲碎了玻璃窗之后就溜之大吉。“我没有走上正道，我的生活痛苦不堪。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我的父母能爱我。这一切我都没有。这种生活真的让人厌恶。”
托尼16岁的时候回到了库厄龙，成了远近皆知的人物。他在外面过夜，纠缠别人，偷摩托车和汽车，大口喝啤酒。他很快就对市场上所能见到的所有毒品都了然于胸。接下来就是他最初的几次锒铛入狱。1997年，他戴着手铐，在两个宪兵的看护下出席了他父亲的葬礼。
他在18岁的时候出狱，在去看望早已跟他分手的女朋友时，他把一把卡钳塞进了她的嘴里。他找到了一份驯狗师的工作，接着以清洗汽车为业。一个社会再融入机构帮他在南特找到了一处公寓。1999年，他因为强奸自己的狱友而再次入狱。他第二次感到不公。
2003年，他再一次出狱，而后和一个16岁的姑娘同居。两个人都吸毒，但是他们的生活几乎步入了正轨，直到托尼犯下了三桩持械抢劫案。他回到监狱，她并没有对他不管不顾。他们在会客室怀上的婴儿不久就被送去了寄养家庭。托尼在牢房里的时候还保存着一张他儿子的照片，他还给自己的狱友看。在那段美好的日子里，他温柔而热情，他跟自己的母亲说：“妈妈，我爱你。”其他时候，他会从监狱里给她打电话，把她看成是“婊子”“妓女”。
他母亲作为证人出席庭审的时候，不断陷入哭泣和痉挛。她被允许坐下来。
主席：“是您把他从他父亲那里夺过来的吗？”
她转过身去，泪流满面地对着被告席上的儿子：“这不是真的，托尼！”
她继续道：“我没有抛弃我的儿子，我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我保护我的孩子们，我为了养活他们而干活。我谁都没有放弃，我爱他们每一个人，我为托尼付出的比其他人都多。到了今天，却有人说我不是个好母亲！”
这位一头金发的女士身材纤细，出席了她儿子的第四次庭审。二十年来，她出入接待室，熟悉了所有地方上的监狱，雷恩、昂热、南特。她为她的儿子洗衣服、支援他、鼓励他，为他支付担保金，去他工作的地方探望他，她仍然爱着他，即便他毁了生活里的一切。这位母亲是一个古典悲剧式的人物，人们怀着无限的同情看着她。一个陪审员哭了起来。
2010年2月，托尼被释放。“我无法适应社会，我怀念监狱。这是司法、护理中心、我的家庭和我的失败：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这次失败。我重新开始喝酒，重新走上了歪门邪路。”他领取积极互助收入津贴，筹备着金属和毒品交易，盗窃当地的企业，偷了一辆白色的标致106。他的日常状态：一升威士忌，几箱啤酒，15到20支大麻烟，2到3克可卡因，以及为削弱可卡因引起的亢奋感而服用的海洛因。其中任意一种东西一半的量都足以把随便哪一个人放倒在地。
他在南特找到了一个伴侣，住在她嫂子让她留宿的房子里。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相处和睦，还去拉沃的池塘附近野餐，但是梅隆在她的住处囤积毒品，而她还和她自己的儿子住在一起。在第一次分手之后，他搬到了位于勒加斯波的旅行拖车里，经过反复的争吵与和解，他们最后言归于好。在重罪法庭上，这个年轻的女子讲述道，他在圣诞节的时候闯入她家中，他带着香槟，独自痛饮，之后强迫她和他发生性关系。“他在自己筋疲力尽之后，就睡觉了。”不久之后，他看到她在窗边哭泣，便朝她喊道：“你快滚，我什么都不在乎！”
当梅隆经过库厄龙的时候，他向自己认识的人推荐毒品，勒索街区的年轻人。他最好朋友的死亡让他陷入悲伤，他痛不欲生，增加了可卡因的剂量。在一次颇为糟糕的探望之后，他的异父哥哥起诉了他：轮胎裂开，花园遭受蹂躏，兔子被杀死。自那之后，托尼说要杀死自己的母亲。他就像一个压力锅，压力正在上涨之中。那是2010年的年底。
*
他的母亲、兄弟、姐妹、街区的朋友、以前的狱友向调查者讲述了他的年轻岁月，那是一段狂躁的时期。盗窃、纵酒、抢劫、发泄怒火，但也有开玩笑、和街区的小孩踢足球、助人为乐和乐善好施的时候。他在监狱里健身。他的儿子想念着他。管理方为他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他救了一个准备上吊自杀的狱友。
托尼是一个“水人”：库厄龙沼泽地和采砂场静止的水，他把偷来的摩托车扔在那里；博略湖宁静的水，他喜欢和朋友们坐在两箱啤酒中间钓鱼；阿舍诺的活水，它流入布里奥尔的池塘，那里繁衍生息着梭鱼；拉沃清澈的深水，以前的花岗岩采石场已经被水淹没，年轻人会从五米高的悬崖跳进水里；卢瓦尔河小河湾里的水，在位于吉克雷博斯区域的这片河湾里，似乎捞起过尸体。
2011年1月31日星期一，帕特龙一家正在爱丽舍宫的台阶上驻足等候的时刻，波尔尼克的宪兵陪梅隆的前女友上了汽车。夜幕降临时，听证会的笔录宣告完成，并被署上了名。这位年轻女子准备回家。在和调查人员又聊了几分钟之后，她把一个困扰着她的预感告诉了他们。根据她的预感，托尼已把尸体扔在了一处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他对那里很熟悉，经常在那儿钓鱼：拉沃的蓝洞池塘，有一条土路通向那里，尽头处有一个悬崖。
2011年1月28日，周五
预审法官重走了蕾蒂西娅往来于南特酒店和罗杰尔路之间的那条路线，而宪兵队的潜水员则搜索了位于卢瓦尔河南部河岸的马尔蒂尼埃运河，在此期间，梅隆的兄弟向《大洋新闻》表示：“如果真是托尼干了这件事，那他什么都不会说出来的。”
欧洲广播一台宣称在勒加斯波找到了实质性的线索，这让人想到，蕾蒂西娅的尸体是“不会被完整发现的”。蕾蒂西娅的死亡还未受到确认，因为在调查人员看来，尸体的肢解只是他们在工作中提出来的一个假设。马蒂诺法官如此评论这个走漏的消息：“我认为这对她的家人而言是非常糟糕的。”
13点左右，格扎维埃·龙桑在波尔尼克宪兵队前主持了一个媒体发布会。让他深感懊恼的是，梅隆缄口不言，对法官提出来的问题都报以嘲弄的微笑。他总结道：“不需要他的帮助，我们也会找到蕾蒂西娅的尸体。”另外，还需要考量发言的效力和格扎维埃·龙桑承受的风险，尽管这些僵化的惯例通常对于国家的代表而言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即便调查人员没有掌握任何蛛丝马迹，共和国检察官还是需要发表演说。
如果梅隆没有掩埋尸体，那么他就是把它浸入水里了。调查人员调集了一批宪兵部队和驯犬师，在卢瓦尔河里、池塘底部、小溪中、海滩边进行了全方位搜索之后，便瞄准了“放心地带”，也就是会让梅隆安心的那些地方，那里能勾起他的美好回忆。他们的推理是这样的：梅隆让尸体消失的时间不多—1月19日白天的几个小时。这个行动是如此骇人，所以他是在疲倦和非比寻常的压力下完成此事的。他几乎没有睡觉，他既没有时间犹豫，也没有时间思考，他必须快速、仔细而高效；总而言之，他必须能完全地掌握这个地方。他应该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而且能通过隐秘的小路到达。在他刚犯下这个无法挽回的罪行的时候，这个地方会跟他说话，安慰他、鼓舞他。
调查人员有条不紊地从梅隆的亲朋那里打探消息，家庭成员、儿时的朋友、班上的同学、前女友、入室盗窃的同谋、以前的狱友，最后确定了他从年轻时代起就经常出入的地方。搜查的手段——徒步、警犬、航空、航海、水下、洞穴——是根据潜在的藏匿地点而实行的。
基于贝尔蒂的证词，有一点能确定，即梅隆在1月19日下午回到了亚特兰蒂斯购物中心。15点左右，他的手机先后出现在亚特兰蒂斯和库厄龙的基站的范围内，之后他就关掉了手机。此外，我们了解到，梅隆的童年是在库厄龙度过的，它位于南特的下方，而且，他一直住在自己的旅游拖车里，车就停在雷茨地区阿尔通边上的勒加斯波。调查区域缩小了。
这一策略是由弗朗茨·图谢制定的。这个男人40岁，他父亲也是宪兵，能力出众的他生来就适合从事调查。在水泽森林管理机构的学习结束之后，他在普瓦捷的调查组待了六年，在昂热待了十年。在无事可做的时候，他会重温积案，也就是没有解决的旧案。为了避免刑事时效问题，他会拟订小规模的调查行动：这是他不让死者死去的方式。他在程序方面非常之审慎，对法官也非常忠诚。他一心一意扑在刑事调查上。他的激情也阻塞了他的职业发展：他当了太长时间的军士长，不离开调查组他就无法晋升到少校。但是，他和同事们解决的案件的重要性，他所承担的这一社会职责的重要性，这些都让军衔的事情变得无足轻重。
思梅隆之所思，追溯他童年的记忆，实地探查他青年时代待过的地方，理解他和他母亲的关系：为了吃透这个非人的罪犯，调查人员必须深入罪犯的人性之中。
*
托尼·梅隆出生于1979年。他的母亲在15岁时就被她自己的父亲强奸了：因这次强奸而出生的男孩，就是托尼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在塞西尔·德·奥里维拉看来，梅隆所有的防御都建立在傲慢之上，这是一种和乏味的众人有所不同而又高于他们的感觉。乱伦创造了他的家庭，而禁止乱伦的法律一上来就被破坏了。要么法律是正确的而他的家庭是反常的，要么他的家庭高于法律，而法律一无是处。
他母亲和雅克·梅隆结了婚，还生下了3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以及托尼。丈夫接纳了因乱伦而生的那个小孩。雅克·梅隆游手好闲，喝酒成瘾，暴力而又具有病态的妒忌心。在他发作期间，他会殴打他的妻子和托尼之外的孩子，因为托尼是最小的那个，而且和他一模一样。这个男人开始对自己的女儿有不轨之举。而母亲则接受了一切，不幸、劣质酒、喊叫、殴打，但还是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的——她的女儿不能遭受她所遭受过的。
她带着自己的四个孩子和两个手提箱离家出走，躲在一处受家暴妇女中心里。她的丈夫买了一把枪，想置她于死地。在宣判离婚之后，这个父亲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在卢瓦尔河边的库厄龙，她找到了一处位于贝莱尔城的廉租房。孩子们都逐渐长大了。在1980年代的末期，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小托尼对他的继父表现出一种狂热而持久的暴怒。一个小妹妹又降生了。一家子搬到了库厄龙的一处房子里。
托尼变得“凶恶”了：他把自己锁在厕所里，用拳头捶打墙壁，袭击别的小孩，动不动就离家出走。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差点用匕首划伤了他的老师。在六年级的时候，他的平均分是0到1分。他开始抽大麻，他的老师们不想再接收他。在家里的时候，人们对他说：“你就跟你的父亲一样！”12岁那年，他被安置到盖朗德的护理中心，然后是一家特殊学校。他的母亲和继父想要“摆脱”他。他感受到了不公正。
他从护理中心逃走，一路走回了库厄龙。经过一天一夜，他走到了他母亲家里，饥寒交迫，两只脚上满是血。他母亲说：“我们不想你到这里来。”庭审中，梅隆在席位上讲述着这一场景：“她把我扔掉，就像……就像一个什么？我不知道。”他怒不可遏，拔掉了电话线，用枪顶着她的太阳穴。另外一次，他用石头敲碎了玻璃窗之后就溜之大吉。“我没有走上正道，我的生活痛苦不堪。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我的父母能爱我。这一切我都没有。这种生活真的让人厌恶。”
托尼16岁的时候回到了库厄龙，成了远近皆知的人物。他在外面过夜，纠缠别人，偷摩托车和汽车，大口喝啤酒。他很快就对市场上所能见到的所有毒品都了然于胸。接下来就是他最初的几次锒铛入狱。1997年，他戴着手铐，在两个宪兵的看护下出席了他父亲的葬礼。
他在18岁的时候出狱，在去看望早已跟他分手的女朋友时，他把一把卡钳塞进了她的嘴里。他找到了一份驯狗师的工作，接着以清洗汽车为业。一个社会再融入机构帮他在南特找到了一处公寓。1999年，他因为强奸自己的狱友而再次入狱。他第二次感到不公。
2003年，他再一次出狱，而后和一个16岁的姑娘同居。两个人都吸毒，但是他们的生活几乎步入了正轨，直到托尼犯下了三桩持械抢劫案。他回到监狱，她并没有对他不管不顾。他们在会客室怀上的婴儿不久就被送去了寄养家庭。托尼在牢房里的时候还保存着一张他儿子的照片，他还给自己的狱友看。在那段美好的日子里，他温柔而热情，他跟自己的母亲说：“妈妈，我爱你。”其他时候，他会从监狱里给她打电话，把她看成是“婊子”“妓女”。
他母亲作为证人出席庭审的时候，不断陷入哭泣和痉挛。她被允许坐下来。
主席：“是您把他从他父亲那里夺过来的吗？”
她转过身去，泪流满面地对着被告席上的儿子：“这不是真的，托尼！”
她继续道：“我没有抛弃我的儿子，我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我保护我的孩子们，我为了养活他们而干活。我谁都没有放弃，我爱他们每一个人，我为托尼付出的比其他人都多。到了今天，却有人说我不是个好母亲！”
这位一头金发的女士身材纤细，出席了她儿子的第四次庭审。二十年来，她出入接待室，熟悉了所有地方上的监狱，雷恩、昂热、南特。她为她的儿子洗衣服、支援他、鼓励他，为他支付担保金，去他工作的地方探望他，她仍然爱着他，即便他毁了生活里的一切。这位母亲是一个古典悲剧式的人物，人们怀着无限的同情看着她。一个陪审员哭了起来。
2010年2月，托尼被释放。“我无法适应社会，我怀念监狱。这是司法、护理中心、我的家庭和我的失败：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这次失败。我重新开始喝酒，重新走上了歪门邪路。”他领取积极互助收入津贴，筹备着金属和毒品交易，盗窃当地的企业，偷了一辆白色的标致106。他的日常状态：一升威士忌，几箱啤酒，15到20支大麻烟，2到3克可卡因，以及为削弱可卡因引起的亢奋感而服用的海洛因。其中任意一种东西一半的量都足以把随便哪一个人放倒在地。
他在南特找到了一个伴侣，住在她嫂子让她留宿的房子里。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相处和睦，还去拉沃的池塘附近野餐，但是梅隆在她的住处囤积毒品，而她还和她自己的儿子住在一起。在第一次分手之后，他搬到了位于勒加斯波的旅行拖车里，经过反复的争吵与和解，他们最后言归于好。在重罪法庭上，这个年轻的女子讲述道，他在圣诞节的时候闯入她家中，他带着香槟，独自痛饮，之后强迫她和他发生性关系。“他在自己筋疲力尽之后，就睡觉了。”不久之后，他看到她在窗边哭泣，便朝她喊道：“你快滚，我什么都不在乎！”
当梅隆经过库厄龙的时候，他向自己认识的人推荐毒品，勒索街区的年轻人。他最好朋友的死亡让他陷入悲伤，他痛不欲生，增加了可卡因的剂量。在一次颇为糟糕的探望之后，他的异父哥哥起诉了他：轮胎裂开，花园遭受蹂躏，兔子被杀死。自那之后，托尼说要杀死自己的母亲。他就像一个压力锅，压力正在上涨之中。那是2010年的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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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母亲、兄弟、姐妹、街区的朋友、以前的狱友向调查者讲述了他的年轻岁月，那是一段狂躁的时期。盗窃、纵酒、抢劫、发泄怒火，但也有开玩笑、和街区的小孩踢足球、助人为乐和乐善好施的时候。他在监狱里健身。他的儿子想念着他。管理方为他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他救了一个准备上吊自杀的狱友。
托尼是一个“水人”：库厄龙沼泽地和采砂场静止的水，他把偷来的摩托车扔在那里；博略湖宁静的水，他喜欢和朋友们坐在两箱啤酒中间钓鱼；阿舍诺的活水，它流入布里奥尔的池塘，那里繁衍生息着梭鱼；拉沃清澈的深水，以前的花岗岩采石场已经被水淹没，年轻人会从五米高的悬崖跳进水里；卢瓦尔河小河湾里的水，在位于吉克雷博斯区域的这片河湾里，似乎捞起过尸体。
2011年1月31日星期一，帕特龙一家正在爱丽舍宫的台阶上驻足等候的时刻，波尔尼克的宪兵陪梅隆的前女友上了汽车。夜幕降临时，听证会的笔录宣告完成，并被署上了名。这位年轻女子准备回家。在和调查人员又聊了几分钟之后，她把一个困扰着她的预感告诉了他们。根据她的预感，托尼已把尸体扔在了一处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他对那里很熟悉，经常在那儿钓鱼：拉沃的蓝洞池塘，有一条土路通向那里，尽头处有一个悬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