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社会新闻的诞生
14 社会新闻的诞生
现如今，人们都是在医院里去世的；有时候也会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无论他是一个人，还是被亲人簇拥着，他们的离世都是一出私人的悲剧，属于家庭私生活的不幸。她，蕾蒂西娅，却是公开地死去的。
她的去世是一起媒体事件。她的父母通过电视追踪调查。她的亲人为她哭泣的画面举世皆知，环绕着他们的是十来个邻居，数千不知名者和数以百万计的电视观众。记者被邀请参加白色游行和葬礼。电视台探讨着她的性格，评论着她的死亡，评论着她时而沉重和悲惨，时而让人好奇和抑郁的生活方式。
2011年1月在圣纳泽尔桥、拉贝讷里镇和南特，或2011年6月在教堂举行的白色游行期间，记者们用阿兰·拉尔歇的话来说就“像秃鹫一样”：他们到处都是，在街上，在花园里，在屋顶上，他们在不知所措的亲属的鼻子下挥舞着麦克风，强行索取童年时的纪念品或照片，接二连三地开闪光灯，在静谧的时刻蜂拥而至。
对帕特龙夫人而言，媒体“可怕至极”。他们怎么可以如此残忍，如此咄咄逼人？带着天线的新闻报道车一整天都停在她家门前。记者甚至翻过了大门。
帕特龙夫人最后把蕾蒂西娅的照片给了他们，“好让他们滚蛋”。这些照片成了公共财产，今天，无论怎样在网上进行搜索，都能找到一打照片，这还不包括对白色游行、安葬和诉讼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一本杂志甚至发布了一张合成照片，上面是蕾蒂西娅，她的头发沐浴在阳光中，眼睛是微笑的，面颊是玫瑰色的，她的一边则是凶手，而后者的肖像还被制成了纪念章。这些公开的展示将蕾蒂西娅从她亲友身边掳走，让他们雪上加霜，让丧事更加难以为继。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媒体宣传看作是某种告别或是全民致敬，对涌动在所有人心间的哀伤和反抗的表达。整个国家都在为蕾蒂西娅而哭泣。她葬礼上的特派记者就是一种保证，他代为传达了每一个电视观众的心意，好像他们都可以在她的棺椁上放一枝玫瑰花。“蕾蒂西娅事件”因而应运而生，成了21世纪初最可怕的社会事件之一。
在波尔尼克，蕾蒂西娅引发的惶恐在增长
（《法兰西西部报》，2011年1月21日）
波尔尼克：蕾蒂西娅仍然杳无音信
警方没有蕾蒂西娅的消息，她被描述为一个能融入社会的人。“蕾蒂西娅非常温和。她以前看上去总是高高兴兴的。”这个年轻女子的一个邻居言之凿凿。
（《巴黎竞赛画报》，2011年1月21日）
蕾蒂西娅的亲友深陷痛苦
等待。永无止境的痛苦等待，到了晚上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昨天，蕾蒂西娅的亲友又艰难地度过了杳无音信的一天。星期一，凯文在蕾蒂西娅的脸书页面上写道：“我希望你能回来，亲爱的。我爱你，我如此地思念你。”蕾蒂西娅能回来，这是昨晚所有深受这幕悲剧打击的亲友和无名人士最殷切的期盼。
（《巴黎人报》，2011年1月22日）
悲痛的一家子
这是星期日晚上新闻报道的标题。我们当然会带着一腔深情，亲赴波尔尼克。你们都看到了，今天蕾蒂西娅的寄养家庭打破沉默，说到了这种煎熬般的等待。这个年轻姑娘杳无音信的情形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了五天。
（法国电视二台，2011年1月23日20点的报道）
媒体的这一热潮源于同情、跟风炒作和白热化的竞争：这是“信息的竞争”。但是，即便他们在同样的时刻讲着同样的内容，记者互相之间也并不只是在进行竞争，也同样存在着区域互助。事实上，只存在正面的竞争：欧洲一台和卢森堡广播电视台对主流广播电台的争夺，或者bfm tv和i-télé对新闻连续播报频道的争夺。
摄像师和摄影师聚集在波尔尼克宪兵队门口，特派记者则追踪梅隆和帕特龙的诉讼，2011年和2015年产生的数以百计的文章和报道使人们忘记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名记者日复一日地在进行追踪。他们之中有四个人最为出色：卢森堡广播电视台的帕特里斯·加巴尔，他负责法国西部地区；法国蓝色电台的安娜·帕提内克负责卢瓦尔大洋地区；驻南特的i-télé通讯员让—米歇尔·德·卡兹；法新社南特办公室的亚历山德拉·蒂尔卡，她负责大西洋卢瓦尔和旺代地区。
在梅隆于雷恩进行上诉的间隙，塞西尔·德·奥里维拉把亚历山德拉·蒂尔卡介绍给了我，原本于当日进行的上诉则因为律师罢工被推迟。数周之后，我拜访了她。她离了婚，是四个孩子的母亲，目前是法新社雷恩办公室的主编。我请她向我描述“她眼中的”蕾蒂西娅案件。那个时候，她还是派遣记者，这就是说，她必须报道所有发生在她负责区域中的事件，包括大西洋卢瓦尔和旺代地区：官方访问、社会运动、体育活动、自然灾害等，当然，还有社会新闻。简而言之，永久的特派记者。
2011年1月19日星期三，我在位于南特的办公室里。当天，另外一个地区发生了另一桩失踪事件，但是我们还没有发布消息。几乎每天都有因为自杀或者离家出走而导致的失踪。至于这起发生在波尔尼克的失踪事件，我看到另外一家媒体发布了消息。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消息人士告诉我：“那起事件非常严重。”我给我们在雷恩的办公室打了电话：“我获知了一桩失踪事件。”他们说：“我们不考虑。”我说：“不，必须接手这桩事件。”我说服他们写了一则三段长的简短新闻。
帕特里斯·加巴尔和安娜·帕提内克于19日晚上到达了现场。他们从拉贝讷里镇打电话跟我说：“这个地方太荒凉了！”在“蓝胡子”，有一半的人被梅隆的朋友们袭击过。他们的心理状态都差不多：我们是说呢，还是不说？但是所有人都有一样的内部消息：很不幸，这事儿玩大发了。
我20日去了那里。在路上的时候，一辆卢森堡广播电台的汽车绕到了我前面。是帕特里斯·加巴尔。他在电话上跟我说：“跟在我后面，我带你去。”我们沿着帕特龙家门前的路直接到了拉贝讷里镇。“你看到了吗？那里，那块地方，就是她摔倒的地方。”我马上意识到，她最后一眼看到的东西，就是她家的大门。我的主编说：“我不想给你压力，但你手里的是法国唯一的社会新闻。”我知道我不该置身事外。整整一天我都亢奋不已。我们在巴黎的分社提出了一个疑问。他们问我：
“你可以去核实吗？”
“不，不可能。他还在医院里。”
我从同事那里了解到，从11点30分开始，他将被监禁在波尔尼克的宪兵队。
现场什么都看不到。关于正在进行中的调查，不免有些变化、杂音和消息，但是我们无法获取的这些陈述记录，却在巴黎肆意流布着。
20日，现场已经有了很多人，到处都是电视采访车。这件事情已经众所周知了。新闻连续播报频道为了应对官方人员和现场调查，将团队规模扩充了三倍：在电话本上寻找家人的名字，尝试给她父亲、母亲和舅舅打电话，挖掘受害者和凶手的亲属关系。在巴黎《综合消息》节目的支持下，我一个人留在了现场。而报道的拟定离不开雷恩分社的帮助，我一收集到信息就口述给他们。
21日，预审法官发布了一条信息：车子里有很多血。她死了，对我们来说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了。一开始的时候，人们因为对找到生者怀有希望而心急如焚。现在，这桩事件看来已经告一段落：小姑娘死了，那个男子也被投进大牢。水落石出之后，一切都落地了。但是事情还没结束！
当蕾蒂西娅案件于2011年1月19日登场，没有哪个记者会想到，直到2月末她还会占据“头条”，持续了有六个星期之久，而随着事件死灰复燃，又持续到了8月。新闻的浪潮搅动着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它所持续的时间之长绝无仅有。蕾蒂西娅的新闻热度还未消退。与之相比，2011年4月的杜邦·德利格内斯事件——南特一户家庭有五口人被杀，父亲畏罪潜逃，只不间断地“维持”了10天。
*
记者有时会变成无耻之徒、目无法纪的唯利是图者、吸血鬼，但是他们的职业是提供信息，因为不论是哪个公民都需要知道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为了回应这一需求和权利，记者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调查——谈话或者笔录，观察或者报告，官方的公报或官方的情报——就像一个历史学家，只不过后者必须明确其文献的来源。历史学家对于文献的收集应该尽可能地明确、公开、开放，而对于记者来说，应该可以“处理”任何包含有用信息的原始材料。二者在动笔前，都要细致地对事实进行核实、剪裁和整理。在这本书里，我见了目击者，也查阅了文件，并补充了从接下来的诉讼中泄漏出来的信息。
记者的工作和他的消息人士密不可分，后者多少受到保护，是个秘密。当参与者没有权利露面并说话，那么就要通过一种你来我往的游戏才能获取信息：“泄密”。如果知情权确实是因为公众利益才具有了合法性，那么，民主运作的基础就在于一种不法行为，即对调查的保密性原则的违背。
在蕾蒂西娅案件中，泄密是系统性的。亚历山德拉·蒂尔卡在法新社工作了二十年，其中五年在政治部门，她向我介绍了这种简练的理论：
现场的泄密并不多见。基本上都来自高层，来自巴黎。只有垂直的泄密。就蕾蒂西娅案件来说，它受到了政治权力的利用，信息来往极其迅速，几分钟便够了。
和我们接触的消息人士决定——也可能相反——信任我们。在一桩案件中，如果对话人被感动了，那消息就出来了：他们想讲出来。但是能否获得机密并不取决于记者高兴与否。没有哪个信息是因为偶然或者好心而得来的。一个消息人士，就意味着某一个人想——出于政治或者策略原因，但有时也因为道德原因——让信息变得众所周知。调查记者身上的神秘光环、调查和职业风险确实存在着，但是之所以会有水门事件，是因为有人想要尼克松的人头，这就是他提供信息的原因。
从一开始，马蒂诺法官的指令就泄漏得到处都是。这些机密是从哪里流布出来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大的意义：通过行政系统的渠道，信息可以一路被追溯到各个部门，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和“调查秘密”相关的细节的传递。小助手、政府或者警察局的雇员、宪兵队的下级军官、高级职员、办公室人员、部长，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开口，一个信息不会长时间保持秘密状态。接着，记者就将之同国家检察官的说法两相比较，进行“剪裁”。
检察官实际上是唯一一个有权违反调查保密性的人：《刑事程序法》的第11条赋予了他在遵守无罪推定的情况下，将“从程序中获得的客观内容”公之于众的权力。三十年来，只有在作为地方联络员和通话者时，他才被法新社视为对话人；今天，在网络和新闻连续播报频道的情况下，他被邮件和手机时刻纠缠着，不分白天黑夜。
为了了解消息泄露的现状，南特的共和国检察官格扎维埃·龙桑使用了google的邮件通知。他用公认而确凿无疑的语言，对谬误、流言、谣言、妄想，甚至对制造不稳定性的策略进行了回应：秘密的缺失和空洞的官话间总是存在回旋余地的。龙桑一视同仁，用电子邮件和所有的记者联络，这在今日是创新之举，在法院门口安营扎寨的bfm tv的记者和《法兰西西部报》的通讯员都受到他一视同仁的对待。对独家新闻的争夺因此而平息。
*
为什么记者对蕾蒂西娅感兴趣，并把她塑造成公众人物？我敢说，很多受害者并没有这样的机会。
2013年，一个女人在弗里特（大西洋卢瓦尔省）失踪。她的丈夫立即散发了寻人启事，到处张贴布告，还率领一支700人的游行队伍，在宪兵队门前组织起了示威，要求启动调查。3天之后，在一片森林的深处，在那个女人被焚毁的汽车后备箱里，她的尸体被发现了。她的配偶牵涉其中，但是包括dna和牙齿在内，她的尸体损毁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无法进行鉴别。她的丈夫精神崩溃，把她的尸体装入婚纱后下葬，他请来律师，提起了诉讼。弗朗茨·图谢的团队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才让他屈服：在监禁期间，他和他的情人承认把他的配偶诱入陷阱之中，然后活活烧死了她，最后还谋划了一出狡计，让大家以为这是一桩十恶不赦的凶杀。
这个杀手堪称小兰杜，几乎没有人注意过他。糟透了的时间安排：这个案件搁浅了数月之久。糟透了的地点：地处两省交界处。亚历山德拉·蒂尔卡解释说：“发现尸体的地点位于曼恩—卢瓦尔省，不在我的负责区域内，直到审问那个男子，我才获权进入调查。”糟透了的社会形态：太过田园气的案件，甚至有点乡野。简而言之，可怜的妻子死得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其法。
相反，西部的大多数国家媒体都驻扎在南特（而不在雷恩或布雷斯特），大西洋卢瓦尔省的这次突发事件有蔓延之势。两小时之内，报刊、通讯社、广播和电视频道可以轻松赶到现场，因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记者都会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大做文章。此外，蕾蒂西娅的故事讲得不同凡响：一个“天使”落入一个“怪物”之手，一个“无辜者”死于一个“疯子”之手，两个人结合成——永远是这样——不洁的一对，牺牲者和凶手在死亡中难解难分。失踪笼罩在重重迷雾里，下落不明的尸体也是如此，而此一案件和家人的泪水顷刻被政治化，成了一个供人消费的故事。
总是存在着切成块的尸体、未遂的恐怖事件、无足轻重的社会新闻以及“成功了的”案件。那么，它是如何从人们一扫而过的晚报上的花边新闻，成了占据媒体数周之久的全国性悲剧？
一个社会新闻发端于公众意识，因为它位于故事、媒体领域、敏感性和政治环境的交汇点。这些“大案件”是弗朗索瓦·德·罗塞特《悲剧故事》的后继者，在大众传媒到来之前的1614年，他就用充满了鲜血和性、残暴犯罪、原始复仇、下毒、强奸、火灾的故事让人心潮澎湃、魂飞魄散，人们只消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就会瞬间身临其境。这些惊悚的、巴洛克风格的故事让人惴惴不安，但它们并不迎合读者的变态心理，而是将它清除掉，这是一种宣泄，帮助读者克服时间的怆痛并驯服死亡。
现如今，人们都是在医院里去世的；有时候也会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无论他是一个人，还是被亲人簇拥着，他们的离世都是一出私人的悲剧，属于家庭私生活的不幸。她，蕾蒂西娅，却是公开地死去的。
她的去世是一起媒体事件。她的父母通过电视追踪调查。她的亲人为她哭泣的画面举世皆知，环绕着他们的是十来个邻居，数千不知名者和数以百万计的电视观众。记者被邀请参加白色游行和葬礼。电视台探讨着她的性格，评论着她的死亡，评论着她时而沉重和悲惨，时而让人好奇和抑郁的生活方式。
2011年1月在圣纳泽尔桥、拉贝讷里镇和南特，或2011年6月在教堂举行的白色游行期间，记者们用阿兰·拉尔歇的话来说就“像秃鹫一样”：他们到处都是，在街上，在花园里，在屋顶上，他们在不知所措的亲属的鼻子下挥舞着麦克风，强行索取童年时的纪念品或照片，接二连三地开闪光灯，在静谧的时刻蜂拥而至。
对帕特龙夫人而言，媒体“可怕至极”。他们怎么可以如此残忍，如此咄咄逼人？带着天线的新闻报道车一整天都停在她家门前。记者甚至翻过了大门。
帕特龙夫人最后把蕾蒂西娅的照片给了他们，“好让他们滚蛋”。这些照片成了公共财产，今天，无论怎样在网上进行搜索，都能找到一打照片，这还不包括对白色游行、安葬和诉讼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一本杂志甚至发布了一张合成照片，上面是蕾蒂西娅，她的头发沐浴在阳光中，眼睛是微笑的，面颊是玫瑰色的，她的一边则是凶手，而后者的肖像还被制成了纪念章。这些公开的展示将蕾蒂西娅从她亲友身边掳走，让他们雪上加霜，让丧事更加难以为继。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媒体宣传看作是某种告别或是全民致敬，对涌动在所有人心间的哀伤和反抗的表达。整个国家都在为蕾蒂西娅而哭泣。她葬礼上的特派记者就是一种保证，他代为传达了每一个电视观众的心意，好像他们都可以在她的棺椁上放一枝玫瑰花。“蕾蒂西娅事件”因而应运而生，成了21世纪初最可怕的社会事件之一。
在波尔尼克，蕾蒂西娅引发的惶恐在增长
（《法兰西西部报》，2011年1月21日）
波尔尼克：蕾蒂西娅仍然杳无音信
警方没有蕾蒂西娅的消息，她被描述为一个能融入社会的人。“蕾蒂西娅非常温和。她以前看上去总是高高兴兴的。”这个年轻女子的一个邻居言之凿凿。
（《巴黎竞赛画报》，2011年1月21日）
蕾蒂西娅的亲友深陷痛苦
等待。永无止境的痛苦等待，到了晚上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昨天，蕾蒂西娅的亲友又艰难地度过了杳无音信的一天。星期一，凯文在蕾蒂西娅的脸书页面上写道：“我希望你能回来，亲爱的。我爱你，我如此地思念你。”蕾蒂西娅能回来，这是昨晚所有深受这幕悲剧打击的亲友和无名人士最殷切的期盼。
（《巴黎人报》，2011年1月22日）
悲痛的一家子
这是星期日晚上新闻报道的标题。我们当然会带着一腔深情，亲赴波尔尼克。你们都看到了，今天蕾蒂西娅的寄养家庭打破沉默，说到了这种煎熬般的等待。这个年轻姑娘杳无音信的情形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了五天。
（法国电视二台，2011年1月23日20点的报道）
媒体的这一热潮源于同情、跟风炒作和白热化的竞争：这是“信息的竞争”。但是，即便他们在同样的时刻讲着同样的内容，记者互相之间也并不只是在进行竞争，也同样存在着区域互助。事实上，只存在正面的竞争：欧洲一台和卢森堡广播电视台对主流广播电台的争夺，或者bfm tv和i-télé对新闻连续播报频道的争夺。
摄像师和摄影师聚集在波尔尼克宪兵队门口，特派记者则追踪梅隆和帕特龙的诉讼，2011年和2015年产生的数以百计的文章和报道使人们忘记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名记者日复一日地在进行追踪。他们之中有四个人最为出色：卢森堡广播电视台的帕特里斯·加巴尔，他负责法国西部地区；法国蓝色电台的安娜·帕提内克负责卢瓦尔大洋地区；驻南特的i-télé通讯员让—米歇尔·德·卡兹；法新社南特办公室的亚历山德拉·蒂尔卡，她负责大西洋卢瓦尔和旺代地区。
在梅隆于雷恩进行上诉的间隙，塞西尔·德·奥里维拉把亚历山德拉·蒂尔卡介绍给了我，原本于当日进行的上诉则因为律师罢工被推迟。数周之后，我拜访了她。她离了婚，是四个孩子的母亲，目前是法新社雷恩办公室的主编。我请她向我描述“她眼中的”蕾蒂西娅案件。那个时候，她还是派遣记者，这就是说，她必须报道所有发生在她负责区域中的事件，包括大西洋卢瓦尔和旺代地区：官方访问、社会运动、体育活动、自然灾害等，当然，还有社会新闻。简而言之，永久的特派记者。
2011年1月19日星期三，我在位于南特的办公室里。当天，另外一个地区发生了另一桩失踪事件，但是我们还没有发布消息。几乎每天都有因为自杀或者离家出走而导致的失踪。至于这起发生在波尔尼克的失踪事件，我看到另外一家媒体发布了消息。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消息人士告诉我：“那起事件非常严重。”我给我们在雷恩的办公室打了电话：“我获知了一桩失踪事件。”他们说：“我们不考虑。”我说：“不，必须接手这桩事件。”我说服他们写了一则三段长的简短新闻。
帕特里斯·加巴尔和安娜·帕提内克于19日晚上到达了现场。他们从拉贝讷里镇打电话跟我说：“这个地方太荒凉了！”在“蓝胡子”，有一半的人被梅隆的朋友们袭击过。他们的心理状态都差不多：我们是说呢，还是不说？但是所有人都有一样的内部消息：很不幸，这事儿玩大发了。
我20日去了那里。在路上的时候，一辆卢森堡广播电台的汽车绕到了我前面。是帕特里斯·加巴尔。他在电话上跟我说：“跟在我后面，我带你去。”我们沿着帕特龙家门前的路直接到了拉贝讷里镇。“你看到了吗？那里，那块地方，就是她摔倒的地方。”我马上意识到，她最后一眼看到的东西，就是她家的大门。我的主编说：“我不想给你压力，但你手里的是法国唯一的社会新闻。”我知道我不该置身事外。整整一天我都亢奋不已。我们在巴黎的分社提出了一个疑问。他们问我：
“你可以去核实吗？”
“不，不可能。他还在医院里。”
我从同事那里了解到，从11点30分开始，他将被监禁在波尔尼克的宪兵队。
现场什么都看不到。关于正在进行中的调查，不免有些变化、杂音和消息，但是我们无法获取的这些陈述记录，却在巴黎肆意流布着。
20日，现场已经有了很多人，到处都是电视采访车。这件事情已经众所周知了。新闻连续播报频道为了应对官方人员和现场调查，将团队规模扩充了三倍：在电话本上寻找家人的名字，尝试给她父亲、母亲和舅舅打电话，挖掘受害者和凶手的亲属关系。在巴黎《综合消息》节目的支持下，我一个人留在了现场。而报道的拟定离不开雷恩分社的帮助，我一收集到信息就口述给他们。
21日，预审法官发布了一条信息：车子里有很多血。她死了，对我们来说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了。一开始的时候，人们因为对找到生者怀有希望而心急如焚。现在，这桩事件看来已经告一段落：小姑娘死了，那个男子也被投进大牢。水落石出之后，一切都落地了。但是事情还没结束！
当蕾蒂西娅案件于2011年1月19日登场，没有哪个记者会想到，直到2月末她还会占据“头条”，持续了有六个星期之久，而随着事件死灰复燃，又持续到了8月。新闻的浪潮搅动着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它所持续的时间之长绝无仅有。蕾蒂西娅的新闻热度还未消退。与之相比，2011年4月的杜邦·德利格内斯事件——南特一户家庭有五口人被杀，父亲畏罪潜逃，只不间断地“维持”了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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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有时会变成无耻之徒、目无法纪的唯利是图者、吸血鬼，但是他们的职业是提供信息，因为不论是哪个公民都需要知道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为了回应这一需求和权利，记者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调查——谈话或者笔录，观察或者报告，官方的公报或官方的情报——就像一个历史学家，只不过后者必须明确其文献的来源。历史学家对于文献的收集应该尽可能地明确、公开、开放，而对于记者来说，应该可以“处理”任何包含有用信息的原始材料。二者在动笔前，都要细致地对事实进行核实、剪裁和整理。在这本书里，我见了目击者，也查阅了文件，并补充了从接下来的诉讼中泄漏出来的信息。
记者的工作和他的消息人士密不可分，后者多少受到保护，是个秘密。当参与者没有权利露面并说话，那么就要通过一种你来我往的游戏才能获取信息：“泄密”。如果知情权确实是因为公众利益才具有了合法性，那么，民主运作的基础就在于一种不法行为，即对调查的保密性原则的违背。
在蕾蒂西娅案件中，泄密是系统性的。亚历山德拉·蒂尔卡在法新社工作了二十年，其中五年在政治部门，她向我介绍了这种简练的理论：
现场的泄密并不多见。基本上都来自高层，来自巴黎。只有垂直的泄密。就蕾蒂西娅案件来说，它受到了政治权力的利用，信息来往极其迅速，几分钟便够了。
和我们接触的消息人士决定——也可能相反——信任我们。在一桩案件中，如果对话人被感动了，那消息就出来了：他们想讲出来。但是能否获得机密并不取决于记者高兴与否。没有哪个信息是因为偶然或者好心而得来的。一个消息人士，就意味着某一个人想——出于政治或者策略原因，但有时也因为道德原因——让信息变得众所周知。调查记者身上的神秘光环、调查和职业风险确实存在着，但是之所以会有水门事件，是因为有人想要尼克松的人头，这就是他提供信息的原因。
从一开始，马蒂诺法官的指令就泄漏得到处都是。这些机密是从哪里流布出来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大的意义：通过行政系统的渠道，信息可以一路被追溯到各个部门，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和“调查秘密”相关的细节的传递。小助手、政府或者警察局的雇员、宪兵队的下级军官、高级职员、办公室人员、部长，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开口，一个信息不会长时间保持秘密状态。接着，记者就将之同国家检察官的说法两相比较，进行“剪裁”。
检察官实际上是唯一一个有权违反调查保密性的人：《刑事程序法》的第11条赋予了他在遵守无罪推定的情况下，将“从程序中获得的客观内容”公之于众的权力。三十年来，只有在作为地方联络员和通话者时，他才被法新社视为对话人；今天，在网络和新闻连续播报频道的情况下，他被邮件和手机时刻纠缠着，不分白天黑夜。
为了了解消息泄露的现状，南特的共和国检察官格扎维埃·龙桑使用了google的邮件通知。他用公认而确凿无疑的语言，对谬误、流言、谣言、妄想，甚至对制造不稳定性的策略进行了回应：秘密的缺失和空洞的官话间总是存在回旋余地的。龙桑一视同仁，用电子邮件和所有的记者联络，这在今日是创新之举，在法院门口安营扎寨的bfm tv的记者和《法兰西西部报》的通讯员都受到他一视同仁的对待。对独家新闻的争夺因此而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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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记者对蕾蒂西娅感兴趣，并把她塑造成公众人物？我敢说，很多受害者并没有这样的机会。
2013年，一个女人在弗里特（大西洋卢瓦尔省）失踪。她的丈夫立即散发了寻人启事，到处张贴布告，还率领一支700人的游行队伍，在宪兵队门前组织起了示威，要求启动调查。3天之后，在一片森林的深处，在那个女人被焚毁的汽车后备箱里，她的尸体被发现了。她的配偶牵涉其中，但是包括dna和牙齿在内，她的尸体损毁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无法进行鉴别。她的丈夫精神崩溃，把她的尸体装入婚纱后下葬，他请来律师，提起了诉讼。弗朗茨·图谢的团队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才让他屈服：在监禁期间，他和他的情人承认把他的配偶诱入陷阱之中，然后活活烧死了她，最后还谋划了一出狡计，让大家以为这是一桩十恶不赦的凶杀。
这个杀手堪称小兰杜，几乎没有人注意过他。糟透了的时间安排：这个案件搁浅了数月之久。糟透了的地点：地处两省交界处。亚历山德拉·蒂尔卡解释说：“发现尸体的地点位于曼恩—卢瓦尔省，不在我的负责区域内，直到审问那个男子，我才获权进入调查。”糟透了的社会形态：太过田园气的案件，甚至有点乡野。简而言之，可怜的妻子死得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其法。
相反，西部的大多数国家媒体都驻扎在南特（而不在雷恩或布雷斯特），大西洋卢瓦尔省的这次突发事件有蔓延之势。两小时之内，报刊、通讯社、广播和电视频道可以轻松赶到现场，因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记者都会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大做文章。此外，蕾蒂西娅的故事讲得不同凡响：一个“天使”落入一个“怪物”之手，一个“无辜者”死于一个“疯子”之手，两个人结合成——永远是这样——不洁的一对，牺牲者和凶手在死亡中难解难分。失踪笼罩在重重迷雾里，下落不明的尸体也是如此，而此一案件和家人的泪水顷刻被政治化，成了一个供人消费的故事。
总是存在着切成块的尸体、未遂的恐怖事件、无足轻重的社会新闻以及“成功了的”案件。那么，它是如何从人们一扫而过的晚报上的花边新闻，成了占据媒体数周之久的全国性悲剧？
一个社会新闻发端于公众意识，因为它位于故事、媒体领域、敏感性和政治环境的交汇点。这些“大案件”是弗朗索瓦·德·罗塞特《悲剧故事》的后继者，在大众传媒到来之前的1614年，他就用充满了鲜血和性、残暴犯罪、原始复仇、下毒、强奸、火灾的故事让人心潮澎湃、魂飞魄散，人们只消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就会瞬间身临其境。这些惊悚的、巴洛克风格的故事让人惴惴不安，但它们并不迎合读者的变态心理，而是将它清除掉，这是一种宣泄，帮助读者克服时间的怆痛并驯服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