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绘画
在潘伯夫的神意护理中心，“一切都很好”。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2001到2005年的这段时间：在基础学习期间，教育、心理学和医学的救助是如何改变了这对双胞胎的人格？
对于经历过混乱不堪的童年的儿童，在其到达护理中心后，会被送到医生和牙医那里去进行一次体检，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在正牙医生、眼科医生和正音科医生那里进行更深入的检查。“我8岁的时候有了医保卡。”杰西卡骄傲地回忆道。她是远视眼，所以必须戴眼镜。
这对双胞胎从此在学校里勤奋学习，但是一直成绩不佳。她们应付不了课程，也理解不了读到的东西。她们很愿意在小学一年级后重读二年级，但因为年龄原因无法如愿。当蕾蒂西娅上三年级的时候，杰西卡则被送去了“适应班”（clad），这种班的人数经过了压缩。这种筛选培育是针对困难学生的特别帮助网的一部分，它继承了——用那个时代的侮辱性语言来说——针对“落后”儿童的“改进班”，是根据1909年的法律而设立的，而该法律又是基于布尔讷维尔（bourneville）、比纳（binet）和西蒙（simon）的著作。
杰西卡在完成了“适应班”的学习之后，重修了三年级的正常学业。和蕾蒂西娅相比，她耽误了一年。但是，蕾蒂西娅在读四年级期间，上午的时间要用来修低一年级的学业。杰西卡进入四年级的那年，读五年级的蕾蒂西娅和她一道去了公立学校。星期四，她们在音乐课上一起唱歌。2004年，12岁的杰西卡跳过五年级，和她的妹妹进了潘伯夫的路易斯·米歇尔（louise-michel）初中的一年级。这一次，她们在同一个班级上课。
在护理中心的集体生活之外，这期间最大的变化之一是追踪治疗的实施。负责的是在潘伯夫执业的心理医生卡尔女士。杰西卡对此有所需求：这个女孩活泼而健谈，可以毫不费力地谈论自己的父母，她对自己身为“女孩”这点困惑不解，倾诉衷肠于她而言便是解放的方式。而蕾蒂西娅对咨询没有表现出半点兴致来。有那么不多的几次，她人是到了，但整个治疗期间却一言不发，要么就是默默地画画。杰西卡可以侃侃而谈，“我的爸爸，他不像一个爸爸”，但是蕾蒂西娅始终沉默。如果坚持问下去，她也只会顾左右而言他。谈到暴力情景的时候，她就说：“我想不起来了，那时我还太小，而且我已经睡着了。”事实上，卡尔女士有两箱子杰西卡的档案，但关于蕾蒂西娅的只有一个小箱子。那个小不点已经变成透明的了。
这两个女孩在有了朋友之后，便不再那么压抑了，她们变得更加开朗，也慢慢成熟了起来。在课上，她们会参与集体活动和游戏。学校打开了她们的心扉。护理中心提供给她们的是坐标，也就是安全感。她们有能力反对其他小孩，甚至是成年人。杰西卡着迷于体育和运动类游戏，很快就和男孩子们打成一片。在长假期间的一次野营中，她出手制止了一个骚扰蕾蒂西娅的男孩。那个男孩在她鼻子上打了一拳，造成了软骨骨折。至于蕾蒂西娅，她举手投足都不大引人注意，但是她对关注和感情也是有所需求的。“教师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她试图引起别人的注意，以非常含蓄的方式告诉别人她的存在。她会非常含蓄地说出一个或两个要求。”每次周末去父亲家，她们为防不测，离开的时候总会记下社会部门的电话号码。
在神意护理中心里，佩雷姐妹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她们漂亮、讨人喜欢、温顺、尊重人，她们抓住了能在房子里得到的一切——保护、稳定性，也有外出和体育活动——然而其他的孩子却出走、表现得霸道或者暴力。
蕾蒂西娅离开已七年，护理中心的教师们已经不再记得这个小姑娘的iq，但对她的友好、欢快、坚韧，对她在几年中取得的巨大进步却记忆犹新。
*
蕾蒂西娅是个迷人的小姑娘，她从来不向任何人提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在她温和的个性中看到缺陷。
乍一看，这个孩子拘谨而孤僻。杰西卡说：“她是左撇子，但是人们强迫她用右手写字。最终，她两只手都能写字了。”这既是一种能力，也是缄默和对追踪治疗的拒绝，看上去就像某种不动声色的反击形式，痛苦中包含着执着，无言中包含着抗议。
其次，把她们安置在神意护理中心的益处并不为弗兰克·佩雷所认可，作为父亲的他被排除在外，不受待见。蕾蒂西娅和杰西卡都觉得教师们对她们照顾得很好，但是爸爸并不同意。用心理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话来说，这种处境创造了一种双重约束，也就是一种矛盾的指令，它让一个人在两种忠诚、两种感情中难以自拔、左右为难——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两个小姑娘的例子中，由于西尔维娅·拉尔歇不再去看望她们，也不给她们打电话，这一缺失并没有对她们造成困扰。
19世纪受到公共救助的儿童在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寄养家庭和机关负责人之间左右为难，蕾蒂西娅和杰西卡也要忠于数个具有权威的成年人，而且他们之间常常存在着竞争关系。这并没有产生出自由的空间，或者孩子可以左右逢源的空隙，而是造成了忠诚的冲突。蕾蒂西娅的沉默可以被解释为沉重的抑制，某种难以名状的恐惧。说话，是激起痛苦，是背弃父亲和家里的秘密。讲述，是让威胁再现。没有什么比完全自我隐藏更好的了。蕾蒂西娅并不是纤薄如香烟卷纸般，而是像石块一样鲁钝。并不是因为她三缄其口而导致无话可说；事情正好相反。
最后，一些心理语言障碍在蕾蒂西娅身上体现。她产生了一些阅读困难的症状。当她说得太快，或者在感情冲动下说话，就会开始结巴。杰西卡回忆道：“这让她痛苦不堪，她只好停下来。人们让她重复，对她说‘别急，慢慢来’，但是，谈话不会再继续了。”
至于她的拼写，简直不可思议。她的亲友没一个不曾跟我讲起过这事，而且总是态度和蔼，就像是一种温和的特异反应。即使那些拼写糟糕的人也会打趣道，蕾蒂西娅的拼写还要更糟呢。在帕特龙夫妇的纪念日，蕾蒂西娅给他们送了巧克力；还附了张纸条说，巧克力放在“烩肉”里了。一个同事证明：
她是一个向来面露微笑、性格温和的小可人，比我大一岁。但是在工作的时候，人们的看法恰好相反，真有意思。她的拼写错误老把我逗笑：在她挑出来用于烹饪的东西上，她会写“柠蒙”而不是“柠檬”。不久前，我还和我父母一起拿这事说笑呢。
蕾蒂西娅的一位教师向我展示了她的绘画，她把它们保存在了一个纸箱子里。我无意进行通俗心理学或者学术性质的心理学分析，我只会简单地说出它们在我身上所激发出的情感。
2002年，在她10岁生日的前夜。一个哭泣的太阳照亮了几个难看的女人和一座三角形房顶的房子。门是关着的，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紫色插销。妈妈是一个人们可以随便拍打，直到不成人形的东西。蕾蒂西娅就是一座门和窗都上了锁的房屋，而钥匙则被弄丢了。
2003年，11岁。一个分成一块一块的红色人像，他长了巨大的手、方形的腿和难看的头，没有脸。蕾蒂西娅为了画画，使用了一根木制的大铅笔，悬空手臂作画：线条歪歪扭扭，人像的填料涂得不完整，而且很笨拙。
2003年，《爸爸的家》。在高处，在一片叶子的角上，太阳的光线和烟囱的蒸汽混杂在一起。还有一座房子，上面满是横七竖八交叉着的楼梯和小房子形状的小方块。大门紧闭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女孩在外面等候，好像被关在了门外。
另外一幅画没有日期。上面是一棵树，有着栗色的树桩和七条代表了树枝的线。没有绿色，没有叶子，没有生命，没有活力。
*
小女孩们比起青少年更能适应集体生活，因为后者需要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以及某种程度的私密性。无论教师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无法成为可依靠的对象。对于“带斜屋顶的”住宅里的教育而言，这就是它的局限所在。
在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将近13岁的时候，工作人员问她们是否希望回到她们父亲家。回答是一样的：“唉……”她们一直害怕他潜在的暴力。最后，她们选择被安置到寄养家庭里去。
2005年春天，这对双胞胎被试着送了出去，在周末的时候住在吉尔和米歇勒·帕特龙位于波尔尼克的家里，他们拥有一幢宽敞而美丽的大房子，这是接纳两个大女孩的理想之地。逗留期一帆风顺，两个女孩都很愿意到那里，也很快就适应了。帕特龙夫妇给她们取了个外号——“分不开”，因为她们总是黏在一起，就像小鸟一样。弗兰克·佩雷在协商中反复表达了自己的反对。他知道没有人会考虑他的意见，他便要求至少得到寄养家庭的保证，他希望能和他们有直接的交流。他请求社会救助部门不要把他遭受的困难看得那么确定：他的处境会改善，他很快就能接回他的女儿们。
2005年4月15日，儿童法官更换了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在儿童社会救助厅的安置方案，把她们的住所定在了帕特龙夫妇家，位置是波尔尼克的罗杰尔路。5月4日，她们在那里庆祝了她们的13岁生日。
在帕特龙夫人传给我的照片上，她们正坐在一个蛋糕前，是在她们吹灭蜡烛前的几秒钟。背景是一个碗橱、一个壁炉、长沙发、挂在墙上的家庭合影。杰西卡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蕾蒂西娅僵硬地坐在椅子上，两只眼睛睁得老大，面无表情。她们半长的头发分别是褐色和浅褐色的。蕾蒂西娅比她姐姐矮10厘米。她戴着珍珠和贝壳做成的项链，项链显眼地悬在羊毛衫上。照片里萦绕着一股奇怪而悲伤的气氛。然而，照片所暗示的却正好相反：一旦落脚，她们便得到了百般关爱。
在潘伯夫的神意护理中心，“一切都很好”。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2001到2005年的这段时间：在基础学习期间，教育、心理学和医学的救助是如何改变了这对双胞胎的人格？
对于经历过混乱不堪的童年的儿童，在其到达护理中心后，会被送到医生和牙医那里去进行一次体检，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在正牙医生、眼科医生和正音科医生那里进行更深入的检查。“我8岁的时候有了医保卡。”杰西卡骄傲地回忆道。她是远视眼，所以必须戴眼镜。
这对双胞胎从此在学校里勤奋学习，但是一直成绩不佳。她们应付不了课程，也理解不了读到的东西。她们很愿意在小学一年级后重读二年级，但因为年龄原因无法如愿。当蕾蒂西娅上三年级的时候，杰西卡则被送去了“适应班”（clad），这种班的人数经过了压缩。这种筛选培育是针对困难学生的特别帮助网的一部分，它继承了——用那个时代的侮辱性语言来说——针对“落后”儿童的“改进班”，是根据1909年的法律而设立的，而该法律又是基于布尔讷维尔（bourneville）、比纳（binet）和西蒙（simon）的著作。
杰西卡在完成了“适应班”的学习之后，重修了三年级的正常学业。和蕾蒂西娅相比，她耽误了一年。但是，蕾蒂西娅在读四年级期间，上午的时间要用来修低一年级的学业。杰西卡进入四年级的那年，读五年级的蕾蒂西娅和她一道去了公立学校。星期四，她们在音乐课上一起唱歌。2004年，12岁的杰西卡跳过五年级，和她的妹妹进了潘伯夫的路易斯·米歇尔（louise-michel）初中的一年级。这一次，她们在同一个班级上课。
在护理中心的集体生活之外，这期间最大的变化之一是追踪治疗的实施。负责的是在潘伯夫执业的心理医生卡尔女士。杰西卡对此有所需求：这个女孩活泼而健谈，可以毫不费力地谈论自己的父母，她对自己身为“女孩”这点困惑不解，倾诉衷肠于她而言便是解放的方式。而蕾蒂西娅对咨询没有表现出半点兴致来。有那么不多的几次，她人是到了，但整个治疗期间却一言不发，要么就是默默地画画。杰西卡可以侃侃而谈，“我的爸爸，他不像一个爸爸”，但是蕾蒂西娅始终沉默。如果坚持问下去，她也只会顾左右而言他。谈到暴力情景的时候，她就说：“我想不起来了，那时我还太小，而且我已经睡着了。”事实上，卡尔女士有两箱子杰西卡的档案，但关于蕾蒂西娅的只有一个小箱子。那个小不点已经变成透明的了。
这两个女孩在有了朋友之后，便不再那么压抑了，她们变得更加开朗，也慢慢成熟了起来。在课上，她们会参与集体活动和游戏。学校打开了她们的心扉。护理中心提供给她们的是坐标，也就是安全感。她们有能力反对其他小孩，甚至是成年人。杰西卡着迷于体育和运动类游戏，很快就和男孩子们打成一片。在长假期间的一次野营中，她出手制止了一个骚扰蕾蒂西娅的男孩。那个男孩在她鼻子上打了一拳，造成了软骨骨折。至于蕾蒂西娅，她举手投足都不大引人注意，但是她对关注和感情也是有所需求的。“教师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她试图引起别人的注意，以非常含蓄的方式告诉别人她的存在。她会非常含蓄地说出一个或两个要求。”每次周末去父亲家，她们为防不测，离开的时候总会记下社会部门的电话号码。
在神意护理中心里，佩雷姐妹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她们漂亮、讨人喜欢、温顺、尊重人，她们抓住了能在房子里得到的一切——保护、稳定性，也有外出和体育活动——然而其他的孩子却出走、表现得霸道或者暴力。
蕾蒂西娅离开已七年，护理中心的教师们已经不再记得这个小姑娘的iq，但对她的友好、欢快、坚韧，对她在几年中取得的巨大进步却记忆犹新。
*
蕾蒂西娅是个迷人的小姑娘，她从来不向任何人提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在她温和的个性中看到缺陷。
乍一看，这个孩子拘谨而孤僻。杰西卡说：“她是左撇子，但是人们强迫她用右手写字。最终，她两只手都能写字了。”这既是一种能力，也是缄默和对追踪治疗的拒绝，看上去就像某种不动声色的反击形式，痛苦中包含着执着，无言中包含着抗议。
其次，把她们安置在神意护理中心的益处并不为弗兰克·佩雷所认可，作为父亲的他被排除在外，不受待见。蕾蒂西娅和杰西卡都觉得教师们对她们照顾得很好，但是爸爸并不同意。用心理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话来说，这种处境创造了一种双重约束，也就是一种矛盾的指令，它让一个人在两种忠诚、两种感情中难以自拔、左右为难——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两个小姑娘的例子中，由于西尔维娅·拉尔歇不再去看望她们，也不给她们打电话，这一缺失并没有对她们造成困扰。
19世纪受到公共救助的儿童在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寄养家庭和机关负责人之间左右为难，蕾蒂西娅和杰西卡也要忠于数个具有权威的成年人，而且他们之间常常存在着竞争关系。这并没有产生出自由的空间，或者孩子可以左右逢源的空隙，而是造成了忠诚的冲突。蕾蒂西娅的沉默可以被解释为沉重的抑制，某种难以名状的恐惧。说话，是激起痛苦，是背弃父亲和家里的秘密。讲述，是让威胁再现。没有什么比完全自我隐藏更好的了。蕾蒂西娅并不是纤薄如香烟卷纸般，而是像石块一样鲁钝。并不是因为她三缄其口而导致无话可说；事情正好相反。
最后，一些心理语言障碍在蕾蒂西娅身上体现。她产生了一些阅读困难的症状。当她说得太快，或者在感情冲动下说话，就会开始结巴。杰西卡回忆道：“这让她痛苦不堪，她只好停下来。人们让她重复，对她说‘别急，慢慢来’，但是，谈话不会再继续了。”
至于她的拼写，简直不可思议。她的亲友没一个不曾跟我讲起过这事，而且总是态度和蔼，就像是一种温和的特异反应。即使那些拼写糟糕的人也会打趣道，蕾蒂西娅的拼写还要更糟呢。在帕特龙夫妇的纪念日，蕾蒂西娅给他们送了巧克力；还附了张纸条说，巧克力放在“烩肉”里了。一个同事证明：
她是一个向来面露微笑、性格温和的小可人，比我大一岁。但是在工作的时候，人们的看法恰好相反，真有意思。她的拼写错误老把我逗笑：在她挑出来用于烹饪的东西上，她会写“柠蒙”而不是“柠檬”。不久前，我还和我父母一起拿这事说笑呢。
蕾蒂西娅的一位教师向我展示了她的绘画，她把它们保存在了一个纸箱子里。我无意进行通俗心理学或者学术性质的心理学分析，我只会简单地说出它们在我身上所激发出的情感。
2002年，在她10岁生日的前夜。一个哭泣的太阳照亮了几个难看的女人和一座三角形房顶的房子。门是关着的，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紫色插销。妈妈是一个人们可以随便拍打，直到不成人形的东西。蕾蒂西娅就是一座门和窗都上了锁的房屋，而钥匙则被弄丢了。
2003年，11岁。一个分成一块一块的红色人像，他长了巨大的手、方形的腿和难看的头，没有脸。蕾蒂西娅为了画画，使用了一根木制的大铅笔，悬空手臂作画：线条歪歪扭扭，人像的填料涂得不完整，而且很笨拙。
2003年，《爸爸的家》。在高处，在一片叶子的角上，太阳的光线和烟囱的蒸汽混杂在一起。还有一座房子，上面满是横七竖八交叉着的楼梯和小房子形状的小方块。大门紧闭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女孩在外面等候，好像被关在了门外。
另外一幅画没有日期。上面是一棵树，有着栗色的树桩和七条代表了树枝的线。没有绿色，没有叶子，没有生命，没有活力。
*
小女孩们比起青少年更能适应集体生活，因为后者需要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以及某种程度的私密性。无论教师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无法成为可依靠的对象。对于“带斜屋顶的”住宅里的教育而言，这就是它的局限所在。
在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将近13岁的时候，工作人员问她们是否希望回到她们父亲家。回答是一样的：“唉……”她们一直害怕他潜在的暴力。最后，她们选择被安置到寄养家庭里去。
2005年春天，这对双胞胎被试着送了出去，在周末的时候住在吉尔和米歇勒·帕特龙位于波尔尼克的家里，他们拥有一幢宽敞而美丽的大房子，这是接纳两个大女孩的理想之地。逗留期一帆风顺，两个女孩都很愿意到那里，也很快就适应了。帕特龙夫妇给她们取了个外号——“分不开”，因为她们总是黏在一起，就像小鸟一样。弗兰克·佩雷在协商中反复表达了自己的反对。他知道没有人会考虑他的意见，他便要求至少得到寄养家庭的保证，他希望能和他们有直接的交流。他请求社会救助部门不要把他遭受的困难看得那么确定：他的处境会改善，他很快就能接回他的女儿们。
2005年4月15日，儿童法官更换了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在儿童社会救助厅的安置方案，把她们的住所定在了帕特龙夫妇家，位置是波尔尼克的罗杰尔路。5月4日，她们在那里庆祝了她们的13岁生日。
在帕特龙夫人传给我的照片上，她们正坐在一个蛋糕前，是在她们吹灭蜡烛前的几秒钟。背景是一个碗橱、一个壁炉、长沙发、挂在墙上的家庭合影。杰西卡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蕾蒂西娅僵硬地坐在椅子上，两只眼睛睁得老大，面无表情。她们半长的头发分别是褐色和浅褐色的。蕾蒂西娅比她姐姐矮10厘米。她戴着珍珠和贝壳做成的项链，项链显眼地悬在羊毛衫上。照片里萦绕着一股奇怪而悲伤的气氛。然而，照片所暗示的却正好相反：一旦落脚，她们便得到了百般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