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通过信件和电话继续与比利保持着联系。他仍然希望法院能推翻以前的判决，让他转回阿森斯医院由考尔治疗。
1980年4月14日，法官否决了律师的申诉——利玛医院未针对比利的多重人格症进行治疗，维持原判让比利继续留在利玛医院接受治疗。
1979年，俄亥俄州议会用了很长时间讨论修改关于精神病患者不予治罪的法律条文。新条文规定，在罪犯被转移到防范措施较为宽松的环境前（依法律程序），犯罪所在地的检察官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会；患者要求复审的权利，将从90天之内改为在180天之内；听证会将允许公众和媒体参加。新修改的法律条文立即被公众称为“米利根法”或“哥伦布快报法”。
审理过比利案的亚维奇检察官曾在起草新法律的俄亥俄检察官协会分会任职，他事后向我表示：“我猜想之所以召开会议，主要是迫于公众的压力……”
1980年5月20日，俄亥俄州迅速地通过了新的法律。弗洛尔法官告诉我，这主要是因为比利案件的缘故。
1980年7月1日，我收到一封来自利玛医院的信，信封的背面写着“急件”二字。那是一封用阿拉伯文撰写的长达3页的信。翻译告诉我，这封信的阿拉伯文非常流利，部分内容的译文如下：
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周围的人是谁。我仍然能听到其他人的声音，但这些声音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有时候，有好几张面孔从黑暗中浮现到我的眼前，令我恐惧不已，因为我的精神已经完全分裂。
实际上，我的“家人”已不再与我联系，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们……过去的几个星期，这儿的情况不太好，但是与我无关。我痛恨周围的一切，但既无法制止、也无法改变……
结尾的署名是“比利·米利根”。几天后，我又收到一封信，说明了前一封信是谁写的：
再次抱歉寄给你一封不是用英文写的信，为此我感到很难为情。阿瑟明明知道你不懂阿拉伯文，却给你写了这么一封愚蠢的信。
阿瑟已不再试图说服其他人，大概是因为他的头脑现在很混乱，而且忘记了所有的事。阿瑟教塞缪尔学习过阿拉伯文，但塞缪尔从未写过信。阿瑟说自吹自擂不是好事。我真想和他谈谈，因为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我不知道原因。
阿瑟会说斯瓦希里语，他在利巴农管教所时读过不少阿拉伯语的基础书籍。他想研究金字塔和埃及文化，只有学习这种语言才能看懂墙上的文字是什么意思。有一天，我问阿瑟为什么会对三角状的巨石堆感兴趣，他说他对墓穴里的东西并不感兴趣，而是想知道墓穴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他对其中的力学原理感到好奇。他自己还造了一座小金字塔，但被戴维给毁了。
“分裂的比利”
比利说在医院期间经常看到护理人员骚扰和殴打患者。但是在所有的人格中，除里根之外，只有凯文曾挺身为患者说话。由于凯文的勇敢表现，阿瑟已将他从“不受欢迎的人”的名单中删除。
1980年3月28日，凯文给我写了封信，内容如下：
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但我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事。我只知道在那段完全分裂时期，沉睡的比利失落了时间。阿瑟说比利的人生非常短暂，而且很不幸地充满了苦涩。在这里，他一天比一天虚弱，他无法理解这里的管理人员为什么对自己那么仇恨和嫉妒。他们挑拨其他患者与里根打架，尽管被比利制止住了……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了。医生对我们说了一些令人难过的话，但最令我们感到痛心的是，他们没有说错。
我们——也就是我——是个怪人，是无法适应环境的人，是生物学上的错误。我们痛恨这里，但这儿却是我们的归宿，尽管在这里我们并不受欢迎。
里根不再管事了。他说，只要保持沉默，便不会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再没有人会责怪我们，里根已经不和人说话了。我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内心世界，把自己封闭起来。远离了真实的世界，我们就能够友好地相处。
我们知道，没有痛苦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世界……然而，只有在那里，我们才不再悲伤。
凯文
1980年10月，心理健康局宣布：州立利玛医院将改制为监狱。
于是，是否应当将比利转出利玛医院，再度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根据新的法律，比利被送回阿森斯或其他管制较松医院的可能性增大，弗洛尔法官同意再召开一次听证会。
听证会原定于1980年10月31日召开，后来经过协商推迟至选举日后的11月7日举行。这是为了避免政客和媒体将比利的听证会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但是，心理健康局的官员却利用这段时间做了手脚，他们要求检察官同意他们将比利转送到新成立的代顿司法中心。该中心4月份刚刚成立，建筑四周建了双层围墙，墙上还架着带刺的铁丝网，其安全措施甚至比许多监狱都严格。听证会被取消了。
1980年11月19日，比利被转送到了代顿司法中心。阿瑟和里根体会到了“分裂的比利”的绝望。他们担心他会自杀，因此又让他沉睡了。
除了会客时间外，比利将时间都用于读书、写作和画素描，因为他没有获得许可画油画。曾经在阿森斯医院接受治疗，后来痊愈出院的玛丽来探望他。为了每天都能来探望比利，她搬到代顿市居住。比利的表现良好，期盼着180天后的听证会，希望弗洛尔法官能让他转回阿森斯医院。他还表示，如果让考尔治疗他，他会让融合了的“老师”再回来。由于“分裂的比利”仍处于沉睡状态，目前的状况与当初科尼利亚博士叫醒他之前完全相同。
他感觉自己的情况正在恶化，在会客时经常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在只有部分人格融合的状态下，他就成了没有姓名的人。
他还说里根丧失了讲英语的能力，所以他们已不再沟通。因此，我建议他让出现在“聚光灯”下的人都在记事本上留言，以便让后来出现的人格了解曾经发生的事情。起初进展还算顺利，但后来记录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少。
1981年4月3日，听证会终于举行了。在与会的4名精神病医生和2名心理专家中，只有那位从未治疗过比利的林德纳医生认为应当将比利安置到安全措施最严格的地方。
检察官向法庭出示了一封信作为证据。在这封信里面，比利对一位企图杀害林德纳医生的患者说：“你不能这么做……你是否想过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愿意治疗你？他们担心因说错话而遭到谴责。然而，如果你认为林德纳伤害了你、耽误了你的治疗，使得你一生都被困在铁窗内，那么我就赞同你的做法。”
比利被传唤到证人席上，当宣誓完被问及姓名时，他答道：“汤姆。”汤姆解释说亚伦写这封信是为了说服那个病人别做傻事，不能因为有人在法庭上做证反对你，就杀掉他。虽然林德纳医生今天做证反对我，但我绝对不会因此而杀他。”
弗洛尔法官宣布延迟判决。舆论一片哗然，无不反对将比利送回阿森斯医院。
比利在代顿司法中心等待宣判期间，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绘制有关他的新书的封面。他打算多画几幅让作家挑选。但是，一天早晨他醒后，发现那几幅画已被“某个小孩”趁他熟睡之际，用橘色蜡笔涂得一塌糊涂。发稿截止日的当天早晨，亚伦拼命工作才得以及时完成。
1980年4月21日，俄亥俄州第四区法院判决将比利送往利玛医院的原决定是错误的。他们发现，将比利自阿森斯医院转往管制措施严格的利玛医院前，既“没有通知当事人及其家属，也没有允许当事人出席听证会、传唤证人……这些都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必须恢复非法转移当事人之前的状态。”
尽管第四区法院判决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但认为并非有意为之，因而不同意将比利转回阿森斯医院。法院认为通过之前的听证会，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比利的病会让自己和他人陷入危险之中。戈尔兹伯里律师和汤普森律师认为判决不当，继续向俄亥俄州高等法院上诉。
1981年5月20日，在180天听证会期限的最后6个多星期，弗洛尔法官完成了判决书。判决书中有两项说明：第一，“法庭根据一号证据（州检察官提供的信件）和林德纳医生的证词，认为威廉·米利根不具备遵循社会道德标准的控制能力，而且有犯罪倾向、不尊重人类生命。”第二，考尔医生的证词说“他不愿接受法院提出的限制条件……据此，本庭判决不宜将威廉·米利根转至阿森斯医院。”
但判决书只字不提其他出庭做证的心理专家和精神病医生的证词——他们做证比利并未对他人构成威胁。弗洛尔法官以“保障被告的治疗和公众安全”为由，判决比利继续留在代顿司法中心接受治疗（该中心并无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经验）；此外，代顿司法中心还请求法官判决比利支付所有的治疗费用。此刻距弗洛尔法官接手比利一案已有3年半的时间，距比利因精神病获判无罪则为2年5个月。
戈尔兹伯里律师立即向俄亥俄州富兰克林郡第十上诉法庭申诉，指控该判决违反了俄亥俄州法律第297条（即“米利根法”），既没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没有遵循恰当的程序，是违宪的。
然而，法院的这个不利判决似乎并没有让比利感到痛苦和绝望。我感到他已经厌倦了所有的这一切。
比利仍然与我保持电话联系，我也常到代顿司法中心去探望他。我有时遇见的是汤姆、亚伦或者凯文，但大多数时间见到的都是那个“没有姓名的人”。
有一次我问他是谁，他答道：“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我想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醒着或者没出现的时候，我好像是脸朝下趴在一块无边无际的玻璃上，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遥远的彼岸，那儿宛如星光闪耀的外层空间。那里还有一个圆形的光圈，就在我的眼前。我们中的几个人就躺在光圈旁边的棺材里，但棺材没有盖上，因为他们还没有死。他们在沉睡，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光圈旁边还有几个空的棺材，因为有人尚未到来。戴维和几个年龄小的孩子对生命还抱有一线希望，但年纪大的已经绝望了。”
“那是什么地方？”我追问。
“戴维给它取了个名字，”他继续说，“因为那是他创造的，他将其称为‘死亡之地（the dying place）’。”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通过信件和电话继续与比利保持着联系。他仍然希望法院能推翻以前的判决，让他转回阿森斯医院由考尔治疗。
1980年4月14日，法官否决了律师的申诉——利玛医院未针对比利的多重人格症进行治疗，维持原判让比利继续留在利玛医院接受治疗。
1979年，俄亥俄州议会用了很长时间讨论修改关于精神病患者不予治罪的法律条文。新条文规定，在罪犯被转移到防范措施较为宽松的环境前（依法律程序），犯罪所在地的检察官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会；患者要求复审的权利，将从90天之内改为在180天之内；听证会将允许公众和媒体参加。新修改的法律条文立即被公众称为“米利根法”或“哥伦布快报法”。
审理过比利案的亚维奇检察官曾在起草新法律的俄亥俄检察官协会分会任职，他事后向我表示：“我猜想之所以召开会议，主要是迫于公众的压力……”
1980年5月20日，俄亥俄州迅速地通过了新的法律。弗洛尔法官告诉我，这主要是因为比利案件的缘故。
1980年7月1日，我收到一封来自利玛医院的信，信封的背面写着“急件”二字。那是一封用阿拉伯文撰写的长达3页的信。翻译告诉我，这封信的阿拉伯文非常流利，部分内容的译文如下：
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周围的人是谁。我仍然能听到其他人的声音，但这些声音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有时候，有好几张面孔从黑暗中浮现到我的眼前，令我恐惧不已，因为我的精神已经完全分裂。
实际上，我的“家人”已不再与我联系，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们……过去的几个星期，这儿的情况不太好，但是与我无关。我痛恨周围的一切，但既无法制止、也无法改变……
结尾的署名是“比利·米利根”。几天后，我又收到一封信，说明了前一封信是谁写的：
再次抱歉寄给你一封不是用英文写的信，为此我感到很难为情。阿瑟明明知道你不懂阿拉伯文，却给你写了这么一封愚蠢的信。
阿瑟已不再试图说服其他人，大概是因为他的头脑现在很混乱，而且忘记了所有的事。阿瑟教塞缪尔学习过阿拉伯文，但塞缪尔从未写过信。阿瑟说自吹自擂不是好事。我真想和他谈谈，因为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我不知道原因。
阿瑟会说斯瓦希里语，他在利巴农管教所时读过不少阿拉伯语的基础书籍。他想研究金字塔和埃及文化，只有学习这种语言才能看懂墙上的文字是什么意思。有一天，我问阿瑟为什么会对三角状的巨石堆感兴趣，他说他对墓穴里的东西并不感兴趣，而是想知道墓穴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他对其中的力学原理感到好奇。他自己还造了一座小金字塔，但被戴维给毁了。
“分裂的比利”
比利说在医院期间经常看到护理人员骚扰和殴打患者。但是在所有的人格中，除里根之外，只有凯文曾挺身为患者说话。由于凯文的勇敢表现，阿瑟已将他从“不受欢迎的人”的名单中删除。
1980年3月28日，凯文给我写了封信，内容如下：
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但我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事。我只知道在那段完全分裂时期，沉睡的比利失落了时间。阿瑟说比利的人生非常短暂，而且很不幸地充满了苦涩。在这里，他一天比一天虚弱，他无法理解这里的管理人员为什么对自己那么仇恨和嫉妒。他们挑拨其他患者与里根打架，尽管被比利制止住了……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了。医生对我们说了一些令人难过的话，但最令我们感到痛心的是，他们没有说错。
我们——也就是我——是个怪人，是无法适应环境的人，是生物学上的错误。我们痛恨这里，但这儿却是我们的归宿，尽管在这里我们并不受欢迎。
里根不再管事了。他说，只要保持沉默，便不会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再没有人会责怪我们，里根已经不和人说话了。我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内心世界，把自己封闭起来。远离了真实的世界，我们就能够友好地相处。
我们知道，没有痛苦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世界……然而，只有在那里，我们才不再悲伤。
凯文
1980年10月，心理健康局宣布：州立利玛医院将改制为监狱。
于是，是否应当将比利转出利玛医院，再度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根据新的法律，比利被送回阿森斯或其他管制较松医院的可能性增大，弗洛尔法官同意再召开一次听证会。
听证会原定于1980年10月31日召开，后来经过协商推迟至选举日后的11月7日举行。这是为了避免政客和媒体将比利的听证会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但是，心理健康局的官员却利用这段时间做了手脚，他们要求检察官同意他们将比利转送到新成立的代顿司法中心。该中心4月份刚刚成立，建筑四周建了双层围墙，墙上还架着带刺的铁丝网，其安全措施甚至比许多监狱都严格。听证会被取消了。
1980年11月19日，比利被转送到了代顿司法中心。阿瑟和里根体会到了“分裂的比利”的绝望。他们担心他会自杀，因此又让他沉睡了。
除了会客时间外，比利将时间都用于读书、写作和画素描，因为他没有获得许可画油画。曾经在阿森斯医院接受治疗，后来痊愈出院的玛丽来探望他。为了每天都能来探望比利，她搬到代顿市居住。比利的表现良好，期盼着180天后的听证会，希望弗洛尔法官能让他转回阿森斯医院。他还表示，如果让考尔治疗他，他会让融合了的“老师”再回来。由于“分裂的比利”仍处于沉睡状态，目前的状况与当初科尼利亚博士叫醒他之前完全相同。
他感觉自己的情况正在恶化，在会客时经常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在只有部分人格融合的状态下，他就成了没有姓名的人。
他还说里根丧失了讲英语的能力，所以他们已不再沟通。因此，我建议他让出现在“聚光灯”下的人都在记事本上留言，以便让后来出现的人格了解曾经发生的事情。起初进展还算顺利，但后来记录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少。
1981年4月3日，听证会终于举行了。在与会的4名精神病医生和2名心理专家中，只有那位从未治疗过比利的林德纳医生认为应当将比利安置到安全措施最严格的地方。
检察官向法庭出示了一封信作为证据。在这封信里面，比利对一位企图杀害林德纳医生的患者说：“你不能这么做……你是否想过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愿意治疗你？他们担心因说错话而遭到谴责。然而，如果你认为林德纳伤害了你、耽误了你的治疗，使得你一生都被困在铁窗内，那么我就赞同你的做法。”
比利被传唤到证人席上，当宣誓完被问及姓名时，他答道：“汤姆。”汤姆解释说亚伦写这封信是为了说服那个病人别做傻事，不能因为有人在法庭上做证反对你，就杀掉他。虽然林德纳医生今天做证反对我，但我绝对不会因此而杀他。”
弗洛尔法官宣布延迟判决。舆论一片哗然，无不反对将比利送回阿森斯医院。
比利在代顿司法中心等待宣判期间，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绘制有关他的新书的封面。他打算多画几幅让作家挑选。但是，一天早晨他醒后，发现那几幅画已被“某个小孩”趁他熟睡之际，用橘色蜡笔涂得一塌糊涂。发稿截止日的当天早晨，亚伦拼命工作才得以及时完成。
1980年4月21日，俄亥俄州第四区法院判决将比利送往利玛医院的原决定是错误的。他们发现，将比利自阿森斯医院转往管制措施严格的利玛医院前，既“没有通知当事人及其家属，也没有允许当事人出席听证会、传唤证人……这些都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必须恢复非法转移当事人之前的状态。”
尽管第四区法院判决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但认为并非有意为之，因而不同意将比利转回阿森斯医院。法院认为通过之前的听证会，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比利的病会让自己和他人陷入危险之中。戈尔兹伯里律师和汤普森律师认为判决不当，继续向俄亥俄州高等法院上诉。
1981年5月20日，在180天听证会期限的最后6个多星期，弗洛尔法官完成了判决书。判决书中有两项说明：第一，“法庭根据一号证据（州检察官提供的信件）和林德纳医生的证词，认为威廉·米利根不具备遵循社会道德标准的控制能力，而且有犯罪倾向、不尊重人类生命。”第二，考尔医生的证词说“他不愿接受法院提出的限制条件……据此，本庭判决不宜将威廉·米利根转至阿森斯医院。”
但判决书只字不提其他出庭做证的心理专家和精神病医生的证词——他们做证比利并未对他人构成威胁。弗洛尔法官以“保障被告的治疗和公众安全”为由，判决比利继续留在代顿司法中心接受治疗（该中心并无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经验）；此外，代顿司法中心还请求法官判决比利支付所有的治疗费用。此刻距弗洛尔法官接手比利一案已有3年半的时间，距比利因精神病获判无罪则为2年5个月。
戈尔兹伯里律师立即向俄亥俄州富兰克林郡第十上诉法庭申诉，指控该判决违反了俄亥俄州法律第297条（即“米利根法”），既没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没有遵循恰当的程序，是违宪的。
然而，法院的这个不利判决似乎并没有让比利感到痛苦和绝望。我感到他已经厌倦了所有的这一切。
比利仍然与我保持电话联系，我也常到代顿司法中心去探望他。我有时遇见的是汤姆、亚伦或者凯文，但大多数时间见到的都是那个“没有姓名的人”。
有一次我问他是谁，他答道：“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我想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醒着或者没出现的时候，我好像是脸朝下趴在一块无边无际的玻璃上，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遥远的彼岸，那儿宛如星光闪耀的外层空间。那里还有一个圆形的光圈，就在我的眼前。我们中的几个人就躺在光圈旁边的棺材里，但棺材没有盖上，因为他们还没有死。他们在沉睡，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光圈旁边还有几个空的棺材，因为有人尚未到来。戴维和几个年龄小的孩子对生命还抱有一线希望，但年纪大的已经绝望了。”
“那是什么地方？”我追问。
“戴维给它取了个名字，”他继续说，“因为那是他创造的，他将其称为‘死亡之地（the dying 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