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本书出版后，我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询问在弗洛尔法官拒绝将比利转回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后发生了什么。
有鉴于此，我简要介绍一下。
亚伦在写给我的信中将治疗精神病罪犯的利玛医院称为“恐怖屋”，后来又将代顿司法中心称为“超级无菌监狱”。代顿司法中心医院院长亚伦·沃格尔（allen vogel）同情比利，也颇能理解他的需求，但不断遭到安全部门的掣肘。尽管沃格尔准许比利画油画，汤姆和亚伦还为此购买了绘画用品，但保安人员却拒绝执行院长的命令，辩称绘画用的亚麻子油属于危险品。从此绘画用品被清除出了医院。
亚伦的情绪越来越沮丧，坚持让经常来探望他的好朋友玛丽重返校园，开始新的生活。他说：“我不能让她陪我待在监狱里”。
玛丽离开代顿几个星期后，另一名年轻女子走进了比利的生活。她叫坦达（tanda），是代顿当地人。她经常到医院看望她的哥哥，因而在会客室里碰见过比利。两人后来经坦达的哥哥介绍相识。过了不久，她开始为比利做过去常由玛丽做的事：打字、送食品和买衣服。
1981年7月22日，坦达打电话告诉我，比利很令她担心。他拒绝换衣服、刮胡子，也不吃饭，还中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坦达觉得他对求生已经失去了信心。
我去医院，汤姆告诉我阿瑟对治疗和康复已不再抱有希望，决定自杀。
我告诉他，除了自杀还有另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想办法离开代顿。我听说曾经为他出庭做证的朱迪斯·巴克斯（judyth box）医生最近被派往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局医院担任医疗部主任。
汤姆起初对从一家戒备森严的医院转到另一家同样严加管制的医院毫无兴趣。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局医院是俄亥俄州精神病医院的一部分，比利15岁时曾在那里入院治疗过3个月。汤姆表示，如果不能回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由考尔医生治疗，那他宁愿去死。我告诉他，既然伯克斯医生曾经治疗过不少多重人格症患者，与考尔医生相熟，而且对比利的病例很感兴趣，那么她就有可能帮助他。在我反复劝说之下，汤姆最终同意转院。
心理健康局、检察官和法官都认为这属于内部转移，因而不需要由法庭裁决，但是转院的事进展缓慢。
在比利转院的前一天，我接到一名患者的电话。他告诉我，比利担心自己会伤害别人，因而祸及转院，所以自愿住进单独监禁室。4名警卫将比利带到监禁室后，立即捆住了他的手脚，把他毒打了一顿。
我在8月27日再次探望亚伦时，看到他又青又紫的左臂肿得老高、已经无法活动，左腿上则缠着绷带。1981年9月22日，比利坐在轮椅上被移送到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局医院。
转院不久，心理健康局便提出控诉，要求比利为他在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利玛和代顿医院接受的治疗支付5万美元的医药费，尽管住院治疗并非出于自愿。比利的律师后来也向法院提出控诉，要求利玛医院为比利创作的壁画支付报酬，并对比利受到的身体伤害和不当治疗进行赔偿。律师的控诉被驳回，而州政府的控诉仍在审理中。
坦达为了离比利近一些，在哥伦布市找了份工作，并住到比利妹妹凯西家。坦达说她爱比利，所以想常去看望他。伯克斯医生开始对比利进行强化治疗，她曾采用这个方法在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成功融合过多重人格。她与戴维、里根、阿瑟、亚伦和凯文沟通、合作，最后终于找回了“老师”。然而，我每次探视时，亚伦或汤姆会告诉我“老师”刚离开。后来，我请他们在房间里留个字条，让“老师”再出来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大概一周后，我接到了“老师”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据说你想见见我？”
自从我和“老师”在利玛医院一同审读书稿后，这是我们第一次交谈。这次我们谈了很久，因为他知道很多其他人格不知道的事情。
一天“老师”打电话说：“我必须找个人谈谈。我爱上坦达了，她也爱我，我们想结婚。”他们计划在12月15日结婚，这样伯克斯医生就能参加婚礼，因为她在那之后要回家乡澳大利亚度一个月的长假。
作为治疗措施的一部分，伯克斯医生让比利搬进了新病房。他的3名室友，也是伯克斯医生倾向诊断为多重人格症的患者。多重人格症患者需要特殊的治疗和关注，因而她认为让他们住在一起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但她万万没想到，哥伦布市的政客在选举前两周对她展开了抨击。
1981年10月17日《哥伦布快报》报道哥伦布市议员唐·基尔摩（don gilmore）谴责比利·米利根在哥伦布市医院受到特别照顾，其中包括“允许比利选择室友”。尽管医院出面否认，但基尔摩却不肯就此罢休。
11月19日《哥伦布公民报》报道：
尽管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局医院一再否认比利·米利根享受了特别待遇，但市议员要求再次调查是否存在此种可能……
基尔摩议员特别谴责了几周前发生的一件事。据说比利·米利根在夜晚2点半要求吃香肠三明治，因此医院员工不得不为比利病房的所有患者准备三明治。
坦达用了几周时间去寻找牧师、神父或法官来为他们证婚。几经周折，她才找到主持哥伦布市新建临时收容所的一位年轻的卫理公会牧师为他们证婚。加里·维特（gary witte）牧师希望婚礼能低调进行，因为担心消息曝光会影响他在收容所的工作。然而，《哥伦布快报》的一个记者认出了他。“我秉持的原则是，”年轻的牧师对记者说，“要为弱势群体服务……我主持婚礼是因为没有人肯出面……”
婚礼在1981年12月22日举行，参加人只有牧师、认证法院的一名职员（送来结婚许可证），以及我本人。那时伯克斯医生已经回澳大利亚了。为坦达戴上结婚戒指和吻新娘的是“老师”。根据俄亥俄州的法律，配偶并无探视权，除非比利转到管制不太严格的医院或是一般精神病医院，否则这对新婚夫妇不可能单独相处。
婚礼后，坦达举行了短暂的记者会，参加人包括几十名记者、摄影师和电视台工作人员。她告诉他们，她已经见过了大多数人格，他们都接受了她。将来她和比利一定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但是婚后不久，“老师”和坦达就发现了一些不祥的变化。他们不再给“老师”服药。警卫搜查他的房间时开始采用新的方法，比利会客前后都要被搜身，坦达前来探望也是如此。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在刻意侮辱他们的人格。
伯克斯医生从澳大利亚返回后得知，心理健康局决定不再继续聘用她。“我遭到了排挤。”她告诉我。
《哥伦布快报》1982年1月17日报道：
米利根的主治医生辞去公职
多重人格症强奸犯威廉·米利根的精神病主治医生朱迪斯·伯克斯，因与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局医院官员产生分歧而辞去工作。
州议员唐·基尔摩和r·哥伦布（columbus）为此感到高兴。
“老师”解体了。
比利的新主治医生是年轻的约翰·戴维斯。他曾经在海军担任过心理医生，刚接手这名病人时尚心存疑虑，但后来却对比利的病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赢得了大多数人格的信任，因而治疗得到了他们的配合。
2月12日，凯西发现嫂子的衣服、个人用品以及比利的汽车都不见了。坦达给比利留下了一封信，说她取走了他们共同账户里的钱，不过将来一定归还。还说她知道不该这样偷偷溜走，但已实在无法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
“我陷入了爱情，所以容易轻信，”亚伦对我说，“我的心碎了。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心灰意冷，但后来我告诉自己应当忘了她，忘了她所做的一切。我不能因为坦达而憎恨所有的女人，正如同我不能因为父亲而憎恨所有的男人一样。”戴维斯医生对病人处理这件事的态度颇为赞赏，尽管所有人格都觉得受了骗，但表现得十分大度。
1982年3月26日，由弗洛尔法官主持的庭审将决定比利是否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威胁，是否应将比利转到类似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那样管制措施较松的医院。但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在庭上的证词互相矛盾。
富兰克林郡检察官托马斯·迪尔（thomas deal）在接受《哥伦布公民报》采访时摆明了检察署的态度。1月14日该报报道说：“我们希望找到米利根有暴力行为的证明，那样我们就有理由把他转送到管制措施严格的医院。”
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局医疗部主任米基欧·扎克曼（mijo zakman）医生做证说，出庭前他和两名精神病医生对比利进行了大约2个小时的检查，并未发现有其他人格。他说比利根本没有精神疾病，只是具有反社会人格。
事态发展出乎意外，也令人担忧。如果弗洛尔法官相信了心理健康局的说法，认为比利没有精神疾病，那么就可能判比利出院，并立即交由俄亥俄州成人假释委员会处理。比利会因为违反假释规定而入狱服刑。
但戴维斯医生做证说：“比利现在正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我知道现在坐在那里的是哪个人格，那绝不是比利。”他指出哥伦布市的医院不利于比利的治疗：“因为那里的严格防范措施会阻碍多重人格症患者的治疗。”留在那里不会取得治疗效果。
临床心理学家哈里·埃塞尔（harry eisel）医生做证说，他曾给几个进攻型人格做了“手感测试”，以断定他们是否会对社会构成威胁。“手感测试”包括一系列处于不同位置的手的图片，病人根据图片做出判断。这种反应测试有助于判断患者是否具有潜在的暴力倾向。埃塞尔说他测试过的人格（我后来得知，那是菲利普、凯文和里根）都不具有危险性。虽然有一名社工为检方做证说，比利曾威胁过他和他的家人。但在辩方律师询问时，这名社工又承认他经常受到精神病患者的威胁，但只是威胁而已。
考尔医生说他愿意为比利治疗，并且会遵守法院的各项规定。
1982年4月8日，弗洛尔法官判决心理健康局将比利·米利根转回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治疗，并且允许他绘画和做木工，同时建议对他在病房之外的活动严密监视。比利在获准离开医院时必须通知法院。“既然大家都说应该，”弗洛尔法官说，“那我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1982年4月15日上午11点，在防范措施严格的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局医院住了两年半之后，比利又回到了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我定期去看望他，但碰到的不是汤姆就是亚伦。他们告诉我，“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共享了。亚伦听到脑海中有人说话（英国或南斯拉夫口音），但他和汤姆无法与他们沟通，这两个人自己也无法沟通。他们失去了联系，失落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在我写这篇后记之时，“老师”仍不见踪影。
汤姆画风景，丹尼画静物。亚伦除了画肖像画和记录在利玛、代顿和哥伦布等地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外，也记下了他们是如何协力合作、奋勇求生的。
考尔医生开始了艰难的治疗，既要修复两年半来受到的损伤，又要帮助他们把零星的记忆拼凑起来。没有人知道这要花费多长时间。
比利重返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在哥伦布市再次掀起了波澜，令他心情低落，但阅读俄亥俄大学学生报却让他颇感欣慰。《邮报》于4月12日发表了一篇评论，率先讨论了比利转院的事：
米利根回到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接受当地专家的治疗。他这一生受尽了不公平的待遇，如果我们不能为他做些什么，至少要给予他所需要的支持。我们不能要求大家张开双臂欢迎他，但希望大家能理解他。这是他至少应当得到的。
1982年5月7日于俄亥俄州阿森斯
本书出版后，我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询问在弗洛尔法官拒绝将比利转回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后发生了什么。
有鉴于此，我简要介绍一下。
亚伦在写给我的信中将治疗精神病罪犯的利玛医院称为“恐怖屋”，后来又将代顿司法中心称为“超级无菌监狱”。代顿司法中心医院院长亚伦·沃格尔（allen vogel）同情比利，也颇能理解他的需求，但不断遭到安全部门的掣肘。尽管沃格尔准许比利画油画，汤姆和亚伦还为此购买了绘画用品，但保安人员却拒绝执行院长的命令，辩称绘画用的亚麻子油属于危险品。从此绘画用品被清除出了医院。
亚伦的情绪越来越沮丧，坚持让经常来探望他的好朋友玛丽重返校园，开始新的生活。他说：“我不能让她陪我待在监狱里”。
玛丽离开代顿几个星期后，另一名年轻女子走进了比利的生活。她叫坦达（tanda），是代顿当地人。她经常到医院看望她的哥哥，因而在会客室里碰见过比利。两人后来经坦达的哥哥介绍相识。过了不久，她开始为比利做过去常由玛丽做的事：打字、送食品和买衣服。
1981年7月22日，坦达打电话告诉我，比利很令她担心。他拒绝换衣服、刮胡子，也不吃饭，还中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坦达觉得他对求生已经失去了信心。
我去医院，汤姆告诉我阿瑟对治疗和康复已不再抱有希望，决定自杀。
我告诉他，除了自杀还有另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想办法离开代顿。我听说曾经为他出庭做证的朱迪斯·巴克斯（judyth box）医生最近被派往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局医院担任医疗部主任。
汤姆起初对从一家戒备森严的医院转到另一家同样严加管制的医院毫无兴趣。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局医院是俄亥俄州精神病医院的一部分，比利15岁时曾在那里入院治疗过3个月。汤姆表示，如果不能回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由考尔医生治疗，那他宁愿去死。我告诉他，既然伯克斯医生曾经治疗过不少多重人格症患者，与考尔医生相熟，而且对比利的病例很感兴趣，那么她就有可能帮助他。在我反复劝说之下，汤姆最终同意转院。
心理健康局、检察官和法官都认为这属于内部转移，因而不需要由法庭裁决，但是转院的事进展缓慢。
在比利转院的前一天，我接到一名患者的电话。他告诉我，比利担心自己会伤害别人，因而祸及转院，所以自愿住进单独监禁室。4名警卫将比利带到监禁室后，立即捆住了他的手脚，把他毒打了一顿。
我在8月27日再次探望亚伦时，看到他又青又紫的左臂肿得老高、已经无法活动，左腿上则缠着绷带。1981年9月22日，比利坐在轮椅上被移送到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局医院。
转院不久，心理健康局便提出控诉，要求比利为他在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利玛和代顿医院接受的治疗支付5万美元的医药费，尽管住院治疗并非出于自愿。比利的律师后来也向法院提出控诉，要求利玛医院为比利创作的壁画支付报酬，并对比利受到的身体伤害和不当治疗进行赔偿。律师的控诉被驳回，而州政府的控诉仍在审理中。
坦达为了离比利近一些，在哥伦布市找了份工作，并住到比利妹妹凯西家。坦达说她爱比利，所以想常去看望他。伯克斯医生开始对比利进行强化治疗，她曾采用这个方法在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成功融合过多重人格。她与戴维、里根、阿瑟、亚伦和凯文沟通、合作，最后终于找回了“老师”。然而，我每次探视时，亚伦或汤姆会告诉我“老师”刚离开。后来，我请他们在房间里留个字条，让“老师”再出来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大概一周后，我接到了“老师”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据说你想见见我？”
自从我和“老师”在利玛医院一同审读书稿后，这是我们第一次交谈。这次我们谈了很久，因为他知道很多其他人格不知道的事情。
一天“老师”打电话说：“我必须找个人谈谈。我爱上坦达了，她也爱我，我们想结婚。”他们计划在12月15日结婚，这样伯克斯医生就能参加婚礼，因为她在那之后要回家乡澳大利亚度一个月的长假。
作为治疗措施的一部分，伯克斯医生让比利搬进了新病房。他的3名室友，也是伯克斯医生倾向诊断为多重人格症的患者。多重人格症患者需要特殊的治疗和关注，因而她认为让他们住在一起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但她万万没想到，哥伦布市的政客在选举前两周对她展开了抨击。
1981年10月17日《哥伦布快报》报道哥伦布市议员唐·基尔摩（don gilmore）谴责比利·米利根在哥伦布市医院受到特别照顾，其中包括“允许比利选择室友”。尽管医院出面否认，但基尔摩却不肯就此罢休。
11月19日《哥伦布公民报》报道：
尽管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局医院一再否认比利·米利根享受了特别待遇，但市议员要求再次调查是否存在此种可能……
基尔摩议员特别谴责了几周前发生的一件事。据说比利·米利根在夜晚2点半要求吃香肠三明治，因此医院员工不得不为比利病房的所有患者准备三明治。
坦达用了几周时间去寻找牧师、神父或法官来为他们证婚。几经周折，她才找到主持哥伦布市新建临时收容所的一位年轻的卫理公会牧师为他们证婚。加里·维特（gary witte）牧师希望婚礼能低调进行，因为担心消息曝光会影响他在收容所的工作。然而，《哥伦布快报》的一个记者认出了他。“我秉持的原则是，”年轻的牧师对记者说，“要为弱势群体服务……我主持婚礼是因为没有人肯出面……”
婚礼在1981年12月22日举行，参加人只有牧师、认证法院的一名职员（送来结婚许可证），以及我本人。那时伯克斯医生已经回澳大利亚了。为坦达戴上结婚戒指和吻新娘的是“老师”。根据俄亥俄州的法律，配偶并无探视权，除非比利转到管制不太严格的医院或是一般精神病医院，否则这对新婚夫妇不可能单独相处。
婚礼后，坦达举行了短暂的记者会，参加人包括几十名记者、摄影师和电视台工作人员。她告诉他们，她已经见过了大多数人格，他们都接受了她。将来她和比利一定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但是婚后不久，“老师”和坦达就发现了一些不祥的变化。他们不再给“老师”服药。警卫搜查他的房间时开始采用新的方法，比利会客前后都要被搜身，坦达前来探望也是如此。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在刻意侮辱他们的人格。
伯克斯医生从澳大利亚返回后得知，心理健康局决定不再继续聘用她。“我遭到了排挤。”她告诉我。
《哥伦布快报》1982年1月17日报道：
米利根的主治医生辞去公职
多重人格症强奸犯威廉·米利根的精神病主治医生朱迪斯·伯克斯，因与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局医院官员产生分歧而辞去工作。
州议员唐·基尔摩和r·哥伦布（columbus）为此感到高兴。
“老师”解体了。
比利的新主治医生是年轻的约翰·戴维斯。他曾经在海军担任过心理医生，刚接手这名病人时尚心存疑虑，但后来却对比利的病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赢得了大多数人格的信任，因而治疗得到了他们的配合。
2月12日，凯西发现嫂子的衣服、个人用品以及比利的汽车都不见了。坦达给比利留下了一封信，说她取走了他们共同账户里的钱，不过将来一定归还。还说她知道不该这样偷偷溜走，但已实在无法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
“我陷入了爱情，所以容易轻信，”亚伦对我说，“我的心碎了。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心灰意冷，但后来我告诉自己应当忘了她，忘了她所做的一切。我不能因为坦达而憎恨所有的女人，正如同我不能因为父亲而憎恨所有的男人一样。”戴维斯医生对病人处理这件事的态度颇为赞赏，尽管所有人格都觉得受了骗，但表现得十分大度。
1982年3月26日，由弗洛尔法官主持的庭审将决定比利是否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威胁，是否应将比利转到类似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那样管制措施较松的医院。但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在庭上的证词互相矛盾。
富兰克林郡检察官托马斯·迪尔（thomas deal）在接受《哥伦布公民报》采访时摆明了检察署的态度。1月14日该报报道说：“我们希望找到米利根有暴力行为的证明，那样我们就有理由把他转送到管制措施严格的医院。”
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局医疗部主任米基欧·扎克曼（mijo zakman）医生做证说，出庭前他和两名精神病医生对比利进行了大约2个小时的检查，并未发现有其他人格。他说比利根本没有精神疾病，只是具有反社会人格。
事态发展出乎意外，也令人担忧。如果弗洛尔法官相信了心理健康局的说法，认为比利没有精神疾病，那么就可能判比利出院，并立即交由俄亥俄州成人假释委员会处理。比利会因为违反假释规定而入狱服刑。
但戴维斯医生做证说：“比利现在正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我知道现在坐在那里的是哪个人格，那绝不是比利。”他指出哥伦布市的医院不利于比利的治疗：“因为那里的严格防范措施会阻碍多重人格症患者的治疗。”留在那里不会取得治疗效果。
临床心理学家哈里·埃塞尔（harry eisel）医生做证说，他曾给几个进攻型人格做了“手感测试”，以断定他们是否会对社会构成威胁。“手感测试”包括一系列处于不同位置的手的图片，病人根据图片做出判断。这种反应测试有助于判断患者是否具有潜在的暴力倾向。埃塞尔说他测试过的人格（我后来得知，那是菲利普、凯文和里根）都不具有危险性。虽然有一名社工为检方做证说，比利曾威胁过他和他的家人。但在辩方律师询问时，这名社工又承认他经常受到精神病患者的威胁，但只是威胁而已。
考尔医生说他愿意为比利治疗，并且会遵守法院的各项规定。
1982年4月8日，弗洛尔法官判决心理健康局将比利·米利根转回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治疗，并且允许他绘画和做木工，同时建议对他在病房之外的活动严密监视。比利在获准离开医院时必须通知法院。“既然大家都说应该，”弗洛尔法官说，“那我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1982年4月15日上午11点，在防范措施严格的俄亥俄中部地区司法局医院住了两年半之后，比利又回到了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我定期去看望他，但碰到的不是汤姆就是亚伦。他们告诉我，“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共享了。亚伦听到脑海中有人说话（英国或南斯拉夫口音），但他和汤姆无法与他们沟通，这两个人自己也无法沟通。他们失去了联系，失落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在我写这篇后记之时，“老师”仍不见踪影。
汤姆画风景，丹尼画静物。亚伦除了画肖像画和记录在利玛、代顿和哥伦布等地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外，也记下了他们是如何协力合作、奋勇求生的。
考尔医生开始了艰难的治疗，既要修复两年半来受到的损伤，又要帮助他们把零星的记忆拼凑起来。没有人知道这要花费多长时间。
比利重返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在哥伦布市再次掀起了波澜，令他心情低落，但阅读俄亥俄大学学生报却让他颇感欣慰。《邮报》于4月12日发表了一篇评论，率先讨论了比利转院的事：
米利根回到阿森斯心理康复中心接受当地专家的治疗。他这一生受尽了不公平的待遇，如果我们不能为他做些什么，至少要给予他所需要的支持。我们不能要求大家张开双臂欢迎他，但希望大家能理解他。这是他至少应当得到的。
1982年5月7日于俄亥俄州阿森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