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1
1979年10月5日，《哥伦布市快报》登载了以下消息：
高级官员敦促尽快转移米利根
鲁斯特报道
在州心理健康局高级官员的干预下，多重人格症强奸犯威廉·米利根在周四被转移至有严密防范措施的州立利玛医院。
据说转移命令直接来自俄亥俄州心理健康局和心理障碍组织哥伦布总部，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于周三接到通知。威廉·米利根曾在该中心接受了10个月的治疗。
消息来源指出，心理健康局局长提摩西·莫里兹曾数度打电话……
哥伦布市州议员斯廷奇雅诺和阿森斯市议员鲍尔高度赞扬转移比利的决定，但抱怨对强奸犯的惩罚过轻，以及决定拖延过久。
斯廷奇雅诺还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威廉·米利根一案的发展，确保米利根处于最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监管之中，直至他对社会不再构成威胁。
比利被转移至利玛医院的第二天，兰开斯特民事法庭的杰克森法官就“格雷药房”抢劫案抗辩申诉做出如下判决：
威廉·米利根参与了1975年3月27日发生的“格雷药房”抢劫案。本庭认真分析了有关他在犯案期间患有精神病的证据，但不认为该犯罹患精神病，也不认为他无法为自己辩护并理解起诉内容。因此，威廉·米利根要求取消有罪判决的申诉，本庭予以驳回。
戈尔兹伯里向俄亥俄第四巡回上诉法庭提起上诉，理由是杰克森法官未适当考虑重要的旁证——由四名著名精神病医生和一名心理学家提交的研究报告，而仅仅听取了布朗医生一个人的证词。同时，戈尔兹伯里也向俄亥俄州利玛市亚伦地方法院提出了上诉，理由是他的当事人在没有机会与律师商量的情况下，未经正常操作程序而直接被转移到管制措施更为严格的治疗场所。
2
一星期后，在亚伦地方法院审理威廉·米利根转回阿森斯市申请的时候，作家第一次看到被手铐铐住的比利。那是“老师”。“老师”腼腆地笑着。
“老师”与戈尔兹伯里律师和作家单独相见时，谈起了利玛医院在过去几周内对他进行治疗的情况。临床主任林德纳医生将比利的病诊断为变态性精神分裂症，他让比利服用三氟拉嗪安定片——与盐酸氯丙嗪属于同类药物，但服用该药可能加剧人格分裂。
他们谈了很久，直至警卫前来通知法院仲裁会即将开始。戈尔兹伯里律师和比利请作家与他们坐在一起，检察总长毕林基与证人林德纳医生则坐在对面。林德纳医生身材和脸庞瘦削，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蓄着范戴克式的胡子。他看着对面的比利，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检察总长与律师讨论了许久，最后作出了判决（根据法律规定无须做证）：琼斯法官判定的治疗地点是利玛医院，因而威廉·米利根应留在该医院治疗。但他有权在11月底之前的90天审查期内申诉并提出证据，届时将择期举行听证会。因此，不论威廉·米利根是否仍然心智不健全，或是仍然在利玛医院治疗，法院将不会在6周内做出任何决定。
“老师”在仲裁会上发言道：“我知道在开始新的治疗之前，我必须等待。在过去两年里为我治疗的医生曾经告诉过我：‘你必须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而且完全信任你的医生、心理医生和治疗小组。’我希望法院尽快为我提供帮助，恢复对我的治疗。”
“米利根先生，”检察总长说道，“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的看法不正确，你认为自己在州立利玛医院就无法接受治疗吗？”
“关于这个问题，”比利说，眼睛直视林德纳医生，“我想得到治疗，而且需要寻求别人的帮助，但首先我必须信任给我治疗的人。我不认识这些医生，而且我也不信任他们。他们并不认为我患有疾病，因此，让我回那个不会对我进行治疗的地方，只会让我感到恐惧。我确信我需要接受治疗，而且是正确的治疗。但利玛医院的医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们不相信存在多重人格。”
“那是医学问题，”毕林基说，“我们今天不准备讨论。尽管如此，如果你在听证会上提出这个意见，我们会慎重考虑利玛医院是否是治疗你的合适场所。”
仲裁会后，作家和戈尔兹伯里到利玛医院探望比利。他们本人和手中的皮包经过金属探测器的检查，又走过两道厚重的铁门，才由一名警卫带进了会客室。没过多久，一名警卫把比利带进来，出现的仍然是“老师”。在两个小时的探望中，比利向作家讲述了在阿森斯医院发生的所谓“强奸案”的经过，以及自己被转移到利玛医院的过程。
“一天晚上，我听到那两个女孩在大厅说自己既没有工作又没有钱，很为她们感到难过。我真是太天真了，心想应当帮助她们，所以就请她们帮我散发贴纸。这样就可以给她们一些钱。我告诉她们，只要发出去一半贴纸，我就会付给她们钱。
“四天后的下午，她们不见了，可能是想把赚来的钱花光，所以就去商店买了一瓶朗姆酒。
“医院是有规定的，我只能在医护人员陪同或是得到医生许可后，才能和其他患者一起到外面散步。那天，我获准与霍斯顿一起在院子里散步，凯瑟琳登记了我们外出的时间。她说我们在外面停留不得超过十分钟。于是，我们就在病房周围散了一会儿步，当时我正处于人格分裂状态，所以心绪不安。”
“那么是谁出现的？”作家问。
“是丹尼。霍斯顿很关心我，尽管他不了解我的情况，也不知道我的问题所在。我们散步的时候，听见有两个女孩叫我们。她们走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她们已经喝醉了。我猜想她们手里拿的百事可乐瓶子里大概装的是酒，因为她们浑身都是酒味，而且瓶子里的液体也比平常颜色要浅，更清澈一些。”
“老师”说，其中一个女孩认出他是丹尼而不是比利。她们靠近霍斯顿说：“让那个无聊的家伙回去吧！你来和我们一起玩。”
霍斯顿告诉她们不能这样做，但他们还没来得及走开，其中的一个女孩就吐了霍斯顿一身，污物溅到了丹尼的裤子上。
丹尼觉得很恶心，于是往后退了一步，用手捂住了脸。霍斯顿大声骂了她们，然后和丹尼转身回了病房。那两个女孩在后面嬉笑怒骂地跟着走了一段路，然后顺着砖石路向墓地走去。
“老师”告诉作家和戈尔兹伯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霍斯顿做了什么他不能确定，但他自己绝对没有碰她们。
在利玛医院度过的8天就如同地狱一般，他说：“我会把这儿发生的事写下来寄给你。”
探视结束时，“老师”被要求通过金属探测器，以检查来访者是否留下了违禁品或其他物品。然后，他转身挥手告别：“11月底见，就是下次的听证会，但在此期间我会写信给你。”
作家给林德纳医生打电话，想与他谈谈，但对方似乎充满了敌意，“我认为有关治疗的问题不适于对媒体公开。”
“我们并不想大肆渲染这个问题。”作家说。
“没什么好说的。”林德纳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在11月听证会之前，作家准备参加利玛医院设施视察团的活动，而且申请已获得批准。但就在视察的前一天，他突然接到电话，被告知林德纳医生和医院安全部主管哈伯德取消了他的申请，而且他已被永远禁止进入利玛医院。
作家气愤地向检察总长毕林基询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医院方面怀疑作家为威廉·米利根带毒品，但后来这个原因又被改为“于患者的治疗不利”。
3
11月30日的天气很寒冷，大地为初雪覆盖。利玛市的亚伦地方法院坐落在一栋古老的建筑里。虽然宽阔的第三法庭可以容纳50人，但大多数座位都空着。这次听证会不对公众和媒体开放，电视台记者只好在法庭外等候。
“老师”戴着手铐坐在两位律师中间。除律师之外，只有多萝西、摩尔和作家被允许旁听。出席听证会的还有富兰克林郡的格拉迪助理检察官、俄亥俄州假释委员会的代表简·汉斯，以及哥伦布市西南心理康复中心的律师亨凯纳。
金沃希法官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他是个相貌堂堂、五官分明的年轻人。他查看过1978年12月4日听证会的记录，知道当时比利是因患有精神病而被判无罪。他还查看了一年多来举行的其他几次听证会的记录。金沃希法官说：“这些听证会的举行符合俄亥俄州相关地方修正法案的规定。”
毕林基检察总长请求隔离证人，得到获准。汤普森律师指出比利被转移到利玛医院的程序存在问题，因而请求将他再转回阿森斯医院，但被驳回。
上述申请审理完毕，听证会正式开始。
州政府的第一位证人是65岁的精神病医生米基。他身材矮胖、穿着肥大的毛衣和裤子。米基医生理了一下深色的头发，摇摇晃晃地从毕林基身旁走到证人席上（他也是州政府的技术顾问）。米基医生做证说，他曾见过威廉·米利根两次，第一次时间很短，是在1979年10月24日，当时病人已转至利玛医院由他负责治疗；第二次是在10月30日，是为了审查他的治疗计划。今天早晨在听证会之前，他被允许观察威廉·米利根半个小时，以确认患者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病情是否发生变化。根据医院记录，他认为威廉·米利根的问题是人格障碍，也就是说他具有反社会倾向，同时，神经官能症导致患者情绪沮丧和精神分裂，令他痛苦不堪。
毕林基长着一张孩子般的脸和一头卷发，他开口问证人道：“他今天的状况是否与一个月之前完全相同？”
“是的，”米基说道，“他精神不正常。”
“他的症状是什么？”
“他的行为令人无法理解，”米基盯着比利说，“他被控犯有强奸罪和抢劫罪，对社会不满，但惩罚对这类罪犯起不了什么作用。”
米基还表示，他也曾考虑过比利是否具有多重人格的问题，但并未发现任何症状；他认为比利有高度的自杀倾向，是个危险人物。
“对这个病人的治疗没有效果，”米基说，“他态度傲慢、拒不合作，而且自我意识相当强，拒绝接受周围环境。”当毕林基问及他是如何治疗该患者时，米基答道：“巧妙地回避。”
米基说他让比利服用了5毫克三氟拉嗪安定片（stelazine），但既未出现不良反应，也没有什么效果，因此不再让他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他认为需要对比利实施最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而这方面利玛医院在俄亥俄州是最强的。
在汤普森和戈尔兹伯里的交叉询问下，米基说他之所以不认为比利具有多重人格，是因为他没有发现相关症状。他本人并不认可第二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2nd edition, dsm-ii）中对多重人格的定义，“我不认为他是多重人格症患者，正如同我不认为他患有梅毒一样，因为他的血液化验报告表明梅毒并不存在”。
“他有什么表现？”汤普森问。
“愤怒、恐惧，凡事若不如意，就会发怒，行为非常冲动。”
汤普森皱着眉头说：“你的意思是，一个人愤怒或情绪低落就有精神病？”
“是的。”
“每个人不是都有愤怒和情绪低落的时候吗？”
米基环顾了一下法庭，耸耸肩说道：“每个人的精神都存在问题。”
汤普森盯着证人，然后在笔记本做了记录。“比利是否信任你？”
“不信任。”
“由他信任的人来为他治疗，治疗效果是否比较好？”
“是的。”
“法官，我没有其他问题再问这位证人。”
在休会之前，戈尔兹伯里提交了3天前由考尔提供的证词。戈尔兹伯里希望法庭在传唤其他证人——哈丁、卡洛琳医生以及特纳——之前，将考尔医生的证词列入记录。
考尔医生的证词记录了汤普森询问他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最佳方法的内容。汤普森问：“医生，你能否告诉我，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最有效方法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考尔医生在11月19日写给戈尔兹伯里律师的信中做了详尽的回答：
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主治医生必须是心理健康方面的专家，而且最好是符合下述条件的精神病医生：
一，他（或她）必须相信该患者确实患有这种疾病，绝不能由不相信的人负责治疗。
二，如果精神病医生本人没有治疗经验，可在有治疗经验的医生协助下进行治疗。
三，他（或她）应会运用催眠术，这是一种辅助治疗方法，尽管并非必不可少，但最好能够具备。
四，他（或她）必须大量阅读过有关此类疾病的文献资料，并且不断进行深入研究。
五，他（或她）必须极具耐心、坚强并且执着，因为治疗此类患者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耗费大量体力而且难度极高。
目前有经验的医生主要根据下述原则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
一，必须发现并认定所有人格。
二，必须确认这些人格存在的原因。
三，完成上述两项后，医生应针对各种人格进行治疗，以期改善患者的状况。
四，必须确认已经发现的正面人格并给予特别关注，然后再尝试解决其他变化中的人格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可能对其他人格构成威胁的人格，这一点非常重要。
五，患者应明了自身问题的性质和影响，通过治疗积极地解决问题。换言之，患者应了解整个治疗过程，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治疗。
六，必须避免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因为这种药物会刺激患者的人格发生分裂；此外，药物的副作用也会对治疗产生不良影响。
以上只涉及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部分问题，并非对全部治疗过程的完整描述。
考尔的证词还深入探讨了相关的治疗标准。
毕林基在进行交叉质询时，质疑这些是否就是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最理想条件。考尔尖锐地回应道：“先生，我并未说过这些基本条件是最理想的。我甚至认为，这些只是最低的要求。但对于首次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医生而言，这些就是全部。不具备这些条件，宁可不治疗，也不要随便应付患者。”
午饭后，比利再次被带回法庭时换了一件衬衣。作家怀疑“老师”已经消失了。
戈尔兹伯里和汤普森要求传唤哈丁医生做证。哈丁简要介绍自己参与治疗比利的过程后，表示自己仍然认为阿森斯医院是最适合比利的治疗场所。
“哈丁医生，”在交叉询问时，毕林基问道，“多重人格症的病例是否很罕见？”
“是的。”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是不是都存在着其他人格？”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记忆丧失。”哈丁答道。
“那么如何证明丧失了记忆？可能做假吗？”
“我们一直都在进行认真的研究，”哈丁说，“而且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研究，我们发现他确实存在记忆丧失的现象，并不是装出来的。”
“哈丁医生，”戈尔兹伯里此时问道，“你是否参考过其他患者或其他医院的病例？”
“是的，能找到的所有资料我都会参考。”
“你是否认为有必要参考过去的案例以及其他医生的经验？”
“我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
戈尔兹伯里出示了考尔医生的证词。哈丁看后表示，关于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医生应具备的条件，考尔医生的意见十分正确，他本人也认为那些是最基本的条件。
随后出庭做证的是特纳博士。她做证说，在比利接受审判前，她几乎每天都与他在一起，并且曾为他做过几次智力测试。
“测试结果如何？”戈尔兹伯里问。
“其中两个人格的智商是68—70，一个人格是一般水平，另外一个则非常优秀，智商达到了130。”
“这可能吗？”毕林基问，“这些智商一定是假的！”
“绝对不假！”特纳发怒道，“我丝毫不怀疑测试结果的真实性！”
卡洛琳医生也出庭做证说，她与特纳博士、科尼利亚博士以及哈丁医生分别参与了对比利的治疗。她曾在今年4月、6月和7月见过比利，认为他仍然处于人格分裂的状态。
“如果患者还存在其他问题应如何处理？”毕林基问道。
“首先针对多重人格症进行治疗，”卡洛琳医生说，“尽管患者可能存在其他精神方面的问题，例如不同的人格可能患有不同的疾病，但应当优先治疗整体性的病症。”
“你认为他在阿森斯医院接受的治疗正确吗？”
“是的。”
戈尔兹伯里将考尔医生的证词递给卡洛琳看，她点头说那是最基本的要求。
做证完毕后，证人获准留在法庭内继续旁听。
当天下午3点50分，比利获准为自己做证，这是他生平第一次。
由于戴着手铐，他只能先吃力地将左手放在圣经上，然后再将右手举起。他弯下腰努力地完成了上述动作，面带微笑地宣了誓。宣誓之后他坐下来，抬头望着法官。
“威廉·米利根先生，”金沃希法官说，“你有权参加这次听证会，但也有权保持沉默，无须回答提出的问题。”
比利点点头。
戈尔兹伯里开始温和但态度坚决地直接询问：“比利，你是否记得10月12日曾在法庭上说过的话？”
“是的，我记得。”
“我想询问你在利玛医院的治疗情况。你是否接受过催眠治疗？”
“没有。”
“集体治疗？”
“没有。”
“音乐治疗？”
比利望着法官：“他们把我们带进一个房间，里面摆着一架钢琴，但没有医生。我们只是在那坐了几个小时。”
“你对米基医生有信心吗？”戈尔兹伯里问道。
“没有，他给我开了三氟拉嗪安定片，但那种药让我感到头昏眼花。”
“你对接受的治疗有什么看法？”
“我到了那儿就被送进22号病房，来了一位非常非常粗鲁的医生，然后我就去睡了。”
“比利，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具有多重人格？”
“在哈丁医院。但是，直至我在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看过录像后，才真正知道。”
“比利，你认为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发生？”
“因为我继父对我做过的事。我想逃避，我不想当威廉·米利根。”
“你能举个例子告诉我们，当你转换成另一种人格时会发生什么？”
“有一天，我站在我房里的镜子前刮胡子。当时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我刚刚搬到哥伦布市，而且并不是在和谐的气氛下离开家的，所以心情很不好。我站在那儿刮胡子，突然眼前一黑，就好像灯被关掉了一样，四周也变得非常安静。当我再睁开眼时，发现自己正坐在一架喷气客机上。我大吃一惊，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飞机降落后，我才知道自己到了圣地亚哥。”
法庭上鸦雀无声，法官专心地听着，负责录音的女职员张大嘴巴抬头望着比利，感到匪夷所思。毕林基站起来进行交叉询问。
“比利，你为什么信任考尔而不信任利玛医院的医生？”
“从我第一天见到考尔，就对他有一种很奇怪的信任感。一年多以前，警察送我去那里的时候，用手铐紧紧地铐着我。”他将手举起来给大家看，现在的手铐铐得很松。“考尔医生看到后，就指责他们把我铐得太紧，让他们把我的手铐打开。我立刻就知道他是会保护我的。”
“如果肯配合，你在利玛医院不是会得到更好的治疗吗？”毕林基问。
“我无法自我治疗啊！”比利说，“那里的病房就像是人来人往的菜市场。在阿森斯医院，我的情况也曾恶化过，但我学会了如何自我调整，医院的工作人员也知道如何处理我的问题，而不是惩罚。他们重视的是治疗。”
听证会快结束时，毕林基总结说：州政府只需证明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病、是否需要住院治疗，而不需要了解治疗过程。目前的最新证词分别来自考尔医生和米基医生。考尔强调比利仍然患有精神病；米基医生则认为利玛医院是治疗此类患者的最佳场所。
“因此，我请求将当事人安置在利玛医院。”毕林基说。
汤普森律师在最后辩论中指出：今天出庭做证的都是精神医学界的权威，他们都认为我的当事人是多重人格症患者。
“这一点确认后，主要的问题就是采取何种方法进行治疗，”汤普森继续说，“根据比利目前的精神状况，上述专家均认为应该把当事人送往最适合他的地方——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接受治疗。此外，他们都认为对比利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0月4日，比利被转送到利玛医院，他的主治医生表示不会参考以前的治疗方案，而且认为比利对他自己和其他人构成了威胁。请问，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法官先生，根据各位专家提供的证词，根据米基医生认为比利有反社会倾向而且状况毫无改善迹象的说法，我们可以说米基医生显然不是治疗多重人格症的专家。真正的专家都支持比利的看法。”
法官最后宣布，他将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并于10天之内做出判决，在此之前，比利仍将留在利玛医院。
1979年12月10日，法院做出下述判决：
（1）被告的思想、情绪、理解力、适应力和记忆力均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损害了他对现实的判断能力、行动能力和认知能力，因此被告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
（2）被告的精神病属于多重人格分裂症。
（3）鉴于被告患有精神病，本庭判决其入院接受治疗。由于被告患有精神疾病，最近又曾企图自杀，可能会对其造成身体伤害；同时他近来的暴力行为也对他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为了保护被告本人和他人的安全，被告入院治疗刻不容缓。
（4）由于被告患有精神病，可能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因此必须在实施严格安全措施的医院中接受治疗。
（5）由于被告被诊断为多重人格症患者，因此必须针对该病症加以治疗。
本庭判决被告在利玛市的州立利玛医院接受治疗，治疗的病症为多重人格症，此前的所有病历和材料均应转至利玛医院。
金沃希法官
亚伦地方民事诉讼法庭缓刑部
4
12月18日，比利从利玛医院男子疗养所打电话给作家，说他曾被一名医护人员殴打，眼睛和脸颊都被打得淤血，两根肋骨被打断。利玛医院的代理律师还拍下了比利背部被抽打的伤痕。
但医院管理部门却对外宣称：“在与看护人员发生口角”后，比利身上除了留有自己造成的伤痕外，并无其他伤痕。
第二天，在汤普森律师探视之后，利玛医院高层更正了原先的声明，证实比利“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稍后被请来调查此案。
利玛医院发布的有关比利的声明令汤普森非常气愤，于是通过媒体发表了一个声明：“即使是被判入狱的犯人，也享有公民的权利。”他对报社记者说：“俄亥俄州法律和美国联邦法律都规定他们的公民权应当得到保障，这一点法院必须强制执行，医院究竟做了什么迟早会水落石出。”
1980年1月2日，利玛医院“第三次每月例行治疗会议”做出了如下决定：
针对该患者的治疗计划是恰当和有效的。
患者的症状是：
（1）假性人格障碍精神分裂症（dsm-ii、295.5）导致的分裂症状；
（2）r/o（特殊诊断）反社会人格，有暴力倾向（dsm-ii、301.7）；
（3）根据病历，过去有酗酒习惯（dsm-ii、303.2）；
（4）根据病历，过去曾服用毒品和兴奋剂（dsm-ii、304.6）。
鉴于该患者在男子疗养所的暴力行为，已于几周前转入特别监护病房……媒体的报道对患者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令其“自我膨胀”……由于威廉·米利根的精神病症状非常显著，较之其他同类患者更难以治疗……此外，患者还经常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尽管这种现象多见于女性患者，但也有不少男性患者会出现此症状。
林德纳博士，驻院精神病医生80/1/4
麦金托什博士，心理学家80/1/4
多兰硕士，心理学助教80/1/7
利玛医院并未按照金沃希法官的判决针对比利的多重人格症进行治疗，因此汤普森和戈尔兹伯里于盛怒之下向法院及心理健康局提出申诉，强烈要求将比利转至管制较松的医院治疗。
5
比利被关在以治疗精神病罪犯为主、戒备森严的利玛医院，无奈之下向监护人员借来纸笔，开始给作家写信，以下是第一封：
突然，一名监护人员走进门来，恶狠狠地向22号病房的病人叫道：“都给我听着！你们这些该杀的懒蛋，通通给我滚到活动大厅，快点！”他喘了一口气，将口中的香烟移动了一下，又含混不清地接着说，“玻璃擦干净之后，你们这些狗娘养的立刻给我滚回自己的房间！”
在他凶神恶煞的目光的注视下，病人们从硬板凳上站起来，像僵尸一样走向活动大厅，身后传来铁门——关上的巨响。身上挂着像围嘴一样的毛巾，面无表情的一群男人缓慢地走着，那些高大粗壮的监护人员在一旁挥舞着宽皮鞭，就好像在赶鸭子，患者毫无尊严可言。服用镇静剂在这儿就像吃糖果一样，为了让患者服从，医院不停地给他们服用。人性不复存在，但我忘了，我们早已经不是人了。又是“哐当”一声巨响！
走进窄小的房间，“哐当”一声关上门，我立刻感到与世隔绝、难以呼吸，身上的每一处关节似乎都僵硬了，我强迫自己去适应那个硬邦邦的塑料床垫。由于没有工具，我决定用自己的想象力在对面的墙上作画，试着描绘出一个个画面，看着它们自娱自乐。今天，我看到了一些面孔，年老、丑陋的恶魔般的面孔。虽然恐惧，但我让自己继续幻想着。墙壁在嘲笑我，我痛恨那面墙，他妈的墙！它一点点地挤向我，嘲弄的声响越来越大。从眉毛上流下的汗珠刺痛了我的眼睛，但是我仍然尽量睁着眼睛，因为我必须提防那面嘲弄我的墙，否则它会挤过来将我压碎。我会死死地盯住它！410名精神病罪犯，如同幻影一般被上帝遗弃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无穷无尽的大厅里。我痛恨州政府将这个鬼地方取名为医院。州立利玛医院！“哐当”！
22号病房内一片静寂，除了清扫碎玻璃的声响，因为有人打破了活动大厅里的小窗户。我们都坐在大厅里靠墙摆放的又重又硬的木头长椅上，可以抽烟，但双脚必须平放、不准说话，否则日子就难过了。是谁打破了玻璃？那些监护发火了，因为这件事搅扰了他们玩牌的兴致。如果我们要求走出小房间，只能去活动大厅。
……我什么都听不见，处于昏迷状态之中且浑身麻木，那面嘲弄我的墙已经不再笑了，墙面上满是裂缝。我双手冰凉，心脏在空洞的身体里扑扑地跳着，焦虑不断地侵蚀着我，企图冲出我的躯体。然而，我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望着那面沉默的墙发呆。我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躺在空空荡荡的洞穴里。我干裂的嘴唇中渗出了唾液，说明抗精神药物正在与我的精神、灵魂和肉体搏斗。我能抵抗药物，还是药物最终会战胜我？我是为了躲避铁窗之外的悲惨命运才来到这里的吗？与社会不相容的灵魂已经被扔进了垃圾箱，它还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吗？困在这钢筋水泥铸就的箱子里，对着一面不断嘲弄我、向我逼近的墙，我对人类能有什么贡献？我该放弃吗？就如同一张33转的唱片放在了78转的唱盘上，越来越多的问题在我心中旋转，不断地加速。突然，我的身体被恐惧感震慑，现实在我的眼前展开，我猛然惊醒，活动了一下僵直的关节。脊背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爬，抑或是我的幻觉？这种感觉持续着，我知道那不是幻觉，确实有东西在我背上爬行。顾不得解开扣子，我猛地将衬衣从头上脱下。恐惧中的我，顾不了那么许多。三颗扣子被撑落在地上，但衬衣刚一脱下，脊背上的奇怪感觉便立刻消失。我查看衬衣，发现了入侵者。原来是一只三公分长的黑蟑螂在我背上肆意爬行，虽然无害，却吓坏了我。正是由于它的出现，我返回了现实，但内心仍在纠结。那只讨厌的蟑螂逃走了，我却为自己还有知觉而暗自得意，为精神和肉体取得的胜利而感到骄傲。我的精神并没有损坏，依然保持着战斗力。我没有失败但也没有胜利。我打破了一扇窗户，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作家收到另一位患者从利玛医院寄来的信，日期为1月30日：
敬启者：
我直奔主题吧。比利的律师探望之后，他被从第五集中治疗室转移到了第九治疗室，因为那里更加坚固。
转移决定是由“治疗小组”在每天早晨的例会中做出的。这对比利是个意外的打击，但他应付得很好……
现在，我只能在活动时间与比利交谈。我发现比利承受的压力几乎到了极限，他说除非辞退他的律师，否则他永远都会被禁止会客、写信和打电话。他们告诉比利别再有出书的非分之想，监护人员还不断地羞辱他。因为帮助他出书，我也遭到了痛斥，这里的人不希望该书出版。
有人告诉我，比利会被永远关在那间最坚固、管理最严苛的病房里。
（名字隐去）
3月12日，作家收到了一封寄自利玛医院的信，笔迹陌生，书写语言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原文和译文如下：
subata mart osmi 1980
kako ste? kazma nadamo. zaluta vreme. ne le?enje billy je spavanje. on je u redu ne brinite. i dem na pega. u?inicu sve ?ta mogu za gan mo?ete ra ?unati na mene "nu?da ne poznaje zakona."
nemojete se
ragen
1980年3月8日 星期六
你好吗？希望一切都还顺利。我失落了时间。比利仍在沉睡，所以无法接受治疗。他很好，别担心。我将负责处理这里的一切。为了他，我会竭尽全力。请相信我。“情出无奈，罪可赦免”。
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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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5日，《哥伦布市快报》登载了以下消息：
高级官员敦促尽快转移米利根
鲁斯特报道
在州心理健康局高级官员的干预下，多重人格症强奸犯威廉·米利根在周四被转移至有严密防范措施的州立利玛医院。
据说转移命令直接来自俄亥俄州心理健康局和心理障碍组织哥伦布总部，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于周三接到通知。威廉·米利根曾在该中心接受了10个月的治疗。
消息来源指出，心理健康局局长提摩西·莫里兹曾数度打电话……
哥伦布市州议员斯廷奇雅诺和阿森斯市议员鲍尔高度赞扬转移比利的决定，但抱怨对强奸犯的惩罚过轻，以及决定拖延过久。
斯廷奇雅诺还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威廉·米利根一案的发展，确保米利根处于最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监管之中，直至他对社会不再构成威胁。
比利被转移至利玛医院的第二天，兰开斯特民事法庭的杰克森法官就“格雷药房”抢劫案抗辩申诉做出如下判决：
威廉·米利根参与了1975年3月27日发生的“格雷药房”抢劫案。本庭认真分析了有关他在犯案期间患有精神病的证据，但不认为该犯罹患精神病，也不认为他无法为自己辩护并理解起诉内容。因此，威廉·米利根要求取消有罪判决的申诉，本庭予以驳回。
戈尔兹伯里向俄亥俄第四巡回上诉法庭提起上诉，理由是杰克森法官未适当考虑重要的旁证——由四名著名精神病医生和一名心理学家提交的研究报告，而仅仅听取了布朗医生一个人的证词。同时，戈尔兹伯里也向俄亥俄州利玛市亚伦地方法院提出了上诉，理由是他的当事人在没有机会与律师商量的情况下，未经正常操作程序而直接被转移到管制措施更为严格的治疗场所。
2
一星期后，在亚伦地方法院审理威廉·米利根转回阿森斯市申请的时候，作家第一次看到被手铐铐住的比利。那是“老师”。“老师”腼腆地笑着。
“老师”与戈尔兹伯里律师和作家单独相见时，谈起了利玛医院在过去几周内对他进行治疗的情况。临床主任林德纳医生将比利的病诊断为变态性精神分裂症，他让比利服用三氟拉嗪安定片——与盐酸氯丙嗪属于同类药物，但服用该药可能加剧人格分裂。
他们谈了很久，直至警卫前来通知法院仲裁会即将开始。戈尔兹伯里律师和比利请作家与他们坐在一起，检察总长毕林基与证人林德纳医生则坐在对面。林德纳医生身材和脸庞瘦削，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蓄着范戴克式的胡子。他看着对面的比利，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检察总长与律师讨论了许久，最后作出了判决（根据法律规定无须做证）：琼斯法官判定的治疗地点是利玛医院，因而威廉·米利根应留在该医院治疗。但他有权在11月底之前的90天审查期内申诉并提出证据，届时将择期举行听证会。因此，不论威廉·米利根是否仍然心智不健全，或是仍然在利玛医院治疗，法院将不会在6周内做出任何决定。
“老师”在仲裁会上发言道：“我知道在开始新的治疗之前，我必须等待。在过去两年里为我治疗的医生曾经告诉过我：‘你必须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而且完全信任你的医生、心理医生和治疗小组。’我希望法院尽快为我提供帮助，恢复对我的治疗。”
“米利根先生，”检察总长说道，“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的看法不正确，你认为自己在州立利玛医院就无法接受治疗吗？”
“关于这个问题，”比利说，眼睛直视林德纳医生，“我想得到治疗，而且需要寻求别人的帮助，但首先我必须信任给我治疗的人。我不认识这些医生，而且我也不信任他们。他们并不认为我患有疾病，因此，让我回那个不会对我进行治疗的地方，只会让我感到恐惧。我确信我需要接受治疗，而且是正确的治疗。但利玛医院的医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们不相信存在多重人格。”
“那是医学问题，”毕林基说，“我们今天不准备讨论。尽管如此，如果你在听证会上提出这个意见，我们会慎重考虑利玛医院是否是治疗你的合适场所。”
仲裁会后，作家和戈尔兹伯里到利玛医院探望比利。他们本人和手中的皮包经过金属探测器的检查，又走过两道厚重的铁门，才由一名警卫带进了会客室。没过多久，一名警卫把比利带进来，出现的仍然是“老师”。在两个小时的探望中，比利向作家讲述了在阿森斯医院发生的所谓“强奸案”的经过，以及自己被转移到利玛医院的过程。
“一天晚上，我听到那两个女孩在大厅说自己既没有工作又没有钱，很为她们感到难过。我真是太天真了，心想应当帮助她们，所以就请她们帮我散发贴纸。这样就可以给她们一些钱。我告诉她们，只要发出去一半贴纸，我就会付给她们钱。
“四天后的下午，她们不见了，可能是想把赚来的钱花光，所以就去商店买了一瓶朗姆酒。
“医院是有规定的，我只能在医护人员陪同或是得到医生许可后，才能和其他患者一起到外面散步。那天，我获准与霍斯顿一起在院子里散步，凯瑟琳登记了我们外出的时间。她说我们在外面停留不得超过十分钟。于是，我们就在病房周围散了一会儿步，当时我正处于人格分裂状态，所以心绪不安。”
“那么是谁出现的？”作家问。
“是丹尼。霍斯顿很关心我，尽管他不了解我的情况，也不知道我的问题所在。我们散步的时候，听见有两个女孩叫我们。她们走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她们已经喝醉了。我猜想她们手里拿的百事可乐瓶子里大概装的是酒，因为她们浑身都是酒味，而且瓶子里的液体也比平常颜色要浅，更清澈一些。”
“老师”说，其中一个女孩认出他是丹尼而不是比利。她们靠近霍斯顿说：“让那个无聊的家伙回去吧！你来和我们一起玩。”
霍斯顿告诉她们不能这样做，但他们还没来得及走开，其中的一个女孩就吐了霍斯顿一身，污物溅到了丹尼的裤子上。
丹尼觉得很恶心，于是往后退了一步，用手捂住了脸。霍斯顿大声骂了她们，然后和丹尼转身回了病房。那两个女孩在后面嬉笑怒骂地跟着走了一段路，然后顺着砖石路向墓地走去。
“老师”告诉作家和戈尔兹伯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霍斯顿做了什么他不能确定，但他自己绝对没有碰她们。
在利玛医院度过的8天就如同地狱一般，他说：“我会把这儿发生的事写下来寄给你。”
探视结束时，“老师”被要求通过金属探测器，以检查来访者是否留下了违禁品或其他物品。然后，他转身挥手告别：“11月底见，就是下次的听证会，但在此期间我会写信给你。”
作家给林德纳医生打电话，想与他谈谈，但对方似乎充满了敌意，“我认为有关治疗的问题不适于对媒体公开。”
“我们并不想大肆渲染这个问题。”作家说。
“没什么好说的。”林德纳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在11月听证会之前，作家准备参加利玛医院设施视察团的活动，而且申请已获得批准。但就在视察的前一天，他突然接到电话，被告知林德纳医生和医院安全部主管哈伯德取消了他的申请，而且他已被永远禁止进入利玛医院。
作家气愤地向检察总长毕林基询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医院方面怀疑作家为威廉·米利根带毒品，但后来这个原因又被改为“于患者的治疗不利”。
3
11月30日的天气很寒冷，大地为初雪覆盖。利玛市的亚伦地方法院坐落在一栋古老的建筑里。虽然宽阔的第三法庭可以容纳50人，但大多数座位都空着。这次听证会不对公众和媒体开放，电视台记者只好在法庭外等候。
“老师”戴着手铐坐在两位律师中间。除律师之外，只有多萝西、摩尔和作家被允许旁听。出席听证会的还有富兰克林郡的格拉迪助理检察官、俄亥俄州假释委员会的代表简·汉斯，以及哥伦布市西南心理康复中心的律师亨凯纳。
金沃希法官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他是个相貌堂堂、五官分明的年轻人。他查看过1978年12月4日听证会的记录，知道当时比利是因患有精神病而被判无罪。他还查看了一年多来举行的其他几次听证会的记录。金沃希法官说：“这些听证会的举行符合俄亥俄州相关地方修正法案的规定。”
毕林基检察总长请求隔离证人，得到获准。汤普森律师指出比利被转移到利玛医院的程序存在问题，因而请求将他再转回阿森斯医院，但被驳回。
上述申请审理完毕，听证会正式开始。
州政府的第一位证人是65岁的精神病医生米基。他身材矮胖、穿着肥大的毛衣和裤子。米基医生理了一下深色的头发，摇摇晃晃地从毕林基身旁走到证人席上（他也是州政府的技术顾问）。米基医生做证说，他曾见过威廉·米利根两次，第一次时间很短，是在1979年10月24日，当时病人已转至利玛医院由他负责治疗；第二次是在10月30日，是为了审查他的治疗计划。今天早晨在听证会之前，他被允许观察威廉·米利根半个小时，以确认患者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病情是否发生变化。根据医院记录，他认为威廉·米利根的问题是人格障碍，也就是说他具有反社会倾向，同时，神经官能症导致患者情绪沮丧和精神分裂，令他痛苦不堪。
毕林基长着一张孩子般的脸和一头卷发，他开口问证人道：“他今天的状况是否与一个月之前完全相同？”
“是的，”米基说道，“他精神不正常。”
“他的症状是什么？”
“他的行为令人无法理解，”米基盯着比利说，“他被控犯有强奸罪和抢劫罪，对社会不满，但惩罚对这类罪犯起不了什么作用。”
米基还表示，他也曾考虑过比利是否具有多重人格的问题，但并未发现任何症状；他认为比利有高度的自杀倾向，是个危险人物。
“对这个病人的治疗没有效果，”米基说，“他态度傲慢、拒不合作，而且自我意识相当强，拒绝接受周围环境。”当毕林基问及他是如何治疗该患者时，米基答道：“巧妙地回避。”
米基说他让比利服用了5毫克三氟拉嗪安定片（stelazine），但既未出现不良反应，也没有什么效果，因此不再让他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他认为需要对比利实施最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而这方面利玛医院在俄亥俄州是最强的。
在汤普森和戈尔兹伯里的交叉询问下，米基说他之所以不认为比利具有多重人格，是因为他没有发现相关症状。他本人并不认可第二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2nd edition, dsm-ii）中对多重人格的定义，“我不认为他是多重人格症患者，正如同我不认为他患有梅毒一样，因为他的血液化验报告表明梅毒并不存在”。
“他有什么表现？”汤普森问。
“愤怒、恐惧，凡事若不如意，就会发怒，行为非常冲动。”
汤普森皱着眉头说：“你的意思是，一个人愤怒或情绪低落就有精神病？”
“是的。”
“每个人不是都有愤怒和情绪低落的时候吗？”
米基环顾了一下法庭，耸耸肩说道：“每个人的精神都存在问题。”
汤普森盯着证人，然后在笔记本做了记录。“比利是否信任你？”
“不信任。”
“由他信任的人来为他治疗，治疗效果是否比较好？”
“是的。”
“法官，我没有其他问题再问这位证人。”
在休会之前，戈尔兹伯里提交了3天前由考尔提供的证词。戈尔兹伯里希望法庭在传唤其他证人——哈丁、卡洛琳医生以及特纳——之前，将考尔医生的证词列入记录。
考尔医生的证词记录了汤普森询问他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最佳方法的内容。汤普森问：“医生，你能否告诉我，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最有效方法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考尔医生在11月19日写给戈尔兹伯里律师的信中做了详尽的回答：
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主治医生必须是心理健康方面的专家，而且最好是符合下述条件的精神病医生：
一，他（或她）必须相信该患者确实患有这种疾病，绝不能由不相信的人负责治疗。
二，如果精神病医生本人没有治疗经验，可在有治疗经验的医生协助下进行治疗。
三，他（或她）应会运用催眠术，这是一种辅助治疗方法，尽管并非必不可少，但最好能够具备。
四，他（或她）必须大量阅读过有关此类疾病的文献资料，并且不断进行深入研究。
五，他（或她）必须极具耐心、坚强并且执着，因为治疗此类患者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耗费大量体力而且难度极高。
目前有经验的医生主要根据下述原则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
一，必须发现并认定所有人格。
二，必须确认这些人格存在的原因。
三，完成上述两项后，医生应针对各种人格进行治疗，以期改善患者的状况。
四，必须确认已经发现的正面人格并给予特别关注，然后再尝试解决其他变化中的人格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可能对其他人格构成威胁的人格，这一点非常重要。
五，患者应明了自身问题的性质和影响，通过治疗积极地解决问题。换言之，患者应了解整个治疗过程，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治疗。
六，必须避免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因为这种药物会刺激患者的人格发生分裂；此外，药物的副作用也会对治疗产生不良影响。
以上只涉及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部分问题，并非对全部治疗过程的完整描述。
考尔的证词还深入探讨了相关的治疗标准。
毕林基在进行交叉质询时，质疑这些是否就是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最理想条件。考尔尖锐地回应道：“先生，我并未说过这些基本条件是最理想的。我甚至认为，这些只是最低的要求。但对于首次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医生而言，这些就是全部。不具备这些条件，宁可不治疗，也不要随便应付患者。”
午饭后，比利再次被带回法庭时换了一件衬衣。作家怀疑“老师”已经消失了。
戈尔兹伯里和汤普森要求传唤哈丁医生做证。哈丁简要介绍自己参与治疗比利的过程后，表示自己仍然认为阿森斯医院是最适合比利的治疗场所。
“哈丁医生，”在交叉询问时，毕林基问道，“多重人格症的病例是否很罕见？”
“是的。”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是不是都存在着其他人格？”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记忆丧失。”哈丁答道。
“那么如何证明丧失了记忆？可能做假吗？”
“我们一直都在进行认真的研究，”哈丁说，“而且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研究，我们发现他确实存在记忆丧失的现象，并不是装出来的。”
“哈丁医生，”戈尔兹伯里此时问道，“你是否参考过其他患者或其他医院的病例？”
“是的，能找到的所有资料我都会参考。”
“你是否认为有必要参考过去的案例以及其他医生的经验？”
“我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
戈尔兹伯里出示了考尔医生的证词。哈丁看后表示，关于治疗多重人格症患者的医生应具备的条件，考尔医生的意见十分正确，他本人也认为那些是最基本的条件。
随后出庭做证的是特纳博士。她做证说，在比利接受审判前，她几乎每天都与他在一起，并且曾为他做过几次智力测试。
“测试结果如何？”戈尔兹伯里问。
“其中两个人格的智商是68—70，一个人格是一般水平，另外一个则非常优秀，智商达到了130。”
“这可能吗？”毕林基问，“这些智商一定是假的！”
“绝对不假！”特纳发怒道，“我丝毫不怀疑测试结果的真实性！”
卡洛琳医生也出庭做证说，她与特纳博士、科尼利亚博士以及哈丁医生分别参与了对比利的治疗。她曾在今年4月、6月和7月见过比利，认为他仍然处于人格分裂的状态。
“如果患者还存在其他问题应如何处理？”毕林基问道。
“首先针对多重人格症进行治疗，”卡洛琳医生说，“尽管患者可能存在其他精神方面的问题，例如不同的人格可能患有不同的疾病，但应当优先治疗整体性的病症。”
“你认为他在阿森斯医院接受的治疗正确吗？”
“是的。”
戈尔兹伯里将考尔医生的证词递给卡洛琳看，她点头说那是最基本的要求。
做证完毕后，证人获准留在法庭内继续旁听。
当天下午3点50分，比利获准为自己做证，这是他生平第一次。
由于戴着手铐，他只能先吃力地将左手放在圣经上，然后再将右手举起。他弯下腰努力地完成了上述动作，面带微笑地宣了誓。宣誓之后他坐下来，抬头望着法官。
“威廉·米利根先生，”金沃希法官说，“你有权参加这次听证会，但也有权保持沉默，无须回答提出的问题。”
比利点点头。
戈尔兹伯里开始温和但态度坚决地直接询问：“比利，你是否记得10月12日曾在法庭上说过的话？”
“是的，我记得。”
“我想询问你在利玛医院的治疗情况。你是否接受过催眠治疗？”
“没有。”
“集体治疗？”
“没有。”
“音乐治疗？”
比利望着法官：“他们把我们带进一个房间，里面摆着一架钢琴，但没有医生。我们只是在那坐了几个小时。”
“你对米基医生有信心吗？”戈尔兹伯里问道。
“没有，他给我开了三氟拉嗪安定片，但那种药让我感到头昏眼花。”
“你对接受的治疗有什么看法？”
“我到了那儿就被送进22号病房，来了一位非常非常粗鲁的医生，然后我就去睡了。”
“比利，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具有多重人格？”
“在哈丁医院。但是，直至我在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看过录像后，才真正知道。”
“比利，你认为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发生？”
“因为我继父对我做过的事。我想逃避，我不想当威廉·米利根。”
“你能举个例子告诉我们，当你转换成另一种人格时会发生什么？”
“有一天，我站在我房里的镜子前刮胡子。当时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我刚刚搬到哥伦布市，而且并不是在和谐的气氛下离开家的，所以心情很不好。我站在那儿刮胡子，突然眼前一黑，就好像灯被关掉了一样，四周也变得非常安静。当我再睁开眼时，发现自己正坐在一架喷气客机上。我大吃一惊，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飞机降落后，我才知道自己到了圣地亚哥。”
法庭上鸦雀无声，法官专心地听着，负责录音的女职员张大嘴巴抬头望着比利，感到匪夷所思。毕林基站起来进行交叉询问。
“比利，你为什么信任考尔而不信任利玛医院的医生？”
“从我第一天见到考尔，就对他有一种很奇怪的信任感。一年多以前，警察送我去那里的时候，用手铐紧紧地铐着我。”他将手举起来给大家看，现在的手铐铐得很松。“考尔医生看到后，就指责他们把我铐得太紧，让他们把我的手铐打开。我立刻就知道他是会保护我的。”
“如果肯配合，你在利玛医院不是会得到更好的治疗吗？”毕林基问。
“我无法自我治疗啊！”比利说，“那里的病房就像是人来人往的菜市场。在阿森斯医院，我的情况也曾恶化过，但我学会了如何自我调整，医院的工作人员也知道如何处理我的问题，而不是惩罚。他们重视的是治疗。”
听证会快结束时，毕林基总结说：州政府只需证明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病、是否需要住院治疗，而不需要了解治疗过程。目前的最新证词分别来自考尔医生和米基医生。考尔强调比利仍然患有精神病；米基医生则认为利玛医院是治疗此类患者的最佳场所。
“因此，我请求将当事人安置在利玛医院。”毕林基说。
汤普森律师在最后辩论中指出：今天出庭做证的都是精神医学界的权威，他们都认为我的当事人是多重人格症患者。
“这一点确认后，主要的问题就是采取何种方法进行治疗，”汤普森继续说，“根据比利目前的精神状况，上述专家均认为应该把当事人送往最适合他的地方——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接受治疗。此外，他们都认为对比利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0月4日，比利被转送到利玛医院，他的主治医生表示不会参考以前的治疗方案，而且认为比利对他自己和其他人构成了威胁。请问，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法官先生，根据各位专家提供的证词，根据米基医生认为比利有反社会倾向而且状况毫无改善迹象的说法，我们可以说米基医生显然不是治疗多重人格症的专家。真正的专家都支持比利的看法。”
法官最后宣布，他将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并于10天之内做出判决，在此之前，比利仍将留在利玛医院。
1979年12月10日，法院做出下述判决：
（1）被告的思想、情绪、理解力、适应力和记忆力均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损害了他对现实的判断能力、行动能力和认知能力，因此被告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
（2）被告的精神病属于多重人格分裂症。
（3）鉴于被告患有精神病，本庭判决其入院接受治疗。由于被告患有精神疾病，最近又曾企图自杀，可能会对其造成身体伤害；同时他近来的暴力行为也对他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为了保护被告本人和他人的安全，被告入院治疗刻不容缓。
（4）由于被告患有精神病，可能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因此必须在实施严格安全措施的医院中接受治疗。
（5）由于被告被诊断为多重人格症患者，因此必须针对该病症加以治疗。
本庭判决被告在利玛市的州立利玛医院接受治疗，治疗的病症为多重人格症，此前的所有病历和材料均应转至利玛医院。
金沃希法官
亚伦地方民事诉讼法庭缓刑部
4
12月18日，比利从利玛医院男子疗养所打电话给作家，说他曾被一名医护人员殴打，眼睛和脸颊都被打得淤血，两根肋骨被打断。利玛医院的代理律师还拍下了比利背部被抽打的伤痕。
但医院管理部门却对外宣称：“在与看护人员发生口角”后，比利身上除了留有自己造成的伤痕外，并无其他伤痕。
第二天，在汤普森律师探视之后，利玛医院高层更正了原先的声明，证实比利“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稍后被请来调查此案。
利玛医院发布的有关比利的声明令汤普森非常气愤，于是通过媒体发表了一个声明：“即使是被判入狱的犯人，也享有公民的权利。”他对报社记者说：“俄亥俄州法律和美国联邦法律都规定他们的公民权应当得到保障，这一点法院必须强制执行，医院究竟做了什么迟早会水落石出。”
1980年1月2日，利玛医院“第三次每月例行治疗会议”做出了如下决定：
针对该患者的治疗计划是恰当和有效的。
患者的症状是：
（1）假性人格障碍精神分裂症（dsm-ii、295.5）导致的分裂症状；
（2）r/o（特殊诊断）反社会人格，有暴力倾向（dsm-ii、301.7）；
（3）根据病历，过去有酗酒习惯（dsm-ii、303.2）；
（4）根据病历，过去曾服用毒品和兴奋剂（dsm-ii、304.6）。
鉴于该患者在男子疗养所的暴力行为，已于几周前转入特别监护病房……媒体的报道对患者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令其“自我膨胀”……由于威廉·米利根的精神病症状非常显著，较之其他同类患者更难以治疗……此外，患者还经常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尽管这种现象多见于女性患者，但也有不少男性患者会出现此症状。
林德纳博士，驻院精神病医生80/1/4
麦金托什博士，心理学家80/1/4
多兰硕士，心理学助教80/1/7
利玛医院并未按照金沃希法官的判决针对比利的多重人格症进行治疗，因此汤普森和戈尔兹伯里于盛怒之下向法院及心理健康局提出申诉，强烈要求将比利转至管制较松的医院治疗。
5
比利被关在以治疗精神病罪犯为主、戒备森严的利玛医院，无奈之下向监护人员借来纸笔，开始给作家写信，以下是第一封：
突然，一名监护人员走进门来，恶狠狠地向22号病房的病人叫道：“都给我听着！你们这些该杀的懒蛋，通通给我滚到活动大厅，快点！”他喘了一口气，将口中的香烟移动了一下，又含混不清地接着说，“玻璃擦干净之后，你们这些狗娘养的立刻给我滚回自己的房间！”
在他凶神恶煞的目光的注视下，病人们从硬板凳上站起来，像僵尸一样走向活动大厅，身后传来铁门——关上的巨响。身上挂着像围嘴一样的毛巾，面无表情的一群男人缓慢地走着，那些高大粗壮的监护人员在一旁挥舞着宽皮鞭，就好像在赶鸭子，患者毫无尊严可言。服用镇静剂在这儿就像吃糖果一样，为了让患者服从，医院不停地给他们服用。人性不复存在，但我忘了，我们早已经不是人了。又是“哐当”一声巨响！
走进窄小的房间，“哐当”一声关上门，我立刻感到与世隔绝、难以呼吸，身上的每一处关节似乎都僵硬了，我强迫自己去适应那个硬邦邦的塑料床垫。由于没有工具，我决定用自己的想象力在对面的墙上作画，试着描绘出一个个画面，看着它们自娱自乐。今天，我看到了一些面孔，年老、丑陋的恶魔般的面孔。虽然恐惧，但我让自己继续幻想着。墙壁在嘲笑我，我痛恨那面墙，他妈的墙！它一点点地挤向我，嘲弄的声响越来越大。从眉毛上流下的汗珠刺痛了我的眼睛，但是我仍然尽量睁着眼睛，因为我必须提防那面嘲弄我的墙，否则它会挤过来将我压碎。我会死死地盯住它！410名精神病罪犯，如同幻影一般被上帝遗弃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无穷无尽的大厅里。我痛恨州政府将这个鬼地方取名为医院。州立利玛医院！“哐当”！
22号病房内一片静寂，除了清扫碎玻璃的声响，因为有人打破了活动大厅里的小窗户。我们都坐在大厅里靠墙摆放的又重又硬的木头长椅上，可以抽烟，但双脚必须平放、不准说话，否则日子就难过了。是谁打破了玻璃？那些监护发火了，因为这件事搅扰了他们玩牌的兴致。如果我们要求走出小房间，只能去活动大厅。
……我什么都听不见，处于昏迷状态之中且浑身麻木，那面嘲弄我的墙已经不再笑了，墙面上满是裂缝。我双手冰凉，心脏在空洞的身体里扑扑地跳着，焦虑不断地侵蚀着我，企图冲出我的躯体。然而，我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望着那面沉默的墙发呆。我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躺在空空荡荡的洞穴里。我干裂的嘴唇中渗出了唾液，说明抗精神药物正在与我的精神、灵魂和肉体搏斗。我能抵抗药物，还是药物最终会战胜我？我是为了躲避铁窗之外的悲惨命运才来到这里的吗？与社会不相容的灵魂已经被扔进了垃圾箱，它还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吗？困在这钢筋水泥铸就的箱子里，对着一面不断嘲弄我、向我逼近的墙，我对人类能有什么贡献？我该放弃吗？就如同一张33转的唱片放在了78转的唱盘上，越来越多的问题在我心中旋转，不断地加速。突然，我的身体被恐惧感震慑，现实在我的眼前展开，我猛然惊醒，活动了一下僵直的关节。脊背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爬，抑或是我的幻觉？这种感觉持续着，我知道那不是幻觉，确实有东西在我背上爬行。顾不得解开扣子，我猛地将衬衣从头上脱下。恐惧中的我，顾不了那么许多。三颗扣子被撑落在地上，但衬衣刚一脱下，脊背上的奇怪感觉便立刻消失。我查看衬衣，发现了入侵者。原来是一只三公分长的黑蟑螂在我背上肆意爬行，虽然无害，却吓坏了我。正是由于它的出现，我返回了现实，但内心仍在纠结。那只讨厌的蟑螂逃走了，我却为自己还有知觉而暗自得意，为精神和肉体取得的胜利而感到骄傲。我的精神并没有损坏，依然保持着战斗力。我没有失败但也没有胜利。我打破了一扇窗户，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作家收到另一位患者从利玛医院寄来的信，日期为1月30日：
敬启者：
我直奔主题吧。比利的律师探望之后，他被从第五集中治疗室转移到了第九治疗室，因为那里更加坚固。
转移决定是由“治疗小组”在每天早晨的例会中做出的。这对比利是个意外的打击，但他应付得很好……
现在，我只能在活动时间与比利交谈。我发现比利承受的压力几乎到了极限，他说除非辞退他的律师，否则他永远都会被禁止会客、写信和打电话。他们告诉比利别再有出书的非分之想，监护人员还不断地羞辱他。因为帮助他出书，我也遭到了痛斥，这里的人不希望该书出版。
有人告诉我，比利会被永远关在那间最坚固、管理最严苛的病房里。
（名字隐去）
3月12日，作家收到了一封寄自利玛医院的信，笔迹陌生，书写语言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原文和译文如下：
subata mart osmi 1980
kako ste? kazma nadamo. zaluta vreme. ne le?enje billy je spavanje. on je u redu ne brinite. i dem na pega. u?inicu sve ?ta mogu za gan mo?ete ra ?unati na mene "nu?da ne poznaje zakona."
nemojete se
ragen
1980年3月8日 星期六
你好吗？希望一切都还顺利。我失落了时间。比利仍在沉睡，所以无法接受治疗。他很好，别担心。我将负责处理这里的一切。为了他，我会竭尽全力。请相信我。“情出无奈，罪可赦免”。
里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