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与上司抗辩，重事实而不枉
第三节 与上司抗辩，重事实而不枉
在封建时代，官场上以尊上司之令为本，而不管事实情由如何，这是最基本的为官之道，也算一种“潜规则”。但蓝公却以清正廉明为本，而不惜得罪上司，甘冒被题参革职的风险，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蓝公案》第十四则《云落店私刑》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个案。
话说海阳县吏李振川从省里出差回来，夜宿云落邱兴旅店。夜里发现公款四两银失窃，怀疑是雇来的脚夫邱阿双所为，便与族侄李阿显一起逼供邱阿双，最终将邱阿双逼讯打死。之后只承认自己用木棍打了邱阿双的额角，而其他如头上的篾箍伤、身上的藤条伤、下体的烤烧伤等，都是云落汛兵营的管队蔡高及兵丁四人所为。同行受雇之人吴阿尾、林阿雄也作了同样的供述。
蓝公火速“填注图册通报。一面移檄云落汛，提到蔡高及店家徐阿丙”。之后，又移檄到惠来兵营，“将蔡高革除名粮，以便刑讯。一面移取纵兵职名，附详题参，复吊集犯证，虚公研审”。经过一番审讯，发现其实不是蔡高所为，而是李振川和其侄子李阿显共同设私刑罚所为。之所以说是蔡高所为，是以为营兵害怕惹事，会和息了事。
于是，蓝公判到：“拟振川抵偿，阿显杖流三千里。蔡高、徐阿丙不行劝救，阿尾、阿雄初供不实，各予八十重杖，解府审明，转解臬司。”
此案故事的精彩之处在于，蓝公最后上呈的案情及判词与初次申报的情况不符，导致上司臬司（即提刑按察使司，设按察使，正三品）极不高兴，要求蓝公以初审结果为据，重新复审改过。
“臬司以初报供指为凭，今审系振川、阿显致毙，与原详不合，檄驳复审。”蓝公认真复审，再次将原拟判词呈上，结果拂逆了臬司的意愿，臬司意欲让蔡高充当凶手，以约束兵丁不当的罪名参革。蓝公不依，竟驳回了臬司的指示。臬司“不胜愤怒，欲加以易结不结罪名，劾余落职。”但蓝公坚持正道，不想以冤枉无辜之人而保全官职功名。臬司再次招蓝公到省城训斥说，“汝恃才执性，目无上司，我原檄如何驳诘？汝竟置若罔闻！此案若非营兵凶手，何能为此酷刑？汝从前验报如彼，今日审详如此，何以达部结案？兹付汝再审，汝其慎之”。这段话透出的意思有两重：一是蓝公目无上司，拂逆了臬司欲将凶手推到营兵队长蔡高身上的意图，也说明当时长官操弄案件是多么随意。二是之所以这样做，其实也是起初蓝公先申报说是营兵所为，但现在审讯查实的却不是营兵，而是身为县吏的李振川叔侄。前后翻转怎么将此案上报到刑部结案呢，为此执意要求蓝公再次审慎复审。但蓝公却义正词严，“当时录供通报，则据所言如彼。今日审出实情，则定爱书如此。大部驳诘，亦无如何。去官事小，枉杀非辜事大，唯有静听参革而已”。
臬司听了蓝公的陈述，“跳叫詈骂，欲行揭参”。
蓝公想了一招，就是将案卷、人犯带赴本府公署会审，让府宪知府大人胡公审讯为主，自己只是从旁静听，命胥吏记录了口供。而李振川等人也“坚供如前，至死不变”。
蓝公只是更改了问语，补充了新供词，但仍将原拟定判词再次呈送臬司。可想而知，臬司“阅毕大怒”。蓝公直言坚持，请臬司自己再次亲审。结果，各相关证人和嫌犯均如蓝公之前所审一致。到了这时，臬司也无可奈何。书吏建议：“此是实情，非作手也。且将此案商之抚宪可乎？”书吏建议将案情申报给巡抚，让巡抚定夺。最后，巡抚同意“依拟题结”。没多久，凶手李振川、李阿显因受刑不过，先后死于番禺县狱，也等不到执行极刑了。
品析：
这则案例，除了展现蓝公与上司在“法律事实”面前的冲突，蓝公维护了正义而未枉法之外，还非常真实地呈现清代司法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县衙办案过程及拟判建议逐级上报到刑部，涉及营兵的另行通过兵部系统参革；省一级专门刑事司法机构提刑按察司进行复审，如果与原拟报的结果不相符，刑部复核就要质疑，会发回重审而不能结案。这时，省一级的司法衙门可以先行请示地方总责官员巡抚定夺。
此案难能可贵的是，尽管经历了不少周折，但是各级地方官员，从县衙、到知府再到臬司、巡抚，基本上还是尊重审讯的事实结果的。府衙会审，按供词真实记录上报。而臬司一再发怒，主要顾忌的是与原拟的推断不同，刑部会发回重审；尽管有诬枉营兵的轻率、枉法的一面，但最后自己亲审后，也还是尊重了嫌犯和证人的证词，如实上报巡抚，由巡抚裁夺。说明清朝康、雍年间的司法生态总体上还是好的，司法制度的运行规范程度，至少在广东潮州、普宁县，以及府、省一级，还是畅通和基本公正的。
在封建时代，官场上以尊上司之令为本，而不管事实情由如何，这是最基本的为官之道，也算一种“潜规则”。但蓝公却以清正廉明为本，而不惜得罪上司，甘冒被题参革职的风险，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蓝公案》第十四则《云落店私刑》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个案。
话说海阳县吏李振川从省里出差回来，夜宿云落邱兴旅店。夜里发现公款四两银失窃，怀疑是雇来的脚夫邱阿双所为，便与族侄李阿显一起逼供邱阿双，最终将邱阿双逼讯打死。之后只承认自己用木棍打了邱阿双的额角，而其他如头上的篾箍伤、身上的藤条伤、下体的烤烧伤等，都是云落汛兵营的管队蔡高及兵丁四人所为。同行受雇之人吴阿尾、林阿雄也作了同样的供述。
蓝公火速“填注图册通报。一面移檄云落汛，提到蔡高及店家徐阿丙”。之后，又移檄到惠来兵营，“将蔡高革除名粮，以便刑讯。一面移取纵兵职名，附详题参，复吊集犯证，虚公研审”。经过一番审讯，发现其实不是蔡高所为，而是李振川和其侄子李阿显共同设私刑罚所为。之所以说是蔡高所为，是以为营兵害怕惹事，会和息了事。
于是，蓝公判到：“拟振川抵偿，阿显杖流三千里。蔡高、徐阿丙不行劝救，阿尾、阿雄初供不实，各予八十重杖，解府审明，转解臬司。”
此案故事的精彩之处在于，蓝公最后上呈的案情及判词与初次申报的情况不符，导致上司臬司（即提刑按察使司，设按察使，正三品）极不高兴，要求蓝公以初审结果为据，重新复审改过。
“臬司以初报供指为凭，今审系振川、阿显致毙，与原详不合，檄驳复审。”蓝公认真复审，再次将原拟判词呈上，结果拂逆了臬司的意愿，臬司意欲让蔡高充当凶手，以约束兵丁不当的罪名参革。蓝公不依，竟驳回了臬司的指示。臬司“不胜愤怒，欲加以易结不结罪名，劾余落职。”但蓝公坚持正道，不想以冤枉无辜之人而保全官职功名。臬司再次招蓝公到省城训斥说，“汝恃才执性，目无上司，我原檄如何驳诘？汝竟置若罔闻！此案若非营兵凶手，何能为此酷刑？汝从前验报如彼，今日审详如此，何以达部结案？兹付汝再审，汝其慎之”。这段话透出的意思有两重：一是蓝公目无上司，拂逆了臬司欲将凶手推到营兵队长蔡高身上的意图，也说明当时长官操弄案件是多么随意。二是之所以这样做，其实也是起初蓝公先申报说是营兵所为，但现在审讯查实的却不是营兵，而是身为县吏的李振川叔侄。前后翻转怎么将此案上报到刑部结案呢，为此执意要求蓝公再次审慎复审。但蓝公却义正词严，“当时录供通报，则据所言如彼。今日审出实情，则定爱书如此。大部驳诘，亦无如何。去官事小，枉杀非辜事大，唯有静听参革而已”。
臬司听了蓝公的陈述，“跳叫詈骂，欲行揭参”。
蓝公想了一招，就是将案卷、人犯带赴本府公署会审，让府宪知府大人胡公审讯为主，自己只是从旁静听，命胥吏记录了口供。而李振川等人也“坚供如前，至死不变”。
蓝公只是更改了问语，补充了新供词，但仍将原拟定判词再次呈送臬司。可想而知，臬司“阅毕大怒”。蓝公直言坚持，请臬司自己再次亲审。结果，各相关证人和嫌犯均如蓝公之前所审一致。到了这时，臬司也无可奈何。书吏建议：“此是实情，非作手也。且将此案商之抚宪可乎？”书吏建议将案情申报给巡抚，让巡抚定夺。最后，巡抚同意“依拟题结”。没多久，凶手李振川、李阿显因受刑不过，先后死于番禺县狱，也等不到执行极刑了。
品析：
这则案例，除了展现蓝公与上司在“法律事实”面前的冲突，蓝公维护了正义而未枉法之外，还非常真实地呈现清代司法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县衙办案过程及拟判建议逐级上报到刑部，涉及营兵的另行通过兵部系统参革；省一级专门刑事司法机构提刑按察司进行复审，如果与原拟报的结果不相符，刑部复核就要质疑，会发回重审而不能结案。这时，省一级的司法衙门可以先行请示地方总责官员巡抚定夺。
此案难能可贵的是，尽管经历了不少周折，但是各级地方官员，从县衙、到知府再到臬司、巡抚，基本上还是尊重审讯的事实结果的。府衙会审，按供词真实记录上报。而臬司一再发怒，主要顾忌的是与原拟的推断不同，刑部会发回重审；尽管有诬枉营兵的轻率、枉法的一面，但最后自己亲审后，也还是尊重了嫌犯和证人的证词，如实上报巡抚，由巡抚裁夺。说明清朝康、雍年间的司法生态总体上还是好的，司法制度的运行规范程度，至少在广东潮州、普宁县，以及府、省一级，还是畅通和基本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