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善——论历史的和心理的辩证转化在欧洲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莫里哀的达尔杜弗是以单一著称的。在这个人物身上，几乎集中了一切伪善的特征。他同以性格复杂闻名于世界的哈姆雷特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于哈姆雷特的复杂性，许多人先是惊异，而后几乎是拜倒在哈姆雷特批评史的五光十色面前。然而人们曾惊异于这一事实吗？单一到用“伪善”一词就能概括的达尔杜弗，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近两个世纪，仍有着不衰竭的魅力；在整个世界语言中，“达尔杜弗”已成了“伪君子”的同义语，也就是说，它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形式，深入到心理意识的结构中，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表达。如果哈姆雷特之不朽，在于它的复杂，在于它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性格，既富有一种整体性，又留下许多迷人的心理现象，如同生活一样不能说尽，因而被后世无限地丰满和再创造；那么，达尔杜弗之拥有长久而普遍的审美价值，其奥秘又何在呢？
黑格尔在谈到典型时说过：“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完整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式的抽象品。”人们通常认为达尔杜弗正是这种抽象品的典型例证。其实达尔杜弗也是一个世界。他的性格确实是畸形的，这种畸形反映着他赖以产生的那个世界的畸形。如同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一样，达尔杜弗是17世纪法国社会的产物。他的艺术生命，以及这艺术生命所拥有的长久而普遍的审美价值，植根于产生他的时代。
这是一个充满曲折的历史转折时代。整个法国、整个欧洲，正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列宁曾经说：“任何曲折的历史转变就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这个过渡时期几乎整个地被打上了妥协的烙印：君主专制政体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在政治上妥协的体现。新古典主义是二者在文艺上妥协的体现。二元论者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则集中反映着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妥协。这时的资产阶级还带着乳气。不仅从客观条件上说，它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封建阶级的地步；而且从主观条件上说，它自己也还囿于传统的观念，而没能对自身的历史地位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虽然笛卡尔已在热情地呼唤着）。它不得不在政治乃至整个意识形态上，与已经腐败没落但还笼罩着神圣灵光的封建贵族结成可笑的同盟。新古典主义的庄严崇高，一开始就透露着这种滑稽的悲剧性。
这滑稽的悲剧性，凝聚着一整个时代的矛盾。
马克思曾指出：“君主专制发生在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制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这是对当时还享有无上政治特权的封建贵族阶级和已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概括。他们正势均力敌，互相利用。
这种阶级关系，集中反映在当时盛极一时的鬻官制度中。这时封建贵族阶级的全盛时期已近尾声，然而他们显赫的爵位远还没有失去迷人的光彩，他们的特权地位对新起的剥削阶级尤其有着无限的吸引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鬻官制度，既能满足王权对金钱的需要，又能满足资产阶级对爵位和特权的要求，构成法国社会独特的特点。
另外，当时封建贵族对农民和城市平民极端残酷的剥削，致使农民和平民已成为反封建的强大力量。王权因此极力笼络资产阶级，防止它和农民、平民结成反封建同盟。
但新兴资产阶级却仰仗它的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愈来愈不满足于无权的地位。资产阶级与整个封建贵族的矛盾开始激化，并逐步转入历史的前台。展望未来的一个多世纪，正是这个矛盾的爆发，导致了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这漫长的矛盾酝酿过程，把双方的对立推到了顶点，使得这次大革命，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更彻底，更深刻。
当我们把达尔杜弗还原到这历史的画卷中时，我们不能不惊异于眼前的事实：17世纪法国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及其历史发展，竟浓缩在达尔杜弗生活其间的独特人物关系中。也就是说，这个人物，成为一个结合着而且交织着当时社会生活主要线索的“焦点”，通过这个焦点，不仅可以透视到17世纪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可以把握到这个社会的动力趋势。
达尔杜弗是在奥尔贡一家的争吵声中登场的，争吵的双方，一边是他的崇拜者奥尔贡及其母亲白尔奈耳太太，一边是以女仆道丽娜为首的奥尔贡家其他的所有人。
奥尔贡，这位巴黎的富商，同时也是一位专制而自私的家长。他将几乎已沦为乞丐的落魄信士达尔杜弗接到家中，当作圣人来供养、颂扬。达尔杜弗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表现的“虔诚”，诸如对捏死跳蚤的忏悔，在奥尔贡看来，都是崇高的德行。奥尔贡是17世纪法国正走向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庸人的典型形象。他们目光短浅，又自以为是，看不到自己是一个新生的阶级，却仰慕贵族，用各种形式，从一个已经走向没落的阶级那儿，寻求精神寄托。
奥尔贡的儿子大密斯、女儿艾莉丝及其情人法赖尔，甚至奥尔贡年轻的续妻艾耳密尔，则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新一代。他们受当时统治阶级视为异端的自由思想影响，正跃跃欲试地想摆脱封建专制家长的束缚。而以女仆道丽娜为代表的、出身于农民的“下等人”，虽然立人檐下，在心理上却已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她绝妙地描画着达尔杜弗伪善的画像。她生气勃勃，富有见识，同莫里哀笔下其他的仆人形象如《司卡班的诡计》中的主人公一样，充满智慧、勇敢、乐观和斗争精神，他们对软弱无能的少爷、小姐的帮助，传递着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的可喜信息。
至于达尔杜弗，一般熟悉17世纪法国历史的人都公认，这个人物是当时披着宗教事业外衣、暗中监视居民、陷害倾向信仰自由的人们的伪善信士的典型。再扩展开来，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探索这个人物的典型性，我们还可以说，他首先是17世纪没落贵族的典型。他很可能是塞纳河下游两岸什么镇的一个小贵人，如奥尔贡所说：“他受封的土地，家乡人谈起来，也有凭有据，证明他确实是一位贵人。”但他之所以丧失财产，却当然不会是奥尔贡说的“由于热爱圣业，太不留意俗事”，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导致的。在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当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代表着一种日趋没落的生产关系，土地剥削已不足以保障他们的生活开支时，能逃脱这种命运的，只有投靠路易十四的宫廷贵人，和放弃贵族“荣誉观念”、顺应历史潮流、从封建剥削转为工商业经营的“新贵族”阶层。因而“热爱圣业”，不是达尔杜弗丧失财产的原因，倒是他丧失财产的结果——在一部分没落贵族靠出卖爵位、土地或靠与富商结亲混生活的同时，不是也有一部分没落贵族混入良心导师的队伍，从宗教职业中寻求出路吗？不能靠高官厚禄爬上第一等级的贵族，同样可以用别的欺骗方式寻求朝思暮想的最高归宿。达尔杜弗典型意义的前提，正在于它遵照历史的真实，将“伪善信士”和“没落贵族”的典型，成功地糅和在了一起，它的真实的生命，也就是因为来源于这一历史的真实。
然而达尔杜弗终究是一个用“伪善”一词就能概括的形象。历史并没有停留在达尔杜弗性格的表层——独特的人物关系中，而是通过单一的性格特征——伪善，沉入一种单一却复杂的心理状态里。通过伪善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才是达尔杜弗性格的深层结构。它反过来，折射着造成这单一心理的复杂的时代、复杂的社会，从而跨越这时代、这社会，走进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审美的心灵。作为审美的对象，它应该是“物态化了的一定时代社会的心灵结构”。这心灵结构，虽然归根结底仍然是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所规定和规范的，但作为一定社会历史的积淀，它却不可能简单是这社会历史的直接对应物，而是其转化形式。因而二者之间的转化及造成这转化的中介，才是达尔杜弗之拥有真实生命的关键所在。
这中介，其实就是与“物态化了的一定时代社会的心灵结构”直接对应的、物态化了的一定时代社会的文化结构。它是一定时代社会的敞开了灵魂的心理学。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敞开了灵魂的心理学，是人文主义思潮，那么，17世纪法国的敞开了灵魂的心理学，则是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它可以被看作17世纪法国社会物态化了的心灵结构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之间的丰富的中间层次。在欧洲文化的发展中，新古典主义思潮是人文主义思潮和启蒙主义思潮之间的一个曲折阶段。它将肯定和否定融于一身，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但终将因其对理性的片面强调而走向反面。
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之后沐浴着朝阳，在对昔日古希腊罗马世界的甜蜜回顾中憧憬着未来。人文主义作家，极力推崇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历史、文学，掀起了向古代学习的热潮，从古代作家的作品中汲取热爱生活、肯定人的力量的思想，用以反对中世纪神学和天主教的禁欲主义。尔后，当理想不得不让位于现实，思想和意志的力量不得不暂时屈从于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命运的时候，文艺复兴运动便不得不让位于新古典主义运动了。
向古代学习的潮流，开始向另一个侧面发展。欧洲的一些作家转向从古代寻找文学创作的典范和理论根据。他们研究古希腊罗马的理论，在创作实践上有意识地学习古代的艺术方法，或多或少地采用古代文学的体裁和题材。这种倾向逐渐加强，到17世纪，在法国——它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
这个君主专制国家的文艺政策制定者，即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和他创办的法兰西学院，在古希腊罗马发现了他们认为和谐的社会机构的典范，因此有意识地从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形式和典范中寻找其社会道德理想的表现方法。不仅力求建立一种与专制制度的政治任务相适应的文学和语言的规范，而且力求使之成为全国性的风格，把美学和批评问题提到政治原则问题的高度。这几乎是对国家理性的顶礼膜拜。
而笛卡尔，这位新兴资产阶级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代表人物，这时正以其“怀疑论”为武器，否定盲目崇拜神的蒙昧主义，走向自觉赞颂人的理性主义。他将立足点从否定自我的绝对本体转到正在认识的自我，把英国经验论的感觉，提高到神圣的坚定立场，以对抗中世纪神学的威严与崇高。他的理性的本质是怀疑的、否定的，没有这理性，历史曾形成的狭隘的经验感性绝不能独立支撑人的站立。但反过来，连赖以站立的根基——感性——也怀疑、否定掉的理性，难免不陷入自身的反面，把理性变为信仰，或向信仰让出本该夺回的地盘。这矛盾着的哲学，印证着一整个时代的矛盾，终于成为“国家理性”神圣的光圈。
新古典主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很快就在法国形成了，并逐渐推向整个欧洲。从现象上看，法国的新古典主义似乎在重复意大利的古典主义曾经做过的事情，但实际上，它们已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许多的不同。联系二者的，只不过是对古典文化艺术各取所需的迷恋和崇拜罢了。
既然新兴资产阶级力图给新登基的路易十四戴上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帝国光彩夺目的王冠，新古典主义也就极力再现贺拉斯的严谨、和谐与表面辉煌的美学理想。
新古典主义强调文艺的教育职能，不仅表现生活，而且要评价生活，因而它往往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拥护王权，主张国家统一，歌颂“贤明的君主”。它的基本主题是：公民的义务和理智战胜自发的个人倾向，为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奋斗。
它把正确的思辨看作作品的源泉，因此它崇尚理性，把理性作为文学评论和批评的最高标准，认为唯有理性，才能辨别美和丑，只有凭理性，才能写出真与美的东西。
它强调模仿自然，模仿古典。但它对理性的崇尚，使得自古就有的模仿自然的理论和模仿古代的创作倾向，都得到了新的解释和发展。他们所说的“自然”，其实是被理性净化了的、当作“本性”来承认的主——客体世界；而他们所说的“古代”，实际上只是借古代形式追慕的现实的理想。
它在艺术形式技巧上要求正确完美，首尾融贯一致，具有整体的和谐。因此它高度重视语言，要求准确、明晰、合乎逻辑。它曲解希腊戏剧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制定了要求作家严格遵守的“三一律”，即时间、地点和情节（主要指性格）的一致。它严格划开了文学体裁上的范畴；规定了文学语言的界限。总之，它力求在这纯净的形式框架中再现人的本质，分析人的心理，研究人的性格和情欲。
所有这些，构成了当时文化结构的特质。这是一种纯净的理性内容和同样的理性形式的高度统一。也就是说，新古典主义高扬起的严谨、和谐和表面辉煌的外在风格，与整个文化结构侧重于高度理性化的“整体性”这一内在特点，是一致的。然而，文化结构作为人类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改造内部世界的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价值系统，它的基本特性，除了整体性外，还应有创造性。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是比前者更重要的特性。而理性，当它被片面强调到否定人的情感、想象时，不仅会使人失去创造的活力，而且将失去真实性，使崇高的目的变成现实性的手段，走向伪善。新古典主义中由贵族宫廷派最终导致的伪古典主义，就是这历史地形成的伪善而后公开打出的一面旗帜。
莫里哀的达尔杜弗，就其性格的深层心理结构来看，它已远远超出了对伪善信士乃至整个没落贵族的影射，而是当时一种正在向整个社会心理渗透的心理特征的凝结。它打破了理性内容和理性形式最终虚假的统一，将因为被褊狭形式限制而已走向反面的真实历史内容，赤裸裸地揭示在人们面前。它集中地体现着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中包孕的现实主义倾向，体现着新古典主义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新古典主义的超越，成为17世纪法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动力补充。
换一个角度说，作为这文化结构的直接对应物，《达尔杜弗》这部喜剧几乎是必然地获得了一个千锤百炼、严谨完美的结构形式，使得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文化背景，结晶在一个单一的性格之中。这被高度艺术概括了的社会生活、文化背景及其动力趋势，不仅突破着性格单一性的限制，也突破着新古典主义狭隘性的限制。“限制即否定”，斯宾诺莎的名言在这里恰好暗示着新古典主义自身蕴含的悲喜剧。这悲喜剧对垂死的老贵族，是含笑的挽歌，对新兴的资产阶级小伙子，则是十足的滑稽剧。也就是说，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两个即将移位的阶级间无意识的暂时妥协，其包含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偏以可调和的妥协方式表现出来。这本身既是新古典主义在它的“低级”体裁——喜剧——中取得最高成就的历史依据，也是莫里哀作为新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超越新古典主义的深厚现实根源。
莫里哀抓住了独特历史现象之后深刻的喜剧本质，从而突破新古典主义日益显露的虚假的崇高性，返回到真实的尘世生活。在新古典主义这时代的、敞开了灵魂的心理学中，达尔杜弗像聚焦之点，将社会心理袒露在沉浸于时代的悲喜剧里却不自觉的人们面前：在构成新旧社会过渡的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全面关系中，渗透着一种封建贵族以假当真和资产阶级以真当假的普遍颠倒的虚伪精神。特别是封建贵族阶级面对着分崩离析的生存基础，却要强撑着完善的统治意识，它就不得不把已走向伪善的理性，当作招魂的引幡，而摄动整个社会心理。莫里哀敏锐地感受着这独特的心理特征，通过达尔杜弗的形象，把“伪善”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凸现出来，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这个特定时代所激起的特定心理意识，已达到何等触目惊心的尖锐程度。伪善——这一由历史转化而来的单一而复杂的心理特征，在一种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中，获得了内容充实的真实生命，不可思议地成为欧洲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种著名典型。
这样的文学艺术形象当然是会有普遍而长久的审美价值的。因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从整个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都可能深入、内聚成心理结构的东西，转化成心理意识，获得不朽的生命力。
认为达尔杜弗是一种孤立的、性格特征式的抽象品，无疑是理论认识上的误解。在这种误解中，历史消失了，文化背景消失了。人们只看到一种单一的性格特征。然而恰恰是这误解，作为一个流行的常识，从侧面启示我们认识审美心理中的一个奇妙的现象。即当一个形象真实地站立起来了以后，人们往往不再去追究这个形象是否真实，去寻找这个形象成立的历史依据，而只是直观地把握着已经获得的审美判断。它可能是以直接肯定形式出现的，也可能是以间接肯定形式亦即补充进现实内容的形式出现的。它是审美主体生动（变动）的心理结构和审美对象物态化的心理结构之间，在审美过程中，以不同形式进行的交流、感应。这两种心理结构，在被历史隔绝的同时，又被历史联系着。不论在个性形态乃至民族、时代特点上，有何等的差异，它们归根结底是同一部人类历史的沉淀，因而终究是相通的。在这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所谓被直观地把握着的审美判断，本身就包含着“真”的根据、“善”的尺度。它们只是没有浮现在意识中罢了。
进而，特定心理结构所突出的心理特征，它所沉淀的历史内容愈广，就愈能引起广泛的交流、感应。而伪善，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巨大历史感的心理特征。它呈现着由极其复杂的历史转化而来的“单一”，却牵动着“单一”后意想不到的历史的复杂。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达尔杜弗才可能像一面镜子，给伪善者以“伪善”之名。它不曾是，也不可能是失去具体历史内容的、空洞的道德评价。
伪善，不是单纯的行善，也不是单纯的作恶。而是善恶之间宽广的中间地带和丰富的中间层次。它因而从“文化——道德”的角度，构成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换环节。
其实，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有绝对意义上的，也有相对意义上的。绝对意义上的善，是在人类由自然而人的历史发展中，作为无限目的来追求的个体与类的不断丰富的统一。它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但却作为一个极限概念存在着，构成在人们的现实性中打开更广阔界限的、不断后退着的诱导性目的。相对意义上的善，应该是绝对意义的善的具有阶级特征的具体历史形态。它因发展着的历史，而处在不断转换的历史发展中。具体说，它总是一定历史时期上升为社会统治意识的理想，是人们曾经为之追求的崇高的目的。然而，与此同时上升到统治地位的阶级，却往往因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而使这崇高的目的变成现实性的手段，成为所谓社会公共利益的虚伪的守护神。显然，善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在历史的前进中，是不断“冲突——统一”的。在统一中包含着的差异，通过“伪善”这一环节，从不意识达到意识，最后导致冲突、解体，而向新的统一即新的善过渡。
伪善是恶的一个丰富的对立面。绝对意义的恶，是空洞的否定，即对自身的抛弃。这时的个体，是不容于类而自行死灭的，如动物性的奸淫抢掠等。但它一旦披上伪善的外衣，便可能转换成某种相对意义的恶。相对意义的恶，它作为辩证环节的否定，自身包含着肯定或向肯定转化的机因，必然成为历史前进的杠杆。它与相对意义的善，往往处在极复杂的、互相渗透转换的运动过程中。一般地说，它总是作为相对意义善的直接对立面出现。当相对性的善开始从绝对性的善中硬化，恶便以绝对性善的辩证否定环节的形式开始同相对性善相分离，乃至对抗。这时的相对性善，实质上已向伪善转化。开始是无意识的，在个人心理上表现为善的不彻底性。后来是有意识的。它一方面是对奉为神圣的相对性善的自觉嘲弄，成为不受骗的意识而高于恶，这是积极的，如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另一方面，它仍然以相对性善作为自己现实性的依据，将目的变为手段，成为彻底的伪善而低于恶，这就是莫里哀的达尔杜弗。
当达尔杜弗作为这种彻底伪善的化身获得真实的生命之后，它就同作为真善美之苦恼追求的化身的哈姆雷特一样，获得了普遍而长久的审美价值。在单一的伪善之下的伪善心理，同在复杂、多面的性格特征之下的苦恼追求一样，也是一种复杂而迷人的心理现象。如果哈姆雷特苦恼的追求，是至善的理想与丑恶的现实，在文艺复兴时期，给予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那么，达尔杜弗的伪善，则是至善与丑恶之间扩展着的中间地带或中间层次，在尔后漫长的历史中，给予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如果，苦恼的追求，是无限的反思运动的绝对中介，是人类现实性的历史自身，那么，伪善，则是无限的反思运动和人类现实性历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转换环节。它在无限的历史运动中获得了自己无限的生命。更具体地说，达尔杜弗在文化史上经久不衰，绝不单纯是它出色地概括了17世纪法国历史转折时期的独特的社会关系，也不单纯是达尔杜弗性格特征的单一可用伪善一言以蔽之，而是伪善所赖以产生的历史转变，在任何时代，都这样或那样地存在着，因而它所沉入、积淀的现实心理，也这样或那样地存在着。特别是伪善本身，它事实上不是一个不动的点或单一的面，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由此及彼的中介过程。这就使得达尔杜弗的伪善形象，一旦历史地产生出来，就在往后的社会发展中不断地被带入社会现实的乃至个人心理的生动内容。
同哈姆雷特相比，达尔杜弗是过于概括了。在这种概括中，文化面的丰富层次和积淀着人类历史的复杂心理的丰富层次，都呈现为一种极其单一的状态。但这依然是一个完整的性格。在这一性格整体中，其表层结构，远不像哈姆雷特那样，集中着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多方面的时代矛盾，而是只有一个单一的层次——阶级关系，这种关系是当时社会关系、时代矛盾的高度概括。正是在这样的性格整体的表层，靠着外在社会关系的严格历史规定，一种单一的性格特征站立了起来。它指示着性格整体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复杂的心理活动，这心理活动具有着广泛的历史基础。它是单一的伪善行动的源泉。对于这深层心理结构，整部喜剧几乎没有一点直接的揭示。但它却真实地存在着。作为人物性格的主动性、主体性的源泉真实地存在着。因而，它不是空洞的无，而是注满了历史内容的“空地”。蕴含着这深层心理结构的性格整体，固然不能像哈姆雷特式的性格整体那样，让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无限地丰满和再创造，留下一部五光十色的达尔杜弗批评史，但它却令人惊异地走进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审美的心灵。
也许在这里还应该顺便地却不无必要地说明，达尔杜弗绝不是类型。任何类型，就同任何孤立的性格特征式的抽象品一样，是不可能有真实的生命的。从典型的角度看问题，达尔杜弗的单一，同哈姆雷特的丰富一样，也达到了一种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也不是在一个平面即一个层次上完成的。因为，达尔杜弗作为性格整体，当它事实上是深入到深层心理结构才真正构成了一种完整时，它同时也就是使表层结构的共性具有了个性，使深层结构的个性具有了共性。于是，不仅两个层次都有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横向上；而且两个层次之间也表现出一种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纵向上。这种性格整体，当然也就是典型。
一个人物形象，不管呈现出如何的丰富或单一，只要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对人的本质及其社会属性的某一个侧面或某一个层次，给予深刻的揭示，由此推动人的自我认识，从而能动地变革社会以适应人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它和它的创造者，就会取得里程碑式的历史地位，成为不朽。莎士比亚及其哈姆雷特是如此，莫里哀及其达尔杜弗也是如此。
1983年12月
我们把历史不是看作堆满各种死人骨骼的战场，而是看作这样一个过程：收发展着的世界于内心并同化为深层心理结构，进而使之在世界的发展中外化，追加人的意志。这是一个越来越富于精神性的、动荡不息的世界。人，这个天地之精英的大写的人，怎么能老是屈从于盲目的必然性，让这恶的命运无情地捉弄摆布。不，自然是人的自然，世界是人的世界，应该按照人的自觉意志和审美理想来重新建造一番。
——《〈哈姆雷特〉的结构和性格悲剧》
对于哈姆雷特的复杂性，许多人先是惊异，而后几乎是拜倒在哈姆雷特批评史的五光十色面前。然而人们曾惊异于这一事实吗？单一到用“伪善”一词就能概括的达尔杜弗，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近两个世纪，仍有着不衰竭的魅力；在整个世界语言中，“达尔杜弗”已成了“伪君子”的同义语，也就是说，它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形式，深入到心理意识的结构中，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表达。如果哈姆雷特之不朽，在于它的复杂，在于它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性格，既富有一种整体性，又留下许多迷人的心理现象，如同生活一样不能说尽，因而被后世无限地丰满和再创造；那么，达尔杜弗之拥有长久而普遍的审美价值，其奥秘又何在呢？
黑格尔在谈到典型时说过：“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完整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式的抽象品。”人们通常认为达尔杜弗正是这种抽象品的典型例证。其实达尔杜弗也是一个世界。他的性格确实是畸形的，这种畸形反映着他赖以产生的那个世界的畸形。如同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一样，达尔杜弗是17世纪法国社会的产物。他的艺术生命，以及这艺术生命所拥有的长久而普遍的审美价值，植根于产生他的时代。
这是一个充满曲折的历史转折时代。整个法国、整个欧洲，正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列宁曾经说：“任何曲折的历史转变就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这个过渡时期几乎整个地被打上了妥协的烙印：君主专制政体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在政治上妥协的体现。新古典主义是二者在文艺上妥协的体现。二元论者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则集中反映着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妥协。这时的资产阶级还带着乳气。不仅从客观条件上说，它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封建阶级的地步；而且从主观条件上说，它自己也还囿于传统的观念，而没能对自身的历史地位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虽然笛卡尔已在热情地呼唤着）。它不得不在政治乃至整个意识形态上，与已经腐败没落但还笼罩着神圣灵光的封建贵族结成可笑的同盟。新古典主义的庄严崇高，一开始就透露着这种滑稽的悲剧性。
这滑稽的悲剧性，凝聚着一整个时代的矛盾。
马克思曾指出：“君主专制发生在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制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这是对当时还享有无上政治特权的封建贵族阶级和已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概括。他们正势均力敌，互相利用。
这种阶级关系，集中反映在当时盛极一时的鬻官制度中。这时封建贵族阶级的全盛时期已近尾声，然而他们显赫的爵位远还没有失去迷人的光彩，他们的特权地位对新起的剥削阶级尤其有着无限的吸引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鬻官制度，既能满足王权对金钱的需要，又能满足资产阶级对爵位和特权的要求，构成法国社会独特的特点。
另外，当时封建贵族对农民和城市平民极端残酷的剥削，致使农民和平民已成为反封建的强大力量。王权因此极力笼络资产阶级，防止它和农民、平民结成反封建同盟。
但新兴资产阶级却仰仗它的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愈来愈不满足于无权的地位。资产阶级与整个封建贵族的矛盾开始激化，并逐步转入历史的前台。展望未来的一个多世纪，正是这个矛盾的爆发，导致了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这漫长的矛盾酝酿过程，把双方的对立推到了顶点，使得这次大革命，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更彻底，更深刻。
当我们把达尔杜弗还原到这历史的画卷中时，我们不能不惊异于眼前的事实：17世纪法国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及其历史发展，竟浓缩在达尔杜弗生活其间的独特人物关系中。也就是说，这个人物，成为一个结合着而且交织着当时社会生活主要线索的“焦点”，通过这个焦点，不仅可以透视到17世纪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可以把握到这个社会的动力趋势。
达尔杜弗是在奥尔贡一家的争吵声中登场的，争吵的双方，一边是他的崇拜者奥尔贡及其母亲白尔奈耳太太，一边是以女仆道丽娜为首的奥尔贡家其他的所有人。
奥尔贡，这位巴黎的富商，同时也是一位专制而自私的家长。他将几乎已沦为乞丐的落魄信士达尔杜弗接到家中，当作圣人来供养、颂扬。达尔杜弗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表现的“虔诚”，诸如对捏死跳蚤的忏悔，在奥尔贡看来，都是崇高的德行。奥尔贡是17世纪法国正走向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庸人的典型形象。他们目光短浅，又自以为是，看不到自己是一个新生的阶级，却仰慕贵族，用各种形式，从一个已经走向没落的阶级那儿，寻求精神寄托。
奥尔贡的儿子大密斯、女儿艾莉丝及其情人法赖尔，甚至奥尔贡年轻的续妻艾耳密尔，则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新一代。他们受当时统治阶级视为异端的自由思想影响，正跃跃欲试地想摆脱封建专制家长的束缚。而以女仆道丽娜为代表的、出身于农民的“下等人”，虽然立人檐下，在心理上却已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她绝妙地描画着达尔杜弗伪善的画像。她生气勃勃，富有见识，同莫里哀笔下其他的仆人形象如《司卡班的诡计》中的主人公一样，充满智慧、勇敢、乐观和斗争精神，他们对软弱无能的少爷、小姐的帮助，传递着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的可喜信息。
至于达尔杜弗，一般熟悉17世纪法国历史的人都公认，这个人物是当时披着宗教事业外衣、暗中监视居民、陷害倾向信仰自由的人们的伪善信士的典型。再扩展开来，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探索这个人物的典型性，我们还可以说，他首先是17世纪没落贵族的典型。他很可能是塞纳河下游两岸什么镇的一个小贵人，如奥尔贡所说：“他受封的土地，家乡人谈起来，也有凭有据，证明他确实是一位贵人。”但他之所以丧失财产，却当然不会是奥尔贡说的“由于热爱圣业，太不留意俗事”，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导致的。在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当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代表着一种日趋没落的生产关系，土地剥削已不足以保障他们的生活开支时，能逃脱这种命运的，只有投靠路易十四的宫廷贵人，和放弃贵族“荣誉观念”、顺应历史潮流、从封建剥削转为工商业经营的“新贵族”阶层。因而“热爱圣业”，不是达尔杜弗丧失财产的原因，倒是他丧失财产的结果——在一部分没落贵族靠出卖爵位、土地或靠与富商结亲混生活的同时，不是也有一部分没落贵族混入良心导师的队伍，从宗教职业中寻求出路吗？不能靠高官厚禄爬上第一等级的贵族，同样可以用别的欺骗方式寻求朝思暮想的最高归宿。达尔杜弗典型意义的前提，正在于它遵照历史的真实，将“伪善信士”和“没落贵族”的典型，成功地糅和在了一起，它的真实的生命，也就是因为来源于这一历史的真实。
然而达尔杜弗终究是一个用“伪善”一词就能概括的形象。历史并没有停留在达尔杜弗性格的表层——独特的人物关系中，而是通过单一的性格特征——伪善，沉入一种单一却复杂的心理状态里。通过伪善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才是达尔杜弗性格的深层结构。它反过来，折射着造成这单一心理的复杂的时代、复杂的社会，从而跨越这时代、这社会，走进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审美的心灵。作为审美的对象，它应该是“物态化了的一定时代社会的心灵结构”。这心灵结构，虽然归根结底仍然是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所规定和规范的，但作为一定社会历史的积淀，它却不可能简单是这社会历史的直接对应物，而是其转化形式。因而二者之间的转化及造成这转化的中介，才是达尔杜弗之拥有真实生命的关键所在。
这中介，其实就是与“物态化了的一定时代社会的心灵结构”直接对应的、物态化了的一定时代社会的文化结构。它是一定时代社会的敞开了灵魂的心理学。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敞开了灵魂的心理学，是人文主义思潮，那么，17世纪法国的敞开了灵魂的心理学，则是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它可以被看作17世纪法国社会物态化了的心灵结构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之间的丰富的中间层次。在欧洲文化的发展中，新古典主义思潮是人文主义思潮和启蒙主义思潮之间的一个曲折阶段。它将肯定和否定融于一身，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但终将因其对理性的片面强调而走向反面。
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之后沐浴着朝阳，在对昔日古希腊罗马世界的甜蜜回顾中憧憬着未来。人文主义作家，极力推崇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历史、文学，掀起了向古代学习的热潮，从古代作家的作品中汲取热爱生活、肯定人的力量的思想，用以反对中世纪神学和天主教的禁欲主义。尔后，当理想不得不让位于现实，思想和意志的力量不得不暂时屈从于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命运的时候，文艺复兴运动便不得不让位于新古典主义运动了。
向古代学习的潮流，开始向另一个侧面发展。欧洲的一些作家转向从古代寻找文学创作的典范和理论根据。他们研究古希腊罗马的理论，在创作实践上有意识地学习古代的艺术方法，或多或少地采用古代文学的体裁和题材。这种倾向逐渐加强，到17世纪，在法国——它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
这个君主专制国家的文艺政策制定者，即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和他创办的法兰西学院，在古希腊罗马发现了他们认为和谐的社会机构的典范，因此有意识地从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形式和典范中寻找其社会道德理想的表现方法。不仅力求建立一种与专制制度的政治任务相适应的文学和语言的规范，而且力求使之成为全国性的风格，把美学和批评问题提到政治原则问题的高度。这几乎是对国家理性的顶礼膜拜。
而笛卡尔，这位新兴资产阶级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代表人物，这时正以其“怀疑论”为武器，否定盲目崇拜神的蒙昧主义，走向自觉赞颂人的理性主义。他将立足点从否定自我的绝对本体转到正在认识的自我，把英国经验论的感觉，提高到神圣的坚定立场，以对抗中世纪神学的威严与崇高。他的理性的本质是怀疑的、否定的，没有这理性，历史曾形成的狭隘的经验感性绝不能独立支撑人的站立。但反过来，连赖以站立的根基——感性——也怀疑、否定掉的理性，难免不陷入自身的反面，把理性变为信仰，或向信仰让出本该夺回的地盘。这矛盾着的哲学，印证着一整个时代的矛盾，终于成为“国家理性”神圣的光圈。
新古典主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很快就在法国形成了，并逐渐推向整个欧洲。从现象上看，法国的新古典主义似乎在重复意大利的古典主义曾经做过的事情，但实际上，它们已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许多的不同。联系二者的，只不过是对古典文化艺术各取所需的迷恋和崇拜罢了。
既然新兴资产阶级力图给新登基的路易十四戴上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帝国光彩夺目的王冠，新古典主义也就极力再现贺拉斯的严谨、和谐与表面辉煌的美学理想。
新古典主义强调文艺的教育职能，不仅表现生活，而且要评价生活，因而它往往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拥护王权，主张国家统一，歌颂“贤明的君主”。它的基本主题是：公民的义务和理智战胜自发的个人倾向，为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奋斗。
它把正确的思辨看作作品的源泉，因此它崇尚理性，把理性作为文学评论和批评的最高标准，认为唯有理性，才能辨别美和丑，只有凭理性，才能写出真与美的东西。
它强调模仿自然，模仿古典。但它对理性的崇尚，使得自古就有的模仿自然的理论和模仿古代的创作倾向，都得到了新的解释和发展。他们所说的“自然”，其实是被理性净化了的、当作“本性”来承认的主——客体世界；而他们所说的“古代”，实际上只是借古代形式追慕的现实的理想。
它在艺术形式技巧上要求正确完美，首尾融贯一致，具有整体的和谐。因此它高度重视语言，要求准确、明晰、合乎逻辑。它曲解希腊戏剧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制定了要求作家严格遵守的“三一律”，即时间、地点和情节（主要指性格）的一致。它严格划开了文学体裁上的范畴；规定了文学语言的界限。总之，它力求在这纯净的形式框架中再现人的本质，分析人的心理，研究人的性格和情欲。
所有这些，构成了当时文化结构的特质。这是一种纯净的理性内容和同样的理性形式的高度统一。也就是说，新古典主义高扬起的严谨、和谐和表面辉煌的外在风格，与整个文化结构侧重于高度理性化的“整体性”这一内在特点，是一致的。然而，文化结构作为人类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改造内部世界的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价值系统，它的基本特性，除了整体性外，还应有创造性。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是比前者更重要的特性。而理性，当它被片面强调到否定人的情感、想象时，不仅会使人失去创造的活力，而且将失去真实性，使崇高的目的变成现实性的手段，走向伪善。新古典主义中由贵族宫廷派最终导致的伪古典主义，就是这历史地形成的伪善而后公开打出的一面旗帜。
莫里哀的达尔杜弗，就其性格的深层心理结构来看，它已远远超出了对伪善信士乃至整个没落贵族的影射，而是当时一种正在向整个社会心理渗透的心理特征的凝结。它打破了理性内容和理性形式最终虚假的统一，将因为被褊狭形式限制而已走向反面的真实历史内容，赤裸裸地揭示在人们面前。它集中地体现着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中包孕的现实主义倾向，体现着新古典主义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新古典主义的超越，成为17世纪法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动力补充。
换一个角度说，作为这文化结构的直接对应物，《达尔杜弗》这部喜剧几乎是必然地获得了一个千锤百炼、严谨完美的结构形式，使得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文化背景，结晶在一个单一的性格之中。这被高度艺术概括了的社会生活、文化背景及其动力趋势，不仅突破着性格单一性的限制，也突破着新古典主义狭隘性的限制。“限制即否定”，斯宾诺莎的名言在这里恰好暗示着新古典主义自身蕴含的悲喜剧。这悲喜剧对垂死的老贵族，是含笑的挽歌，对新兴的资产阶级小伙子，则是十足的滑稽剧。也就是说，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两个即将移位的阶级间无意识的暂时妥协，其包含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偏以可调和的妥协方式表现出来。这本身既是新古典主义在它的“低级”体裁——喜剧——中取得最高成就的历史依据，也是莫里哀作为新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超越新古典主义的深厚现实根源。
莫里哀抓住了独特历史现象之后深刻的喜剧本质，从而突破新古典主义日益显露的虚假的崇高性，返回到真实的尘世生活。在新古典主义这时代的、敞开了灵魂的心理学中，达尔杜弗像聚焦之点，将社会心理袒露在沉浸于时代的悲喜剧里却不自觉的人们面前：在构成新旧社会过渡的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全面关系中，渗透着一种封建贵族以假当真和资产阶级以真当假的普遍颠倒的虚伪精神。特别是封建贵族阶级面对着分崩离析的生存基础，却要强撑着完善的统治意识，它就不得不把已走向伪善的理性，当作招魂的引幡，而摄动整个社会心理。莫里哀敏锐地感受着这独特的心理特征，通过达尔杜弗的形象，把“伪善”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凸现出来，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这个特定时代所激起的特定心理意识，已达到何等触目惊心的尖锐程度。伪善——这一由历史转化而来的单一而复杂的心理特征，在一种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中，获得了内容充实的真实生命，不可思议地成为欧洲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种著名典型。
这样的文学艺术形象当然是会有普遍而长久的审美价值的。因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从整个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都可能深入、内聚成心理结构的东西，转化成心理意识，获得不朽的生命力。
认为达尔杜弗是一种孤立的、性格特征式的抽象品，无疑是理论认识上的误解。在这种误解中，历史消失了，文化背景消失了。人们只看到一种单一的性格特征。然而恰恰是这误解，作为一个流行的常识，从侧面启示我们认识审美心理中的一个奇妙的现象。即当一个形象真实地站立起来了以后，人们往往不再去追究这个形象是否真实，去寻找这个形象成立的历史依据，而只是直观地把握着已经获得的审美判断。它可能是以直接肯定形式出现的，也可能是以间接肯定形式亦即补充进现实内容的形式出现的。它是审美主体生动（变动）的心理结构和审美对象物态化的心理结构之间，在审美过程中，以不同形式进行的交流、感应。这两种心理结构，在被历史隔绝的同时，又被历史联系着。不论在个性形态乃至民族、时代特点上，有何等的差异，它们归根结底是同一部人类历史的沉淀，因而终究是相通的。在这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所谓被直观地把握着的审美判断，本身就包含着“真”的根据、“善”的尺度。它们只是没有浮现在意识中罢了。
进而，特定心理结构所突出的心理特征，它所沉淀的历史内容愈广，就愈能引起广泛的交流、感应。而伪善，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巨大历史感的心理特征。它呈现着由极其复杂的历史转化而来的“单一”，却牵动着“单一”后意想不到的历史的复杂。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达尔杜弗才可能像一面镜子，给伪善者以“伪善”之名。它不曾是，也不可能是失去具体历史内容的、空洞的道德评价。
伪善，不是单纯的行善，也不是单纯的作恶。而是善恶之间宽广的中间地带和丰富的中间层次。它因而从“文化——道德”的角度，构成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换环节。
其实，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有绝对意义上的，也有相对意义上的。绝对意义上的善，是在人类由自然而人的历史发展中，作为无限目的来追求的个体与类的不断丰富的统一。它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但却作为一个极限概念存在着，构成在人们的现实性中打开更广阔界限的、不断后退着的诱导性目的。相对意义上的善，应该是绝对意义的善的具有阶级特征的具体历史形态。它因发展着的历史，而处在不断转换的历史发展中。具体说，它总是一定历史时期上升为社会统治意识的理想，是人们曾经为之追求的崇高的目的。然而，与此同时上升到统治地位的阶级，却往往因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而使这崇高的目的变成现实性的手段，成为所谓社会公共利益的虚伪的守护神。显然，善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在历史的前进中，是不断“冲突——统一”的。在统一中包含着的差异，通过“伪善”这一环节，从不意识达到意识，最后导致冲突、解体，而向新的统一即新的善过渡。
伪善是恶的一个丰富的对立面。绝对意义的恶，是空洞的否定，即对自身的抛弃。这时的个体，是不容于类而自行死灭的，如动物性的奸淫抢掠等。但它一旦披上伪善的外衣，便可能转换成某种相对意义的恶。相对意义的恶，它作为辩证环节的否定，自身包含着肯定或向肯定转化的机因，必然成为历史前进的杠杆。它与相对意义的善，往往处在极复杂的、互相渗透转换的运动过程中。一般地说，它总是作为相对意义善的直接对立面出现。当相对性的善开始从绝对性的善中硬化，恶便以绝对性善的辩证否定环节的形式开始同相对性善相分离，乃至对抗。这时的相对性善，实质上已向伪善转化。开始是无意识的，在个人心理上表现为善的不彻底性。后来是有意识的。它一方面是对奉为神圣的相对性善的自觉嘲弄，成为不受骗的意识而高于恶，这是积极的，如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另一方面，它仍然以相对性善作为自己现实性的依据，将目的变为手段，成为彻底的伪善而低于恶，这就是莫里哀的达尔杜弗。
当达尔杜弗作为这种彻底伪善的化身获得真实的生命之后，它就同作为真善美之苦恼追求的化身的哈姆雷特一样，获得了普遍而长久的审美价值。在单一的伪善之下的伪善心理，同在复杂、多面的性格特征之下的苦恼追求一样，也是一种复杂而迷人的心理现象。如果哈姆雷特苦恼的追求，是至善的理想与丑恶的现实，在文艺复兴时期，给予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那么，达尔杜弗的伪善，则是至善与丑恶之间扩展着的中间地带或中间层次，在尔后漫长的历史中，给予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如果，苦恼的追求，是无限的反思运动的绝对中介，是人类现实性的历史自身，那么，伪善，则是无限的反思运动和人类现实性历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转换环节。它在无限的历史运动中获得了自己无限的生命。更具体地说，达尔杜弗在文化史上经久不衰，绝不单纯是它出色地概括了17世纪法国历史转折时期的独特的社会关系，也不单纯是达尔杜弗性格特征的单一可用伪善一言以蔽之，而是伪善所赖以产生的历史转变，在任何时代，都这样或那样地存在着，因而它所沉入、积淀的现实心理，也这样或那样地存在着。特别是伪善本身，它事实上不是一个不动的点或单一的面，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由此及彼的中介过程。这就使得达尔杜弗的伪善形象，一旦历史地产生出来，就在往后的社会发展中不断地被带入社会现实的乃至个人心理的生动内容。
同哈姆雷特相比，达尔杜弗是过于概括了。在这种概括中，文化面的丰富层次和积淀着人类历史的复杂心理的丰富层次，都呈现为一种极其单一的状态。但这依然是一个完整的性格。在这一性格整体中，其表层结构，远不像哈姆雷特那样，集中着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多方面的时代矛盾，而是只有一个单一的层次——阶级关系，这种关系是当时社会关系、时代矛盾的高度概括。正是在这样的性格整体的表层，靠着外在社会关系的严格历史规定，一种单一的性格特征站立了起来。它指示着性格整体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复杂的心理活动，这心理活动具有着广泛的历史基础。它是单一的伪善行动的源泉。对于这深层心理结构，整部喜剧几乎没有一点直接的揭示。但它却真实地存在着。作为人物性格的主动性、主体性的源泉真实地存在着。因而，它不是空洞的无，而是注满了历史内容的“空地”。蕴含着这深层心理结构的性格整体，固然不能像哈姆雷特式的性格整体那样，让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无限地丰满和再创造，留下一部五光十色的达尔杜弗批评史，但它却令人惊异地走进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审美的心灵。
也许在这里还应该顺便地却不无必要地说明，达尔杜弗绝不是类型。任何类型，就同任何孤立的性格特征式的抽象品一样，是不可能有真实的生命的。从典型的角度看问题，达尔杜弗的单一，同哈姆雷特的丰富一样，也达到了一种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也不是在一个平面即一个层次上完成的。因为，达尔杜弗作为性格整体，当它事实上是深入到深层心理结构才真正构成了一种完整时，它同时也就是使表层结构的共性具有了个性，使深层结构的个性具有了共性。于是，不仅两个层次都有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横向上；而且两个层次之间也表现出一种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纵向上。这种性格整体，当然也就是典型。
一个人物形象，不管呈现出如何的丰富或单一，只要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对人的本质及其社会属性的某一个侧面或某一个层次，给予深刻的揭示，由此推动人的自我认识，从而能动地变革社会以适应人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它和它的创造者，就会取得里程碑式的历史地位，成为不朽。莎士比亚及其哈姆雷特是如此，莫里哀及其达尔杜弗也是如此。
1983年12月
我们把历史不是看作堆满各种死人骨骼的战场，而是看作这样一个过程：收发展着的世界于内心并同化为深层心理结构，进而使之在世界的发展中外化，追加人的意志。这是一个越来越富于精神性的、动荡不息的世界。人，这个天地之精英的大写的人，怎么能老是屈从于盲目的必然性，让这恶的命运无情地捉弄摆布。不，自然是人的自然，世界是人的世界，应该按照人的自觉意志和审美理想来重新建造一番。
——《〈哈姆雷特〉的结构和性格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