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在易卜生评价上的差异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偏僻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挪威文学，曾出现过空前的繁荣。1880年，恩格斯针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批评家兼剧作家恩斯特分析挪威历史和文学时所犯方法上的错误，写出了著名的《致保·恩斯特的信》，这封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文学史现象的典范。十几年后，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写了《亨利克·易卜生》这一文艺批评专论，对易卜生及其作品做了全面的分析。这又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恩斯特的角度，使我们能够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同恩格斯的观点作对照，进一步揭示恩格斯的思想和方法。
对于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历来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对易卜生著作所作的批判分析使普列汉诺夫有可能指出易卜生的形象不够确切，并指出易卜生的创作中的抽象性和主观主义因素。”一种意见认为：“普列汉诺夫在评论易卜生的文章中没有具体分析挪威小资产阶级具体发展的历史条件，没有把艺术家的创作看作这一发展的特点的反映，而是采用了演绎法，采用了通常的教条原理中的概念的逻辑发展的方法。”《美学论丛》第一期上刊登的《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一文，曾将这两种意见作为“针锋相对”的观点摆出来，其实，这两种意见并非直接的对立物，它们看同一问题时产生了分歧，但实际上它们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完全相同的。我以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其合理性，前者指出了普列汉诺夫评论的独到之处，后者却从普列汉诺夫夸大易卜生的形象不够确实、片面理解易卜生创作中的抽象性这一点追根溯源，看到普列汉诺夫的评论之有失误的原因所在。
普列汉诺夫对易卜生的分析评论是有缺陷的，看易卜生的作品，对照普列汉诺夫的批评，尤其再对照恩格斯的评价，问题就很明显。
普列汉诺夫对易卜生的重要作品，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娜拉》（又名《玩偶之家》）做了失之偏颇的分析：
大山生的是小老鼠。这在易卜生的戏剧里是常常发生的。并且不仅在戏剧里，而且也在他整个世界观里。即使拿“妇女问题”来看吧。当海尔茂对娜拉说，她——首先是一个妻子和母亲，她回答道：
“我不再相信这种话了。我想，首先我是一个人，或者至少应该努力做一个人。”她不承认通常“合法的”男子和女子的同居关系是结婚。她力图争取我们过去所谓的妇女解放。
……但是在这里，跟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使他感到兴趣的是解放的心理的过程，而不是它的社会的结果，不是它对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影响。解放是重要的，至于妇女的地位，还是让它像从前那样吧。（《论西欧文学》）
普列汉诺夫由此判定易卜生的形象模糊，因为它们“在抽象的自我完善的领域里漫游”，没有明确的政治出路。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判决。难道能用社会结果来批评一个艺术家？所有制改变也绝不意味着所有问题解决。况且，外在形式的突变，并不一定比人的内心的深刻觉醒有更持久的历史意义。
一百年来，人们一直思索着：娜拉为什么出走？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娜拉怎样才能像一个人那样生活？易卜生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娜拉弃家出走前复杂的心理活动，这“娜拉出走以前”以“娜拉为什么出走”为联系环节，变成“娜拉出走以后”……成为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斯芬克司之谜。没有政治出路的娜拉，就是这样，以巨大的艺术力量，震动了整个欧洲、整个世界。远隔两重大洋的中国，在政治革命高涨的年代，甚至一度出现过“娜拉年”。
拨动人们心弦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娜拉走向自我认识的心理历程。普列汉诺夫所引的娜拉对海尔茂的回答——“首先我是一个人”——作为这一历程的潜在动力和必然结果，才能成为著名的“人权宣言”；而作者以林丹太太的形象对娜拉的补充和对斯芬克司之谜的回答——“生活的充实就是要工作，就是要为别人承担责任”——作为这一历程的进一步表现，才有实在的意义。
娜拉的心理历程中高耸着三个醒目的里程碑。首先是：以自己名誉的代价换取海尔茂的生命；其次是：以自己生命的代价换取海尔茂的名誉；最后是：在绝望中盼望“奇迹中的奇迹”——“咱们俩在一块儿过日子真正像一对夫妻”。
这是一个真正的人内心觉醒必然经历的几个阶段。
当娜拉最初以自己的名誉为代价换取海尔茂的生命时，她以无知的纯洁表现出对其社会的天真的希望，她因为自己勇于做人的行为而快活得像一个孩子，结果，社会却以无情的真实将她的希望压成了齑粉。面对这个蔑视人善良天性的非人化社会，娜拉决心创造一个奇迹：用自己仅有的生命，去换取丈夫超出生命的名誉，为的是要让社会看一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爱情，足以抵挡社会的反叛和异化。这一次，她简直被自己为显示无私爱情将做的自我牺牲所迷醉。但她又一次落空了——海尔茂不是人，他只是一根“社会支柱”而已，而“社会支柱”正是以否弃人的本性来支撑社会的。娜拉终于决定出走，就是说，决定走出这样的社会和作为这个社会的柱石的家庭。这决定是彻底失望导致的彻底决裂。
然而，自那个寒冷的冬夜后，娜拉是否就沉入了社会无边的黑暗之中呢？不，绝望常常是生成的一种新形式。那些因社会的异化孳生在人身上的茧壳，已在绝望中死去，而历史沉积下来的对自由的渴望，便铸成作为中介向外转化的心理——精神结构的实体。尽管它暂时还缺乏实现自身的客观条件，不得不借象征来召唤自己的存在，但这并非简单是一种非现实性的软弱，恰恰相反，它是现实性的已经成熟到意识自身的内在生命力的源泉。正是它，才成其为本质上的一个问题，一句向起反应的心弦所说的话，一种向感情和思想所发出的呼吁。
它给娜拉的生命，注入了灵魂，使娜拉达到了19世纪欧洲文学中其他人物形象无法企及的高度和境界。
在易卜生的世界里，呼应着娜拉的，除了林丹太太，还有面对官僚的围攻表示就是地球碎了也不低头让步的斯托克曼医生，有庄严地宣告要“真正的做——人”的布朗德牧师……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洲，空气中弥漫着金钱的铜臭，混浊得使人窒闷，而我们在这些人物身上，却是怎样地呼吸到了来自北国的温暖而清新的气息。正如恩格斯所肯定的，这是一些“真正的人”，是在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所带来的现实灾难中，还能保持“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精神的人”。他们合乎戏剧情节和自身性格逻辑的“宣言”，往往是作者对作品主题的诗意的集中。这诗意——以其对“人的解放和复元”的执着——像流动的阳光，使易卜生的世界笼罩着柔和而温馨的氛围。
这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文学中的亮色。同时期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不用说了，甚至当时正处在黄金时代的俄国文学，在这一点上也难与之媲美。
我们面对的，是文学史中一种令人炫目的现象。
它是从什么样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呢？
普列汉诺夫曾指出：“易卜生诞生、成长、长大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里。”——这无疑是正确的。接着他说：“密尔都曾经抱怨过社会舆论的专横。但是密尔是英国人，而在英国小资产阶级不发生主要的影响。要想知道社会舆论能够专横到什么地步，需要在一个西欧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里住一住。易卜生奋起反对的也就是这种专横。”（《论西欧文学》）随后，他深刻地分析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情形——是的，是深刻地，然而挪威小资产阶级的独特个性却在这种被深刻分析了的共性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以他对易卜生作品的有偏颇的感受和对挪威小资产阶级的一般化分析为前提，他是不可能正确地评价易卜生成长的那个社会环境对于易卜生的世界观和创作的影响的。
为了不违背贯彻唯物史观的初衷，他这样解释：“任何一定的社会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不仅仅是说他住得很融洽的环境，而且也指他对它宣战的环境。”（《论西欧文学》）
这种解释顾此失彼，不可能彻底。它只是强调了易卜生的局限性以及这种局限性的社会根源，却忽略了易卜生的宣战及其宣战方式所具有的意义和历史特点。
不过，普列汉诺夫从易卜生所宣战的社会环境中，确实看到了作家所属的社会历史中一些带本质性、必然性的东西。这就是以专横的舆论所体现的、阻碍历史前进的陈腐社会力量。从博尼克到海尔茂，这些形形色色的、具有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特征的“社会支柱”，正是从这样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然而与此同时，在庸俗和虚伪中，在“不彻底的两面性的”人们中，也站起了承袭着自由民精神传统的“精神反叛”的代表，从布朗德到娜拉，这些真正的人，并非纯然是作者“个人力量的幻影”。如果普列汉诺夫真认为易卜生是反对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战士们中的、偶尔能碰到的“彻底的人们的光辉的榜样”，并且承认，易卜生的精神的儿子们，也都同样是完整的人的光辉榜样，那就应该看到，从这样一些特点鲜明、数量繁多的人物形象身上，同样也可以综合地概括出挪威社会历史中带本质性、必然性的东西，作为挪威社会一个时代的精神代表的易卜生，连同他的布朗德、娜拉等，都同样有着他们的根基。甚或，他们扎根在更深层的土壤之中。
这似乎很矛盾，但这个矛盾却是我们分析19世纪七八十年代挪威独特特点时应该抓住的。
恩格斯给恩斯特的信，给我们指示了如何正确把握这一矛盾的方法。他强调将易卜生的作品放回到与当时典型西欧国家“具有一种完全不同背景”的挪威社会之上。这社会，因其深阔背景——一部凝结着的浓缩历史——而显现着不同的层次。就其表层看，它似乎要归宿到典型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而它的深层，却搏动着，要把自身蕴藏的自由人的血液，输送到整个现存社会以反抗它的非人化。
让我们沿着恩格斯的方向走。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挪威，确乎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社会：资本主义刚刚在这里迈步前进，这个生活脉搏缓慢但却正常的社会，就已经感受到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所带来的现代灾难。历史的进步，唤醒了在隔离状态中沉睡的土地，同时也给“纯朴的自由农民之子”抹上了复杂的思想感情色彩……
充满矛盾，但并非畸形。因为这个独特的特点是挪威有文字记载的十个世纪独特历史自身逻辑的延伸。
这是一部真正独特的历史。
偏僻的地理环境，使这里的氏族制度维持到公元9世纪。而后氏族制度的崩溃和奴隶制的兴起并没有能消除“自由的公社社员”，12世纪封建关系形成，同时也就开始了破产的公社社员同封建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声，而直接从自由的公社社员转化而来的挪威农民，不仅是在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而且是在革命运动中赢得自己地位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进而，“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
挪威小资产阶级产生以来的全部历史，直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现实，都表明它和自由农民有着一种天然联系：它在反对国内外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把农民当作一个可利用的政治支柱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它在复辟势力席卷欧洲时，仰赖农民的支持争取到了一个“比当时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在这种天然的联系中，合乎逻辑地，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即使在受到伴随资产阶级发展而来的金钱关系的腐蚀时，也仍然不同于一般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之中的优秀分子，还保留了“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和独立的精神”。
于是，易卜生时代的挪威，这个既没有交织着过去两大阶级的尖锐矛盾，也尚未在当代两大阶级的对立发展中充分发展的社会，才可能不仅使自己的“自我分裂”奇特地表现在同一个阶级的内部，而且在小资产阶级优秀分子身上，寄寓自己对于更高发展的希望。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一方面，封建主义的历史短暂和封建化不彻底，使得挪威的封建贵族阶级远没有欧洲其他国家的那样强大、顽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又使得挪威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没有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这造成了社会的“自我分裂”奇特地表现在同一个阶级内部的历史条件。但是，如若没有“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样一个深阔的背景，如若挪威的小资产者不是“自由农民之子”，这种“自我分裂”是不可能发展成为尖锐对立的，既没有娜拉、林丹太太和海尔茂之流的尖锐对立，没有布朗德和市长、主教的尖锐对立，没有斯托克曼和浴场的股东及房主们的尖锐对立……也没有挪威一个时代的精神代表易卜生和他对之宣战的社会环境的尖锐对立。
不顾挪威历史的事实，不愿对挪威小资产阶级作具体分析，使普列汉诺夫看不到这一切。力求与恩格斯站在同一出发点上的他，对易卜生及其作品的许多方面做过深刻分析的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因其忽略了历史发展中除生产方式以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终于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相去甚远。
而无论有多少误解，易卜生的主人公，都是活在他们的背景之上、他们的世界之中的。他们微妙的心理活动，有着真实的历史感；他们的精神境界，流溢着历史传统中进步因素的光彩——这是一种可珍贵的遗传基因，它隐藏在社会的深层结构中，成为源远流长的民族心理。它是混合在矿石中的金，是溶进了水中的盐，是弥漫在混浊空气中的清新气息。
它造成了无可重复的独特的文学现象。这一文学现象确立了易卜生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使得易卜生能够在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而资产阶级的激情、理想已过早地冰释于疯狂的积累和开拓中时，以其塑造的憧憬高尚、性格完整的“真正的人”的形象，正面表现了对于人的自由本质的追求。
也许正是着眼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致保·恩斯特》的信中对易卜生及其作品做出了非同一般的评价。
1982年7月
对于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历来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对易卜生著作所作的批判分析使普列汉诺夫有可能指出易卜生的形象不够确切，并指出易卜生的创作中的抽象性和主观主义因素。”一种意见认为：“普列汉诺夫在评论易卜生的文章中没有具体分析挪威小资产阶级具体发展的历史条件，没有把艺术家的创作看作这一发展的特点的反映，而是采用了演绎法，采用了通常的教条原理中的概念的逻辑发展的方法。”《美学论丛》第一期上刊登的《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一文，曾将这两种意见作为“针锋相对”的观点摆出来，其实，这两种意见并非直接的对立物，它们看同一问题时产生了分歧，但实际上它们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完全相同的。我以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其合理性，前者指出了普列汉诺夫评论的独到之处，后者却从普列汉诺夫夸大易卜生的形象不够确实、片面理解易卜生创作中的抽象性这一点追根溯源，看到普列汉诺夫的评论之有失误的原因所在。
普列汉诺夫对易卜生的分析评论是有缺陷的，看易卜生的作品，对照普列汉诺夫的批评，尤其再对照恩格斯的评价，问题就很明显。
普列汉诺夫对易卜生的重要作品，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娜拉》（又名《玩偶之家》）做了失之偏颇的分析：
大山生的是小老鼠。这在易卜生的戏剧里是常常发生的。并且不仅在戏剧里，而且也在他整个世界观里。即使拿“妇女问题”来看吧。当海尔茂对娜拉说，她——首先是一个妻子和母亲，她回答道：
“我不再相信这种话了。我想，首先我是一个人，或者至少应该努力做一个人。”她不承认通常“合法的”男子和女子的同居关系是结婚。她力图争取我们过去所谓的妇女解放。
……但是在这里，跟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使他感到兴趣的是解放的心理的过程，而不是它的社会的结果，不是它对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影响。解放是重要的，至于妇女的地位，还是让它像从前那样吧。（《论西欧文学》）
普列汉诺夫由此判定易卜生的形象模糊，因为它们“在抽象的自我完善的领域里漫游”，没有明确的政治出路。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判决。难道能用社会结果来批评一个艺术家？所有制改变也绝不意味着所有问题解决。况且，外在形式的突变，并不一定比人的内心的深刻觉醒有更持久的历史意义。
一百年来，人们一直思索着：娜拉为什么出走？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娜拉怎样才能像一个人那样生活？易卜生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娜拉弃家出走前复杂的心理活动，这“娜拉出走以前”以“娜拉为什么出走”为联系环节，变成“娜拉出走以后”……成为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斯芬克司之谜。没有政治出路的娜拉，就是这样，以巨大的艺术力量，震动了整个欧洲、整个世界。远隔两重大洋的中国，在政治革命高涨的年代，甚至一度出现过“娜拉年”。
拨动人们心弦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娜拉走向自我认识的心理历程。普列汉诺夫所引的娜拉对海尔茂的回答——“首先我是一个人”——作为这一历程的潜在动力和必然结果，才能成为著名的“人权宣言”；而作者以林丹太太的形象对娜拉的补充和对斯芬克司之谜的回答——“生活的充实就是要工作，就是要为别人承担责任”——作为这一历程的进一步表现，才有实在的意义。
娜拉的心理历程中高耸着三个醒目的里程碑。首先是：以自己名誉的代价换取海尔茂的生命；其次是：以自己生命的代价换取海尔茂的名誉；最后是：在绝望中盼望“奇迹中的奇迹”——“咱们俩在一块儿过日子真正像一对夫妻”。
这是一个真正的人内心觉醒必然经历的几个阶段。
当娜拉最初以自己的名誉为代价换取海尔茂的生命时，她以无知的纯洁表现出对其社会的天真的希望，她因为自己勇于做人的行为而快活得像一个孩子，结果，社会却以无情的真实将她的希望压成了齑粉。面对这个蔑视人善良天性的非人化社会，娜拉决心创造一个奇迹：用自己仅有的生命，去换取丈夫超出生命的名誉，为的是要让社会看一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爱情，足以抵挡社会的反叛和异化。这一次，她简直被自己为显示无私爱情将做的自我牺牲所迷醉。但她又一次落空了——海尔茂不是人，他只是一根“社会支柱”而已，而“社会支柱”正是以否弃人的本性来支撑社会的。娜拉终于决定出走，就是说，决定走出这样的社会和作为这个社会的柱石的家庭。这决定是彻底失望导致的彻底决裂。
然而，自那个寒冷的冬夜后，娜拉是否就沉入了社会无边的黑暗之中呢？不，绝望常常是生成的一种新形式。那些因社会的异化孳生在人身上的茧壳，已在绝望中死去，而历史沉积下来的对自由的渴望，便铸成作为中介向外转化的心理——精神结构的实体。尽管它暂时还缺乏实现自身的客观条件，不得不借象征来召唤自己的存在，但这并非简单是一种非现实性的软弱，恰恰相反，它是现实性的已经成熟到意识自身的内在生命力的源泉。正是它，才成其为本质上的一个问题，一句向起反应的心弦所说的话，一种向感情和思想所发出的呼吁。
它给娜拉的生命，注入了灵魂，使娜拉达到了19世纪欧洲文学中其他人物形象无法企及的高度和境界。
在易卜生的世界里，呼应着娜拉的，除了林丹太太，还有面对官僚的围攻表示就是地球碎了也不低头让步的斯托克曼医生，有庄严地宣告要“真正的做——人”的布朗德牧师……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洲，空气中弥漫着金钱的铜臭，混浊得使人窒闷，而我们在这些人物身上，却是怎样地呼吸到了来自北国的温暖而清新的气息。正如恩格斯所肯定的，这是一些“真正的人”，是在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所带来的现实灾难中，还能保持“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精神的人”。他们合乎戏剧情节和自身性格逻辑的“宣言”，往往是作者对作品主题的诗意的集中。这诗意——以其对“人的解放和复元”的执着——像流动的阳光，使易卜生的世界笼罩着柔和而温馨的氛围。
这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文学中的亮色。同时期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不用说了，甚至当时正处在黄金时代的俄国文学，在这一点上也难与之媲美。
我们面对的，是文学史中一种令人炫目的现象。
它是从什么样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呢？
普列汉诺夫曾指出：“易卜生诞生、成长、长大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里。”——这无疑是正确的。接着他说：“密尔都曾经抱怨过社会舆论的专横。但是密尔是英国人，而在英国小资产阶级不发生主要的影响。要想知道社会舆论能够专横到什么地步，需要在一个西欧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里住一住。易卜生奋起反对的也就是这种专横。”（《论西欧文学》）随后，他深刻地分析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情形——是的，是深刻地，然而挪威小资产阶级的独特个性却在这种被深刻分析了的共性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以他对易卜生作品的有偏颇的感受和对挪威小资产阶级的一般化分析为前提，他是不可能正确地评价易卜生成长的那个社会环境对于易卜生的世界观和创作的影响的。
为了不违背贯彻唯物史观的初衷，他这样解释：“任何一定的社会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不仅仅是说他住得很融洽的环境，而且也指他对它宣战的环境。”（《论西欧文学》）
这种解释顾此失彼，不可能彻底。它只是强调了易卜生的局限性以及这种局限性的社会根源，却忽略了易卜生的宣战及其宣战方式所具有的意义和历史特点。
不过，普列汉诺夫从易卜生所宣战的社会环境中，确实看到了作家所属的社会历史中一些带本质性、必然性的东西。这就是以专横的舆论所体现的、阻碍历史前进的陈腐社会力量。从博尼克到海尔茂，这些形形色色的、具有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特征的“社会支柱”，正是从这样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然而与此同时，在庸俗和虚伪中，在“不彻底的两面性的”人们中，也站起了承袭着自由民精神传统的“精神反叛”的代表，从布朗德到娜拉，这些真正的人，并非纯然是作者“个人力量的幻影”。如果普列汉诺夫真认为易卜生是反对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战士们中的、偶尔能碰到的“彻底的人们的光辉的榜样”，并且承认，易卜生的精神的儿子们，也都同样是完整的人的光辉榜样，那就应该看到，从这样一些特点鲜明、数量繁多的人物形象身上，同样也可以综合地概括出挪威社会历史中带本质性、必然性的东西，作为挪威社会一个时代的精神代表的易卜生，连同他的布朗德、娜拉等，都同样有着他们的根基。甚或，他们扎根在更深层的土壤之中。
这似乎很矛盾，但这个矛盾却是我们分析19世纪七八十年代挪威独特特点时应该抓住的。
恩格斯给恩斯特的信，给我们指示了如何正确把握这一矛盾的方法。他强调将易卜生的作品放回到与当时典型西欧国家“具有一种完全不同背景”的挪威社会之上。这社会，因其深阔背景——一部凝结着的浓缩历史——而显现着不同的层次。就其表层看，它似乎要归宿到典型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而它的深层，却搏动着，要把自身蕴藏的自由人的血液，输送到整个现存社会以反抗它的非人化。
让我们沿着恩格斯的方向走。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挪威，确乎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社会：资本主义刚刚在这里迈步前进，这个生活脉搏缓慢但却正常的社会，就已经感受到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所带来的现代灾难。历史的进步，唤醒了在隔离状态中沉睡的土地，同时也给“纯朴的自由农民之子”抹上了复杂的思想感情色彩……
充满矛盾，但并非畸形。因为这个独特的特点是挪威有文字记载的十个世纪独特历史自身逻辑的延伸。
这是一部真正独特的历史。
偏僻的地理环境，使这里的氏族制度维持到公元9世纪。而后氏族制度的崩溃和奴隶制的兴起并没有能消除“自由的公社社员”，12世纪封建关系形成，同时也就开始了破产的公社社员同封建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声，而直接从自由的公社社员转化而来的挪威农民，不仅是在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而且是在革命运动中赢得自己地位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进而，“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
挪威小资产阶级产生以来的全部历史，直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现实，都表明它和自由农民有着一种天然联系：它在反对国内外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把农民当作一个可利用的政治支柱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它在复辟势力席卷欧洲时，仰赖农民的支持争取到了一个“比当时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在这种天然的联系中，合乎逻辑地，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即使在受到伴随资产阶级发展而来的金钱关系的腐蚀时，也仍然不同于一般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之中的优秀分子，还保留了“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和独立的精神”。
于是，易卜生时代的挪威，这个既没有交织着过去两大阶级的尖锐矛盾，也尚未在当代两大阶级的对立发展中充分发展的社会，才可能不仅使自己的“自我分裂”奇特地表现在同一个阶级的内部，而且在小资产阶级优秀分子身上，寄寓自己对于更高发展的希望。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一方面，封建主义的历史短暂和封建化不彻底，使得挪威的封建贵族阶级远没有欧洲其他国家的那样强大、顽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又使得挪威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没有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这造成了社会的“自我分裂”奇特地表现在同一个阶级内部的历史条件。但是，如若没有“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样一个深阔的背景，如若挪威的小资产者不是“自由农民之子”，这种“自我分裂”是不可能发展成为尖锐对立的，既没有娜拉、林丹太太和海尔茂之流的尖锐对立，没有布朗德和市长、主教的尖锐对立，没有斯托克曼和浴场的股东及房主们的尖锐对立……也没有挪威一个时代的精神代表易卜生和他对之宣战的社会环境的尖锐对立。
不顾挪威历史的事实，不愿对挪威小资产阶级作具体分析，使普列汉诺夫看不到这一切。力求与恩格斯站在同一出发点上的他，对易卜生及其作品的许多方面做过深刻分析的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因其忽略了历史发展中除生产方式以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终于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相去甚远。
而无论有多少误解，易卜生的主人公，都是活在他们的背景之上、他们的世界之中的。他们微妙的心理活动，有着真实的历史感；他们的精神境界，流溢着历史传统中进步因素的光彩——这是一种可珍贵的遗传基因，它隐藏在社会的深层结构中，成为源远流长的民族心理。它是混合在矿石中的金，是溶进了水中的盐，是弥漫在混浊空气中的清新气息。
它造成了无可重复的独特的文学现象。这一文学现象确立了易卜生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使得易卜生能够在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而资产阶级的激情、理想已过早地冰释于疯狂的积累和开拓中时，以其塑造的憧憬高尚、性格完整的“真正的人”的形象，正面表现了对于人的自由本质的追求。
也许正是着眼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致保·恩斯特》的信中对易卜生及其作品做出了非同一般的评价。
198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