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良师益友——怀念汪道涵同志
难忘的良师益友——怀念汪道涵同志
汪道涵同志逝世，心里很不平静。往事在脑海里浮现，难于忘怀。
我和道涵同志有亲戚关系，但这不是主要的；是他的高瞻远瞩，学识渊博，为人谦和，也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
早在胡耀邦同志任中宣部部长时，曾分别邀请在政府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来中宣部介绍情况。道涵同志时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应邀前来作报告，耀邦同志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头脑清晰，不但掌握全面情况，而且分析准确到位，很有水平。这是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转述的，也是我对道涵同志的第一印象。
汪道涵（右二）参观巴蜀书社
上世纪80年代初，道涵同志任上海市市长，他对巴金老人十分关心。作为巴老的亲属，礼尚往来，我去看望他，表示感谢。谈话的时间不长，涉及面较宽，彼此都很投入，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他问了我的年龄，说他比我大十五岁。以后每次见面，他都要说：“我比你大十五岁。”
不久，四川少儿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未来军官学校”丛书，在上海举行首发式。川少社邀我出席。没想到上海方面出席的竟是道涵同志。道涵同志赞扬了川版图书，肯定了“未来军官学校”丛书的选题。他邀我去他家聊天。这一次主要是谈书。原来，道涵同志很喜欢读书，阅读范围广范。他了解川版书，对“现代作家丛书”和“走向未来丛书”等，都充分给予肯定。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上海发行部门，会邀请他来出席首发式。这时道涵同志刚退居二线，也有了些时间。若干年后，道涵同志来四川旅游，我专门陪他参观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巴蜀书社等几家出版社。
汪道涵致李致的书信
汪道涵为李致的文集《足迹》提写的书名
1992年，我在美国探亲时，认识了一位美籍华人陈达孚先生。他是从大陆到台湾，再去美国的。他曾在老布什政府中任职；曾为共和党的代表大会，起草有关对华政策的纲领。我邀请陈先生来四川旅游。陈先生希望能会见大陆的高层领导，愿意为统一祖国尽些微薄之力。当时，道涵同志已任海协会会长。1993年初，我回国后即与道涵同志联系，他欣然同意会见陈达孚，听取陈先生的意见。
同年秋，我陪陈先生去上海。道涵同志会见了陈先生，认真听取了他对台湾情况的分析和意见。时间久远，我已不记得谈话的全部内容。印象深的，是陈先生明确地指出：李登辉也是搞“台独”的；过去台湾推广“国语”（即普通话），现在李登辉搞所谓的本地方言，也是企图搞“台独”的表现。鉴于台湾很注意拉拢美国某些议员，陈先生建议中国通过各方面来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工作。陈先生在北京曾向某高级官员提出同样建议，但当场被轻易地否定了。道涵同志态度诚恳，认真与陈先生讨论，陈先生感到非常满意。会见后大家一起吃饭，双方都喜欢喝川酒五粮液。道涵同志特意演示了怎样鉴别酒的真假，他摇动着酒瓶，很是“行家里手”的样子。
通过这次接触，陈先生十分敬佩道涵会长。以后，道涵同志访美，在旧金山约见了陈先生；陈先生再次访华，又在深圳拜望了道涵会长。陈先生为建在大陆的陈家祠堂立碑，特请道涵会长题字；还把题字的原件，裱起来挂在美国住宅的客厅里。
进入21世纪，我连续四年去上海。每此去上海，我都会去看望道涵同志，他也乐意与我会面。因为我的腿不好，总是有人作陪，或是我的女儿女婿，或是文化交流中心的同事。每次去，我都会提出几个问题向他请教。主要是台湾问题、美国问题、以及国内经济转型期间所出现的问题。有意思的是，道涵同志总要反过来先听我的意见，或先听陪我前往的年轻人的意见。无论是谁说话，道涵同志总是凝视着对方，头微偏，双手抱握胸前，专心致志地倾听。他的专注，使人乐于畅所欲言。从这个细节，我感到他很尊重人。正因如此，他能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实和丰富自己。这使我联想到，过去我与某些领导交谈时，有的心不在焉，有的一心二用，似乎示意“赶快结束”。真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素质。
在谈话中，我感到道涵同志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记忆力强。因为不想多占用他的时间，常常言犹未尽就该告辞了。这时，道涵同志往往要给我介绍几本书，他还给我寄过几本买不到的书籍。
2002年秋，我去上海看望巴老，兼治腿疾，在上海多待了几天。我两次去看望道涵同志，彼比总觉得话没谈完，有所歉然。第一次见面，他主要谈了现在是转型期，问题多而复杂。目前正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工人、农民和多数知识份子说不起话，说得起话的带长的官员和企业家，一个有权一个有钱。靠谁解决问题？主流应是党和知识份子的精英。告辞时，道涵同志约我第二天与他一起散步。我答腿不行，他说找个轮椅给我坐，他推我走，边走边谈。怎么能让这位德高望重、大我十五岁的长者推我散步呢？当然不行，我断然婉拒。但他的提议使我非常感动。两天后再去，他主要讲了除要肯定主流，还得看到问题。他认为一要总结苏共亡党的教训，二要总结东欧的教训，三要研究美国为什么强大，四要总结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的影响，五要总结我们自己的教训。赠我两本书。临别时他说，面对这些问题，“我很郁闷”。……
道涵同志关心我的创作。我说在写自己一生的感受。总题目叫“我的人生”，已出版三册，即《往事》《回顾》《昔日》，下一本将是《足迹》。我知道道涵同志翻过我的书，且仰慕他的书法，趁此请他为我题写《足迹》的书名。道涵同志答应了，并在我离开上海前夕，派人送来两张题字，让我挑选。信上还说如不满意，他可再写。我对两张题字都很满意，立即打电话向他表示感谢。
2003年11月，我去上海，道涵同志在住院。一天晚上，一位同事陪我去医院看望他。他很高兴，表示可以交谈一小时。我们谈到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矛盾，如上学难、看病难、下岗工人生活问题、贪污腐败等，他询问了四川汉源农民群众围占县委事件。问我们看电视刷《中国式离婚》没有，说该片反映出知识分子中存在不少的问题。可惜护士只同意交谈半小时。尽管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为了道涵同志的健康，不能不告辞。当然，也十分遗憾。
2005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逝世，报刊上发表了道涵同志的唁电，文笔极佳，我把它作为学习范本，存入电脑。同年，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访问大陆，都去医院拜望了汪老，感谢他对两岸和平统一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我在电视上看见道涵同志，似乎身体还可以，由衷感到欣慰。
同年10月15日，因巴老病危，我赶去上海。这时，才得知道涵同志的情况也不好。巴老逝世后，22日早上，我和女婿去医院看道涵同志。他躺在病床上不能起来。我说来看望他，他对我说了一句话；“要好好学习巴老的《随想录》。”因为道涵同志的六弟从外地赶来看他，医院又限制时间，我只得离去。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为诀别。……
汪道涵与李致
12月24日，我从网上看见道涵同志在晨七时十二分逝世的消息。失去这位良师益友，我感到痛苦。他那凝视对方，头向左微偏，双手抱握胸前，专心倾听的形象，像一幅油画，定格在眼前。我想对他说：道涵同志，我真愿腿疾消失，我能用轮椅推着您散步，继续交谈那似乎永远谈不完的话题。我更不会忘记您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认真阅读巴老的《随想录》。
2006年7月3日写完
汪道涵同志逝世，心里很不平静。往事在脑海里浮现，难于忘怀。
我和道涵同志有亲戚关系，但这不是主要的；是他的高瞻远瞩，学识渊博，为人谦和，也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
早在胡耀邦同志任中宣部部长时，曾分别邀请在政府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来中宣部介绍情况。道涵同志时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应邀前来作报告，耀邦同志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头脑清晰，不但掌握全面情况，而且分析准确到位，很有水平。这是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转述的，也是我对道涵同志的第一印象。
汪道涵（右二）参观巴蜀书社
上世纪80年代初，道涵同志任上海市市长，他对巴金老人十分关心。作为巴老的亲属，礼尚往来，我去看望他，表示感谢。谈话的时间不长，涉及面较宽，彼此都很投入，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他问了我的年龄，说他比我大十五岁。以后每次见面，他都要说：“我比你大十五岁。”
不久，四川少儿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未来军官学校”丛书，在上海举行首发式。川少社邀我出席。没想到上海方面出席的竟是道涵同志。道涵同志赞扬了川版图书，肯定了“未来军官学校”丛书的选题。他邀我去他家聊天。这一次主要是谈书。原来，道涵同志很喜欢读书，阅读范围广范。他了解川版书，对“现代作家丛书”和“走向未来丛书”等，都充分给予肯定。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上海发行部门，会邀请他来出席首发式。这时道涵同志刚退居二线，也有了些时间。若干年后，道涵同志来四川旅游，我专门陪他参观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巴蜀书社等几家出版社。
汪道涵致李致的书信
汪道涵为李致的文集《足迹》提写的书名
1992年，我在美国探亲时，认识了一位美籍华人陈达孚先生。他是从大陆到台湾，再去美国的。他曾在老布什政府中任职；曾为共和党的代表大会，起草有关对华政策的纲领。我邀请陈先生来四川旅游。陈先生希望能会见大陆的高层领导，愿意为统一祖国尽些微薄之力。当时，道涵同志已任海协会会长。1993年初，我回国后即与道涵同志联系，他欣然同意会见陈达孚，听取陈先生的意见。
同年秋，我陪陈先生去上海。道涵同志会见了陈先生，认真听取了他对台湾情况的分析和意见。时间久远，我已不记得谈话的全部内容。印象深的，是陈先生明确地指出：李登辉也是搞“台独”的；过去台湾推广“国语”（即普通话），现在李登辉搞所谓的本地方言，也是企图搞“台独”的表现。鉴于台湾很注意拉拢美国某些议员，陈先生建议中国通过各方面来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工作。陈先生在北京曾向某高级官员提出同样建议，但当场被轻易地否定了。道涵同志态度诚恳，认真与陈先生讨论，陈先生感到非常满意。会见后大家一起吃饭，双方都喜欢喝川酒五粮液。道涵同志特意演示了怎样鉴别酒的真假，他摇动着酒瓶，很是“行家里手”的样子。
通过这次接触，陈先生十分敬佩道涵会长。以后，道涵同志访美，在旧金山约见了陈先生；陈先生再次访华，又在深圳拜望了道涵会长。陈先生为建在大陆的陈家祠堂立碑，特请道涵会长题字；还把题字的原件，裱起来挂在美国住宅的客厅里。
进入21世纪，我连续四年去上海。每此去上海，我都会去看望道涵同志，他也乐意与我会面。因为我的腿不好，总是有人作陪，或是我的女儿女婿，或是文化交流中心的同事。每次去，我都会提出几个问题向他请教。主要是台湾问题、美国问题、以及国内经济转型期间所出现的问题。有意思的是，道涵同志总要反过来先听我的意见，或先听陪我前往的年轻人的意见。无论是谁说话，道涵同志总是凝视着对方，头微偏，双手抱握胸前，专心致志地倾听。他的专注，使人乐于畅所欲言。从这个细节，我感到他很尊重人。正因如此，他能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实和丰富自己。这使我联想到，过去我与某些领导交谈时，有的心不在焉，有的一心二用，似乎示意“赶快结束”。真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素质。
在谈话中，我感到道涵同志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记忆力强。因为不想多占用他的时间，常常言犹未尽就该告辞了。这时，道涵同志往往要给我介绍几本书，他还给我寄过几本买不到的书籍。
2002年秋，我去上海看望巴老，兼治腿疾，在上海多待了几天。我两次去看望道涵同志，彼比总觉得话没谈完，有所歉然。第一次见面，他主要谈了现在是转型期，问题多而复杂。目前正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工人、农民和多数知识份子说不起话，说得起话的带长的官员和企业家，一个有权一个有钱。靠谁解决问题？主流应是党和知识份子的精英。告辞时，道涵同志约我第二天与他一起散步。我答腿不行，他说找个轮椅给我坐，他推我走，边走边谈。怎么能让这位德高望重、大我十五岁的长者推我散步呢？当然不行，我断然婉拒。但他的提议使我非常感动。两天后再去，他主要讲了除要肯定主流，还得看到问题。他认为一要总结苏共亡党的教训，二要总结东欧的教训，三要研究美国为什么强大，四要总结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的影响，五要总结我们自己的教训。赠我两本书。临别时他说，面对这些问题，“我很郁闷”。……
道涵同志关心我的创作。我说在写自己一生的感受。总题目叫“我的人生”，已出版三册，即《往事》《回顾》《昔日》，下一本将是《足迹》。我知道道涵同志翻过我的书，且仰慕他的书法，趁此请他为我题写《足迹》的书名。道涵同志答应了，并在我离开上海前夕，派人送来两张题字，让我挑选。信上还说如不满意，他可再写。我对两张题字都很满意，立即打电话向他表示感谢。
2003年11月，我去上海，道涵同志在住院。一天晚上，一位同事陪我去医院看望他。他很高兴，表示可以交谈一小时。我们谈到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矛盾，如上学难、看病难、下岗工人生活问题、贪污腐败等，他询问了四川汉源农民群众围占县委事件。问我们看电视刷《中国式离婚》没有，说该片反映出知识分子中存在不少的问题。可惜护士只同意交谈半小时。尽管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为了道涵同志的健康，不能不告辞。当然，也十分遗憾。
2005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逝世，报刊上发表了道涵同志的唁电，文笔极佳，我把它作为学习范本，存入电脑。同年，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访问大陆，都去医院拜望了汪老，感谢他对两岸和平统一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我在电视上看见道涵同志，似乎身体还可以，由衷感到欣慰。
同年10月15日，因巴老病危，我赶去上海。这时，才得知道涵同志的情况也不好。巴老逝世后，22日早上，我和女婿去医院看道涵同志。他躺在病床上不能起来。我说来看望他，他对我说了一句话；“要好好学习巴老的《随想录》。”因为道涵同志的六弟从外地赶来看他，医院又限制时间，我只得离去。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为诀别。……
汪道涵与李致
12月24日，我从网上看见道涵同志在晨七时十二分逝世的消息。失去这位良师益友，我感到痛苦。他那凝视对方，头向左微偏，双手抱握胸前，专心倾听的形象，像一幅油画，定格在眼前。我想对他说：道涵同志，我真愿腿疾消失，我能用轮椅推着您散步，继续交谈那似乎永远谈不完的话题。我更不会忘记您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认真阅读巴老的《随想录》。
2006年7月3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