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妈
我说的姨妈，是一位同事的姨妈，也是我们的姨妈。
50年代初，我的女儿诞生了。当时我在共青团重庆市沙磁区委工作，妻子在重庆第二钢铁厂工作，成天忙到晚，没有时间带孩子，也不懂怎样带孩子。好在是供给制，有孩子就有保姆费。我们不知在哪儿找保姆，一位好心的同事把她的姨妈推荐给了我们。
姨妈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她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一字不识。丈夫是大学体育系的学生，两人捏不到一块儿，没有儿女。拖下去不是办法，她终于与丈夫分手，自己离家找工作。第一次工作就是到我们家带孩子。
姨妈衣着整洁大方。我们出外办事或游玩，别人都以为我们是一家人。女儿从开始说话起就叫姨妈为婆婆。不久我母亲从成都来看望我们，我女儿理所应当叫她为婆婆，但又怎样称呼姨妈呢？正考虑如何加以区别，女儿突然叫我母亲为亲婆，仍叫姨妈为婆婆。这个两全其美的叫法解决了这一难题。我问女儿是谁教你的，她说是婆婆告诉她的，从成都来的才是她的亲婆婆。
1972年，姨妈（右）和孩子们在一起
朝夕相处，姨妈对我们有了基本的了解和信任。1955年搞所谓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我已到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是被审查对象。许多人迫于压力和我划清界限，连话也不说。姨妈和平时一样带孩子，并关心我的生活。她知道我不喜欢吃早饭，每天早上煮好牛奶鸡蛋一定要我吃了才去办公室。后来知道，当时有人多次动员她揭发我。她说：“过去的事我不知道，现在的事我不能昧良心乱说。”
我女儿非常喜爱她的婆婆，只要婆婆不在，女儿就找，找不到就哭。1957年底，我调共青团四川省委工作，姨妈和我们一起到成都。有一次姨妈必须回重庆，我们怕女儿不放她走，提前把女儿带到人民公园玩儿。可是女儿回家发现婆婆走了，放声大哭，脖子上的筋胀得又粗又大。幸好姨妈惦记着我女儿，两三天就回来了。不久我们的儿子出生，姨妈就带了两个孩子，当时“大跃进”，晚上无事要加班，白天得上楼顶去赶麻雀，半夜常被叫去参加土法炼钢，星期天还必须去人民公园挖池塘。如果没有姨妈，真不知拿两个孩子怎么办。
生活中难免有笑料。有一天吃午饭，姨妈突然提出要我帮她写首诗，说街道办事处布置的，她写不出。我不赞成“全民写诗”，没有同意。她再三恳求，我便开玩笑地胡诌了四句：“大跃进呀真正好，一人一诗少不了；作不出诗怎么办，赶快去把干部找。”
“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影响到各家各户。不少家庭因粮食问题发生矛盾，保姆吃孩子的口粮和食品的事屡见不鲜。我们家没有这些问题，却发现姨妈两腿略有浮肿，原来是她把自己的饭菜让了一些给孩子吃。我和妻子极为感动，坚决反对她这样做。为了保证姨妈吃够自己的定量，我们实行了平均分配菜饭，一人一份的吃法。当时机关食堂的馒头只供应干部，不供应家属。卖馒头的同志边卖边叫：“干部才买！干部才买！”一天，姨妈告诉我们，年仅两岁多的儿子说他长大了要当干部，好给婆婆买馒头。姨妈讲话时露出笑容，看得出她从中得到了安慰。
供应不足使我骨瘦如柴，在1960年年病了一场，住了三个月医院才回家。我长期有午睡习惯，最怕人打扰。姨妈坚决维护我的午睡。我母亲说，有一次她中午上楼找我，姨妈挡住她，说我在午睡。母亲开始有点反感，后来又想到姨妈是为我好，便听从了她的意见。我既感谢姨妈忠于职守，又感谢我母亲能理解这一点。
姨妈是我们家不可缺少的成员。她单身一人，与我们的关系又这样密切，妻子和我有一个共同心愿：以后孩子大了，姨妈就帮我们做点事；将来她老了，就在我们家养老。妻子把这个心愿告诉姨妈，她十分乐于接受。
1964年春节，我奉命调共青团中央工作。组织上要事先了解家庭情况，我如实做了汇报。幸蒙照顾，我和妻子、儿女、姨妈一起进入北京。可是大机关是非多，不久我就深感姨妈留在北京会引起麻烦，因为她丈夫家里大概是小地主，最好让她回重庆暂住。这个办法虽好，但又怕姨妈接受不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左”的思潮越来越泛滥，许多机关都在“清理阶级队伍”，我更感到担心。正在山西参加“四清”的妻子来信，建议我开诚布公地与姨妈商量。没想到姨妈通情达理，极为爽快地同意回重庆暂住。
姨妈离开北京的晚上，我和女儿把她送到火车站。姨妈牵着女儿的手，两人眼里都充满泪水。姨妈在我们家工作了十一年。从重庆沙坪坝区到重庆市中心区，从重庆到成都，从成都到北京，但现在必须分手了。尽管我们一定遵守诺言，不会做昧良心的事，但一种负疚感压得我胸闷。那时我们家经济困难，只能为姨妈买一张硬座票。与姨妈同坐的妇女看见我们难舍难分，好心地问我女儿，为什么不给婆婆买张卧铺票？我听了感到无地自容。
姨妈走后我们很不习惯，特别是两个孩子。但在“文革”期间，我才庆幸姨妈暂时离开了我们。如果姨妈在机关，亲眼看见我被斗争、抄家、关“牛棚”，亲眼看见两个孩子没人管，她会非常难受的。一个自称为“老干部”的造反派揭发我的“罪行”，就我们和姨妈的关系进行恶毒的诬蔑，说我像黄世仁一样，“吃了饭就睡午觉”。这并不奇怪，她怎么懂得人间真情？端午节是姨妈的生日。每到端午，全家人都想念她，年年如此。1970年初，我带女儿和儿子回成都探亲，专门去重庆找到姨妈。五年不见，姨妈头上有了白发。姨妈看见两个孩子长大了，显得格外高兴。我趁机向姨妈表示，我们一定要争取调回成都。1971年我们回成都探亲，又把姨妈接到成都玩了一周。
我们家在1973年全部回到成都。妻子每次出差到重庆都会去看望姨妈，姨妈住在街边一幢楼房五楼上的一间阴暗的小屋，白天做活都要开电灯。我们为姨妈的困境担忧。不久女儿上了重庆大学，经常与婆婆见面，婆婆仍像过去那样关心和照顾她，给她做裙子、缝棉袄。女儿和婆婆相约，等她大学毕业，一起回成都。粉碎“四人帮”后有了团聚的可能。1978年秋，姨妈带着一个小孩来我们家住了十天。当时说定：半年后等这孩子上了幼儿园，按过去的承诺，姨妈就来我们家长住，再也不分开。
谁知姨妈回重庆不久就病倒在床，最后查出是肝癌。1979年，我女婿代表全家到重庆看望姨妈，她已经不行了，一周后病逝。天下最痛苦的事，莫非一个美好的愿望，等了很久刚要实现，突然又破灭了。我想姨妈一定是带着很大的遗憾离开人世的！
我们虽在人世，这遗憾也将伴随终身！
1999年冬
我说的姨妈，是一位同事的姨妈，也是我们的姨妈。
50年代初，我的女儿诞生了。当时我在共青团重庆市沙磁区委工作，妻子在重庆第二钢铁厂工作，成天忙到晚，没有时间带孩子，也不懂怎样带孩子。好在是供给制，有孩子就有保姆费。我们不知在哪儿找保姆，一位好心的同事把她的姨妈推荐给了我们。
姨妈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她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一字不识。丈夫是大学体育系的学生，两人捏不到一块儿，没有儿女。拖下去不是办法，她终于与丈夫分手，自己离家找工作。第一次工作就是到我们家带孩子。
姨妈衣着整洁大方。我们出外办事或游玩，别人都以为我们是一家人。女儿从开始说话起就叫姨妈为婆婆。不久我母亲从成都来看望我们，我女儿理所应当叫她为婆婆，但又怎样称呼姨妈呢？正考虑如何加以区别，女儿突然叫我母亲为亲婆，仍叫姨妈为婆婆。这个两全其美的叫法解决了这一难题。我问女儿是谁教你的，她说是婆婆告诉她的，从成都来的才是她的亲婆婆。
1972年，姨妈（右）和孩子们在一起
朝夕相处，姨妈对我们有了基本的了解和信任。1955年搞所谓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我已到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是被审查对象。许多人迫于压力和我划清界限，连话也不说。姨妈和平时一样带孩子，并关心我的生活。她知道我不喜欢吃早饭，每天早上煮好牛奶鸡蛋一定要我吃了才去办公室。后来知道，当时有人多次动员她揭发我。她说：“过去的事我不知道，现在的事我不能昧良心乱说。”
我女儿非常喜爱她的婆婆，只要婆婆不在，女儿就找，找不到就哭。1957年底，我调共青团四川省委工作，姨妈和我们一起到成都。有一次姨妈必须回重庆，我们怕女儿不放她走，提前把女儿带到人民公园玩儿。可是女儿回家发现婆婆走了，放声大哭，脖子上的筋胀得又粗又大。幸好姨妈惦记着我女儿，两三天就回来了。不久我们的儿子出生，姨妈就带了两个孩子，当时“大跃进”，晚上无事要加班，白天得上楼顶去赶麻雀，半夜常被叫去参加土法炼钢，星期天还必须去人民公园挖池塘。如果没有姨妈，真不知拿两个孩子怎么办。
生活中难免有笑料。有一天吃午饭，姨妈突然提出要我帮她写首诗，说街道办事处布置的，她写不出。我不赞成“全民写诗”，没有同意。她再三恳求，我便开玩笑地胡诌了四句：“大跃进呀真正好，一人一诗少不了；作不出诗怎么办，赶快去把干部找。”
“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影响到各家各户。不少家庭因粮食问题发生矛盾，保姆吃孩子的口粮和食品的事屡见不鲜。我们家没有这些问题，却发现姨妈两腿略有浮肿，原来是她把自己的饭菜让了一些给孩子吃。我和妻子极为感动，坚决反对她这样做。为了保证姨妈吃够自己的定量，我们实行了平均分配菜饭，一人一份的吃法。当时机关食堂的馒头只供应干部，不供应家属。卖馒头的同志边卖边叫：“干部才买！干部才买！”一天，姨妈告诉我们，年仅两岁多的儿子说他长大了要当干部，好给婆婆买馒头。姨妈讲话时露出笑容，看得出她从中得到了安慰。
供应不足使我骨瘦如柴，在1960年年病了一场，住了三个月医院才回家。我长期有午睡习惯，最怕人打扰。姨妈坚决维护我的午睡。我母亲说，有一次她中午上楼找我，姨妈挡住她，说我在午睡。母亲开始有点反感，后来又想到姨妈是为我好，便听从了她的意见。我既感谢姨妈忠于职守，又感谢我母亲能理解这一点。
姨妈是我们家不可缺少的成员。她单身一人，与我们的关系又这样密切，妻子和我有一个共同心愿：以后孩子大了，姨妈就帮我们做点事；将来她老了，就在我们家养老。妻子把这个心愿告诉姨妈，她十分乐于接受。
1964年春节，我奉命调共青团中央工作。组织上要事先了解家庭情况，我如实做了汇报。幸蒙照顾，我和妻子、儿女、姨妈一起进入北京。可是大机关是非多，不久我就深感姨妈留在北京会引起麻烦，因为她丈夫家里大概是小地主，最好让她回重庆暂住。这个办法虽好，但又怕姨妈接受不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左”的思潮越来越泛滥，许多机关都在“清理阶级队伍”，我更感到担心。正在山西参加“四清”的妻子来信，建议我开诚布公地与姨妈商量。没想到姨妈通情达理，极为爽快地同意回重庆暂住。
姨妈离开北京的晚上，我和女儿把她送到火车站。姨妈牵着女儿的手，两人眼里都充满泪水。姨妈在我们家工作了十一年。从重庆沙坪坝区到重庆市中心区，从重庆到成都，从成都到北京，但现在必须分手了。尽管我们一定遵守诺言，不会做昧良心的事，但一种负疚感压得我胸闷。那时我们家经济困难，只能为姨妈买一张硬座票。与姨妈同坐的妇女看见我们难舍难分，好心地问我女儿，为什么不给婆婆买张卧铺票？我听了感到无地自容。
姨妈走后我们很不习惯，特别是两个孩子。但在“文革”期间，我才庆幸姨妈暂时离开了我们。如果姨妈在机关，亲眼看见我被斗争、抄家、关“牛棚”，亲眼看见两个孩子没人管，她会非常难受的。一个自称为“老干部”的造反派揭发我的“罪行”，就我们和姨妈的关系进行恶毒的诬蔑，说我像黄世仁一样，“吃了饭就睡午觉”。这并不奇怪，她怎么懂得人间真情？端午节是姨妈的生日。每到端午，全家人都想念她，年年如此。1970年初，我带女儿和儿子回成都探亲，专门去重庆找到姨妈。五年不见，姨妈头上有了白发。姨妈看见两个孩子长大了，显得格外高兴。我趁机向姨妈表示，我们一定要争取调回成都。1971年我们回成都探亲，又把姨妈接到成都玩了一周。
我们家在1973年全部回到成都。妻子每次出差到重庆都会去看望姨妈，姨妈住在街边一幢楼房五楼上的一间阴暗的小屋，白天做活都要开电灯。我们为姨妈的困境担忧。不久女儿上了重庆大学，经常与婆婆见面，婆婆仍像过去那样关心和照顾她，给她做裙子、缝棉袄。女儿和婆婆相约，等她大学毕业，一起回成都。粉碎“四人帮”后有了团聚的可能。1978年秋，姨妈带着一个小孩来我们家住了十天。当时说定：半年后等这孩子上了幼儿园，按过去的承诺，姨妈就来我们家长住，再也不分开。
谁知姨妈回重庆不久就病倒在床，最后查出是肝癌。1979年，我女婿代表全家到重庆看望姨妈，她已经不行了，一周后病逝。天下最痛苦的事，莫非一个美好的愿望，等了很久刚要实现，突然又破灭了。我想姨妈一定是带着很大的遗憾离开人世的！
我们虽在人世，这遗憾也将伴随终身！
1999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