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朵白色花——思念我的姐姐
像一朵白色花——思念我的姐姐
“我睡地板，你睡床！”
这是我姐姐弥留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一
我姐姐叫李国煜，1920年出生在成都。
当年的除夕，我的曾祖父李镛逝世。全家举哀之际，我母亲即将分娩。封建礼教认为，产妇必须搬出城外，否则死者会遭遇“血光之灾”。在这种压力下，母亲离家搬到城外去住。这个情节，四爸巴金写到小说《家》里。小说中的高觉新，以巴金的大哥李尧枚为原型。觉新的妻子瑞珏要生孩子，正值祖父高老太爷逝世，为避“血光之灾”，瑞珏住到城外荒郊待产，因难产而死去，不久婴儿也离世。现实生活中，我母亲平安，阴历二月十五日生下一个女孩，她就是我的姐姐。
二
我有四个姐姐。我们叫大姐为姐姐，其余叫二姐、三姐和四姐。
长辈们对我们五姐弟都有“戏”称：姐姐为“大小气”，我为“五横牛”。我看见过姐姐流泪，大多是在谈到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是一个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人，正直善良，热心帮助亲友，后因家庭破产而自杀身亡。父亲去世时，我才一岁零三个月，二姐三姐四姐尚不懂事，只有十一岁的姐姐极度悲伤。半个世纪以后，姐姐才告诉我：父亲很爱她。当年她和父亲同睡一张大床。父亲喜欢读新书报，还给她订了《小朋友》和《儿童世界》。至今她还记得父亲深夜读书时的背影。父亲经常带她出去玩，买糖果招待她的小朋友。1929年秋，父亲从上海回家。当天正是中秋节，姐姐在大门外玩，父亲一下轿子就用手摸她的头。父亲去世那天早上，姐姐哭喊着叫爹爹，用手去扳爹爹的眼睛，期望爹爹能醒过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姐姐思念爹爹，她用写日记的方式，倾诉对父亲的情感。大家看见姐姐流泪，以为她“小气”，其实并不理解她对父亲的眷念深情。
姐姐比二姐大五岁，比我大十岁。我认为姐姐是大人，不像其他三个姐姐那样和我一起玩。姐姐爱给我讲故事，她讲过的一个故事，影响了我的一生。故事发生在波兰，当时的波兰是弱小民族。当祖国遭受侵略的时候，一位牧羊少年，为了保护城里的居民，牺牲了自己。这个故事使我知道：除了爱母亲爱姐姐，还得爱同胞爱祖国！我上小学时，就积极参加了为前线抗日战士捐寒衣的活动。
三
我小的时候，姐姐在四川省立女子职业专科学校读书，她有一批好朋友，常来我们家玩。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不好，但我母亲总是热情地接待她们。她们爱逗我玩，叫我跳舞给她们看。其中一位叫萧荀，我不认识“荀”字，把荀写成“苟”，她们开玩笑说萧姐是我的苟姐。
抗日战争初期，我母亲带着我们五姐弟，回到外婆家里住。外婆家有一个丫鬟，叫花珍。我外婆很慈祥，待花珍很好，但花珍不愿被收上房做小老婆。姐姐和她的朋友，帮助花珍逃离外婆家，改名秦志修，以后到重庆当了工人，正式结婚。这无疑是一次反封建的革命行为。1948年，我在重庆沙坪坝见到秦志修，她对我姐姐充满感激之情。
大约在1941年，我的八表叔，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借给姐姐看。当时姐姐读不懂《资本论》，但读《资本论》这件事，受到我的一位叔父严厉的指责，以至姐姐的精神出现异常。她的朋友萧姐和刘姐等很关心她，帮助她换环境休养，她较快恢复了健康。我不知道姐姐生病。有天晚饭时间，我贪玩回家晚了一点，姐姐问我为什么老在外面“蹓来蹓去”？我误以为“蹓”是流氓的“流”，顶撞了姐姐一句，姐姐立即哭起来。我以为是我把姐姐惹病的，十分不安。姐姐病好回家，我不敢去见她，偷偷地站在屋外的凳子上，从窗缝往里看她在做什么。姐姐发现了我，亲切地对我招手：“小五，来吃广柑！”我立刻跑到她身边，接过广柑，如释重负。
也就是那一年，四爸回成都治牙，在我们家住了三个月。姐姐已从职业专科学校毕业。四爸与我父亲的感情深厚，他目睹姐姐生病的过程，决定把姐姐带到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以下简称文生社）去，在自己身边工作。姐姐在文生社担任会计，认真负责，得到四爸的赞许。我们家：父亲在，他管全家；父亲去世，三爸按月寄钱回家供养全家；三爸去世，四爸给全家提供生活费用。姐姐省吃俭用，每个月把自己微薄的工资，大部分寄回家，供母亲和弟妹们零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四爸返回上海，要带姐姐同去，但姐姐不愿远离母亲和弟妹，选择留在重庆。萧姐当时在重庆读书正好毕业，跟着四爸去了上海，以后成了四爸和四婶的好朋友。
姐姐去重庆后，我一直和她保持通信联系。
我上初中时，喜读新文学。1943年冬，我的一篇作文在校刊铅印发表，我很兴奋，寄了一份校刊给姐姐。姐姐看后很高兴，又让她的同事看。姐姐写信鼓励我，还给我提了一条意见，说我的每一段文字，无论句子长短，中间全是逗号，仅在结尾有一个句号。姐姐很会写作文。我读过她的一篇《夏夜》，至今记得开始的几句：“夏天好，夏天好；纺织娘，把歌唱；金铃子，把铃摇。”我上小学时，有一次作文，居然把姐姐的《夏夜》，全部照抄上交，得到老师的好评。下一次作文，没有姐姐的可抄，写得乱七八糟，老师批语：“作文如行舟，不进则退。”以后知道，二姐和四姐，也抄过姐姐的《夏夜》。
1944年夏季，我考上华西协和高级中学。我爱上写作，习作曾在成都的几个报刊上发表。同时，我好友陈先泽的四姐，介绍先泽和我参加了以中共地下党员贾唯英为核心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未名团契”；在贾唯英直接领导下，我与先泽等志同道合的中学生朋友，组织成立了破晓社，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这两年半，我积极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与破晓社成员合办刊物，订阅《新华日报》，在学校代销《延安一月》一书，多次参加学生运动，1946年底，我被吸收为地下党员。1947年初，学校暗中把我开除学籍。我考上重庆的西南学院。同年二月，我没有告诉姐姐，突然去了重庆。
到重庆的当天下午，我乘小木船横渡长江，惊涛骇浪。第二天去看姐姐，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被军车撞翻，当场死了四人，我没受伤。姐姐听我讲述时，我看出她慈母般的心疼。
从我上中学起，四爸供给我的学费，由小幺叔转发。小幺叔知道西南学院是中国民主同盟办的，认为学院太“红”了，怕我出问题，不给我学费，要我先自修，暑期报考燕京大学或复旦大学。不能上西南学院，我打算去解放区，但因红岩村和《新华日报》驻地突然被宪兵包围，无法实现，只得搬到民国路文生社三楼“自修”。我是凭政治和作文的成绩考上西南学院的，数学很差，根本考不上燕京和复旦。“自修”期间，姐姐不放心，不时上楼来检查；而我却在学诗人田间，写一些充满激情的新诗。我为姐姐写了一首抒情诗，“像一朵白色花，你默默地开放在人间”，可惜只记得这两句，其余全忘了。
姐姐感到我这样的“自修”无济于事。她与我的朋友王竹（破晓社成员）联系，在王竹就读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为我找了一个床位；又请她在重庆大学先修班读书的朋友丁秀涓，每周两次为我补习数学。有了这些安排，姐姐多少放心些。大约半月一次，我进城看姐姐。姐姐非常爱干净，不让我坐她的床，晚上让我在她床边睡地铺。姐姐和她的好友王淑蓉，常带我去吃小吃，我最喜欢吃熨斗糕。偶尔也带我去西餐馆，喝一碗奶油鸡茸汤，花钱不多。
六月一日凌晨，国民党宪兵在国统区实行大逮捕。我不是省立教育学院的学生，加以匆忙中把两本进步书籍扔到窗外，我被逮捕了。王竹马上进城通知姐姐。那一次全市逮捕了两百多人，社会各界对国民党施加压力，呼吁释放被捕人士。姐姐想了各种办法营救我，最后通过四爸的好友、教育家吴先忧，在第五天中午，把我保释出来。吴伯伯对我说：“你赶快去见你姐姐，她为你急死了！”
我让姐姐操了多少心呵！
五
我被释放后不久，临近高考。当时误传是在成都考试。姐姐为我和王竹，买到两张回成都的飞机票，她和丁秀涓一起，把我和王竹送到重庆珊瑚坝飞机场。我和王竹都是第一次乘飞机，十分新奇，可能在上飞机前，没有特别向姐姐和秀涓告别。秀涓高考后回成都，说姐姐和她都对我们“没有回头看她们一眼”，有点“意见”。
高考地点其实是在重庆，王竹很快返回重庆。我先害痢疾，后生眼病，不能回重庆参加高考。姐姐为我失去高考的机会感到遗憾。我却无所谓，甚至有点庆幸：原本我就考不上这类知名大学。
这个暑假，破晓社成员陈先泽、詹大风、方信嘉和蔡尔雄等，都去了重庆。姐姐热情接待我的这些朋友；他们也喜欢她，都跟着我叫她姐姐。姐姐曾与他们合影留念。
经过大半年的接触，秀涓认为我有理想，会写作，头脑灵，又活泼，比较喜欢我。我则认为秀涓是大家闺秀，功课好，会办事，开始爱上她。当年12月，我眼病初愈，又去重庆。王竹因为参加过抗日的远征军，被四川大学录取。三所大学录取了秀涓，她因为我选择了重庆大学。姐姐请秀涓在重庆大学为我找床位，继续为我补习数学。1948年高考，我没被录取。这本在意料之中，但我觉得实在对不住爱我的姐姐。
国内形势不断变化，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我有了新的打算。我是地下党员，原来想上大学，是为了能有一个“阵地”。既然考不上知名大学，我也不想再考，得开展群众“工作”了。重庆地下党受到破坏，我的组织关系转不过来。当时，我借住在重庆大学校外的一间半破房子里，沿用在成都搞学生运动的老办法，我组织了“大家读书会”，秀涓是我的主要助手。有十几位大学生参加读书会，我们读《世界知识》和《观察》杂志，定期讨论时事，唱进步歌曲，在地图上标注解放战争的进展。这些活动引起了重庆大学校方的注意，训导长侯枫，以清理学校家具为由，亲自带领几个壮汉，对我的住地进行了搜查。幸好头一天晚上，我把所有的进步书籍，都藏到了竹篾片做的天花板上，没有被发现。我怕姐姐担心，不敢告诉她这些情况。我那时仍在写作，文章分别发表在《大公报》和《新民晚报》上，姐姐多次给我鼓励。一位大戏剧家有部电影《艳阳天》，我有些不同意见，写了一篇短文叫《论〈艳阳天〉》；姐说只能叫《谈〈艳阳天〉》，教我懂得谦逊。
1948夏，在征得四爸同意后，姐姐离开了文生社。她先在一个税务报关行，干了三个月；后到重庆黄山的一所慈善学校工作。我和秀涓去黄山看过姐姐，但交通不便，不可能经常去见她。
同年底，我在沙坪坝偶遇王宇光，他是我入党介绍人贾唯英的丈夫。王宇光在了解我这两年的情况后，委托一位化名老张的同志，为我接上了组织关系。老张本名洪德铭，是地下党成都市委最后一任书记，这是我在解放后才知道的。我被任命为地下党川康特委川西派遣组沙磁区工作组成员，主要负责重庆大学先修班和沙磁区中学的工作。秀涓被吸收入党，大家读书会部分成员加入地下社“民青”。1949年4月，“争温饱争生存”运动后，我和秀涓有所暴露，撤退回成都工作。
姐姐也在10月回到成都，后去简阳县教书。这段期间，姐姐对我有些冷淡，我误以为是因为我和秀涓结婚，她感到失落，这在母亲和长姐是可能发生的。以后得知，姐姐在税务报关行工作时，看见社会上许多阴暗面，对环境极为不满，急于和我沟通，她连着给我写了三封信，都没有收到回信，对我产生了误会。实际情况是，当时我们已经受到特务监视，我的来信多被特务扣下；特务还检查到一位要求进步的同学写给秀涓的信，秀涓为此受到了“警告”。这也是我们从重庆撤回成都的原因之一。姐姐不知道我根本没有收到她的信。
我对姐姐的爱，从来没有减轻。
六
1950年秋，姐姐去重庆与查坤培结婚，在《西南工人日报》工作，1951年11月姐姐入党。
姐姐在文生社工作时，曾在附近一所英语夜校学习，一周两三次。查坤培是美孚石油公司的职员，姐姐的夜校同学。美孚石油公司也在民国路，与文生社隔街相对。1948年，我认识了查坤培，在他自办的小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姐姐离开文生社的前后，我多次在查坤培那儿住过。1949年，我介绍查坤培加入了地下党。
1949年底，我和秀涓在成都迎接解放，1950年春又调回重庆，我先后在青年团重庆系统工作。1953年，姐姐生了个儿子，叫查晓；我也有了个女儿。那时大家工作都很忙，接触不太多。我保留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母亲来重庆时，母亲与我、姐姐、坤培、查晓的合影，我抱着查晓；另一张是查晓、我女儿和王竹的儿子的合影，三个孩子在团市委院子里唱歌。我住在两路口，去姐姐家得坐缆车，我为女儿编了儿歌：“坐缆车，下坡坡，看大孃，看表哥。”
1957年底，我调团四川省委工作，离开重庆，回到成都。查坤培原在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工作，1954年西南行政区撤消，调成都的四川总工会工作。1958年，因照顾夫妻关系，姐姐也回到成都，在四川省科委工作。无论在《西南工人日报》或省科委，姐姐都像大姐姐似的，关心和爱护身边的同志，受到大家的尊敬。《西南工人日报》一些同志，一直尊称姐姐为“李国老”，常在“三八节”去看望她，直到姐姐的晚年。1963年春，我调团中央工作，去了北京。1966年，爆发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和成都亲人的联系中断，只有秀涓每月定期给我母亲写信、寄生活费。我在河南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了五年，曾两次回成都探亲，姐姐都在四川省的米易“五七”干校劳动，我们没能见面。不过，我对姐姐的思念，无时不在。
七
1973年，我调回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当时，我女儿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我们把女儿接回成都，准备让她去四川农村插队。不是组织上统一的安排，女儿自己去插队，得花一笔数目不小的安置费。姐姐主动表示，要把她的“私房钱”给我一百元，一百元超过那时她一个月的工资。我没有同意，但深感姐姐对我的爱。我女儿也把大孃的关心，牢记在心间。
人们早已对“文革”，对无止境的斗来斗去，感到不满和厌倦，但又不敢轻易直言。我和姐姐之间没有任何顾虑，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无话不谈。当我听到从北京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赶快去告诉姐姐。因为是非正式渠道，我要姐姐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姐夫查坤培，她遵守了“协议”。
四川人民出版社较快结束了清理“帮派”的工作，面对空前的“书荒”，我们立足本省，面向全国，陆续出版了不少好书。姐姐长期在文生社工作，理解出版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为此感到高兴。当她看见我们出版的曹禺新著剧本《王昭君》后，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称赞该书的封面、内文设计和插图好，出版周期短，祝贺我们所取得的成绩。
姐姐受我父亲影响，从小爱读书；以后，在文生社结识了作家曹禺、丽尼，受他们的影响，读了不少名著。1983年姐姐退休后，有更多的时间涉览群书。我爱买书藏书，四爸也送了我许多书，我家有三十多个书柜，自然成了姐姐的图书馆。姐姐定期请她的保姆来借书还书，她是我们家读书最多的人。姐姐夸我爱护书，说我的许多藏书“很多年后，仍然像新书”，要查晓向我学习。至今我还保存了1947年姐姐送我的英文版《白雪公主》，我的女儿读过，孙女读过，以后重孙女还会阅读。
1980年4月16日晚，我母亲因突发脑溢血住院，昏迷不醒，命在旦夕。二姐把我和四姐叫去，配合医生处理，我和外甥李舒，彻夜守护在母亲身边。天下大雨，是否马上禀报姐姐，我十分犹豫：既懂得姐姐对母亲的情感，又担心姐姐的身体，最后决定推迟通知。第二天早上姐姐赶来，她理解这是为她着想，没有责备我。母亲去世，我们极为痛苦，躲在一位邻居家，几天没有与外界接触。
1981年，我因工作紧张引发高血压，在草堂寺疗养院住了半年多。我每周六下午回家，姐姐总要在周六下午，把我和二姐四姐叫到她家，促膝谈心，吃碗抄手。这是快乐的聚会。三姐一家在福建省，我们也思念三姐。
姐姐从没有离开过四川，只是在1982年去上海看望过四爸。四爸很高兴，请女儿李小林到火车站去接姐姐，又抽时间多次和姐姐交谈。弟妹们开玩笑说，姐姐去上海，受到四爸“高规格”的接待。
姐姐喜欢读我的“我的人生”，说文章语言朴实简洁，能动人情感，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
八
2003年元宵节，姐夫查坤培逝世。
我们都为姐姐担心，不知道怎样安慰她。幸好姐姐的儿子查晓，从此把母亲接到自己家一起住。坤培兄对姐姐很好，但他照顾姐姐的方法不完全妥善。他担心姐姐摔跤，主张姐姐少走动；他怕姐姐感冒，不要姐姐下楼散步；他让姐姐吃各种的药品，包括大剂量的安眠药。查晓在肿瘤医院工作，既爱母亲，又具备医药知识。他为姐姐调整了药物，减少了安眠药的数量；鼓励姐姐适当运动。他们住在六楼，姐姐可以下楼，在院子里散步。查晓不但早中晚在家，工间操时，还回来和母亲说几句话。保姆小敬也不错，除买菜做饭之外，多数时候都坐在姐姐身边，陪姐姐说话。姐姐喜欢京剧，早年秀涓教过姐姐唱《贵妃醉酒》和《凤还巢》的片段。姐姐爱看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
二姐多病，行动不便。我和四姐不时去看望姐姐，姐姐很高兴。我在团中央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时，因冬季凌晨下水田犁田，腿脚留下后遗症。查晓家没有电梯，上下六楼对我很困难。我送了姐姐一张十寸的大头像，塑胶板做的，放在她的茶桌上。我对姐姐说：“这样，我就能天天陪着你！”姐姐很喜欢这张照片，几乎每天都要指着照片对家人说：“这是小五，他天天陪着我。”对客人也这样说。在她最后一年，语言出现障碍，也要用颤抖的手指着照片，向他人示意，直到她最后住进医院。
姐姐挂念二姐。她提议凡我们几人的生日和节假日，就在二姐家聚会。老年的姐姐喜欢红色，二姐四姐和我，经常买红色衣帽送给她。我爱和姐姐开玩笑，“挖苦”她当年有洁癖，让我睡地板，以致我现在身上疼，姐姐则说：“以后我睡地板，你睡床！”我说她是老姐子，还是该我睡地板，为此“争论”不休。姐姐爱唱歌，我女儿在成都时，一定带上歌本，和大孃一起，把会唱的歌都唱一遍。我的声音是“左”的，无法与姐姐合唱。但我会模仿姐姐年轻时唱的京韵大鼓：“二八的小佳人，懒梳妆！”姐姐笑眯眯地看我表演，高兴极了。
十年来，我们几姐弟，就是这样地相聚。每次，我都坐在姐姐身边，拉着姐姐的手。姐姐去世后，只要看见姐姐常坐的那张椅子，想起我们手拉手坐在一起，就会流泪。我女儿怕想起大孃，甚至不敢去二孃家。
姐姐天天盼着生日和节假日到来。没有聚会时我们每天通电话。姐姐喜欢我幽默，乐意与我通话。头些年说不完的话，通话时间较长，渐渐地她就只有三句话了：第一句：“你的照片，天天陪着我的。”第二句：“我爱我的小弟弟。”第三句：“我睡地板，你睡床！”姐姐的深情，给了我温暖；她的语言退化，又让我难受。这三句话，天天讲月月讲，一字一句，刻在我的心上。
2009年5月，秀涓因病逝世，我没有立即告诉姐姐。以后姐姐知道了，不知多少次地念叨：“小五一个人咋个办？叫他赶快‘续弦’嘛！”姐姐担心无人照顾我的生活。
查晓的确很孝顺。头几年是他扶着姐姐，上下六楼参加聚会；后来是他背着姐姐，上下六楼去二姐家。2006年，姐姐开始出现某些老年认知障碍现象，并且吞咽困难。每吃一口饭，查晓都要检查她，是否把饭吞了下去，不厌其烦。2010年，姐姐患乳腺癌，查晓没有告诉姐姐，但对姐姐百般细心照顾。
2011年底，姐姐的乳腺溃烂化脓，查晓隔天为姐姐换药；8月29日，姐姐肺部大面积感染；9月1日10点07分，姐姐逝世，享年92岁。
在姐姐弥留期间，她不停地叫查医生，还说“我睡地板，你睡床！”
姐姐叫查医生，是呼唤她的好儿子查晓。
姐姐说“我睡地板，你睡床！”，是惦记我，她心爱的小弟弟。
九
姐姐是一个平凡的人：她没有当过“官”，只做过会计、小学教师和公务员，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
姐姐是一个崇高的人：她正直善良，年轻时就追求进步；她内心充满对新世界、新文化的憧憬；她为了母亲和弟弟妹妹，牺牲自己的利益；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她爱读书唱歌；她乐于关心和帮助别人。
她就是一朵白色花，一片真情，默默地开放在人间。
2014年7月7日
“我睡地板，你睡床！”
这是我姐姐弥留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一
我姐姐叫李国煜，1920年出生在成都。
当年的除夕，我的曾祖父李镛逝世。全家举哀之际，我母亲即将分娩。封建礼教认为，产妇必须搬出城外，否则死者会遭遇“血光之灾”。在这种压力下，母亲离家搬到城外去住。这个情节，四爸巴金写到小说《家》里。小说中的高觉新，以巴金的大哥李尧枚为原型。觉新的妻子瑞珏要生孩子，正值祖父高老太爷逝世，为避“血光之灾”，瑞珏住到城外荒郊待产，因难产而死去，不久婴儿也离世。现实生活中，我母亲平安，阴历二月十五日生下一个女孩，她就是我的姐姐。
二
我有四个姐姐。我们叫大姐为姐姐，其余叫二姐、三姐和四姐。
长辈们对我们五姐弟都有“戏”称：姐姐为“大小气”，我为“五横牛”。我看见过姐姐流泪，大多是在谈到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是一个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人，正直善良，热心帮助亲友，后因家庭破产而自杀身亡。父亲去世时，我才一岁零三个月，二姐三姐四姐尚不懂事，只有十一岁的姐姐极度悲伤。半个世纪以后，姐姐才告诉我：父亲很爱她。当年她和父亲同睡一张大床。父亲喜欢读新书报，还给她订了《小朋友》和《儿童世界》。至今她还记得父亲深夜读书时的背影。父亲经常带她出去玩，买糖果招待她的小朋友。1929年秋，父亲从上海回家。当天正是中秋节，姐姐在大门外玩，父亲一下轿子就用手摸她的头。父亲去世那天早上，姐姐哭喊着叫爹爹，用手去扳爹爹的眼睛，期望爹爹能醒过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姐姐思念爹爹，她用写日记的方式，倾诉对父亲的情感。大家看见姐姐流泪，以为她“小气”，其实并不理解她对父亲的眷念深情。
姐姐比二姐大五岁，比我大十岁。我认为姐姐是大人，不像其他三个姐姐那样和我一起玩。姐姐爱给我讲故事，她讲过的一个故事，影响了我的一生。故事发生在波兰，当时的波兰是弱小民族。当祖国遭受侵略的时候，一位牧羊少年，为了保护城里的居民，牺牲了自己。这个故事使我知道：除了爱母亲爱姐姐，还得爱同胞爱祖国！我上小学时，就积极参加了为前线抗日战士捐寒衣的活动。
三
我小的时候，姐姐在四川省立女子职业专科学校读书，她有一批好朋友，常来我们家玩。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不好，但我母亲总是热情地接待她们。她们爱逗我玩，叫我跳舞给她们看。其中一位叫萧荀，我不认识“荀”字，把荀写成“苟”，她们开玩笑说萧姐是我的苟姐。
抗日战争初期，我母亲带着我们五姐弟，回到外婆家里住。外婆家有一个丫鬟，叫花珍。我外婆很慈祥，待花珍很好，但花珍不愿被收上房做小老婆。姐姐和她的朋友，帮助花珍逃离外婆家，改名秦志修，以后到重庆当了工人，正式结婚。这无疑是一次反封建的革命行为。1948年，我在重庆沙坪坝见到秦志修，她对我姐姐充满感激之情。
大约在1941年，我的八表叔，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借给姐姐看。当时姐姐读不懂《资本论》，但读《资本论》这件事，受到我的一位叔父严厉的指责，以至姐姐的精神出现异常。她的朋友萧姐和刘姐等很关心她，帮助她换环境休养，她较快恢复了健康。我不知道姐姐生病。有天晚饭时间，我贪玩回家晚了一点，姐姐问我为什么老在外面“蹓来蹓去”？我误以为“蹓”是流氓的“流”，顶撞了姐姐一句，姐姐立即哭起来。我以为是我把姐姐惹病的，十分不安。姐姐病好回家，我不敢去见她，偷偷地站在屋外的凳子上，从窗缝往里看她在做什么。姐姐发现了我，亲切地对我招手：“小五，来吃广柑！”我立刻跑到她身边，接过广柑，如释重负。
也就是那一年，四爸回成都治牙，在我们家住了三个月。姐姐已从职业专科学校毕业。四爸与我父亲的感情深厚，他目睹姐姐生病的过程，决定把姐姐带到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以下简称文生社）去，在自己身边工作。姐姐在文生社担任会计，认真负责，得到四爸的赞许。我们家：父亲在，他管全家；父亲去世，三爸按月寄钱回家供养全家；三爸去世，四爸给全家提供生活费用。姐姐省吃俭用，每个月把自己微薄的工资，大部分寄回家，供母亲和弟妹们零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四爸返回上海，要带姐姐同去，但姐姐不愿远离母亲和弟妹，选择留在重庆。萧姐当时在重庆读书正好毕业，跟着四爸去了上海，以后成了四爸和四婶的好朋友。
姐姐去重庆后，我一直和她保持通信联系。
我上初中时，喜读新文学。1943年冬，我的一篇作文在校刊铅印发表，我很兴奋，寄了一份校刊给姐姐。姐姐看后很高兴，又让她的同事看。姐姐写信鼓励我，还给我提了一条意见，说我的每一段文字，无论句子长短，中间全是逗号，仅在结尾有一个句号。姐姐很会写作文。我读过她的一篇《夏夜》，至今记得开始的几句：“夏天好，夏天好；纺织娘，把歌唱；金铃子，把铃摇。”我上小学时，有一次作文，居然把姐姐的《夏夜》，全部照抄上交，得到老师的好评。下一次作文，没有姐姐的可抄，写得乱七八糟，老师批语：“作文如行舟，不进则退。”以后知道，二姐和四姐，也抄过姐姐的《夏夜》。
1944年夏季，我考上华西协和高级中学。我爱上写作，习作曾在成都的几个报刊上发表。同时，我好友陈先泽的四姐，介绍先泽和我参加了以中共地下党员贾唯英为核心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未名团契”；在贾唯英直接领导下，我与先泽等志同道合的中学生朋友，组织成立了破晓社，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这两年半，我积极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与破晓社成员合办刊物，订阅《新华日报》，在学校代销《延安一月》一书，多次参加学生运动，1946年底，我被吸收为地下党员。1947年初，学校暗中把我开除学籍。我考上重庆的西南学院。同年二月，我没有告诉姐姐，突然去了重庆。
到重庆的当天下午，我乘小木船横渡长江，惊涛骇浪。第二天去看姐姐，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被军车撞翻，当场死了四人，我没受伤。姐姐听我讲述时，我看出她慈母般的心疼。
从我上中学起，四爸供给我的学费，由小幺叔转发。小幺叔知道西南学院是中国民主同盟办的，认为学院太“红”了，怕我出问题，不给我学费，要我先自修，暑期报考燕京大学或复旦大学。不能上西南学院，我打算去解放区，但因红岩村和《新华日报》驻地突然被宪兵包围，无法实现，只得搬到民国路文生社三楼“自修”。我是凭政治和作文的成绩考上西南学院的，数学很差，根本考不上燕京和复旦。“自修”期间，姐姐不放心，不时上楼来检查；而我却在学诗人田间，写一些充满激情的新诗。我为姐姐写了一首抒情诗，“像一朵白色花，你默默地开放在人间”，可惜只记得这两句，其余全忘了。
姐姐感到我这样的“自修”无济于事。她与我的朋友王竹（破晓社成员）联系，在王竹就读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为我找了一个床位；又请她在重庆大学先修班读书的朋友丁秀涓，每周两次为我补习数学。有了这些安排，姐姐多少放心些。大约半月一次，我进城看姐姐。姐姐非常爱干净，不让我坐她的床，晚上让我在她床边睡地铺。姐姐和她的好友王淑蓉，常带我去吃小吃，我最喜欢吃熨斗糕。偶尔也带我去西餐馆，喝一碗奶油鸡茸汤，花钱不多。
六月一日凌晨，国民党宪兵在国统区实行大逮捕。我不是省立教育学院的学生，加以匆忙中把两本进步书籍扔到窗外，我被逮捕了。王竹马上进城通知姐姐。那一次全市逮捕了两百多人，社会各界对国民党施加压力，呼吁释放被捕人士。姐姐想了各种办法营救我，最后通过四爸的好友、教育家吴先忧，在第五天中午，把我保释出来。吴伯伯对我说：“你赶快去见你姐姐，她为你急死了！”
我让姐姐操了多少心呵！
五
我被释放后不久，临近高考。当时误传是在成都考试。姐姐为我和王竹，买到两张回成都的飞机票，她和丁秀涓一起，把我和王竹送到重庆珊瑚坝飞机场。我和王竹都是第一次乘飞机，十分新奇，可能在上飞机前，没有特别向姐姐和秀涓告别。秀涓高考后回成都，说姐姐和她都对我们“没有回头看她们一眼”，有点“意见”。
高考地点其实是在重庆，王竹很快返回重庆。我先害痢疾，后生眼病，不能回重庆参加高考。姐姐为我失去高考的机会感到遗憾。我却无所谓，甚至有点庆幸：原本我就考不上这类知名大学。
这个暑假，破晓社成员陈先泽、詹大风、方信嘉和蔡尔雄等，都去了重庆。姐姐热情接待我的这些朋友；他们也喜欢她，都跟着我叫她姐姐。姐姐曾与他们合影留念。
经过大半年的接触，秀涓认为我有理想，会写作，头脑灵，又活泼，比较喜欢我。我则认为秀涓是大家闺秀，功课好，会办事，开始爱上她。当年12月，我眼病初愈，又去重庆。王竹因为参加过抗日的远征军，被四川大学录取。三所大学录取了秀涓，她因为我选择了重庆大学。姐姐请秀涓在重庆大学为我找床位，继续为我补习数学。1948年高考，我没被录取。这本在意料之中，但我觉得实在对不住爱我的姐姐。
国内形势不断变化，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我有了新的打算。我是地下党员，原来想上大学，是为了能有一个“阵地”。既然考不上知名大学，我也不想再考，得开展群众“工作”了。重庆地下党受到破坏，我的组织关系转不过来。当时，我借住在重庆大学校外的一间半破房子里，沿用在成都搞学生运动的老办法，我组织了“大家读书会”，秀涓是我的主要助手。有十几位大学生参加读书会，我们读《世界知识》和《观察》杂志，定期讨论时事，唱进步歌曲，在地图上标注解放战争的进展。这些活动引起了重庆大学校方的注意，训导长侯枫，以清理学校家具为由，亲自带领几个壮汉，对我的住地进行了搜查。幸好头一天晚上，我把所有的进步书籍，都藏到了竹篾片做的天花板上，没有被发现。我怕姐姐担心，不敢告诉她这些情况。我那时仍在写作，文章分别发表在《大公报》和《新民晚报》上，姐姐多次给我鼓励。一位大戏剧家有部电影《艳阳天》，我有些不同意见，写了一篇短文叫《论〈艳阳天〉》；姐说只能叫《谈〈艳阳天〉》，教我懂得谦逊。
1948夏，在征得四爸同意后，姐姐离开了文生社。她先在一个税务报关行，干了三个月；后到重庆黄山的一所慈善学校工作。我和秀涓去黄山看过姐姐，但交通不便，不可能经常去见她。
同年底，我在沙坪坝偶遇王宇光，他是我入党介绍人贾唯英的丈夫。王宇光在了解我这两年的情况后，委托一位化名老张的同志，为我接上了组织关系。老张本名洪德铭，是地下党成都市委最后一任书记，这是我在解放后才知道的。我被任命为地下党川康特委川西派遣组沙磁区工作组成员，主要负责重庆大学先修班和沙磁区中学的工作。秀涓被吸收入党，大家读书会部分成员加入地下社“民青”。1949年4月，“争温饱争生存”运动后，我和秀涓有所暴露，撤退回成都工作。
姐姐也在10月回到成都，后去简阳县教书。这段期间，姐姐对我有些冷淡，我误以为是因为我和秀涓结婚，她感到失落，这在母亲和长姐是可能发生的。以后得知，姐姐在税务报关行工作时，看见社会上许多阴暗面，对环境极为不满，急于和我沟通，她连着给我写了三封信，都没有收到回信，对我产生了误会。实际情况是，当时我们已经受到特务监视，我的来信多被特务扣下；特务还检查到一位要求进步的同学写给秀涓的信，秀涓为此受到了“警告”。这也是我们从重庆撤回成都的原因之一。姐姐不知道我根本没有收到她的信。
我对姐姐的爱，从来没有减轻。
六
1950年秋，姐姐去重庆与查坤培结婚，在《西南工人日报》工作，1951年11月姐姐入党。
姐姐在文生社工作时，曾在附近一所英语夜校学习，一周两三次。查坤培是美孚石油公司的职员，姐姐的夜校同学。美孚石油公司也在民国路，与文生社隔街相对。1948年，我认识了查坤培，在他自办的小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姐姐离开文生社的前后，我多次在查坤培那儿住过。1949年，我介绍查坤培加入了地下党。
1949年底，我和秀涓在成都迎接解放，1950年春又调回重庆，我先后在青年团重庆系统工作。1953年，姐姐生了个儿子，叫查晓；我也有了个女儿。那时大家工作都很忙，接触不太多。我保留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母亲来重庆时，母亲与我、姐姐、坤培、查晓的合影，我抱着查晓；另一张是查晓、我女儿和王竹的儿子的合影，三个孩子在团市委院子里唱歌。我住在两路口，去姐姐家得坐缆车，我为女儿编了儿歌：“坐缆车，下坡坡，看大孃，看表哥。”
1957年底，我调团四川省委工作，离开重庆，回到成都。查坤培原在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工作，1954年西南行政区撤消，调成都的四川总工会工作。1958年，因照顾夫妻关系，姐姐也回到成都，在四川省科委工作。无论在《西南工人日报》或省科委，姐姐都像大姐姐似的，关心和爱护身边的同志，受到大家的尊敬。《西南工人日报》一些同志，一直尊称姐姐为“李国老”，常在“三八节”去看望她，直到姐姐的晚年。1963年春，我调团中央工作，去了北京。1966年，爆发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和成都亲人的联系中断，只有秀涓每月定期给我母亲写信、寄生活费。我在河南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了五年，曾两次回成都探亲，姐姐都在四川省的米易“五七”干校劳动，我们没能见面。不过，我对姐姐的思念，无时不在。
七
1973年，我调回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当时，我女儿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我们把女儿接回成都，准备让她去四川农村插队。不是组织上统一的安排，女儿自己去插队，得花一笔数目不小的安置费。姐姐主动表示，要把她的“私房钱”给我一百元，一百元超过那时她一个月的工资。我没有同意，但深感姐姐对我的爱。我女儿也把大孃的关心，牢记在心间。
人们早已对“文革”，对无止境的斗来斗去，感到不满和厌倦，但又不敢轻易直言。我和姐姐之间没有任何顾虑，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无话不谈。当我听到从北京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赶快去告诉姐姐。因为是非正式渠道，我要姐姐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姐夫查坤培，她遵守了“协议”。
四川人民出版社较快结束了清理“帮派”的工作，面对空前的“书荒”，我们立足本省，面向全国，陆续出版了不少好书。姐姐长期在文生社工作，理解出版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为此感到高兴。当她看见我们出版的曹禺新著剧本《王昭君》后，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称赞该书的封面、内文设计和插图好，出版周期短，祝贺我们所取得的成绩。
姐姐受我父亲影响，从小爱读书；以后，在文生社结识了作家曹禺、丽尼，受他们的影响，读了不少名著。1983年姐姐退休后，有更多的时间涉览群书。我爱买书藏书，四爸也送了我许多书，我家有三十多个书柜，自然成了姐姐的图书馆。姐姐定期请她的保姆来借书还书，她是我们家读书最多的人。姐姐夸我爱护书，说我的许多藏书“很多年后，仍然像新书”，要查晓向我学习。至今我还保存了1947年姐姐送我的英文版《白雪公主》，我的女儿读过，孙女读过，以后重孙女还会阅读。
1980年4月16日晚，我母亲因突发脑溢血住院，昏迷不醒，命在旦夕。二姐把我和四姐叫去，配合医生处理，我和外甥李舒，彻夜守护在母亲身边。天下大雨，是否马上禀报姐姐，我十分犹豫：既懂得姐姐对母亲的情感，又担心姐姐的身体，最后决定推迟通知。第二天早上姐姐赶来，她理解这是为她着想，没有责备我。母亲去世，我们极为痛苦，躲在一位邻居家，几天没有与外界接触。
1981年，我因工作紧张引发高血压，在草堂寺疗养院住了半年多。我每周六下午回家，姐姐总要在周六下午，把我和二姐四姐叫到她家，促膝谈心，吃碗抄手。这是快乐的聚会。三姐一家在福建省，我们也思念三姐。
姐姐从没有离开过四川，只是在1982年去上海看望过四爸。四爸很高兴，请女儿李小林到火车站去接姐姐，又抽时间多次和姐姐交谈。弟妹们开玩笑说，姐姐去上海，受到四爸“高规格”的接待。
姐姐喜欢读我的“我的人生”，说文章语言朴实简洁，能动人情感，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
八
2003年元宵节，姐夫查坤培逝世。
我们都为姐姐担心，不知道怎样安慰她。幸好姐姐的儿子查晓，从此把母亲接到自己家一起住。坤培兄对姐姐很好，但他照顾姐姐的方法不完全妥善。他担心姐姐摔跤，主张姐姐少走动；他怕姐姐感冒，不要姐姐下楼散步；他让姐姐吃各种的药品，包括大剂量的安眠药。查晓在肿瘤医院工作，既爱母亲，又具备医药知识。他为姐姐调整了药物，减少了安眠药的数量；鼓励姐姐适当运动。他们住在六楼，姐姐可以下楼，在院子里散步。查晓不但早中晚在家，工间操时，还回来和母亲说几句话。保姆小敬也不错，除买菜做饭之外，多数时候都坐在姐姐身边，陪姐姐说话。姐姐喜欢京剧，早年秀涓教过姐姐唱《贵妃醉酒》和《凤还巢》的片段。姐姐爱看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
二姐多病，行动不便。我和四姐不时去看望姐姐，姐姐很高兴。我在团中央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时，因冬季凌晨下水田犁田，腿脚留下后遗症。查晓家没有电梯，上下六楼对我很困难。我送了姐姐一张十寸的大头像，塑胶板做的，放在她的茶桌上。我对姐姐说：“这样，我就能天天陪着你！”姐姐很喜欢这张照片，几乎每天都要指着照片对家人说：“这是小五，他天天陪着我。”对客人也这样说。在她最后一年，语言出现障碍，也要用颤抖的手指着照片，向他人示意，直到她最后住进医院。
姐姐挂念二姐。她提议凡我们几人的生日和节假日，就在二姐家聚会。老年的姐姐喜欢红色，二姐四姐和我，经常买红色衣帽送给她。我爱和姐姐开玩笑，“挖苦”她当年有洁癖，让我睡地板，以致我现在身上疼，姐姐则说：“以后我睡地板，你睡床！”我说她是老姐子，还是该我睡地板，为此“争论”不休。姐姐爱唱歌，我女儿在成都时，一定带上歌本，和大孃一起，把会唱的歌都唱一遍。我的声音是“左”的，无法与姐姐合唱。但我会模仿姐姐年轻时唱的京韵大鼓：“二八的小佳人，懒梳妆！”姐姐笑眯眯地看我表演，高兴极了。
十年来，我们几姐弟，就是这样地相聚。每次，我都坐在姐姐身边，拉着姐姐的手。姐姐去世后，只要看见姐姐常坐的那张椅子，想起我们手拉手坐在一起，就会流泪。我女儿怕想起大孃，甚至不敢去二孃家。
姐姐天天盼着生日和节假日到来。没有聚会时我们每天通电话。姐姐喜欢我幽默，乐意与我通话。头些年说不完的话，通话时间较长，渐渐地她就只有三句话了：第一句：“你的照片，天天陪着我的。”第二句：“我爱我的小弟弟。”第三句：“我睡地板，你睡床！”姐姐的深情，给了我温暖；她的语言退化，又让我难受。这三句话，天天讲月月讲，一字一句，刻在我的心上。
2009年5月，秀涓因病逝世，我没有立即告诉姐姐。以后姐姐知道了，不知多少次地念叨：“小五一个人咋个办？叫他赶快‘续弦’嘛！”姐姐担心无人照顾我的生活。
查晓的确很孝顺。头几年是他扶着姐姐，上下六楼参加聚会；后来是他背着姐姐，上下六楼去二姐家。2006年，姐姐开始出现某些老年认知障碍现象，并且吞咽困难。每吃一口饭，查晓都要检查她，是否把饭吞了下去，不厌其烦。2010年，姐姐患乳腺癌，查晓没有告诉姐姐，但对姐姐百般细心照顾。
2011年底，姐姐的乳腺溃烂化脓，查晓隔天为姐姐换药；8月29日，姐姐肺部大面积感染；9月1日10点07分，姐姐逝世，享年92岁。
在姐姐弥留期间，她不停地叫查医生，还说“我睡地板，你睡床！”
姐姐叫查医生，是呼唤她的好儿子查晓。
姐姐说“我睡地板，你睡床！”，是惦记我，她心爱的小弟弟。
九
姐姐是一个平凡的人：她没有当过“官”，只做过会计、小学教师和公务员，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
姐姐是一个崇高的人：她正直善良，年轻时就追求进步；她内心充满对新世界、新文化的憧憬；她为了母亲和弟弟妹妹，牺牲自己的利益；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她爱读书唱歌；她乐于关心和帮助别人。
她就是一朵白色花，一片真情，默默地开放在人间。
2014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