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追寻鲁迅
一生追寻鲁迅
杨邦杰先生把鲁迅作品介绍给我
大概是1943年，我在成都市私立高琦初中读书。杨邦杰先生是我们的国文教员。他不善言辞，但喜爱学生，曾和我们一起短足旅行。有一天，我和一位同学到他的寝室玩儿，他很高兴，顺手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同时说：
“我读一篇文章给你们听——”
他读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从头读到尾，充满了感情。我恍然大悟，原来几千年的历史，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二字。结尾的“救救孩子！”的呼声，使我热血沸腾，知道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以前，我并非不知道鲁迅的名字。前任国文教员曾在课堂上讲过阿q。阿q挨了打，说是“儿子打老子”。阿q摸了小尼姑的头，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我和同学们一样，听得哈哈大笑。
两种不同的介绍有天壤之别。
巴金在鲁迅像前
逐渐加深对鲁迅的理解
我从此收集鲁迅的著作。没有钱买新书，就在旧书摊上找。鲁迅的著作不厚不贵，经历两三年时间，终于把鲁迅著作的单行本收齐。
当时，年仅十五六岁，不能完全读懂鲁迅著作。我的办法是经常翻阅，能读几篇算几篇，能理解多深算多深。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加深，对鲁迅的理解逐渐加深。
我上私立华西协合高中读书时，参加了一个社团，叫破晓社。多数成员喜欢读鲁迅的书。我们至少开过两次纪念鲁迅的晚会。一次是请语文教师陈翔鹤先生给我们讲鲁迅精神，陈翔鹤原为沉钟社社员，曾被鲁迅赞许；一次是演出鲁迅的《过客》，我扮演其中的老人。凡开这类会，还会在会场上挂一个破晓社自做的鲁迅的头像。
鲁迅反对吃人的旧社会，揭露国民的劣根性，鼓励人们做反帝反封建的战士，用匕首、投枪对准敌人，韧性战斗，至死不妥协。这是我当时所能理解的鲁迅。
有一个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教师，以唯美派的观点，在报上写了一篇叫《文艺家与萧伯纳》的文章，指责鲁迅“尖酸刻薄”。我大为不满，立即写了篇叫《文艺家与囗囗囗》（囗囗囗为那位教师的名字，略）的短文，加以反驳。该文刊在成都的《华西日报》上，自认为理所应当捍卫鲁迅。
母亲送我《鲁迅全集》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成长的。我最喜欢读鲁迅、巴金、曹禺、何其芳、艾青、田间等人的作品。为倾诉自己的感情，写了一百多篇习作，在成都、重庆、自贡的报纸上发表。按现行标准，可以被批准加入省作家协会当个会员。
这些习作，并没有给我增添光彩，反而给我带来灾难。
1955年，老人家发起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把我也“网”进去了，隔离审查半年以上。我读过胡风的文章，但读不懂。解放前与罗洛、方然有过接触。解放后，经常在群众大会上朗诵一首歌诵战士在火线争取入党的诗《入党表》（这首诗鼓舞了很多青年人），其作者胡征正被审查。我陈述自己喜爱新文学的经历，被批为“擦脂抹粉”。这才是老人家说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最后，一位领导义正严词地宣布：经审查，李致虽在组织上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关系，但政治上、思想上与胡风“反革命集团”差不多了。冤哉枉矣！
从此，我的思想被搞乱。自认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夹着那并不存在的“尾巴”做人，生怕“强烈表现自己”，再不敢写作。幸好我仍常读鲁迅的著作。
知子莫如母。在我三十岁生日时，母亲送了我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我认真读了《全集》，把不认识的字查出来，一一写在书的“天头”上。这套《全集》，已保存了近半个世纪。
精神支柱
“文革”时，我又被“革命”群众冠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的“桂冠”，在1968年被关进“牛棚”，长达十一个月之久。
“牛棚”的生活很痛苦，我写有《“牛棚”散记》，不再重述。这里，仅摘一节：
为了多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以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为理由，要求学习《鲁迅全集》。专政小组的人同意了。从此儿子给我送东西时，可以带一本鲁迅的著作来，看完再换。我“天天读”鲁迅的书，真是莫大的幸福。……
我早在十几岁时，就读过《知识即罪恶》这篇杂文，还写过一篇读后感。鲁迅先生写道：“我”梦见自己死去，因为生前求知识，知道“地球是圆的。元质有七十多种。x+y=z。经阎罗王审问，被夜叉拱进‘油豆滑跌小地狱’”，接连摔了十二跤。其中一人对“我”说：“这是罚知识的，因为知识是罪恶、赃物……你在阳间的时候，怎么不昏一点？”“我”说：“现在昏起来吧”。那人说：“迟了。”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的噩梦，怎么会在“文革”中重演呢？我也后悔过去写那些劳什子文章，主编什么报刊，为什么不昏一点，然而已经“迟了”。
读《阿q正传》时，差一点笑出声来。阿q在被枪毙以前先游街，“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在示众。但即使知道也一样，他不过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行要示众罢了”。这一点我实在不如阿q，以致在进“牛棚”前，一看到老同志被游街示众，心里便愤愤不平。
鲁迅在一篇杂文里说：“乡下人被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磕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回想过去在一些批判或斗争会上，我明明不同意“革命”群众的观点，最后表态时还要“感谢‘革命’群众的帮助”。我与鲁迅所批判的态度，不一样可笑么？
关于“忘却”，鲁迅有不少议论。在一篇杂文里，鲁迅说：“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已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阿q挨过假洋鬼子的打，这是他“生平第二件的屈辱”，鲁迅描写说：“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地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这些议论震撼了我的心。我不愿向阿q学习，决心丢掉“忘却”这一“祖传的宝贝”。
我靠读鲁迅的书，度过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
反思和学习
我一直注意有选择地念鲁迅著作给女儿听。1969年秋，年仅十四岁的女儿，被分配到黑龙江北大荒劳动。1971年，她来河南团中央干校探亲，我答应送她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由她自己在北京旧书店购买到。
“文革”开始不久，巴金即被打倒。我们有六年不通音信。我常想起鲁迅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坚信巴金是好人。1972年，我设法与巴老恢复通信，第二年趁探亲假的回程，稍稍绕道上海去看望巴老。当火车在轨道上驰骋时，我也在反思自己。在一篇随笔上，有这样的记录：联想到自己，我过去自称是鲁迅的“信徒”，但我并没有学到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明知有些事是错的，也不敢讲真话。从在“牛棚”里读《鲁迅全集》时起，我就决定不再称自己是鲁迅的“信徒”，因为我不够格。
“文革”后期，我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鉴于鲁迅对自己的影响，我愿意把鲁迅的思想传播给下一代。我组织了破晓社成员的六七个孩子学习鲁迅著作，沿用杨邦杰先生的办法，我挑选鲁迅的作品，一篇篇地念给他们听，并回答他们的问题。每周一次，坚持了一年多。当时，他们听得用心，现在还曾提到这次学习。
我常向巴老要书，要了《鲁迅日记》。我知道巴老一贯敬鲁迅，便从鲁迅的日记中寻找巴金与鲁迅的会面和接触：一、1934年10月6日，鲁迅给巴金饯行“于南京饭店，与保宗同在，全席八人”；二、1935年9月25日，“清河来，并交《狱中记》及《俄社会革命史话》（一）各一本”，记明为巴金所赠；三、1936年2月4日，记明得巴金的信“并《死魂灵百图》校稿”；四、同月8日，记有得巴金信“并校稿”；五、1934年4月26日，记有巴金“赠《短篇小说集》二本”。我在一1967年写信给巴老，得到他的证实。
当我知道“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兴奋不已。因为不知上海的情况，我只好借谈鲁迅告诉巴老：这批人把党和国家弄得不成样子。鲁迅批判过的坏蛋变成所谓“左”派，鲁迅赞扬过的好人却受打击。但历史不容颠倒，他们逃不脱历史的审判。还说，我最恨这帮人歪曲鲁迅。我再一次集中读鲁迅的书，就是为了识破他们。
传递火种
粉碎“四人帮”不久，针对十年禁锢，四川出版了不少好书。
根据巴老建议，出版了“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其中的《鲁迅选集》（上下册），请曾彦修（人民出版社前总编辑）和戴文葆（资深编审）选编和注释。两位大手笔的指导思想，是清除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影响，还鲁迅的本来面貌。《鲁迅选集》出版后受到出版界和读者的欢迎。后来又再版了鲁迅为瞿秋白编的《海上述林》（上下册）。
1981年，我因病疗养了几个月。我写了一篇随笔，叫《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这四句话，是指巴金在1942年回成都为我所写的“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把这四句中肯和普通的话，介绍给小朋友，是有意义的事。但此一时非彼一时。如何解释“好人”，让我考虑很长时间。离开了“阶级分析”，能说得清楚吗？联系当年和以后的认识，我做了这样的解释：“从我的思想发展来看，我上初中起喜欢读文艺书，鲁迅的作品中，有许多我喜欢的好人。读《狂人日记》，我认为狂人是好人，他第一个看出几千年来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两个字，呼吁‘救救孩子’。读《过客》，我认为过客是好人，尽管他不知道前面是野百合花还是坟，但他勇往直前，绝不回头；因为‘回到那里去’，‘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认为傻子是好人，他不怕讽刺打击，敢讲真理。……”这篇文章，转载的书刊很多，包括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报刊。
我一生爱孩子，直接间接地做过不少少年儿童工作。我常用鲁迅的论述，提醒人们重视少年儿童工作。1993年，在出席一次“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会”上，我讲了这样一段话：“对下一代是否重视，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和家庭是否兴旺或衰退的标志。早在‘五四’运动前后，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就对封建统治者毒害少年儿童，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并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鲁迅十分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他认为，‘动物中除了生子太多——爱不周到的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他又强调不能‘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他对只生不教的父亲作过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是‘制造孩子的家伙’，甚至还带点‘嫖男的气息’。”鲁迅先生的这些话，对大家很有启迪。
1987年，四川省杂文学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我们强调了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批评、抨击一切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腐朽东西。对杂文家的要求，我引用了鲁迅早年说过的：“根本的问题是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二十年来，四川杂文家没有背离鲁迅精神，学会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学会。
由《囊萤篇》引发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四川所出《龙门阵》期刊，在省内外受到欢迎。其中有个栏目叫《囊萤篇》，即用“囊萤映雪”之意来鼓励青年人学习。这使我想起鲁迅在《难行和不信》这篇杂文中说：
这些故事，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人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乾的吉诃德。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若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那里，至少在挨一顿骂以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
为此，作为出版社的总编辑，我建议把这个栏目的名称改一下。我和这个栏目的负责人谈得心平气和，并无“分歧”。下一期，该栏目的名称改为《劝学篇》。
大约在十年以后，这位同事在一篇随笔中，就此事对我大加讥讽。大意是说，晚上乘凉，因见萤火虫，给孙子讲了囊萤照读的故事，孙子听了故事并没去捉萤火虫。由此，联系到当年我（他称为“顶头上司”）的建议的“无知”。我不知他看懂鲁迅这篇杂文没有？鲁迅不是说“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吗？问题是作为“栏目”的名称，的确值得考虑。这位同事，在文章的结尾时说，至于那位“顶头上司”，现在已经是“更大更大的官了”。
事隔二十多年，这位同事早已作古，我无意与他争个输赢。我只想说明：我仍相信鲁迅主张的，不要用自己不信的、难行的（甚至根本做不到的）事去教育孩子。这使我联想起“文革”期间，一位造反派头头向我们宣传非洲人民如何热爱毛主席，说有的非洲青年把毛主席像章佩带在胸前皮肤上。我听了感到很可怕，甚至怕这位头头当场身体力行。幸好他只是说说而己。
电影《鲁迅》
我一直期盼在荧幕上看到鲁迅的形象。
赵丹早年想扮演鲁迅，几番努力未成，他为此终身遗憾。
中国话剧百年之际，开拍电影《鲁迅》。濮存昕扮演鲁迅、张瑜扮演许广平，我很高兴。特别是濮存昕寄来他的剧照，我认为像鲁迅，专为此给他打电话祝贺。
《永不休战》——李致最喜欢的一幅油画（汤小铭绘）
可惜电影《鲁迅》一直没放映。好在濮存昕寄了光盘给我。该片主要展现了晚年在上海的鲁迅。濮存昕用心下了功夫扮演，我被感动，也很喜欢。当问到为什么没上映，存昕答没有单位订货。我大为不解，满头雾水。难道观众只喜欢美国大片或展示女人丰乳肥臀的片子？
去年，电影评论家仲呈祥来成都，谈起此事。呈祥说，《鲁迅》在北京一所大学放映，卖了几千张票。我打电话给存昕，建议看准对象，先在大学校园和知识分子多的地方放映；还可制光盘发行。最近，我收到正式制作的光盘《鲁迅》，饶有兴趣地又看了一次。
我奇怪为什么不大力宣传电影《鲁迅》？
郭巨埋儿
中央电视台（11月23日）《联播节目》，有一条新闻报道，实591施南水北调的工程，在河南省安阳县发现一群古墓。其中刻有《郭巨埋儿》的故事，并显示了图案。因为播放的时间很快，记不清有关对古墓的介绍，但女播音员的一句话对《郭巨埋儿》的一句评价，却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果真“很感人”么？《郭巨埋儿》是《二十四孝图》中的一个故事。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二十四孝图》和《郭巨埋儿》这类故事了。
鲁迅的《朝花夕拾》书中有《二十四孝图》一文。
“《二十四孝》，元代郭居敬编，内容是辑录古代所传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是旧时宣传封建孝道的通俗读物。”这是该文中的注释。
郭巨埋儿，简单地说，就是晋代一个叫郭巨的人，家贫不能瞻养母亲，准备挖地把自己的儿子埋掉。挖到二尺，得一釜黄金，上面写着：“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这个被播音员誉为“很感人”的故事，正是鲁迅认为是他发生“反感”的两个故事之一。
鲁迅说：
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父亲正在挖窟窿，要将他埋掉。……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全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再敢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见父母愁油盐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父亲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巧的事。
现在想起来，实在很觉得傻气。这是因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不过彼一时，此一时，彼时我委实有些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连“摇咕咚”一同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怕听见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和我生命有些妨碍的人。……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
鲁迅的批判很深刻，也很幽默。可惜，许多人没有读鲁迅的书，不知道鲁迅的论点。播音员不知道，审片人不知道，以至认为郭巨埋儿“很感人”。有一段时间，书店买不到鲁迅的书。最近，某市中学教科书上甚至删去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
我只想说一句话：应当读鲁迅的书！
一生追寻
鲁迅不是神，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最坚强的战士。
这些年，尽管有人攻击或否定鲁迅，但我从不怀疑鲁迅。在受拜金主义冲击、不少人丧失崇高理想之际，我感到更需要鲁迅精神。
年届耄耋，拿精装本《鲁迅全集》，我感到吃力了。
我又开始收集鲁迅著作的单行本。
2007年7月17～8月31日写完
第（9）补于11月24日
杨邦杰先生把鲁迅作品介绍给我
大概是1943年，我在成都市私立高琦初中读书。杨邦杰先生是我们的国文教员。他不善言辞，但喜爱学生，曾和我们一起短足旅行。有一天，我和一位同学到他的寝室玩儿，他很高兴，顺手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同时说：
“我读一篇文章给你们听——”
他读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从头读到尾，充满了感情。我恍然大悟，原来几千年的历史，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二字。结尾的“救救孩子！”的呼声，使我热血沸腾，知道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以前，我并非不知道鲁迅的名字。前任国文教员曾在课堂上讲过阿q。阿q挨了打，说是“儿子打老子”。阿q摸了小尼姑的头，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我和同学们一样，听得哈哈大笑。
两种不同的介绍有天壤之别。
巴金在鲁迅像前
逐渐加深对鲁迅的理解
我从此收集鲁迅的著作。没有钱买新书，就在旧书摊上找。鲁迅的著作不厚不贵，经历两三年时间，终于把鲁迅著作的单行本收齐。
当时，年仅十五六岁，不能完全读懂鲁迅著作。我的办法是经常翻阅，能读几篇算几篇，能理解多深算多深。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加深，对鲁迅的理解逐渐加深。
我上私立华西协合高中读书时，参加了一个社团，叫破晓社。多数成员喜欢读鲁迅的书。我们至少开过两次纪念鲁迅的晚会。一次是请语文教师陈翔鹤先生给我们讲鲁迅精神，陈翔鹤原为沉钟社社员，曾被鲁迅赞许；一次是演出鲁迅的《过客》，我扮演其中的老人。凡开这类会，还会在会场上挂一个破晓社自做的鲁迅的头像。
鲁迅反对吃人的旧社会，揭露国民的劣根性，鼓励人们做反帝反封建的战士，用匕首、投枪对准敌人，韧性战斗，至死不妥协。这是我当时所能理解的鲁迅。
有一个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教师，以唯美派的观点，在报上写了一篇叫《文艺家与萧伯纳》的文章，指责鲁迅“尖酸刻薄”。我大为不满，立即写了篇叫《文艺家与囗囗囗》（囗囗囗为那位教师的名字，略）的短文，加以反驳。该文刊在成都的《华西日报》上，自认为理所应当捍卫鲁迅。
母亲送我《鲁迅全集》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成长的。我最喜欢读鲁迅、巴金、曹禺、何其芳、艾青、田间等人的作品。为倾诉自己的感情，写了一百多篇习作，在成都、重庆、自贡的报纸上发表。按现行标准，可以被批准加入省作家协会当个会员。
这些习作，并没有给我增添光彩，反而给我带来灾难。
1955年，老人家发起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把我也“网”进去了，隔离审查半年以上。我读过胡风的文章，但读不懂。解放前与罗洛、方然有过接触。解放后，经常在群众大会上朗诵一首歌诵战士在火线争取入党的诗《入党表》（这首诗鼓舞了很多青年人），其作者胡征正被审查。我陈述自己喜爱新文学的经历，被批为“擦脂抹粉”。这才是老人家说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最后，一位领导义正严词地宣布：经审查，李致虽在组织上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关系，但政治上、思想上与胡风“反革命集团”差不多了。冤哉枉矣！
从此，我的思想被搞乱。自认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夹着那并不存在的“尾巴”做人，生怕“强烈表现自己”，再不敢写作。幸好我仍常读鲁迅的著作。
知子莫如母。在我三十岁生日时，母亲送了我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我认真读了《全集》，把不认识的字查出来，一一写在书的“天头”上。这套《全集》，已保存了近半个世纪。
精神支柱
“文革”时，我又被“革命”群众冠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的“桂冠”，在1968年被关进“牛棚”，长达十一个月之久。
“牛棚”的生活很痛苦，我写有《“牛棚”散记》，不再重述。这里，仅摘一节：
为了多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以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为理由，要求学习《鲁迅全集》。专政小组的人同意了。从此儿子给我送东西时，可以带一本鲁迅的著作来，看完再换。我“天天读”鲁迅的书，真是莫大的幸福。……
我早在十几岁时，就读过《知识即罪恶》这篇杂文，还写过一篇读后感。鲁迅先生写道：“我”梦见自己死去，因为生前求知识，知道“地球是圆的。元质有七十多种。x+y=z。经阎罗王审问，被夜叉拱进‘油豆滑跌小地狱’”，接连摔了十二跤。其中一人对“我”说：“这是罚知识的，因为知识是罪恶、赃物……你在阳间的时候，怎么不昏一点？”“我”说：“现在昏起来吧”。那人说：“迟了。”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的噩梦，怎么会在“文革”中重演呢？我也后悔过去写那些劳什子文章，主编什么报刊，为什么不昏一点，然而已经“迟了”。
读《阿q正传》时，差一点笑出声来。阿q在被枪毙以前先游街，“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在示众。但即使知道也一样，他不过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行要示众罢了”。这一点我实在不如阿q，以致在进“牛棚”前，一看到老同志被游街示众，心里便愤愤不平。
鲁迅在一篇杂文里说：“乡下人被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磕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回想过去在一些批判或斗争会上，我明明不同意“革命”群众的观点，最后表态时还要“感谢‘革命’群众的帮助”。我与鲁迅所批判的态度，不一样可笑么？
关于“忘却”，鲁迅有不少议论。在一篇杂文里，鲁迅说：“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已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阿q挨过假洋鬼子的打，这是他“生平第二件的屈辱”，鲁迅描写说：“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地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这些议论震撼了我的心。我不愿向阿q学习，决心丢掉“忘却”这一“祖传的宝贝”。
我靠读鲁迅的书，度过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
反思和学习
我一直注意有选择地念鲁迅著作给女儿听。1969年秋，年仅十四岁的女儿，被分配到黑龙江北大荒劳动。1971年，她来河南团中央干校探亲，我答应送她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由她自己在北京旧书店购买到。
“文革”开始不久，巴金即被打倒。我们有六年不通音信。我常想起鲁迅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坚信巴金是好人。1972年，我设法与巴老恢复通信，第二年趁探亲假的回程，稍稍绕道上海去看望巴老。当火车在轨道上驰骋时，我也在反思自己。在一篇随笔上，有这样的记录：联想到自己，我过去自称是鲁迅的“信徒”，但我并没有学到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明知有些事是错的，也不敢讲真话。从在“牛棚”里读《鲁迅全集》时起，我就决定不再称自己是鲁迅的“信徒”，因为我不够格。
“文革”后期，我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鉴于鲁迅对自己的影响，我愿意把鲁迅的思想传播给下一代。我组织了破晓社成员的六七个孩子学习鲁迅著作，沿用杨邦杰先生的办法，我挑选鲁迅的作品，一篇篇地念给他们听，并回答他们的问题。每周一次，坚持了一年多。当时，他们听得用心，现在还曾提到这次学习。
我常向巴老要书，要了《鲁迅日记》。我知道巴老一贯敬鲁迅，便从鲁迅的日记中寻找巴金与鲁迅的会面和接触：一、1934年10月6日，鲁迅给巴金饯行“于南京饭店，与保宗同在，全席八人”；二、1935年9月25日，“清河来，并交《狱中记》及《俄社会革命史话》（一）各一本”，记明为巴金所赠；三、1936年2月4日，记明得巴金的信“并《死魂灵百图》校稿”；四、同月8日，记有得巴金信“并校稿”；五、1934年4月26日，记有巴金“赠《短篇小说集》二本”。我在一1967年写信给巴老，得到他的证实。
当我知道“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兴奋不已。因为不知上海的情况，我只好借谈鲁迅告诉巴老：这批人把党和国家弄得不成样子。鲁迅批判过的坏蛋变成所谓“左”派，鲁迅赞扬过的好人却受打击。但历史不容颠倒，他们逃不脱历史的审判。还说，我最恨这帮人歪曲鲁迅。我再一次集中读鲁迅的书，就是为了识破他们。
传递火种
粉碎“四人帮”不久，针对十年禁锢，四川出版了不少好书。
根据巴老建议，出版了“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其中的《鲁迅选集》（上下册），请曾彦修（人民出版社前总编辑）和戴文葆（资深编审）选编和注释。两位大手笔的指导思想，是清除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影响，还鲁迅的本来面貌。《鲁迅选集》出版后受到出版界和读者的欢迎。后来又再版了鲁迅为瞿秋白编的《海上述林》（上下册）。
1981年，我因病疗养了几个月。我写了一篇随笔，叫《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这四句话，是指巴金在1942年回成都为我所写的“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把这四句中肯和普通的话，介绍给小朋友，是有意义的事。但此一时非彼一时。如何解释“好人”，让我考虑很长时间。离开了“阶级分析”，能说得清楚吗？联系当年和以后的认识，我做了这样的解释：“从我的思想发展来看，我上初中起喜欢读文艺书，鲁迅的作品中，有许多我喜欢的好人。读《狂人日记》，我认为狂人是好人，他第一个看出几千年来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两个字，呼吁‘救救孩子’。读《过客》，我认为过客是好人，尽管他不知道前面是野百合花还是坟，但他勇往直前，绝不回头；因为‘回到那里去’，‘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认为傻子是好人，他不怕讽刺打击，敢讲真理。……”这篇文章，转载的书刊很多，包括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报刊。
我一生爱孩子，直接间接地做过不少少年儿童工作。我常用鲁迅的论述，提醒人们重视少年儿童工作。1993年，在出席一次“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会”上，我讲了这样一段话：“对下一代是否重视，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和家庭是否兴旺或衰退的标志。早在‘五四’运动前后，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就对封建统治者毒害少年儿童，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并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鲁迅十分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他认为，‘动物中除了生子太多——爱不周到的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他又强调不能‘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他对只生不教的父亲作过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是‘制造孩子的家伙’，甚至还带点‘嫖男的气息’。”鲁迅先生的这些话，对大家很有启迪。
1987年，四川省杂文学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我们强调了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批评、抨击一切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腐朽东西。对杂文家的要求，我引用了鲁迅早年说过的：“根本的问题是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二十年来，四川杂文家没有背离鲁迅精神，学会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学会。
由《囊萤篇》引发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四川所出《龙门阵》期刊，在省内外受到欢迎。其中有个栏目叫《囊萤篇》，即用“囊萤映雪”之意来鼓励青年人学习。这使我想起鲁迅在《难行和不信》这篇杂文中说：
这些故事，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人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乾的吉诃德。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若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那里，至少在挨一顿骂以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
为此，作为出版社的总编辑，我建议把这个栏目的名称改一下。我和这个栏目的负责人谈得心平气和，并无“分歧”。下一期，该栏目的名称改为《劝学篇》。
大约在十年以后，这位同事在一篇随笔中，就此事对我大加讥讽。大意是说，晚上乘凉，因见萤火虫，给孙子讲了囊萤照读的故事，孙子听了故事并没去捉萤火虫。由此，联系到当年我（他称为“顶头上司”）的建议的“无知”。我不知他看懂鲁迅这篇杂文没有？鲁迅不是说“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吗？问题是作为“栏目”的名称，的确值得考虑。这位同事，在文章的结尾时说，至于那位“顶头上司”，现在已经是“更大更大的官了”。
事隔二十多年，这位同事早已作古，我无意与他争个输赢。我只想说明：我仍相信鲁迅主张的，不要用自己不信的、难行的（甚至根本做不到的）事去教育孩子。这使我联想起“文革”期间，一位造反派头头向我们宣传非洲人民如何热爱毛主席，说有的非洲青年把毛主席像章佩带在胸前皮肤上。我听了感到很可怕，甚至怕这位头头当场身体力行。幸好他只是说说而己。
电影《鲁迅》
我一直期盼在荧幕上看到鲁迅的形象。
赵丹早年想扮演鲁迅，几番努力未成，他为此终身遗憾。
中国话剧百年之际，开拍电影《鲁迅》。濮存昕扮演鲁迅、张瑜扮演许广平，我很高兴。特别是濮存昕寄来他的剧照，我认为像鲁迅，专为此给他打电话祝贺。
《永不休战》——李致最喜欢的一幅油画（汤小铭绘）
可惜电影《鲁迅》一直没放映。好在濮存昕寄了光盘给我。该片主要展现了晚年在上海的鲁迅。濮存昕用心下了功夫扮演，我被感动，也很喜欢。当问到为什么没上映，存昕答没有单位订货。我大为不解，满头雾水。难道观众只喜欢美国大片或展示女人丰乳肥臀的片子？
去年，电影评论家仲呈祥来成都，谈起此事。呈祥说，《鲁迅》在北京一所大学放映，卖了几千张票。我打电话给存昕，建议看准对象，先在大学校园和知识分子多的地方放映；还可制光盘发行。最近，我收到正式制作的光盘《鲁迅》，饶有兴趣地又看了一次。
我奇怪为什么不大力宣传电影《鲁迅》？
郭巨埋儿
中央电视台（11月23日）《联播节目》，有一条新闻报道，实591施南水北调的工程，在河南省安阳县发现一群古墓。其中刻有《郭巨埋儿》的故事，并显示了图案。因为播放的时间很快，记不清有关对古墓的介绍，但女播音员的一句话对《郭巨埋儿》的一句评价，却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果真“很感人”么？《郭巨埋儿》是《二十四孝图》中的一个故事。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二十四孝图》和《郭巨埋儿》这类故事了。
鲁迅的《朝花夕拾》书中有《二十四孝图》一文。
“《二十四孝》，元代郭居敬编，内容是辑录古代所传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是旧时宣传封建孝道的通俗读物。”这是该文中的注释。
郭巨埋儿，简单地说，就是晋代一个叫郭巨的人，家贫不能瞻养母亲，准备挖地把自己的儿子埋掉。挖到二尺，得一釜黄金，上面写着：“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这个被播音员誉为“很感人”的故事，正是鲁迅认为是他发生“反感”的两个故事之一。
鲁迅说：
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父亲正在挖窟窿，要将他埋掉。……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全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再敢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见父母愁油盐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父亲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巧的事。
现在想起来，实在很觉得傻气。这是因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不过彼一时，此一时，彼时我委实有些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连“摇咕咚”一同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怕听见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和我生命有些妨碍的人。……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
鲁迅的批判很深刻，也很幽默。可惜，许多人没有读鲁迅的书，不知道鲁迅的论点。播音员不知道，审片人不知道，以至认为郭巨埋儿“很感人”。有一段时间，书店买不到鲁迅的书。最近，某市中学教科书上甚至删去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
我只想说一句话：应当读鲁迅的书！
一生追寻
鲁迅不是神，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最坚强的战士。
这些年，尽管有人攻击或否定鲁迅，但我从不怀疑鲁迅。在受拜金主义冲击、不少人丧失崇高理想之际，我感到更需要鲁迅精神。
年届耄耋，拿精装本《鲁迅全集》，我感到吃力了。
我又开始收集鲁迅著作的单行本。
2007年7月17～8月31日写完
第（9）补于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