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不断的文化情结——迎香港回归
割不断的文化情结——迎香港回归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遇抗日战争时期。学校的教师，对我们进行了很多爱国主义教育。从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强占香港讲起，因而我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崇拜林则徐和关天培等民族英雄。
1964年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作为领队陪同日本民主青年代表团，参观了我国的一些主要城市。10月下旬，我把他们送到了深圳罗湖桥。当时，深圳既小而又破旧。我们站在罗湖桥这边，通过工作人员把十几个日本朋友的护照送给香港海关。当年去香港的人很少，办十几个过境签证极为简单。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半小时以后才送过来两三个护照，如此类推，让我们等了很久。直到离日本朋友该在香港上飞机前半小时，还有四五个护照没有拿过来。日本朋友着急了，我们接待人员也着急了，多次走到桥中间去催促。而那个身着制服的英国官员趾高气扬，不屑一顾，硬是刁难够了，才把最后几个护照拿过来。这几位日本朋友拿着护照就跑，连惜别的话都顾不上说。这件事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恨不得我国政府立即把香港收回来！
若干年后，我到广东虎门炮台参观。对所有为反抗英军而牺牲的先烈，我肃然起敬。如果不是清王朝的腐败，几炮打沉英帝国的军舰，何至香港被占领。
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中英双方达成协议，决定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并在此前后开始与香港同胞有了接触。
80年代初期，四川人民出版社接待了一个大型的香港出版代表团。作为总编辑，我陪同香港同胞参观了所陈列的川版书，并给他们作了详细的介绍。香港同胞看见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何其芳等许多著名作家在四川出的书，赞不绝口。说实在话，除了纸张和印刷条件比香港差以外，书的质量和装帧设计毫不逊色，而且售价很低。许多香港朋友当时就挑选了不少的书，把川版书带回香港。
我单独会见过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先生，给他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情况。他以后在一篇文章中谈到：
李致是有名的出版家。他的出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巴金的侄儿，而是在于他切切实实地干出了不凡的成就。他们有眼光、有魄力、有经营头脑，也讲究质量，因此全国最好的作者，都愿意把他们的著作交给四川出版。四川确实出版了很多有价值的作品，从而在中国大陆，以至香港和海外都享有声誉。
80年代，由于我调到省委宣传部，又曾兼任省政协秘书长和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和香港同胞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但最令人难忘的是我两次率团去香港演出。一次是1990年率四川省杂技艺术团参加新界区“区局节”活动，另一次是1991年作为四川省歌舞艺术团的顾问参加新界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2周年活动。
当时大陆的一些青年观众沉醉于某些并不高明的港台歌星的演出，对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艺术缺乏兴趣。没有想到新界的同胞对巴蜀歌舞和杂技的反应极为热烈。两次共演出9场，场场客满。演出前，观众自动排队入场，显示了他们的文化教养。演出过程中，巴蜀歌舞和杂技艺术吸引了广大观众。优美的歌舞使他们如痴如醉，惊险的杂技使他们不断发出“哇”的叫声。鉴于新界同胞对祖国文化的热情，我还和区政局议会主席张枝繁先生商定，川剧《九美狐仙》第二年到新界演出。
香港的新闻媒介对四川的歌舞杂技艺术作了大量介绍。《文汇报》作了全面报道，《香港电视》杂志发表了余琦琦的文章《神乎其技》。《电视日报》发表了黄晓穗的文章《四川杂耍要得》。最有趣的是电视《香港早晨》节目的主持人对我们进行现场采访和直播。主持人很年轻，机灵多变，喜欢临时提问。
“四川杂技有多少年历史？”他问。
我答：“从出土文物来看，西汉时候就有杂技表演。”
“四川的杂技有什么特点？”
“它表现了四川人的勤劳、勇敢、聪明和风趣（或者说是幽默）。”
主持人结束提问，接着转播了两个节目的片断：重庆的杂技《平衡造型》和宜宾的滑稽小品《镜中人》。《香港早晨》在电视的黄金时间播出，收视率很高。当天就有几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因为看见电视，打电话来找我。
这些年，我还结识了一些香港文学界的朋友。
儿童文学作家何紫先生，不仅创作了许多少年儿童喜爱的作品，还创办了儿童刊物《阳光之家》。我们在成都愉快地会面，十分亲切。他在《阳光之家》上发表了我的散文《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把巴金1942年给我的题词“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介绍给香港的小朋友。还为此写了《说真话与做好人》刊在同一版面上。我原期待与何紫先生再次会面，但不幸他患重病与世长辞。
文学界的前辈曾敏之先生到成都访问，他与巴金是朋友。我陪同他参观了根据巴金小说《家》修建的“慧园”。在参观图片时，他十分高兴地在一张刊有抗日战争的宣言的照片上找到他和巴金的名字。可惜我忘了当场为他拍一张照片。以后他在香港接待了四川作家代表团。
余思牧先生，既是企业家又是文学家。他长期从事巴金研究，60年代即出版《作家巴金》。他托人把这本书送我，我从中得到不少启迪。我们在深圳或香港见面，谈话的主题总是巴老的创作和为人。他热爱和尊重巴老，与我同为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巴金研究所的顾问。我们除了写信，还通过读彼此的文章加深理解。
去年我又结识了香港诗人王一桃先生，他热情奔放，充满活力，使我感到一见如故。他连续送给我六七本他的诗集和散文集。他的书充满对祖国的热爱，让人听到一颗赤诚的心在跳动。前不久接到他一封信，他正在为庆祝香港回归出版诗集《香港火凤凰》。
香港被英帝国侵占100多年。但英帝国割不断香港同胞与祖国的联系。在各种联系的纽带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是重要的情结。我记述的这些事实，仅仅是我所接触到的，而且还没有写完。写它，是为了迎接香港回归这个伟大节日，为了与我的香港朋友共享这期待已久的欢乐。
1997年5月4日。香港回归倒计时58天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遇抗日战争时期。学校的教师，对我们进行了很多爱国主义教育。从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强占香港讲起，因而我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崇拜林则徐和关天培等民族英雄。
1964年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作为领队陪同日本民主青年代表团，参观了我国的一些主要城市。10月下旬，我把他们送到了深圳罗湖桥。当时，深圳既小而又破旧。我们站在罗湖桥这边，通过工作人员把十几个日本朋友的护照送给香港海关。当年去香港的人很少，办十几个过境签证极为简单。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半小时以后才送过来两三个护照，如此类推，让我们等了很久。直到离日本朋友该在香港上飞机前半小时，还有四五个护照没有拿过来。日本朋友着急了，我们接待人员也着急了，多次走到桥中间去催促。而那个身着制服的英国官员趾高气扬，不屑一顾，硬是刁难够了，才把最后几个护照拿过来。这几位日本朋友拿着护照就跑，连惜别的话都顾不上说。这件事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恨不得我国政府立即把香港收回来！
若干年后，我到广东虎门炮台参观。对所有为反抗英军而牺牲的先烈，我肃然起敬。如果不是清王朝的腐败，几炮打沉英帝国的军舰，何至香港被占领。
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中英双方达成协议，决定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并在此前后开始与香港同胞有了接触。
80年代初期，四川人民出版社接待了一个大型的香港出版代表团。作为总编辑，我陪同香港同胞参观了所陈列的川版书，并给他们作了详细的介绍。香港同胞看见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何其芳等许多著名作家在四川出的书，赞不绝口。说实在话，除了纸张和印刷条件比香港差以外，书的质量和装帧设计毫不逊色，而且售价很低。许多香港朋友当时就挑选了不少的书，把川版书带回香港。
我单独会见过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先生，给他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情况。他以后在一篇文章中谈到：
李致是有名的出版家。他的出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巴金的侄儿，而是在于他切切实实地干出了不凡的成就。他们有眼光、有魄力、有经营头脑，也讲究质量，因此全国最好的作者，都愿意把他们的著作交给四川出版。四川确实出版了很多有价值的作品，从而在中国大陆，以至香港和海外都享有声誉。
80年代，由于我调到省委宣传部，又曾兼任省政协秘书长和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和香港同胞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但最令人难忘的是我两次率团去香港演出。一次是1990年率四川省杂技艺术团参加新界区“区局节”活动，另一次是1991年作为四川省歌舞艺术团的顾问参加新界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2周年活动。
当时大陆的一些青年观众沉醉于某些并不高明的港台歌星的演出，对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艺术缺乏兴趣。没有想到新界的同胞对巴蜀歌舞和杂技的反应极为热烈。两次共演出9场，场场客满。演出前，观众自动排队入场，显示了他们的文化教养。演出过程中，巴蜀歌舞和杂技艺术吸引了广大观众。优美的歌舞使他们如痴如醉，惊险的杂技使他们不断发出“哇”的叫声。鉴于新界同胞对祖国文化的热情，我还和区政局议会主席张枝繁先生商定，川剧《九美狐仙》第二年到新界演出。
香港的新闻媒介对四川的歌舞杂技艺术作了大量介绍。《文汇报》作了全面报道，《香港电视》杂志发表了余琦琦的文章《神乎其技》。《电视日报》发表了黄晓穗的文章《四川杂耍要得》。最有趣的是电视《香港早晨》节目的主持人对我们进行现场采访和直播。主持人很年轻，机灵多变，喜欢临时提问。
“四川杂技有多少年历史？”他问。
我答：“从出土文物来看，西汉时候就有杂技表演。”
“四川的杂技有什么特点？”
“它表现了四川人的勤劳、勇敢、聪明和风趣（或者说是幽默）。”
主持人结束提问，接着转播了两个节目的片断：重庆的杂技《平衡造型》和宜宾的滑稽小品《镜中人》。《香港早晨》在电视的黄金时间播出，收视率很高。当天就有几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因为看见电视，打电话来找我。
这些年，我还结识了一些香港文学界的朋友。
儿童文学作家何紫先生，不仅创作了许多少年儿童喜爱的作品，还创办了儿童刊物《阳光之家》。我们在成都愉快地会面，十分亲切。他在《阳光之家》上发表了我的散文《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把巴金1942年给我的题词“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介绍给香港的小朋友。还为此写了《说真话与做好人》刊在同一版面上。我原期待与何紫先生再次会面，但不幸他患重病与世长辞。
文学界的前辈曾敏之先生到成都访问，他与巴金是朋友。我陪同他参观了根据巴金小说《家》修建的“慧园”。在参观图片时，他十分高兴地在一张刊有抗日战争的宣言的照片上找到他和巴金的名字。可惜我忘了当场为他拍一张照片。以后他在香港接待了四川作家代表团。
余思牧先生，既是企业家又是文学家。他长期从事巴金研究，60年代即出版《作家巴金》。他托人把这本书送我，我从中得到不少启迪。我们在深圳或香港见面，谈话的主题总是巴老的创作和为人。他热爱和尊重巴老，与我同为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巴金研究所的顾问。我们除了写信，还通过读彼此的文章加深理解。
去年我又结识了香港诗人王一桃先生，他热情奔放，充满活力，使我感到一见如故。他连续送给我六七本他的诗集和散文集。他的书充满对祖国的热爱，让人听到一颗赤诚的心在跳动。前不久接到他一封信，他正在为庆祝香港回归出版诗集《香港火凤凰》。
香港被英帝国侵占100多年。但英帝国割不断香港同胞与祖国的联系。在各种联系的纽带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是重要的情结。我记述的这些事实，仅仅是我所接触到的，而且还没有写完。写它，是为了迎接香港回归这个伟大节日，为了与我的香港朋友共享这期待已久的欢乐。
1997年5月4日。香港回归倒计时5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