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创作经历
我的文学创作经历
问：你从小就喜欢作文吗？
答：我上小学的时候不喜欢作文，也不会作文。上初小时，我抄袭过大姐的一篇叫《夏夜》的作文，现在还记得头几句儿歌：“夏天好，夏天好；纺织娘，把歌唱；金蛉子，把铃摇。”老师给了满分。下一次作文没有可抄的，写得乱七八糟。老师批文：“学业如行舟，不进则退。”
问：你什么时候喜欢作文的？
答：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喜欢作文。这要归功于国文老师杨邦杰。我当时在成都私立高琦中学读书。有一天，我和一位同学到杨老师的寢室玩，他取下一本《新青年》杂志，对我们讲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引起了我对新文学的兴趣。后来，另一位老师命题作文《一年容易又秋风》，因为从小就受到爱国抗日的教育，我设想了一位日本妇女，她的丈夫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一到秋天她特别期望丈夫回家，从她的视角作了反战的心理描写。老师批示：“笔姿婉转，意思深刻，可造之才。”
问：这对你有很大的鼓舞吗？
答：当然受到鼓舞。我们家有不少新文学作品，我读了鲁迅的《呐喊》和巴金的《家》，特别喜欢《阿q正传》。因为爱读书，作文有了进步。高琦初中每年逢校庆，总要出一本校刊。前面是省教育厅厅长的文章，接着是校长、主任和老师的文章，然后选登一篇学生的作文。1943年冬的校庆，校刊选登的学生作文，是我的《偷营》。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文用铅字印出，十分兴奋，像阿q一样，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
答：只能说习作。在高琦初中，我与吴敬琏、张忠隶几个同学办的壁报，受到不少同学欢迎。上华西协和高级中学时，和陈先泽同学办壁报，名叫《破晓》。国文老师、巴金的朋友卢剑波（后为四川大学教授）发现了《破晓》，也注意到我。卢剑波老师是位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他在《自贡晨报》上办了一个周刊，名叫《今日青年》。在卢剑波老师的鼓励下，我写了几篇散文似的习作，发表在《今日青年》上。
问：这以后呢？
答：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许多话剧名演员，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地，演出了许多好戏。我特別喜欢曹禺、夏衍和陈白尘等作家创作的戏。经常买最后一排的最便宜座位的票，然后站在剧场前边把戏看完。这些话剧对我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影响。1945年“一二·一”反内战运动后，在中共地下党员贾唯英的影响下，我们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破晓社。我们的武器是笔，写的文章包括反对内战。破晓社办的壁报被三青团的成员撕掉，我们干脆办了铅印的《破晓半月刊》，共出了六期。我们既是编辑，又是作者。六期刊物，每期都有我的作品，也就是现在称为的小小说。同时，我也在成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我们学校有一位留学法国归来的老师，她是唯美主义者，公开批评鲁迅。我在《华西日报》发表文章反驳她的观点，分上下两篇刊出。1947年，破晓社的部分成员为成都的《民风日报》协办了名叫《泥土》的副刊，每周一次。我也是作者之一。以后我到了重庆，在《大公报》和《新民报》发表过评论和散文。我高中的一位同学到《自贡晨报》工作，也约我写了一些杂感。1948年底，我写了《散文诗两首》发表在艾芜为《大公报》主编的《半月文艺》上。这是我解放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些习作，多是不满现实，揭露旧社会某些黑暗现象的。1949年初，我全力从事地下党工作，为避免暴露身份，停止写作和发表文章。
问：解放后你又开始写作？
答：解放初期，新鲜事物太多，又忙于工作，除了写过几篇通讯，没有文学创作。1954年，我在青年团重庆市委任少年儿童部部长，为儿童写了一篇的小小说，刊在《新少年报》上。1955年，开展肃淸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后，我就再不敢写作了。
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答：简单来说，我们破晓社的一位成员，五五年被定为“胡风分子”，其实我们和他早在四六年下半年就分手了；加上解放前我认识所谓的“胡风分子”的方然和绿原，尽管接触很少，我却被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在审查过程中，要我交代过去所写的所有文章，包括题目和笔名，什么时候发表在什么报刊上。那时候年轻记性好，我大约回忆到近百篇文章。审查结论，我不是“胡风集团”成员，但认为我受胡风“反动”思想影响严重，上纲上线地把我批判一通。我多次声明，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鲁迅和巴金，而不是胡风，但这被批判为美化自己，为自己“擦脂抹粉”，无济于事。从此，我再也不敢创作了。
问：为什么不敢创作了？
答：主要是自己的思想乱了。我认为自己长期在共青团从事学生工作，没有接触工农兵大众，不了解他们生活和斗争，写作难以与火热的时代同步。按所谓的阶级分折，我把自己定位为“小资产阶级”。既然小资产阶级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自己”，那么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夹起尾巴”做人，再也不动笔。
问：你不是与人合写过《毛主席的孩子刘文学》吗？
答：是的。那是1959年，我在《红领巾》杂志社任总编辑。合川县小学生刘文学为保护集体财产，被地主杀害。共青团四川省委主管《红领巾》杂志的副书记王毓培把我找去，布置我带人去采访并写出报道。我和兰星、黄韶三人去了合川县刘文学所在的学校，采访了刘文学的老师和同学，访问了刘文学的母亲和邻居，还提审了杀害刘文学的地主，带回一大堆原始记录。我们三人各写一部分，由我最后统稿，所写情节完全真实；写到最后我也被感动，流下了眼泪。这期《红领巾》杂志发行了120万份，《中国少年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全文转载，上海和四川两家出版社出书，曾改编为话剧、京剧、舞剧，影响很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回头一看，这篇报道或称报告文学，显然受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
问：“文革”期间，你又受到冲击？
答：当然。我是所谓“当权派”，靠边站，被夺权。众多同事响应号召审查我，我并无怨言，以后还成为朋友。只有一两人出于个人目的，竭力置我于死地。抓不到我的问题，居然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的罪名，把我关进“牛棚”，长达十一个月。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我发誓再也不写任何文字了。在“牛棚”中，我重读了《鲁迅全集》，它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度过了一生最困难的时期。
问：为什么以后你又重新提笔？
答：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的思想得到解放。回想自己几十年人生，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也许有一些“史料”价值；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的一生。鲁迅反对“忘却”，他说：“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已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我感到写出一生的经历，是我应尽的社会责任，那怕有的文章发表时被删节，有的书不能公开出版。
问：这是你的回忆录吗？
答：可以说是回忆录，但我不是从出生写起，每年每月报流水账，一直写到现在。我采取随笔的形式，从最能打动我的人和事写起，独立成篇。我称它为“我的人生”，并写了总序。这种写法，好处在于比较灵活，缺点是因为独立成篇，某些细节难免重复或交叉。无论写人或写事，我力求真实，决不加一点虚构。我写的是第一手资料，因此有自己的特点和可能保留的价值。学者王地山在论及我作品的艺术特色时说：“这种秉笔直书的写法，即是《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历史散文的纪实手法。它既是严谨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史料和史学价值，令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并符合老年读者的兴味。”我远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但王地山的评论给了我启发，使我注意学习史家的笔法。
问：好像上世纪80年代你写得不多？
答：对。1981年，我住疗养院，写过几篇。巴金老人建议我六十岁以后开始写。六十岁前，身任公职，不便畅所欲言。从1993年下半年起，我写作的时间就比较多了。不过，这以后的十七年，我老伴生病，我多数时间以照顾她为主。
问：请谈谈你出书的情况。
答：提到出书，必然会想起安法孝同志。他曾为省委常委、宣传部代部长，后任组织部部长，一贯关心同志。90年代一天，我在商业街碰见他。他说看见我写的文章，建议我出一本散文集。在他的鼓励和好友杨字心的支持下，出版了《往事》。前十年，按写作时间，先后出版了《往事》《回顾》和《昔日》，本来已经编好《足迹》，但没出版。因为写的篇章多了，觉得按某个主题来出书，似乎更好。在巴老百岁华诞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我出版了《我的四爸巴金》，印数两万册；五年后，中国华侨出版壮又为该书出版了增订本。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我编印了《终于盼到这一天》，作为我个人的“文革”博物馆，分送友人，得到二十多篇评论。2010年，我把写过的五十五位人物的怀念文章，编成一本《铭记在心的人》的集子，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评论家廖全京说：“李致一直把理解别人，尤其是理解自己的亲人，作为通往人格理想的一条重要的路径，努力想在理解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纯洁、光明、温暖。”全京说得对，我是这样想的：我写他们的人品，对自己是一种教育，我愿意向他们学习，并努力去做。我也写了自己的一些重要经历。1999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在我的我的人生中，选编和出版了适合少年阅读的《书、戏和故事》，列入“小橘灯丛书”。2006年，我编选了《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我编选了《曹禺致李致书信》，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今年，天地出版社出版我的人生《四爸巴金》《铭记在心》《昔日足迹》三卷本，收录160多篇文章，约70多万字，算是20多年所写的一个总结。这不是封笔，我还会继续写。
问：你的文章被报刊退过稿吗？
答：作者的文章被退稿的原因很多：稿件质量不高，不合编辑的要求，或编辑误判。十几年前，一家报纸向我约稿，我写了《两个“最后一息”》，即巴金要工作和学习到生命最后一息，被该报编辑退回，此稿后被《人民文学》杂志刊登。另一篇是《我所知道的张爱萍》，被一家杂志的编辑被退回，后被《四川文学》刊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在建党八十周年征文时获一等奖。我这样回答，是说文章遭遇退稿时，不要泄气。如文章质量不高，努力改正；如编辑误判，也不必灰心失望。
问：你在作品中对自己做了哪些剖析？
答：借写作“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的过去”。这不是空话。回顾在成都参与学生运动时，我只顾少数人往前冲，脱离中间群众，往往使自己陷入孤立。解放初期，对曾经帮助过我们（包括帮助过我）的加拿大友人云从龙的指责，是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反右运动后，对错定为右派分子的贺惠君，只满足于自己设有乱揭发；当知道余文正主动帮助贺惠君的子女时，觉悟到“余是巨人，我是矮子”。“文革”初期，我给胡耀邦同志贴了一张胡乱上纲的大字报，这“既是我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在“牛棚”中读《鲁迅全集》，感到自己并没有学到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不敢讲真话；过去自称为鲁迅的“信徒”，实际并不够格；反省了自己如何从独立思考到个人迷信，变成“驯服工具”；等等。
问：你的书有什么影响？
答：难说。与我同时代、能引起共鸣的人，现在越来越少，健在的多数视力减退，阅读有困难。有些年轻人读后，虽有兴趣，但对书中不少名词（如“封资修”“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等）都不懂。文艺界的朋友给了一些好评，主要说我的随笔说真话，语言朴实、真情和幽默，这是对我的鼓励。读者也有反瞆，一位江苏常州的读者汪一方写信给我说：“读《往事》，就如‘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沏一杯淡茶，书卷在手，时有豁然开朗的好心情。常见煌煌巨著，正襟危坐，高山仰止，总感有些惶惶然，读您的作品，则顿觉心清神爽，不亦快哉。”人需要鼓励，鼓励既使我增加信心，更使我怕辜负他们的期望，提笔更加谨慎。我的我的人生反映某些时代的变迁，可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四川《当代史资料》多有刊登。2013年获四川文艺终身成就奖，颁奖词指出：李致继承巴金的说真话的精神，“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问：你追求怎样的文风？
答：作者各有自己的文风，无须统一。我喜欢真诚、朴实、动情、幽默的散文。不无病呻吟，不追求华丽，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不搞笑。我将继续在这方面探索。
问：有人称赞你的文字简练，你怎样看？
答：鲁迅主张文字简练，大意是中篇不要拉成长篇，短篇不要拉成中篇。我赞同鲁迅的主张，努力这样做。我长期在机关工作，起草文件或写情况，被称为“笔杆子”，我深知写长了，领导没时间看；用词含糊、重点不突出，难以理解和执行。这使我注意文字准确和简练。“文革”初期，写不完的交代、检讨和思想汇报，为避免一两个要“置我于死地的人”抓辮子，我更注意文字简练。为此，她说我很“狡猾”，“连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都抓不到”。坏事变好事，这对我的创作也有影响。当然，文学创作与机关的文件、个人的坦白交待不同，文学要注意写细节，把感情化为文字。
问：你还为儿童写作吗？
答：没有。不是我不愿为儿童写作，也不是没有童心，而是生活中与儿童接触少；我的童心是我童年时的童心，与现在孩子的童心，差之甚远。我们家有一只叫多多的小狗，因为喂养它的阿姨春节回家过年，很忧郁。我为此写了一篇《多多的日记》。这是九年前写的，一直没有发表，今年才收入集子。几位文友看了还有兴趣，我无法猜测孩子看后会有什么感觉。
问：听说你不赞成称你为著名作家？
答：不赞成。我不是为当作家而写作的。我写了几本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算是个业余作家。至于著名作家，我听到这个称谓，一下就想起电视广告：一种并不为人知的商品，突然被冠以驰名商标，显然是炒作。我们省有不少作家的文学成就比我高或高得很多，我有自知之明，头脑没有发昏。他们有的逝世，有的因病没有写作，有的改做学问，我只是这二十年一直坚持写作而已。马（识途）老一百岁，王火兄九十岁，著作等身，影响很大，仍坚持写作，我向他们学习。不过，我也面临困难，主要是记忆力减退。有些重要的往事，无论大背景或细节，已经模糊，又无资料可查。有些很熟悉的字，突然想不起怎样写，即使写对了又觉得不像。《汉语大字典》太重，不方便翻阅；《新华字典》虽轻，但字小看不淸楚；只得花三角钱打电话问朋友怎样写。
问：听说你不喜欢媒体称你为巴金的侄儿？
答：我是巴金的侄儿，这是客观事实，不可否认。巴老对我极好，他的作品和人品，影响我一生。我只是不喜欢把巴金的侄儿作为一位称谓，像“光环”似的戴在我头上；何况，巴金的侄儿可能有几十位。
问：你的作品得过奖吗？
答：得过几次奖，感谢这些肯定和鼓励。2009年，我与本省13位作家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60年的荣誉证章和证书”。其实我哪里连续从事文学创作60年？诗人沈重曾说：“作家就是要写。此说天经地义，就像农民就是要种地一样。不过，中国的情况有点复杂，作家有时就是不能写，农民有时就是不能种地。不是主观不想，而是客观不允许。有些作家和诗人就是这样被时间残酷地湮没了的，令人扼腕痛心。”这种解释对不少作家都适合。沈重在十几年前，说我是“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十几年后，王火说我是“没有被时间湮没的作家”。话说回来，我对得奖并无奢望。我最大的期望，是我那些讲真话的文章不被删改，更不会整篇被抽掉。
问：你对我省青少年作家有什么期望？
答：我参加了省青少年作家协会成立大会，被聘为顾问团成员。如有机会，我愿意和他们交流感受：作家应该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读一些中外名著，提高文化素质，不要满足于只看那些“文化快餐”；留心观察生活，注意能打动自己的人和事；用自己的语言把感情化为文字，不模仿不抄袭；作品不是试卷，可以不断修改；等等。
2014年12月8日
问：你从小就喜欢作文吗？
答：我上小学的时候不喜欢作文，也不会作文。上初小时，我抄袭过大姐的一篇叫《夏夜》的作文，现在还记得头几句儿歌：“夏天好，夏天好；纺织娘，把歌唱；金蛉子，把铃摇。”老师给了满分。下一次作文没有可抄的，写得乱七八糟。老师批文：“学业如行舟，不进则退。”
问：你什么时候喜欢作文的？
答：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喜欢作文。这要归功于国文老师杨邦杰。我当时在成都私立高琦中学读书。有一天，我和一位同学到杨老师的寢室玩，他取下一本《新青年》杂志，对我们讲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引起了我对新文学的兴趣。后来，另一位老师命题作文《一年容易又秋风》，因为从小就受到爱国抗日的教育，我设想了一位日本妇女，她的丈夫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一到秋天她特别期望丈夫回家，从她的视角作了反战的心理描写。老师批示：“笔姿婉转，意思深刻，可造之才。”
问：这对你有很大的鼓舞吗？
答：当然受到鼓舞。我们家有不少新文学作品，我读了鲁迅的《呐喊》和巴金的《家》，特别喜欢《阿q正传》。因为爱读书，作文有了进步。高琦初中每年逢校庆，总要出一本校刊。前面是省教育厅厅长的文章，接着是校长、主任和老师的文章，然后选登一篇学生的作文。1943年冬的校庆，校刊选登的学生作文，是我的《偷营》。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文用铅字印出，十分兴奋，像阿q一样，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
答：只能说习作。在高琦初中，我与吴敬琏、张忠隶几个同学办的壁报，受到不少同学欢迎。上华西协和高级中学时，和陈先泽同学办壁报，名叫《破晓》。国文老师、巴金的朋友卢剑波（后为四川大学教授）发现了《破晓》，也注意到我。卢剑波老师是位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他在《自贡晨报》上办了一个周刊，名叫《今日青年》。在卢剑波老师的鼓励下，我写了几篇散文似的习作，发表在《今日青年》上。
问：这以后呢？
答：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许多话剧名演员，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地，演出了许多好戏。我特別喜欢曹禺、夏衍和陈白尘等作家创作的戏。经常买最后一排的最便宜座位的票，然后站在剧场前边把戏看完。这些话剧对我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影响。1945年“一二·一”反内战运动后，在中共地下党员贾唯英的影响下，我们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破晓社。我们的武器是笔，写的文章包括反对内战。破晓社办的壁报被三青团的成员撕掉，我们干脆办了铅印的《破晓半月刊》，共出了六期。我们既是编辑，又是作者。六期刊物，每期都有我的作品，也就是现在称为的小小说。同时，我也在成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我们学校有一位留学法国归来的老师，她是唯美主义者，公开批评鲁迅。我在《华西日报》发表文章反驳她的观点，分上下两篇刊出。1947年，破晓社的部分成员为成都的《民风日报》协办了名叫《泥土》的副刊，每周一次。我也是作者之一。以后我到了重庆，在《大公报》和《新民报》发表过评论和散文。我高中的一位同学到《自贡晨报》工作，也约我写了一些杂感。1948年底，我写了《散文诗两首》发表在艾芜为《大公报》主编的《半月文艺》上。这是我解放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些习作，多是不满现实，揭露旧社会某些黑暗现象的。1949年初，我全力从事地下党工作，为避免暴露身份，停止写作和发表文章。
问：解放后你又开始写作？
答：解放初期，新鲜事物太多，又忙于工作，除了写过几篇通讯，没有文学创作。1954年，我在青年团重庆市委任少年儿童部部长，为儿童写了一篇的小小说，刊在《新少年报》上。1955年，开展肃淸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后，我就再不敢写作了。
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答：简单来说，我们破晓社的一位成员，五五年被定为“胡风分子”，其实我们和他早在四六年下半年就分手了；加上解放前我认识所谓的“胡风分子”的方然和绿原，尽管接触很少，我却被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在审查过程中，要我交代过去所写的所有文章，包括题目和笔名，什么时候发表在什么报刊上。那时候年轻记性好，我大约回忆到近百篇文章。审查结论，我不是“胡风集团”成员，但认为我受胡风“反动”思想影响严重，上纲上线地把我批判一通。我多次声明，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鲁迅和巴金，而不是胡风，但这被批判为美化自己，为自己“擦脂抹粉”，无济于事。从此，我再也不敢创作了。
问：为什么不敢创作了？
答：主要是自己的思想乱了。我认为自己长期在共青团从事学生工作，没有接触工农兵大众，不了解他们生活和斗争，写作难以与火热的时代同步。按所谓的阶级分折，我把自己定位为“小资产阶级”。既然小资产阶级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自己”，那么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夹起尾巴”做人，再也不动笔。
问：你不是与人合写过《毛主席的孩子刘文学》吗？
答：是的。那是1959年，我在《红领巾》杂志社任总编辑。合川县小学生刘文学为保护集体财产，被地主杀害。共青团四川省委主管《红领巾》杂志的副书记王毓培把我找去，布置我带人去采访并写出报道。我和兰星、黄韶三人去了合川县刘文学所在的学校，采访了刘文学的老师和同学，访问了刘文学的母亲和邻居，还提审了杀害刘文学的地主，带回一大堆原始记录。我们三人各写一部分，由我最后统稿，所写情节完全真实；写到最后我也被感动，流下了眼泪。这期《红领巾》杂志发行了120万份，《中国少年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全文转载，上海和四川两家出版社出书，曾改编为话剧、京剧、舞剧，影响很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回头一看，这篇报道或称报告文学，显然受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
问：“文革”期间，你又受到冲击？
答：当然。我是所谓“当权派”，靠边站，被夺权。众多同事响应号召审查我，我并无怨言，以后还成为朋友。只有一两人出于个人目的，竭力置我于死地。抓不到我的问题，居然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的罪名，把我关进“牛棚”，长达十一个月。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我发誓再也不写任何文字了。在“牛棚”中，我重读了《鲁迅全集》，它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度过了一生最困难的时期。
问：为什么以后你又重新提笔？
答：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的思想得到解放。回想自己几十年人生，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也许有一些“史料”价值；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的一生。鲁迅反对“忘却”，他说：“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已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我感到写出一生的经历，是我应尽的社会责任，那怕有的文章发表时被删节，有的书不能公开出版。
问：这是你的回忆录吗？
答：可以说是回忆录，但我不是从出生写起，每年每月报流水账，一直写到现在。我采取随笔的形式，从最能打动我的人和事写起，独立成篇。我称它为“我的人生”，并写了总序。这种写法，好处在于比较灵活，缺点是因为独立成篇，某些细节难免重复或交叉。无论写人或写事，我力求真实，决不加一点虚构。我写的是第一手资料，因此有自己的特点和可能保留的价值。学者王地山在论及我作品的艺术特色时说：“这种秉笔直书的写法，即是《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历史散文的纪实手法。它既是严谨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史料和史学价值，令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并符合老年读者的兴味。”我远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但王地山的评论给了我启发，使我注意学习史家的笔法。
问：好像上世纪80年代你写得不多？
答：对。1981年，我住疗养院，写过几篇。巴金老人建议我六十岁以后开始写。六十岁前，身任公职，不便畅所欲言。从1993年下半年起，我写作的时间就比较多了。不过，这以后的十七年，我老伴生病，我多数时间以照顾她为主。
问：请谈谈你出书的情况。
答：提到出书，必然会想起安法孝同志。他曾为省委常委、宣传部代部长，后任组织部部长，一贯关心同志。90年代一天，我在商业街碰见他。他说看见我写的文章，建议我出一本散文集。在他的鼓励和好友杨字心的支持下，出版了《往事》。前十年，按写作时间，先后出版了《往事》《回顾》和《昔日》，本来已经编好《足迹》，但没出版。因为写的篇章多了，觉得按某个主题来出书，似乎更好。在巴老百岁华诞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我出版了《我的四爸巴金》，印数两万册；五年后，中国华侨出版壮又为该书出版了增订本。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我编印了《终于盼到这一天》，作为我个人的“文革”博物馆，分送友人，得到二十多篇评论。2010年，我把写过的五十五位人物的怀念文章，编成一本《铭记在心的人》的集子，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评论家廖全京说：“李致一直把理解别人，尤其是理解自己的亲人，作为通往人格理想的一条重要的路径，努力想在理解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纯洁、光明、温暖。”全京说得对，我是这样想的：我写他们的人品，对自己是一种教育，我愿意向他们学习，并努力去做。我也写了自己的一些重要经历。1999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在我的我的人生中，选编和出版了适合少年阅读的《书、戏和故事》，列入“小橘灯丛书”。2006年，我编选了《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我编选了《曹禺致李致书信》，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今年，天地出版社出版我的人生《四爸巴金》《铭记在心》《昔日足迹》三卷本，收录160多篇文章，约70多万字，算是20多年所写的一个总结。这不是封笔，我还会继续写。
问：你的文章被报刊退过稿吗？
答：作者的文章被退稿的原因很多：稿件质量不高，不合编辑的要求，或编辑误判。十几年前，一家报纸向我约稿，我写了《两个“最后一息”》，即巴金要工作和学习到生命最后一息，被该报编辑退回，此稿后被《人民文学》杂志刊登。另一篇是《我所知道的张爱萍》，被一家杂志的编辑被退回，后被《四川文学》刊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在建党八十周年征文时获一等奖。我这样回答，是说文章遭遇退稿时，不要泄气。如文章质量不高，努力改正；如编辑误判，也不必灰心失望。
问：你在作品中对自己做了哪些剖析？
答：借写作“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的过去”。这不是空话。回顾在成都参与学生运动时，我只顾少数人往前冲，脱离中间群众，往往使自己陷入孤立。解放初期，对曾经帮助过我们（包括帮助过我）的加拿大友人云从龙的指责，是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反右运动后，对错定为右派分子的贺惠君，只满足于自己设有乱揭发；当知道余文正主动帮助贺惠君的子女时，觉悟到“余是巨人，我是矮子”。“文革”初期，我给胡耀邦同志贴了一张胡乱上纲的大字报，这“既是我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在“牛棚”中读《鲁迅全集》，感到自己并没有学到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不敢讲真话；过去自称为鲁迅的“信徒”，实际并不够格；反省了自己如何从独立思考到个人迷信，变成“驯服工具”；等等。
问：你的书有什么影响？
答：难说。与我同时代、能引起共鸣的人，现在越来越少，健在的多数视力减退，阅读有困难。有些年轻人读后，虽有兴趣，但对书中不少名词（如“封资修”“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等）都不懂。文艺界的朋友给了一些好评，主要说我的随笔说真话，语言朴实、真情和幽默，这是对我的鼓励。读者也有反瞆，一位江苏常州的读者汪一方写信给我说：“读《往事》，就如‘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沏一杯淡茶，书卷在手，时有豁然开朗的好心情。常见煌煌巨著，正襟危坐，高山仰止，总感有些惶惶然，读您的作品，则顿觉心清神爽，不亦快哉。”人需要鼓励，鼓励既使我增加信心，更使我怕辜负他们的期望，提笔更加谨慎。我的我的人生反映某些时代的变迁，可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四川《当代史资料》多有刊登。2013年获四川文艺终身成就奖，颁奖词指出：李致继承巴金的说真话的精神，“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问：你追求怎样的文风？
答：作者各有自己的文风，无须统一。我喜欢真诚、朴实、动情、幽默的散文。不无病呻吟，不追求华丽，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不搞笑。我将继续在这方面探索。
问：有人称赞你的文字简练，你怎样看？
答：鲁迅主张文字简练，大意是中篇不要拉成长篇，短篇不要拉成中篇。我赞同鲁迅的主张，努力这样做。我长期在机关工作，起草文件或写情况，被称为“笔杆子”，我深知写长了，领导没时间看；用词含糊、重点不突出，难以理解和执行。这使我注意文字准确和简练。“文革”初期，写不完的交代、检讨和思想汇报，为避免一两个要“置我于死地的人”抓辮子，我更注意文字简练。为此，她说我很“狡猾”，“连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都抓不到”。坏事变好事，这对我的创作也有影响。当然，文学创作与机关的文件、个人的坦白交待不同，文学要注意写细节，把感情化为文字。
问：你还为儿童写作吗？
答：没有。不是我不愿为儿童写作，也不是没有童心，而是生活中与儿童接触少；我的童心是我童年时的童心，与现在孩子的童心，差之甚远。我们家有一只叫多多的小狗，因为喂养它的阿姨春节回家过年，很忧郁。我为此写了一篇《多多的日记》。这是九年前写的，一直没有发表，今年才收入集子。几位文友看了还有兴趣，我无法猜测孩子看后会有什么感觉。
问：听说你不赞成称你为著名作家？
答：不赞成。我不是为当作家而写作的。我写了几本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算是个业余作家。至于著名作家，我听到这个称谓，一下就想起电视广告：一种并不为人知的商品，突然被冠以驰名商标，显然是炒作。我们省有不少作家的文学成就比我高或高得很多，我有自知之明，头脑没有发昏。他们有的逝世，有的因病没有写作，有的改做学问，我只是这二十年一直坚持写作而已。马（识途）老一百岁，王火兄九十岁，著作等身，影响很大，仍坚持写作，我向他们学习。不过，我也面临困难，主要是记忆力减退。有些重要的往事，无论大背景或细节，已经模糊，又无资料可查。有些很熟悉的字，突然想不起怎样写，即使写对了又觉得不像。《汉语大字典》太重，不方便翻阅；《新华字典》虽轻，但字小看不淸楚；只得花三角钱打电话问朋友怎样写。
问：听说你不喜欢媒体称你为巴金的侄儿？
答：我是巴金的侄儿，这是客观事实，不可否认。巴老对我极好，他的作品和人品，影响我一生。我只是不喜欢把巴金的侄儿作为一位称谓，像“光环”似的戴在我头上；何况，巴金的侄儿可能有几十位。
问：你的作品得过奖吗？
答：得过几次奖，感谢这些肯定和鼓励。2009年，我与本省13位作家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60年的荣誉证章和证书”。其实我哪里连续从事文学创作60年？诗人沈重曾说：“作家就是要写。此说天经地义，就像农民就是要种地一样。不过，中国的情况有点复杂，作家有时就是不能写，农民有时就是不能种地。不是主观不想，而是客观不允许。有些作家和诗人就是这样被时间残酷地湮没了的，令人扼腕痛心。”这种解释对不少作家都适合。沈重在十几年前，说我是“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十几年后，王火说我是“没有被时间湮没的作家”。话说回来，我对得奖并无奢望。我最大的期望，是我那些讲真话的文章不被删改，更不会整篇被抽掉。
问：你对我省青少年作家有什么期望？
答：我参加了省青少年作家协会成立大会，被聘为顾问团成员。如有机会，我愿意和他们交流感受：作家应该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读一些中外名著，提高文化素质，不要满足于只看那些“文化快餐”；留心观察生活，注意能打动自己的人和事；用自己的语言把感情化为文字，不模仿不抄袭；作品不是试卷，可以不断修改；等等。
2014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