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放光明
大放光明
我一生受眼病的折磨。
记得，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爱生眼病。两眼（主要是左眼）红肿，流泪，怕光，病程长，很难受。服中药，点西药，用偏方，母亲为我尽了她的全力。
当时叫生“火眼”，以后才知道是角膜炎。
角膜炎严重的时候，会出现溃疡。炎症消失后，有或轻或重的白斑。西医当时没办法，尚不知角膜可以移植。服中药，得几十服，其苦不堪。外祖母按照古医书《验方新编》，用象牙混水磨成粉剂为我滴眼，但未见效。母亲听说有个道士可以化“癔子”（即白斑），每天早晨带我乘人力车去一家草药铺。道士口中念念有词，用手不断在我眼前比画，持续了很多天，白白浪费时间和钱财。我唯一有兴趣的治疗方法，是用鸡肝蒸金银花（或杭菊），先用来“熏”眼睛，然后吃鸡肝喝汤。疗效如何，我不知道，但嫩嫩的鸡肝很好吃。
1947年，报考大学前夕，我突患眼病，无法应试。陕西街的存仁医院没为我治好。一位友人给我介绍了一位留学日本归来（现在称为“海归”）的医生。这位“海归”姓郝，口气很大，宣称包给我医好，一周去一次，一次一块大洋。当时家庭经济情况不好，靠亲友资助才能去治病。“海归”医生除了滴药水，还得打针，却无疗效。他打针前，不用水煮针头消毒，只用棉花酒精擦针头。我母亲有点卫生知识，对此颇为不满。果然，由于不认真消毒，我的右臂红肿化脓，只得在平安桥教堂一个法国医院动手术，挖掉不少腐肉。这位法国医生人叫他为班医生，对病人很慈祥，虽不通语言，但感到亲切。他看见我老戴一副墨镜，也可能看见我的眼睛充血，主动摘下我的墨镜，要我查血，后又在眼结膜（白眼球）上打针。我害怕在眼结膜上打针，他要我不怕，说打针前要滴麻药。我当时已参加学生运动，心想如果被特务抓住施刑，也得挺住，便坦然接受。打完针，班医生很高兴，向我竖起大指头，说了一句法语。修女翻译说：“班医生称赞你勇敢。”班医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似乎不像后来所说，这种医院统统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他并没要我加入天主教，更没有谈西方的政治。不久，我眼睛的炎症消失，再没去找“海归”医生。听说“海归”医生很失望，因为他早把一周收一元的大洋，列入他的“固定”收入。我怀疑他是否认真在日本学过医眼病。
我的眼病有点像“牛鬼蛇神”，过几年就“跳”出来。幸好从1960年起到80年代初，我与四川省人民医院眼科的医护人员的关系很好，从罗文彬主任到闵鹄秋和诸多的医生，护士长廖茂芳和所有护士，对我都很关心。他们医术好，医德高，成了我眼睛的“保护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共青团中央，从“牛棚”被释放出来，到了“五七干校”。在干校劳动强度很大，特别是收麦子的时候，白天劳动已使人精疲力竭，晚上学了“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的语录以后，再挑灯夜战，在晒场上用拖粒机脱粒。“革命群众”主要是运送割下来的麦子和把麦秆送进拖粒机口。我是“当权派”，负责清除从拖粒机口吐出的碾碎了的麦秆。我头顶草帽，眼戴防风镜，也难敌碎麦秆的侵袭。我的眼病牛鬼蛇神又“跳”出来了，我先后到信阳、武汉治疗，为时半年以上。最后回到成都，在省医院治愈。所谓治愈，只是消除炎症，左眼只剩光感，失去视力。
三十多年来，我实际是“孤眼”作战，凭右眼生活和工作。
近几年，出现一些“怪”现象。看书，觉得字的油墨淡了；看照片，发现彩照褪色；看电视，认为背投电视机的质量没过关；外出，老感到雾太大；等等，不一而足。以致戴五百度花镜，再加外孙从美国带给我的放大镜，也看不清报刊上的字。二十几个书柜的藏书，原准备离休后阅读的，只能望之兴叹。找到看专家门诊的医生，说是白内障，但因为我左眼无视力，动手术得十分慎重。
很快，右眼的视力降到0.2。经过再三的考虑，趁女儿秋天从国外回家，我决定动白内障手术。我的亲友有不少人动过这种手术，效果均好。我考虑了三个医院：一是成都市的某医院，过去它请上海、北京、广州的医生来主刀，现在不能请外地医生了；二是省某大医院，医生不错，但医院人太多，门诊部如集镇赶场，十分麻烦；三是省五医院，眼科罗俊主任，专攻白内障手术，有很多实践经验。我最后选定在五医院做白内障手术。
今年9月7日，我在省五医院做白内障手术。时值热天刚过，动手术的人不多，上午只有我一人。手术顺利，时间约二十分钟，毫无痛苦。罗俊主任开玩笑说：“今上午是你的‘专场’，做手术像完成一个艺术品。”做完手术，右眼盖上纱布，因左眼早无视力，我暂成“瞎子”。
女儿女婿把我护送回家，下午在闲聊中度过。晚上睡得踏实，没有胡思乱想。女儿怕意外，守我一夜。次晨，我醒得很早，扯下纱布，大放光明：墙上挂的彩色照片，并没褪色；电视播的节日，色彩分明，不用再另买电视机；桌上的报纸，没戴老花镜就看清大标题，油墨不浅；打开窗帘，我家住高楼十四层，能见楼底花园美景：各种树木和花草，老人在打太极拳，小孩在玩滑板，彩色的坐凳的红绿蓝黄四色分明，磨石地上刻有小方格，水池里的红色、黑色的鱼儿游来游去。我忙把这好消息告诉家人，皆大欢喜。九时半去医院，我在车上沿途念两旁房屋上所能见的文字，女婿笑我像刚识字的小学生一样。我最高兴的是，以后可以有节制地读书看报和写点短文了。
在医院先查视力，升到0.8。罗俊主任说，一切情况正常。无充血、肿胀、怕光、流泪任何症状。近3月来，我很兴奋，逢人便讲。若干朋友听了我的经历，去省五医院检查和做白内障手术。为怕人误会，只得一再申明：是衷心感谢医院和医生，让更多人分享“大放光明”的幸福，绝非“医托”，更没有拿一文“回扣”。
2006年12月1日
我一生受眼病的折磨。
记得，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爱生眼病。两眼（主要是左眼）红肿，流泪，怕光，病程长，很难受。服中药，点西药，用偏方，母亲为我尽了她的全力。
当时叫生“火眼”，以后才知道是角膜炎。
角膜炎严重的时候，会出现溃疡。炎症消失后，有或轻或重的白斑。西医当时没办法，尚不知角膜可以移植。服中药，得几十服，其苦不堪。外祖母按照古医书《验方新编》，用象牙混水磨成粉剂为我滴眼，但未见效。母亲听说有个道士可以化“癔子”（即白斑），每天早晨带我乘人力车去一家草药铺。道士口中念念有词，用手不断在我眼前比画，持续了很多天，白白浪费时间和钱财。我唯一有兴趣的治疗方法，是用鸡肝蒸金银花（或杭菊），先用来“熏”眼睛，然后吃鸡肝喝汤。疗效如何，我不知道，但嫩嫩的鸡肝很好吃。
1947年，报考大学前夕，我突患眼病，无法应试。陕西街的存仁医院没为我治好。一位友人给我介绍了一位留学日本归来（现在称为“海归”）的医生。这位“海归”姓郝，口气很大，宣称包给我医好，一周去一次，一次一块大洋。当时家庭经济情况不好，靠亲友资助才能去治病。“海归”医生除了滴药水，还得打针，却无疗效。他打针前，不用水煮针头消毒，只用棉花酒精擦针头。我母亲有点卫生知识，对此颇为不满。果然，由于不认真消毒，我的右臂红肿化脓，只得在平安桥教堂一个法国医院动手术，挖掉不少腐肉。这位法国医生人叫他为班医生，对病人很慈祥，虽不通语言，但感到亲切。他看见我老戴一副墨镜，也可能看见我的眼睛充血，主动摘下我的墨镜，要我查血，后又在眼结膜（白眼球）上打针。我害怕在眼结膜上打针，他要我不怕，说打针前要滴麻药。我当时已参加学生运动，心想如果被特务抓住施刑，也得挺住，便坦然接受。打完针，班医生很高兴，向我竖起大指头，说了一句法语。修女翻译说：“班医生称赞你勇敢。”班医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似乎不像后来所说，这种医院统统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他并没要我加入天主教，更没有谈西方的政治。不久，我眼睛的炎症消失，再没去找“海归”医生。听说“海归”医生很失望，因为他早把一周收一元的大洋，列入他的“固定”收入。我怀疑他是否认真在日本学过医眼病。
我的眼病有点像“牛鬼蛇神”，过几年就“跳”出来。幸好从1960年起到80年代初，我与四川省人民医院眼科的医护人员的关系很好，从罗文彬主任到闵鹄秋和诸多的医生，护士长廖茂芳和所有护士，对我都很关心。他们医术好，医德高，成了我眼睛的“保护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共青团中央，从“牛棚”被释放出来，到了“五七干校”。在干校劳动强度很大，特别是收麦子的时候，白天劳动已使人精疲力竭，晚上学了“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的语录以后，再挑灯夜战，在晒场上用拖粒机脱粒。“革命群众”主要是运送割下来的麦子和把麦秆送进拖粒机口。我是“当权派”，负责清除从拖粒机口吐出的碾碎了的麦秆。我头顶草帽，眼戴防风镜，也难敌碎麦秆的侵袭。我的眼病牛鬼蛇神又“跳”出来了，我先后到信阳、武汉治疗，为时半年以上。最后回到成都，在省医院治愈。所谓治愈，只是消除炎症，左眼只剩光感，失去视力。
三十多年来，我实际是“孤眼”作战，凭右眼生活和工作。
近几年，出现一些“怪”现象。看书，觉得字的油墨淡了；看照片，发现彩照褪色；看电视，认为背投电视机的质量没过关；外出，老感到雾太大；等等，不一而足。以致戴五百度花镜，再加外孙从美国带给我的放大镜，也看不清报刊上的字。二十几个书柜的藏书，原准备离休后阅读的，只能望之兴叹。找到看专家门诊的医生，说是白内障，但因为我左眼无视力，动手术得十分慎重。
很快，右眼的视力降到0.2。经过再三的考虑，趁女儿秋天从国外回家，我决定动白内障手术。我的亲友有不少人动过这种手术，效果均好。我考虑了三个医院：一是成都市的某医院，过去它请上海、北京、广州的医生来主刀，现在不能请外地医生了；二是省某大医院，医生不错，但医院人太多，门诊部如集镇赶场，十分麻烦；三是省五医院，眼科罗俊主任，专攻白内障手术，有很多实践经验。我最后选定在五医院做白内障手术。
今年9月7日，我在省五医院做白内障手术。时值热天刚过，动手术的人不多，上午只有我一人。手术顺利，时间约二十分钟，毫无痛苦。罗俊主任开玩笑说：“今上午是你的‘专场’，做手术像完成一个艺术品。”做完手术，右眼盖上纱布，因左眼早无视力，我暂成“瞎子”。
女儿女婿把我护送回家，下午在闲聊中度过。晚上睡得踏实，没有胡思乱想。女儿怕意外，守我一夜。次晨，我醒得很早，扯下纱布，大放光明：墙上挂的彩色照片，并没褪色；电视播的节日，色彩分明，不用再另买电视机；桌上的报纸，没戴老花镜就看清大标题，油墨不浅；打开窗帘，我家住高楼十四层，能见楼底花园美景：各种树木和花草，老人在打太极拳，小孩在玩滑板，彩色的坐凳的红绿蓝黄四色分明，磨石地上刻有小方格，水池里的红色、黑色的鱼儿游来游去。我忙把这好消息告诉家人，皆大欢喜。九时半去医院，我在车上沿途念两旁房屋上所能见的文字，女婿笑我像刚识字的小学生一样。我最高兴的是，以后可以有节制地读书看报和写点短文了。
在医院先查视力，升到0.8。罗俊主任说，一切情况正常。无充血、肿胀、怕光、流泪任何症状。近3月来，我很兴奋，逢人便讲。若干朋友听了我的经历，去省五医院检查和做白内障手术。为怕人误会，只得一再申明：是衷心感谢医院和医生，让更多人分享“大放光明”的幸福，绝非“医托”，更没有拿一文“回扣”。
2006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