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为你们说话！”——怀念任白戈
“我会为你们说话！”——怀念任白戈
上世纪50年代初，任白戈同志是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
我多次听过白戈同志做报告。他讲话声音洪亮，逻辑性强，深入浅出，有文学性，很受欢迎。当时就听说，他在30年代就是左翼作家，曾逃亡日本，颇带传奇色彩。1955年，我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少年儿童部工作，多次请他参加全市的少年儿童活动，他从没推辞，也没架子。
1957年是多事之秋。先学习了一个重要讲话，《讲话》强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很鼓舞人。可是当人们的思想刚一活跃，想帮助党整风，最高当局又紧张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的动向颇受人注意，各方对此的议论也不少。在市委领导下，派了工作组去重庆大学对学生的思想情况做调查。我当时在共青团市委大学部工作，因而也参加了调查组。
工作组调查结束后向市委常委会汇报，指定我为汇报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没推辞。会议由当时已任市委书记的白戈同志主持。在会上我以一个班的分类排队情况，说明学生思想情况的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学生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努力学习，只有个别学生对土改、肃反有点意见。我记得，白戈同志和其他常委都肯定了我们的调查结果。
当我谈到有些学校思想工作简单粗暴的时候，举例说某中等专业学校的一个女生，叫李启源，因喜欢文学受到批判，一气之下跑到附近一个庙子里去了，学校正准备处分她。我们去该校时，与李启源作了谈话，告诉她喜欢文学没有错，但同时要学好专业。李启源明白这个道理后，态度有了转变。
“这算什么问题！”白戈同志插话说，“当年，艾芜为了自食其力和逃避封建婚姻，一个人徒步南行，先到云南，后去缅甸，到处打工，阅历丰富，写了著名的《南行记》，成了大作家。”
我本是思想活跃的人，但若干年来的政治运动和各种鉴定，弄得谨小慎微，一天到晚“夹起尾巴做人”。听白戈同志这一席话，才知道并非所有领导都讲一样的话，还是有人独立思考，并敢于讲出自己的见解。
不久，大鸣大放，接着便大举反右。有人说我们上次在重庆大学的调查思想右倾，我不免胆战心惊。幸好市委未加追究。吃一堑长一智，“尾巴”也“夹”得更紧了。
“文革”时，白戈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一天，偶然看见一篇文章的注释中，点了白戈同志的名，说他早年拥护“国防文学”的口号等。不用说，他即将面临一场难以逃避的灾难，我为他担心。
任白戈（左一）在成都观看上海昆剧演出后，会见昆剧演员（右一为严永浩）
“文革”结束前，我从共青团中央调回四川，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文革”后不久，白戈同志恢复名誉，从北京回到四川，担任省政协主席。从此，我又与白戈同志有了接触。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带头采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吸引了全国许多作家，出了很多好书。在这方面，白戈同志给了我们很多支持。
当时，大的形势很好，但极“左”思潮的影响难以一下消除。有些人习惯过去的政治运动，动辄上纲上线。别的不说，就是出版巴老的书，也有某些阻力和困难。例如，指责巴老赞同赵丹的遗言，以及巴老“在具体问题上，文艺不要管得太死”的观点；指责巴老几次谈“小骗子”，揭露了“阴暗面”；指责巴老主张讲真话；等等。我就此请教过白戈同志。
白戈同志讲：“巴金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他的某些见解，有人一时不理解。但巴金送来的书稿，出版社一定要出版。如有人反对，我会出来为你们说话！”
白戈同志这一段话，解除了我的某些顾虑，使我增强了信心和力量。我一生见过不少领导，有的唯上，有的骑墙，有的暧昧，其目的都在保乌纱帽，不敢承担责任。看到白戈同志坚定而平和的态度，我感到他的形象更加高大了。
有一次去胡耀邦同志家，耀邦同志告诉我：白戈同志恢复名誉后，没有给他安排实职，主要原因是希望白戈同志把他一生丰富的经历写下来。当几年官，别人很容易把你忘了，留下一部回忆录比当几年官更有意义。我十分赞同耀邦同志的观点，为促使白戈同志尽早提笔，每年都给他送稿纸。白戈同志也打算尽早开始写，但因他老人家很随和，好说话，省里有大事要听他的意见，请他参加会议的人很多，私人找他帮忙的也不少，他总是有求必应。这样，写作之事就拖了下来。
1982年底，我调省委宣传部后，又得到白戈同志许多指教，特别是在振兴川剧的工作上。1986年夏，我出差西北回来，突然听说白戈同志逝世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赶去白戈同志家，看见灵堂上白戈同志的遗像，才相信了这个消息。我向遗像鞠躬，然后与白戈同志的夫人华逸同志坐在一起。白戈同志，你的《回忆录》还没动笔，怎么就这样匆匆地走了？以后我的工作遇到困难，到哪儿去向你请教？谁出来支持我们？但许多话堵在嗓门，无法说出来。事后得到一张照片，原来我那时正在不断流泪。
这种感情不倾诉出来，我不得安宁。
2003年6月8日
上世纪50年代初，任白戈同志是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
我多次听过白戈同志做报告。他讲话声音洪亮，逻辑性强，深入浅出，有文学性，很受欢迎。当时就听说，他在30年代就是左翼作家，曾逃亡日本，颇带传奇色彩。1955年，我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少年儿童部工作，多次请他参加全市的少年儿童活动，他从没推辞，也没架子。
1957年是多事之秋。先学习了一个重要讲话，《讲话》强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很鼓舞人。可是当人们的思想刚一活跃，想帮助党整风，最高当局又紧张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的动向颇受人注意，各方对此的议论也不少。在市委领导下，派了工作组去重庆大学对学生的思想情况做调查。我当时在共青团市委大学部工作，因而也参加了调查组。
工作组调查结束后向市委常委会汇报，指定我为汇报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没推辞。会议由当时已任市委书记的白戈同志主持。在会上我以一个班的分类排队情况，说明学生思想情况的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学生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努力学习，只有个别学生对土改、肃反有点意见。我记得，白戈同志和其他常委都肯定了我们的调查结果。
当我谈到有些学校思想工作简单粗暴的时候，举例说某中等专业学校的一个女生，叫李启源，因喜欢文学受到批判，一气之下跑到附近一个庙子里去了，学校正准备处分她。我们去该校时，与李启源作了谈话，告诉她喜欢文学没有错，但同时要学好专业。李启源明白这个道理后，态度有了转变。
“这算什么问题！”白戈同志插话说，“当年，艾芜为了自食其力和逃避封建婚姻，一个人徒步南行，先到云南，后去缅甸，到处打工，阅历丰富，写了著名的《南行记》，成了大作家。”
我本是思想活跃的人，但若干年来的政治运动和各种鉴定，弄得谨小慎微，一天到晚“夹起尾巴做人”。听白戈同志这一席话，才知道并非所有领导都讲一样的话，还是有人独立思考，并敢于讲出自己的见解。
不久，大鸣大放，接着便大举反右。有人说我们上次在重庆大学的调查思想右倾，我不免胆战心惊。幸好市委未加追究。吃一堑长一智，“尾巴”也“夹”得更紧了。
“文革”时，白戈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一天，偶然看见一篇文章的注释中，点了白戈同志的名，说他早年拥护“国防文学”的口号等。不用说，他即将面临一场难以逃避的灾难，我为他担心。
任白戈（左一）在成都观看上海昆剧演出后，会见昆剧演员（右一为严永浩）
“文革”结束前，我从共青团中央调回四川，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文革”后不久，白戈同志恢复名誉，从北京回到四川，担任省政协主席。从此，我又与白戈同志有了接触。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带头采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吸引了全国许多作家，出了很多好书。在这方面，白戈同志给了我们很多支持。
当时，大的形势很好，但极“左”思潮的影响难以一下消除。有些人习惯过去的政治运动，动辄上纲上线。别的不说，就是出版巴老的书，也有某些阻力和困难。例如，指责巴老赞同赵丹的遗言，以及巴老“在具体问题上，文艺不要管得太死”的观点；指责巴老几次谈“小骗子”，揭露了“阴暗面”；指责巴老主张讲真话；等等。我就此请教过白戈同志。
白戈同志讲：“巴金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他的某些见解，有人一时不理解。但巴金送来的书稿，出版社一定要出版。如有人反对，我会出来为你们说话！”
白戈同志这一段话，解除了我的某些顾虑，使我增强了信心和力量。我一生见过不少领导，有的唯上，有的骑墙，有的暧昧，其目的都在保乌纱帽，不敢承担责任。看到白戈同志坚定而平和的态度，我感到他的形象更加高大了。
有一次去胡耀邦同志家，耀邦同志告诉我：白戈同志恢复名誉后，没有给他安排实职，主要原因是希望白戈同志把他一生丰富的经历写下来。当几年官，别人很容易把你忘了，留下一部回忆录比当几年官更有意义。我十分赞同耀邦同志的观点，为促使白戈同志尽早提笔，每年都给他送稿纸。白戈同志也打算尽早开始写，但因他老人家很随和，好说话，省里有大事要听他的意见，请他参加会议的人很多，私人找他帮忙的也不少，他总是有求必应。这样，写作之事就拖了下来。
1982年底，我调省委宣传部后，又得到白戈同志许多指教，特别是在振兴川剧的工作上。1986年夏，我出差西北回来，突然听说白戈同志逝世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赶去白戈同志家，看见灵堂上白戈同志的遗像，才相信了这个消息。我向遗像鞠躬，然后与白戈同志的夫人华逸同志坐在一起。白戈同志，你的《回忆录》还没动笔，怎么就这样匆匆地走了？以后我的工作遇到困难，到哪儿去向你请教？谁出来支持我们？但许多话堵在嗓门，无法说出来。事后得到一张照片，原来我那时正在不断流泪。
这种感情不倾诉出来，我不得安宁。
2003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