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献的一朵小花——怀念杜心源
迟献的一朵小花——怀念杜心源
1949年12月，杜心源同志随解放大军到四川，任中共川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我1950年去重庆工作，1957年底又调到共青团四川省委。当时已合省，我在团省委学校部工作，有机会接触省委宣传部部长心源同志。
开初，主要是在召开高等学校团委书记会议时，去请心源同志做报告。当时团省委在多子巷，对门就是省委宣传部，没有武警站岗。几步路，就闯进心源同志办公室。心源同志身材高瘦，浓眉大眼，很慈祥，没有官架子。我很愿意接近他。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相当简单粗暴。是非界限不清，常常抓住小事无限上纲。对某领导有意见可能被认为是“反党”，对生活上有不满可能被认为是“诬蔑‘三面红旗’”。不是自己检讨，就是开会批判。学校政治思想沉闷，个别学生自杀。基层同志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学校领导亦不能解决问题。
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深入群众，了解不少情况。他认为作为党的助手，共青团的干部应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真实情况及时反映给各级党的领导，以利及时解决问题。耀邦同志倡导各省、市团委办一个叫《情况反映》的内部刊物，刊名用黑字印刷，以区别于正式的“红头文件”。团省委也办了这样一个《情况反映》。
当时，学校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多，团省委学校部反映了不少这方面的问题。心源同志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副省长康乃尔同志很重视这些情况。例如，某所大学有一名学生自杀，团省委反映了情况，校长竟不知道。康乃尔说：“《红楼梦》里，金钏儿跳井自杀，贾政气得顿脚，说贾府居然发生了这类事件！这个封建家长尚能如此，社会主义的大学校长居然不了解情况。这样行吗？”心源同志拿着我们的《情况反映》，把事件发生及过程讲得清清楚楚，强调要关心学生，思想工作要深入细致，教育和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因此，心源同志多次表扬了团省委学校部。现在回想，在充满“左”的思潮中，心源同志的这种爱护青年学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1966年闹“文革”，我在共青团中央被“揪”出来。由于我到团中央工作时间短，“罪行”材料不多，某个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造反派到四川了解我的“历史罪行”。她亲自和另一男同志到团省委，似乎带了一堆“原子弹”回京。开批判大会时故弄玄虚，把“原子弹”拿在我头上晃来晃去，以势吓人。好在我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心态颇好，吓不倒。她终于气急败坏地抛出一颗“原子弹”！原来据她了解，团省委搞的“黑材料”，多数是我出点子、修改和定稿的。四川的“最大的走资派”之一的杜心源对这些“黑材料”极为欣赏，用来推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她咬牙切齿地问：“你自己交代，你是不是杜心源的黑爪牙？”我这才知道，我和心源同志还有这层“黑”关系。
杜心源夫妇
在一定条件下，事物往往向它的反方向发展。我并没有在思想上与心源同志“划清界限”，反而感到与心源同志很亲近。我被“解放”后，1971年回成都探亲，听说心源同志已“解放”，住在商业街五十号，便和四姐李国莹一起去看望他。不巧，冯喆同志的夫人、川剧演员张光茹正在心源同志那儿诉苦——冯喆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心源同志充满同情地听她倾诉。我们旁听一个多小时，插不上嘴，只得告辞。从五十号出来，我并无遗憾，心源同志身体健康，仍然保持着老干部老领导的工作作风，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1973年秋，我调回四川，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革委会副主任。那个时候，“四人帮”在台上，根本谈不上工作，只算混日子。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大家都很高兴，似乎看到了希望和前途。可是不久又搞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因为离开团中央时，耀邦同志曾告诫我，遇事要独立思考，未弄清楚情况以前，不要吹喇叭抬轿子。加上经过多次反复，许多人都不满江青一伙人，因此我对所谓“批邓”，只不过是应付了事。有一次，忘了为一件什么事，我到书记院去找心源同志。谈完之后，他突然问我：
“出版社的运动搞得怎样？群众对‘批邓’有什么反映？”
我对心源同志并无顾忌，但长期的政治运动，使人不能不有所警惕。记得北京一同志来看我们，曾担心所住宾馆有窃听器。我向心源同志报告，说机关的群众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响应号召，认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革”，如不批深批透，封资修就要复辟。另一种是认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一年多，扭转了许多混乱局面，工作成绩显著，群众十分拥护，再“批邓”又得乱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客观叙述，但重点放在后者，听话听音，心源同志自会明白。
心源同志说：“有后一种观点的人不少。”
我也明白心源同志的意思。于是就交流了群众的看法，我们谈了一大堆群众不赞成和消极抵制“批邓”的情况。这次谈话，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76年10月，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
一个偶然的机会碰见心源同志，大家都因粉碎“四人帮”感到由衷的高兴。闲聊中，心源同志谈到出版社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把我们与克实的聚会当作“黑会”上告。为了要与“右倾翻案风”扯在一起，他把我们1974年的聚会改为1975年年，从胡克实联系到胡耀邦，又从胡耀邦联系到邓小平。心源同志笑了笑说：“你们聚会的这些人，我都认识。老同志见见面，这是很正常的事。我没有理会他的告状。”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再一次感到“四人帮”的追随者之卑劣。同时，也感到心源同志一身正气，对我与其他老同志的关怀和保护。
粉碎“四人帮”，使人们爆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出版社的广大职工，在解决“书荒”，为老作家恢复名誉，按时供应教科书以及其他工作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身为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心源同志非常关心出版工作，每次我送样书去，他都要问长问短。有一次他专门要我去，询问四川为什么没有出版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年初，中央一个部门准备调我去工作，组织部部长安法孝同志写信给我，说与心源同志研究，心源同志“坚决不同意把你调走”。我四姐与心源同志有接触，对老领导说话比较随便。有一次她开玩笑问心源同志：“你为什么老表扬李致？”心源同志听后，慈祥地笑了。他那关心和爱护同志的笑容，以及上述诸多往事，均使我难以忘怀。
心源同志逝世十周年时，他女儿秀文曾希望我写篇短文。当时虽未赶写出来，但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往事总在闪光。现将这些闪光的往事，编织成一朵小花，献给心源同志。
2001年4月12日
1949年12月，杜心源同志随解放大军到四川，任中共川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我1950年去重庆工作，1957年底又调到共青团四川省委。当时已合省，我在团省委学校部工作，有机会接触省委宣传部部长心源同志。
开初，主要是在召开高等学校团委书记会议时，去请心源同志做报告。当时团省委在多子巷，对门就是省委宣传部，没有武警站岗。几步路，就闯进心源同志办公室。心源同志身材高瘦，浓眉大眼，很慈祥，没有官架子。我很愿意接近他。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相当简单粗暴。是非界限不清，常常抓住小事无限上纲。对某领导有意见可能被认为是“反党”，对生活上有不满可能被认为是“诬蔑‘三面红旗’”。不是自己检讨，就是开会批判。学校政治思想沉闷，个别学生自杀。基层同志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学校领导亦不能解决问题。
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深入群众，了解不少情况。他认为作为党的助手，共青团的干部应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真实情况及时反映给各级党的领导，以利及时解决问题。耀邦同志倡导各省、市团委办一个叫《情况反映》的内部刊物，刊名用黑字印刷，以区别于正式的“红头文件”。团省委也办了这样一个《情况反映》。
当时，学校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多，团省委学校部反映了不少这方面的问题。心源同志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副省长康乃尔同志很重视这些情况。例如，某所大学有一名学生自杀，团省委反映了情况，校长竟不知道。康乃尔说：“《红楼梦》里，金钏儿跳井自杀，贾政气得顿脚，说贾府居然发生了这类事件！这个封建家长尚能如此，社会主义的大学校长居然不了解情况。这样行吗？”心源同志拿着我们的《情况反映》，把事件发生及过程讲得清清楚楚，强调要关心学生，思想工作要深入细致，教育和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因此，心源同志多次表扬了团省委学校部。现在回想，在充满“左”的思潮中，心源同志的这种爱护青年学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1966年闹“文革”，我在共青团中央被“揪”出来。由于我到团中央工作时间短，“罪行”材料不多，某个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造反派到四川了解我的“历史罪行”。她亲自和另一男同志到团省委，似乎带了一堆“原子弹”回京。开批判大会时故弄玄虚，把“原子弹”拿在我头上晃来晃去，以势吓人。好在我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心态颇好，吓不倒。她终于气急败坏地抛出一颗“原子弹”！原来据她了解，团省委搞的“黑材料”，多数是我出点子、修改和定稿的。四川的“最大的走资派”之一的杜心源对这些“黑材料”极为欣赏，用来推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她咬牙切齿地问：“你自己交代，你是不是杜心源的黑爪牙？”我这才知道，我和心源同志还有这层“黑”关系。
杜心源夫妇
在一定条件下，事物往往向它的反方向发展。我并没有在思想上与心源同志“划清界限”，反而感到与心源同志很亲近。我被“解放”后，1971年回成都探亲，听说心源同志已“解放”，住在商业街五十号，便和四姐李国莹一起去看望他。不巧，冯喆同志的夫人、川剧演员张光茹正在心源同志那儿诉苦——冯喆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心源同志充满同情地听她倾诉。我们旁听一个多小时，插不上嘴，只得告辞。从五十号出来，我并无遗憾，心源同志身体健康，仍然保持着老干部老领导的工作作风，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1973年秋，我调回四川，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革委会副主任。那个时候，“四人帮”在台上，根本谈不上工作，只算混日子。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大家都很高兴，似乎看到了希望和前途。可是不久又搞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因为离开团中央时，耀邦同志曾告诫我，遇事要独立思考，未弄清楚情况以前，不要吹喇叭抬轿子。加上经过多次反复，许多人都不满江青一伙人，因此我对所谓“批邓”，只不过是应付了事。有一次，忘了为一件什么事，我到书记院去找心源同志。谈完之后，他突然问我：
“出版社的运动搞得怎样？群众对‘批邓’有什么反映？”
我对心源同志并无顾忌，但长期的政治运动，使人不能不有所警惕。记得北京一同志来看我们，曾担心所住宾馆有窃听器。我向心源同志报告，说机关的群众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响应号召，认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革”，如不批深批透，封资修就要复辟。另一种是认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一年多，扭转了许多混乱局面，工作成绩显著，群众十分拥护，再“批邓”又得乱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客观叙述，但重点放在后者，听话听音，心源同志自会明白。
心源同志说：“有后一种观点的人不少。”
我也明白心源同志的意思。于是就交流了群众的看法，我们谈了一大堆群众不赞成和消极抵制“批邓”的情况。这次谈话，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76年10月，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
一个偶然的机会碰见心源同志，大家都因粉碎“四人帮”感到由衷的高兴。闲聊中，心源同志谈到出版社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把我们与克实的聚会当作“黑会”上告。为了要与“右倾翻案风”扯在一起，他把我们1974年的聚会改为1975年年，从胡克实联系到胡耀邦，又从胡耀邦联系到邓小平。心源同志笑了笑说：“你们聚会的这些人，我都认识。老同志见见面，这是很正常的事。我没有理会他的告状。”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再一次感到“四人帮”的追随者之卑劣。同时，也感到心源同志一身正气，对我与其他老同志的关怀和保护。
粉碎“四人帮”，使人们爆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出版社的广大职工，在解决“书荒”，为老作家恢复名誉，按时供应教科书以及其他工作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身为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心源同志非常关心出版工作，每次我送样书去，他都要问长问短。有一次他专门要我去，询问四川为什么没有出版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年初，中央一个部门准备调我去工作，组织部部长安法孝同志写信给我，说与心源同志研究，心源同志“坚决不同意把你调走”。我四姐与心源同志有接触，对老领导说话比较随便。有一次她开玩笑问心源同志：“你为什么老表扬李致？”心源同志听后，慈祥地笑了。他那关心和爱护同志的笑容，以及上述诸多往事，均使我难以忘怀。
心源同志逝世十周年时，他女儿秀文曾希望我写篇短文。当时虽未赶写出来，但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往事总在闪光。现将这些闪光的往事，编织成一朵小花，献给心源同志。
2001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