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杂文（十三则）
草堂杂文（十三则）
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很好，特别是党中央提出振兴中华的号召，对我的震动很大。当时，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除了努力多出好书外，我有很多话想说。1981年，因为生病，住进草堂寺疗养院，闲暇期间，我写了一些文章。《我的胖舅舅》《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和《带来光和热的人》等文，即我的人生，均写于此时。此外，还写了一些小杂文，刊于《成都晚报》，距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其中《挂牌子与说真话》和《有感于齐人妻妾》两篇，被选入曾彦修主编的《全国杂文大系》。这些小杂文多涉及文明行为和社会风气，在社会上也有点影响。《看电影的苦恼》被成都的一两家电影院，抄下来贴在门口。还有一家工厂来人找我，说有一女工看了《不要恨恨而死》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出疗养院以后，又写了几篇，免于另立名目，故包含在内，统谓“草堂杂文”。
2008年1月20日，天空飘着小雪
挂牌子与说真话
看见一家饮食店门前，挂着一个“毕”字的牌子，这使我想起1978年底在北京和作家秦牧的一次谈话。秦牧是广东人，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住过。他很关心四川的情况，不仅了解了这几年的巨大变化，还询问了不少风土人情。他甚至问我：四川的饭馆，饭菜卖完以后，是不是还挂一个牌子，上面写一个“毕”字？答：早就没有这种牌子了。现在挂什么牌子呢？他又问。回答说：一般挂“学习时间”。他感到茫然了。我立即解释：十几年来就这样，饭店只要没有营业，大多是挂一个“学习时间”的牌子。当然，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只要往店内一看，或是打整清洁，或是摆龙门阵，或是关门大吉，很少看见真正在学习。所以，挂个牌子，一概称为“学习时间”，给人一种说假话的感觉。但也无可奈何！“十年动乱”期间，所谓政治学习是可以冲击一切的，谁还敢表示异议呢？然而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笑话：问哪个单位最重视学习，答xx饭店；究其原因，曰：只要不买饭菜，就在店门口挂个牌子，宣布为“学习时间”。
秦牧听着忍不住笑了。
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一次谈话。以后，我注意到由于形势好转，物资充足，饮食店营业的时间长了。东西卖完以后，挂“学习时间”的牌子逐渐减少，挂“毕”字的开始增多。挂什么牌子这类小事，不也反映社会风气的变化么？我不禁为此感到高兴。
1981年6月21日
对“等于是”的异议
我很喜欢自己家乡的语言——四川话。因为它丰富、朴实、幽默。比如，传统川戏《画梅花》和四川方言剧《抓壮丁》等，就以它特有的语言魅力，赢得了很大的荣誉。《画梅花》中不学无术的黄天监冒充斯文，被弄得丑态百出，最后急得放声大哭——却因此得以脱身时，他破涕为笑，对观众说：“怪不得读书人把眼泪叫‘泪珠’。这东西用得恰到好处，硬是比珍珠还值钱。”这是多么生动的语言啊！
我曾在外地工作，先后在北京、以及辽宁、河南等省的农村住过，也注意学习当地语言。然而，可能是我偏爱，我仍然最喜欢四川话。十年后我调回四川，一听到家乡话就感到亲切；但出乎意外，到处听到“等于是”的口头禅。开口、闭口说“等于是”的人之多，无法统计。小孩不足怪，大人也如此；学生尚可原谅，教师亦未能例外。我们真像生活在“等于是”的世界上了。
外地人问路，回答：“等于是往右走。”这究竟往哪儿走呢？问路人茫然不知所云。
在医院听见一个人打电话，语气是悲伤的。一开口就说：“方厂长，等于是我的妈死了。”究竟是他妈死了，还是他岳母死了，或是养母死了呢？
有人介绍保姆的情况，说：“等于是她丈夫是司机。”听者吃惊，忙问：“究竟谁是司机？”回答说：“她丈夫。”在旁的人提醒：“丈夫只有一个，万不能等于是丈夫啊！”说者、听者都笑起来。
我经常对“等于是”提出异议。有人不以为然，说：“这算什么，就像有些人爱说“这个、这个”一样，“等于是”就是“这个”。我说，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首先得讲准确性。“等于是”这三个字有它自身的含义。事物之间，有的可以等于，有的则不能等于。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等于过去、等于过来，这既不准确，又不优美。
我期望能保持四川话的优点，去掉“等于是”这类不必要的口头禅。
1981年7月20日
谈“挣表现”
近几年来流行一种说法：“挣表现”。分析起来，似乎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乔装打扮，表里不一。例如，有人从不按时上班，突然一下要提前到办公室了。邻居深感奇怪，他却理直气壮地说：“要调工资了，难道不挣点表现么？”又如：孩子想入团，但不愿参加学雷锋的活动。母亲骂他：“你硬是个瓜娃子，要入团却不挣点表现！”于是，孩子只得拿起扫帚，到学校“挣表现”去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表现，这是本来面目，完全无需去“挣”。表现而要“挣”者，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乔装打扮也；只要目的一达到（或达不到），很快就会恢复原状。虚假，无论对大人或小孩，都不光彩。怎么能不以为非，反以为常呢？
第二种是攻击别人进步。有些人看见别人争取入党、入团，努力改正缺点，总觉得不舒服，于是便讽刺说：“又去挣表现了！”真心要求进步，真正改正缺点，这是好事情，不能与第一种情况等同看待。为此发出嘲笑或攻击的人，如果不是认识不清，便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成和自己一样罢了。
第三种则是含有表扬之意。我有一个朋友，星期天爱去钓鱼。为了减轻他夫人的家务劳动，便提前在星期六下班以后洗衣服，做清洁，买东西。他夫人常愉快地对人说，“我老公又在挣表现了。”这里没有虚假的成份，反而使人感到幸福的生活情趣。
看来，诚实与虚假，积极与消极，表里如一或不一，是辨别“挣表现”这个说法是什么含义的标准。“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一伙一天到晚讲假话，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认为，不恰当地使用“挣表现”这个说法，如前述两种情况，是与此有关的；尽管说话的人并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目前，整个社会风气不断发生好的变化。与之相适应，语言上也该有某些调整（当然更重要的是事物的本质）。使用“挣表现”这个说法时，慎重一些不更好么？
1981年8月20日
看电影的苦恼
看电影本来是愉快的事，但有时却很苦恼。
首先是在开演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能得到安宁，总是有不少迟到的人不断从前面走过，以致阻碍视线，让人错过一些重要镜头。如果座位靠近走道，往往会被那些在黑暗中的“探索者”摸到身上来。吃惊之余，还得被迫回答自己坐的是第几排和第几号。
好不容易观众到齐了，四周又出现了新的干扰：主要是不顾别人的大声讲话。一是场内的“谈心者”。女孩子在讲百货公司在卖什么“的确良”，小伙子则说哪家的啤酒不好喝，好像根本不是来看电影的。二是“天才的先知者”。只要电影中的人物一出现，他就说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一碰到紧张的情节，就说这个人没有死，那个人跑脱了，使人看下去索然无味。三是“低劣的评论家”。看《燕归来》时，他说：“看他们把原配夫人怎么办？”在《刑场上的婚礼》中陈铁军宣布他们结婚时，他甚至说：“怎么结婚都不撒点糖呢？”简直令人不能容忍。此外，还有一些热爱“合唱”的人，影片中的人唱什么，他就跟着唱什么，似乎别人买了票是来听他演唱的。
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不仅需要知道故事的最后结局，有时还有很好的音乐要听。但这时往往有不少匆忙的“先驱者”早站起来走动了，使得多数人无法再看下去。如果这些“先驱者”上班工作时能有这样的劲头，倒是十分令人佩服的。
早有人对这些现象作过批评，可惜收效不大。鲁迅在《两地书》中对许广平谈到一次演出，他说：“那天的看客，什么也不懂而胡闹的很多，都应该用大批蚊烟，把它们熏出去。”上述提到的一些现象，大多要从提高文化教养来解决，但对那些嘲笑革命者的看客，我真想用蚊烟把他熏出影院去。
1981年11月15日
赞“喜鹊姐姐”
国外报刊对我们午睡的习惯时有非议，这当然可以讨论。我的午睡习惯是解放前在教会学校养成的。几十年来，“江山易改，午睡难移”。从实际效果来看，哪怕只休息十几分钟，打个盹，在下午和晚上都感到精力充沛。
但这片刻的安宁却很难得到。
往往躺在床上，刚要入睡，楼上的同志却敲打起东西来。“不要管它吧”，我安慰自己。接着是几个小孩，像雷阵雨似的从楼上跑下来；院子里又有人为省事，不肯上楼，站在下面对着楼上的人喊叫着一些大可不必公诸于世的生活琐事。我不禁暗自叹息了：“这些人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想到别人？”几经波折，再入睡已很困难。这时，大街上有一家的录音机打开了。于是，我被迫听那些流行歌曲：“虽然已经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今天中午又是这样。在无可奈何之际，我翻开小外孙丢在床上的《爱唱歌的喜鹊》。这是一本活动画册，描述一只住在树上的喜鹊姐姐，很爱唱歌，大家都喜欢她。有一天她唱得正高兴，忽然下面传来一声：“请别唱了！”喜鹊姐姐赶忙跳下去，从猫头鹰、百灵鸟、啄木鸟、松鼠，一直问到猴子，才发现树下的兔妈妈带着六只小兔在睡觉。于是喜鹊姐姐轻轻地说：“乖乖地睡吧，兔宝宝，等你们长大一点，我再来教你们唱歌。”多么可爱的喜鹊姐姐啊！
这引起了我一些联想。“十年动乱”造成的恶果之一，是使不少人心里只想到自己，不关心别人，连一些起码的公共道德和文明行为都不知道。这难道不需要补课么？既要补文化科学知识之课，又要补文明礼貌之课。本着这一点，我向那些不懂得在集体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的人建议：请读读这本《爱唱歌的喜鹊》吧。
1982年2月28日
有感于齐人妻妾
坚决打击经济罪犯，大快人心！
从报纸刊登的材料来看，这些罪犯的家属大致有三种态度：一是不关心自己丈夫或子女，不了解情况；二是支持或包庇，把丈夫或子女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行为，看成是有能耐，甚至感到光荣；三是同伙，原广州市电信局局长及其老婆，就是一个例证。
我不禁想起孟子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章》。
齐人和他的妻、妾住在一起。他每次出外都饱食酒肉而归，并吹嘘和他一起吃喝的都是高贵的人。可是，他妻子从来没有见过达官贵人到家里来，大为怀疑，决心亲自调查一番。一天早起，她悄悄跟在丈夫后面，看他往哪儿走，做什么。她注意到在城里没有一个人与她丈夫交谈。她看到丈夫到城东郊区的坟堆中，向那些祭祀亡者的人乞讨酒食；没有吃饱，又向别的祭祀者乞讨；原来这就是齐人饱食酒肉的办法。妻子回家以后，对齐人的妾说：“丈夫是我们终身所仰望的人，没有想到竟是这个样子！”她们鄙视自己的丈夫，并在中庭相对哭泣。
孟子离开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了，但他描述的齐人一妻一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齐人的妻妾，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对丈夫乞食、说谎感到羞耻。特别是齐人的妻子，她有头脑，不仅敢于怀疑丈夫的行为，还能跟踪外出，作调查研究。对比之下，那些明知自己的丈夫和子女贪污盗窃，还醉心于非法得来的电视机、录音机的人，难道不感到脸红么？恕我直言：我认为这些人远不如齐人的妻妾。至于同伙犯罪，自然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了。
我们的社会有许许多多好的家庭：夫妻之间和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关心帮助，严格要求，共同为实现“四化”而奋斗；如有成员犯罪，或送子归案，或大义灭亲。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种表现，远非那两个只是“相对哭泣”的齐人妻妾可比。我们应该向这些社会主义新人学习。
1982年3月18日
不要叹息而死
现在有一种人，无论谈什么，从国家大事、社会生活、，到本单位的工作，总是叹息不已，说一声：“没有希望”！
鲁迅在1919年，写过一篇名叫《恨恨而死》的杂感，讽刺那些所谓“怀才不遇”的人，对他们一连提了很多问题，以启发其认识“自暴自弃”的行为，并说：“他们如果细细的想，慢慢的悔了，这便很有希望。万一越发不平，越发愤怒，那便‘爱莫能助’——于是他们终于恨恨而死了。”
我也学鲁迅的办法，向这些终日叹息的人提一些问题：诸公！您认为“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好，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好？您认真学习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您是否把拨乱反正看得过于简单，以为轻而易举就能把问题全部解决？您到农村去看过吗，那儿有什么巨大变化？您和周围的人，心情是否比过去舒畅，生活是否比过去有所改善？您在学校的子女是否可以不学张铁生交白卷，而敢认真读书了？您是否按时上班、积极工作、为实现四化作过努力？您遇到不正之风，是奉行“只栽花、不栽刺”的原则，还是敢于出来斗争？“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难道在您心中不能泛起一点涟漪？……
他们如果细细地想，慢慢地悔了，这便很有些希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认清形势的主流，为之欢欣鼓舞；也要看到发展过程中的曲折，与困难作斗争。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哀莫大于心死。终日叹息，无非是逃避自己的责任并使人泄气而已。这有什么用呢？
我希望他们逐渐振作起来，不要叹息而死。
1982年4月5日
请放轻脚步
在文明礼貌月活动中，我不禁想起了脚步声。
正当集中精力办公或学习的时候，“噔噔噔”的脚步声，使人不得不放下工作或书本来；
大家聚精会神地在听报告或开大会，“噔噔噔”的脚步声响了，与会者回过头去寻找哪儿发出的声音，讲话人也不得不“暂停”；
刚好入睡，“噔噔噔”的脚步声把人吵醒了！
脚步声响起，总是一些穿高跟鞋的姑娘，或是穿硬底皮鞋的小伙子，神气十足地走过来。在公共场所，常常有人用惊奇和遗憾的眼光望着他们，但他们满不在乎，似乎在接受别人的“注目礼”。
也有人为此提出批评。
他们推口说楼板上没有地毯，商店里只有硬底皮鞋，而且鞋底质量不好，一穿就磨损，害得一只鞋钉了五颗钉子。……
难道自己就不可以注意一下么？
不论做什么事，影响别人工作、学习和休息，总是不好的。在可能影响别人的时候，至少可以踮起脚走路，或者放轻脚步嘛！
脚步声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
1982年2月18日
集体婚礼与集体结婚
一字之差，常常会成笑话。
新年前后，为了移风易俗，不少单位举办了集体婚礼。这本是一件大好事。然而，我却听见不少人把这叫做“集体结婚”。
集体婚礼和集体结婚完全是两回事。集体婚礼只是一种仪式，集体结婚却是一种婚姻制度。千万要注意这两个词儿的差别。老说集体结婚，难道要把我们倒退到原始社会的“群婚制”去么？
没有想到，最近有的报纸和有的电视节目，也把集体婚礼说成集体结婚。为此，我写了这篇小杂感。
1982年3月11日
乘车有感
我爱在公共汽车上观察。
有几次看见这样的情况：两三个人争着买票，那种热情的友谊，委实令人感动。在你抢我夺之中，常常有一个说：“没关系，我可以报销。”这句话似乎比什么命令还有效，其余的人立即“礼让”起来。
乘车买票，这是起码的常识和公德。报销车票，只能因公出差，这也是人所共知的规定。既然不是因公出差，而要报销车票，甚至替他人报销车票，无非是假公济私、慷国家之慨罢了。
有人编了一句顺口溜：“一心一意向钱看，联合起来整公家。”给这类人的思想作了概括。
但愿这种风气能逐步改变。
1982年3月28日
使人尴尬的广告
开展文化活动需要企业支持。企业的某些广告进入文化场所。这已逐渐被人接受。
但有些问题也得注意。
前些日子，去听一个大型的音乐会。演出的目的是为了资助某项教育事业。参加演出的是香港著名歌星，有一定水平。场内四周挂满各种广告牌，因为太多无法细看。但我座位对面的广告牌，字体十分醒目：阴茎倍增x。我之所以用了一个x，不用全名，是我不愿为它做广告。
听音乐是一种艺术享受。面对这个广告牌，我感到很不舒服。我不敢说听众中没有阳萎病患者，更不敢担保没有阴茎短小需要“倍增”的人。但这些患者可以去看医生，或到医疗器械商店去买有关用品。大可不必一边听音乐，一边想倍增。
我期望音乐会尽快开始。只要场内灯灭，我好忘掉这劳什子广告。可惜我忘了这类音乐会的“特色”。演员出场，与观众聊天得占一定时间。稍有掌声就立即感谢“广大观众的厚爱和鼓励”。刚唱几句就得下台与观众握手。随便拉一个小孩来陪唱几句，以示歌手之歌广为流行。诸如此类，难以列举。身旁一位观众说：“这类水分可能占音乐会三分之一的时间。”我没有答话，我的注意力不在这里。我只注意到场内灯光时暗时明，追光跟着演员转动。只要一有灯光，“阴茎倍增x”几个字特别明显。这种干拢一直到终场。
这是多么可悲的艺术享受啊！
也许只是我倒霉——现在时兴讲运气——不该坐在这个什么倍增的广告牌的对面。那些坐得远远的追星族，还在兴高采烈地鼓掌哩。
但这华竟说服不了自己。
这类音乐会的组织者，你们在寻求资助时，无论拿回扣或不拿回扣，对文化场所的广告，难道不能有一些选择么？
1993年6月8日
乘电梯所遇
日前到一大机关办事，正遇上班高潮。
近二十人等在电梯门前。两个电梯：一个运行，一个开着门不动。
都以为开着门的电梯是在维修。
“何必在上班高潮时维修。”不少人说。
一位女工作人员在空电梯前站着。
我走过去，发现她手里并无工具，颇感奇怪。忍不住问：“维修好了吗？”
“不是维修，是等候外宾。”她回答。
这个回答立即引起议论。在改革开放年代，外宾来访是很平常的事。不论什么时候来，如果电梯在运行，外宾亦可稍候一下。完全没有必要空着电梯恭候外宾，不让本机关和外来的中国人进去。
管理电梯的女同志显然不是决策者，但她不能违背领导的指示。而大家又找不到决策人提意见。
好不容易等另一电梯上了十五层，又从十五层下来，把人运走了一半。我有幸进了电梯。
“我出访过十几个国家，从没有遇到外国人采取这种做法等我们。”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同志说。
也有人批评：“崇洋媚外。”
我抓紧时间办事。大约十几分钟后，乘电梯回到底层。那边的电梯仍然空着在等待。我想，外事活动应该守时，便问：“你不是说外宾八点半来吗？”
“还没有到齐！”她回答。
我把听到的批评和自己的意见，心平气和地告诉了她。她没有反对。我只好说：“请把这些意见向你们的领导反映一下。”
她微笑着，没有表态。
1997年8月21日
也谈讲真话
没想到讲真话居然会引起争论。
讲真话，无非是诚实的表现，为人必需的道德。人与人之交，绝大多数都愿意听真话。难道有人愿意听假话？当然不能说没有。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皇帝，就是极为典型的爱听假话的人物。
作家、杂文家应该讲真话。
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第一篇小说，通过《狂人日记》提出，翻开历史一查，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字都写着“吃人”两个字，并大声疾呼：“救救孩子！”鲁迅一生讲真话，直到他停止呼吸。正因为这样，鲁迅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热爱。
巴金和许多作家，也是讲真话的。早在五十年前，巴金就勉励他的下辈，“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由于历史的曲折和灾难，许多人被迫说违心之言——也就是假话。“十年浩劫”作了反面教员，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巴金在否定“史无前例”的那场“文革”时，极力主张讲真话，并对自己作了认真的剖析。
巴金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站话欺骗读。我讲的只是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已。”
读者理解巴金。他们喜欢巴金的作品，同时尊重巴金的人品。
真话不等真理。这是持不同看法的主要论点。单就这一句话来说，我举双手赞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真理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真话是对事物的认识（或见解）所持的态度。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怎么能划等号呢？
讲真话是针对讲假话而言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讲真话如果符合客观规律当然最好，如果有错误或有片面性，只要抱着诚恳的态（即实事求是的态度），完全可以修正错误或克服片面性，最终能接近和逐步认识真理。至于持不老实的态度，讲假话，根本没有接近或认识真理的可能性。这是卖假药，属于“打假”办公室的任务了。
两面讲到，可能符合实际一些，否则至少带有片面性。
早在1980年通过的《共产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的第五条，明确规定共产党要讲真话。作为党员作家或评论家，会牢记《准则》的规定。
1993年5月3日
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很好，特别是党中央提出振兴中华的号召，对我的震动很大。当时，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除了努力多出好书外，我有很多话想说。1981年，因为生病，住进草堂寺疗养院，闲暇期间，我写了一些文章。《我的胖舅舅》《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和《带来光和热的人》等文，即我的人生，均写于此时。此外，还写了一些小杂文，刊于《成都晚报》，距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其中《挂牌子与说真话》和《有感于齐人妻妾》两篇，被选入曾彦修主编的《全国杂文大系》。这些小杂文多涉及文明行为和社会风气，在社会上也有点影响。《看电影的苦恼》被成都的一两家电影院，抄下来贴在门口。还有一家工厂来人找我，说有一女工看了《不要恨恨而死》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出疗养院以后，又写了几篇，免于另立名目，故包含在内，统谓“草堂杂文”。
2008年1月20日，天空飘着小雪
挂牌子与说真话
看见一家饮食店门前，挂着一个“毕”字的牌子，这使我想起1978年底在北京和作家秦牧的一次谈话。秦牧是广东人，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住过。他很关心四川的情况，不仅了解了这几年的巨大变化，还询问了不少风土人情。他甚至问我：四川的饭馆，饭菜卖完以后，是不是还挂一个牌子，上面写一个“毕”字？答：早就没有这种牌子了。现在挂什么牌子呢？他又问。回答说：一般挂“学习时间”。他感到茫然了。我立即解释：十几年来就这样，饭店只要没有营业，大多是挂一个“学习时间”的牌子。当然，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只要往店内一看，或是打整清洁，或是摆龙门阵，或是关门大吉，很少看见真正在学习。所以，挂个牌子，一概称为“学习时间”，给人一种说假话的感觉。但也无可奈何！“十年动乱”期间，所谓政治学习是可以冲击一切的，谁还敢表示异议呢？然而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笑话：问哪个单位最重视学习，答xx饭店；究其原因，曰：只要不买饭菜，就在店门口挂个牌子，宣布为“学习时间”。
秦牧听着忍不住笑了。
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一次谈话。以后，我注意到由于形势好转，物资充足，饮食店营业的时间长了。东西卖完以后，挂“学习时间”的牌子逐渐减少，挂“毕”字的开始增多。挂什么牌子这类小事，不也反映社会风气的变化么？我不禁为此感到高兴。
1981年6月21日
对“等于是”的异议
我很喜欢自己家乡的语言——四川话。因为它丰富、朴实、幽默。比如，传统川戏《画梅花》和四川方言剧《抓壮丁》等，就以它特有的语言魅力，赢得了很大的荣誉。《画梅花》中不学无术的黄天监冒充斯文，被弄得丑态百出，最后急得放声大哭——却因此得以脱身时，他破涕为笑，对观众说：“怪不得读书人把眼泪叫‘泪珠’。这东西用得恰到好处，硬是比珍珠还值钱。”这是多么生动的语言啊！
我曾在外地工作，先后在北京、以及辽宁、河南等省的农村住过，也注意学习当地语言。然而，可能是我偏爱，我仍然最喜欢四川话。十年后我调回四川，一听到家乡话就感到亲切；但出乎意外，到处听到“等于是”的口头禅。开口、闭口说“等于是”的人之多，无法统计。小孩不足怪，大人也如此；学生尚可原谅，教师亦未能例外。我们真像生活在“等于是”的世界上了。
外地人问路，回答：“等于是往右走。”这究竟往哪儿走呢？问路人茫然不知所云。
在医院听见一个人打电话，语气是悲伤的。一开口就说：“方厂长，等于是我的妈死了。”究竟是他妈死了，还是他岳母死了，或是养母死了呢？
有人介绍保姆的情况，说：“等于是她丈夫是司机。”听者吃惊，忙问：“究竟谁是司机？”回答说：“她丈夫。”在旁的人提醒：“丈夫只有一个，万不能等于是丈夫啊！”说者、听者都笑起来。
我经常对“等于是”提出异议。有人不以为然，说：“这算什么，就像有些人爱说“这个、这个”一样，“等于是”就是“这个”。我说，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首先得讲准确性。“等于是”这三个字有它自身的含义。事物之间，有的可以等于，有的则不能等于。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等于过去、等于过来，这既不准确，又不优美。
我期望能保持四川话的优点，去掉“等于是”这类不必要的口头禅。
1981年7月20日
谈“挣表现”
近几年来流行一种说法：“挣表现”。分析起来，似乎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乔装打扮，表里不一。例如，有人从不按时上班，突然一下要提前到办公室了。邻居深感奇怪，他却理直气壮地说：“要调工资了，难道不挣点表现么？”又如：孩子想入团，但不愿参加学雷锋的活动。母亲骂他：“你硬是个瓜娃子，要入团却不挣点表现！”于是，孩子只得拿起扫帚，到学校“挣表现”去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表现，这是本来面目，完全无需去“挣”。表现而要“挣”者，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乔装打扮也；只要目的一达到（或达不到），很快就会恢复原状。虚假，无论对大人或小孩，都不光彩。怎么能不以为非，反以为常呢？
第二种是攻击别人进步。有些人看见别人争取入党、入团，努力改正缺点，总觉得不舒服，于是便讽刺说：“又去挣表现了！”真心要求进步，真正改正缺点，这是好事情，不能与第一种情况等同看待。为此发出嘲笑或攻击的人，如果不是认识不清，便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成和自己一样罢了。
第三种则是含有表扬之意。我有一个朋友，星期天爱去钓鱼。为了减轻他夫人的家务劳动，便提前在星期六下班以后洗衣服，做清洁，买东西。他夫人常愉快地对人说，“我老公又在挣表现了。”这里没有虚假的成份，反而使人感到幸福的生活情趣。
看来，诚实与虚假，积极与消极，表里如一或不一，是辨别“挣表现”这个说法是什么含义的标准。“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一伙一天到晚讲假话，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认为，不恰当地使用“挣表现”这个说法，如前述两种情况，是与此有关的；尽管说话的人并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目前，整个社会风气不断发生好的变化。与之相适应，语言上也该有某些调整（当然更重要的是事物的本质）。使用“挣表现”这个说法时，慎重一些不更好么？
1981年8月20日
看电影的苦恼
看电影本来是愉快的事，但有时却很苦恼。
首先是在开演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能得到安宁，总是有不少迟到的人不断从前面走过，以致阻碍视线，让人错过一些重要镜头。如果座位靠近走道，往往会被那些在黑暗中的“探索者”摸到身上来。吃惊之余，还得被迫回答自己坐的是第几排和第几号。
好不容易观众到齐了，四周又出现了新的干扰：主要是不顾别人的大声讲话。一是场内的“谈心者”。女孩子在讲百货公司在卖什么“的确良”，小伙子则说哪家的啤酒不好喝，好像根本不是来看电影的。二是“天才的先知者”。只要电影中的人物一出现，他就说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一碰到紧张的情节，就说这个人没有死，那个人跑脱了，使人看下去索然无味。三是“低劣的评论家”。看《燕归来》时，他说：“看他们把原配夫人怎么办？”在《刑场上的婚礼》中陈铁军宣布他们结婚时，他甚至说：“怎么结婚都不撒点糖呢？”简直令人不能容忍。此外，还有一些热爱“合唱”的人，影片中的人唱什么，他就跟着唱什么，似乎别人买了票是来听他演唱的。
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不仅需要知道故事的最后结局，有时还有很好的音乐要听。但这时往往有不少匆忙的“先驱者”早站起来走动了，使得多数人无法再看下去。如果这些“先驱者”上班工作时能有这样的劲头，倒是十分令人佩服的。
早有人对这些现象作过批评，可惜收效不大。鲁迅在《两地书》中对许广平谈到一次演出，他说：“那天的看客，什么也不懂而胡闹的很多，都应该用大批蚊烟，把它们熏出去。”上述提到的一些现象，大多要从提高文化教养来解决，但对那些嘲笑革命者的看客，我真想用蚊烟把他熏出影院去。
1981年11月15日
赞“喜鹊姐姐”
国外报刊对我们午睡的习惯时有非议，这当然可以讨论。我的午睡习惯是解放前在教会学校养成的。几十年来，“江山易改，午睡难移”。从实际效果来看，哪怕只休息十几分钟，打个盹，在下午和晚上都感到精力充沛。
但这片刻的安宁却很难得到。
往往躺在床上，刚要入睡，楼上的同志却敲打起东西来。“不要管它吧”，我安慰自己。接着是几个小孩，像雷阵雨似的从楼上跑下来；院子里又有人为省事，不肯上楼，站在下面对着楼上的人喊叫着一些大可不必公诸于世的生活琐事。我不禁暗自叹息了：“这些人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想到别人？”几经波折，再入睡已很困难。这时，大街上有一家的录音机打开了。于是，我被迫听那些流行歌曲：“虽然已经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今天中午又是这样。在无可奈何之际，我翻开小外孙丢在床上的《爱唱歌的喜鹊》。这是一本活动画册，描述一只住在树上的喜鹊姐姐，很爱唱歌，大家都喜欢她。有一天她唱得正高兴，忽然下面传来一声：“请别唱了！”喜鹊姐姐赶忙跳下去，从猫头鹰、百灵鸟、啄木鸟、松鼠，一直问到猴子，才发现树下的兔妈妈带着六只小兔在睡觉。于是喜鹊姐姐轻轻地说：“乖乖地睡吧，兔宝宝，等你们长大一点，我再来教你们唱歌。”多么可爱的喜鹊姐姐啊！
这引起了我一些联想。“十年动乱”造成的恶果之一，是使不少人心里只想到自己，不关心别人，连一些起码的公共道德和文明行为都不知道。这难道不需要补课么？既要补文化科学知识之课，又要补文明礼貌之课。本着这一点，我向那些不懂得在集体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的人建议：请读读这本《爱唱歌的喜鹊》吧。
1982年2月28日
有感于齐人妻妾
坚决打击经济罪犯，大快人心！
从报纸刊登的材料来看，这些罪犯的家属大致有三种态度：一是不关心自己丈夫或子女，不了解情况；二是支持或包庇，把丈夫或子女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行为，看成是有能耐，甚至感到光荣；三是同伙，原广州市电信局局长及其老婆，就是一个例证。
我不禁想起孟子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章》。
齐人和他的妻、妾住在一起。他每次出外都饱食酒肉而归，并吹嘘和他一起吃喝的都是高贵的人。可是，他妻子从来没有见过达官贵人到家里来，大为怀疑，决心亲自调查一番。一天早起，她悄悄跟在丈夫后面，看他往哪儿走，做什么。她注意到在城里没有一个人与她丈夫交谈。她看到丈夫到城东郊区的坟堆中，向那些祭祀亡者的人乞讨酒食；没有吃饱，又向别的祭祀者乞讨；原来这就是齐人饱食酒肉的办法。妻子回家以后，对齐人的妾说：“丈夫是我们终身所仰望的人，没有想到竟是这个样子！”她们鄙视自己的丈夫，并在中庭相对哭泣。
孟子离开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了，但他描述的齐人一妻一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齐人的妻妾，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对丈夫乞食、说谎感到羞耻。特别是齐人的妻子，她有头脑，不仅敢于怀疑丈夫的行为，还能跟踪外出，作调查研究。对比之下，那些明知自己的丈夫和子女贪污盗窃，还醉心于非法得来的电视机、录音机的人，难道不感到脸红么？恕我直言：我认为这些人远不如齐人的妻妾。至于同伙犯罪，自然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了。
我们的社会有许许多多好的家庭：夫妻之间和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关心帮助，严格要求，共同为实现“四化”而奋斗；如有成员犯罪，或送子归案，或大义灭亲。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种表现，远非那两个只是“相对哭泣”的齐人妻妾可比。我们应该向这些社会主义新人学习。
1982年3月18日
不要叹息而死
现在有一种人，无论谈什么，从国家大事、社会生活、，到本单位的工作，总是叹息不已，说一声：“没有希望”！
鲁迅在1919年，写过一篇名叫《恨恨而死》的杂感，讽刺那些所谓“怀才不遇”的人，对他们一连提了很多问题，以启发其认识“自暴自弃”的行为，并说：“他们如果细细的想，慢慢的悔了，这便很有希望。万一越发不平，越发愤怒，那便‘爱莫能助’——于是他们终于恨恨而死了。”
我也学鲁迅的办法，向这些终日叹息的人提一些问题：诸公！您认为“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好，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好？您认真学习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您是否把拨乱反正看得过于简单，以为轻而易举就能把问题全部解决？您到农村去看过吗，那儿有什么巨大变化？您和周围的人，心情是否比过去舒畅，生活是否比过去有所改善？您在学校的子女是否可以不学张铁生交白卷，而敢认真读书了？您是否按时上班、积极工作、为实现四化作过努力？您遇到不正之风，是奉行“只栽花、不栽刺”的原则，还是敢于出来斗争？“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难道在您心中不能泛起一点涟漪？……
他们如果细细地想，慢慢地悔了，这便很有些希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认清形势的主流，为之欢欣鼓舞；也要看到发展过程中的曲折，与困难作斗争。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哀莫大于心死。终日叹息，无非是逃避自己的责任并使人泄气而已。这有什么用呢？
我希望他们逐渐振作起来，不要叹息而死。
1982年4月5日
请放轻脚步
在文明礼貌月活动中，我不禁想起了脚步声。
正当集中精力办公或学习的时候，“噔噔噔”的脚步声，使人不得不放下工作或书本来；
大家聚精会神地在听报告或开大会，“噔噔噔”的脚步声响了，与会者回过头去寻找哪儿发出的声音，讲话人也不得不“暂停”；
刚好入睡，“噔噔噔”的脚步声把人吵醒了！
脚步声响起，总是一些穿高跟鞋的姑娘，或是穿硬底皮鞋的小伙子，神气十足地走过来。在公共场所，常常有人用惊奇和遗憾的眼光望着他们，但他们满不在乎，似乎在接受别人的“注目礼”。
也有人为此提出批评。
他们推口说楼板上没有地毯，商店里只有硬底皮鞋，而且鞋底质量不好，一穿就磨损，害得一只鞋钉了五颗钉子。……
难道自己就不可以注意一下么？
不论做什么事，影响别人工作、学习和休息，总是不好的。在可能影响别人的时候，至少可以踮起脚走路，或者放轻脚步嘛！
脚步声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
1982年2月18日
集体婚礼与集体结婚
一字之差，常常会成笑话。
新年前后，为了移风易俗，不少单位举办了集体婚礼。这本是一件大好事。然而，我却听见不少人把这叫做“集体结婚”。
集体婚礼和集体结婚完全是两回事。集体婚礼只是一种仪式，集体结婚却是一种婚姻制度。千万要注意这两个词儿的差别。老说集体结婚，难道要把我们倒退到原始社会的“群婚制”去么？
没有想到，最近有的报纸和有的电视节目，也把集体婚礼说成集体结婚。为此，我写了这篇小杂感。
1982年3月11日
乘车有感
我爱在公共汽车上观察。
有几次看见这样的情况：两三个人争着买票，那种热情的友谊，委实令人感动。在你抢我夺之中，常常有一个说：“没关系，我可以报销。”这句话似乎比什么命令还有效，其余的人立即“礼让”起来。
乘车买票，这是起码的常识和公德。报销车票，只能因公出差，这也是人所共知的规定。既然不是因公出差，而要报销车票，甚至替他人报销车票，无非是假公济私、慷国家之慨罢了。
有人编了一句顺口溜：“一心一意向钱看，联合起来整公家。”给这类人的思想作了概括。
但愿这种风气能逐步改变。
1982年3月28日
使人尴尬的广告
开展文化活动需要企业支持。企业的某些广告进入文化场所。这已逐渐被人接受。
但有些问题也得注意。
前些日子，去听一个大型的音乐会。演出的目的是为了资助某项教育事业。参加演出的是香港著名歌星，有一定水平。场内四周挂满各种广告牌，因为太多无法细看。但我座位对面的广告牌，字体十分醒目：阴茎倍增x。我之所以用了一个x，不用全名，是我不愿为它做广告。
听音乐是一种艺术享受。面对这个广告牌，我感到很不舒服。我不敢说听众中没有阳萎病患者，更不敢担保没有阴茎短小需要“倍增”的人。但这些患者可以去看医生，或到医疗器械商店去买有关用品。大可不必一边听音乐，一边想倍增。
我期望音乐会尽快开始。只要场内灯灭，我好忘掉这劳什子广告。可惜我忘了这类音乐会的“特色”。演员出场，与观众聊天得占一定时间。稍有掌声就立即感谢“广大观众的厚爱和鼓励”。刚唱几句就得下台与观众握手。随便拉一个小孩来陪唱几句，以示歌手之歌广为流行。诸如此类，难以列举。身旁一位观众说：“这类水分可能占音乐会三分之一的时间。”我没有答话，我的注意力不在这里。我只注意到场内灯光时暗时明，追光跟着演员转动。只要一有灯光，“阴茎倍增x”几个字特别明显。这种干拢一直到终场。
这是多么可悲的艺术享受啊！
也许只是我倒霉——现在时兴讲运气——不该坐在这个什么倍增的广告牌的对面。那些坐得远远的追星族，还在兴高采烈地鼓掌哩。
但这华竟说服不了自己。
这类音乐会的组织者，你们在寻求资助时，无论拿回扣或不拿回扣，对文化场所的广告，难道不能有一些选择么？
1993年6月8日
乘电梯所遇
日前到一大机关办事，正遇上班高潮。
近二十人等在电梯门前。两个电梯：一个运行，一个开着门不动。
都以为开着门的电梯是在维修。
“何必在上班高潮时维修。”不少人说。
一位女工作人员在空电梯前站着。
我走过去，发现她手里并无工具，颇感奇怪。忍不住问：“维修好了吗？”
“不是维修，是等候外宾。”她回答。
这个回答立即引起议论。在改革开放年代，外宾来访是很平常的事。不论什么时候来，如果电梯在运行，外宾亦可稍候一下。完全没有必要空着电梯恭候外宾，不让本机关和外来的中国人进去。
管理电梯的女同志显然不是决策者，但她不能违背领导的指示。而大家又找不到决策人提意见。
好不容易等另一电梯上了十五层，又从十五层下来，把人运走了一半。我有幸进了电梯。
“我出访过十几个国家，从没有遇到外国人采取这种做法等我们。”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同志说。
也有人批评：“崇洋媚外。”
我抓紧时间办事。大约十几分钟后，乘电梯回到底层。那边的电梯仍然空着在等待。我想，外事活动应该守时，便问：“你不是说外宾八点半来吗？”
“还没有到齐！”她回答。
我把听到的批评和自己的意见，心平气和地告诉了她。她没有反对。我只好说：“请把这些意见向你们的领导反映一下。”
她微笑着，没有表态。
1997年8月21日
也谈讲真话
没想到讲真话居然会引起争论。
讲真话，无非是诚实的表现，为人必需的道德。人与人之交，绝大多数都愿意听真话。难道有人愿意听假话？当然不能说没有。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皇帝，就是极为典型的爱听假话的人物。
作家、杂文家应该讲真话。
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第一篇小说，通过《狂人日记》提出，翻开历史一查，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字都写着“吃人”两个字，并大声疾呼：“救救孩子！”鲁迅一生讲真话，直到他停止呼吸。正因为这样，鲁迅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热爱。
巴金和许多作家，也是讲真话的。早在五十年前，巴金就勉励他的下辈，“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由于历史的曲折和灾难，许多人被迫说违心之言——也就是假话。“十年浩劫”作了反面教员，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巴金在否定“史无前例”的那场“文革”时，极力主张讲真话，并对自己作了认真的剖析。
巴金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站话欺骗读。我讲的只是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已。”
读者理解巴金。他们喜欢巴金的作品，同时尊重巴金的人品。
真话不等真理。这是持不同看法的主要论点。单就这一句话来说，我举双手赞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真理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真话是对事物的认识（或见解）所持的态度。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怎么能划等号呢？
讲真话是针对讲假话而言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讲真话如果符合客观规律当然最好，如果有错误或有片面性，只要抱着诚恳的态（即实事求是的态度），完全可以修正错误或克服片面性，最终能接近和逐步认识真理。至于持不老实的态度，讲假话，根本没有接近或认识真理的可能性。这是卖假药，属于“打假”办公室的任务了。
两面讲到，可能符合实际一些，否则至少带有片面性。
早在1980年通过的《共产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的第五条，明确规定共产党要讲真话。作为党员作家或评论家，会牢记《准则》的规定。
1993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