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纪念日
特殊的纪念日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有自己特殊的纪念日，它分别为9月22日和4月22日。这两天我都被抄家。
1955年下半年，我因“胡风问题”被审查。当时很坦然，能做到“相信群众、相信党”，积极提供自己的情况。但在9月22日那天，公安部门突然来搜查我的家。我本无所谓问题，因此搜查也不会有“收获”，无非拿走了我的信件、照片和一切有文字的本子与纸片。审查结束前，“上纲上线”地批判了我几次，虽然很快恢复工作，但我的思想已被搞乱。
第二次抄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是1968年4月22日。“造反派”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宣布我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开声讨大会，接着抄家。“革命”本来“不是请客吃饭”，我的家被抄得一塌糊涂。除拿走照片和一些书籍，别无所获。然后就把我作为“专政对象”，押进“牛棚”。
两次抄家对我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从学生时代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到以后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生活本来应该多么幸福啊！但按“斗争哲学”的理论，斗来斗去，我不仅毫无“其乐无穷”之感，反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像林黛玉进贾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走错一步路”。
从第一次被抄家起，我放弃了文学创作，不记日记，不保存文字资料。写信只谈生活不谈政治，就是谈生活，也绝不能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更不能有可能被抓住的任何“把柄”。我养成了凡信件和别的文字东西看过即扯掉的习惯，而且每到被抄家的“纪念日”，便主动搜查自己的屋子，把所有我认为不必保留的东西统统毁掉。80年代读巴金的《随想录》，他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为避免某些人断章取义，造谣生事，把心一横，用火烧掉保存几十年的他的大哥给他写的一百几十封信。在这一点上，我似乎比巴老“觉悟”得早一点。
然而，这样做也留给我许多遗憾和痛苦。
我最爱我的母亲。我1964年初调北京工作后，她每周都要给我写一封信。尽管谈的全是生活琐事，但充满了慈母之情。我经常翻阅这些信，就像听她安详地对我说话，舍不得立即撕掉，但一到抄家“纪念日”，我什么都不考虑，几下连信封一起撕掉，只保留了她抄写的毛主席诗词。我母亲已逝世十八年，我经常想念她，如果这些信还在，那有多好。我一想到这些信就感到心痛。
我和女儿发生过一次大冲突。我很爱我的女儿，她也很爱我。“文化大革命”中我去河南的“五七干校”，她到了北大荒农场。除了劳动外，她每晚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这本是好事，但却受到误解和批评。她来信告诉我她的苦闷，我经常在晚上点着马灯给她回信，鼓励她上进。尽管我讲的都是正确的意见，用的也是革命的语汇，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难道不能歪曲成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总叮嘱她不要保存这些信，可是她舍不得撕毁。当她从北大荒回到成都时，我的上百封信她保存得好好的。我说服不了她，只好趁她不在家时把信全部烧掉。以后她发现了，大哭大闹一场。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我无法向她说清人世的险恶。
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才开始变化。全党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政治运动。强调实事求是，人们的精神获得很大的解放。从那时到现在，我记了十四年的日记，保存了大量的资料和信件。我重新开始创作，以“我的人生”为总题，写了不少散文和杂文，出版了散文集。由于我有资料，回顾往事有根据，受到文学界一些朋友的肯定。那些战战兢兢的日子已经结束，那种不敢讲真话的环境已有改变。我写出这些变化，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1998年6月20日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有自己特殊的纪念日，它分别为9月22日和4月22日。这两天我都被抄家。
1955年下半年，我因“胡风问题”被审查。当时很坦然，能做到“相信群众、相信党”，积极提供自己的情况。但在9月22日那天，公安部门突然来搜查我的家。我本无所谓问题，因此搜查也不会有“收获”，无非拿走了我的信件、照片和一切有文字的本子与纸片。审查结束前，“上纲上线”地批判了我几次，虽然很快恢复工作，但我的思想已被搞乱。
第二次抄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是1968年4月22日。“造反派”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宣布我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开声讨大会，接着抄家。“革命”本来“不是请客吃饭”，我的家被抄得一塌糊涂。除拿走照片和一些书籍，别无所获。然后就把我作为“专政对象”，押进“牛棚”。
两次抄家对我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从学生时代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到以后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生活本来应该多么幸福啊！但按“斗争哲学”的理论，斗来斗去，我不仅毫无“其乐无穷”之感，反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像林黛玉进贾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走错一步路”。
从第一次被抄家起，我放弃了文学创作，不记日记，不保存文字资料。写信只谈生活不谈政治，就是谈生活，也绝不能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更不能有可能被抓住的任何“把柄”。我养成了凡信件和别的文字东西看过即扯掉的习惯，而且每到被抄家的“纪念日”，便主动搜查自己的屋子，把所有我认为不必保留的东西统统毁掉。80年代读巴金的《随想录》，他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为避免某些人断章取义，造谣生事，把心一横，用火烧掉保存几十年的他的大哥给他写的一百几十封信。在这一点上，我似乎比巴老“觉悟”得早一点。
然而，这样做也留给我许多遗憾和痛苦。
我最爱我的母亲。我1964年初调北京工作后，她每周都要给我写一封信。尽管谈的全是生活琐事，但充满了慈母之情。我经常翻阅这些信，就像听她安详地对我说话，舍不得立即撕掉，但一到抄家“纪念日”，我什么都不考虑，几下连信封一起撕掉，只保留了她抄写的毛主席诗词。我母亲已逝世十八年，我经常想念她，如果这些信还在，那有多好。我一想到这些信就感到心痛。
我和女儿发生过一次大冲突。我很爱我的女儿，她也很爱我。“文化大革命”中我去河南的“五七干校”，她到了北大荒农场。除了劳动外，她每晚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这本是好事，但却受到误解和批评。她来信告诉我她的苦闷，我经常在晚上点着马灯给她回信，鼓励她上进。尽管我讲的都是正确的意见，用的也是革命的语汇，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难道不能歪曲成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总叮嘱她不要保存这些信，可是她舍不得撕毁。当她从北大荒回到成都时，我的上百封信她保存得好好的。我说服不了她，只好趁她不在家时把信全部烧掉。以后她发现了，大哭大闹一场。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我无法向她说清人世的险恶。
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才开始变化。全党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政治运动。强调实事求是，人们的精神获得很大的解放。从那时到现在，我记了十四年的日记，保存了大量的资料和信件。我重新开始创作，以“我的人生”为总题，写了不少散文和杂文，出版了散文集。由于我有资料，回顾往事有根据，受到文学界一些朋友的肯定。那些战战兢兢的日子已经结束，那种不敢讲真话的环境已有改变。我写出这些变化，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1998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