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的遭遇
许光的遭遇
1964年，我调到中央机关一家杂志社工作。
第一次到办公室，总编辑为我介绍先我调来的几位同事。其中一位男同志，个头与我差不多，比我年长一些、胖一些，穿一身蓝布中山服。总编辑说：“这位叫许光，负责美术工作。”
我开玩笑说：“这名字好记。许光，等你发光。”
不久我担任了总编辑，与许光的接触很多。许光整天埋头工作，不爱讲话。杂志是月刊，每期的封面封底封二封三，版面设计题头插画尾花，他全包了。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素描功夫好，画什么像什么。不足的是总体布局不理想，堆得多挤得满。我看稿后常请他删去一些枝蔓。我说：“有时空白就是艺术。”他笑笑，就去删改。他从不讲不同的意见，领导怎样说就怎样改，反正到发稿前完成所有任务。
许光参加革命时间在四十年代初期，比我早几年，行政级别和我一样是社内最高的，我觉得对他的使用可以更放手。我把这个想法向领导反映过，记不清领导怎样回答，大概是说只能如此，我意识到可能有点什么问题，但不便深问。
时间稍久，大家熟悉了。抗日战争期间，许光曾在儿童剧团工作，能歌善舞，前不久还为我们表演过踢踏舞。偶尔也讲笑话。有一次到工厂校对，他说：“人离不开金钱与美女。”看见周围的人很吃惊，他才解释，“金钱就是工资，美女就是老婆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适宜开这样的玩笑，我暗地替他捏一把汗。但他无所谓，要了一份甲菜——红烧肉，津津有味地开始吃午饭。
不久爆发“文革”，好端端的一个机关被康生、江青一伙搞得乱七八糟。书记处的主要负责人被揪出来示众，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在大院里横冲直撞，杀气腾腾。我这么一个普通杂志的总编辑，也被定为当权派，靠边站、写检查、受批判、扫厕所。许光与我的行政级别一样，工作担子没有我重，因他不当权，身为革命群众，无忧无虑，实在令我羡慕。
在“三结合”的高潮之时，许光突然出来主持全杂志社的群众会议。杂志社有几个战斗组，许光虽非部处长，但参加革命较早，可列入老干部的范围，便被一个战斗组结合了进去。许光爱给大家念文件和“两报一刊”的社论，但常念别字。有一次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念成“亨亨教导”，以至“亨亨教导”成为机关一时的“流行”语。
革命群众无限崇拜伟大领袖毛主席，为表忠心，决定在机关大院门口竖一大幅领袖画像。许光参与画像的工作，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按期完成任务。大家称赞毛主席像画得好，许多人一到像前就鞠躬，然后伫立仰望，像有许多“知心话儿”要对他老人家讲。许光目睹这些动人情景，颇为飘飘然。
我长期被孤立，不了解革命群众之间的事，进“牛棚”以后更是与外隔绝。大概是1968年末，突然发现许光也进了南院——机关“牛棚”所在地——北边的平房，至少成了“候补牛鬼”。他很可能是“清理阶级队伍”中的牺牲品。看见他低着头懊丧地去食堂打饭，我不禁对他充满同情。
在干校，许光努力劳动，很少言语，思想上背了很重的包袱。当时干校领导要学员自找苦吃，劳动量很大，晚上还要学习，我顾不上关心许光。说实在的是不敢关心他。连长经常训话，要革命群众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又何必去惹麻烦？
刚到干校，我们全排几十人一度住在一个真正的牛棚里。有一天我生病躺在床上，另一边正在开会。一位当权派在检查自己不敢负责任的活思想。他说在“牛棚”时，革命群众要几个“牛鬼”抄写毛主席语录，许光跑来问他，语录中提到蒋介石的地方该不该打叉？他当然认为不该打叉，但又怕人说他包庇蒋介石，便对许光说，你看看《毛选》，上面打了叉你就打，没有打你就不打。我觉得这位当权派的检查很像讲笑话，但不知许光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
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我终于在1969年底获得解放。“解放”这个词在1949年意味着翻身做主，而现在意味着什么？我是有二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难道现在变成国民党反动派，是解放战争时的王耀武或杜聿明？尽管我思想上接受不了，但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是本连最后一个被解放的当权派，而许光却仍被“挂”在那儿。
1970年春，许光的问题弄清楚了。许光在抗日战争时参加过一个儿童剧团宣传抗日，后入党。剧团团长为使剧团生存下去，替所有成员报名参加三青团。党组织知道这件事，许光也并未干过坏事。可是就因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解放后许光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被揪出来。冤枉！
解放许光的时候，决定由一个三人小组听他检查并对他进行帮助。我被定为小组成员之一，自然奉命参加。许光开初不知会议意图，以为又要追问他批判他，显得十分紧张。一待召集人说明他的问题查得差不多，只要认识好即可解放时，他埋着头，伤心地哭出声来。听见这哭声，我颇受震动。何必这样斗来斗去？大家只好等他哭完再说。可是许光哭了一会儿，又转为发笑。然后哭笑交替，没完没了，会无法再开下去。
——许光精神失常了！
早上洗脸，许光一见班长就要立正报告。班长叫他吃饭、回寝室吃药，他绝对服从。众人参加劳动，或开会学习，许光就一个人留在寝室。他大多数时间比较安静，但每天总有一个时候又哭又笑。如有小孩去偷看他，他就要发脾气。
“七一”党的生日，校部举行新党员宣誓仪式。连里一大批人列队前去参加。许光不告而别，一个人到校部去了。排长找不到人去追他回来，临时把“重任”交给我。许光跑得很快，我拼命追，好一阵才追上。我笑着递一支名为“黄金叶”的香烟给他，他点燃火抽上了，一听我说排长叫他回连部，他一下转身对我说：“你是当权派，你写份检查，限你四十八小时内交给我！”说完又转身往前跑，我又跟着追。为避免冲突，我和许光保持一定距离。可能是许光察觉了我的意图，回转身来抓我，我只得往回跑。如此反复几次，我决定干脆一直往回跑，引虎归山。许光就这样把我追回队部，我得以完成任务。
经过这次事件，我尽量避免与许光见面。不久许光被送回北京治疗，再也没来干校。1973年我调回四川工作，更不知许光的消息。粉碎“四人帮”以后，听说许光的病已好，另行分配了工作。
我偶尔也梦见许光，仍在干校的大堤上，我追他，他追我，两人都跑得很累，上气不接下气。最近听说许光两三年前逝世。大概在除夕，全家外出吃完饭，路过长安街，许光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天安门附近。不知这细节是否属实。
1999年年末
1964年，我调到中央机关一家杂志社工作。
第一次到办公室，总编辑为我介绍先我调来的几位同事。其中一位男同志，个头与我差不多，比我年长一些、胖一些，穿一身蓝布中山服。总编辑说：“这位叫许光，负责美术工作。”
我开玩笑说：“这名字好记。许光，等你发光。”
不久我担任了总编辑，与许光的接触很多。许光整天埋头工作，不爱讲话。杂志是月刊，每期的封面封底封二封三，版面设计题头插画尾花，他全包了。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素描功夫好，画什么像什么。不足的是总体布局不理想，堆得多挤得满。我看稿后常请他删去一些枝蔓。我说：“有时空白就是艺术。”他笑笑，就去删改。他从不讲不同的意见，领导怎样说就怎样改，反正到发稿前完成所有任务。
许光参加革命时间在四十年代初期，比我早几年，行政级别和我一样是社内最高的，我觉得对他的使用可以更放手。我把这个想法向领导反映过，记不清领导怎样回答，大概是说只能如此，我意识到可能有点什么问题，但不便深问。
时间稍久，大家熟悉了。抗日战争期间，许光曾在儿童剧团工作，能歌善舞，前不久还为我们表演过踢踏舞。偶尔也讲笑话。有一次到工厂校对，他说：“人离不开金钱与美女。”看见周围的人很吃惊，他才解释，“金钱就是工资，美女就是老婆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适宜开这样的玩笑，我暗地替他捏一把汗。但他无所谓，要了一份甲菜——红烧肉，津津有味地开始吃午饭。
不久爆发“文革”，好端端的一个机关被康生、江青一伙搞得乱七八糟。书记处的主要负责人被揪出来示众，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在大院里横冲直撞，杀气腾腾。我这么一个普通杂志的总编辑，也被定为当权派，靠边站、写检查、受批判、扫厕所。许光与我的行政级别一样，工作担子没有我重，因他不当权，身为革命群众，无忧无虑，实在令我羡慕。
在“三结合”的高潮之时，许光突然出来主持全杂志社的群众会议。杂志社有几个战斗组，许光虽非部处长，但参加革命较早，可列入老干部的范围，便被一个战斗组结合了进去。许光爱给大家念文件和“两报一刊”的社论，但常念别字。有一次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念成“亨亨教导”，以至“亨亨教导”成为机关一时的“流行”语。
革命群众无限崇拜伟大领袖毛主席，为表忠心，决定在机关大院门口竖一大幅领袖画像。许光参与画像的工作，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按期完成任务。大家称赞毛主席像画得好，许多人一到像前就鞠躬，然后伫立仰望，像有许多“知心话儿”要对他老人家讲。许光目睹这些动人情景，颇为飘飘然。
我长期被孤立，不了解革命群众之间的事，进“牛棚”以后更是与外隔绝。大概是1968年末，突然发现许光也进了南院——机关“牛棚”所在地——北边的平房，至少成了“候补牛鬼”。他很可能是“清理阶级队伍”中的牺牲品。看见他低着头懊丧地去食堂打饭，我不禁对他充满同情。
在干校，许光努力劳动，很少言语，思想上背了很重的包袱。当时干校领导要学员自找苦吃，劳动量很大，晚上还要学习，我顾不上关心许光。说实在的是不敢关心他。连长经常训话，要革命群众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又何必去惹麻烦？
刚到干校，我们全排几十人一度住在一个真正的牛棚里。有一天我生病躺在床上，另一边正在开会。一位当权派在检查自己不敢负责任的活思想。他说在“牛棚”时，革命群众要几个“牛鬼”抄写毛主席语录，许光跑来问他，语录中提到蒋介石的地方该不该打叉？他当然认为不该打叉，但又怕人说他包庇蒋介石，便对许光说，你看看《毛选》，上面打了叉你就打，没有打你就不打。我觉得这位当权派的检查很像讲笑话，但不知许光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
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我终于在1969年底获得解放。“解放”这个词在1949年意味着翻身做主，而现在意味着什么？我是有二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难道现在变成国民党反动派，是解放战争时的王耀武或杜聿明？尽管我思想上接受不了，但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是本连最后一个被解放的当权派，而许光却仍被“挂”在那儿。
1970年春，许光的问题弄清楚了。许光在抗日战争时参加过一个儿童剧团宣传抗日，后入党。剧团团长为使剧团生存下去，替所有成员报名参加三青团。党组织知道这件事，许光也并未干过坏事。可是就因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解放后许光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被揪出来。冤枉！
解放许光的时候，决定由一个三人小组听他检查并对他进行帮助。我被定为小组成员之一，自然奉命参加。许光开初不知会议意图，以为又要追问他批判他，显得十分紧张。一待召集人说明他的问题查得差不多，只要认识好即可解放时，他埋着头，伤心地哭出声来。听见这哭声，我颇受震动。何必这样斗来斗去？大家只好等他哭完再说。可是许光哭了一会儿，又转为发笑。然后哭笑交替，没完没了，会无法再开下去。
——许光精神失常了！
早上洗脸，许光一见班长就要立正报告。班长叫他吃饭、回寝室吃药，他绝对服从。众人参加劳动，或开会学习，许光就一个人留在寝室。他大多数时间比较安静，但每天总有一个时候又哭又笑。如有小孩去偷看他，他就要发脾气。
“七一”党的生日，校部举行新党员宣誓仪式。连里一大批人列队前去参加。许光不告而别，一个人到校部去了。排长找不到人去追他回来，临时把“重任”交给我。许光跑得很快，我拼命追，好一阵才追上。我笑着递一支名为“黄金叶”的香烟给他，他点燃火抽上了，一听我说排长叫他回连部，他一下转身对我说：“你是当权派，你写份检查，限你四十八小时内交给我！”说完又转身往前跑，我又跟着追。为避免冲突，我和许光保持一定距离。可能是许光察觉了我的意图，回转身来抓我，我只得往回跑。如此反复几次，我决定干脆一直往回跑，引虎归山。许光就这样把我追回队部，我得以完成任务。
经过这次事件，我尽量避免与许光见面。不久许光被送回北京治疗，再也没来干校。1973年我调回四川工作，更不知许光的消息。粉碎“四人帮”以后，听说许光的病已好，另行分配了工作。
我偶尔也梦见许光，仍在干校的大堤上，我追他，他追我，两人都跑得很累，上气不接下气。最近听说许光两三年前逝世。大概在除夕，全家外出吃完饭，路过长安街，许光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天安门附近。不知这细节是否属实。
1999年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