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还是好人多
世上还是好人多
既然写了“文革”中的一些事件，必然涉及一些人，特别是当年我所在的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和少年儿童部的同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绝大多数同事响应号召，审查我批判我，并无个人恩怨，他们也是“个人崇拜”的受害者。我抨击的是那场所谓的“革命”，而不是个人。杂志社的绝大多数同事，在“五七干校”，或在“文革”结束后，都先后成为我的朋友。
又想起一些难忘的人和事。
我被关在“牛棚”时，有一次斗争会很激烈（详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一文），当我在“打倒李致”的口号声中离开批判会会场，在办公室等待“勒令”时，杂志社的白均倩进入办公室，逗留了一段时间。在“文革”中，团中央有两位书记（惠庶昌和张超）跳楼自杀身亡，小白怕我发生意外，以倒开水为由来观察我。这是刘素文后来告诉我的。小白当时是杂志社的临时工，能有这样的同情心，使我感到她的善良。去年5月，我们《辅导员》杂志社同事聚会，她的丈夫知道我在“文革”时的表现，写了一幅横幅送我。我收下了，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当年小白家境困难，如今儿子成家立业，生活条件大为改善，正安度晚年。祝他们全家幸福！
在“牛棚”，我和胡耀邦同志的几位秘书——李彦、戴云和高勇同志，从难友成为挚友。戴云英年早逝，我有专文缅怀。在“五七干校”，一天早上，我被人叫醒，原来是高勇。他钓了几条鱼，由夫人红烧，装在饭盒里端来送给我吃。天下着大雨，他身上的雨衣不断地滴水。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种友爱令我感动。近年来，高勇常把自己的诗作寄我，赠我精神食粮。
1905年夏，李致去北京，与《辅导员》杂志社同事相聚。前排为李淑铮。李淑铮为原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辅导员杂志社工作》
在干校时，我们的排长，少年儿童部的杨爽，是一个正直的好人。他出身农家，身强力壮，干起活来是一把好手。我们住在同一个寝室，他对我逐渐有所了解和信任。即使在我被“解放”前，排里的某些工作部署，包括首先“解放”哪个当权派，私下他都会先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连里最后一个被“解放”的当权派。“解放”我的前一天，他给我打招呼：无论某人（即那个自动与“母蚊子”对号的）怎样攻击你，你一定要心平气和，以免被“抓态度”，揪住不放。
班长方丽华，是位热心肠的人，对每一个战士都关心，包括对我。在紧张劳动之后，吃饭时她也在帮别人的忙，常常端着一碗饭跑来跑去，有一次忙昏了头，竟端着饭误入了厕所。一位精神失常的同志，不听任何人的话，只服从方班长一人的指挥。方班长离开干校回北京时，我赶着牛车送她去校部，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牛车走得很慢，我和她有说不完的话，彼此依依不舍。至今我们还叫她“方班长”。
李淑铮同志也在我们排参加劳动。在共青团“九大”前，她是国际联络部副部长，“九大”后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少年儿童部部长，主管少年部和《辅导员》杂志社。1965年，她曾带领我和一部分同志去辽宁省锦县参加“四清”运动。她的思想水平高、有责任心、工作能力强，与群众关系好，许多同志直呼她“淑铮”。“文革”初，因参加了中央派驻北京市中学的工作组，淑铮受到很大的冲击，许多人都同情她。一位想取而代之当部长的人，也就是部长中第一个贴大字报《揭关东店黑会》的人，落井下石，给淑铮贴了许多大字报，全面揭发她的“罪行”。其中之一是淑铮在“四清”工作总结会上表扬了我几句（她同时还表扬了不少的人），诬蔑淑铮重用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1968年4月，淑铮被关“牛棚”达十一个月。刚被放出来，她的爱人钱大卫（原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作为先遣人员就去了“五七干校”。干校期间，她与爱人各在一个连队，相隔甚远。不久，钱大卫在劳动时突发心脏病，找不到急救药，待淑铮赶去时他已身亡。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淑铮处理完后事，回到连队第二天即参加劳动。我为此很难过，怕她伤心，又不敢安慰她，甚至不敢多看她一眼。……我敬佩淑铮，一直把她当成榜样，特别是学习她那种坚强的精神。
胡启立同志是我的老朋友。1956年，我们一起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世界第四届学生代表大会。他是代表团团长，我是团委成员。共青团“九大”后，他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文革”一开始，他作为团中央最大的走资派“三胡一王”中的一“胡”，备受冲击和批判。从“牛棚”出来后，我们都在干校的二八连。他劳动积极，对人友好。因一次所谓的“水獭皮事件”，他受到全连大会不公正的批判。我虽不了解事件的细节，但我认为他不是贪小便宜的人，心中为他不平。后来我被“结合”当了代理班长，因过于认真，未准许某个想偷懒的人请病假。而此人正是那个在政治上打不倒我，又在生活上给我造谣的人。我向连长、班长公开指出了她的本性。不料军代表知道后，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指令在连里“当权派”范围内批判我。批判会上，胡启立发言低调。在他离开干校那天，明确向我表示此事对我不公平。
作为家属到二八连的，还有作家金近、外语教师奚宝芬和“米老太”（米芝敏），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多次和金近一起值夜班，虽不敢深谈，仍能感到他是一个朴实、有童心的好人。
不久，我从二八连调到四连司机班。当时号召学习马列的原著，我和《中国青年报》记者丁望一起，辅导司机同志学习。第一本书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要帮助他们读懂并不容易。我长期做少年儿童工作，利用这个优势，尽量深入浅出地讲解书中的理论，他们也有兴趣。司机同志们把我当成老师，常要我解答一些国际问题。夜晚在一起乘凉时，“精神会餐”，关系融洽。多年不见，老高师傅、大李师傅、小李师傅、胖王师傅，你们可好？
在四连，我也找到了老师——钱李仁同志，早年曾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后调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是国际问题专家。他夫人郑韵在四连劳动，他来干校探亲。我有空的时候（包括端着碗在食堂外吃饭时），常与他讨论国际问题，受益匪浅。
……
仔细想起来，即使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真正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整人的，也就是那么两三个人。
世间，还是好人多于坏人，这对我是个安慰和希望。
2006年12月27日
既然写了“文革”中的一些事件，必然涉及一些人，特别是当年我所在的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和少年儿童部的同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绝大多数同事响应号召，审查我批判我，并无个人恩怨，他们也是“个人崇拜”的受害者。我抨击的是那场所谓的“革命”，而不是个人。杂志社的绝大多数同事，在“五七干校”，或在“文革”结束后，都先后成为我的朋友。
又想起一些难忘的人和事。
我被关在“牛棚”时，有一次斗争会很激烈（详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一文），当我在“打倒李致”的口号声中离开批判会会场，在办公室等待“勒令”时，杂志社的白均倩进入办公室，逗留了一段时间。在“文革”中，团中央有两位书记（惠庶昌和张超）跳楼自杀身亡，小白怕我发生意外，以倒开水为由来观察我。这是刘素文后来告诉我的。小白当时是杂志社的临时工，能有这样的同情心，使我感到她的善良。去年5月，我们《辅导员》杂志社同事聚会，她的丈夫知道我在“文革”时的表现，写了一幅横幅送我。我收下了，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当年小白家境困难，如今儿子成家立业，生活条件大为改善，正安度晚年。祝他们全家幸福！
在“牛棚”，我和胡耀邦同志的几位秘书——李彦、戴云和高勇同志，从难友成为挚友。戴云英年早逝，我有专文缅怀。在“五七干校”，一天早上，我被人叫醒，原来是高勇。他钓了几条鱼，由夫人红烧，装在饭盒里端来送给我吃。天下着大雨，他身上的雨衣不断地滴水。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种友爱令我感动。近年来，高勇常把自己的诗作寄我，赠我精神食粮。
1905年夏，李致去北京，与《辅导员》杂志社同事相聚。前排为李淑铮。李淑铮为原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辅导员杂志社工作》
在干校时，我们的排长，少年儿童部的杨爽，是一个正直的好人。他出身农家，身强力壮，干起活来是一把好手。我们住在同一个寝室，他对我逐渐有所了解和信任。即使在我被“解放”前，排里的某些工作部署，包括首先“解放”哪个当权派，私下他都会先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连里最后一个被“解放”的当权派。“解放”我的前一天，他给我打招呼：无论某人（即那个自动与“母蚊子”对号的）怎样攻击你，你一定要心平气和，以免被“抓态度”，揪住不放。
班长方丽华，是位热心肠的人，对每一个战士都关心，包括对我。在紧张劳动之后，吃饭时她也在帮别人的忙，常常端着一碗饭跑来跑去，有一次忙昏了头，竟端着饭误入了厕所。一位精神失常的同志，不听任何人的话，只服从方班长一人的指挥。方班长离开干校回北京时，我赶着牛车送她去校部，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牛车走得很慢，我和她有说不完的话，彼此依依不舍。至今我们还叫她“方班长”。
李淑铮同志也在我们排参加劳动。在共青团“九大”前，她是国际联络部副部长，“九大”后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少年儿童部部长，主管少年部和《辅导员》杂志社。1965年，她曾带领我和一部分同志去辽宁省锦县参加“四清”运动。她的思想水平高、有责任心、工作能力强，与群众关系好，许多同志直呼她“淑铮”。“文革”初，因参加了中央派驻北京市中学的工作组，淑铮受到很大的冲击，许多人都同情她。一位想取而代之当部长的人，也就是部长中第一个贴大字报《揭关东店黑会》的人，落井下石，给淑铮贴了许多大字报，全面揭发她的“罪行”。其中之一是淑铮在“四清”工作总结会上表扬了我几句（她同时还表扬了不少的人），诬蔑淑铮重用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1968年4月，淑铮被关“牛棚”达十一个月。刚被放出来，她的爱人钱大卫（原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作为先遣人员就去了“五七干校”。干校期间，她与爱人各在一个连队，相隔甚远。不久，钱大卫在劳动时突发心脏病，找不到急救药，待淑铮赶去时他已身亡。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淑铮处理完后事，回到连队第二天即参加劳动。我为此很难过，怕她伤心，又不敢安慰她，甚至不敢多看她一眼。……我敬佩淑铮，一直把她当成榜样，特别是学习她那种坚强的精神。
胡启立同志是我的老朋友。1956年，我们一起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世界第四届学生代表大会。他是代表团团长，我是团委成员。共青团“九大”后，他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文革”一开始，他作为团中央最大的走资派“三胡一王”中的一“胡”，备受冲击和批判。从“牛棚”出来后，我们都在干校的二八连。他劳动积极，对人友好。因一次所谓的“水獭皮事件”，他受到全连大会不公正的批判。我虽不了解事件的细节，但我认为他不是贪小便宜的人，心中为他不平。后来我被“结合”当了代理班长，因过于认真，未准许某个想偷懒的人请病假。而此人正是那个在政治上打不倒我，又在生活上给我造谣的人。我向连长、班长公开指出了她的本性。不料军代表知道后，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指令在连里“当权派”范围内批判我。批判会上，胡启立发言低调。在他离开干校那天，明确向我表示此事对我不公平。
作为家属到二八连的，还有作家金近、外语教师奚宝芬和“米老太”（米芝敏），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多次和金近一起值夜班，虽不敢深谈，仍能感到他是一个朴实、有童心的好人。
不久，我从二八连调到四连司机班。当时号召学习马列的原著，我和《中国青年报》记者丁望一起，辅导司机同志学习。第一本书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要帮助他们读懂并不容易。我长期做少年儿童工作，利用这个优势，尽量深入浅出地讲解书中的理论，他们也有兴趣。司机同志们把我当成老师，常要我解答一些国际问题。夜晚在一起乘凉时，“精神会餐”，关系融洽。多年不见，老高师傅、大李师傅、小李师傅、胖王师傅，你们可好？
在四连，我也找到了老师——钱李仁同志，早年曾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后调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是国际问题专家。他夫人郑韵在四连劳动，他来干校探亲。我有空的时候（包括端着碗在食堂外吃饭时），常与他讨论国际问题，受益匪浅。
……
仔细想起来，即使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真正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整人的，也就是那么两三个人。
世间，还是好人多于坏人，这对我是个安慰和希望。
2006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