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春节
一九六九年春节
严寒，大雪纷飞。新的一年开始了。
每天照样请罪写检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指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只是一小撮，似乎给“牛鬼”们带来“希望”。专政人员训话时号召大家抓住时机，彻底交代罪行，不当“死不悔改”。有不少“牛鬼”连夜赶写交代材料。我实在找不出值得交代的东西，生活依旧，按时作息。我知道这又是“态度问题”，但有什么办法？
说实在的，我想得最多的是春节能否回家。
已有半年多没有回家，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当然即使放别人回家，也可能把我一人扣下来。这已有两次前例，不能不作最坏的思想准备。
除夕下午刚上班——即开始写罪行材料——“专政小组”来了一人。他先讲了许多报纸社论的精神，终于宣布所有“牛鬼”放假四天。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尽管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喜悦之情也难免流露出来。其他牛鬼也如此。
“有几条纪律必须遵守，”专政人员说，“第一，不许串门，更不许外出；第二，每天必须在家里人早请示晚汇报时，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第三，继续认真考虑自己的罪行；第四，要向自己全家交代一次自己的罪行；第五，春节回来，交一份书面思想汇报。”
只要能回家，其他事都好办。
下午五时半回家，全家人都很高兴。我爱人说儿子早知这个消息，全家人都在等我。爱人还做了好吃的。一个小方桌，四把小椅子。平常我们一家就是在这儿吃饭的。坐在一起，团圆了，感到特别亲切。尽管被关押半年多，我的精神未垮，我爱人和子女从不相信我是坏人，因而并无悲伤情绪。
可是大年初一却碰上一个难题。
大约在八时半，我们这一层楼的“革命群众”，都开始“早请示”了。相继传来敬祝“四个伟大”的领袖“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的呼声。我赶快按照“专政小组”的规定，招呼全家开始“早请示”。可是当全家四人站在毛主席像前，谁来“带领”呢？
我身为“黑帮”，没有资格。
我爱人说：“我从来没有带领过，让女儿带领。”
让女儿带领“早请示”，应该没问题。因为“文革”初期她参加过机关的宣传队，有表演能力。我立即支持我爱人的意见，叫女儿带领。但女儿坚决不愿意。
没带领人，怎样“早请示”呢？
没办法，我只有叫儿子来带领。我儿子当时很小，严格来说让他带领似不够“严肃”。出乎意料，儿子也不愿意。似乎谁也不愿做这件傻事。无可奈何之际，全家都“支持”儿子来带领。
儿子毕竟年小，“被迫”带领全家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和“副统帅”的身体“永远健康”。总算完成了这个规定。可是勉强儿子这样做，现在想来也感到歉意。
我爱人不愿带领当然能理解，两个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可能都对这种封建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感到厌倦了。在公开场合不能不跟着喊几声，在家里却不愿带领。可惜“洞察一切”的领袖不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听说，伟大领袖对“副统帅”搞“个人崇拜”以及什么“四个伟大”之类，早就“不高兴”，而且“厌烦”了。如果及时传达了这个“最高指示”，我们何至如此尴尬？
向全家人交代自己的罪行一事，安排在初二下午。我们围坐在小方桌四周。我爱人了解我的情况，所谓交代实际是对两个孩子。我着重说了在工作中如何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如没有突出政治，过分强调智育等等。这些事几乎是所有“当权派”皆有的罪行，已成套话空话，孩子们司空见惯，听烦了，听过就算了。当谈到十几岁写过一些错误作品时，女儿发生兴趣，要我举例说明。
我说自己十五岁时所写的一首小诗，名叫《野草》，全文是：“温室的花朵/需要一定的水分、温度和阳光/我们却不断地/像野草/从荒原、坟堆、石缝瓦砾中/发芽，生长！”
女儿听了，立即说：“这有什么错？不做温室的花朵，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我觉得挺好。”
这首诗谈不上好，但也没什么错。当时系1945年，面临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可能要求有好的环境；我也只有十五六岁，思想水平不高。我很高兴女儿能分辨是非，但只能违心地按照“革命群众”批判的语言说：“它既没有突出党的领导，也没有依靠群众的思想，只强调了个人奋斗。”
女儿没表态。我不得不反复批判，大有她不服我则不停之势。最后她把头转过去，不屑地说了一句：“充其量有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至今还记得她那轻蔑的样子。
我不想把问题扯开了。自己都不信的话，岂能说服儿女？趁此机会，我说被捕问题，我没悔过、没自首，更没出卖同志；只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是该受审查该被批判的。假戏真做，我想让孩子对我的问题心中有个底。
这个规定任务就算完成了。
还要写思想汇报，这也是令人头疼的事。从1966年被揪出来开始，规定我每周写份思想汇报。如果写真话这并不难，一千字半小时即可。但那时哪儿能容你讲真话？除非你甘愿被折磨。讲点轻描淡写的违心话也不行，会说你不触及灵魂不暴露思想。每当写思想汇报时，我常坐在桌前，一两小时无法提笔，万分苦恼。别有用心的某人（那个与“母蚊子”对号入座的）多次借此大做文章。
初四下午，又面临这个局面。折腾一两小时后，我不得不提笔写思想汇报。首先感谢“革命群众”给我们放假，让我们回家过春节。接着表明遵守了各项规定，没有外出和串门，按时在“早请示、晚汇报”时向毛主席请罪，认真向家人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等等。最后决心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并高呼几项必呼“万岁”的口号——全是劳什子“‘文化大革命’八股”。
明天清早得回关押之地，难得的最后一夕。从吃晚饭到上床，与两个孩子说不完的话。深夜，又与爱人讨论国家和个人的前景。说来说去，谁知道这“文化大革命”要“革”到何时为止？……
这就是我1969年的春节。
2000年立冬
严寒，大雪纷飞。新的一年开始了。
每天照样请罪写检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指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只是一小撮，似乎给“牛鬼”们带来“希望”。专政人员训话时号召大家抓住时机，彻底交代罪行，不当“死不悔改”。有不少“牛鬼”连夜赶写交代材料。我实在找不出值得交代的东西，生活依旧，按时作息。我知道这又是“态度问题”，但有什么办法？
说实在的，我想得最多的是春节能否回家。
已有半年多没有回家，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当然即使放别人回家，也可能把我一人扣下来。这已有两次前例，不能不作最坏的思想准备。
除夕下午刚上班——即开始写罪行材料——“专政小组”来了一人。他先讲了许多报纸社论的精神，终于宣布所有“牛鬼”放假四天。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尽管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喜悦之情也难免流露出来。其他牛鬼也如此。
“有几条纪律必须遵守，”专政人员说，“第一，不许串门，更不许外出；第二，每天必须在家里人早请示晚汇报时，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第三，继续认真考虑自己的罪行；第四，要向自己全家交代一次自己的罪行；第五，春节回来，交一份书面思想汇报。”
只要能回家，其他事都好办。
下午五时半回家，全家人都很高兴。我爱人说儿子早知这个消息，全家人都在等我。爱人还做了好吃的。一个小方桌，四把小椅子。平常我们一家就是在这儿吃饭的。坐在一起，团圆了，感到特别亲切。尽管被关押半年多，我的精神未垮，我爱人和子女从不相信我是坏人，因而并无悲伤情绪。
可是大年初一却碰上一个难题。
大约在八时半，我们这一层楼的“革命群众”，都开始“早请示”了。相继传来敬祝“四个伟大”的领袖“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的呼声。我赶快按照“专政小组”的规定，招呼全家开始“早请示”。可是当全家四人站在毛主席像前，谁来“带领”呢？
我身为“黑帮”，没有资格。
我爱人说：“我从来没有带领过，让女儿带领。”
让女儿带领“早请示”，应该没问题。因为“文革”初期她参加过机关的宣传队，有表演能力。我立即支持我爱人的意见，叫女儿带领。但女儿坚决不愿意。
没带领人，怎样“早请示”呢？
没办法，我只有叫儿子来带领。我儿子当时很小，严格来说让他带领似不够“严肃”。出乎意料，儿子也不愿意。似乎谁也不愿做这件傻事。无可奈何之际，全家都“支持”儿子来带领。
儿子毕竟年小，“被迫”带领全家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和“副统帅”的身体“永远健康”。总算完成了这个规定。可是勉强儿子这样做，现在想来也感到歉意。
我爱人不愿带领当然能理解，两个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可能都对这种封建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感到厌倦了。在公开场合不能不跟着喊几声，在家里却不愿带领。可惜“洞察一切”的领袖不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听说，伟大领袖对“副统帅”搞“个人崇拜”以及什么“四个伟大”之类，早就“不高兴”，而且“厌烦”了。如果及时传达了这个“最高指示”，我们何至如此尴尬？
向全家人交代自己的罪行一事，安排在初二下午。我们围坐在小方桌四周。我爱人了解我的情况，所谓交代实际是对两个孩子。我着重说了在工作中如何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如没有突出政治，过分强调智育等等。这些事几乎是所有“当权派”皆有的罪行，已成套话空话，孩子们司空见惯，听烦了，听过就算了。当谈到十几岁写过一些错误作品时，女儿发生兴趣，要我举例说明。
我说自己十五岁时所写的一首小诗，名叫《野草》，全文是：“温室的花朵/需要一定的水分、温度和阳光/我们却不断地/像野草/从荒原、坟堆、石缝瓦砾中/发芽，生长！”
女儿听了，立即说：“这有什么错？不做温室的花朵，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我觉得挺好。”
这首诗谈不上好，但也没什么错。当时系1945年，面临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可能要求有好的环境；我也只有十五六岁，思想水平不高。我很高兴女儿能分辨是非，但只能违心地按照“革命群众”批判的语言说：“它既没有突出党的领导，也没有依靠群众的思想，只强调了个人奋斗。”
女儿没表态。我不得不反复批判，大有她不服我则不停之势。最后她把头转过去，不屑地说了一句：“充其量有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至今还记得她那轻蔑的样子。
我不想把问题扯开了。自己都不信的话，岂能说服儿女？趁此机会，我说被捕问题，我没悔过、没自首，更没出卖同志；只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是该受审查该被批判的。假戏真做，我想让孩子对我的问题心中有个底。
这个规定任务就算完成了。
还要写思想汇报，这也是令人头疼的事。从1966年被揪出来开始，规定我每周写份思想汇报。如果写真话这并不难，一千字半小时即可。但那时哪儿能容你讲真话？除非你甘愿被折磨。讲点轻描淡写的违心话也不行，会说你不触及灵魂不暴露思想。每当写思想汇报时，我常坐在桌前，一两小时无法提笔，万分苦恼。别有用心的某人（那个与“母蚊子”对号入座的）多次借此大做文章。
初四下午，又面临这个局面。折腾一两小时后，我不得不提笔写思想汇报。首先感谢“革命群众”给我们放假，让我们回家过春节。接着表明遵守了各项规定，没有外出和串门，按时在“早请示、晚汇报”时向毛主席请罪，认真向家人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等等。最后决心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并高呼几项必呼“万岁”的口号——全是劳什子“‘文化大革命’八股”。
明天清早得回关押之地，难得的最后一夕。从吃晚饭到上床，与两个孩子说不完的话。深夜，又与爱人讨论国家和个人的前景。说来说去，谁知道这“文化大革命”要“革”到何时为止？……
这就是我1969年的春节。
2000年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