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萍的笑容
小萍的笑容
很长时候了，我眼前经常浮现出小萍的笑容。
我一贯喜欢孩子，无论住哪儿，和邻居小孩儿的关系都很好。1964年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不久住房调到中楼。当时厨房与邻居共用。一层楼的几家住户关系密切，特别是做饭时有说有笑。同楼层有五六个小孩，有三个与我特别友好。小萍和小凡是两姐弟，还有一个女孩子叫兰兰。
小萍和小凡叫他们的外祖母为阿婆。阿婆胖胖的，很和蔼，乐于助人，满口无锡话。除了把两个外孙照顾得很好之外，一层楼的孩子她都很关心。平常大家上班，孩子们放学归来，她都看在眼里。谁有“越轨”行为，当面提醒；提醒无效，下班后就告诉其父母。父母当然感谢阿婆，但小孩儿却不高兴她背后“告状”，有时甚至悄悄骂她。阿婆从不计较，不愧为家属中的积极分子。
邻家女孩小萍
“文革”前夕，根本没有什么玩的时候。吃晚饭前，家长忙于做饭，我挤时间给小萍等孩子们讲故事、说笑话、做游戏、猜谜语。孩子们喜欢我，一见面就叫李叔叔，拉着我说这说那。机关一周要放一两次电影，有几个孩子特意要与我坐在一起。小凡小一点，平时爱找楼下同龄的孩子玩儿，但往往突然跑上楼报告：
“阿婆，我要喝水！”
“阿婆，我要拉！”
我笑着对小凡说：“我们这层楼的小孩，算小凡的组织纪律性最强，不论喝水、拉，都要向阿婆报告。”又故意问他，“如果阿婆不同意，你拉不拉？”
小凡有点尴尬，但拉完以后，神气十足地在走道上来回走动，背诵着《愚公移山》：“我死了还有我孙子，孙子死了还有我儿子。”
这时，厨房和走道的大人和小孩都高兴地笑了。
可惜，这样宁静和睦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我作为杂志社的总编，很快被揪出来。经一两个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几乎所有人一下和我划清界限，使我十分孤立。不久，揭发我的大字报又率先贴到食堂，标题是《李致有个大阴谋》，一举使我成为全机关的“知名”人物。
团中央是个大机关，有很多小孩儿，多数并不认识我。这下不少小孩儿都知道我是李致了。有好几次，我从食堂出来，几个孩子跟在后面，朗诵童谣似的合唱：“李致，有个，大阴谋！”我感到孩子既简单又可爱，回头笑笑。可是这些孩子却齐声抨击：
“没羞，没臊，还笑哩！”
许多“大人物”相继被揪出，大字报满院皆是；与他们相比，我何足挂齿？不过，我再没有心情和同楼层的孩子玩儿。1968年4月二十二日我被关进“牛棚”。排队去食堂吃饭要经过若干宿舍，有时会遭到一些小孩儿的嘲笑和辱骂，但同楼层的小孩儿没有一个对我有过恶意：这一点我十分欣慰！
“牛棚”离我的宿舍很近，孩子们常到“牛棚”前面玩儿。看见这些小朋友，我心里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我真想像“文革”前一样，去摸摸他们的头，讲几句笑话，或和他们玩个什么游戏。然而，一堵无形的高墙把我们隔离在两个世界。我不愿以“牛鬼”的身份，去接近这些天真无邪的花朵。也不知他们是否还喜欢我这个李叔叔？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了。如果没有“文革”，作为儿童工作者，我会欢天喜地地和孩子们一起度过节日；作为父亲，一早就会叫醒儿女，把已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他们。可是现在我是“专政对象”，天没亮就得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接着去扫大院。
扫完大院去洗脸，无意中碰见小萍，我们一下都站住了。
小萍穿着白衬衫和花裙子，头上还戴一个红绸扎的蝴蝶结。白皙的皮肤，红红的脸蛋儿。我真想抱起她向她祝贺，然而不能！小萍却极其自然和友好地向我露出笑容，跟过去没有任何区别。我立即做了相应的回应。
小萍的笑容给了我无比的温暖。我不仅这一天过得十分愉快，而且在“牛棚”，甚至在整个“文革”期间，每当看到人世间的各种丑恶行径，每当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之际，那张红脸蛋上的笑容又在我眼前浮现。她似乎在不断地呼唤、安慰和鼓励着我，使我感到人间的良知和真情是无法摧毁的。
我从“牛棚”到了干校，又从干校回到四川。在漫长和痛苦的历程中，我始终没有忘记小萍的笑容。粉碎“四人帮”若干年后，一次出差北京，我特意去看望小萍一家。当时只有阿婆一人在，小萍和小凡都外出玩儿去了，我颇感失望。阿婆说两个孩子都很好，小萍已上大学，小凡即将上大学。阿婆见我关心两个孩子，便主动送给我他们的照片。小凡戴了眼镜，两只手抄在一起，完全是一个大孩子了。想起他当年叫“阿婆，我要拉”的样子，我暗自失笑。小萍已是大姑娘，穿一身连衣裙，两手握着桨，正在划船，脸上的笑容仍如过去那样天真和甜润。突然想起过去我儿子和小萍玩儿，无意推了她一下，她的脸被划破，还缝了几针。我问阿婆，小萍脸上有没有留下痕迹？阿婆说没有。没有见着两位小朋友，我只有抱憾地带着照片回到成都。前几年偶然听说小凡大学毕业，因骑摩托遇难，我们全家都很难过，但愿这不是真的。
我一直保留着一张小萍满脸笑容的照片。三十多年了，小萍一定早已工作，可能结了婚生了孩子，也可能忘了我。而我永远不会忘记小萍，更不会忘记她那曾经给予我安慰和鼓舞的笑容。
1999年6月1日动笔，天热中断，8月30续完
很长时候了，我眼前经常浮现出小萍的笑容。
我一贯喜欢孩子，无论住哪儿，和邻居小孩儿的关系都很好。1964年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不久住房调到中楼。当时厨房与邻居共用。一层楼的几家住户关系密切，特别是做饭时有说有笑。同楼层有五六个小孩，有三个与我特别友好。小萍和小凡是两姐弟，还有一个女孩子叫兰兰。
小萍和小凡叫他们的外祖母为阿婆。阿婆胖胖的，很和蔼，乐于助人，满口无锡话。除了把两个外孙照顾得很好之外，一层楼的孩子她都很关心。平常大家上班，孩子们放学归来，她都看在眼里。谁有“越轨”行为，当面提醒；提醒无效，下班后就告诉其父母。父母当然感谢阿婆，但小孩儿却不高兴她背后“告状”，有时甚至悄悄骂她。阿婆从不计较，不愧为家属中的积极分子。
邻家女孩小萍
“文革”前夕，根本没有什么玩的时候。吃晚饭前，家长忙于做饭，我挤时间给小萍等孩子们讲故事、说笑话、做游戏、猜谜语。孩子们喜欢我，一见面就叫李叔叔，拉着我说这说那。机关一周要放一两次电影，有几个孩子特意要与我坐在一起。小凡小一点，平时爱找楼下同龄的孩子玩儿，但往往突然跑上楼报告：
“阿婆，我要喝水！”
“阿婆，我要拉！”
我笑着对小凡说：“我们这层楼的小孩，算小凡的组织纪律性最强，不论喝水、拉，都要向阿婆报告。”又故意问他，“如果阿婆不同意，你拉不拉？”
小凡有点尴尬，但拉完以后，神气十足地在走道上来回走动，背诵着《愚公移山》：“我死了还有我孙子，孙子死了还有我儿子。”
这时，厨房和走道的大人和小孩都高兴地笑了。
可惜，这样宁静和睦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我作为杂志社的总编，很快被揪出来。经一两个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几乎所有人一下和我划清界限，使我十分孤立。不久，揭发我的大字报又率先贴到食堂，标题是《李致有个大阴谋》，一举使我成为全机关的“知名”人物。
团中央是个大机关，有很多小孩儿，多数并不认识我。这下不少小孩儿都知道我是李致了。有好几次，我从食堂出来，几个孩子跟在后面，朗诵童谣似的合唱：“李致，有个，大阴谋！”我感到孩子既简单又可爱，回头笑笑。可是这些孩子却齐声抨击：
“没羞，没臊，还笑哩！”
许多“大人物”相继被揪出，大字报满院皆是；与他们相比，我何足挂齿？不过，我再没有心情和同楼层的孩子玩儿。1968年4月二十二日我被关进“牛棚”。排队去食堂吃饭要经过若干宿舍，有时会遭到一些小孩儿的嘲笑和辱骂，但同楼层的小孩儿没有一个对我有过恶意：这一点我十分欣慰！
“牛棚”离我的宿舍很近，孩子们常到“牛棚”前面玩儿。看见这些小朋友，我心里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我真想像“文革”前一样，去摸摸他们的头，讲几句笑话，或和他们玩个什么游戏。然而，一堵无形的高墙把我们隔离在两个世界。我不愿以“牛鬼”的身份，去接近这些天真无邪的花朵。也不知他们是否还喜欢我这个李叔叔？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了。如果没有“文革”，作为儿童工作者，我会欢天喜地地和孩子们一起度过节日；作为父亲，一早就会叫醒儿女，把已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他们。可是现在我是“专政对象”，天没亮就得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接着去扫大院。
扫完大院去洗脸，无意中碰见小萍，我们一下都站住了。
小萍穿着白衬衫和花裙子，头上还戴一个红绸扎的蝴蝶结。白皙的皮肤，红红的脸蛋儿。我真想抱起她向她祝贺，然而不能！小萍却极其自然和友好地向我露出笑容，跟过去没有任何区别。我立即做了相应的回应。
小萍的笑容给了我无比的温暖。我不仅这一天过得十分愉快，而且在“牛棚”，甚至在整个“文革”期间，每当看到人世间的各种丑恶行径，每当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之际，那张红脸蛋上的笑容又在我眼前浮现。她似乎在不断地呼唤、安慰和鼓励着我，使我感到人间的良知和真情是无法摧毁的。
我从“牛棚”到了干校，又从干校回到四川。在漫长和痛苦的历程中，我始终没有忘记小萍的笑容。粉碎“四人帮”若干年后，一次出差北京，我特意去看望小萍一家。当时只有阿婆一人在，小萍和小凡都外出玩儿去了，我颇感失望。阿婆说两个孩子都很好，小萍已上大学，小凡即将上大学。阿婆见我关心两个孩子，便主动送给我他们的照片。小凡戴了眼镜，两只手抄在一起，完全是一个大孩子了。想起他当年叫“阿婆，我要拉”的样子，我暗自失笑。小萍已是大姑娘，穿一身连衣裙，两手握着桨，正在划船，脸上的笑容仍如过去那样天真和甜润。突然想起过去我儿子和小萍玩儿，无意推了她一下，她的脸被划破，还缝了几针。我问阿婆，小萍脸上有没有留下痕迹？阿婆说没有。没有见着两位小朋友，我只有抱憾地带着照片回到成都。前几年偶然听说小凡大学毕业，因骑摩托遇难，我们全家都很难过，但愿这不是真的。
我一直保留着一张小萍满脸笑容的照片。三十多年了，小萍一定早已工作，可能结了婚生了孩子，也可能忘了我。而我永远不会忘记小萍，更不会忘记她那曾经给予我安慰和鼓舞的笑容。
1999年6月1日动笔，天热中断，8月30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