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痘与巴士底狱
今人只知种牛痘而不知种人痘矣。其实种人痘的历史要悠久得多，堪称古中国医疗史上的重大发明。天花约在一世纪由战俘传入我国，故名虏疮，亦称豌豆疮、痘疹。其后天花这种瘟疫造成难以计数的死亡，“倒逼”古代医学家迸发灵感和智慧，“以毒攻毒”哲学得以大放异彩———穿上天花患者的内衣，竟神奇地得以“豁免”，此为早期的痘衣法。后来又发展了痘浆法、旱苗法、水苗法，渐渐传遍世界，拯救了这个地球上难以计数的人，从皇帝到平民，从弄臣到英雄，不愧为人类免疫学的先驱。然而人痘法不像“四大发明”仍在世间延续，甚至也不像丝绸之路留下了遗迹，它只是文明史上的一道虹霓，横跨欧亚大陆，最绚烂最耀眼之时也是它行将消隐之时。1796年英国人琴纳在人痘法基础上发明牛痘法，人痘才淡出历史。人们往往更愿意谈论那场暴雨以及其后的响晴，却鲜见有人记住那道彩虹。
忘却也罢。它来世间，也许更像是佛陀的一次显灵。不过，若说人痘与巴士底狱有什么关联，实在是风马牛。
巴士底狱高100英尺，围墙坚厚，八个塔楼居高临下，上面架着数门大炮，里面的军火库装有几百桶火药和无数炮弹。巴士底狱不仅控制着巴黎的制高点，据说还关押着数目不详的政治犯。到了18世纪末期，巴士底狱被视为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
不过，种人痘的历史比巴士底狱要长倒是真的。相传公元10世纪北宋已出现种痘术，但一直在民间流行。到了17世纪，顺治皇帝24岁死于天花令天朝震动，种痘术得以进入皇宫，继位的康熙也有患天花险遭灭顶的惊魂经历。他意识到天花对王朝构成的威胁并不亚于“三藩之乱”，遂在皇宫和八旗中大力提倡人痘接种，制订皇子种痘防天花的制度。与此同时，种痘术最先推广到了蒙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688年，俄国人率先派医生来北京学习人痘接种。俞正燮《癸巳存稿》（1713年）记载：“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衙门移会理藩院内，在京城肄业。”此后由俄国传入土耳其、朝鲜、日本、阿拉伯，1717年由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将人痘接种术介绍到英国。蒙塔古先让自己的孩子种痘，然后返英传授给加里斯公主。公主先拿四个死囚做试验，取得成功后死囚获得赦免，进而在全英推广。乾隆七年（1742年），一部记录如何种痘、检痘和保存痘苗的《医宗金鉴》问世。
在法国，仅1719年的天花大流行中，巴黎就死了1.4万人。然而保守、僵化的国王对人痘接种仍持拒绝态度。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此大发感慨：一方面赞扬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另一方面拿英国公使夫人和加里斯公主做示范。种痘不仅挽救了英国至少一万个家庭的儿童，而且使女孩子保持了美貌，“倘若我们在法国实行种痘，或许会挽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哲学笔记·谈种痘》）
像人痘接种这样利国惠民的新事物，路易十五尚且接受不了，更遑论改革王权体制了。与此相反，接受人痘接种的英国走上了宪政道路。结果呢？路易十五也患了天花，在凡尔赛宫一命呜呼（1774年5月），留下一句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倒一语成谶！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路易十六继位后立马接种人痘，进而在全法推广。此后种人痘经由英法传遍整个欧洲，并随黑奴贩运经突尼斯传至非洲，然后播撒到美国和印度。
但是，路易十六继位十五年后爆发了大革命。与前任相比，路易十六并不坏，他有慈悲心，也想改革，只是摇摇摆摆，时而妥协时而复辟，根因在于不愿放弃王权，最终酿成暴力革命，社会转型被迫“硬着陆”。那么，要求变革的革命领袖和民众是否准备好了成熟的政治蓝图呢？否。他们只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而已。
攻占巴士底狱成为这一过程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说：“谁也没有去攻打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只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巴黎人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监狱，原来那儿只关了很少几名囚犯。”爱伦堡只说对了一半。事实是，数万起义市民参加了血腥的战斗，双方动用了大炮轰击，火光、弹雨与人肉齐飞。结果是，在牺牲者与政治犯之间出现可怕的不对称，简直是反讽式倒挂：攻打监狱的数万义军共有83人阵亡，15人受伤；守卫监狱的114名士兵中有1人阵亡；攻进庞大监狱后发现里面空空荡荡，仅有七个囚犯（犯“放荡罪”的贵族萨德侯爵，两位精神病患者，四位伪造犯，竟没有一个政治犯）。看来路易十六确乎开明，比起祖父路易十五称得上仁慈。
反过来，胜利的革命者仁慈吗？负责巴士底狱的洛奈侯爵为避免相互残杀，命令停火进而投降，但仍被拖出来殴打、用刀乱刺直至被斩首，血糊糊的头颅挂上长矛绕城示众。在巴黎市政厅，商会会长雅克·弗莱塞勒因拒绝提供武器而被推上被告席，随即遭公开处决。此后断头台处决了几乎所有贵族，包括路易十六和皇后安托瓦内特，年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仅14岁。若干年后，人们才清醒地看到，血腥的手段“屠杀”了革命的目的。在攻打巴士底狱以及后来持续的血腥恶斗，所有的正义性都被瓦解了，自我颠覆了。爱伦堡认为革命需要一些象征物，比如攻打巴士底狱那天成了国庆节。笔者只能部分同意：它只是自瓦解与自颠覆的象征，因为历史判定敌对双方均无赢家。
历史其实是以数不清的偶然性为肉体。倘必然性是历史的骨头的话，那么它也是无数偶然性的累积，并经后人用思想的x光机加以透视的结果。路易十六在监牢里读了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认定是“伏尔泰、卢梭灭亡了法国”。这个独特视角佐证了革命与思想觉醒存在必然的关联。人痘法当然代替不了思想启蒙，但笔者还是要问：假若拒绝改革的路易十五接种了人痘，路易十六不会很快登基，1789年还会不会发生攻打巴士底狱事件？也许要提前，但更可能推迟若干年。假若路易十六拒绝接种人痘而提前病死，那个断头台将等待谁？但路易十七肯定要登基，历史又该呈现怎样一副面貌呢？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今人只知种牛痘而不知种人痘矣。其实种人痘的历史要悠久得多，堪称古中国医疗史上的重大发明。天花约在一世纪由战俘传入我国，故名虏疮，亦称豌豆疮、痘疹。其后天花这种瘟疫造成难以计数的死亡，“倒逼”古代医学家迸发灵感和智慧，“以毒攻毒”哲学得以大放异彩———穿上天花患者的内衣，竟神奇地得以“豁免”，此为早期的痘衣法。后来又发展了痘浆法、旱苗法、水苗法，渐渐传遍世界，拯救了这个地球上难以计数的人，从皇帝到平民，从弄臣到英雄，不愧为人类免疫学的先驱。然而人痘法不像“四大发明”仍在世间延续，甚至也不像丝绸之路留下了遗迹，它只是文明史上的一道虹霓，横跨欧亚大陆，最绚烂最耀眼之时也是它行将消隐之时。1796年英国人琴纳在人痘法基础上发明牛痘法，人痘才淡出历史。人们往往更愿意谈论那场暴雨以及其后的响晴，却鲜见有人记住那道彩虹。
忘却也罢。它来世间，也许更像是佛陀的一次显灵。不过，若说人痘与巴士底狱有什么关联，实在是风马牛。
巴士底狱高100英尺，围墙坚厚，八个塔楼居高临下，上面架着数门大炮，里面的军火库装有几百桶火药和无数炮弹。巴士底狱不仅控制着巴黎的制高点，据说还关押着数目不详的政治犯。到了18世纪末期，巴士底狱被视为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
不过，种人痘的历史比巴士底狱要长倒是真的。相传公元10世纪北宋已出现种痘术，但一直在民间流行。到了17世纪，顺治皇帝24岁死于天花令天朝震动，种痘术得以进入皇宫，继位的康熙也有患天花险遭灭顶的惊魂经历。他意识到天花对王朝构成的威胁并不亚于“三藩之乱”，遂在皇宫和八旗中大力提倡人痘接种，制订皇子种痘防天花的制度。与此同时，种痘术最先推广到了蒙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688年，俄国人率先派医生来北京学习人痘接种。俞正燮《癸巳存稿》（1713年）记载：“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衙门移会理藩院内，在京城肄业。”此后由俄国传入土耳其、朝鲜、日本、阿拉伯，1717年由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将人痘接种术介绍到英国。蒙塔古先让自己的孩子种痘，然后返英传授给加里斯公主。公主先拿四个死囚做试验，取得成功后死囚获得赦免，进而在全英推广。乾隆七年（1742年），一部记录如何种痘、检痘和保存痘苗的《医宗金鉴》问世。
在法国，仅1719年的天花大流行中，巴黎就死了1.4万人。然而保守、僵化的国王对人痘接种仍持拒绝态度。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此大发感慨：一方面赞扬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另一方面拿英国公使夫人和加里斯公主做示范。种痘不仅挽救了英国至少一万个家庭的儿童，而且使女孩子保持了美貌，“倘若我们在法国实行种痘，或许会挽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哲学笔记·谈种痘》）
像人痘接种这样利国惠民的新事物，路易十五尚且接受不了，更遑论改革王权体制了。与此相反，接受人痘接种的英国走上了宪政道路。结果呢？路易十五也患了天花，在凡尔赛宫一命呜呼（1774年5月），留下一句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倒一语成谶！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路易十六继位后立马接种人痘，进而在全法推广。此后种人痘经由英法传遍整个欧洲，并随黑奴贩运经突尼斯传至非洲，然后播撒到美国和印度。
但是，路易十六继位十五年后爆发了大革命。与前任相比，路易十六并不坏，他有慈悲心，也想改革，只是摇摇摆摆，时而妥协时而复辟，根因在于不愿放弃王权，最终酿成暴力革命，社会转型被迫“硬着陆”。那么，要求变革的革命领袖和民众是否准备好了成熟的政治蓝图呢？否。他们只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而已。
攻占巴士底狱成为这一过程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说：“谁也没有去攻打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只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巴黎人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监狱，原来那儿只关了很少几名囚犯。”爱伦堡只说对了一半。事实是，数万起义市民参加了血腥的战斗，双方动用了大炮轰击，火光、弹雨与人肉齐飞。结果是，在牺牲者与政治犯之间出现可怕的不对称，简直是反讽式倒挂：攻打监狱的数万义军共有83人阵亡，15人受伤；守卫监狱的114名士兵中有1人阵亡；攻进庞大监狱后发现里面空空荡荡，仅有七个囚犯（犯“放荡罪”的贵族萨德侯爵，两位精神病患者，四位伪造犯，竟没有一个政治犯）。看来路易十六确乎开明，比起祖父路易十五称得上仁慈。
反过来，胜利的革命者仁慈吗？负责巴士底狱的洛奈侯爵为避免相互残杀，命令停火进而投降，但仍被拖出来殴打、用刀乱刺直至被斩首，血糊糊的头颅挂上长矛绕城示众。在巴黎市政厅，商会会长雅克·弗莱塞勒因拒绝提供武器而被推上被告席，随即遭公开处决。此后断头台处决了几乎所有贵族，包括路易十六和皇后安托瓦内特，年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仅14岁。若干年后，人们才清醒地看到，血腥的手段“屠杀”了革命的目的。在攻打巴士底狱以及后来持续的血腥恶斗，所有的正义性都被瓦解了，自我颠覆了。爱伦堡认为革命需要一些象征物，比如攻打巴士底狱那天成了国庆节。笔者只能部分同意：它只是自瓦解与自颠覆的象征，因为历史判定敌对双方均无赢家。
历史其实是以数不清的偶然性为肉体。倘必然性是历史的骨头的话，那么它也是无数偶然性的累积，并经后人用思想的x光机加以透视的结果。路易十六在监牢里读了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认定是“伏尔泰、卢梭灭亡了法国”。这个独特视角佐证了革命与思想觉醒存在必然的关联。人痘法当然代替不了思想启蒙，但笔者还是要问：假若拒绝改革的路易十五接种了人痘，路易十六不会很快登基，1789年还会不会发生攻打巴士底狱事件？也许要提前，但更可能推迟若干年。假若路易十六拒绝接种人痘而提前病死，那个断头台将等待谁？但路易十七肯定要登基，历史又该呈现怎样一副面貌呢？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