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长裤的“短裤党”
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法国草根阶层的“长裤党”（他们穿长裤，而绅士穿短裤）将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断头台。他们甚至称基督教为“长裤党耶稣”，据说耶稣是木匠出身。一九二七年蒋光慈出版小说《短裤党》，近距离地反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瞿秋白参与构思了这部小说，书名也是由他敲定的。它取自法国大革命的les sans-culottes，此字应译为“长裤党”而不是“短裤党”。瞿秋白高度评价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他想借sans-culottes之名来媲美法国大革命。郑超麟指出：“法国贵族服装有一个特别标志，同平民不同，即是贵族要穿一种短裤，名为culottes，面料、做工都很讲究，甚至绣了金丝银丝，裤脚很短，只能盖着膝盖，小腿则穿着长统袜，袜子也是做得很讲究的。平民穿的是长裤，即现在的西装裤子。”“贵族于是称当时的革命群众为‘无华丽短裤可穿的人’。”造成这一误译的原因，除了瞿秋白并不精通法语外，他大约总觉得中国普罗大众穿“短裤”居多，而有产阶级绅士是不屑于穿“短裤”的。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就区分了“长衫主顾”和“短衣主顾”，咸亨酒店里的顾客，“多是短衣帮，……。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无独有偶，在二三十年代，俄国人甚至将“长裤党”译作“无裤党”，例如c.a.达林将在《中国回忆录》中，称广州的少先队员为“这些小无裤党举起小拳头欢迎我们，并且用汉语唱起了《青年近卫军》”。这本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译者在注释说，“无裤党：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和资产阶级讥笑革命群众的用语。”我猜想，他们可能认为只有“无裤党”才能与“无产阶级”相匹配罢。以衣着服饰作为阶级标志，在二十世纪大搞阶级斗争的国度堪称登峰造极了。
瞿秋白的误译可以理解为一种错置，是内心两个矛盾自我的倒影：瞿秋白是最早提倡普罗革命文学的，蒋光慈则是最早的践行者。他们当然把自己视为普罗阶级之一员，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后来在左联时期瞿秋白提出大众化理论，可以视为这一思想的逻辑发展。在《学阀万岁》等文章中，瞿秋白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只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一种“‘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这种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因此必须再来一次革命，即文艺大众化的革命，套用法国大革命词汇，应该是文艺领域内的“长裤党”革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我们”是谁？》等文章中，瞿秋白进一步强调：知识分子应改造自我，放弃主体话语立场，努力与工农群众结合。此为二十世纪中国改造知识分子之先声。
然而，“短裤党”并非穿上“长裤”，就能伪装成“长裤党”的。他们的尴尬在于，骨子里的“短裤党”气质，从生活方式到文学肌质都散发着绅士和贵族气息，却要迎合政治需要将身份设置为“长裤党”，或者用“长裤党”来遮掩或扭曲自己，而最终不得不以“短裤党”的面目出现。这是普罗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宿命———不是什么都可以“改造”的。以瞿、蒋二人为例，他俩的生活皆有小资情调，秋白每天出入西装革履，头戴呢帽，常常引起本党同仁的质疑和反感。蒋光慈在大革命失败后，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因为普罗文学占据文坛主流，书店老板为了赚钱，将他的新著旧作加以再版，甚至改头换面，比如将《少年漂泊者》改为《一封长信》，《鸭绿江上》改为《李孟汉与云姑》等等。于是他搬到上海法租界里养病。每天早上，他喝完美国房东送来的牛奶、可可茶、奶油汤后，就身着西式短裤，独自去法国公园散步，构思新作品。这个场景是颇有意味的：那时候租界的法国公园并非“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而是允许“穿西服的华人入内”，拒斥穿短裤的劳工入内。蒋光慈不会想到他步入这样的公园，会与他的小说《短裤党》形成一种反讽张力。他其实不过是穿长裤的“短裤党”而已。
然而，蒋光慈的“短裤党”气质仍在“发酵”：他反对党组织到他住处开会，理由是“一个屋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一开会就开倒了……”后来，左联负责人对他说：“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去暴动才算工作！”蒋光慈为此递交退党书。一九三○年十月，《红旗日报》随即宣布“蒋光慈是反革命，被开除党籍”。还有一项指控，就是他贪图版税，丧失立场，靠着丰厚的稿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蒋光慈至死都不认同这一指控，更不会正视自己骨子里的“短裤党”气味。这一点，他显然不及瞿秋白。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惨痛自白：“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将自己“长裤党”的伪装无情撕下，还原出既是传统的“士”也是小资文人的真面目———骨子里还是“短裤党”。
就写作而言，瞿秋白写作喜欢用欧化的句子，用词却古拙，文章也非一般大众所易懂。而蒋光慈“提供大众文学，却有着无可救药的小资情调。属于穷作家的穷讲究，用时人的评论，是‘喝上海咖啡而提倡大众文学’。他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郑超麟回忆录》）陈独秀的文学感觉相当好，从他极力推介鲁迅作品就可以见出。如此看来，“长裤”固然长，但质料太薄，颜色太浅，里面的“短裤”还是能看得出来。
瞿秋白当时的理想便是普罗阶级夺取政权，这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已成为现实。一九三一年，也就是蒋光慈病死那一年，瞿秋白在《学阀万岁！》一文中写道：“短裤党是sans-culottes，这是巴黎大革命时候的暴民的称呼。暴民专制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幸而作者有些饭桶，这种主要理想没有显露透彻。”该文当时并未发表，因此蒋光慈临死前并未看到被亲爱的同志称作“饭桶”。瞿氏对他的贬斥是显而易见的。四年后秋白成为国民党军的囚徒，这才写下《多余的话》剥下自己的伪装。于此可见，秋白的误译倒来得正好，他原本就没搞清何为“长裤党”，何为“短裤党”，蒋光慈也是。不过，瞿氏在《学阀万岁！》中所陈述的理想在死后确乎实现了：“长裤党”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建立了“多数人的暴政”，对一部分“短裤党”实行专政，对另一部分实施“思想改造”。而蒋光慈缺乏这样的空想能力。连瞿秋白也认为他“太没才”。其实，这也不能怪蒋光慈，因为套在外面的长裤大都是纸做的，一场暴雨后“短裤”仍会露出来。法国大革命时期作家雷蒂夫说过：“一切专制都令人难以忍受，长裤党的专制比王公们的专制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二○一二年八月十二日
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法国草根阶层的“长裤党”（他们穿长裤，而绅士穿短裤）将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断头台。他们甚至称基督教为“长裤党耶稣”，据说耶稣是木匠出身。一九二七年蒋光慈出版小说《短裤党》，近距离地反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瞿秋白参与构思了这部小说，书名也是由他敲定的。它取自法国大革命的les sans-culottes，此字应译为“长裤党”而不是“短裤党”。瞿秋白高度评价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他想借sans-culottes之名来媲美法国大革命。郑超麟指出：“法国贵族服装有一个特别标志，同平民不同，即是贵族要穿一种短裤，名为culottes，面料、做工都很讲究，甚至绣了金丝银丝，裤脚很短，只能盖着膝盖，小腿则穿着长统袜，袜子也是做得很讲究的。平民穿的是长裤，即现在的西装裤子。”“贵族于是称当时的革命群众为‘无华丽短裤可穿的人’。”造成这一误译的原因，除了瞿秋白并不精通法语外，他大约总觉得中国普罗大众穿“短裤”居多，而有产阶级绅士是不屑于穿“短裤”的。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就区分了“长衫主顾”和“短衣主顾”，咸亨酒店里的顾客，“多是短衣帮，……。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无独有偶，在二三十年代，俄国人甚至将“长裤党”译作“无裤党”，例如c.a.达林将在《中国回忆录》中，称广州的少先队员为“这些小无裤党举起小拳头欢迎我们，并且用汉语唱起了《青年近卫军》”。这本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译者在注释说，“无裤党：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和资产阶级讥笑革命群众的用语。”我猜想，他们可能认为只有“无裤党”才能与“无产阶级”相匹配罢。以衣着服饰作为阶级标志，在二十世纪大搞阶级斗争的国度堪称登峰造极了。
瞿秋白的误译可以理解为一种错置，是内心两个矛盾自我的倒影：瞿秋白是最早提倡普罗革命文学的，蒋光慈则是最早的践行者。他们当然把自己视为普罗阶级之一员，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后来在左联时期瞿秋白提出大众化理论，可以视为这一思想的逻辑发展。在《学阀万岁》等文章中，瞿秋白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只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一种“‘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这种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因此必须再来一次革命，即文艺大众化的革命，套用法国大革命词汇，应该是文艺领域内的“长裤党”革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我们”是谁？》等文章中，瞿秋白进一步强调：知识分子应改造自我，放弃主体话语立场，努力与工农群众结合。此为二十世纪中国改造知识分子之先声。
然而，“短裤党”并非穿上“长裤”，就能伪装成“长裤党”的。他们的尴尬在于，骨子里的“短裤党”气质，从生活方式到文学肌质都散发着绅士和贵族气息，却要迎合政治需要将身份设置为“长裤党”，或者用“长裤党”来遮掩或扭曲自己，而最终不得不以“短裤党”的面目出现。这是普罗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宿命———不是什么都可以“改造”的。以瞿、蒋二人为例，他俩的生活皆有小资情调，秋白每天出入西装革履，头戴呢帽，常常引起本党同仁的质疑和反感。蒋光慈在大革命失败后，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因为普罗文学占据文坛主流，书店老板为了赚钱，将他的新著旧作加以再版，甚至改头换面，比如将《少年漂泊者》改为《一封长信》，《鸭绿江上》改为《李孟汉与云姑》等等。于是他搬到上海法租界里养病。每天早上，他喝完美国房东送来的牛奶、可可茶、奶油汤后，就身着西式短裤，独自去法国公园散步，构思新作品。这个场景是颇有意味的：那时候租界的法国公园并非“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而是允许“穿西服的华人入内”，拒斥穿短裤的劳工入内。蒋光慈不会想到他步入这样的公园，会与他的小说《短裤党》形成一种反讽张力。他其实不过是穿长裤的“短裤党”而已。
然而，蒋光慈的“短裤党”气质仍在“发酵”：他反对党组织到他住处开会，理由是“一个屋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一开会就开倒了……”后来，左联负责人对他说：“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去暴动才算工作！”蒋光慈为此递交退党书。一九三○年十月，《红旗日报》随即宣布“蒋光慈是反革命，被开除党籍”。还有一项指控，就是他贪图版税，丧失立场，靠着丰厚的稿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蒋光慈至死都不认同这一指控，更不会正视自己骨子里的“短裤党”气味。这一点，他显然不及瞿秋白。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惨痛自白：“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将自己“长裤党”的伪装无情撕下，还原出既是传统的“士”也是小资文人的真面目———骨子里还是“短裤党”。
就写作而言，瞿秋白写作喜欢用欧化的句子，用词却古拙，文章也非一般大众所易懂。而蒋光慈“提供大众文学，却有着无可救药的小资情调。属于穷作家的穷讲究，用时人的评论，是‘喝上海咖啡而提倡大众文学’。他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郑超麟回忆录》）陈独秀的文学感觉相当好，从他极力推介鲁迅作品就可以见出。如此看来，“长裤”固然长，但质料太薄，颜色太浅，里面的“短裤”还是能看得出来。
瞿秋白当时的理想便是普罗阶级夺取政权，这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已成为现实。一九三一年，也就是蒋光慈病死那一年，瞿秋白在《学阀万岁！》一文中写道：“短裤党是sans-culottes，这是巴黎大革命时候的暴民的称呼。暴民专制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幸而作者有些饭桶，这种主要理想没有显露透彻。”该文当时并未发表，因此蒋光慈临死前并未看到被亲爱的同志称作“饭桶”。瞿氏对他的贬斥是显而易见的。四年后秋白成为国民党军的囚徒，这才写下《多余的话》剥下自己的伪装。于此可见，秋白的误译倒来得正好，他原本就没搞清何为“长裤党”，何为“短裤党”，蒋光慈也是。不过，瞿氏在《学阀万岁！》中所陈述的理想在死后确乎实现了：“长裤党”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建立了“多数人的暴政”，对一部分“短裤党”实行专政，对另一部分实施“思想改造”。而蒋光慈缺乏这样的空想能力。连瞿秋白也认为他“太没才”。其实，这也不能怪蒋光慈，因为套在外面的长裤大都是纸做的，一场暴雨后“短裤”仍会露出来。法国大革命时期作家雷蒂夫说过：“一切专制都令人难以忍受，长裤党的专制比王公们的专制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二○一二年八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