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头刀上的人性
古朝杀人是用鬼头刀的，并且还要在闹市杀，诸如菜市口，还要将要犯的头颅悬挂在城门楼上示众。不过，这砍头的传统并未因古朝被终结而退出，而是一直延续到五色缤纷的民国。
近读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李遹声夫人lucy的回忆录《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旅居》，其中讲述她在民国安庆经历的一件小事：当时皖省都督的一个小姨太对基督教信仰感兴趣，lucy时常去督府见她，慢慢同皖督也熟了。有一次lucy的佣人告诉她，前次杀人因鬼头刀不快，砍了十五刀才把那犯人的头砍下来。这让lucy感到愤怒和恐怖。后来这事通过上海的报纸传到国外去了，这对她所热爱的中国构成一种羞辱。lucy深知自己无法改变现行法律以及用鬼头刀处决犯人，然后把头挂在城墙上示众这种野蛮做法，但她忍不住还是采取了行动。她到督府求见都督。都督同意见她，并倾听她讲述自己的愤怒和难受。皖督告诉她，只有这种严厉方式才具有震慑效果。lucy要求都督至少应该把鬼头刀磨快一点。都督无奈地说，因为迷信，在安庆没有磨刀匠愿意磨鬼头刀。lucy请求都督换锋利的新刀。都督回答说除非到上海去买。lucy请求皖督立即打电报到上海订刀，并推迟下一次行刑时间，直至新刀买来。都督声称那不可能，因为下一批犯人就要到了，如不及时杀掉，就腾不出囚牢关押新的犯人。lucy在回忆中说，她是带着愤怒和失望离开都督府的，对皖督仅有的一点好感也荡然无存；并且她的脑海一直纠缠着那“十五刀”，那场面如同砍树桩一样，死囚犯那惨烈的呼叫如在耳畔。次日晚些时候，皖督告诉她订刀的电报打到上海了，在新刀到来前不会执行新的死刑。这让她感到一点宽慰，私下觉得这是一个小胜利。当然，没有哪个民国的死刑犯会知道因为一个美国女子的愤怒，他们被砍头会少些许痛苦。李遹声夫人在回忆录中把它视为终身难忘的经历之一。
幸亏lucy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少，倘知道还有剐刑和烹刑，恐怕会魂飞魄散花容失色的。事实上，砍钝的鬼头刀在当时并非仅此一把，应是相当普遍了。因为反正都是砍头，过程是不重要的，刽子手和看客也不关切鬼头刀锋利与否，况且又不是凌迟、车裂、剥皮，连死囚也不关切这个，反正留下的都是“碗口大的疤”。
一般而言，鬼头刀刃口是锋利的，背厚面阔，体量沉重，长于劈砍，是官衙专门用来杀头的。因为是送死囚进“鬼门关”，故在刀柄处雕着一个鬼头。问题是，砍头砍多了，再怎么着也会卷刃或崩口的。哪个磨刀师傅愿意磨这种刀呢？二十世纪初美国著名旅行家盖洛著有《十八省府》一书，其中写到在省垣安庆的行刑场面。他写道：“刽子手砍完头，赶忙跑回城里，将屠刀放在关公庙里洗干净，同时献上一份便宜的祭品，然后他燃放爆竹，以躲避任何不祥的兆头，最后他才去衙门领取应得的八百文铜钱。与此同时，在城墙上围观的看客会用高声呼喊和鼓掌等手段，将鬼魂挡在城外。”
在贪吏横行、酷刑丛生的古老国度，人心是结着厚茧的，人性麻痹不堪，更不用说人权理念了。笔者之所以对lucy产生由衷敬意，就在于这种鸡毛蒜皮的小细节，不可能在民国的总统、都督的脑海中出现。他们不是奔忙于南北之争，就是暗计于派系之争，结局必然是有的被赶下台，更多的是掉脑袋了。而lucy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地享受尊贵的生活，完全可以对那些与己无关的死囚们不闻不问，这既不妨碍她的道德感，也不影响她传递福音的成就感。短暂的不快会迅速被好梦取代。问题是，那惨状一直缠绕在她的心头，令她寢食不安。悲悯促使她采取了行动，尽管巨大的体制阴影不可更改，结局不可更改，但她改变了非人道的过程哪怕只有几秒钟。这体现了真正的基督精神。那些空洞的宗教说辞，宏大的礼拜仪典，手画十字的喃喃祷告，远不如对那些必死囚犯的临终关怀更见人性，亦更见神性。而且我以为，lucy身上散发着真正的贵族精神的气息。
同样是女性，我想到另一种人。纳粹头号女战犯伊尔丝·科赫是一个美女，她被指控的主要罪证不是杀人数字，而是堆成小山似的精美艺术品：有钱包，有书籍的封套，有灯罩，光滑细腻，富于弹性，在光线照射下荧荧发亮，但那材料竟是用一张张人皮做的———从尚未完全断气的活人身上剥下来的皮。同其他屠夫一样，伊尔丝·科赫也喜欢音乐，甚至哲学。他们可以一边听着优雅的古典音乐，一边残杀自己的同类。由此看来，音乐和哲学这些修养，并非人性和人的素质中最核心的部分。
在中国，不择手段是可以玩到极致的，也包括杀人的花样。据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为剃头室撰有一联“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倒鲜活地刻画出天朝政客和造反者都同样冷血的本质。而且，更诡异的是，“头颅”竟成了造反或革命的“目的”，而“手段”则可以“各显神通”。试想从义和拳到十年“文革”等各种政治狂潮，即使宣言包装得再正当不过，再漂亮不过，最后无不以“老夫手段如何”分出胜负，又以“天下头颅几许”作为血的代价。
当然，社会毕竟在进步。比如，鬼头刀被子弹取代了，子弹又被注射取代了。林语堂说过：“我没有梦想，我也不梦想军阀不杀人，但只是希望军阀杀人之后，不要用二十五块钱把人头卖给被杀者的亲属。”他竟没想到，死囚的器官会被无端取走，而行刑者会上门找亲属索要子弹费。
二○一五年五月四日
古朝杀人是用鬼头刀的，并且还要在闹市杀，诸如菜市口，还要将要犯的头颅悬挂在城门楼上示众。不过，这砍头的传统并未因古朝被终结而退出，而是一直延续到五色缤纷的民国。
近读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李遹声夫人lucy的回忆录《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旅居》，其中讲述她在民国安庆经历的一件小事：当时皖省都督的一个小姨太对基督教信仰感兴趣，lucy时常去督府见她，慢慢同皖督也熟了。有一次lucy的佣人告诉她，前次杀人因鬼头刀不快，砍了十五刀才把那犯人的头砍下来。这让lucy感到愤怒和恐怖。后来这事通过上海的报纸传到国外去了，这对她所热爱的中国构成一种羞辱。lucy深知自己无法改变现行法律以及用鬼头刀处决犯人，然后把头挂在城墙上示众这种野蛮做法，但她忍不住还是采取了行动。她到督府求见都督。都督同意见她，并倾听她讲述自己的愤怒和难受。皖督告诉她，只有这种严厉方式才具有震慑效果。lucy要求都督至少应该把鬼头刀磨快一点。都督无奈地说，因为迷信，在安庆没有磨刀匠愿意磨鬼头刀。lucy请求都督换锋利的新刀。都督回答说除非到上海去买。lucy请求皖督立即打电报到上海订刀，并推迟下一次行刑时间，直至新刀买来。都督声称那不可能，因为下一批犯人就要到了，如不及时杀掉，就腾不出囚牢关押新的犯人。lucy在回忆中说，她是带着愤怒和失望离开都督府的，对皖督仅有的一点好感也荡然无存；并且她的脑海一直纠缠着那“十五刀”，那场面如同砍树桩一样，死囚犯那惨烈的呼叫如在耳畔。次日晚些时候，皖督告诉她订刀的电报打到上海了，在新刀到来前不会执行新的死刑。这让她感到一点宽慰，私下觉得这是一个小胜利。当然，没有哪个民国的死刑犯会知道因为一个美国女子的愤怒，他们被砍头会少些许痛苦。李遹声夫人在回忆录中把它视为终身难忘的经历之一。
幸亏lucy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少，倘知道还有剐刑和烹刑，恐怕会魂飞魄散花容失色的。事实上，砍钝的鬼头刀在当时并非仅此一把，应是相当普遍了。因为反正都是砍头，过程是不重要的，刽子手和看客也不关切鬼头刀锋利与否，况且又不是凌迟、车裂、剥皮，连死囚也不关切这个，反正留下的都是“碗口大的疤”。
一般而言，鬼头刀刃口是锋利的，背厚面阔，体量沉重，长于劈砍，是官衙专门用来杀头的。因为是送死囚进“鬼门关”，故在刀柄处雕着一个鬼头。问题是，砍头砍多了，再怎么着也会卷刃或崩口的。哪个磨刀师傅愿意磨这种刀呢？二十世纪初美国著名旅行家盖洛著有《十八省府》一书，其中写到在省垣安庆的行刑场面。他写道：“刽子手砍完头，赶忙跑回城里，将屠刀放在关公庙里洗干净，同时献上一份便宜的祭品，然后他燃放爆竹，以躲避任何不祥的兆头，最后他才去衙门领取应得的八百文铜钱。与此同时，在城墙上围观的看客会用高声呼喊和鼓掌等手段，将鬼魂挡在城外。”
在贪吏横行、酷刑丛生的古老国度，人心是结着厚茧的，人性麻痹不堪，更不用说人权理念了。笔者之所以对lucy产生由衷敬意，就在于这种鸡毛蒜皮的小细节，不可能在民国的总统、都督的脑海中出现。他们不是奔忙于南北之争，就是暗计于派系之争，结局必然是有的被赶下台，更多的是掉脑袋了。而lucy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地享受尊贵的生活，完全可以对那些与己无关的死囚们不闻不问，这既不妨碍她的道德感，也不影响她传递福音的成就感。短暂的不快会迅速被好梦取代。问题是，那惨状一直缠绕在她的心头，令她寢食不安。悲悯促使她采取了行动，尽管巨大的体制阴影不可更改，结局不可更改，但她改变了非人道的过程哪怕只有几秒钟。这体现了真正的基督精神。那些空洞的宗教说辞，宏大的礼拜仪典，手画十字的喃喃祷告，远不如对那些必死囚犯的临终关怀更见人性，亦更见神性。而且我以为，lucy身上散发着真正的贵族精神的气息。
同样是女性，我想到另一种人。纳粹头号女战犯伊尔丝·科赫是一个美女，她被指控的主要罪证不是杀人数字，而是堆成小山似的精美艺术品：有钱包，有书籍的封套，有灯罩，光滑细腻，富于弹性，在光线照射下荧荧发亮，但那材料竟是用一张张人皮做的———从尚未完全断气的活人身上剥下来的皮。同其他屠夫一样，伊尔丝·科赫也喜欢音乐，甚至哲学。他们可以一边听着优雅的古典音乐，一边残杀自己的同类。由此看来，音乐和哲学这些修养，并非人性和人的素质中最核心的部分。
在中国，不择手段是可以玩到极致的，也包括杀人的花样。据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为剃头室撰有一联“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倒鲜活地刻画出天朝政客和造反者都同样冷血的本质。而且，更诡异的是，“头颅”竟成了造反或革命的“目的”，而“手段”则可以“各显神通”。试想从义和拳到十年“文革”等各种政治狂潮，即使宣言包装得再正当不过，再漂亮不过，最后无不以“老夫手段如何”分出胜负，又以“天下头颅几许”作为血的代价。
当然，社会毕竟在进步。比如，鬼头刀被子弹取代了，子弹又被注射取代了。林语堂说过：“我没有梦想，我也不梦想军阀不杀人，但只是希望军阀杀人之后，不要用二十五块钱把人头卖给被杀者的亲属。”他竟没想到，死囚的器官会被无端取走，而行刑者会上门找亲属索要子弹费。
二○一五年五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