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所宣扬的复仇是有复仇之道的。
《公羊传?定公四年》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边，古之道也。”这是对父子复仇、朋友复仇的规定。
可惜的是这个有无冤屈的标准在《公羊传》中并未明确指出。
另外，指向个人的复仇仅止于施害者本人而不涉及其子孙后代和其他亲属，这样就避免了世世相报和复仇泛化。
姬长安对于这种思想，是喜闻乐见的，也是因为如此，姬长安才能容忍公羊学派的其他思想，不然以姬长安的性格，光凭天子一爵那一点，不杀了他们都算发善心了，怎么可能请他们来！
除了儒家，还是有人想去其他学派的，比如墨家。
不过墨家，其实是为普通天子所不容的。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从这些表面上看，也不一定完全为帝王所不容，譬如说节用和节葬，有些帝王和君主还是比较节省的，并不一定非要主张铺张浪费。
至于尚贤、兼爱、非攻，有些观点甚至是深获帝王所赞许的。
那么什么主张使中国历代的统治者行动一致地摈弃了墨家学说？
什么思想使帝王统治者感到了最大的威胁？
那就是墨家的“选天子”思想。
在“尚同”篇里，墨子反复强调了“选天子”及地方长官的思想。
墨子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可以说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国早已有之，墨家学派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
《墨子》一书中不仅提出了“选天子”主张，也提出了一套系统的选拔各级政府官员的思想。
“尚同下”篇里这样说到：
“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将使助治乱刑政也。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此非欲用悦也，惟辩而使助治天明也。”
在这里，墨子选天子及各级官员的思想彻底打破了封建帝王家族世袭的体制，与当时的封建政治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如果听任墨家这种思想在社会上传播普及，那么一旦被社会大众所掌握，封建统治者的权力地位便岌岌可危，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便可能在中国产生。
在这种致命的威胁之下，封建君主怎能容忍墨家的昌盛呢？
所以在秦国，墨家，被黑冰台以及大秦帝国军人疯狂捕杀，姬长安趁此机会，命令易水寒救下了一部分愿意放弃尚同思想的墨家子弟。
也是幸好，大秦帝国对于墨家迫害实在是过于厉害，不然的话，以墨家那些死脑筋，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想法。
除了墨家，法家也是很吸引人的，商鞅的思想主张。
商鞅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他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
商鞅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曾说：“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商鞅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
商鞅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
并将以前的秦法改为律，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
轻罪重罚，强化法律意识，不赦不宥。主张凡是有罪者皆应受罚。鼓励告奸。并制定“什伍连坐”制度。
商鞅颁布法令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
还有韩非子，依法治国之主张，大秦帝国如此强盛，韩非子和商鞅的思想，在其中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些主张，都是强国强军之举，因此在大唐“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思想下，自然是有市场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法家，像法家那么激进，有些人，对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比较感兴趣。(前面写错了，没有杨朱，只有黄老，抱歉)
黄老之学继承、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认为“道”作为客观必然性，“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学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
这些主张，很是能迎合一些人的想法，因此，并不需要担心生源。
至于其他的，比如阴阳家，在这个时代其实也是很受欢迎的。
阴阳家其思想主要源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和儒家所推崇的“六经“。
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胡适曾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大为赞叹阴阳家的这一地理观念）。
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皱衍干的）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
在政治伦理上，亦“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
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还有科学价值。
可以说，阴阳家和儒家，有着一定的亲密关系，因此大唐的儒生，自然也会考虑进入阴阳家学院。
《公羊传?定公四年》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边，古之道也。”这是对父子复仇、朋友复仇的规定。
可惜的是这个有无冤屈的标准在《公羊传》中并未明确指出。
另外，指向个人的复仇仅止于施害者本人而不涉及其子孙后代和其他亲属，这样就避免了世世相报和复仇泛化。
姬长安对于这种思想，是喜闻乐见的，也是因为如此，姬长安才能容忍公羊学派的其他思想，不然以姬长安的性格，光凭天子一爵那一点，不杀了他们都算发善心了，怎么可能请他们来！
除了儒家，还是有人想去其他学派的，比如墨家。
不过墨家，其实是为普通天子所不容的。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从这些表面上看，也不一定完全为帝王所不容，譬如说节用和节葬，有些帝王和君主还是比较节省的，并不一定非要主张铺张浪费。
至于尚贤、兼爱、非攻，有些观点甚至是深获帝王所赞许的。
那么什么主张使中国历代的统治者行动一致地摈弃了墨家学说？
什么思想使帝王统治者感到了最大的威胁？
那就是墨家的“选天子”思想。
在“尚同”篇里，墨子反复强调了“选天子”及地方长官的思想。
墨子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可以说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国早已有之，墨家学派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
《墨子》一书中不仅提出了“选天子”主张，也提出了一套系统的选拔各级政府官员的思想。
“尚同下”篇里这样说到：
“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将使助治乱刑政也。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此非欲用悦也，惟辩而使助治天明也。”
在这里，墨子选天子及各级官员的思想彻底打破了封建帝王家族世袭的体制，与当时的封建政治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如果听任墨家这种思想在社会上传播普及，那么一旦被社会大众所掌握，封建统治者的权力地位便岌岌可危，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便可能在中国产生。
在这种致命的威胁之下，封建君主怎能容忍墨家的昌盛呢？
所以在秦国，墨家，被黑冰台以及大秦帝国军人疯狂捕杀，姬长安趁此机会，命令易水寒救下了一部分愿意放弃尚同思想的墨家子弟。
也是幸好，大秦帝国对于墨家迫害实在是过于厉害，不然的话，以墨家那些死脑筋，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想法。
除了墨家，法家也是很吸引人的，商鞅的思想主张。
商鞅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他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
商鞅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曾说：“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商鞅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
商鞅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
并将以前的秦法改为律，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
轻罪重罚，强化法律意识，不赦不宥。主张凡是有罪者皆应受罚。鼓励告奸。并制定“什伍连坐”制度。
商鞅颁布法令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
还有韩非子，依法治国之主张，大秦帝国如此强盛，韩非子和商鞅的思想，在其中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些主张，都是强国强军之举，因此在大唐“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思想下，自然是有市场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法家，像法家那么激进，有些人，对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比较感兴趣。(前面写错了，没有杨朱，只有黄老，抱歉)
黄老之学继承、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认为“道”作为客观必然性，“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学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
这些主张，很是能迎合一些人的想法，因此，并不需要担心生源。
至于其他的，比如阴阳家，在这个时代其实也是很受欢迎的。
阴阳家其思想主要源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和儒家所推崇的“六经“。
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胡适曾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大为赞叹阴阳家的这一地理观念）。
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皱衍干的）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
在政治伦理上，亦“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
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还有科学价值。
可以说，阴阳家和儒家，有着一定的亲密关系，因此大唐的儒生，自然也会考虑进入阴阳家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