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瑜勒马停转，望着前面巍峨南京城墙，轻轻呼出了一口气：“这下子，总算能赶上了吧。”
这样想着，朱之瑜又是一夹马腹，纵马狂奔朝着前方冲去。
只不过朱之瑜赶路得急切，后面一人却是叫苦不迭：“舜水先生，舜水先生！等等小弟罢，这一路颠簸，我的两腿都要被磨烂了！”
只见后面这人三十上下，身材清瘦，面含忧色。
朱之瑜闻言，却是大笑道：“太冲！你当年为父鸣冤，庭锥奸党的狠气去了哪里？陛下赞你是忠臣孤子。眼下，我等一生所学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终于有了挽起这颓唐大势的机会！你却是连路都耐不住吗？”
“舜水先生，早知如此，你当初又何必放弃当年礼部第一的功名。”后面这人高呼着，却是不再抱怨，继续打马前行，赶路了起来。
舜水先生就是余姚朱之瑜。
朱之瑜家是余姚名门，祖父朱孔孟就多有名望，父亲朱正官至漕运总督。只不过朱家有一个世代相传的祖训：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很是清高，不容于官场俗吏。清高的直接后果便是朱之瑜艰难的童年：父亲英年早。母亲拉扯着三个孩子贫寒度日。朱之瑜也早当家。小小年纪就养家糊口。不但干种地屠宰之类的农活，连城里的帮佣杂役也曾做过。
好在，朱之瑜很上进。生活虽然艰辛，学业却没落下，一面打工一面自学，先后更是拜了三位名流为师：朱永佑，张肯堂，吴钟峦。朱永佑，崇祯年间的吏部侍郎，张肯堂。崇祯年间的福建巡抚，最厉害的是吴钟峦，虽说官职不高，但教育成果显赫。
这三位老师先后传授给朱之瑜的，除了传统儒家学问外，还有明末一门新兴学科：实学。
实学，源起于宋代的“事功学派”，强调经世致用。
就这样，五年前，崇祯十一年朱之瑜被推荐到礼部，以文武全才第一的名号第一次走上历史的舞台。那年，朱之瑜三十八岁。
三十八岁的朱之瑜已经很成熟了，他没有被功名冲昏头脑，他看清楚了当今世道日坏，国势维艰。官为钱得，政以贿成，朝政紊乱，官场恶劣。此时入仕，只能陷入泥潭。
此刻，奔向南京的朱之瑜想起了自己当年对妻子说过的话：“我若第一进士，作一县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诵德，上官称誉，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获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浅衷激烈，不能隐忍含弘，故绝志于上进耳！”
当年的他看透了世道，明白自己锐意进取进入官场妄图改变这个世界，只能给自己招祸。
所以朱之瑜说：“世俗之人以加官进禄为悦，贤人君子以得行其言为悦。言行，道自行也。盖世俗之情，智周一身及其子孙。官高则身荣，禄厚则为子孙数世之利，其愿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于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
朱之瑜不重权欲，他只想一展胸中报复。他明白民生是国本，所以没有入仕也在民间奔走，关心民生，希望用自己一点微末的努力将胸中的那番韬略施展多一点，将这世界多往好的地方改变一点。
显然，朱之瑜是不甘心自己被埋没的。
而这个时候，北国消息传来。突然间，年轻的太子骤然崛起。肃清户部混乱，理顺财计政策，练一方强兵平定内寇，举艰难之力鏖战建奴，杀虏酋阿巴泰雪大明国耻。
一时间竟然让朱之瑜有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当他听闻朱慈烺正在星夜兼程南下南京监国的时候，朱之瑜坐不住了。他买了好马，风雨兼程地从浙江余姚拼命朝着南京赶过去。
一路上，朱之瑜还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同仁志士被这样一个惊喜所吸引。
有了朱慈烺的大明，就如同在寒冷的冬夜之中，于草原上燃起了一点火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朱慈烺的火种点燃了散乱如沙的这些大明志士的火种。
就如同，朱之瑜一出余姚就看到了一同前去的黄宗羲。
同在余姚，更年长的当然知道这个小自己十一岁的黄宗羲学识渊博，胸中有大韬略，是不弱于自己的才学之士。
而这样的才学之士，一样也如自己一起被朱慈烺吸引，唤起了挽救苍生的希望，这如何不让朱之瑜感慨难忘？
“现在再去，一样不晚！”朱之瑜说罢，便打马狂奔，朝着前方冲过去。
看着兴冲冲的朱之瑜打马冲去。
跟在后头的黄宗羲却是有些沉默。
十五年前的黄宗羲就已经扬名海外，被称之为姚江黄孝子。对于推崇忠孝的古代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崇高的荣誉。
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在，黄宗羲拜名师，苦求学，师从大儒刘宗周，得蕺山之学精髓，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
只可惜，黄宗羲时命乖蹇，屡试不第。去年北京科举黄宗羲又是名落孙山，只能在去年冬月初十回到余姚。唯一可以称得上庆幸的是黄宗羲没有遇上兵乱。
只不过，这一回去南京投靠太子。黄宗羲却不全然都是那般纯粹的激动。
他虽然对这位战功赫赫的太子抱有希望，却担心这位强势南来的太子会让江南格局大变。
任何变动，都是对既有利益的格局。
黄宗羲虽然只是一个落第的士子，却是这个时代当仁不让的参政者。也就是说，他拥有远不止于官面上身份的实力以及影响力。
而这，便涉及到了东林之后的另外一个关键性存在——复社。
崇祯元年，张采中进士，张溥以覃恩选贡人京师太学，廷对高等，名满京华。很快，张溥与杜麟征、王崇简结燕台十子社，随后又结识在京士子米寿都、陈肇曾、杨廷枢、徐汧、罗万藻、艾南英、章世纯、朱健、朱徽、张采、宋征璧等人。
张溥高呼：“我国家以经义取天下士，垂三百载，学者宜思有以表彰徽言，润色鸿业。今公卿不通六艺，后进小生剽耳佣目，幸弋获于有司，无怪乎椓人持柄，而折枝舔痔，半出于诵法孔子之徒。无他，师书之道亏，而廉耻之途塞也。新天子即位，临雍讲学，丕变斯民。生当其时者，图仰赞万一，庶几尊遗经，砭俗学，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党乎?”
一众士子为张溥所言振奋，结社入内，彼此交厚。
戊辰会试，只有受先、勿斋两人及第。落第的士子们抱团取暖，彼此痛诉失意。趁此时机，张溥喊出了复兴绝学的口号，开始联络天下士子。
燕台十子之盟包括了江右和松江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江右文人张、罗、陈、艾四家，有三人在盟，即使艾南英日后被复社所摈弃，但罗万藻、章世纯、陈际泰都成了复社中的著名人物。松江文人夏允彝、杜麟征与陈子龙，是几社六子中的三人，陈子龙在天启七年(1627年)已与张溥、张采相交。严子岸即严渡，其父严调御与弟严武顺、严敕曾成立小筑社，称余杭三严。小筑社后来与张岐然(秀初)、江浩(道暗)所办读书社合并。张溥与严渡结识后，严渡返浙，‘始大合两浙同社于吴门”，共同加入复社。这样实际上张溥已经联络了江右、两浙、闽、松江以及北方的燕(都门)、赵、鲁、卫等地区较有影响的文社领袖。
崇祯二年，张溥集吴越间俊造，召集了十六会社：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江南应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吴门羽朋社、武林读书社以及山左大社于尹山，号称尹山大会，此会一开，正式宣布了复社的成立。
不比松散的东林，张溥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政党领袖。无论是组织纲领还是行动策划，后勤钱粮筹备，张溥都有准备。
故而，其后复社接连召开大会，如崇祯六年召开虎丘大会，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有此也。
崇祯九年八月，复社又在桃叶渡召开大会，这一次是一次纯粹的政治集会，当时的吴应箕与冒辟疆、陈定生、顾子方等大开桃叶寓馆，悉会天启阉难死者诸孤十三人，声势浩大，剑指阉党阮大铖，惹得阮大铖十分忌惮，谈兵论剑，招纳游侠以图自保。
显然，比起只是名望甚高的东林。复社组织更严密，人数更多，基础更深厚，是一个格外有力的存在。
也正是复社的存在，让张溥虽然并无实权，却俨然江南真正的主人。
太仓州知州刘士斗到任后，“每事咨之，受先及天如告假归里，尝与瞻文(士斗)密切相左右焉”。崇祯六年(1633年)，太仓受风灾，“斗米千钱，太仓漕无输，刘士斗念切民瘼，与两张谋救荒之策。采广咨博访，得府胥宋文杰言’，。张采著《军储说》，张溥作跋于其后。明代漕粮输运，有严格规定，不得随意更改。二张主持救荒，变革漕规，足见两人本事。
而这一点，在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相入阁为首辅一事上施展得淋漓尽致。
崇祯十四年，朝中“郑三俊、刘宗周、黄道周等皆得罪”。时任礼部郎的复社成员吴昌时移书张溥:“虞山(钱谦益)毁而不用，湛持(文震孟)相三月即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周延儒)复出，不足弭祸。”张溥对国家的前景十分担忧，也认为“非起复宜兴，终是孤立之局”，决定争取周延儒，使其重返内阁以控制局面。于是与钱谦益、项水心、徐勿斋、马素修等人谋于苏州虎丘石佛寺，“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吴昌时当时“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但皇帝身边，内臣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熟背七札，再“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为蓑衣裱法，得达群要”。
若只是寻常帮助周延儒复相那也算不得张溥厉害。
更厉害的是，张溥对周延儒说:“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名。”
说完这些，张溥又拿出密疏救时十余事，让周延儒上台以后一一做出。
要知道张溥和周延儒的关系，理应是周延儒高于张溥的。崇祯四年张溥应会试，周延儒主考，初识张溥，“恨相见晚，恩礼倍至”。论资格，周延儒是张溥座主，且长张溥九岁，张溥即是其弟子。
师徒纲常是古代铁律，却在张溥与周延儒身上走了样。
要知道周延儒也不是一般的政治人物。周延儒是一位当过内阁首辅，这次要再度角逐内阁首辅的大佬。现在，却依旧要听从张溥的吩咐。虽然荒谬，却不得不承认张溥的地位是真的高于周延儒。
崇祯十四年，张溥费尽心机，又殷勤期望周延儒施展自己的救国纲领，于是将周延儒推上了首辅之位。
想到这里，黄宗羲想起了自己。
崇祯四年，张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黄宗羲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这年，他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为首领的诗社；后来，黄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宗炎、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显然，黄宗羲成了复社的骨干铁杆。
许是天意弄人。
黄宗羲很快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莫大的窘境之中。
这样想着，朱之瑜又是一夹马腹，纵马狂奔朝着前方冲去。
只不过朱之瑜赶路得急切，后面一人却是叫苦不迭：“舜水先生，舜水先生！等等小弟罢，这一路颠簸，我的两腿都要被磨烂了！”
只见后面这人三十上下，身材清瘦，面含忧色。
朱之瑜闻言，却是大笑道：“太冲！你当年为父鸣冤，庭锥奸党的狠气去了哪里？陛下赞你是忠臣孤子。眼下，我等一生所学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终于有了挽起这颓唐大势的机会！你却是连路都耐不住吗？”
“舜水先生，早知如此，你当初又何必放弃当年礼部第一的功名。”后面这人高呼着，却是不再抱怨，继续打马前行，赶路了起来。
舜水先生就是余姚朱之瑜。
朱之瑜家是余姚名门，祖父朱孔孟就多有名望，父亲朱正官至漕运总督。只不过朱家有一个世代相传的祖训：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很是清高，不容于官场俗吏。清高的直接后果便是朱之瑜艰难的童年：父亲英年早。母亲拉扯着三个孩子贫寒度日。朱之瑜也早当家。小小年纪就养家糊口。不但干种地屠宰之类的农活，连城里的帮佣杂役也曾做过。
好在，朱之瑜很上进。生活虽然艰辛，学业却没落下，一面打工一面自学，先后更是拜了三位名流为师：朱永佑，张肯堂，吴钟峦。朱永佑，崇祯年间的吏部侍郎，张肯堂。崇祯年间的福建巡抚，最厉害的是吴钟峦，虽说官职不高，但教育成果显赫。
这三位老师先后传授给朱之瑜的，除了传统儒家学问外，还有明末一门新兴学科：实学。
实学，源起于宋代的“事功学派”，强调经世致用。
就这样，五年前，崇祯十一年朱之瑜被推荐到礼部，以文武全才第一的名号第一次走上历史的舞台。那年，朱之瑜三十八岁。
三十八岁的朱之瑜已经很成熟了，他没有被功名冲昏头脑，他看清楚了当今世道日坏，国势维艰。官为钱得，政以贿成，朝政紊乱，官场恶劣。此时入仕，只能陷入泥潭。
此刻，奔向南京的朱之瑜想起了自己当年对妻子说过的话：“我若第一进士，作一县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诵德，上官称誉，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获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浅衷激烈，不能隐忍含弘，故绝志于上进耳！”
当年的他看透了世道，明白自己锐意进取进入官场妄图改变这个世界，只能给自己招祸。
所以朱之瑜说：“世俗之人以加官进禄为悦，贤人君子以得行其言为悦。言行，道自行也。盖世俗之情，智周一身及其子孙。官高则身荣，禄厚则为子孙数世之利，其愿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于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
朱之瑜不重权欲，他只想一展胸中报复。他明白民生是国本，所以没有入仕也在民间奔走，关心民生，希望用自己一点微末的努力将胸中的那番韬略施展多一点，将这世界多往好的地方改变一点。
显然，朱之瑜是不甘心自己被埋没的。
而这个时候，北国消息传来。突然间，年轻的太子骤然崛起。肃清户部混乱，理顺财计政策，练一方强兵平定内寇，举艰难之力鏖战建奴，杀虏酋阿巴泰雪大明国耻。
一时间竟然让朱之瑜有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当他听闻朱慈烺正在星夜兼程南下南京监国的时候，朱之瑜坐不住了。他买了好马，风雨兼程地从浙江余姚拼命朝着南京赶过去。
一路上，朱之瑜还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同仁志士被这样一个惊喜所吸引。
有了朱慈烺的大明，就如同在寒冷的冬夜之中，于草原上燃起了一点火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朱慈烺的火种点燃了散乱如沙的这些大明志士的火种。
就如同，朱之瑜一出余姚就看到了一同前去的黄宗羲。
同在余姚，更年长的当然知道这个小自己十一岁的黄宗羲学识渊博，胸中有大韬略，是不弱于自己的才学之士。
而这样的才学之士，一样也如自己一起被朱慈烺吸引，唤起了挽救苍生的希望，这如何不让朱之瑜感慨难忘？
“现在再去，一样不晚！”朱之瑜说罢，便打马狂奔，朝着前方冲过去。
看着兴冲冲的朱之瑜打马冲去。
跟在后头的黄宗羲却是有些沉默。
十五年前的黄宗羲就已经扬名海外，被称之为姚江黄孝子。对于推崇忠孝的古代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崇高的荣誉。
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在，黄宗羲拜名师，苦求学，师从大儒刘宗周，得蕺山之学精髓，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
只可惜，黄宗羲时命乖蹇，屡试不第。去年北京科举黄宗羲又是名落孙山，只能在去年冬月初十回到余姚。唯一可以称得上庆幸的是黄宗羲没有遇上兵乱。
只不过，这一回去南京投靠太子。黄宗羲却不全然都是那般纯粹的激动。
他虽然对这位战功赫赫的太子抱有希望，却担心这位强势南来的太子会让江南格局大变。
任何变动，都是对既有利益的格局。
黄宗羲虽然只是一个落第的士子，却是这个时代当仁不让的参政者。也就是说，他拥有远不止于官面上身份的实力以及影响力。
而这，便涉及到了东林之后的另外一个关键性存在——复社。
崇祯元年，张采中进士，张溥以覃恩选贡人京师太学，廷对高等，名满京华。很快，张溥与杜麟征、王崇简结燕台十子社，随后又结识在京士子米寿都、陈肇曾、杨廷枢、徐汧、罗万藻、艾南英、章世纯、朱健、朱徽、张采、宋征璧等人。
张溥高呼：“我国家以经义取天下士，垂三百载，学者宜思有以表彰徽言，润色鸿业。今公卿不通六艺，后进小生剽耳佣目，幸弋获于有司，无怪乎椓人持柄，而折枝舔痔，半出于诵法孔子之徒。无他，师书之道亏，而廉耻之途塞也。新天子即位，临雍讲学，丕变斯民。生当其时者，图仰赞万一，庶几尊遗经，砭俗学，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党乎?”
一众士子为张溥所言振奋，结社入内，彼此交厚。
戊辰会试，只有受先、勿斋两人及第。落第的士子们抱团取暖，彼此痛诉失意。趁此时机，张溥喊出了复兴绝学的口号，开始联络天下士子。
燕台十子之盟包括了江右和松江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江右文人张、罗、陈、艾四家，有三人在盟，即使艾南英日后被复社所摈弃，但罗万藻、章世纯、陈际泰都成了复社中的著名人物。松江文人夏允彝、杜麟征与陈子龙，是几社六子中的三人，陈子龙在天启七年(1627年)已与张溥、张采相交。严子岸即严渡，其父严调御与弟严武顺、严敕曾成立小筑社，称余杭三严。小筑社后来与张岐然(秀初)、江浩(道暗)所办读书社合并。张溥与严渡结识后，严渡返浙，‘始大合两浙同社于吴门”，共同加入复社。这样实际上张溥已经联络了江右、两浙、闽、松江以及北方的燕(都门)、赵、鲁、卫等地区较有影响的文社领袖。
崇祯二年，张溥集吴越间俊造，召集了十六会社：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江南应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吴门羽朋社、武林读书社以及山左大社于尹山，号称尹山大会，此会一开，正式宣布了复社的成立。
不比松散的东林，张溥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政党领袖。无论是组织纲领还是行动策划，后勤钱粮筹备，张溥都有准备。
故而，其后复社接连召开大会，如崇祯六年召开虎丘大会，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有此也。
崇祯九年八月，复社又在桃叶渡召开大会，这一次是一次纯粹的政治集会，当时的吴应箕与冒辟疆、陈定生、顾子方等大开桃叶寓馆，悉会天启阉难死者诸孤十三人，声势浩大，剑指阉党阮大铖，惹得阮大铖十分忌惮，谈兵论剑，招纳游侠以图自保。
显然，比起只是名望甚高的东林。复社组织更严密，人数更多，基础更深厚，是一个格外有力的存在。
也正是复社的存在，让张溥虽然并无实权，却俨然江南真正的主人。
太仓州知州刘士斗到任后，“每事咨之，受先及天如告假归里，尝与瞻文(士斗)密切相左右焉”。崇祯六年(1633年)，太仓受风灾，“斗米千钱，太仓漕无输，刘士斗念切民瘼，与两张谋救荒之策。采广咨博访，得府胥宋文杰言’，。张采著《军储说》，张溥作跋于其后。明代漕粮输运，有严格规定，不得随意更改。二张主持救荒，变革漕规，足见两人本事。
而这一点，在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相入阁为首辅一事上施展得淋漓尽致。
崇祯十四年，朝中“郑三俊、刘宗周、黄道周等皆得罪”。时任礼部郎的复社成员吴昌时移书张溥:“虞山(钱谦益)毁而不用，湛持(文震孟)相三月即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周延儒)复出，不足弭祸。”张溥对国家的前景十分担忧，也认为“非起复宜兴，终是孤立之局”，决定争取周延儒，使其重返内阁以控制局面。于是与钱谦益、项水心、徐勿斋、马素修等人谋于苏州虎丘石佛寺，“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吴昌时当时“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但皇帝身边，内臣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熟背七札，再“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为蓑衣裱法，得达群要”。
若只是寻常帮助周延儒复相那也算不得张溥厉害。
更厉害的是，张溥对周延儒说:“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名。”
说完这些，张溥又拿出密疏救时十余事，让周延儒上台以后一一做出。
要知道张溥和周延儒的关系，理应是周延儒高于张溥的。崇祯四年张溥应会试，周延儒主考，初识张溥，“恨相见晚，恩礼倍至”。论资格，周延儒是张溥座主，且长张溥九岁，张溥即是其弟子。
师徒纲常是古代铁律，却在张溥与周延儒身上走了样。
要知道周延儒也不是一般的政治人物。周延儒是一位当过内阁首辅，这次要再度角逐内阁首辅的大佬。现在，却依旧要听从张溥的吩咐。虽然荒谬，却不得不承认张溥的地位是真的高于周延儒。
崇祯十四年，张溥费尽心机，又殷勤期望周延儒施展自己的救国纲领，于是将周延儒推上了首辅之位。
想到这里，黄宗羲想起了自己。
崇祯四年，张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黄宗羲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这年，他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为首领的诗社；后来，黄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宗炎、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显然，黄宗羲成了复社的骨干铁杆。
许是天意弄人。
黄宗羲很快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莫大的窘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