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二章 永和十年（一）
回到长安后，曾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抗旱救灾”中去了。本应该春雨连绵的二月居然整个月只落了一场小雨，而整个三月更是滴雨未落。这反常的天气加上冬季少雪天气，已经向众人显示，一场大干旱将会侵袭关陇大地。
曾华接到报告后，心里对王猛等人的“神机妙算”敬佩得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看来手下有几个大才还是很不错，这种反常的天气“掐指一算”就出来了。不过曾华知道，这是人家读书读得多，利用积累的气候知识推算出来的，跟半仙没有什么关系。
大旱在当时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件，也是一件巨大的灾难。连年的自然灾难甚至可以让一个王朝和政权土崩瓦解。所以，已经看出会有大旱之年的北府早早就开始做好了准备。利用春初雪融的时候，将各处还算不错的河水通过各处的渠沟排入田地中，北府更下令集中府兵和镇北军，大量招募民夫，到处挖池塘，引入河水储蓄起来。
这个时候，北府花费数年和巨大人力物力修缮的水利工程呈现出巨大的效应来。春初，补充了大量融化雪水的泾水、渭水、河水被密密麻麻的水渠沟壑引入到星罗密布的水坑池塘里，当三月份大旱开始明显，各条河水水位明显下降，许多支流甚至干涸的时候，这些存储的水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它们在各地官府的统一划配下，先良田后瘠田，放水灌溉。而且当地老百姓在官府的组织下，按照放水的顺序统一春耕。他们被告知，每家每户都会有机会得到水的灌溉，原本当初均田分地的时候，人人就是良田和瘠田“肥瘦搭配”，所以大家都有机会也都有损失。最重要的是官府已经告示北府百姓，今年大旱，肯定会启动灾年赋税制度，因为缺水歉收的田地不但不用交赋税，还会有一笔救济，只是数目不会很大。
除了咸阳工场，就是南郑、沔阳等工场也在拼命赶制水车等抗旱器械，先通过雍梁栈道运到三辅之地，然后通过四通八达的关陇运输网送到各地，提高当地抗旱能力，尽量能抢种更多的田地。
而各邸报也在轰轰烈烈地宣传“抗旱”，许多在这次抗旱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纷纷在各邸报的头版亮相，而观风采访署的“宣传人员”更是没日没夜的走县串乡，说得口水直飞。做为长在红旗下的曾华，这点宣传手段还是明白的。当然他也知道，很多东西用滥了反而会起负作用，所以象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曾华很少发起，只有在这种重大事件才会采用。
在北府这种新颖的模式下，北府百姓们已经普遍没有以前那种在自然灾难中天塌地陷的感觉了，因为北府官方无论是从舆论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给了百姓最大的信心。其实很多时候天灾还没有**带来的破坏力大，加上在前几年北府呈现给百姓们的都是有诺必行，最重实效的面目，所以当北府发出号召和动员后，百姓们都会相信和响应，就是后面那灾年赋税的“遥远支票”百姓们也深信不疑。这让北府许多官员深深认识到曾华一直是嚷嚷的－官府和商家一样，最大的本钱就是一个信字。
北府从二月开始就投入到一片火热的抗灾斗争中，不但关陇两州的百姓尽数被动员起来，就是各地的镇北军和府兵能够调遣的也被尽数调了过来进行支农抗灾。所以当桓温在等待曾华实现答应桓冲的联合出兵，一举剿灭周国的承诺时，却等来了曾华以北府大灾为由，暂停用兵的通知，让桓温甚是郁闷了半天。
不过这也没有办法，抗灾在当时是大事，谁也不敢马虎，不管桓温能不能理解，他必须承认这个事实，至少在永和十年年内北府是不会从函谷关出一兵一卒的。
桓温集结了荆襄五万兵马，在荣阳城与周国的苻雄接触了一下，发现周国上下一片“兔子急了还咬人”的态度，加上没有东路王师的牵制，更加可以尽起辖区青壮来跟桓温拼命。
桓温在荣阳城下犹豫了月余，最后还是悻悻地退回洛阳。在留下广威将军王济率领万余兵马留守河洛后，自率大军徐徐退回荆襄。
而因为大灾推迟的还有曾华的纳妾大计。四月份，斛律宓和窦邻的妹妹窦淩、乌洛兰托的妹妹乌洛兰韵连同丰厚的嫁妆一并被送到了长安，但当时是抗旱最关键的时候，曾华怎么能做出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呢？于是就向后推迟，反正慕容家的慕容云还没有送到，等等一起把事情办了反而可以省一码事。
大旱过后有蝗灾，这在古代几乎是一条“百发百中”的规律。当关陇一直到四月份还只是下了两场只能算是“喷嚏”的小雨后，无数的蝗虫开始在安定郡、北地郡等地“集结”，准备向临近的扶风郡、天水郡等郡席卷而来。接到相关郡县告急之后，曾华立即下令一面开始继续动员百姓，进行人力灭蝗，另外一方面下令集结“鸭兵鸡卒”，组成“吃蝗大军”开赴前线，讨伐蝗虫。
到了五月中，北府已经陆续调集了数十万鸡鸭对蝗区进行了“大纵深”的扫荡，终于压制住了可能会酿成大祸的蝗灾。
在三个月的扛旱治蝗斗争中，最让曾华心焦力瘁的却是“旧派名士”借机造谣生事。这些人以天灾论及**，矛头直指北府和曾华的“乱政”和“穷兵”，声称正是这样老天才会降临天祸到关陇头上。这些名士的借口很“强大”，那就是连周国这样的“不臣”之国都没有被降临天灾，而唯独北府关陇的旱灾和蝗灾来势汹汹，这已经充分说明了天意要惩罚“某些人”！当然了河东地区的旱灾只是要轻微一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却远胜于北府，但是这些都被旧派名士们自动过滤了。他们考虑只是天灾的规模，那才是天意的代表，至于官府抗灾得不得力，从灾难中救下多少百姓就暂时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
这股谣言比自然灾难还要来势汹汹，让曾华和北府上下愤怒万分外加委屈万分。这些旧派名士一天到晚喊着天意，宣称只要在旱灾和蝗灾面前虔诚“改过”就能得到天意的原谅，这灾难也会自动消失。而他们言语在百姓中的影响也不小，许多百姓都受到了这样的蛊惑，一时许多地方的官吏和百姓都人心惶惶！
不过幸好所有的舆论机构都掌握在北府和曾华手里，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在曾华的授意下，各邸报除了大肆刊登北府如何组织得力，如何率领百姓取得抗旱治蝗伟大胜利，剩下的版面基本上变成了郝隆、罗友等新派笔杆子的专刊。
这些新派名士学问不比旧派名士差，引经论据也不比他们差。在这些人的笔下，大灾大难历朝历代都有，只是贤明者领民御灾，无能者才推卸责任。甚至文中直接不客气地指出，这些旧派名士不顾百姓死活妄论天意是一种推卸责任，是真正的**。为官者以民为重，时顺者富其民，时逆者济其民，要是什么事情都赖给老天爷，还要当官的干什么，不如直接多派几个“半仙”向天祈福就行了。
听到“新派”如此强词夺理，旧派名士气得不行，但是却发现自己没有进行反驳的地方，就是那些以前对他们还比较容忍的《提学邸报》等之类的学术报刊也借口发布救灾指令等拒绝了他们的文章发表。
这个时候他们认识到舆论的力量，在各大邸报的引证下，在观风采访署人员的活动下，旧派名士的思想并没有击倒北府的威信，至少关陇各地百姓在各级官府的指挥和组织下各项抗灾治蝗工作都正常地进行着。
但是旧派名士并没有就此退缩，他们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并通过各种途径宣扬自己的“天惩论”。由于以前思维的惯性，使得这些占了“天理”的旧派名士处宣传的劣势而效果居然还不占下风，竟然还能与占尽优势的“新派”拉锯一番，这让曾华不由地感到一阵后怕，要不是自己是深受教育的好同志，认识到舆论的力量，自己的一番事业可能就在这次自然灾难中毁于一旦或者倒退好几年。
到了五月，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损失，但是旱灾和蝗灾在北府终于被抑制住了，尤其是邸报“别有用心”地将关东在比关陇小多了的旱灾中造成的惨重损失如实报道过来之后，北府众多百姓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大旱灾中是幸运地躲过一劫，而且是在官府上下的率领下躲过一劫。不管换上是江左朝廷直接管理还是周国、魏国，都不会有这些抗旱治蝗的手段，也不会有这种结果。只有对比才会让百姓意识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到了这个时候，曾华也知道民心可用了，而且他还想最大程度地对旧派势力进行打击，让他们对北府的影响力降到最低点。于是曾华通知圣教大主教团，可以开始行动了。
五月，圣教开始宣称这次灾难不是什么天灾，也不是什么老天爷对北府的惩罚，而是上帝对那些不信他为主的百姓的警示。但是上帝并没有因此赶尽杀绝，还给百姓留了一条活路，北府那有效的扛灾措施就是例子。
为了证实圣教的宣传，北府的首脑曾华宣称自己是在去年得到了上帝的指示，这个指示预示了明年的旱灾和蝗灾，也提供了如何避免这些灾难的措施。曾华还转达了上帝撂下的一句狠话：“不信他者还将受到警示！”
如此一来，北府震惊。经过数年的努力，北府上下信圣教的占了三分之一。在这次大灾中，凭借他们对上帝的信念，相信上帝不会抛弃他的子民，加上教会的协助，这些教民是北府抗旱治蝗行动中最坚定的一拨人，执行各项指示也是最彻底的一群人，所以相对那些不是心甘情愿或者半信半疑的民众来说，这些教民的损失可以说是最小。如此一对比，圣教的宣传得到了极大的认同。
而一场原本属于“新旧思想”斗争的舆论争战结果变成了一场宗教大行动。在宗教那可怕的能量面前，“旧派”名士发现他们的“天惩论”在已经被上帝神迹“征服”的民众面前开始失去市场。经过一场生死攸关的大灾难，百姓们宁愿去相信比较实在一点的神，也不愿意去相信听上去非常深奥的天意。
世俗的思想终于战胜了以前不可一世的主流思想，曾华利用宗教改变民众思想和习俗的目的终于开始颇有成效的第一步。
到了六月，姗姗来迟的夏雨终于缓解了关陇地区的旱情，而北府百姓们从各邸报上和宣传人员口中得知，他们终于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至少今年北府不会颗粒无收，到了秋天还能收成一些麦子，加上历年的积蓄，今年不会有灾荒。一场没有真刀真枪的战役终于打完了，但是曾华和北府上下官员却感觉到比一场魏昌战役或者漠北战役还要累。
在这场战役中，获利最大的应该是圣教。它从初期就和北府官府通力合作，然后到了后期才开始跳将出来，它不但将旧派名士的威胁弹指消除，更是让上百万原本半信半疑的民众投入到了他的怀抱，使得它的势力在永和十年顿时扩大了一倍。不过这直接造成了曾华以适应扩展的借口开始对教会实行第一次大改制。
获利第二的是北府官府，它在北府百姓中的威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通过邸报和各处宣传人员对这次抗旱治蝗行动的“解释分析”，不但北府民众，就是天下百姓，尤其是江北百姓认识到北府立府之时就提出的“以民为本”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当然输得最惨的是旧派名士势力，一场原本可以让他们摆脱劣势，重返主流的自然灾难莫名其妙地成了他们的丧钟。他们嚷嚷的“天惩论”被北府宣传部门大肆渲染一番后成了幸灾乐祸的表现，这让许多“劫后余生”的百姓们“回过神”来以后感到万分的愤怒。这直接的后果就是旧派名士势力全线败退。
除了一些坚持自己意见的名士，许多旧派名士非常惆怅地退回江左或者在北府隐居下来。不过北府在曾华的严令下没有为难他们，而且他们在各大学堂担任教谕的职位也没有被剥夺。曾华对此在《武昌公府邸报》发表了一篇让天下士人震惊的文章：“我反对你的意见，也会同此做斗争，但是我不会因此就要把你从**上消灭。因为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就是承认你是正确的，而我是错误的。”
经过“此役”，无论新旧两派都意识到舆论的力量。这次“战役”不是北府始终掌握着舆论工具，估计就是和教会联手也难以轻易战胜旧派名士们。于是无论是北府官员还是百姓，或者是商会军队，都对邸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纷纷开始重视起自己手里的邸报或者是能看到的邸报。
也许算是因祸得福吧，在六月底，争战结束后，曾华正式宣布旧派邸报《玄学邸报》在申报三年后终于得到了批准，这些宣扬“有生有灭变幻无常”和“崇有”“独化”的江左旧派（玄学派）在北府终于有了自己的邸报了。
回到长安后，曾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抗旱救灾”中去了。本应该春雨连绵的二月居然整个月只落了一场小雨，而整个三月更是滴雨未落。这反常的天气加上冬季少雪天气，已经向众人显示，一场大干旱将会侵袭关陇大地。
曾华接到报告后，心里对王猛等人的“神机妙算”敬佩得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看来手下有几个大才还是很不错，这种反常的天气“掐指一算”就出来了。不过曾华知道，这是人家读书读得多，利用积累的气候知识推算出来的，跟半仙没有什么关系。
大旱在当时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件，也是一件巨大的灾难。连年的自然灾难甚至可以让一个王朝和政权土崩瓦解。所以，已经看出会有大旱之年的北府早早就开始做好了准备。利用春初雪融的时候，将各处还算不错的河水通过各处的渠沟排入田地中，北府更下令集中府兵和镇北军，大量招募民夫，到处挖池塘，引入河水储蓄起来。
这个时候，北府花费数年和巨大人力物力修缮的水利工程呈现出巨大的效应来。春初，补充了大量融化雪水的泾水、渭水、河水被密密麻麻的水渠沟壑引入到星罗密布的水坑池塘里，当三月份大旱开始明显，各条河水水位明显下降，许多支流甚至干涸的时候，这些存储的水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它们在各地官府的统一划配下，先良田后瘠田，放水灌溉。而且当地老百姓在官府的组织下，按照放水的顺序统一春耕。他们被告知，每家每户都会有机会得到水的灌溉，原本当初均田分地的时候，人人就是良田和瘠田“肥瘦搭配”，所以大家都有机会也都有损失。最重要的是官府已经告示北府百姓，今年大旱，肯定会启动灾年赋税制度，因为缺水歉收的田地不但不用交赋税，还会有一笔救济，只是数目不会很大。
除了咸阳工场，就是南郑、沔阳等工场也在拼命赶制水车等抗旱器械，先通过雍梁栈道运到三辅之地，然后通过四通八达的关陇运输网送到各地，提高当地抗旱能力，尽量能抢种更多的田地。
而各邸报也在轰轰烈烈地宣传“抗旱”，许多在这次抗旱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纷纷在各邸报的头版亮相，而观风采访署的“宣传人员”更是没日没夜的走县串乡，说得口水直飞。做为长在红旗下的曾华，这点宣传手段还是明白的。当然他也知道，很多东西用滥了反而会起负作用，所以象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曾华很少发起，只有在这种重大事件才会采用。
在北府这种新颖的模式下，北府百姓们已经普遍没有以前那种在自然灾难中天塌地陷的感觉了，因为北府官方无论是从舆论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给了百姓最大的信心。其实很多时候天灾还没有**带来的破坏力大，加上在前几年北府呈现给百姓们的都是有诺必行，最重实效的面目，所以当北府发出号召和动员后，百姓们都会相信和响应，就是后面那灾年赋税的“遥远支票”百姓们也深信不疑。这让北府许多官员深深认识到曾华一直是嚷嚷的－官府和商家一样，最大的本钱就是一个信字。
北府从二月开始就投入到一片火热的抗灾斗争中，不但关陇两州的百姓尽数被动员起来，就是各地的镇北军和府兵能够调遣的也被尽数调了过来进行支农抗灾。所以当桓温在等待曾华实现答应桓冲的联合出兵，一举剿灭周国的承诺时，却等来了曾华以北府大灾为由，暂停用兵的通知，让桓温甚是郁闷了半天。
不过这也没有办法，抗灾在当时是大事，谁也不敢马虎，不管桓温能不能理解，他必须承认这个事实，至少在永和十年年内北府是不会从函谷关出一兵一卒的。
桓温集结了荆襄五万兵马，在荣阳城与周国的苻雄接触了一下，发现周国上下一片“兔子急了还咬人”的态度，加上没有东路王师的牵制，更加可以尽起辖区青壮来跟桓温拼命。
桓温在荣阳城下犹豫了月余，最后还是悻悻地退回洛阳。在留下广威将军王济率领万余兵马留守河洛后，自率大军徐徐退回荆襄。
而因为大灾推迟的还有曾华的纳妾大计。四月份，斛律宓和窦邻的妹妹窦淩、乌洛兰托的妹妹乌洛兰韵连同丰厚的嫁妆一并被送到了长安，但当时是抗旱最关键的时候，曾华怎么能做出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呢？于是就向后推迟，反正慕容家的慕容云还没有送到，等等一起把事情办了反而可以省一码事。
大旱过后有蝗灾，这在古代几乎是一条“百发百中”的规律。当关陇一直到四月份还只是下了两场只能算是“喷嚏”的小雨后，无数的蝗虫开始在安定郡、北地郡等地“集结”，准备向临近的扶风郡、天水郡等郡席卷而来。接到相关郡县告急之后，曾华立即下令一面开始继续动员百姓，进行人力灭蝗，另外一方面下令集结“鸭兵鸡卒”，组成“吃蝗大军”开赴前线，讨伐蝗虫。
到了五月中，北府已经陆续调集了数十万鸡鸭对蝗区进行了“大纵深”的扫荡，终于压制住了可能会酿成大祸的蝗灾。
在三个月的扛旱治蝗斗争中，最让曾华心焦力瘁的却是“旧派名士”借机造谣生事。这些人以天灾论及**，矛头直指北府和曾华的“乱政”和“穷兵”，声称正是这样老天才会降临天祸到关陇头上。这些名士的借口很“强大”，那就是连周国这样的“不臣”之国都没有被降临天灾，而唯独北府关陇的旱灾和蝗灾来势汹汹，这已经充分说明了天意要惩罚“某些人”！当然了河东地区的旱灾只是要轻微一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却远胜于北府，但是这些都被旧派名士们自动过滤了。他们考虑只是天灾的规模，那才是天意的代表，至于官府抗灾得不得力，从灾难中救下多少百姓就暂时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
这股谣言比自然灾难还要来势汹汹，让曾华和北府上下愤怒万分外加委屈万分。这些旧派名士一天到晚喊着天意，宣称只要在旱灾和蝗灾面前虔诚“改过”就能得到天意的原谅，这灾难也会自动消失。而他们言语在百姓中的影响也不小，许多百姓都受到了这样的蛊惑，一时许多地方的官吏和百姓都人心惶惶！
不过幸好所有的舆论机构都掌握在北府和曾华手里，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在曾华的授意下，各邸报除了大肆刊登北府如何组织得力，如何率领百姓取得抗旱治蝗伟大胜利，剩下的版面基本上变成了郝隆、罗友等新派笔杆子的专刊。
这些新派名士学问不比旧派名士差，引经论据也不比他们差。在这些人的笔下，大灾大难历朝历代都有，只是贤明者领民御灾，无能者才推卸责任。甚至文中直接不客气地指出，这些旧派名士不顾百姓死活妄论天意是一种推卸责任，是真正的**。为官者以民为重，时顺者富其民，时逆者济其民，要是什么事情都赖给老天爷，还要当官的干什么，不如直接多派几个“半仙”向天祈福就行了。
听到“新派”如此强词夺理，旧派名士气得不行，但是却发现自己没有进行反驳的地方，就是那些以前对他们还比较容忍的《提学邸报》等之类的学术报刊也借口发布救灾指令等拒绝了他们的文章发表。
这个时候他们认识到舆论的力量，在各大邸报的引证下，在观风采访署人员的活动下，旧派名士的思想并没有击倒北府的威信，至少关陇各地百姓在各级官府的指挥和组织下各项抗灾治蝗工作都正常地进行着。
但是旧派名士并没有就此退缩，他们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并通过各种途径宣扬自己的“天惩论”。由于以前思维的惯性，使得这些占了“天理”的旧派名士处宣传的劣势而效果居然还不占下风，竟然还能与占尽优势的“新派”拉锯一番，这让曾华不由地感到一阵后怕，要不是自己是深受教育的好同志，认识到舆论的力量，自己的一番事业可能就在这次自然灾难中毁于一旦或者倒退好几年。
到了五月，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损失，但是旱灾和蝗灾在北府终于被抑制住了，尤其是邸报“别有用心”地将关东在比关陇小多了的旱灾中造成的惨重损失如实报道过来之后，北府众多百姓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大旱灾中是幸运地躲过一劫，而且是在官府上下的率领下躲过一劫。不管换上是江左朝廷直接管理还是周国、魏国，都不会有这些抗旱治蝗的手段，也不会有这种结果。只有对比才会让百姓意识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到了这个时候，曾华也知道民心可用了，而且他还想最大程度地对旧派势力进行打击，让他们对北府的影响力降到最低点。于是曾华通知圣教大主教团，可以开始行动了。
五月，圣教开始宣称这次灾难不是什么天灾，也不是什么老天爷对北府的惩罚，而是上帝对那些不信他为主的百姓的警示。但是上帝并没有因此赶尽杀绝，还给百姓留了一条活路，北府那有效的扛灾措施就是例子。
为了证实圣教的宣传，北府的首脑曾华宣称自己是在去年得到了上帝的指示，这个指示预示了明年的旱灾和蝗灾，也提供了如何避免这些灾难的措施。曾华还转达了上帝撂下的一句狠话：“不信他者还将受到警示！”
如此一来，北府震惊。经过数年的努力，北府上下信圣教的占了三分之一。在这次大灾中，凭借他们对上帝的信念，相信上帝不会抛弃他的子民，加上教会的协助，这些教民是北府抗旱治蝗行动中最坚定的一拨人，执行各项指示也是最彻底的一群人，所以相对那些不是心甘情愿或者半信半疑的民众来说，这些教民的损失可以说是最小。如此一对比，圣教的宣传得到了极大的认同。
而一场原本属于“新旧思想”斗争的舆论争战结果变成了一场宗教大行动。在宗教那可怕的能量面前，“旧派”名士发现他们的“天惩论”在已经被上帝神迹“征服”的民众面前开始失去市场。经过一场生死攸关的大灾难，百姓们宁愿去相信比较实在一点的神，也不愿意去相信听上去非常深奥的天意。
世俗的思想终于战胜了以前不可一世的主流思想，曾华利用宗教改变民众思想和习俗的目的终于开始颇有成效的第一步。
到了六月，姗姗来迟的夏雨终于缓解了关陇地区的旱情，而北府百姓们从各邸报上和宣传人员口中得知，他们终于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至少今年北府不会颗粒无收，到了秋天还能收成一些麦子，加上历年的积蓄，今年不会有灾荒。一场没有真刀真枪的战役终于打完了，但是曾华和北府上下官员却感觉到比一场魏昌战役或者漠北战役还要累。
在这场战役中，获利最大的应该是圣教。它从初期就和北府官府通力合作，然后到了后期才开始跳将出来，它不但将旧派名士的威胁弹指消除，更是让上百万原本半信半疑的民众投入到了他的怀抱，使得它的势力在永和十年顿时扩大了一倍。不过这直接造成了曾华以适应扩展的借口开始对教会实行第一次大改制。
获利第二的是北府官府，它在北府百姓中的威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通过邸报和各处宣传人员对这次抗旱治蝗行动的“解释分析”，不但北府民众，就是天下百姓，尤其是江北百姓认识到北府立府之时就提出的“以民为本”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当然输得最惨的是旧派名士势力，一场原本可以让他们摆脱劣势，重返主流的自然灾难莫名其妙地成了他们的丧钟。他们嚷嚷的“天惩论”被北府宣传部门大肆渲染一番后成了幸灾乐祸的表现，这让许多“劫后余生”的百姓们“回过神”来以后感到万分的愤怒。这直接的后果就是旧派名士势力全线败退。
除了一些坚持自己意见的名士，许多旧派名士非常惆怅地退回江左或者在北府隐居下来。不过北府在曾华的严令下没有为难他们，而且他们在各大学堂担任教谕的职位也没有被剥夺。曾华对此在《武昌公府邸报》发表了一篇让天下士人震惊的文章：“我反对你的意见，也会同此做斗争，但是我不会因此就要把你从**上消灭。因为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就是承认你是正确的，而我是错误的。”
经过“此役”，无论新旧两派都意识到舆论的力量。这次“战役”不是北府始终掌握着舆论工具，估计就是和教会联手也难以轻易战胜旧派名士们。于是无论是北府官员还是百姓，或者是商会军队，都对邸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纷纷开始重视起自己手里的邸报或者是能看到的邸报。
也许算是因祸得福吧，在六月底，争战结束后，曾华正式宣布旧派邸报《玄学邸报》在申报三年后终于得到了批准，这些宣扬“有生有灭变幻无常”和“崇有”“独化”的江左旧派（玄学派）在北府终于有了自己的邸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