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建民
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以《一个王朝的背影》始，以《历史的暗角》终，确实使人感到意外——因为笔记的最后一篇是在分析、怒斥一些历史上的小人。我想，如果余先生在声名日隆的今天不碰上现实中的小人的纠缠，是不会花费笔墨冲破山居的清幽的吧。
“小人”是什么？其实很难定义。早在二千年前先秦诸子的论著中，就出现了“小人”的提法，似乎是“君子”的反义词，但我总感到，“小人”的提法虽模糊，却在正常的人群中有共同的认识：某人若被他人斥为“小人”，那真是莫大的耻辱了。我现在拈起这个词，都感到是重量级的，似违君子之德。
正如余先生的分析，“小人”的产生，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小人”的生存和繁衍，实际上与“君子”的行为相伴随，若光与阴，阴与阳。“小人”是不会灭绝的。
太久远的历史，不必说了。就说大陆近四十几年的历史吧，如果政治运动不断，隔七八年就来一次，那真为无数的“小人”提供了释放能量的历史机遇。现在不作兴搞运动了，而“小人”不灭，总得想方设法宣泄，所以才形成旷日持久的社会污染。对搞权术的人来说，“小人”还是一支可依赖的别动队，如孟尝君不轻视鸡鸣狗盗之徒。
大凡受到“小人”纠缠的人，总是在一定的环境里与众不同的佼佼者。他们或是在学术研究上有建树，或是在文艺创作上成绩大，受到了社会的注意，同时也受到了“小人”的忌恨。在有些地方，甚至一位女子美貌，也能成为“小人”攻击的动因。由于“小人”的存在，许多天才中途夭折，一些美丽的女子以死来宣告自己的清白。“小人”在某种事件中是个人，在社会历史中却是一个类。
有没有办法消除“小人”存在的土壤，让中华大地成为理想中的“君子国”呢？——近于幻想。俗话说：树大招风。一个享有大名，或有所追求的人，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受“小人”的攻击，这好像已成为必要的阻力。“小人”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重要的是如何来处置。读完余先生《山居笔记》的最后一篇，我就想起当年胡适先生对待“骂”的态度。在《胡适来往书信选》“致杨杏佛”的信中，先生写道——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温柔敦厚，豁达雍容如胡适先生，是这样对待“小人”的辱骂。
三四十年代，一直敏于行、讷于言的巴金先生，也曾受过无聊小报、社会小人的谣言攻击。读巴金研究资料时，我就记住先生对待这些麻烦时，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我唯一的态度，就是不理！”因为受害者若起而反击，“小人”反倒高兴了，以为他们编造的谣言发生了作用。
施蛰存先生，当年也受过攻击。沈从文先生闻知后，给他写信——
“上海方面大约习气所在，故无中生有之消息乃特多，一时集中于兄，不妨处之以静，待之以和，时间稍久，即无事矣。……弟于创作即素持此种态度，不求一时即面面周到，唯老老实实努力下去。他方面不得体之批评，无聊之造谣，则从不置辩，亦不究其来源，亦不亟图说明，一切皆付之‘时间’。”
遥想当年，沈从文先生也曾受过很大的冲击；不少人合伙骂他，结果把他骂到历史博物馆的一角；煌煌巨著《中国服装史》诞生了。
古代明智的君子，对“小人”也没办法。他们对君主的进言，无非是：“亲贤臣，远小人。”余先生说：“既然小人已经纠缠了我们那么久，我们何不壮壮胆也对着他们鼓噪几下呢？”
鼓噪不如沉默，息谤得于无言。
（载一九九五年二月四日《文汇读书周报》）
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以《一个王朝的背影》始，以《历史的暗角》终，确实使人感到意外——因为笔记的最后一篇是在分析、怒斥一些历史上的小人。我想，如果余先生在声名日隆的今天不碰上现实中的小人的纠缠，是不会花费笔墨冲破山居的清幽的吧。
“小人”是什么？其实很难定义。早在二千年前先秦诸子的论著中，就出现了“小人”的提法，似乎是“君子”的反义词，但我总感到，“小人”的提法虽模糊，却在正常的人群中有共同的认识：某人若被他人斥为“小人”，那真是莫大的耻辱了。我现在拈起这个词，都感到是重量级的，似违君子之德。
正如余先生的分析，“小人”的产生，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小人”的生存和繁衍，实际上与“君子”的行为相伴随，若光与阴，阴与阳。“小人”是不会灭绝的。
太久远的历史，不必说了。就说大陆近四十几年的历史吧，如果政治运动不断，隔七八年就来一次，那真为无数的“小人”提供了释放能量的历史机遇。现在不作兴搞运动了，而“小人”不灭，总得想方设法宣泄，所以才形成旷日持久的社会污染。对搞权术的人来说，“小人”还是一支可依赖的别动队，如孟尝君不轻视鸡鸣狗盗之徒。
大凡受到“小人”纠缠的人，总是在一定的环境里与众不同的佼佼者。他们或是在学术研究上有建树，或是在文艺创作上成绩大，受到了社会的注意，同时也受到了“小人”的忌恨。在有些地方，甚至一位女子美貌，也能成为“小人”攻击的动因。由于“小人”的存在，许多天才中途夭折，一些美丽的女子以死来宣告自己的清白。“小人”在某种事件中是个人，在社会历史中却是一个类。
有没有办法消除“小人”存在的土壤，让中华大地成为理想中的“君子国”呢？——近于幻想。俗话说：树大招风。一个享有大名，或有所追求的人，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受“小人”的攻击，这好像已成为必要的阻力。“小人”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重要的是如何来处置。读完余先生《山居笔记》的最后一篇，我就想起当年胡适先生对待“骂”的态度。在《胡适来往书信选》“致杨杏佛”的信中，先生写道——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温柔敦厚，豁达雍容如胡适先生，是这样对待“小人”的辱骂。
三四十年代，一直敏于行、讷于言的巴金先生，也曾受过无聊小报、社会小人的谣言攻击。读巴金研究资料时，我就记住先生对待这些麻烦时，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我唯一的态度，就是不理！”因为受害者若起而反击，“小人”反倒高兴了，以为他们编造的谣言发生了作用。
施蛰存先生，当年也受过攻击。沈从文先生闻知后，给他写信——
“上海方面大约习气所在，故无中生有之消息乃特多，一时集中于兄，不妨处之以静，待之以和，时间稍久，即无事矣。……弟于创作即素持此种态度，不求一时即面面周到，唯老老实实努力下去。他方面不得体之批评，无聊之造谣，则从不置辩，亦不究其来源，亦不亟图说明，一切皆付之‘时间’。”
遥想当年，沈从文先生也曾受过很大的冲击；不少人合伙骂他，结果把他骂到历史博物馆的一角；煌煌巨著《中国服装史》诞生了。
古代明智的君子，对“小人”也没办法。他们对君主的进言，无非是：“亲贤臣，远小人。”余先生说：“既然小人已经纠缠了我们那么久，我们何不壮壮胆也对着他们鼓噪几下呢？”
鼓噪不如沉默，息谤得于无言。
（载一九九五年二月四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