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我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原因，可以说是“世纪性”的。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群了。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人当然就更少。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在那儿，一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一九〇一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一九〇三年的一份奏摺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一位是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他，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才来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账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一九〇五年下谕，废除科举。因此不妨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蜕变也是非常深刻的。蜕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二十世纪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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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述能力的考查制度。明白了这一点，对它的许多抱怨就可能会有所缓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不管何种政权，何种方略，离开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网络，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仅仅可靠、有效还不够，因为选官吏不比选工匠，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尚未邪恶到无所顾忌，就必须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不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气，而且还要让其他官吏乃至政敌也没有太多的话可说，那就需要为官吏们寻求或创造一种资格；这样做已经是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政权结构如此复杂，需要的官吏数额也就是十分惊人，把那么多的官吏编织在同一张大一统的网络里，其间之艰难可以想像；好不容易把一张网络建立起来了，但由于牵涉面太大，偶然性因素太多，过不久自然会发生种种变更，时间长了还会出现整体性的代谢，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寻线头，重新绾接……这一连串的难题，如此强烈地摆在历代帝王和一切意欲问鼎九州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开。全部难题最终归结在一点上：毫无疑问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这种规范在哪里？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可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已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看来，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固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后天资格毕竟没有先天资格那样确证无疑，如何对这种资格进行令人信服的论定，成了问题的关键。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考察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比以前的各种方法科学多了。但是不难想像，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一切都会乱套。你说这个好，他说那个好，结果，小才任大职，大才任小职，造成行政价值系统的无序。为了克服这种无序，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相对统一的评判者有了，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这些在选拔官吏上握有无限权力的大人物的内心厚薄，成了生杀予夺的最终标尺。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高低作为划分推荐等级的主要标尺，那么这种看似先进的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级，不想最后拿出来一看，重要的官职全都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也包括不少当时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据《北梦琐言》记载，唐代一位姓毕的盐商之子想参加科举考试，请人为他改一个吉利一点的名字，那人不无嘲谑地把咸味化进了他的名字，为他取名为毕诚，毕诚没有恼怒，快乐接受。后来他不仅考上了，而且逐级升官一直做到宰相。这说明科举制度确实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不太在乎原先家族地位的贵贱。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这种科举原则：
惟贤是求，何贱之有……拣金于沙砾，岂为类贱而不收？度木于涧松，宁以地卑而见弃？但恐所举失德，不可以贱废人。
（《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举制度的另一个优点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作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考来考去主要是考文学修养和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这种考法当然未必合适，越到后来越显现出很多负面效应，但至少在唐宋时代，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有趣的引导。大批书生从政，究竟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还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我偏向于前者。此外，由于做了书生才能做官，这种诱惑也极大地扩充了书生的队伍，客观上拓宽了社会的文明面。
由于科举制度重视文化，考试中要写作诗赋文章，因而天南地北的无数考生就要长久地投入诗赋文章的训练，这对文学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些研究者认为科举考试对社会补益不大而对唐宋文学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我的观点正恰相反，认为科举考试最对不起的恰恰是文学。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韩愈后来读到自己当初在试卷中所写的诗文，“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简直不想承认这些东西出于自己的手笔。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杨雄之徒进于是选，仆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书》），但韩愈并不因此而否定科举。
进士试卷中有时也会偶尔冒出来一些佳句，依我看，千余年来科举考试中写出来的诗，最好的是唐代天宝年间的钱起在《湘灵鼓瑟诗》的试题下写出的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直到二十世纪鲁迅、朱光潜还为这两句诗发生过口舌，真不知当年坐在考场中的钱起是如何妙手偶得的。但也就是这两句，整首诗并不见佳。可以理解的是，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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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举制度实实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论。这些悖论并非人为设置，而是来自于中国文化和政治构架的深层，很难排除，因此终于科举制度在一次次左右为难中逐渐疲惫、僵化，直到丑陋。据我所知，清代来华的不少西方传教士在考察科举制度之后曾大为赞叹，认为发现了一种连西方也还没有找到的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便急切地向世界介绍。但他们的考察毕竟是浮浅的，只是粗粗瞭望了一下科举考试的程序和规则，而未能窥及深潜的隐患，因此他们也就无法理解，有着如此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的中国，怎么会造成国家管理人才的严重匮乏、整体文明素质的日益枯窘，陷于越来越混乱和贫困的境地？
外国传教士褐绿色瞳仁中埋藏着的疑问，直到今天还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我知道，这些疑问，不仅属于科举，也不仅属于古代。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遇到的最大悖论，产生在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中。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尽可能多的人递送鼓励性诱惑，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其他选择的家族和个人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不就是考一点文化知识吗？不就是看看哪些人有担任行政官员的资格吗？竟然一下子炒得那么热，闹得那么火，——一千多年都凉不下来，几乎把长长的一段历史都烤出火焦味来了。
我们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太注重表层礼仪，好好的一件事情总被极度夸张的方式大肆铺陈。早在唐代，科举制度刚刚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装饰，太重的渲染，把全国读书人的心情扰乱得不轻。每次进士考试总有一批人考上，不管对国家对个人，庆贺一下、宣扬一番都是应该的，但不知怎么一来，没完没了的繁复礼仪把这些录取者捧得晕头转向。进士们先要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等，还要在雁塔题名，在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繁忙之极，也得意之极。孟郊诗中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张籍诗中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就写尽了此间情景。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当时的读书人一中进士，根本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热闹仪式，长安民间就兴办了一种谋利性的商业服务机构叫“进士团”，负责为进士租房子、备酒食、张罗礼仪，直至开路喝道，全线承包。“进士团”的生意，一直十分兴隆。
这种超常的热闹风光，强烈地反衬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照理落榜下第也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马蹄在身边窜过，喧天的鼓乐在耳畔鸣响，得胜者的名字在街市间哄传，轻视的目光在四周游荡，他们不得不低头叹息了。他们颓唐地回到旅舍，旅舍里，昨天还客气地拱手相向的邻居成了新科进士，仆役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有一种传言，如能讨得一件新科进士的衣服，下次考试很是吉利，于是便厚着脸皮，怯生生地向仆役乞讨一件。乞讨的结果常常讨来个没趣，而更多的落第者则还不至于去做这种自辱的事，只是关在房里写诗。这些诗写得很快，而且比前些天在考场里写的诗真切多了：
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
——罗邺
十年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
——温宪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
——赵嘏
为什么“莫道还家便容易”？为什么“泪血滴来千里书”？因为科举得失已成为一种牵连着家庭、亲族、故乡、姓氏荣辱的庞大社会命题，远不是个人的事了。李频说“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说“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都是当时实情。因此，一个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属，在心理上都是千难万难的。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若来时近夜来！
这位妻子的诗句实在是够刻薄的，但她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着夜色偷偷回来的心情也十分真实。收到这首诗的丈夫，还会回家吗？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长安，下了个死决心，不考出个名堂来绝不回家。这中间所造成的无数家庭悲剧，可想而知。《唐摭言》卷八载，有一个叫公乘亿的人一直滞留在京城参加一次次科举考试，离家十多年没有回去过。有一次他在城里生了场大病，家乡人传言说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长途来奔丧，正好与他相遇。他看见有一个粗衰的妇人骑在驴背上，有点面熟，而妇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别时间太长，都认不准了，托路人相问，才知道果然是夫妻，就在路边抱头痛哭。
这对夫妻靠着一次误传毕竟团聚了，如果没有误传，又一直考不上，这位读书人可能就会在京城中长久待着，直到垂垂老去。钱易《南部新书》就记载过这样一位老人。是一位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吧，在京城中等着春试，除夕之夜，全城欢腾，他却不能回家过年，正沮丧着，听说今夜宫中有傩戏表演，就挤在人群里混了进去。不想进去后被乐吏看成了表演者，一把推进表演队伍，跌跌撞撞地在宫内绕圈，绕了千百转，摔了好几跤，又要他执牛尾演唱，做各种动作，闹腾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动路，让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举考试也耽误了。看来老人还得在京城熬下去。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否还有老妻在家乡等着，他们分别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这些子女是否在挂念孤身在外的老父亲？除夕夜他在宫中转圈时明明体力不支为什么不早一点拔身而出？难道他在傩戏的扮演中获得了某种有关人生恶作剧的感悟？
由于屡试不第给读书人和他们的家人带来了长久而广泛的心理压力，一旦中举之后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报到处，怪事丛生，但次数一多，怪事也被适应，反被人们看作正常了。我在《玉泉子》中读到一则记载，曾颇觉惊异，但那则记载的语气却非常平静，像是在谈一宗日常小事。一位级别很高的地方官设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将军携家人参加。将军的家属人数不少，还带来一位已出嫁的女儿，这女儿嫁给一个叫赵琮的读书人，赵琮多年科举不第，穷困潦倒，将军的女儿抬不起头来，将军全家也觉得她没脸见人，今天既然一起跟来参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挂一块帷障遮羞。宴会正在进行，突然一匹快马驰来，报告赵琮得中科举的消息，于是将军起座高喊：“赵郎及第矣！”家人闻之，立即将赵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搀出来与大家同席而坐，还为她妆扮，而席间的她，已经容光焕发。使我惊异的是，在赵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将军的女儿，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怜，面对这种可怜，将军一家竟也觉得理所当然！
家属尚且如此，中举者本人的反应就更复杂了。一般是听到考中的消息欣喜若狂，疑是做梦。“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姚合），狂喜到连儒生的斯文也丢得一干二净。有的人比较沉着，面对着这个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转，乐滋滋地品味着昨天和今天。有的人则故作平静，平静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例如韩偓及第后首次骑马去赴期集，这本是许多进士最为意气昂昂的一段路程，他竟是这样写的：
轻寒着背雨凄凄，
九陌无尘未有泥。
还是平日旧滋味，
漫垂鞭袖过街西。
他把得意收敛住了，收敛得十分潇洒。
不过这种收敛的内在真实性深可怀疑，或许韩偓确实是个例外。对于多数士子来说，考上进士使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长久以来的收敛和谦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虽然官职未授，但已经有了一个有恃无恐的资格和身份，可以比较真实地在社会上表现自己了。这中间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记的那位王泠然了。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在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笔给高昌宇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您现在身处富贵，我有两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官职。我至今只有这两件事遗憾，您如果帮我解决了，感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处高位，到那时会侧过头来看您一眼，你自然会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色看的。
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素材。是变态心理学还是社会心理学？都可以，但我更看重它隐藏在特殊文辞后面的社会普遍性。当年得中的士子们如果有机会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和唐突，但就他们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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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上述种种悲剧和滑稽，我们不能不说，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古代政治家们好不容易构想出来的科举制度，由于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恶果。
这种恶果比其他恶果更关及民族的命运，因为这里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急遽退化。科举制度实行之后，中国的任何一个男孩子从发蒙识字开始就知道要把科举考试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除了不多的少年及第外，他们都将为这种考试度过漫长的年月。一种在唐代就开始流行的说法叫“五十少进士”，意思是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可见很多知识分子对科举的投入是终身性的。这样的投入势必会产生坚硬的人格结果，不仅波及广远，而且代代相传。现代文化史家总习惯从先秦诸子的各种论说中来考索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哲学构成，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据我们的切身经验，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塑造成的，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这当然会比曾在先秦典籍中读到过的某一种学说更强悍地决定他们的人格构成了。
总之，选择过程变成了塑造过程，而这种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恶性的。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汇聚散逸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浑浊了。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科举制度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了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但机会究竟何时来到又无法预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机以待。等待期间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终暗藏着翻身的一天。“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谚语，正是这种心理的通俗描述。历来有这种心理的人总被社会各方赞为胸有大志，因此这已成为一种被充分肯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伺机心理也可称作“苦熬心理”和“翻身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气焰蔽天。王泠然满口泼辣，只因为前些天还是一个苦熬者，憋了那么久，终于报仇雪恨般地涌出强烈的翻身感。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祥和。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然而，机会只是机会，不是合理的价值选择，不是人生的终极关怀。所以，即便在气量和耐心背后，也可能隐潜着自私和虚伪。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合理的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归拢、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样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为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从总体而言，他们的人生状态都不大好，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缺少透彻的奉献、响亮的馈赠。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管束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试卷上的诗赋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发的吟咏也常常脱离文学本体，因为他们的人生感触往往与落第和入仕有关，许多吟咏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阶，吟咏便从一种手段变为一种消遣，一种自身文化修养的标志，以便在官吏间互相唱和、宴集时聊作点缀。学术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贯串生命。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既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或许是少数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在没有支点的无所作为中。
其三，矫情倾向。科举既然把读书当作手段，把做官当作目的，文化学和政治学上的人性内核也就被抽离；科举的成败关及家族伦理的全部荣誉，于是家族伦理的亲情牵累也就必须顾全大局、暂时割舍，奉献给那种没有期限的苦读、别离和期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面子不好看，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但在这种无奈中必然也会滋生出矫情和自私。《西厢记》虽然描摹了张生一旦科举高中，终于与莺莺门当户对地结合的远景，却也冷静地估计到此间希望的渺茫，因此为张生别离爱人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个场景，动用了悲凉的词句：“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然而《西厢记》长久被目为不经的淫书，只有铁石心肠地凝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赞扬。铁石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要肉欲而不要感情，又把不要感情妆扮得堂而皇之，这便是矫情中的矫情，中国书生中的伪君子习气，也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来，科举制度对社会生活的损害，也是从它离间普通的伦常人情开始的。一种制度，倘若势必要以损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为代价，那么它就不会长久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存在。终有一天，要么因它而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要么由健康发展的社会来战胜它，别无他途。同样，一批与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万人瞩目的成功者，也无以真正地自立历史，并面对后代。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在中国书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遗憾。
不知道当年升沉于落第、及第狂潮中的书生，有几个曾突然领悟到科举对自己的人格损害？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否则我们就读不到那么多鞭辟入里的记载了。但是，一种由巨大的政治权力所支撑的国家行为，怎么会被少数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这少数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但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褪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然一点？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死亡。这件事，好像可以成为戏曲作家编剧的题材，而我感兴趣的只是，终于有一位男人，一个进士，在他的人格结构深处，进士的分量不重，官职的价值不高，却可以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这种爱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他的死亡，以一种世俗人情的力量，构成了对许多进士残缺人格的比照。
科举制度在人格构建上的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当时的决策者彻底洞悉。他们中有不少人也是从科举的路途踏上高位的，无法看透自己和同道们身上的根本性隐疾，但是他们却感觉到了科举制度所遇到的麻烦。就像一屋子喝醉酒的人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喝醉了，只感到桌面的倾斜、杯盘的摇晃。他们开始整治科举制度，只在具体操作规程上着眼，出了很多新点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碍，消消停停千余年，终于没有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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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对科举制度弊病的发现和整治，大致可分为两大截：唐宋为良性整治阶段，明清为恶性整治阶段。在良性整治阶段也有恶性冲撞，但就整体而言当时的科举制度还瑕不掩瑜，种种整治或多或少都带有试验性和创建性；在恶性整治阶段也有明智的举措，但机制性的痼疾已多方面发作，任何一种整治都会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毛病，于是整治越来越严，毛病却越来越深，再也解脱不了。
如前所述，科举制度本身是一个严肃而深刻的构思，并不像后人所渲染的那样荒诞不经，那么，这些暴露出来的弊病也同样是严肃而深刻的，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易于避免。我在阅读有关史料时一再地想，如果我们现在要进行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定期选拔行政官员的社会考试制度，许多问题照样会遇到，照样难于解决。
为此，我想陪着读者一起回到古代，站在那些头脑清晰、智力充裕的宰相、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礼部侍郎和诸多考官的立场上，看看他们在执掌科举制度时究竟会遇到哪些逃不开的麻烦，然后再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想有没有排解的办法。
当头遇到的一个麻烦，是科举考试要不要与推荐结合起来。粗粗一想我们也许会断然反对推荐，以保证考试的纯净性，但实际上考试的纯净性远不是选拔的准确性。如果选拔不准确，考试的纯净性又有什么意义？考试很像西方戏剧中的“三一律”，必须把一个漫长的活体生命挤压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程序之中，而这种挤压又是书面化的。考试前的社会经验和生命状态究竟如何？应考者对自己的判断和期望是什么？这实在是比书面答卷更为重要的事，需要靠别人推荐和自我推荐来解决。因此在唐代，推荐在科举考试中占据很大的地位，算不得作弊。
公元八二八年，崔郾受朝廷之命离长安赴洛阳主持科举考试，临行前公卿百官盛宴饯送，太学博士吴武陵在席间向崔郾推荐杜牧，而且当场朗读了杜牧的《阿房宫赋》。崔郾听了也大为赞赏，吴武陵就直截了当地说：“那就请您让他做头名状元吧。”崔郾也不隐瞒，说：“头名状元已经有人了。”一问下来，不仅头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名也有了，杜牧就成了第五名。这事使主考官崔郾很高兴，他当即在席间宣布“刚才太学博士吴武陵先生送来一位第五名。”
公元八三七年，高锴主持科举考试，他平日在当朝高官中最佩服的是令狐绚，于是在一次上朝时便问令狐绚：“您的朋友中谁最好？”令狐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及第。连李商隐也知道自己及第主要是因为令狐绹推荐，就把这一事实写在《与陶进士书》中。
这两件事，现在说起来实在有点要不得。考试尚未开始，一至五名全定了，主考官不仅接受推荐，而且主动打听推荐线索。有趣的是，当时大家并没有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可以朗声推举，可以坦然磋商，可以当众宣布，可以详细记述。当然这里会夹杂着大量的不公平，但如果不是这样，主考官就不知道杜牧写过《阿房宫赋》，就不会对李商隐的名字产生特别的注意，这两位大诗人也就有可能名落孙山。好在我们直到今天还都了解杜牧和李商隐，知道没有任何一种考试能把他们那样美丽的才华考出来，因此谁都愿意站出来推荐他们。这种推荐究竟是公平还是不公平的呢？照我说，与其是失落了杜牧和李商隐去追求公平，宁肯要保留着杜牧和李商隐的不公平。
事实上，那种拒绝试卷之外的其他信息，只凭试卷决定一切的做法，毛病更多。来应考的人成百上千，试卷堆积如山，阅卷人能够仔细品鉴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阅卷人都上了年岁，时间赶得又那么紧，看不了多久就会陷于疲惫和麻木，不会从他们眼里漏掉一个人才的说法，只是骗骗局外人罢了。在这种情况下，连考官和阅卷人也极想知道一些推荐信息，使他们在试卷的汪洋中捉摸到一些重点审读对象。对此，在这方面有深刻体验的柳宗元说得最好，他认为朝廷取士，不妨让考官们在阅卷前对出色的应试者有所闻（即所谓“先声”）：
所谓先声后实者，岂惟兵用之，虽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今语古，角夸丽，务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而曰吾不能遣士者，伪也。惟声先焉者，读至其文辞，心目必专，以故少不胜。
柳宗元是我们所信的，他的这种说法当然不是在为私通关节辩护。
如果允许推荐，那么顺理成章也应接受应试者的自荐。一般说来，他们比别人更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在考试之前，打理一下平生最得意的作品，寻找社会名流中最能赏识自己的人，搭建与上层社会沟通的桥梁，使自己成为比较引人注意的科举候选人，在唐代属于正常之举。唐代科举考试中所风行的“行卷”，便是应试者们自我推荐的一种方式。程千帆先生说：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的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这也就是一种凭借作品进行自我介绍的手段；而这种手段之所以能够存在和盛行，则是和当时的选举制度分不开的。
一度，主考机构也要求应试者把自认为满意的旧作上缴以供选拔时参考，自我推荐也就变得更加合法。士子们在选编自荐材料的时候不经意地为中国文学史编出了不少珍贵的文集，否则好多诗文有可能早就失散了。例如皮日休的《文薮》和元结的《文编》当初都是为自荐编成的，他们两人分别都在编定自己文集的第二年进士及第，看来自荐的作用不小。
大诗人王维因自荐而及第的故事载于《集异记》，明代传奇《郁轮袍》也讲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有趣味。故事说，当初年轻的王维以惊人的文学天赋和音乐才华游历于长安上层社会，特别为岐王所看重。科举考试将至，谁若能成为长安京兆府的第一名人选上送，则极有希望夺魁。王维知道对此事有决定权的公主心中已另有人选，请岐王帮忙。岐王深知王维的才学有竞争力，要他准备好旧诗十篇、琵琶一曲，五天后再来。五天后王维如期而至，岐王拿出鲜丽华贵的衣服要他穿上，共赴公主府第，名义上是向公主奉献酒乐，王维充作乐师。公主见王维风姿超群，奏曲精妙，大为赞赏，岐王便说：“他不只精通音乐，文词更是无人可比。”王维当即把准备的诗卷献给公主，公主一看更为惊异，说：“这些诗，都是我平常反复诵读的，一直以为是古人佳作，没想到竟然出之于你的手笔！”于是以上宾之礼，与王维畅谈。王维言谈间风流蕴藉，诙谐幽默，不能不让在座的其他宾客深深钦佩。岐王便对公主说：“如果今年京兆府第一名由这位青年来承当，就会十分风光。”公主说：“那为什么不让他去应试呢？”岐王说：“这位老弟心气颇高，不作为第一人选上送他是绝不会去应试的，但听说贵公主已决定了别的人作为第一人选。”公主笑道：“那算什么呀，也是别人托的。”等岐王和王维一离开，公主就召来了当年的考官。于是，王维成了京兆府上报的第一人选。
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故事在具体情节上的真实性很可怀疑，但《集异记》在记述中所传达出来的社会氛围和上层交往关系却是可信的。
我对唐代士子自我推荐最感性的了解，来自白居易所写的一封自荐信。这封信是贞元十六年（公元八〇〇年）应进士试前写给当时任给事中的陈京的，所以名为《与陈给事书》，现收在《白居易集》卷四十四内。白居易这封信的大意是：
这些天，您府上拜谒者如林，自荐者如云，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您为他们吹嘘张扬。我不来拜谒，只差遣家僮送一封信给您，说明我的目的与他们不一样，就凭这一点，你也该特别关注一下了。我只想诚恳求教，因为无数事实证明，一个人了解别人容易，了解自己困难。很杰出的人，往往自信不足，很糟糕的人，却又自以为是，幸好有明白的考官，让他们各归其位。您是天下文宗，当代权威，因此愿意向您袒露我的内心：我白居易是个平民，上无朝廷援助，下无乡绅抬举，敢于到京城来应试完全是凭了文章，到时候等考官作出公平裁断；但我的文章究竟是可进还是可退，自己却不甚清楚，因此请您帮我裁定一下。特送上杂文二十篇、诗一百首，请您在公余之暇随手翻翻。如果觉得可进，请发一句话，我一定加倍努力；如果觉得不可进，也请发一句话，我就甘心退藏。是进是退，我心中斗争多时，现在就等您一句话了。
白居易的这封信写得不卑不亢。考试在即，究竟自己是不是一块材料，该不该继续努力，请名人裁断一下，即使落第也落个明白，这番理由，说得很得体。但是，诗文就此送上去了，而白居易对自己诗文的自信并不像他信中说的那样薄弱。请陈京发一句话，我想更多的是希望陈京在读了诗文之后把话发给主考官。到底发了没有我们并不清楚，所知道的只是白居易当年果真进士及第。
把以上所举的杜牧、李商隐、柳宗元、皮日休、元结、王维、白居易的例子加在一起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在他们那些年代，科举考试的文章有很大一部分不做在考场内。考试只是一个契机，围绕着它，进行一场选拔人才的大动员。人才们自己也踊跃起来，走出苦读的书房，离别偏僻的乡邑，踏入京城的社交圈，试着用文化为轴心进行多方面的生命呈示和精神沟通。做法上确实很不规范，但时代的魅力也就体现在这种不规范之中。有许多事情，规范一旦精密和完满就不再有让人喜悦的生命力，科举制度显然也是如此；但是能不能因此而永远拒绝规范呢？又不能，因为原始性的可喜很容易因无序而转化为可恶，不设置足够的规范必然会把事情彻底搞糟。这便是人类经常要遇到的两难：总要告别生气勃勃的无序状态，总要迎来防微杜渐的严整格局，结果，又总是因整体性规范的失度而走向新的无序。
以科举考试中推荐的问题为例，既被允许，久而久之自然会有大量阴暗伎俩产生，而即便是王维、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他们那样的上好诗文也是敌不过阴暗伎俩的，因此当初像他们那样大大咧咧自我推荐和被人推荐也就会完全失效，唯一的办法是制订严密规范来与阴暗伎俩作斗争，这是令人沮丧又不得不为的事。创业之初的健康与大方，终于被警觉和琐碎所代替。到了宋代，推荐理所当然地被阻止了，为了防止考官接受试卷外的信息，实行“锁院”制度，即考官一旦被任命就须住入贡院，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直到放榜的那一天。长的时候，一锁就是五十来天，也够闷人的。唐代试卷不糊名，敞敞亮亮地让考官知道这是哪位考生的卷子，宋代就把名字糊起来了，再后来，怕考官认出笔迹，干脆雇一帮子人把所有的考卷重抄一遍再交给考官，以杜绝作弊的可能。
其实作弊是杜绝不了的。科举考试决定着一个人的全部升沉荣辱，总会引得不少人拼着性命来做手脚，官方发现后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而一切对策又很快激发了更高明的作弊手段，真是循环往复，日臻精微。
我曾参观过一个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展览，面对那些实物，强烈感受到自宋以后，作弊和反作弊成了一场某些士子和官方层层递进的智力竞赛，而竞赛的结果是两方面都走向卑微。士子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挟带，把必然要考到的《四书》、《五经》、前科中举范文和自己的猜题习作缩小抄写后塞在鞋底、腰带、裤子、帽子里，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干脆密密麻麻地写在麻布衬衣里。堂皇的经典踏在脚底，抖索的肉体缠满墨迹，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烂纸污黑也就与可怜书生的绝望心情混作一团，一团由中国文字、中国文明、中国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挟带的也不见得全是投机取巧的无能之辈。例如一〇一二年的一次考试，搜出挟带者十八人，于是重考，十八人中还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怀疑，许多主持着考试的考官说不定当年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历史，尽管他们在文化才能上还是合格的。作过弊的考官对作弊的防范只会更严，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也许是因为深谙诀窍，他们会想出许多搜查挟带的机智办法；未曾作过弊的考官则会对作弊者保留着一种真诚的气恼，一旦有权，气恼也就化作了峻厉。无论是机智还是峻厉，最终还是要交给看守考场的士兵来操作，有时还公开悬赏，搜出一个挟带者奖赏一两银子。士兵们受此刺激，立时变成凶神恶煞，向全体考生扑来。据说连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士兵们对应考士子浑身上下细细摸查的做法也大不以为然，对大臣们说：这些都是读过圣人诗文的人，怎么能像对付盗贼一样来对付他们？但是即便朱元璋也无法阻止一种整体机制的必然需要，明代的搜查更加严格。考场门口出现的情景是“上久冰冻，解衣露立，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怀挟也。”
到清代，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甚至还要察看肛门，实在有辱斯文。为了防止在羊皮袄里挟带，规定考生进考场穿的羊皮袄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单张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场内外一片白花花，宛若一大堆纷乱的羊群。这景象在我想来是触目惊心的，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群读书人，只能以动物的形态，来表白自己对文化的坦诚？只能以最丑陋的仪仗，来比赛自己的文明？
说起来作弊在唐代也有很多，但那时既然允许推荐和自荐，整体气氛宽松，不太把这种小手小脚当一回事。诗人温庭筠就是一个作弊的高手，老是在考试中替别的考生写文章，当“枪手”，远近闻名。公元八五八年会试，考官们为了防止他们再一次作弊，故意把他的座位另行摆出，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看到他写完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交卷退场了，也就松了一口气。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次，他竟然在考官注视下的不长时间内，为八位考生完成了试卷！这件事听起来太有传奇性了，我们怎么也想不出他是如何完成这极其艰难的操作的，但这种作弊在当时并没有惩处得要死要活，在今天听起来还十分有劲。事情到了清代就不同了，如果有人做“枪手”替别人考试，查出后在考场门外戴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再万里流放。我想，能够有胆量替别人考试，别人也可以信托他代试的那些人，学问和写作能力一定高于大多考生吧，他们应该是有把握中举而又未能中举的一群。为什么有把握中举而又未能中举呢？我们完全不得而知，只知道现在这群怀才不遇的读书人戴着木枷站在考场门外了。天很冷，考场设在北方，这些读书人冻得瑟瑟发抖，他们眼前，一大片穿着白花花单层羊皮的考生在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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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巨大的不信任，横亘在考场内外。
科举本是朝廷与文人之间秋波对接，文化与政治之间情缘初订，但是，这种好不容易开始建立的信任竟然消解得如此快速，如此不留情面！乍一看，考场门口如狼似虎的兵士显示着考官对考生的不信任，实际上这只是整体不信任的一部分。例如推荐和自荐的行不通，在我看来，首先不在于考官对考生的不信任，而在于社会对考官的不信任。
宋代曾有人正确地指出，推荐人才之所以具有可信度，是因为敢于推荐别人的热心人和敢于接受推荐的官员都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其取人畏于讥议，多公而审”（《容斋随笔》卷五《韩文公荐士》）。推荐错了人，整个社会都会讥议，这是任何自爱的正派人都不愿意领受的，因此必然力求公正和慎审。但是，我们的考官是很难长久地维护住自己的声誉的，原因不在于品质而在于机制。品质再好的考官，在社会存在方式上也有多方面的可攻击性。
其一，权力网络上的可攻击性。
考官在考场以文化知识裁断考卷，但在官场却又是不大不小的官员。是官员就有上下左右需要顾及和忌避的地方，这与以文化知识为至高标准的考场法则有根本性的矛盾。他当然可以宣言只顾考场不顾官场，但如果真是这样，他裁断考卷的权力是谁给的？反过来，倘使太顾官场，他作为考场主宰者的文化形象又会污渍斑斑。多数考官是想在两相平衡中稍稍偏向于文化形象的，但事实上却很难做到。唐德宗贞元年间，礼部侍郎权德舆知贡举主持考政，皇帝的宠信李实暗示他几个必须照顾的人选，权德舆拒绝了，李实大怒，干脆公开提出二十个人的名单要权德舆接受，而且二十个人的前后名次也排定了。李实大言不惭地对权德舆说：“你可以按照我排的名次一一录取，否则，你就会贬谪到外地，到那时后悔无及！”这下权德舆不能不陷于矛盾之中了：按照李实的话办，必然被社会耻笑；但不按他的意思，他一定会到皇帝那里诬奏，如何是好。幸好不久后皇帝死了，李实不能再胡作非为。但李实对权德舆说的那番话，历来有很多考官都可能听到过，他们不可能都正巧遇到改朝换代。他们怎么做，可想而知。
其实，比权德舆受到李实威胁再早些年，另一位主持考政的礼部侍郎令狐峘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令狐峘担任主考官以来，高官中荐托的人很多，但名次数额有定，当然不能全部满足，因此很有一些人力图扳倒他作为报复。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收到当朝宰相杨炎的一封信，要他照顾一位有背景的考生。他怕照宰相的意思做了被别的官员揭露（甚至可能也怕宰相是否有意试探），想来想去不知所措，只得把宰相的来信上缴给皇帝。皇帝见信后把宰相找来问了一下，宰相杨炎见自己写给令狐峘的信竟在皇帝手里，十分气愤，就向皇帝反诉令狐峘。皇帝总是更相信宰相的，听完之后就骂令狐峘是奸人，把他贬了。在这里，作为主考官的权力不堪一击。
在朝廷各位高宫中，相比之下，好像考官的是非特别多，特别需要照顾前后左右的关系。公元八二〇年礼部侍郎李建主持科举考试，事后朝廷认为他没有主持好，理由是“人情不洽”，让他改任刑部侍郎。而事实上并不是“人情不洽”，而是他坚持以文化知识标准取士，反对请托。白居易后来说他“在礼部时，以文取生，不听誉，不信毁”；徐松说他“盖不听毁誉，故不免于遭谤也”。但白居易、徐松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盖棺。
令狐峘们一个个被贬了，李建们一个个调任了，只有那些绝不像他们那样做的考官们诚惶诚恐地在考场上正襟危坐。他们明白，考场只是官场的附庸，自己的基本身份只能是驯顺的官员而不能是刚正的学者。既然最要命的是“人情不洽”，那么，沉下心，换成人情练达。练达是为了自我安全而机敏地敛藏，是为了避谤躲毁而察言观色，是为了左右逢源而多方沟通。练达在无奈中，劳累在灵活中，规范在机巧中，消融在网络中。
其二，座主声誉上的可攻击性。
一个文官由朝廷任命而主持全国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社会声誉之高简直无与伦比。朝廷为了强调科举考试的权威性，也有意抬高考官的声誉，上文提到过的唐代进士及第后有“拜谢座主”的仪式，便是其中一个措施。座主就是主考官，进士拜谢座主既有真诚的感激也有实利的考虑。座主既受朝廷任命，及第进士自称门生必为自己增光，而且也会出现更多提携的机会。也许考生心底真正在感谢的是某位乡间启蒙教师，但乡间教师无法提供这种机会。于是，考官们在状元、进士们的拜揖中显出一种特殊的重要。
拜谢那天，及第进士们由状元带头，骑马来到考官宅前，下马后恭敬而立，把名纸呈进去通报，被迎进庭院后，列队向东而立，主考官则向西而立面对他们，接受拜谢。集体拜揖、状元致辞、各别拜揖，然后每位进士一一自报家门，“我是某某家族的什么人”、“我是某某人的重表弟”、“我是某某人的表甥孙”，尽量把自己家族亲戚中有点名堂的人物一起扯上以引起主考大人的关注。碰巧，也会有主考官同宗同族的亲戚中了进士，而这位亲戚在辈分上恰恰又是主考官的叔叔，那可怎么办呢？按照惯例，反一反，进士必须自称为侄，而尊主考官为叔。家族辈分在这里要服从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让叔叔张口叫侄子一声叔叔，他们两人都会震颤，但震颤得最强烈的是封建宗法秩序：仅仅做了一任考官，竟然可以让中国社会最基元的家族伦理结构为他而颠倒！
不仅如此，门生对座主的报答是终身性的，而且若有需要，甚至以死相报。连柳宗元都说：“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柳宗元等人都十分厌恶门生中那种一开始毕恭毕敬，到后来忘恩负义的投机取巧之徒，而他们的厌恶在当时几乎也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绝大多数门生是会永久地效忠座主的，不愿被大家目为“非人也”的渣滓。因此，作为座主也就拥有一笔比什么都要贵重的生命财富。以贤明著称的唐代主考官崔群与夫人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夫人劝他什么时候为子孙置几处庄园，崔群笑着说：“别担心，我已在全国各地置下了三十处最美的庄园。”夫人大为惊讶，崔群解释道：“前年我做主考官时，录取了全国各地的考生三十人，他们每人都是一所最美的庄园啊！”把一个个门生比作一座座庄园，实在将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当然这里多少也包含着座主一厢情愿的成分，因为崔群本人对自己的座主陆贽就比较冷淡，做主考官时也没有录取过陆家后代。为此，聪明而幽默的崔群夫人接过丈夫的比喻一叹：“可惜陆贽先生的庄园荒芜了。”
不管荒芜不荒芜，这些有趣的谈论显然掩盖了一个最根本的前提：科举考试是国家行为，考试的结果怎么转眼成了主考官的私有财产？这种考试为主考官创造了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声誉，但这种超浓度的社会声誉的背后所编织起来的座主一门生网络无疑与国家行为的主旨南辕北辙。一种带有帮会性质的社会小结构产生了，以结构内的无原则纠聚，来对付结构外的一切，成为上层政治生活中一团团根深蒂固的病灶，世称“朋党”。朋党从总体说来是社会的祸害，当然并非全由座主和门生的关系滋生出来，但这重关系显然起了提纲挈领式的点化作用，至少为全社会的低层帮会提供了存在的上层理由。柳宗元不是主张过门生对座主的忠诚吗，但他又讨厌文坛上那些拉帮结派之徒，愤怒地指斥他们“交贵势，倚亲戚，合则插羽融，生风涛”、“有不诺者，以气排之”。柳宗元的好恶很能代表当时文化界一批高品格文人的心态，然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厌恶的帮派之风恰恰与他们所称颂的座主和门生的关系直接牵连。
唐代名相李德裕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位政治家的仕途十分坎坷，一直处于大起大落之中，但他只要复出当权，总要对科举制度作一些实质性的改革，而改革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努力消解座主和门生之间的胶固关系。他在《停进士宴会题名疏》中指出，及第进士是国家挑选的“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为此，他提出：不要再叫座主、门生这些名号，进士们录取后可以参见一次主考官，今后再也不允许成群结队地去拜谒了，曲江宴、雁塔题名之类立即停止，及第进士三五人自己庆贺宴乐一下可以，但不许把当年所有及第者全都集中起来盛宴。李德裕的这些措施，显然是针对由科举考试所形成的帮派的。但随着李德裕的又一次被贬，这些措施也就烟消云散了。
好在一切有头脑的政治家或迟或早都会重新发现李德裕发现过的问题，因此试图阻遏座主和门生之间胶固状态的呼吁和措施历代不断。北宋建隆年间朝廷明确下诏，不准把主考官称为“恩门”、“师门”，录取考生也不准自称是某某考官的“门生”，违者就算犯法。可以代表历史对这个问题下结论的是清代大学者顾炎武，他说：“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遂有朋党之祸。”既然如此，那么，历代整治这个问题也就无可厚非了。
虽属机制性整治，但诸多考官显然也要承担一定的道义责任。史籍中对他们最常用的指判词总是这样八个字：“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在这一点上，不仅朝廷，而且连社会也对他们表示出很大的不信任。清代一再出现的酷烈的科场案，便是朝廷的这种不信任的病态表现。想当初，朝廷正是想借几双最值得信任的眼睛考察一下社会上有哪些士子可以信任，才推出科举考试的，没想到最终连那几双眼睛也无法信任。在一切都无法信任的气氛中，什么事情都会变质。最可怜的是那些考官，自己的眼睛早已被多年诗书和成堆考卷磨成昏花，偶一抬头，竟发现上上下下有那么多不信任的眼睛逼视着，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其三，文化资格上的可攻击性。
考官们在权力和声誉上既然都难于自立，那么就只剩下文化上的资格了，但可悲的是，他们作为一个庞大帝国遴选行政管理官员的主要执行者，在文化资格上也是十分脆弱的。
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那么长，涉及的范围那么广，包罗的内容那么多，一个再刻苦用功、博闻强记的人穷其一生也只能把握其中极有限的一些块面，而对其他块面只有一些影影绰绰的印象罢了，这种情形，科举考试的主持者、命题者和阅卷者也未能例外。但考生来自全国各地，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即便在同一文化模式里也会有不同的记忆侧重，因此考试中涌现出来的文化信息之纷乱繁杂往往超越考官们的可控范围。更要命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国文人互相评鉴文化知识水平的标尺往往不在于宏观识见而在于细节记忆，一有细节上的记忆失误，立即哄传为笑柄。中国文化拥集着多少细节啊，但人们总是在一笔之误、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一典之错中来否定一个人的整体文化程度。考官对考生是这样，社会对考官也是这样。这种传统一直延伸下来，直到今天，有些历史学家在嘲谑科举考试是一场不学无术的骗局时，往往也动用了一些文化细节，这应该说是不公正的。由此可以设想在古代，考官们为了免使自己暴露哪怕一丁点儿的文化缺漏将会承受多大的心理磨难。
《明史记事本末》记载，明正德六年（公元一五一一年）的一次会试，考试后公布的一份优秀考卷中有一个知识性的误差，即在行文中不小心把孔子生前褒扬的十个弟子和孔子身后人们祭祀时配享的十个弟子有点混淆。考官阅卷时可能只欣赏立意和文词，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落第考生知道后大哗，写出大字报到处张贴，所有的考官都觉得丢了脸，自认晦气不敢吭声。这件事很能说明一种过于沉重的文化传统与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之间的深刻矛盾，考官只不过是这场矛盾中的润滑剂和牺牲品。他们随时会被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文化细节噎得喘不过气来，不能不始终如履薄冰。
在这种心态下，可能产生的笑话反而更多。乾隆年间一个考生在考试前外出游玩，在路边见到过两棵槐树之间一口井这样一种普通的景象，不知怎么就记住了。临到考试，他怨恨自己肚子里典故太少，写出文章来容易被人觉得没有学问，便决定杜撰几个出来，灵机一动写出一句“自两槐夹井以来”，如此等等，他写得那么从容，阅卷的考官紧张了，心想一定是我没有读到过的典故，为了掩饰，给予佳评，这位考生竟被取为解元。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体猜测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他也不能保证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中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眼睛算他“用典有据”。
这种麻烦连一些学问家也经常遇到。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优秀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宰相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龢以知识广博闻名，低头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闾面”对“詹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龢闹了笑话。但我们在笑翁同龢的时候不会太畅快，因为我们相信他确实看到过“闾面”。深不可测又朦胧混沌的中国文化几乎能为任何一种勉强自圆其说的答案提供可能性，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判断的困惑。照理像翁同龢这样的学者是最有文化资格来主持考试的，但这次他错了，错在不知道某位考生对中国典章文辞把握的范围。那么主考者应该以哪一条水平线来与考生对位？谁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考官甚至完全不相信科举考试有客观标准，不相信自己阅卷判断的准确性，只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弃取，便暗暗地用抓阄的办法来领悟“文昌帝君”的旨意。据说清道光年间的穆彰阿就是这么干的。这实际上是对考官职责的全面放弃。
主考官们在文化资格上还会受到更恶性的挑战，并按中国惯例，由文化而直接诱发政治威慑和政治迫害。考官们不仅避不开朝廷的斧钺，而且也躲不过考生的利剑。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七三六年李昂任主考官，考生李权通过亲戚邻居的关系来走门路，性子刚直的李昂大怒，召集起考生当众责斥李权，而且把李权文章中不通的句子摘抄出来贴在街上。于是李权决定报复，他找到李昂，出现了以下一段对话——
李权：古人说过来而不往非礼也。我的文章不好，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主考大人也有不少文章在外界传流，我也想切磋一下，可以吗？
李昂：有何不可！请吧。
李权：有两句诗，“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是主考大人的吗？
李昂：是的。
李权：您诗中用了“洗耳”的典故。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是说古代的尧在他的表老之年不想再统治天下了，要把自己的权位禅让给许由，没想到许由不仅不想掌权，而且根本不想听让他做官的话，认为是最坏的话，听到后还到水边去洗耳朵。
李昂：……
李权：今天我们的皇上年富力强，还远没有衰老到退位的年岁，而且皇上好像也没有把皇位让给主考大人的意思，您洗耳朵干什么呢？
听了李权这番话，李昂身为主考官却惶骇万状，一下子软了下来。
是啊，考官也是文人，而且又比较有名，文章流播世间，考生为揣摩他们的好恶又曾仔细研读过，要在他们的文词中找一点岔子是再容易不过的。岔子的入口点总是典故，而终点总是政治。当你一旦成了考官，你曾经引为自豪的全部学问背后，可能都掩藏着一个个陷阱。
从以上所述考官们可被攻击的三个方面，我们大体可以看到科举考试在主持者和操作者一面所遇到的一系列巨大麻烦。以前我们更多地关注考生们的悲哀，结果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一群邪恶而又愚蠢的考官大臣在胡闹。这种误解容易让人得出一个结论：科举制度的痼疾是可以避免的，只不过历朝主持者不好罢了。但是，当我们把视线一旦停留在科举考试主持者们身上，发现他们如何处在一种极其脆弱又难于被人信任的困境中，而这种困境的造成基本上又不是因为他们个人品格上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憬悟：科举考试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行为。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种千年的无奈。抓住它，满手芒刺；丢弃它，步履艰难。
7
科举考试最终的彻底败落，在于它的考试内容。
其实这也是一个千余年伤透了脑筋的老问题，历来很多有识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而唇枪舌剑，激烈争论。考试主持者们也曾做过一系列试验。一次次地改革考试内容，力图使它更符合选拔管理人才这一根本目的。我在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反复读到，考试中究竟是侧重诗文经典，还是侧重联系社会实际的时务策，是人们讨论的一个难点。在唐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十分重视时务策的，例如元结任州试考官时曾出过这样几个试题：
一、你认为应该如何消解当前的强藩割据？
二、你认为应该如何使官吏清廉，断绝他们的侥幸所得？
三、你认为应该如何使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耕种？
四、你知道粟帛估钱的情况吗？
在大诗人杜甫出的试卷中，有“华阴的漕渠如何开筑为宜”、“兵卒如何轮休”等题目。白居易则问考生“如何改进各级官员的薪俸制度”、“如何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农贫商富的问题”等等，都非常切于实用。
这些试题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不错，但我们也不能褒奖过甚。沉溺于诗赋考试固然太局限、太没有现实意义了，但是能对身边的现实问题发表一点议论的也未必是人才，因为议论和操作完全是两回事。更何况，在考试中讨论身边的具体问题，阅卷的困难很大，考官自己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很容易成为一种取舍标准，从而对看法与考官相左的考生带来不公正。与诗赋考试相比，时务策的考试当然不大会重视考生整体文化素养方面的水准，答题成败的偶然性更大。也许正因为这样，一些大学者倒并不倾心于这方面的改革，他们觉得科举考试也就这么回事了，靠几道试题来断定什么样的考试有用，什么样的考试无用，未免显得武断。苏东坡说：
自文章而言，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策论、诗赋均为无用。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科取士，不过如此而已。
“均为无用”、“不过如此而已”，真是大家口吻。柳宗元说得更透彻，他认为试题的变来变去并不会改变取士的方向，不要企望试题出现了什么方面的内容就会选拔到什么方面的人才。考生总是那些读书人，朝廷侧重考什么内容，他们就作什么方面的准备，好像很对应，却未必是人才。关键是要找到真正的人才。
苏东坡和柳宗元的看法高人一筹，但作为稀世人才他们对人才的要求与科举考试想选拔的人才有较大的距离。就一般人才的选拔而言，考试内容还是很重要的。一定的试题定向标志着国家对人才的需要重点，也会对全国应试者的自我塑造起一个引导作用。可惜自宋代至明清，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标准越来越不明确，只靠着一种历史惯性消极地维持着科举，为了堵塞种种堵不胜堵的漏洞，考试规则越来越严格；为了符合上下古今多方位的意识形态要求，考试内容越来越僵硬。终于，出现了八股文。
用八股文取士，不仅内容限定、格式限定，而且许多联接虚词也是限定的，这至少对考官阅卷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使各种不同的考生纳入了一种相同话题和固定格式下的充分可比性。我们前面说过，考试不比创作，不能离开了可比性规范任意发挥，就是要看考生在不自由的程序中如何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美国的“托福”考试也是一种“八股”。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社会责任和历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昏庸考试方式。全国士子为通过这项考试一年又一年地钻研八股文的写法，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废物。对此，清代医学家徐灵胎随手写的一首道情表达得很清楚（文中“时文”即指八股文）：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整个九州大地都是这个景象，几乎一切稍稍有点文化良知的人都已看不下去。事情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国际社会的参照系生愣愣地出现在中国文人前面，无情的多方位对比强烈到让人眩晕。一千多年前当科举制度刚刚盛行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科举制度不就是要为这个形象增色添彩的吗，怎么增添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这副模样？是中国上了科举制度的当？或是科举制度上了中国的当？或是它们彼此上当？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种莫名的历史魔力的当？
十九世纪晚期的世界已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现在已经不必说了，真正值得关注的倒是当时仍在科举制度控制下的中国。据齐如山先生回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举制度抵拒着商业文明。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级最低的科举考试，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在当时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见知县时可以有座，也可以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与此相反，一个商人，即便是海内巨贾、富甲一方，见知县时却不会有座，也不准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造像：一个读了几年死书而没有读出半点门道的失败者傻乎乎地端坐着，一个已经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活力的实践者像仆役一样侍立着。这一历史造像，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么，享有社会特权的科举考试参加者到了十九世纪晚期还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参加考试呢？周作人先生回忆道，那是大寒季节，半夜起床，到考场早早坐定，在前后左右一片喧嚣中等到天亮，天亮后有人举着一块木板过来，上面写着考题，于是一片喧嚣变成了一片咿唔，考生们边咿唔边琢磨怎么写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时间显得紧张，咿唔也就变成呻吟：
在暮色苍茫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
齐如山先生对此还作了一个小小的补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试是无法离座大小便的，于是可想而知，场内污秽横流，恶臭难闻。
读到这类回忆我总是蓦然发呆：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
出于时代的压力、国际的对比，一九〇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中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四书五经仍考，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时，开设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
这个弯转得既没有基础又不彻底，而转弯的指挥者自己又极不情愿，结果怪事连连。据说为了迎合要考中外政治历史的旨意，有一次考官出题时把法国的拿破仑塞进去了，而且因为粗粗地知道他与中国项羽一样是一位以失败而告终的勇猛战将，便出了一道中外比较的试题：《项羽拿破轮论》（当时译名初设，把拿破仑译成拿破轮）。出题的考官赶时髦，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怎么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开笔就写道：
夫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使破轮自修其政，又焉能为项羽所拿者？拿全轮而不胜，而况于拿破轮也哉？
这位考生理所当然地把“拿破轮”看成是一个行为短语：什么人伸手去拿一个破轮子。项羽有没有拿过破轮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试鼓励空洞无物的瞎议论，文章也就做下去了。当我读到这则史料时像其他读者一样不能不哑然失笑，我想，这位考生敢于做这篇文章倒也真有一点“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的气概，科举考试在当时确实已成为一个破轮，它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前滚动了。为了不让这个破轮使整个大车倾翻，在喊声鼎沸中，科举终于废除。
科举废除后新式学校一所接一所办起来了，这不仅释放了一大批原先已经走上科举之途的读书人如上文提到的齐如山、周作人他们，而且实实在在地造就了一大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新型人才，二十世纪中国的光明面，基本上是由这些新型人才造就的。如果科举制度再延续一些年月，那么中国在二十世纪将会更加死气沉沉、无所作为。
但是，废除了科举制度的中国有了新式教学，却没能从制度上解决管理人才的选拔问题。我们记得，科举制度在它产生之初首先是一个人才选拔制度而不是教学制度，它在教学上的恶果只是它后期发展的副产品。副产品的恶果被阻遏了，而千余年前这一制度的设计者们的宏伟初衷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去替代。新型的学者在成批地产生，留学外国的科学家在一船船地回来，但管理他们的官员又是从何产生的呢？而如果没有优秀的行政管理者，一切学者、科学家都会在无序状态中磨耗终身，都会在逃难、倾轧、改行中折腾得精疲力竭，这已被历史反复证明。
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
8
科举实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个历史都被它搞累，我写它也实在写累了。我估计，读者也一定已经读得很累，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一种没有结论的回顾，没有终点的叙述，走笔至此，满心怅然。
眼前突然浮现一个舞台场面，依稀是马科导演、陈亚先编剧的《曹操和杨修》。曹操新当政，急需管理人才，下令在全国招贤，一个年轻的差役，像更夫一样满街敲锣，敲一下喊一声：“招贤罗！哐！……招贤罗！哐！……”曹操的时代还没有科举，但那几下锣声足可概括千年科举的默默呼喊。
戏一场场演下去，招来的人才卷入了纷争的漩涡，困顿、后悔，直到死亡。但在每一场幕间，招贤的锣依然在敲，一声比一声怪异，一声比一声凄凉。记得最后一场，年轻的差役早已须发皓然，步履蹒跚，锣破了，嗓子哑了，但那声音分明还在一声声传来：“招贤罗！哐！……招贤罗！哐！……”
那个场面好像下了雪吧？积雪的土地仍然埋藏着对人才的渴望吧？打锣老人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地排过去，凛冽的寒风卷走了锣声和喊声。这一出中国政治的幕间戏演得好长，最后是悲剧是滑稽很难分辨。应该剧终了，我们站起身回头再看一眼，然后离场。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群了。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人当然就更少。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在那儿，一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一九〇一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一九〇三年的一份奏摺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一位是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他，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才来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账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一九〇五年下谕，废除科举。因此不妨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蜕变也是非常深刻的。蜕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二十世纪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
2
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述能力的考查制度。明白了这一点，对它的许多抱怨就可能会有所缓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不管何种政权，何种方略，离开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网络，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仅仅可靠、有效还不够，因为选官吏不比选工匠，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尚未邪恶到无所顾忌，就必须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不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气，而且还要让其他官吏乃至政敌也没有太多的话可说，那就需要为官吏们寻求或创造一种资格；这样做已经是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政权结构如此复杂，需要的官吏数额也就是十分惊人，把那么多的官吏编织在同一张大一统的网络里，其间之艰难可以想像；好不容易把一张网络建立起来了，但由于牵涉面太大，偶然性因素太多，过不久自然会发生种种变更，时间长了还会出现整体性的代谢，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寻线头，重新绾接……这一连串的难题，如此强烈地摆在历代帝王和一切意欲问鼎九州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开。全部难题最终归结在一点上：毫无疑问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这种规范在哪里？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可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已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看来，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固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后天资格毕竟没有先天资格那样确证无疑，如何对这种资格进行令人信服的论定，成了问题的关键。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考察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比以前的各种方法科学多了。但是不难想像，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一切都会乱套。你说这个好，他说那个好，结果，小才任大职，大才任小职，造成行政价值系统的无序。为了克服这种无序，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相对统一的评判者有了，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这些在选拔官吏上握有无限权力的大人物的内心厚薄，成了生杀予夺的最终标尺。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高低作为划分推荐等级的主要标尺，那么这种看似先进的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级，不想最后拿出来一看，重要的官职全都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也包括不少当时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据《北梦琐言》记载，唐代一位姓毕的盐商之子想参加科举考试，请人为他改一个吉利一点的名字，那人不无嘲谑地把咸味化进了他的名字，为他取名为毕诚，毕诚没有恼怒，快乐接受。后来他不仅考上了，而且逐级升官一直做到宰相。这说明科举制度确实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不太在乎原先家族地位的贵贱。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这种科举原则：
惟贤是求，何贱之有……拣金于沙砾，岂为类贱而不收？度木于涧松，宁以地卑而见弃？但恐所举失德，不可以贱废人。
（《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举制度的另一个优点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作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考来考去主要是考文学修养和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这种考法当然未必合适，越到后来越显现出很多负面效应，但至少在唐宋时代，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有趣的引导。大批书生从政，究竟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还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我偏向于前者。此外，由于做了书生才能做官，这种诱惑也极大地扩充了书生的队伍，客观上拓宽了社会的文明面。
由于科举制度重视文化，考试中要写作诗赋文章，因而天南地北的无数考生就要长久地投入诗赋文章的训练，这对文学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些研究者认为科举考试对社会补益不大而对唐宋文学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我的观点正恰相反，认为科举考试最对不起的恰恰是文学。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韩愈后来读到自己当初在试卷中所写的诗文，“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简直不想承认这些东西出于自己的手笔。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杨雄之徒进于是选，仆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书》），但韩愈并不因此而否定科举。
进士试卷中有时也会偶尔冒出来一些佳句，依我看，千余年来科举考试中写出来的诗，最好的是唐代天宝年间的钱起在《湘灵鼓瑟诗》的试题下写出的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直到二十世纪鲁迅、朱光潜还为这两句诗发生过口舌，真不知当年坐在考场中的钱起是如何妙手偶得的。但也就是这两句，整首诗并不见佳。可以理解的是，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
3
然而，科举制度实实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论。这些悖论并非人为设置，而是来自于中国文化和政治构架的深层，很难排除，因此终于科举制度在一次次左右为难中逐渐疲惫、僵化，直到丑陋。据我所知，清代来华的不少西方传教士在考察科举制度之后曾大为赞叹，认为发现了一种连西方也还没有找到的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便急切地向世界介绍。但他们的考察毕竟是浮浅的，只是粗粗瞭望了一下科举考试的程序和规则，而未能窥及深潜的隐患，因此他们也就无法理解，有着如此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的中国，怎么会造成国家管理人才的严重匮乏、整体文明素质的日益枯窘，陷于越来越混乱和贫困的境地？
外国传教士褐绿色瞳仁中埋藏着的疑问，直到今天还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我知道，这些疑问，不仅属于科举，也不仅属于古代。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遇到的最大悖论，产生在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中。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尽可能多的人递送鼓励性诱惑，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其他选择的家族和个人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不就是考一点文化知识吗？不就是看看哪些人有担任行政官员的资格吗？竟然一下子炒得那么热，闹得那么火，——一千多年都凉不下来，几乎把长长的一段历史都烤出火焦味来了。
我们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太注重表层礼仪，好好的一件事情总被极度夸张的方式大肆铺陈。早在唐代，科举制度刚刚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装饰，太重的渲染，把全国读书人的心情扰乱得不轻。每次进士考试总有一批人考上，不管对国家对个人，庆贺一下、宣扬一番都是应该的，但不知怎么一来，没完没了的繁复礼仪把这些录取者捧得晕头转向。进士们先要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等，还要在雁塔题名，在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繁忙之极，也得意之极。孟郊诗中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张籍诗中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就写尽了此间情景。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当时的读书人一中进士，根本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热闹仪式，长安民间就兴办了一种谋利性的商业服务机构叫“进士团”，负责为进士租房子、备酒食、张罗礼仪，直至开路喝道，全线承包。“进士团”的生意，一直十分兴隆。
这种超常的热闹风光，强烈地反衬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照理落榜下第也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马蹄在身边窜过，喧天的鼓乐在耳畔鸣响，得胜者的名字在街市间哄传，轻视的目光在四周游荡，他们不得不低头叹息了。他们颓唐地回到旅舍，旅舍里，昨天还客气地拱手相向的邻居成了新科进士，仆役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有一种传言，如能讨得一件新科进士的衣服，下次考试很是吉利，于是便厚着脸皮，怯生生地向仆役乞讨一件。乞讨的结果常常讨来个没趣，而更多的落第者则还不至于去做这种自辱的事，只是关在房里写诗。这些诗写得很快，而且比前些天在考场里写的诗真切多了：
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
——罗邺
十年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
——温宪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
——赵嘏
为什么“莫道还家便容易”？为什么“泪血滴来千里书”？因为科举得失已成为一种牵连着家庭、亲族、故乡、姓氏荣辱的庞大社会命题，远不是个人的事了。李频说“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说“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都是当时实情。因此，一个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属，在心理上都是千难万难的。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若来时近夜来！
这位妻子的诗句实在是够刻薄的，但她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着夜色偷偷回来的心情也十分真实。收到这首诗的丈夫，还会回家吗？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长安，下了个死决心，不考出个名堂来绝不回家。这中间所造成的无数家庭悲剧，可想而知。《唐摭言》卷八载，有一个叫公乘亿的人一直滞留在京城参加一次次科举考试，离家十多年没有回去过。有一次他在城里生了场大病，家乡人传言说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长途来奔丧，正好与他相遇。他看见有一个粗衰的妇人骑在驴背上，有点面熟，而妇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别时间太长，都认不准了，托路人相问，才知道果然是夫妻，就在路边抱头痛哭。
这对夫妻靠着一次误传毕竟团聚了，如果没有误传，又一直考不上，这位读书人可能就会在京城中长久待着，直到垂垂老去。钱易《南部新书》就记载过这样一位老人。是一位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吧，在京城中等着春试，除夕之夜，全城欢腾，他却不能回家过年，正沮丧着，听说今夜宫中有傩戏表演，就挤在人群里混了进去。不想进去后被乐吏看成了表演者，一把推进表演队伍，跌跌撞撞地在宫内绕圈，绕了千百转，摔了好几跤，又要他执牛尾演唱，做各种动作，闹腾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动路，让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举考试也耽误了。看来老人还得在京城熬下去。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否还有老妻在家乡等着，他们分别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这些子女是否在挂念孤身在外的老父亲？除夕夜他在宫中转圈时明明体力不支为什么不早一点拔身而出？难道他在傩戏的扮演中获得了某种有关人生恶作剧的感悟？
由于屡试不第给读书人和他们的家人带来了长久而广泛的心理压力，一旦中举之后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报到处，怪事丛生，但次数一多，怪事也被适应，反被人们看作正常了。我在《玉泉子》中读到一则记载，曾颇觉惊异，但那则记载的语气却非常平静，像是在谈一宗日常小事。一位级别很高的地方官设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将军携家人参加。将军的家属人数不少，还带来一位已出嫁的女儿，这女儿嫁给一个叫赵琮的读书人，赵琮多年科举不第，穷困潦倒，将军的女儿抬不起头来，将军全家也觉得她没脸见人，今天既然一起跟来参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挂一块帷障遮羞。宴会正在进行，突然一匹快马驰来，报告赵琮得中科举的消息，于是将军起座高喊：“赵郎及第矣！”家人闻之，立即将赵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搀出来与大家同席而坐，还为她妆扮，而席间的她，已经容光焕发。使我惊异的是，在赵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将军的女儿，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怜，面对这种可怜，将军一家竟也觉得理所当然！
家属尚且如此，中举者本人的反应就更复杂了。一般是听到考中的消息欣喜若狂，疑是做梦。“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姚合），狂喜到连儒生的斯文也丢得一干二净。有的人比较沉着，面对着这个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转，乐滋滋地品味着昨天和今天。有的人则故作平静，平静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例如韩偓及第后首次骑马去赴期集，这本是许多进士最为意气昂昂的一段路程，他竟是这样写的：
轻寒着背雨凄凄，
九陌无尘未有泥。
还是平日旧滋味，
漫垂鞭袖过街西。
他把得意收敛住了，收敛得十分潇洒。
不过这种收敛的内在真实性深可怀疑，或许韩偓确实是个例外。对于多数士子来说，考上进士使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长久以来的收敛和谦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虽然官职未授，但已经有了一个有恃无恐的资格和身份，可以比较真实地在社会上表现自己了。这中间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记的那位王泠然了。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在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笔给高昌宇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您现在身处富贵，我有两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官职。我至今只有这两件事遗憾，您如果帮我解决了，感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处高位，到那时会侧过头来看您一眼，你自然会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色看的。
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素材。是变态心理学还是社会心理学？都可以，但我更看重它隐藏在特殊文辞后面的社会普遍性。当年得中的士子们如果有机会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和唐突，但就他们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独。
4
面对着上述种种悲剧和滑稽，我们不能不说，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古代政治家们好不容易构想出来的科举制度，由于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恶果。
这种恶果比其他恶果更关及民族的命运，因为这里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急遽退化。科举制度实行之后，中国的任何一个男孩子从发蒙识字开始就知道要把科举考试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除了不多的少年及第外，他们都将为这种考试度过漫长的年月。一种在唐代就开始流行的说法叫“五十少进士”，意思是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可见很多知识分子对科举的投入是终身性的。这样的投入势必会产生坚硬的人格结果，不仅波及广远，而且代代相传。现代文化史家总习惯从先秦诸子的各种论说中来考索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哲学构成，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据我们的切身经验，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塑造成的，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这当然会比曾在先秦典籍中读到过的某一种学说更强悍地决定他们的人格构成了。
总之，选择过程变成了塑造过程，而这种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恶性的。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汇聚散逸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浑浊了。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科举制度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了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但机会究竟何时来到又无法预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机以待。等待期间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终暗藏着翻身的一天。“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谚语，正是这种心理的通俗描述。历来有这种心理的人总被社会各方赞为胸有大志，因此这已成为一种被充分肯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伺机心理也可称作“苦熬心理”和“翻身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气焰蔽天。王泠然满口泼辣，只因为前些天还是一个苦熬者，憋了那么久，终于报仇雪恨般地涌出强烈的翻身感。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祥和。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然而，机会只是机会，不是合理的价值选择，不是人生的终极关怀。所以，即便在气量和耐心背后，也可能隐潜着自私和虚伪。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合理的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归拢、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样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为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从总体而言，他们的人生状态都不大好，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缺少透彻的奉献、响亮的馈赠。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管束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试卷上的诗赋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发的吟咏也常常脱离文学本体，因为他们的人生感触往往与落第和入仕有关，许多吟咏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阶，吟咏便从一种手段变为一种消遣，一种自身文化修养的标志，以便在官吏间互相唱和、宴集时聊作点缀。学术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贯串生命。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既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或许是少数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在没有支点的无所作为中。
其三，矫情倾向。科举既然把读书当作手段，把做官当作目的，文化学和政治学上的人性内核也就被抽离；科举的成败关及家族伦理的全部荣誉，于是家族伦理的亲情牵累也就必须顾全大局、暂时割舍，奉献给那种没有期限的苦读、别离和期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面子不好看，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但在这种无奈中必然也会滋生出矫情和自私。《西厢记》虽然描摹了张生一旦科举高中，终于与莺莺门当户对地结合的远景，却也冷静地估计到此间希望的渺茫，因此为张生别离爱人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个场景，动用了悲凉的词句：“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然而《西厢记》长久被目为不经的淫书，只有铁石心肠地凝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赞扬。铁石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要肉欲而不要感情，又把不要感情妆扮得堂而皇之，这便是矫情中的矫情，中国书生中的伪君子习气，也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来，科举制度对社会生活的损害，也是从它离间普通的伦常人情开始的。一种制度，倘若势必要以损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为代价，那么它就不会长久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存在。终有一天，要么因它而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要么由健康发展的社会来战胜它，别无他途。同样，一批与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万人瞩目的成功者，也无以真正地自立历史，并面对后代。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在中国书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遗憾。
不知道当年升沉于落第、及第狂潮中的书生，有几个曾突然领悟到科举对自己的人格损害？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否则我们就读不到那么多鞭辟入里的记载了。但是，一种由巨大的政治权力所支撑的国家行为，怎么会被少数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这少数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但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褪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然一点？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死亡。这件事，好像可以成为戏曲作家编剧的题材，而我感兴趣的只是，终于有一位男人，一个进士，在他的人格结构深处，进士的分量不重，官职的价值不高，却可以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这种爱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他的死亡，以一种世俗人情的力量，构成了对许多进士残缺人格的比照。
科举制度在人格构建上的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当时的决策者彻底洞悉。他们中有不少人也是从科举的路途踏上高位的，无法看透自己和同道们身上的根本性隐疾，但是他们却感觉到了科举制度所遇到的麻烦。就像一屋子喝醉酒的人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喝醉了，只感到桌面的倾斜、杯盘的摇晃。他们开始整治科举制度，只在具体操作规程上着眼，出了很多新点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碍，消消停停千余年，终于没有走通。
5
纵观历史，对科举制度弊病的发现和整治，大致可分为两大截：唐宋为良性整治阶段，明清为恶性整治阶段。在良性整治阶段也有恶性冲撞，但就整体而言当时的科举制度还瑕不掩瑜，种种整治或多或少都带有试验性和创建性；在恶性整治阶段也有明智的举措，但机制性的痼疾已多方面发作，任何一种整治都会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毛病，于是整治越来越严，毛病却越来越深，再也解脱不了。
如前所述，科举制度本身是一个严肃而深刻的构思，并不像后人所渲染的那样荒诞不经，那么，这些暴露出来的弊病也同样是严肃而深刻的，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易于避免。我在阅读有关史料时一再地想，如果我们现在要进行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定期选拔行政官员的社会考试制度，许多问题照样会遇到，照样难于解决。
为此，我想陪着读者一起回到古代，站在那些头脑清晰、智力充裕的宰相、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礼部侍郎和诸多考官的立场上，看看他们在执掌科举制度时究竟会遇到哪些逃不开的麻烦，然后再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想有没有排解的办法。
当头遇到的一个麻烦，是科举考试要不要与推荐结合起来。粗粗一想我们也许会断然反对推荐，以保证考试的纯净性，但实际上考试的纯净性远不是选拔的准确性。如果选拔不准确，考试的纯净性又有什么意义？考试很像西方戏剧中的“三一律”，必须把一个漫长的活体生命挤压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程序之中，而这种挤压又是书面化的。考试前的社会经验和生命状态究竟如何？应考者对自己的判断和期望是什么？这实在是比书面答卷更为重要的事，需要靠别人推荐和自我推荐来解决。因此在唐代，推荐在科举考试中占据很大的地位，算不得作弊。
公元八二八年，崔郾受朝廷之命离长安赴洛阳主持科举考试，临行前公卿百官盛宴饯送，太学博士吴武陵在席间向崔郾推荐杜牧，而且当场朗读了杜牧的《阿房宫赋》。崔郾听了也大为赞赏，吴武陵就直截了当地说：“那就请您让他做头名状元吧。”崔郾也不隐瞒，说：“头名状元已经有人了。”一问下来，不仅头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名也有了，杜牧就成了第五名。这事使主考官崔郾很高兴，他当即在席间宣布“刚才太学博士吴武陵先生送来一位第五名。”
公元八三七年，高锴主持科举考试，他平日在当朝高官中最佩服的是令狐绚，于是在一次上朝时便问令狐绚：“您的朋友中谁最好？”令狐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及第。连李商隐也知道自己及第主要是因为令狐绹推荐，就把这一事实写在《与陶进士书》中。
这两件事，现在说起来实在有点要不得。考试尚未开始，一至五名全定了，主考官不仅接受推荐，而且主动打听推荐线索。有趣的是，当时大家并没有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可以朗声推举，可以坦然磋商，可以当众宣布，可以详细记述。当然这里会夹杂着大量的不公平，但如果不是这样，主考官就不知道杜牧写过《阿房宫赋》，就不会对李商隐的名字产生特别的注意，这两位大诗人也就有可能名落孙山。好在我们直到今天还都了解杜牧和李商隐，知道没有任何一种考试能把他们那样美丽的才华考出来，因此谁都愿意站出来推荐他们。这种推荐究竟是公平还是不公平的呢？照我说，与其是失落了杜牧和李商隐去追求公平，宁肯要保留着杜牧和李商隐的不公平。
事实上，那种拒绝试卷之外的其他信息，只凭试卷决定一切的做法，毛病更多。来应考的人成百上千，试卷堆积如山，阅卷人能够仔细品鉴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阅卷人都上了年岁，时间赶得又那么紧，看不了多久就会陷于疲惫和麻木，不会从他们眼里漏掉一个人才的说法，只是骗骗局外人罢了。在这种情况下，连考官和阅卷人也极想知道一些推荐信息，使他们在试卷的汪洋中捉摸到一些重点审读对象。对此，在这方面有深刻体验的柳宗元说得最好，他认为朝廷取士，不妨让考官们在阅卷前对出色的应试者有所闻（即所谓“先声”）：
所谓先声后实者，岂惟兵用之，虽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今语古，角夸丽，务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而曰吾不能遣士者，伪也。惟声先焉者，读至其文辞，心目必专，以故少不胜。
柳宗元是我们所信的，他的这种说法当然不是在为私通关节辩护。
如果允许推荐，那么顺理成章也应接受应试者的自荐。一般说来，他们比别人更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在考试之前，打理一下平生最得意的作品，寻找社会名流中最能赏识自己的人，搭建与上层社会沟通的桥梁，使自己成为比较引人注意的科举候选人，在唐代属于正常之举。唐代科举考试中所风行的“行卷”，便是应试者们自我推荐的一种方式。程千帆先生说：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的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这也就是一种凭借作品进行自我介绍的手段；而这种手段之所以能够存在和盛行，则是和当时的选举制度分不开的。
一度，主考机构也要求应试者把自认为满意的旧作上缴以供选拔时参考，自我推荐也就变得更加合法。士子们在选编自荐材料的时候不经意地为中国文学史编出了不少珍贵的文集，否则好多诗文有可能早就失散了。例如皮日休的《文薮》和元结的《文编》当初都是为自荐编成的，他们两人分别都在编定自己文集的第二年进士及第，看来自荐的作用不小。
大诗人王维因自荐而及第的故事载于《集异记》，明代传奇《郁轮袍》也讲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有趣味。故事说，当初年轻的王维以惊人的文学天赋和音乐才华游历于长安上层社会，特别为岐王所看重。科举考试将至，谁若能成为长安京兆府的第一名人选上送，则极有希望夺魁。王维知道对此事有决定权的公主心中已另有人选，请岐王帮忙。岐王深知王维的才学有竞争力，要他准备好旧诗十篇、琵琶一曲，五天后再来。五天后王维如期而至，岐王拿出鲜丽华贵的衣服要他穿上，共赴公主府第，名义上是向公主奉献酒乐，王维充作乐师。公主见王维风姿超群，奏曲精妙，大为赞赏，岐王便说：“他不只精通音乐，文词更是无人可比。”王维当即把准备的诗卷献给公主，公主一看更为惊异，说：“这些诗，都是我平常反复诵读的，一直以为是古人佳作，没想到竟然出之于你的手笔！”于是以上宾之礼，与王维畅谈。王维言谈间风流蕴藉，诙谐幽默，不能不让在座的其他宾客深深钦佩。岐王便对公主说：“如果今年京兆府第一名由这位青年来承当，就会十分风光。”公主说：“那为什么不让他去应试呢？”岐王说：“这位老弟心气颇高，不作为第一人选上送他是绝不会去应试的，但听说贵公主已决定了别的人作为第一人选。”公主笑道：“那算什么呀，也是别人托的。”等岐王和王维一离开，公主就召来了当年的考官。于是，王维成了京兆府上报的第一人选。
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故事在具体情节上的真实性很可怀疑，但《集异记》在记述中所传达出来的社会氛围和上层交往关系却是可信的。
我对唐代士子自我推荐最感性的了解，来自白居易所写的一封自荐信。这封信是贞元十六年（公元八〇〇年）应进士试前写给当时任给事中的陈京的，所以名为《与陈给事书》，现收在《白居易集》卷四十四内。白居易这封信的大意是：
这些天，您府上拜谒者如林，自荐者如云，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您为他们吹嘘张扬。我不来拜谒，只差遣家僮送一封信给您，说明我的目的与他们不一样，就凭这一点，你也该特别关注一下了。我只想诚恳求教，因为无数事实证明，一个人了解别人容易，了解自己困难。很杰出的人，往往自信不足，很糟糕的人，却又自以为是，幸好有明白的考官，让他们各归其位。您是天下文宗，当代权威，因此愿意向您袒露我的内心：我白居易是个平民，上无朝廷援助，下无乡绅抬举，敢于到京城来应试完全是凭了文章，到时候等考官作出公平裁断；但我的文章究竟是可进还是可退，自己却不甚清楚，因此请您帮我裁定一下。特送上杂文二十篇、诗一百首，请您在公余之暇随手翻翻。如果觉得可进，请发一句话，我一定加倍努力；如果觉得不可进，也请发一句话，我就甘心退藏。是进是退，我心中斗争多时，现在就等您一句话了。
白居易的这封信写得不卑不亢。考试在即，究竟自己是不是一块材料，该不该继续努力，请名人裁断一下，即使落第也落个明白，这番理由，说得很得体。但是，诗文就此送上去了，而白居易对自己诗文的自信并不像他信中说的那样薄弱。请陈京发一句话，我想更多的是希望陈京在读了诗文之后把话发给主考官。到底发了没有我们并不清楚，所知道的只是白居易当年果真进士及第。
把以上所举的杜牧、李商隐、柳宗元、皮日休、元结、王维、白居易的例子加在一起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在他们那些年代，科举考试的文章有很大一部分不做在考场内。考试只是一个契机，围绕着它，进行一场选拔人才的大动员。人才们自己也踊跃起来，走出苦读的书房，离别偏僻的乡邑，踏入京城的社交圈，试着用文化为轴心进行多方面的生命呈示和精神沟通。做法上确实很不规范，但时代的魅力也就体现在这种不规范之中。有许多事情，规范一旦精密和完满就不再有让人喜悦的生命力，科举制度显然也是如此；但是能不能因此而永远拒绝规范呢？又不能，因为原始性的可喜很容易因无序而转化为可恶，不设置足够的规范必然会把事情彻底搞糟。这便是人类经常要遇到的两难：总要告别生气勃勃的无序状态，总要迎来防微杜渐的严整格局，结果，又总是因整体性规范的失度而走向新的无序。
以科举考试中推荐的问题为例，既被允许，久而久之自然会有大量阴暗伎俩产生，而即便是王维、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他们那样的上好诗文也是敌不过阴暗伎俩的，因此当初像他们那样大大咧咧自我推荐和被人推荐也就会完全失效，唯一的办法是制订严密规范来与阴暗伎俩作斗争，这是令人沮丧又不得不为的事。创业之初的健康与大方，终于被警觉和琐碎所代替。到了宋代，推荐理所当然地被阻止了，为了防止考官接受试卷外的信息，实行“锁院”制度，即考官一旦被任命就须住入贡院，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直到放榜的那一天。长的时候，一锁就是五十来天，也够闷人的。唐代试卷不糊名，敞敞亮亮地让考官知道这是哪位考生的卷子，宋代就把名字糊起来了，再后来，怕考官认出笔迹，干脆雇一帮子人把所有的考卷重抄一遍再交给考官，以杜绝作弊的可能。
其实作弊是杜绝不了的。科举考试决定着一个人的全部升沉荣辱，总会引得不少人拼着性命来做手脚，官方发现后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而一切对策又很快激发了更高明的作弊手段，真是循环往复，日臻精微。
我曾参观过一个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展览，面对那些实物，强烈感受到自宋以后，作弊和反作弊成了一场某些士子和官方层层递进的智力竞赛，而竞赛的结果是两方面都走向卑微。士子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挟带，把必然要考到的《四书》、《五经》、前科中举范文和自己的猜题习作缩小抄写后塞在鞋底、腰带、裤子、帽子里，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干脆密密麻麻地写在麻布衬衣里。堂皇的经典踏在脚底，抖索的肉体缠满墨迹，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烂纸污黑也就与可怜书生的绝望心情混作一团，一团由中国文字、中国文明、中国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挟带的也不见得全是投机取巧的无能之辈。例如一〇一二年的一次考试，搜出挟带者十八人，于是重考，十八人中还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怀疑，许多主持着考试的考官说不定当年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历史，尽管他们在文化才能上还是合格的。作过弊的考官对作弊的防范只会更严，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也许是因为深谙诀窍，他们会想出许多搜查挟带的机智办法；未曾作过弊的考官则会对作弊者保留着一种真诚的气恼，一旦有权，气恼也就化作了峻厉。无论是机智还是峻厉，最终还是要交给看守考场的士兵来操作，有时还公开悬赏，搜出一个挟带者奖赏一两银子。士兵们受此刺激，立时变成凶神恶煞，向全体考生扑来。据说连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士兵们对应考士子浑身上下细细摸查的做法也大不以为然，对大臣们说：这些都是读过圣人诗文的人，怎么能像对付盗贼一样来对付他们？但是即便朱元璋也无法阻止一种整体机制的必然需要，明代的搜查更加严格。考场门口出现的情景是“上久冰冻，解衣露立，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怀挟也。”
到清代，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甚至还要察看肛门，实在有辱斯文。为了防止在羊皮袄里挟带，规定考生进考场穿的羊皮袄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单张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场内外一片白花花，宛若一大堆纷乱的羊群。这景象在我想来是触目惊心的，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群读书人，只能以动物的形态，来表白自己对文化的坦诚？只能以最丑陋的仪仗，来比赛自己的文明？
说起来作弊在唐代也有很多，但那时既然允许推荐和自荐，整体气氛宽松，不太把这种小手小脚当一回事。诗人温庭筠就是一个作弊的高手，老是在考试中替别的考生写文章，当“枪手”，远近闻名。公元八五八年会试，考官们为了防止他们再一次作弊，故意把他的座位另行摆出，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看到他写完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交卷退场了，也就松了一口气。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次，他竟然在考官注视下的不长时间内，为八位考生完成了试卷！这件事听起来太有传奇性了，我们怎么也想不出他是如何完成这极其艰难的操作的，但这种作弊在当时并没有惩处得要死要活，在今天听起来还十分有劲。事情到了清代就不同了，如果有人做“枪手”替别人考试，查出后在考场门外戴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再万里流放。我想，能够有胆量替别人考试，别人也可以信托他代试的那些人，学问和写作能力一定高于大多考生吧，他们应该是有把握中举而又未能中举的一群。为什么有把握中举而又未能中举呢？我们完全不得而知，只知道现在这群怀才不遇的读书人戴着木枷站在考场门外了。天很冷，考场设在北方，这些读书人冻得瑟瑟发抖，他们眼前，一大片穿着白花花单层羊皮的考生在蠕动。
6
一种巨大的不信任，横亘在考场内外。
科举本是朝廷与文人之间秋波对接，文化与政治之间情缘初订，但是，这种好不容易开始建立的信任竟然消解得如此快速，如此不留情面！乍一看，考场门口如狼似虎的兵士显示着考官对考生的不信任，实际上这只是整体不信任的一部分。例如推荐和自荐的行不通，在我看来，首先不在于考官对考生的不信任，而在于社会对考官的不信任。
宋代曾有人正确地指出，推荐人才之所以具有可信度，是因为敢于推荐别人的热心人和敢于接受推荐的官员都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其取人畏于讥议，多公而审”（《容斋随笔》卷五《韩文公荐士》）。推荐错了人，整个社会都会讥议，这是任何自爱的正派人都不愿意领受的，因此必然力求公正和慎审。但是，我们的考官是很难长久地维护住自己的声誉的，原因不在于品质而在于机制。品质再好的考官，在社会存在方式上也有多方面的可攻击性。
其一，权力网络上的可攻击性。
考官在考场以文化知识裁断考卷，但在官场却又是不大不小的官员。是官员就有上下左右需要顾及和忌避的地方，这与以文化知识为至高标准的考场法则有根本性的矛盾。他当然可以宣言只顾考场不顾官场，但如果真是这样，他裁断考卷的权力是谁给的？反过来，倘使太顾官场，他作为考场主宰者的文化形象又会污渍斑斑。多数考官是想在两相平衡中稍稍偏向于文化形象的，但事实上却很难做到。唐德宗贞元年间，礼部侍郎权德舆知贡举主持考政，皇帝的宠信李实暗示他几个必须照顾的人选，权德舆拒绝了，李实大怒，干脆公开提出二十个人的名单要权德舆接受，而且二十个人的前后名次也排定了。李实大言不惭地对权德舆说：“你可以按照我排的名次一一录取，否则，你就会贬谪到外地，到那时后悔无及！”这下权德舆不能不陷于矛盾之中了：按照李实的话办，必然被社会耻笑；但不按他的意思，他一定会到皇帝那里诬奏，如何是好。幸好不久后皇帝死了，李实不能再胡作非为。但李实对权德舆说的那番话，历来有很多考官都可能听到过，他们不可能都正巧遇到改朝换代。他们怎么做，可想而知。
其实，比权德舆受到李实威胁再早些年，另一位主持考政的礼部侍郎令狐峘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令狐峘担任主考官以来，高官中荐托的人很多，但名次数额有定，当然不能全部满足，因此很有一些人力图扳倒他作为报复。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收到当朝宰相杨炎的一封信，要他照顾一位有背景的考生。他怕照宰相的意思做了被别的官员揭露（甚至可能也怕宰相是否有意试探），想来想去不知所措，只得把宰相的来信上缴给皇帝。皇帝见信后把宰相找来问了一下，宰相杨炎见自己写给令狐峘的信竟在皇帝手里，十分气愤，就向皇帝反诉令狐峘。皇帝总是更相信宰相的，听完之后就骂令狐峘是奸人，把他贬了。在这里，作为主考官的权力不堪一击。
在朝廷各位高宫中，相比之下，好像考官的是非特别多，特别需要照顾前后左右的关系。公元八二〇年礼部侍郎李建主持科举考试，事后朝廷认为他没有主持好，理由是“人情不洽”，让他改任刑部侍郎。而事实上并不是“人情不洽”，而是他坚持以文化知识标准取士，反对请托。白居易后来说他“在礼部时，以文取生，不听誉，不信毁”；徐松说他“盖不听毁誉，故不免于遭谤也”。但白居易、徐松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盖棺。
令狐峘们一个个被贬了，李建们一个个调任了，只有那些绝不像他们那样做的考官们诚惶诚恐地在考场上正襟危坐。他们明白，考场只是官场的附庸，自己的基本身份只能是驯顺的官员而不能是刚正的学者。既然最要命的是“人情不洽”，那么，沉下心，换成人情练达。练达是为了自我安全而机敏地敛藏，是为了避谤躲毁而察言观色，是为了左右逢源而多方沟通。练达在无奈中，劳累在灵活中，规范在机巧中，消融在网络中。
其二，座主声誉上的可攻击性。
一个文官由朝廷任命而主持全国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社会声誉之高简直无与伦比。朝廷为了强调科举考试的权威性，也有意抬高考官的声誉，上文提到过的唐代进士及第后有“拜谢座主”的仪式，便是其中一个措施。座主就是主考官，进士拜谢座主既有真诚的感激也有实利的考虑。座主既受朝廷任命，及第进士自称门生必为自己增光，而且也会出现更多提携的机会。也许考生心底真正在感谢的是某位乡间启蒙教师，但乡间教师无法提供这种机会。于是，考官们在状元、进士们的拜揖中显出一种特殊的重要。
拜谢那天，及第进士们由状元带头，骑马来到考官宅前，下马后恭敬而立，把名纸呈进去通报，被迎进庭院后，列队向东而立，主考官则向西而立面对他们，接受拜谢。集体拜揖、状元致辞、各别拜揖，然后每位进士一一自报家门，“我是某某家族的什么人”、“我是某某人的重表弟”、“我是某某人的表甥孙”，尽量把自己家族亲戚中有点名堂的人物一起扯上以引起主考大人的关注。碰巧，也会有主考官同宗同族的亲戚中了进士，而这位亲戚在辈分上恰恰又是主考官的叔叔，那可怎么办呢？按照惯例，反一反，进士必须自称为侄，而尊主考官为叔。家族辈分在这里要服从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让叔叔张口叫侄子一声叔叔，他们两人都会震颤，但震颤得最强烈的是封建宗法秩序：仅仅做了一任考官，竟然可以让中国社会最基元的家族伦理结构为他而颠倒！
不仅如此，门生对座主的报答是终身性的，而且若有需要，甚至以死相报。连柳宗元都说：“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柳宗元等人都十分厌恶门生中那种一开始毕恭毕敬，到后来忘恩负义的投机取巧之徒，而他们的厌恶在当时几乎也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绝大多数门生是会永久地效忠座主的，不愿被大家目为“非人也”的渣滓。因此，作为座主也就拥有一笔比什么都要贵重的生命财富。以贤明著称的唐代主考官崔群与夫人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夫人劝他什么时候为子孙置几处庄园，崔群笑着说：“别担心，我已在全国各地置下了三十处最美的庄园。”夫人大为惊讶，崔群解释道：“前年我做主考官时，录取了全国各地的考生三十人，他们每人都是一所最美的庄园啊！”把一个个门生比作一座座庄园，实在将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当然这里多少也包含着座主一厢情愿的成分，因为崔群本人对自己的座主陆贽就比较冷淡，做主考官时也没有录取过陆家后代。为此，聪明而幽默的崔群夫人接过丈夫的比喻一叹：“可惜陆贽先生的庄园荒芜了。”
不管荒芜不荒芜，这些有趣的谈论显然掩盖了一个最根本的前提：科举考试是国家行为，考试的结果怎么转眼成了主考官的私有财产？这种考试为主考官创造了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声誉，但这种超浓度的社会声誉的背后所编织起来的座主一门生网络无疑与国家行为的主旨南辕北辙。一种带有帮会性质的社会小结构产生了，以结构内的无原则纠聚，来对付结构外的一切，成为上层政治生活中一团团根深蒂固的病灶，世称“朋党”。朋党从总体说来是社会的祸害，当然并非全由座主和门生的关系滋生出来，但这重关系显然起了提纲挈领式的点化作用，至少为全社会的低层帮会提供了存在的上层理由。柳宗元不是主张过门生对座主的忠诚吗，但他又讨厌文坛上那些拉帮结派之徒，愤怒地指斥他们“交贵势，倚亲戚，合则插羽融，生风涛”、“有不诺者，以气排之”。柳宗元的好恶很能代表当时文化界一批高品格文人的心态，然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厌恶的帮派之风恰恰与他们所称颂的座主和门生的关系直接牵连。
唐代名相李德裕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位政治家的仕途十分坎坷，一直处于大起大落之中，但他只要复出当权，总要对科举制度作一些实质性的改革，而改革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努力消解座主和门生之间的胶固关系。他在《停进士宴会题名疏》中指出，及第进士是国家挑选的“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为此，他提出：不要再叫座主、门生这些名号，进士们录取后可以参见一次主考官，今后再也不允许成群结队地去拜谒了，曲江宴、雁塔题名之类立即停止，及第进士三五人自己庆贺宴乐一下可以，但不许把当年所有及第者全都集中起来盛宴。李德裕的这些措施，显然是针对由科举考试所形成的帮派的。但随着李德裕的又一次被贬，这些措施也就烟消云散了。
好在一切有头脑的政治家或迟或早都会重新发现李德裕发现过的问题，因此试图阻遏座主和门生之间胶固状态的呼吁和措施历代不断。北宋建隆年间朝廷明确下诏，不准把主考官称为“恩门”、“师门”，录取考生也不准自称是某某考官的“门生”，违者就算犯法。可以代表历史对这个问题下结论的是清代大学者顾炎武，他说：“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遂有朋党之祸。”既然如此，那么，历代整治这个问题也就无可厚非了。
虽属机制性整治，但诸多考官显然也要承担一定的道义责任。史籍中对他们最常用的指判词总是这样八个字：“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在这一点上，不仅朝廷，而且连社会也对他们表示出很大的不信任。清代一再出现的酷烈的科场案，便是朝廷的这种不信任的病态表现。想当初，朝廷正是想借几双最值得信任的眼睛考察一下社会上有哪些士子可以信任，才推出科举考试的，没想到最终连那几双眼睛也无法信任。在一切都无法信任的气氛中，什么事情都会变质。最可怜的是那些考官，自己的眼睛早已被多年诗书和成堆考卷磨成昏花，偶一抬头，竟发现上上下下有那么多不信任的眼睛逼视着，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其三，文化资格上的可攻击性。
考官们在权力和声誉上既然都难于自立，那么就只剩下文化上的资格了，但可悲的是，他们作为一个庞大帝国遴选行政管理官员的主要执行者，在文化资格上也是十分脆弱的。
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那么长，涉及的范围那么广，包罗的内容那么多，一个再刻苦用功、博闻强记的人穷其一生也只能把握其中极有限的一些块面，而对其他块面只有一些影影绰绰的印象罢了，这种情形，科举考试的主持者、命题者和阅卷者也未能例外。但考生来自全国各地，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即便在同一文化模式里也会有不同的记忆侧重，因此考试中涌现出来的文化信息之纷乱繁杂往往超越考官们的可控范围。更要命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国文人互相评鉴文化知识水平的标尺往往不在于宏观识见而在于细节记忆，一有细节上的记忆失误，立即哄传为笑柄。中国文化拥集着多少细节啊，但人们总是在一笔之误、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一典之错中来否定一个人的整体文化程度。考官对考生是这样，社会对考官也是这样。这种传统一直延伸下来，直到今天，有些历史学家在嘲谑科举考试是一场不学无术的骗局时，往往也动用了一些文化细节，这应该说是不公正的。由此可以设想在古代，考官们为了免使自己暴露哪怕一丁点儿的文化缺漏将会承受多大的心理磨难。
《明史记事本末》记载，明正德六年（公元一五一一年）的一次会试，考试后公布的一份优秀考卷中有一个知识性的误差，即在行文中不小心把孔子生前褒扬的十个弟子和孔子身后人们祭祀时配享的十个弟子有点混淆。考官阅卷时可能只欣赏立意和文词，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落第考生知道后大哗，写出大字报到处张贴，所有的考官都觉得丢了脸，自认晦气不敢吭声。这件事很能说明一种过于沉重的文化传统与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之间的深刻矛盾，考官只不过是这场矛盾中的润滑剂和牺牲品。他们随时会被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文化细节噎得喘不过气来，不能不始终如履薄冰。
在这种心态下，可能产生的笑话反而更多。乾隆年间一个考生在考试前外出游玩，在路边见到过两棵槐树之间一口井这样一种普通的景象，不知怎么就记住了。临到考试，他怨恨自己肚子里典故太少，写出文章来容易被人觉得没有学问，便决定杜撰几个出来，灵机一动写出一句“自两槐夹井以来”，如此等等，他写得那么从容，阅卷的考官紧张了，心想一定是我没有读到过的典故，为了掩饰，给予佳评，这位考生竟被取为解元。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体猜测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他也不能保证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中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眼睛算他“用典有据”。
这种麻烦连一些学问家也经常遇到。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优秀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宰相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龢以知识广博闻名，低头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闾面”对“詹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龢闹了笑话。但我们在笑翁同龢的时候不会太畅快，因为我们相信他确实看到过“闾面”。深不可测又朦胧混沌的中国文化几乎能为任何一种勉强自圆其说的答案提供可能性，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判断的困惑。照理像翁同龢这样的学者是最有文化资格来主持考试的，但这次他错了，错在不知道某位考生对中国典章文辞把握的范围。那么主考者应该以哪一条水平线来与考生对位？谁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考官甚至完全不相信科举考试有客观标准，不相信自己阅卷判断的准确性，只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弃取，便暗暗地用抓阄的办法来领悟“文昌帝君”的旨意。据说清道光年间的穆彰阿就是这么干的。这实际上是对考官职责的全面放弃。
主考官们在文化资格上还会受到更恶性的挑战，并按中国惯例，由文化而直接诱发政治威慑和政治迫害。考官们不仅避不开朝廷的斧钺，而且也躲不过考生的利剑。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七三六年李昂任主考官，考生李权通过亲戚邻居的关系来走门路，性子刚直的李昂大怒，召集起考生当众责斥李权，而且把李权文章中不通的句子摘抄出来贴在街上。于是李权决定报复，他找到李昂，出现了以下一段对话——
李权：古人说过来而不往非礼也。我的文章不好，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主考大人也有不少文章在外界传流，我也想切磋一下，可以吗？
李昂：有何不可！请吧。
李权：有两句诗，“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是主考大人的吗？
李昂：是的。
李权：您诗中用了“洗耳”的典故。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是说古代的尧在他的表老之年不想再统治天下了，要把自己的权位禅让给许由，没想到许由不仅不想掌权，而且根本不想听让他做官的话，认为是最坏的话，听到后还到水边去洗耳朵。
李昂：……
李权：今天我们的皇上年富力强，还远没有衰老到退位的年岁，而且皇上好像也没有把皇位让给主考大人的意思，您洗耳朵干什么呢？
听了李权这番话，李昂身为主考官却惶骇万状，一下子软了下来。
是啊，考官也是文人，而且又比较有名，文章流播世间，考生为揣摩他们的好恶又曾仔细研读过，要在他们的文词中找一点岔子是再容易不过的。岔子的入口点总是典故，而终点总是政治。当你一旦成了考官，你曾经引为自豪的全部学问背后，可能都掩藏着一个个陷阱。
从以上所述考官们可被攻击的三个方面，我们大体可以看到科举考试在主持者和操作者一面所遇到的一系列巨大麻烦。以前我们更多地关注考生们的悲哀，结果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一群邪恶而又愚蠢的考官大臣在胡闹。这种误解容易让人得出一个结论：科举制度的痼疾是可以避免的，只不过历朝主持者不好罢了。但是，当我们把视线一旦停留在科举考试主持者们身上，发现他们如何处在一种极其脆弱又难于被人信任的困境中，而这种困境的造成基本上又不是因为他们个人品格上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憬悟：科举考试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行为。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种千年的无奈。抓住它，满手芒刺；丢弃它，步履艰难。
7
科举考试最终的彻底败落，在于它的考试内容。
其实这也是一个千余年伤透了脑筋的老问题，历来很多有识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而唇枪舌剑，激烈争论。考试主持者们也曾做过一系列试验。一次次地改革考试内容，力图使它更符合选拔管理人才这一根本目的。我在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反复读到，考试中究竟是侧重诗文经典，还是侧重联系社会实际的时务策，是人们讨论的一个难点。在唐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十分重视时务策的，例如元结任州试考官时曾出过这样几个试题：
一、你认为应该如何消解当前的强藩割据？
二、你认为应该如何使官吏清廉，断绝他们的侥幸所得？
三、你认为应该如何使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耕种？
四、你知道粟帛估钱的情况吗？
在大诗人杜甫出的试卷中，有“华阴的漕渠如何开筑为宜”、“兵卒如何轮休”等题目。白居易则问考生“如何改进各级官员的薪俸制度”、“如何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农贫商富的问题”等等，都非常切于实用。
这些试题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不错，但我们也不能褒奖过甚。沉溺于诗赋考试固然太局限、太没有现实意义了，但是能对身边的现实问题发表一点议论的也未必是人才，因为议论和操作完全是两回事。更何况，在考试中讨论身边的具体问题，阅卷的困难很大，考官自己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很容易成为一种取舍标准，从而对看法与考官相左的考生带来不公正。与诗赋考试相比，时务策的考试当然不大会重视考生整体文化素养方面的水准，答题成败的偶然性更大。也许正因为这样，一些大学者倒并不倾心于这方面的改革，他们觉得科举考试也就这么回事了，靠几道试题来断定什么样的考试有用，什么样的考试无用，未免显得武断。苏东坡说：
自文章而言，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策论、诗赋均为无用。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科取士，不过如此而已。
“均为无用”、“不过如此而已”，真是大家口吻。柳宗元说得更透彻，他认为试题的变来变去并不会改变取士的方向，不要企望试题出现了什么方面的内容就会选拔到什么方面的人才。考生总是那些读书人，朝廷侧重考什么内容，他们就作什么方面的准备，好像很对应，却未必是人才。关键是要找到真正的人才。
苏东坡和柳宗元的看法高人一筹，但作为稀世人才他们对人才的要求与科举考试想选拔的人才有较大的距离。就一般人才的选拔而言，考试内容还是很重要的。一定的试题定向标志着国家对人才的需要重点，也会对全国应试者的自我塑造起一个引导作用。可惜自宋代至明清，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标准越来越不明确，只靠着一种历史惯性消极地维持着科举，为了堵塞种种堵不胜堵的漏洞，考试规则越来越严格；为了符合上下古今多方位的意识形态要求，考试内容越来越僵硬。终于，出现了八股文。
用八股文取士，不仅内容限定、格式限定，而且许多联接虚词也是限定的，这至少对考官阅卷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使各种不同的考生纳入了一种相同话题和固定格式下的充分可比性。我们前面说过，考试不比创作，不能离开了可比性规范任意发挥，就是要看考生在不自由的程序中如何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美国的“托福”考试也是一种“八股”。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社会责任和历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昏庸考试方式。全国士子为通过这项考试一年又一年地钻研八股文的写法，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废物。对此，清代医学家徐灵胎随手写的一首道情表达得很清楚（文中“时文”即指八股文）：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整个九州大地都是这个景象，几乎一切稍稍有点文化良知的人都已看不下去。事情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国际社会的参照系生愣愣地出现在中国文人前面，无情的多方位对比强烈到让人眩晕。一千多年前当科举制度刚刚盛行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科举制度不就是要为这个形象增色添彩的吗，怎么增添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这副模样？是中国上了科举制度的当？或是科举制度上了中国的当？或是它们彼此上当？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种莫名的历史魔力的当？
十九世纪晚期的世界已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现在已经不必说了，真正值得关注的倒是当时仍在科举制度控制下的中国。据齐如山先生回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举制度抵拒着商业文明。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级最低的科举考试，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在当时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见知县时可以有座，也可以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与此相反，一个商人，即便是海内巨贾、富甲一方，见知县时却不会有座，也不准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造像：一个读了几年死书而没有读出半点门道的失败者傻乎乎地端坐着，一个已经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活力的实践者像仆役一样侍立着。这一历史造像，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么，享有社会特权的科举考试参加者到了十九世纪晚期还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参加考试呢？周作人先生回忆道，那是大寒季节，半夜起床，到考场早早坐定，在前后左右一片喧嚣中等到天亮，天亮后有人举着一块木板过来，上面写着考题，于是一片喧嚣变成了一片咿唔，考生们边咿唔边琢磨怎么写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时间显得紧张，咿唔也就变成呻吟：
在暮色苍茫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
齐如山先生对此还作了一个小小的补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试是无法离座大小便的，于是可想而知，场内污秽横流，恶臭难闻。
读到这类回忆我总是蓦然发呆：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
出于时代的压力、国际的对比，一九〇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中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四书五经仍考，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时，开设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
这个弯转得既没有基础又不彻底，而转弯的指挥者自己又极不情愿，结果怪事连连。据说为了迎合要考中外政治历史的旨意，有一次考官出题时把法国的拿破仑塞进去了，而且因为粗粗地知道他与中国项羽一样是一位以失败而告终的勇猛战将，便出了一道中外比较的试题：《项羽拿破轮论》（当时译名初设，把拿破仑译成拿破轮）。出题的考官赶时髦，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怎么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开笔就写道：
夫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使破轮自修其政，又焉能为项羽所拿者？拿全轮而不胜，而况于拿破轮也哉？
这位考生理所当然地把“拿破轮”看成是一个行为短语：什么人伸手去拿一个破轮子。项羽有没有拿过破轮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试鼓励空洞无物的瞎议论，文章也就做下去了。当我读到这则史料时像其他读者一样不能不哑然失笑，我想，这位考生敢于做这篇文章倒也真有一点“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的气概，科举考试在当时确实已成为一个破轮，它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前滚动了。为了不让这个破轮使整个大车倾翻，在喊声鼎沸中，科举终于废除。
科举废除后新式学校一所接一所办起来了，这不仅释放了一大批原先已经走上科举之途的读书人如上文提到的齐如山、周作人他们，而且实实在在地造就了一大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新型人才，二十世纪中国的光明面，基本上是由这些新型人才造就的。如果科举制度再延续一些年月，那么中国在二十世纪将会更加死气沉沉、无所作为。
但是，废除了科举制度的中国有了新式教学，却没能从制度上解决管理人才的选拔问题。我们记得，科举制度在它产生之初首先是一个人才选拔制度而不是教学制度，它在教学上的恶果只是它后期发展的副产品。副产品的恶果被阻遏了，而千余年前这一制度的设计者们的宏伟初衷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去替代。新型的学者在成批地产生，留学外国的科学家在一船船地回来，但管理他们的官员又是从何产生的呢？而如果没有优秀的行政管理者，一切学者、科学家都会在无序状态中磨耗终身，都会在逃难、倾轧、改行中折腾得精疲力竭，这已被历史反复证明。
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
8
科举实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个历史都被它搞累，我写它也实在写累了。我估计，读者也一定已经读得很累，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一种没有结论的回顾，没有终点的叙述，走笔至此，满心怅然。
眼前突然浮现一个舞台场面，依稀是马科导演、陈亚先编剧的《曹操和杨修》。曹操新当政，急需管理人才，下令在全国招贤，一个年轻的差役，像更夫一样满街敲锣，敲一下喊一声：“招贤罗！哐！……招贤罗！哐！……”曹操的时代还没有科举，但那几下锣声足可概括千年科举的默默呼喊。
戏一场场演下去，招来的人才卷入了纷争的漩涡，困顿、后悔，直到死亡。但在每一场幕间，招贤的锣依然在敲，一声比一声怪异，一声比一声凄凉。记得最后一场，年轻的差役早已须发皓然，步履蹒跚，锣破了，嗓子哑了，但那声音分明还在一声声传来：“招贤罗！哐！……招贤罗！哐！……”
那个场面好像下了雪吧？积雪的土地仍然埋藏着对人才的渴望吧？打锣老人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地排过去，凛冽的寒风卷走了锣声和喊声。这一出中国政治的幕间戏演得好长，最后是悲剧是滑稽很难分辨。应该剧终了，我们站起身回头再看一眼，然后离场。